偶看新闻农历8月14是什么星座:赵汀阳：中医问题的要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9:40:23
赵汀阳：中医问题的要害 只有当能够放弃对各种“奇迹”的幻想，只有当认识到天底下没有神奇的东西，中国的各种思想，包括中医，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最近，关于中医的争论，很值得人们谨慎思考。民国时期就有过甚至激烈得多的中医存废争论，反对或支持中医的理由和今天的争论也差不多。其中涉及技术性的问题，我不懂所以不能评论，但争论中一些属于思维方式的问题却可以讨论。比如说，有人会举出中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温和，其实也治死过人。中医可以治死人，这是事实，但问题是，这个事实不是证明中医有害的有效论据，因为西医同样可以治死人，而且治死的恐怕不见得比中医少。因此，这样的论证是无效的。同样，这类论证也不可能反过来证明中医是更好的。事实总是对的，但必须正确使用事实。 中医肯定有许多问题，但好像也不能说成是“伪科学”。“科学”这个西方概念有着广义用法和狭义用法，如果是广义用法，则几乎所有能够学科化的知识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因此各种人文社会知识也都被说成是“社会科学”，其中特别有趣的是，政治研究被称为“政治科学”。 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显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相差甚远，甚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狭义用法，就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一般包括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但即使这两者也有本质差别。经验科学就是自然科学，要求在实验、观察和应用上具有可重复的可验证性（但怎样才算是充分有效的“验证”，也仍然是个被讨论的问题）。形式科学就是数学和逻辑，它要求的是普遍必然性，但不一定符合经验事实。 考虑到“科学”这个概念的多种含义，在说到中医是“伪科学”或者“不科学”的时候，似乎应该明确是什么意义。一般来说，医学大概是个混合科学，很难局限于自然科学，即使西医也是如此，因为医疗要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是人的某个部位，也就必须把心理、精神、态度等考虑在内。 如果说中医的科学性（自然科学意义上）不够严格，因此就是伪科学，这样会引起许多连锁困难。按照这个逻辑，社会科学当然都是伪科学，比如说经济学的伪科学程度恐怕只能超过中医；依此类推，心理学也是伪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不可靠，气象学、地震学等等都是很不准确的，即使是王牌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假如一定要比拼“严格性”，就都远远不及数学，而数学这一“真理的最后保障”也仍然会有漏洞，哥德尔定理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等逻辑学家早就证明，大概只有“重言式”，相当于万无一失的废话，才是绝对严格的真理。这么说不是在为中医狡辩，事实上人们都会同意中医需要大大地改进，但如果以不科学的论证方式去证明中医是不科学的，则恐怕不能让人满意。 许多人相信中医的“药”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有许多“验方”，但是中医的“学”（理论）则被认为是胡说。关于这一点，似乎也有讨论的余地。现在已经发现，中医的某些“药”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而且，“验方”之“验”有可能只是传说，而不是实验所证明的，因此，中医的“药”有许多疑点。但另一方面，中医的“学”却恐怕并不见得就是胡说，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阴阳五行。无论在中医里还是在中国哲学里，阴阳五行都不应该被理解为真实物质的“阴阳”和“五行”，那样当然就是胡说了，而是应该理解为代表相生相克动态关系的符号，它表明的是，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循环作用的关系，而且永远是动态的。假如能够忘记金木水火土这些真实的物质，而只看作是一个符号体系，就有可能经过改革而发展成有助于分析复杂综合的医学问题的解释系统。这也只是猜想。 我比较同意医学家袁钟先生关于中医的看法，他相信中医应该有所改革，以便能够建立甄别“好的中医”与“差的中医”的中医标准，因为在缺乏标准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以中医面目而出现的似是而非的“神功秘技”，而那些神秘主义是非常有害的，不仅害人而且害了中医。这让我想起我认识的两个武术家曾经跟我说到的，真正的武术既不是打扮成“体育”的表演，也不是断金裂石无坚不摧的“神功”传说，而是有效和正确的格斗技术，中国武术的高明之处在于发展了能够以弱胜强、以小力胜大力的独到技术。中国文化有极其深刻的一面，但也有神秘化的一面，特别表现为相信各种“奇迹”，而与人们对奇迹的幻想相配合，就发展了各种弄虚作假的表演。对“奇迹”的幻想以及对“表演”的迷恋正是妨碍发挥中国深刻思想的一个原因。只有当能够放弃对各种“奇迹”的幻想，只有当认识到天底下没有神奇的东西，中国的各种思想，包括中医，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赵汀阳：说自己和说别人
我们经常听到做电视、电影或者出版的业者谈市场的压力。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但不应该是积极主动庸俗化的理由。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去年以来有些最具知名度的大导演或娱乐明星纷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没什么雅俗之分,甚至认为没有雅的东西,其实全都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俗文化受众多,更为火爆,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俗文化成为主旋律之后,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否定雅文化具有更高价值,甚至否定雅文化的存在,问题就有点大了。否定雅文化的做法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文化暴力,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文化暴力往往是利用电视台等传媒的全力宣传和支持去进行的。有位西方著名学者比较关心中国,他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得如此“不健康”感到吃惊,这个“不健康”不是指色情暴力,他说的是中国现在的艺术家和导演往往用很猥亵很脏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各种事物。他说得对。
雅俗是不是真的不分呢?现代社会有一个特征叫做“平等”,平等没错,但要看在什么方面平等、如何平等。平等就要向某种标准对齐,古人说要见贤思齐,这是往更高更好的事物看齐而形成的平等,比如说,优秀作品应该成为公共资源,让一切人有机会看到优秀作品,良好的教育不能被某些人霸占,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人人有机会接触更好的文化,然后都能得到提高,最后大家都在更好更高的层面对齐,这是人人得到优化的平等。像现在的这种向低看齐、向下看齐的平等是一种集体堕落的平等。假如可以雅俗不分、高低不分、善恶不分,什么都不分,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文化重建是个大问题,有两件事情值得关心,一是重新说自己,重建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叙事。另一方面要去说别人,要面对世界,用中国思想去解释世界各种事情。
说自己,中国自身的思想和文化重构,目前还是初步的。从目前的话语主流来说,还是用西方的观念看中国的多,这是替西方人看中国,不算中国自己独立思想。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创作新的中国观念,或者重构中国叙事,比如汪晖重新叙述的中国思想史,我也试图重构天下等等中国理念,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诸如此类的努力,观点都可以商榷,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起来。
说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目前来说,说自己不多,说别人就更少了。按照西方人的想法说西方人的故事,这还是等于翻译。问题是我们关于西方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假如中国的事情用西方观点看,西方的事情乃至世界的事情也用西方观点看,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最多就是西方观点的编译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化工作,但显然不是文化重建工作。能够分析自己,也能够分析他者,这才算有一种文化。
前不久在欧洲参加关于文化危机的会,我试图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我说到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四大发明,这是《坏世界研究》里的观点。
第一是发明了政治宣传工作。基督教以前没有,希腊时代有煽情,但还没有靠不断重复、到处传播的宣传。今天所有的政治宣传、广告,诸如此类,都起源于基督教的传教。第二是发明了心灵管制。忏悔和精神指导,相当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不断认错,不管有没有错,最后心灵就体制化了。第三是发明了群众。基督教之前只有众人,就是一群人,乌合之众,比如希腊广场上聚一堆人,聚众不等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群众,群众必须心灵具有复制性和通用性,基督教信仰发明了通用身份和复制心灵,这才有了群众。第四个发明是绝对敌人。以前敌人是暂时利益之争形成的敌人,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而基督教发明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仅仅因为异己性就成为敌人,原型是魔鬼和异教徒。
