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爵的船曙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

(2011-11-11 20: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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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按：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这篇论文，是我迄今读过的最好的党校论文，它改变了我对党校教授的成见。由此我相信，宪政民主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中国也还是有希望的。

 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

                        发布时间:2011-11-06 12:30  作者:蔡霞  点击:8324次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1110648239.html

　　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文明，政治的现代化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夺取革命胜利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这就赋予中共执政多重历史使命，其中之一是领导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用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支撑并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都以为革命胜利之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之日，然而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都表明，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革命能够推翻专制主义旧政权却难以建设民主政治新制度

　　20世纪的中国百年，3/4的岁月在革命大潮中挟裹着血与火奔突而过，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三场革命性质根本不同，但都以民主为呐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实现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中，并且在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实践，执政以后为人民民主作了艰难的探索。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究竟如何实现宪政民主仍然显得那么扑朔迷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革命能够推翻旧政权却驱不散专制政治的阴魂，革命可以打碎世界却难以建设现代民主新国家。

　　在中国文化中，革命具有神圣性，古有历史典籍中的“汤武革命”、20世纪初有辛亥革命。民主是20 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潮流，在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上，民主同样具有神圣性。革命与民主的结缘则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必然要求。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就是阶级的撕杀，民主则是阶级斗争的首要实现目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把革命作为实现民主的必由之路。

　　民主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人民民主写进革命的政治纲领，使民主在你死我活的阶级血拼中发挥着争夺合法性的政治武器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利用一切方式揭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延安的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主张宪政民主的社论时评，高度肯定和赞扬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并在自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普选、“三三制”等宪政民主举措。毛泽东于1940年曾经明确地说：“宪政什么是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他在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的实现了”[3]。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告为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革命是实现民主的必由之路。旧中国是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这就迫使共产党人为实现民主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执政地位，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解决一切难题。包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内外的思想分歧，克服少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的现象、所谓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在以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发动和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所谓“大民主”与“群众专政”，实质就是中国式的“多数人的暴政”，，把国家拖入了十年内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历史表明，革命以打碎旧政权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但革命并非是民主天然的“接生婆”。1949年前的革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1949年后的所谓革命则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二、革命在“新”中国何以悖逆宪政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革命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领导建设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本任务。而新中国需要“建设”的不仅仅是经济、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要建设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使新中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然而，如果我们充分正视现实、正视执政后的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这个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之所以六十年的执政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既有客观上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也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局限以及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一）长期否定市场经济导致宪政民主缺少必需的社会土壤

　　一般说来，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生活形态，以现代国家制度为保障。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4]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其实际内容就是完成由传统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从政治文明发展角度看，建立健全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是近代社会以来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各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与路径选择都因国情的不同而不同，但都需要最起码的经济基础——一定程度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仅从阶级斗争角度理解民主政治，在相当长时期里未能认识市场经济是发展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相反却因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长期压制和排斥市场经济因素的生长。

　　欧洲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育基础上，市民社会兴起而推进现代政治进程，产生民族国家直至逐步健全一套相对完整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述了从市民等级中产生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发现美洲大陆促进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高涨、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到现代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经济发展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取得相应的政治成就。“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5]经济为欧洲大陆建立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为其提供了所必须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化市场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宪政民主就有了它的基本含义和实际内容：以宪政合理分解国家权力，防止产生权力垄断，以社会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国家权力之侵扰，不被国家权力所剥夺。在利益多元基础上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和权利平等，以法治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多元民主，达成社会和谐与互谅合作。由此，市场经济是宪政民主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宪政民主体制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的政治设施。

　　中国由专制国家向现代政治共同体转型的历史起点与欧洲社会不一样，不是由经济而政治，而是由政治而政治。中国是在外来资本势力野蛮入侵、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提出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要求的。从1898到1949 的半个世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一不包含着对现代政治国家制度的追求。然而，政治的发展进步不可能仅靠政治行动本身单独完成，必须要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为基础为支撑。然而，由于近代中华民族的悲惨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人既不可能自觉认识这一问题，中国社会也缺乏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体制和相应的前提条件。

　　由高度成熟的专制政治所阻碍，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都难以自然生长起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49年前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是由外部资本入侵并植入，充分体现资本的血腥与野蛮，带着很深的殖民经济烙印的畸形市场经济。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消灭这种畸形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消灭社会生活中的市场因素。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是宪政民主的必须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就没有尊重权利保障权利的客观要求，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生长，也就没有实行宪政民主所必需的制衡权力的力量。当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现实社会基础发生断裂时，民主政治就只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

