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服务礼仪培训ppt:谁制造了胡惟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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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当了宰相，执政两年半，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被杀。野史里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是公元1380年正月，而是公元1380年的夏季。这一天，位居中书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醴泉”。“醴泉”是什么景观呢？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般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醴泉”吗？胡惟庸说有，他告诉朱元璋，这是祥瑞之兆，陛下您来看看。

朱元璋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往胡惟庸府上去。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拦驾的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是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通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地手指胡惟庸府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儿，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望出了一身冷汗！怎么样呢？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着很多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

明摆着，这胡惟庸要谋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除二，就逮捕了胡惟庸，将其赴市正法。

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也死了。

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胡惟庸真有谋反之心吗？

朱元璋当皇帝以前，胡惟庸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才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也没什么大权，就是负责祭祀啊、礼仪啊等事情。先前他还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

到了明军夺取了大都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家知道，明朝是延续元朝的旧制，这中书省就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儿。

这时候，大明朝的宰相是跟着朱元璋起家打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右丞相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好说歹说，刘伯温就不答应，一次又一次推辞。朱元璋没办法，就问刘伯温，你看杨宪这个人怎么样？

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褒贬参半，说此人能力是有，可器量狭窄，如果当了宰相，恐怕不能做到公正。

得，就这个评价，把杨宪从候选名单中画去。

接着，朱元璋又说了一个人——中书省左丞相汪广洋。

刘伯温的回答更糟糕，说此人的器量还不如杨宪。

左也否决，右也否决，朱元璋想了又想，想到了胡惟庸。刘伯温说，胡惟庸是一匹劣马，哪能驾车。

这么一来，朱元璋所提的人选一个都不合适。然而，朱元璋只是咨询，并没有听取刘伯温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相。

这刘伯温既是个乌鸦嘴，又是个预言家。他说汪广洋不能担任丞相一职，果然说中了。这汪广洋喜欢喝酒，喝起来没个够，不仅不管事儿，还误事儿。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右丞相的位置又悬空了。谁来接替呢？这个时候，李善长挂个太师的虚名隐居了，汪广洋也给贬了。就剩下个胡惟庸。这么着，胡惟庸当上宰相，独揽朝政大权。

这胡惟庸和汪广洋不同。汪广洋是个玩家，胡惟庸是个干实事的主，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本来就是一步登天，再被圣上一宠信，胡惟庸有点儿忘乎所以，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

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

第一，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个儿独断专行。

第二，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有对自己不利的就私藏。

第三，收受贿赂，要升官的，犯错了想逃避处罚的，都给胡宰相送礼。礼物五花八门，有珠宝有名马有古玩。胡惟庸从来就不拒绝，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那么，权力欲高速膨胀的胡惟庸，这时候还不满足吗？他一定要谋反，除掉朱元璋自己登上帝位吗？

看一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两人磕头请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当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

朱元璋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儿应该由中书省负责。

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你推我，我推你，踢球呢？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说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不这么想，他感觉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被架空了。这朝廷上还有谁可以信任呢？必须查，查清楚。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替罪羊，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

这事儿到这里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节外生枝——这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

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想的都是把对方整倒，把自己从是非堆里摘出去。

公元1380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处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

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十七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两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乘虚而入。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享，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作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

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

胡惟庸当然撞在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十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朱元璋，为李善长申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邵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二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诚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两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至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反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利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不信任所致。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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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元璋血洗山东,历史为何缺载?傻子都明白,史官怕杀头.朱元璋的领导真诀就一个字--"杀"!--导致整个大明朝血腥弥漫,一个"杀"字贯穿始终..杀啊杀,不在杀中诞生,就会在杀中灭亡!----"杀"是大明朝的灵魂.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的是没良心的国君残害一两个功臣.吴王杀了伍子胥,句践接着用同一把剑赐死了文种,就够天下忠勇之士心寒的了.朱元璋竟然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功臣杀了个精光,作为光杆司令!还颁行所谓<逆臣录>,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原来只有朱重八不反对朱元璋!

徐达是第一武臣,天生忌鹅.天下初定却赐一碗鹅肉,于是哭了,自常玉春暴死军中就料知祸将临头,果然.刘伯温为第一谋臣,告老了还要招回,为活命干脆把老家的房子拆了,结果还是死的不明不白.

这是暗杀,后来干脆明杀.有人说胡维雍谋逆,堂堂当国宰相竟被灭了九族,连带被处死的达两万人!十年之后又有人说李善长跟胡维雍有牵连,于是补杀了一万五.杀人成性,伴君如伴虎,提起大明朝,莫不毛骨悚然!

蓝玉养家丁数千,到处飞扬跋扈,似乎被杀情有可原,山东人又咋的了,竟被杀得几乎绝种?老人们说当年朱元璋在山东讨饭,于颜面无光,索性大洗山东.这理由虽传了数百年,但于情理不符,这叫恩将仇报!朱元璋是君子杀人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纵观朱元璋的杀人史,目的就为两个字"江山".原来是山东人的老祖宗姜子牙得罪了朱元璋.

早在商末周初,姜子牙扶周灭商居头功封于齐.周公功大封于鲁.然周公王命在身只好由其子伯禽就封.

鲁公伯禽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太史公记曰:"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
齐，齐为大国"。又曰:"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历史证明,齐国不但有"固大国之风"而且在太公姜子牙的教诲下人才辈出,后世有桓公做霸主,还有孙武佐吴王,大汉末年孔明辅刘备起草莽而称帝.将来灭大明者莫非齐人乎,这后患安得不除!血洗山东就符合朱元璋的性格了.

血洗山东并没有留下录映带,甚至连发兵的理由都是抗元,只有幸存者的血泪诉说和村头万人坑垒垒白骨的怨泣!追根求迹常玉春徐达刘伯温的死与血洗山东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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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雍案是什麽?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意思是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们说了，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消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什么“救时宰相”于谦、“奸相”严嵩、张居正，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丞相或宰相，所谓的“崇祯五十宰相”，也不是真宰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