西方学者可能没有听过这种奇谈怪论,虽然认为其中某些批判过火了,但还是承认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反思过。同样,中国学者也经常在西方思想中找到自己缺乏的想法。这说明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很重要。
最后说说纪录片。我非常尊重纪录片,纪录片一般都比较有趣。前不久在某个频道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美国邀请了五个真正土著黑人,到美国走一圈参观。那些黑人特别真诚严肃,跟美国人谈论重要的问题,比如和平与战争,如何生活比较好,还讨论在美国干什么都用钱多么烦,都是严肃深刻的问题。可是白人虚伪透顶,不回答人家的严肃问题,尽说些中产阶级废话,还特浅薄,就会说欢迎来参观,你们跳舞了,带来了你们的文化艺术给我们看。就好像全世界都只是美国人看看而已的文化景观。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态度。
我和王铭铭还有艺术家邱志杰十年前曾经想拍一个纪录片,但没有资金实现,不过想法还是值得一提的。当时我们计划拍一个反向人类学的纪录片,人类学原来是西方研究他者的学问,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从西方的普世文化去研究地方文化,由中心去研究边缘,由文明研究野蛮,这样一种所谓的研究。但是在今天这个人类学格局已经不管用了。过去中国也被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假如今天人类学对象变成了人类学主体,反过来把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会有什么效果?当时我们想象一个中国团队去反过来把西方作为人类学田野,以中国的观念去解释西方事物,用中国的语言、观念重构西方的故事,也许很有些特别效果。不知道是否能够像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样有趣。
2010，《读书》07期
赵汀阳：改革——怨恨挡不住诱惑
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 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 原则性不强, 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 难怪人们爱说“ 挂一漏万” 。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 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 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 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 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 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 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 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 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 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 如老子所说, “ 无可争, 所以不争” 。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 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 饿坏了, 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 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 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 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 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 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 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 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 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 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 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厦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 人们只模仿成功者, 无数人立即模仿, 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 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档, 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 富起来”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 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 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 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 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 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 矛盾也就出现了。
改革成功会带来新的问题, 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馅饼当然越大越好, 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 但问题在于, 帕累托改进对于经济学也许够了, 但对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就不够了。馅饼大了, 人人都多得了一些, 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 完全不成比例, 社会怨恨就无法避免。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 经济学馅饼” , 而且更想要“ 心理学馅饼” , 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 , 如此等等。总之, 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人们最怨恨的是“ 不公” 而非“ 不均” 。在私有制条件下, 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 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 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 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 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 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 是一种时尚, “ 比别人更富” 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 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 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 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 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 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 这才是“ 贫富问题” 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 但恐怕不是服丸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 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 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