　　正因为缺乏市场经济这个生长民主政治的丰沃土壤，所以尽管宪法上阐明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利难以充分落实和体现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民共和”政治理念被一元的“多数民主”所僭越，并且“多数民主”因宪政不全而被执政党的“代表”作用所消解，甚至当领导人因政治意图的改变而轻易取消公民民主权利时，社会只能顺从。更进一步，“多数民主”还极易以革命的名义变成“多数暴政”。

　　（二）执政后党对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执政党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总是受到特定条件所制约，即与执政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一国的政治传统、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历程，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在既定的国家民主体制内运作国家权力，受到既有国家民主体制机制的约束。而中国共产党是先领导革命推翻旧的专制国家制度，而后成为执政党并领导建设新的国家政权的。

　　新旧中国之别不仅在于国家阶级性质的不同，而且在于旧中国属于传统专制政治的国家，新中国则应当是进入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与专制统治的国家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时特别指出：“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6]根据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作为“人民存在的环节”的新型国家制度，要以宪法形式阐明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由此，以宪政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

　　然而，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阶级统治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但却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建设重视不够。中国共产党人通常将暴力革命理解为推翻原来的统治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为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民主成功之时。其实不然。由于几千年专制政治的深厚影响，尽管原来的统治者被推翻了，但专制政治却是“形”散而“神”不散。同时，计划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控制、行政管理的科层式结构等，使旧的皇权政治、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进入新的政治体系，并对新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产生潜隐性、深层次的影响，使人民民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建设“形”不完备，“神”也逐渐消散。

　　邓小平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8]。因而，尽管执政后我们搭起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既缺乏合理分权限权的宪政安排，也未能致力于操作层面上的程序性制度建设。这不仅因难以形成有效运转的民主机制而使民主形式化口号化，并且还造成新的过度集权、个人崇拜和制度化的等级特权，使专制政治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导致党在执政后难以解决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复杂矛盾，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为此，邓小平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9]。他认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0]

　　（三）中国共产党深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如前所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制度时，运用逻辑的思辨将君主制与民主制做了根本区分，但并没有明确勾画“人民的国家制度”的具体模式，他们后来只是依据巴黎公社建立工人政府的伟大尝试，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11]。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做了开创性的探索，第一次把理论上抽象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具体化为现实的政治运作。今天回过头来看，列宁领导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方式，有些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结果，有些是在探索中还不够成熟定型的思想观点，有些因一时的政治需要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设想。

　　所有这些都情有可原。本来新生事物就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苏共党人在进行伟大的历史创造。但后来斯大林一方面把列宁当时的临时性做法固定化绝对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丢弃列宁的正确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国家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压制打击党内外不同意见，把苏共党的执政变成了一人专制。这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极权主义政权，而且严重误导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

　　比如，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宪会议和多党联合参与政权有过不同态度。布尔什维克党1903年党纲曾经明确主张实行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而当俄国革命群众创造出苏维埃组织后，列宁认为它是同1871年巴黎公社同一类型的政权，又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实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最初的苏维埃最高机关也是作为多党的机关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希望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取代立宪会议选举。但由于当时俄国国内各党派力量的实际对比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无法取消立宪会议选举，并且在后来的选举中也未能取得多数席位。在工人和士兵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党否决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并解散了立宪会议。而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政党的矛盾分歧不断尖锐，最终导致多党合作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一党制[12]。列宁在针锋相对地驳斥反对派政党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时说 “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13]。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坚持“一党专政”，本意是要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这一原则，但当时俄国复杂的政治局势最后促成“一党执政”，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激烈作法，并非等同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本身。由于后来斯大林把这些做法固定化，并宣传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体现，这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

　　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与“一党执政”方式划等号，建立起权力垄断、以党治国的执政体制。执政以后，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问题上党内高层都有着不同的意见，一方面 1954年后的国家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进入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的法理路径，党内最高领导人以加强党对国家领导的要求，重提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建立起执政后党政不分、以党代国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转机制。同时，由于把党的最高领袖看做是党的化身和体现，强化领袖个人对全党和国家的政治控制，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五十年代中期后国家的民主立法与法制建设进程实际停顿下来甚至往后倒退。这就不仅导致人大被虚置，执政党直接指挥政府，直接行使国家职能，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正常运转，而且使执政党自身发生异化：即执政党国家化、党的组织行政化、党的领导权力化、领导干部个人集权化、特权化。

