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7月16日是什么节日:芦笛在凯迪-大风大浪的考验

大风大浪的考验

学校的高音喇叭不时响起，号召全校紧急集合，于是大家便放下正在学习的报纸，冲到操场上去。大队由红卫兵率领，跑步前往省委机关。那儿总是有造反派在那儿抗议或示威，给省委贴大字报。我们立刻就投入反击。不管“右派学生”说什么，我们总是用响亮的口号把他们的声音盖下去。“右派造反，坚决镇压！右派造反，坚决镇压！”大夥儿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一边呼喊口号，一边随那韵律有力地挥动小红书。

奇怪的是，“右派学生”并不只是一小撮。他们人数并不少，而且非常顽固，看上去并没被“坚决镇压”的威胁吓破了胆，反倒想和我们辩论，甚至想说服我们省委其实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什么什么的。我们自然不会听这些注定要在运动后期被镇压的右派的话。于是斗争成了持久战，有时甚至拖延到夜里。一次双方对吼到半夜，暴雨骤至，把所有的人都淋成了落汤鸡。这当然是显示我们忠诚的好时机，于是我们个个在雨中站得笔直，口号声响彻夜空。直到骨头没我们硬的“右派学生”们灰溜溜地撤走为止。

等到“右派学生”们一走，一个首长立刻就出来接见了我们，招呼工作人员给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姜汤。接着他就站在雨柱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盛赞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的赤胆忠心和革命硬骨头精神。最后他高叫：

“请同志们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要向你们这些革命小将敬礼！”

他就那么站在暴雨中，挺得笔直，无比庄严地跟我们行了一个军礼，雨水哗哗地从他头上脸上身上流下，他根本就没注意。

我激动得几乎端不住那在眼前冒着热气的姜汤：想想看，人家是老革命，说不定是长征老战士，起码是“三八式”，现在却给我这“革命小将”敬礼！在骄傲的同时，我的心底也暗自庆幸自己经受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在关键时刻站稳了革命立场。首长的话说得那么清楚，连白痴都听得出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到时有那些右派学生好看的！他们怎么就那么蠢呢？难道没听说过反右？

但不久怀疑就开始在心底潜滋暗长。一天下午，我在教室里写大标语：“誓死保卫省市委！”老瘪进来了，这不成材的混混现在是红卫兵里的头头，中队长什么的。他让我不要再写下去。过了一会，广播通知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开会。学校红卫兵头头在会上紧急通知大家，“保卫省市委”的口号很不策略，以后不宜再使用。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以后不保卫省市委了，只是不宜再公开使用这种口号，要注意斗争策略，否则会让阶级敌人抓辫子。据他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觉得极度困惑：我们明明就是在保卫省市委，但却不敢承认。这是为什么？难道保卫省市委是一种能做不能说的丢人事？“阶级敌人抓辫子”？保卫党这种光明正大的事也会变成“辫子”？

尽管我们英勇斗争，造反派还是没给镇压下去。他们不但在继续骚扰省市委机关，而且势力似乎还越来越大，连我们这个贵族学校都开始有人起来造反。老闷就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学生，他说服了好几个落后学生，开始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火烧市委”，还同校外的造反派取得了联系，互相勾结，上窜下跳，闹腾得着实欢。

眼看造反镇压不下去，红卫兵们便想杀鸡训猴，作个样子给大家看看，这样就再没人敢“炮轰火烧”他们的父母了。于是他们便采取了更加激烈的“革命行动”，把整个城市变成了恐怖世界。

恐怖先从烧书开始。我原来一直住校，此时也赶回到家中，把所有可能招致灾难的东西找了出来。最先做的便是把家里所有的书都刨出来。因为书太多，烧毁它们势必会引起贫民窟邻居的注意。于是我便把盖有图章或写着私人签名的扉页或封面扯下来，只把那些纸张烧毁。其余的则统统装进麻袋中，半夜三更背出去倒进了河中。

最难对付的是父母在“解放”前拍的巨幅照片，烧毁它们时冒出来的怪味让我担足了心。那照片可真够反动的：父亲西装革履，母亲身穿旗袍还烫了头，如不及时销毁，肯定要让红卫兵当作“变天帐”处理。那些祖宗传下来的古画也很难对付。我那时算是稍微有点文化，朦胧地知道那其实是些宝贝，但想了想后，我觉得这辈子政府也不会给它们平反了，于是便毫不吝惜地用脚跺断卷轴，把画从上面扯下来，胡乱塞进了麻袋中，和书本一起在半夜投入大河，让它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我正忙着销毁这些传家之宝时，母亲悄悄地进来，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屋角的一堆瓷器上去。我看了一眼立刻就惊呆了：那些瓷器是以前留下来的，许多碗碟上烧了当时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倘若这些祸害一旦落在红卫兵手上，全家满门良贱立刻就要被活活打死！但我该怎么处理这些祸害？烧是没法烧的，投入大河也不行，万一半路上我给红卫兵截下来怎么办？那可不光是“四旧”啊，是如假包换的“变天帐”！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口干舌燥，额头上的冷汗大滴大滴地滚了下来。愣了半天，母亲把口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出她的主张：把它们用砸碎了，再用杵臼捣成粉末，这样就谁也没本事看出那原来是什么玩意了。