引导中国改革成功的“ 新群众运动” , 发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时候就终结了, 运动是人人的, 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当社会的改革动力有了疑问, 出现了政治危机, 就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创造一个新目标和新的群众运动, 例如, 毛泽东天才地发现在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 继续革命” 以重新唤起社会动力, 他创造了“ 文化大革命” 。不过事实证明, “ 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失败的革命, 其原因之一在于, 否定传统之后人们发现并没有得到什么, 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不可能一墩而就, 所以文化总是表现为传统。柏克当年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过分摧毁。邓小平为新群众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所以成功了。问题是, 人们会想, 下一步呢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新目标按照流行语, 人们想要“ 深化改革” , 这太含糊, 问题是具体的理想和诱惑。
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 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 周礼” 、“ 大同” 这样的传统, 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 不需要改变, 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 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 更新更好” 的东西, 否则就很失败, 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 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 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 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 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 而仅仅是一种社会一政治手段, 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 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 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 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 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 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承担政治责任, 所以是“ 合法的” , 即使集体犯傻也是“ 合法的” 。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 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 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 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 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 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 事实上, 人们目前所理解的“ 自由” 、“ 民主” 、“ 人权” 之类的概念, 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 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 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
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 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 最好的” 制度, 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 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 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 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 这是明显的, 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 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 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 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 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 周王得天下之后, 周公就创制礼乐, 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 礼相当于制度, 乐相当于精神生活, 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没有引向幸福的价值观, 物质的丰富只能使人更惶恐、更失落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 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 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 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 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 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 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 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 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 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 那么说出大天, 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 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 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 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 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竟争主义的, 西方对“ 他者” 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 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 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 于是, 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 , 而且他相信, 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 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 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 否则无事可做。因此, 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 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 非常初步的强大, 就已经卷人世界游戏, 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 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 游戏变量太多, 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 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 特别狡猾的人” 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 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 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 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 如果对方恶意敌对, 则坚决回击。
这个TFT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 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 坏人终将失败, 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 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这个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
（本文原载于《商务周刊》2008年5月）
赵汀阳：中国应比西方有更大胸怀
西方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来源。最早是罗马发明的“万民法”，就是给各族一切人民订立的法。这个发明很重要，法律一开始都是当地习惯法，但当罗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罗马人发现当地法律往往与罗马法律不同，造成管理上的麻烦，罗马人于是产生了为世界建立通用法律的野心，这就是所谓的“万民法”。这是西方最早的“普世观念”，但毕竟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并不是完整的价值观。