　　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必须以宪法制度为保障，并取得全社会认同，才能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的法理保障。但我们长期以来忽视宪政民主建设，依赖于政绩和领袖魅力巩固执政合法性，这就使得执政基础有着难以克服的政治脆弱性，执政党就被笼罩在“亡党亡国”危机阴影下。随着社会急剧变化与矛盾冲突的积累，执政党对此的忧虑也愈加深重，而这又反过来迫使执政党强化个人权威，强化政治控制力度，从而进一步加剧人治弊端、削弱宪法和法治权威。这样下去，客观上促使国家政治发展进入一个背离民主趋势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发生更大的政治风险。

　　邓小平对制度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4]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人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环节中，政治国家即国家制度的形成是经历了最大的困难的” [15]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经历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建设的坎坷和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6]，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7]

　　总之，尽管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 多年的岁月，但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完成国家制度建设的任务。我们当前讲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质内容就是完成那早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以宪政民主制度支撑和保障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历史维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无何推卸的历史重任。

　　三、推进宪政民主所需要的执政思维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过程是执政党对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其中推进宪政民主建设是关键和保障。而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需要执政党思维发生深刻的转变，由社会革命向建设民主政治转换。

　　（—）完成政党由革命向民主的思维转换

　　革命的思维与民主的思维是有重大差别的，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执政党自觉地进行执政思维的深刻转换，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为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奠定充分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是为着铲除专制政治，追求人民民主。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执政党习惯性地以革命思维处理问题，而未能确立起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基本思维。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革命是各种力量进行利益搏弈的激烈社会冲突，而民主既是政治发展的趋势，又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和平管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的一种机制。在社会冲突中，革命是“零和搏弈”，搏弈常常以你死我活或同归于尽而告终；民主则是正和搏弈，搏弈以不损害双方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为底线、以各方都能接受为结果。由这两种搏弈的性质完全不同而决定，革命与民主各自的思维特点也泾渭分明。比如，革命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拒绝妥协中庸，坚持排斥对立，而民主则提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包容协商让步，坚持双赢互惠；又如，革命不承认政治敌手的人权，甚至把从肉体上消灭对手作为革命的要求[18]，而民主则承认政治对手与自己同样应有人权保障，在法治基础上运用权利争取各自利益；再如，革命寄希望于彻底颠覆社会秩序来实现社会公平，革命就是造反，就要摧毁一切法制，而民主则强调在法治规范下健全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平，等等。

完成执政党政治思维的深刻转换，就能够打开思想空间，获得平和认识与处理问题的宽松环境，以大胆开拓创新的思路去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有序地引导公众参与政治、对话协商、妥协合作，探索以深化改革实现弹性稳定，以达到民主政治的和平推进。

　　（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权力观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样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执政的权力观上，这些影响相当复杂。比如，权力是谁的？现代民主政治始终强调“主权在民”。然而，党内一些人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打江山坐江山”观念的影响很深，一谈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就反复强调执政是党28年武装革命打出来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已经执政60年，当年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几乎都已离开人世，今天的党员干部如果仅仅靠革命先烈的鲜血荫护自己，很难提高社会的认同。而且，党内腐败的快速蔓延严重地损耗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府公信力。执政党内的一些领导也看到了社会不满，于是经常以“政权兴衰周期率”来告诫党员干部。其实“政权兴衰周期率”是农业文明社会政权的规律，用这点来告诫党员干部，正反映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对执政党的深厚影响。

　　首先，“政权兴衰周期率”这一命题本身隐含着“权力为掌控者所有”而非权力为社会民众所有，是与“主权在民”理念相悖的。由“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逻辑所决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则是根本。宪政制度规定并保障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由政府行使国家权力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由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监督政府，就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众的权利之间形成一种力量的大致平衡，从而使权力不敢恣意妄为、社会运转正常有序。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府更迭、执政力量改变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政权兴衰”，也就无所谓“政权兴衰周期率”。

　　其次，传统农业社会中每一轮“政权”的兴衰都因人而易、由人而定，每一轮的“政权兴衰”都因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乃至崩溃造成生灵涂炭，使社会民众蒙受极大的灾难。而现代民主政治越健全，政府更迭与执政力量进退则越不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崩溃，社会大众“安居乐业” 不随政府人员、执政力量进退而改变，而由宪政制度所保障。

　　再次，执政党党员干部如何对待运用手里的权力？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不讲权力是谁的，权力从哪里来，就很可能还摆脱不了中国传统的开明君主和清官文化的影响，于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很可能成为“恩赐”人民。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权为民所赋”这一前提，这就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观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上了。