我觉得此计大妙，立刻从门外把石臼搬进家来，开始新石器时代的劳作。在这过程中我略微优化了一下劳作：瓷器砸碎后，我只把带有伪国旗的部份挑出来砸成粉末，倒入垃圾桶中。其余的碎片则全给塞到地板下的老鼠洞里去了。如果红卫兵把地板挖开，发现了那些碎瓷，我可以解释说那是不小心打了的瓷器碎片，塞在那里堵老鼠洞的。

这些预防措施绝对是必要的，因为此时红色恐怖 (是红卫兵自己叫出来的，他们甚至写了篇文章<红色恐怖万岁>)正在吞噬整个城市。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红卫兵每天晚上都在袭击守法公民的家。他们的表面借口是搜索所谓的“变天帐”，但在实际上，因为这种“变天帐”只存在于他们的病态想象中，劫匪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金、银、珠宝、古玩、文物、字画，等等。

几年后，我从一个红崽子朋友那儿知道了抢劫的全过程，他原来是红卫兵的一个中队长，参加过许多次这种“夜间行动”。据他说，他们一般是在半夜到黎明这段时间行动。由公安局提供受害肥羊的姓名地址，由里弄“小脚侦辑队”带路。门敲开后，红卫兵便把那家人的家长赶到院子里去跪着，把其他家庭成员集中关到一间房间中去，然后就开始搜索：翻箱倒柜、拆花台、撬地板、用铁棒在墙上敲以找夹墙，甚至还使用探雷器寻找深埋的金银。如果他们一旦发现有任何疑似“变天帐”的东西，则那家的家长立刻就被当场活活打死。如果找不到什么值钱货，则那家的家长也得因为把东西藏起来而备受拷打。如果斩获甚丰，又没有找到什么政治上可以陷人死罪的玩意，则土匪们呼啸一声去也。抢去的赃物一般都交到总部去。至于从那儿又落到了谁的手中，我那朋友就不知道了。

赃物落进了高干手中。对他们来说，抢劫才是“破四旧”的真正目的。无价的字画、文物、古玩如轻烟散入五侯家，康生就是第一名大贼。许多年后，这些宝物被他们的子女走私出国，在国际市场上公开拍卖。根据一位受害人的回忆录，当贵族子弟多年后出国留学时，有人还通过关系把那些赃物带出关去，在国外卖出。

红卫兵为手中的无限权力陶醉和毒化，很快就变成嗜血的野兽。他们把教室改成了刑讯室，开始毒打那些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他们把老师们的衣服扒去，用绳子捆起来，吊到梁上去，对他们拳打脚踢，用翻毛皮鞋猛踢下身，用铜头皮带猛抽裸体；把图钉撒到地板上，把老师们赤裸的身躯强行压在上面；强迫教师们吃拌了屎尿的米饭；他们甚至把鞭炮插进女教师的阴道、捆在男教师的阴茎上，然后点燃鞭炮……

受害者并不光是学校老师，许多在“夜间行动”中被捕的“牛鬼蛇神”给关押在我们这个贵族学校、全市红卫兵的大本营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全国变成了地狱，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毁灭在这一时期，其中包括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等等。根据私人调查，１９６６年７月到９月间，光北京一地就有６千多名“阶级敌人”被活活打死。在北京郊区大兴县，红卫兵把那儿的所有的“阶级敌人”及其家属统统杀害了，就连新生婴儿都给扔进了河里。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全家都生活在望不到尽头的恐惧里。消息变得越来越可怕。好几个父亲的老朋友都或是自杀，或被打死，就连母亲的一位同事都在被游街后含恨自尽，扔下了一群孩子。看起来我们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

早晨我到学校去，一进教室就闻见浓厚的血腥气，接着就看见地板上汪着的水迹，有时还能看到溅在墙上、又被匆匆刮去的血迹。我不敢想象头晚上在这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本能地知道那是用刑室之一。我尽力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报纸上，那上面正刊出林彪同志盛赞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历史功勋”的讲话，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欢呼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晚上是最难熬的时间，每时每刻我都在下意识地等待着红卫兵光临。随着时间推移，那等待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神经都快要崩断了。即使在梦里，我也几次听到敲门声，披衣起来开门后却发现门外无人。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时，意识到我们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夜，便立刻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接着我便盼望红卫兵早早光临，以结束这无穷无尽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