西方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的开始应该是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是特殊宗教，只管自己的民族，只保佑自己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教义其实差不多，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基督教把地方性的特殊宗教变成了普遍宗教。犹太教想的是上帝只照顾犹太人这种“选民”，没想别的民族。基督教则说上帝不是犹太人自己的，而是世界上所有愿意成为信徒的人的，普世价值由此引发。基督教把上帝说成了普世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圣经的价值观就变成西方的第一批普世价值。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主要和“个人”有关。基督教之前，每个人虽有自身独立的肉体存在，却无所谓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支配自己的权利，相反，个人属于并且服从于群体或者一个组织。“个人”这个概念是发明出来的，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基督教对个人的发明做了准备工作，只要拥有了信徒的身份，那么每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一个奇怪的后果就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兄弟，你的儿子也是你兄弟，这种等距的关系摧毁了社会的自然关系。
后来西方现代社会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个人的概念更加完整，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个人概念的最后完工要归功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自由没有落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就仍然是空话，只有私有财产权才能保障自由，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这样，个人概念就完整了，基于个人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普世价值。以“个人”为支点的普世价值主要有人权、政治自由和平等，正如罗马“万民法”贡献的是公正。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历史上长期以来“民主”在西方是一个坏词，始终和“胡闹”、“低俗”、“暴民”联系在一起，民主变成好词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多半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完全是政治策略，是打击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工具。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碰巧都搞西方式民主，并且民主地决定反对西方，没准儿西方就该说民主是坏东西了。
中国的“天下”有更宽广的心胸
中国的普世价值来源和“天下”这个概念有关，也就是“天下一家”，这个雄心甚至超过罗马“万民法”。天下观对世界性的理解有别于罗马，罗马人的“万民法”体现的是帝国概念，他们想的是把世界各个地方都变成“罗马”。罗马的“帝国”概念和中国的“天下”相比，尽管覆盖面积一样大，但心胸小得多，天下观关心的不是如何把别的地方变成华夏，而是相信存在着能够让各地各国和谐合作的办法。罗马价值观的一个后果就是“殖民主义”，统治别人，让别人按我的规矩来。如果遇到强国对抗，后果就是国际无政府主义，战争或者均势（balance）。这样的思路显然不具有天下观的兼容一切的胸怀。
中国的“天下”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中国，天下观认为世界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种存在都一视同仁，从没想过要把别人的文化给毁了。天下观想的是如何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下，建立一个普遍和谐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是每个国家都喜欢的秩序，也就是说，加入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
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普世价值不一样，它并不认为有一种价值绝对正确，而其他是错误的，并且正确的要去消灭错误的，相反，天下观相信各种价值都有各自的道理，事物如此不同，要让它们共同存在，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和谐兼容的普遍关系。中国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关于“关系”的，比如“仁义”和“和谐”，而不是关于“个人”的，这和西方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比批评西方重要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普世价值，这不好说，估计不太愿意，因为从逻辑和结构上看，西方价值体系都很难引进中国价值，但反过来，中国价值更能兼容西方的价值。如果中国能把西方的好东西都消化了，中国价值就更丰富。比如，在中国的“和谐”、“仁义”的观念上，添加“自由”、“平等”的价值，这并不形成矛盾。中国现在就试图这样做，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倾向于兼备这些观念，似乎也没有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比如说，年轻人一方面更懂得扞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中国式情义。
对于西方社会来讲，如果引进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比较不适，因为以“关系价值”去削弱“个人价值”要比以“个人价值”去冲淡“关系价值”痛苦得多。中西两种价值观的混合配方虽然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等加和谐、仁义，但是何种价值在先并且优先，会有很大区别。先长成什么样再去学其他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西方容易，西方学中国难。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远比批评西方重要。如果中国配好自己的价值配方、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别人愿意不愿意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非要给别人做榜样，就成了输出价值观，这和西方输出民主如出一辙，这个传销模式源于传教，非要让别人信。对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原则是：别人来学，我们就让学，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所谓“礼不往教”。这个原则我看很好。
赵汀阳：说自己和说别人
我们经常听到做电视、电影或者出版的业者谈市场的压力。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但不应该是积极主动庸俗化的理由。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去年以来有些最具知名度的大导演或娱乐明星纷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没什么雅俗之分,甚至认为没有雅的东西,其实全都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俗文化受众多,更为火爆,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俗文化成为主旋律之后,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否定雅文化具有更高价值,甚至否定雅文化的存在,问题就有点大了。否定雅文化的做法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文化暴力,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文化暴力往往是利用电视台等传媒的全力宣传和支持去进行的。有位西方著名学者比较关心中国,他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得如此“不健康”感到吃惊,这个“不健康”不是指色情暴力,他说的是中国现在的艺术家和导演往往用很猥亵很脏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各种事物。他说得对。
雅俗是不是真的不分呢?现代社会有一个特征叫做“平等”,平等没错,但要看在什么方面平等、如何平等。平等就要向某种标准对齐,古人说要见贤思齐,这是往更高更好的事物看齐而形成的平等,比如说,优秀作品应该成为公共资源,让一切人有机会看到优秀作品,良好的教育不能被某些人霸占,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人人有机会接触更好的文化,然后都能得到提高,最后大家都在更好更高的层面对齐,这是人人得到优化的平等。像现在的这种向低看齐、向下看齐的平等是一种集体堕落的平等。假如可以雅俗不分、高低不分、善恶不分,什么都不分,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文化重建是个大问题,有两件事情值得关心,一是重新说自己,重建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叙事。另一方面要去说别人,要面对世界,用中国思想去解释世界各种事情。