　　所以，现代政治国家的逻辑起点之一是“主权在民”，民主授权的基本形式就是普选。构建国家民主宪政体制最为基本的是两点：真正的普选和分权制衡。没有普选的分权是假分权，不可能有真的制衡；没有分权的选举，只是权力中心的转移，谁有权谁就可能用权抢利益。分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执政党与国家分权，二是国家与社会分权，三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真正的普选是两个方面：一是党内竞争性选举；二是国家民主普选。正因为长期没有实行真正的普选与分权制衡，执政党内一些人发生了变异，他们嘴里讲权力是人民的，内心想“权力是我的”。因此，以民主政治理念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就要顺应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着力于宪政改革，以宪政体制的健全和有效运转来规范与调整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保障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执政党新的政治发展空间，这不仅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而且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将极大地增强执政党的领导主动权。

　　（三）努力清除把人当工具的传统意识  高度尊重与保障人权

　　把人当作人是承认宪政民主价值，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确立的前提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理念，个人只是作为实现整体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当时整个民族、阶级的生存境遇直接决定与关联着个人生存的境况，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特定的完全统一性，因而个人作为实现整体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就具有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使得人作为手段的意识相当明确而又具体，而人作为目的的意识却相对模糊与空泛。

　　正因为专制政治的文化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并不尊重和保障人的价值与基本权利，更不承认政治竞争的双方都应有人权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遭到当时的专制政权残酷镇压和屠杀，所以中国革命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在血腥杀戮的基础上以暴力残杀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因而，今天我们对革命的回忆与描述必然浸透着暴力与血腥，久而久之你死我活的极端斗争思维就这样被神圣化了。

　　政治的核心包含着选择，政治置身于对价值的探索之中，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既有工具理性考量，又有价值理性的追求。所谓讲民主，首先要把人当“人”，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生存和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利益。然而，时至今日，有的地方政府只是把“人”作为政治符号、统计数字、手段工具，为着 GDP数字、为着政绩工程，凭借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强行征地、强拆群众房屋，引发起不少血腥事件。

　　从社会角度看，现代政治共同体与传统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区别是臣民与公民的区别。臣民是权力的工具，公民则是权力的主人。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权利就是主人身份的体现。公民权中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权利之一是言论权利。思想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生命存在之最本质的体现，言论是思想的表达，民主政治必然要实现和维护人的言论自由，并通过言论自由权利来达到参与公共决策、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说到底，民主可以理解成人们为着活得有尊严，为着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逐渐探索形成的社会公众控制公共权力、和平管理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系统。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未来那比较美好、理想的社会——人才真正进入了人之为人的历史，在这之前，都是人的史前期。

　　推进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必须的政治制度条件。百年共和、百年宪政，走到今天，中国的民主之路之所以仍然艰难坎坷，问题就在于还没有真正确立起这个思维前提。执政党领导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确立尊重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意识，并通过制度的改革使宪政民主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政治生活方式。

　　（四）走出把民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局限，努力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从野蛮、蒙昧状态到走向文明进步，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使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活下去，而且都能活得好。民主政治的实践进步是人类在政治生活领域充满创造力的探索过程，民主实践不断丰富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政治生活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把人类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分成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以及现当代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词，是对18世纪到20 世纪中叶左右社会阶级结构与社会状态中民主政治实践的反映和指称。随着生产力进步而带来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深刻变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不断扩展，如果仍然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和绝对对立的政治排斥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民主问题，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了。我们需要走出把民主问题意识形态化的窠臼，这样才能真正地打开思想空间，去汲取世界各国人民在民主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使我们在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中更有理性更少走弯路。

　　正如人类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着规律一样，人类政治生活领域同样也有规律可循。民主理论就是对民主实践中带有规律性东西的总结与概括。因此，从古代到今天，从近代到现代，很多民主理论都不是学者坐在书房间里冥想而成的学问，都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出来而形成的理论。比如，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和平管理政治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则是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终极价值体现，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走到今天，民主已经是个复合概念，民主必然与宪政法治联系在一起。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过程，在用已有的民主理论指导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是旧的问题解决了但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为着解决新出现或人们新意识到的问题，因此又有新的理论产生。从古典直接民主理论到代议制的精英民主理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民主理论、参与民主理论、到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后来又有的包容性民主理论等，所有这些民主理论的流派，都产生于人们推进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民主实践。

　　坚持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对待民主理论与实践，就要承认民主政治的规律带有普遍性。由规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所决定，作为规律的体现和要求，民主政治中有些东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不同国家，其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其表现各有特点。我们在承认和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去吸收和研究别国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社会面对的矛盾与冲突，相信我们能够探索出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和平推进宪政民主的进路。

　　总之，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深刻转换，走出暴力革命形成的思维窠臼，克服传统政治的文化影响，大胆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创造，以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