说自己,中国自身的思想和文化重构,目前还是初步的。从目前的话语主流来说,还是用西方的观念看中国的多,这是替西方人看中国,不算中国自己独立思想。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创作新的中国观念,或者重构中国叙事,比如汪晖重新叙述的中国思想史,我也试图重构天下等等中国理念,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诸如此类的努力,观点都可以商榷,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起来。
说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目前来说,说自己不多,说别人就更少了。按照西方人的想法说西方人的故事,这还是等于翻译。问题是我们关于西方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假如中国的事情用西方观点看,西方的事情乃至世界的事情也用西方观点看,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最多就是西方观点的编译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化工作,但显然不是文化重建工作。能够分析自己,也能够分析他者,这才算有一种文化。
前不久在欧洲参加关于文化危机的会,我试图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我说到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四大发明,这是《坏世界研究》里的观点。
第一是发明了政治宣传工作。基督教以前没有,希腊时代有煽情,但还没有靠不断重复、到处传播的宣传。今天所有的政治宣传、广告,诸如此类,都起源于基督教的传教。第二是发明了心灵管制。忏悔和精神指导,相当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不断认错,不管有没有错,最后心灵就体制化了。第三是发明了群众。基督教之前只有众人,就是一群人,乌合之众,比如希腊广场上聚一堆人,聚众不等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群众,群众必须心灵具有复制性和通用性,基督教信仰发明了通用身份和复制心灵,这才有了群众。第四个发明是绝对敌人。以前敌人是暂时利益之争形成的敌人,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而基督教发明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仅仅因为异己性就成为敌人,原型是魔鬼和异教徒。
西方学者可能没有听过这种奇谈怪论,虽然认为其中某些批判过火了,但还是承认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反思过。同样,中国学者也经常在西方思想中找到自己缺乏的想法。这说明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很重要。
最后说说纪录片。我非常尊重纪录片,纪录片一般都比较有趣。前不久在某个频道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美国邀请了五个真正土著黑人,到美国走一圈参观。那些黑人特别真诚严肃,跟美国人谈论重要的问题,比如和平与战争,如何生活比较好,还讨论在美国干什么都用钱多么烦,都是严肃深刻的问题。可是白人虚伪透顶,不回答人家的严肃问题,尽说些中产阶级废话,还特浅薄,就会说欢迎来参观,你们跳舞了,带来了你们的文化艺术给我们看。就好像全世界都只是美国人看看而已的文化景观。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态度。
我和王铭铭还有艺术家邱志杰十年前曾经想拍一个纪录片,但没有资金实现,不过想法还是值得一提的。当时我们计划拍一个反向人类学的纪录片,人类学原来是西方研究他者的学问,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从西方的普世文化去研究地方文化,由中心去研究边缘,由文明研究野蛮,这样一种所谓的研究。但是在今天这个人类学格局已经不管用了。过去中国也被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假如今天人类学对象变成了人类学主体,反过来把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会有什么效果?当时我们想象一个中国团队去反过来把西方作为人类学田野,以中国的观念去解释西方事物,用中国的语言、观念重构西方的故事,也许很有些特别效果。不知道是否能够像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样有趣。
2010，《读书》07期
赵汀阳：改革——怨恨挡不住诱惑
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 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 原则性不强, 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 难怪人们爱说“ 挂一漏万” 。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 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 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 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 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 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 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 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 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 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 如老子所说, “ 无可争, 所以不争” 。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 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 饿坏了, 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 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 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 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 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 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 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 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 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 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 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厦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 人们只模仿成功者, 无数人立即模仿, 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 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档, 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 富起来”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 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 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 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 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 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 矛盾也就出现了。
改革成功会带来新的问题, 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馅饼当然越大越好, 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 但问题在于, 帕累托改进对于经济学也许够了, 但对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就不够了。馅饼大了, 人人都多得了一些, 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 完全不成比例, 社会怨恨就无法避免。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 经济学馅饼” , 而且更想要“ 心理学馅饼” , 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 , 如此等等。总之, 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人们最怨恨的是“ 不公” 而非“ 不均” 。在私有制条件下, 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 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 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 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 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 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 是一种时尚, “ 比别人更富” 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 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 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 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 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 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 这才是“ 贫富问题” 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 但恐怕不是服丸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 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 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
引导中国改革成功的“ 新群众运动” , 发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时候就终结了, 运动是人人的, 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当社会的改革动力有了疑问, 出现了政治危机, 就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创造一个新目标和新的群众运动, 例如, 毛泽东天才地发现在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 继续革命” 以重新唤起社会动力, 他创造了“ 文化大革命” 。不过事实证明, “ 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失败的革命, 其原因之一在于, 否定传统之后人们发现并没有得到什么, 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不可能一墩而就, 所以文化总是表现为传统。柏克当年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过分摧毁。邓小平为新群众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所以成功了。问题是, 人们会想, 下一步呢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新目标按照流行语, 人们想要“ 深化改革” , 这太含糊, 问题是具体的理想和诱惑。
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 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 周礼” 、“ 大同” 这样的传统, 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 不需要改变, 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 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 更新更好” 的东西, 否则就很失败, 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 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 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 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 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 而仅仅是一种社会一政治手段, 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 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 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 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 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 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承担政治责任, 所以是“ 合法的” , 即使集体犯傻也是“ 合法的” 。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 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 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 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 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 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 事实上, 人们目前所理解的“ 自由” 、“ 民主” 、“ 人权” 之类的概念, 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 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 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
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 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 最好的” 制度, 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 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 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 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 这是明显的, 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 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 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 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 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 周王得天下之后, 周公就创制礼乐, 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 礼相当于制度, 乐相当于精神生活, 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没有引向幸福的价值观, 物质的丰富只能使人更惶恐、更失落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 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 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 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 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 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 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 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 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 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 那么说出大天, 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 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 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 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 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竟争主义的, 西方对“ 他者” 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 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 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 于是, 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 , 而且他相信, 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 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 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 否则无事可做。因此, 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 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 非常初步的强大, 就已经卷人世界游戏, 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 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 游戏变量太多, 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 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 特别狡猾的人” 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 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 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 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 如果对方恶意敌对, 则坚决回击。
这个TFT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 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 坏人终将失败, 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 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这个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
（本文原载于《商务周刊》2008年5月）
赵汀阳：中国应比西方有更大胸怀
西方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来源。最早是罗马发明的“万民法”，就是给各族一切人民订立的法。这个发明很重要，法律一开始都是当地习惯法，但当罗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罗马人发现当地法律往往与罗马法律不同，造成管理上的麻烦，罗马人于是产生了为世界建立通用法律的野心，这就是所谓的“万民法”。这是西方最早的“普世观念”，但毕竟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并不是完整的价值观。
西方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的开始应该是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是特殊宗教，只管自己的民族，只保佑自己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教义其实差不多，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基督教把地方性的特殊宗教变成了普遍宗教。犹太教想的是上帝只照顾犹太人这种“选民”，没想别的民族。基督教则说上帝不是犹太人自己的，而是世界上所有愿意成为信徒的人的，普世价值由此引发。基督教把上帝说成了普世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圣经的价值观就变成西方的第一批普世价值。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主要和“个人”有关。基督教之前，每个人虽有自身独立的肉体存在，却无所谓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支配自己的权利，相反，个人属于并且服从于群体或者一个组织。“个人”这个概念是发明出来的，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基督教对个人的发明做了准备工作，只要拥有了信徒的身份，那么每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一个奇怪的后果就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兄弟，你的儿子也是你兄弟，这种等距的关系摧毁了社会的自然关系。
后来西方现代社会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个人的概念更加完整，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个人概念的最后完工要归功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自由没有落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就仍然是空话，只有私有财产权才能保障自由，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这样，个人概念就完整了，基于个人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普世价值。以“个人”为支点的普世价值主要有人权、政治自由和平等，正如罗马“万民法”贡献的是公正。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历史上长期以来“民主”在西方是一个坏词，始终和“胡闹”、“低俗”、“暴民”联系在一起，民主变成好词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多半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完全是政治策略，是打击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工具。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碰巧都搞西方式民主，并且民主地决定反对西方，没准儿西方就该说民主是坏东西了。
中国的“天下”有更宽广的心胸
中国的普世价值来源和“天下”这个概念有关，也就是“天下一家”，这个雄心甚至超过罗马“万民法”。天下观对世界性的理解有别于罗马，罗马人的“万民法”体现的是帝国概念，他们想的是把世界各个地方都变成“罗马”。罗马的“帝国”概念和中国的“天下”相比，尽管覆盖面积一样大，但心胸小得多，天下观关心的不是如何把别的地方变成华夏，而是相信存在着能够让各地各国和谐合作的办法。罗马价值观的一个后果就是“殖民主义”，统治别人，让别人按我的规矩来。如果遇到强国对抗，后果就是国际无政府主义，战争或者均势（balance）。这样的思路显然不具有天下观的兼容一切的胸怀。
中国的“天下”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中国，天下观认为世界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种存在都一视同仁，从没想过要把别人的文化给毁了。天下观想的是如何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下，建立一个普遍和谐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是每个国家都喜欢的秩序，也就是说，加入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
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普世价值不一样，它并不认为有一种价值绝对正确，而其他是错误的，并且正确的要去消灭错误的，相反，天下观相信各种价值都有各自的道理，事物如此不同，要让它们共同存在，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和谐兼容的普遍关系。中国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关于“关系”的，比如“仁义”和“和谐”，而不是关于“个人”的，这和西方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比批评西方重要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普世价值，这不好说，估计不太愿意，因为从逻辑和结构上看，西方价值体系都很难引进中国价值，但反过来，中国价值更能兼容西方的价值。如果中国能把西方的好东西都消化了，中国价值就更丰富。比如，在中国的“和谐”、“仁义”的观念上，添加“自由”、“平等”的价值，这并不形成矛盾。中国现在就试图这样做，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倾向于兼备这些观念，似乎也没有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比如说，年轻人一方面更懂得扞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中国式情义。
对于西方社会来讲，如果引进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比较不适，因为以“关系价值”去削弱“个人价值”要比以“个人价值”去冲淡“关系价值”痛苦得多。中西两种价值观的混合配方虽然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等加和谐、仁义，但是何种价值在先并且优先，会有很大区别。先长成什么样再去学其他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西方容易，西方学中国难。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远比批评西方重要。如果中国配好自己的价值配方、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别人愿意不愿意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非要给别人做榜样，就成了输出价值观，这和西方输出民主如出一辙，这个传销模式源于传教，非要让别人信。对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原则是：别人来学，我们就让学，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所谓“礼不往教”。这个原则我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