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台海危机叛徒是谁:从《货币战争》看政商关系

    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几年前就拜读过，近日，又有幸差不多在第一时间拜读了宋鸿兵先生的新作《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这是宋鸿兵先生花了三年时间推出的续集。一般来说，续集总是比第一本要弱一些，但是，宋先生的《货币战争2》比第一本要强很多。它既像历史，但又不像历史专著那么繁琐；它既涉及不少金融知识，又不像专业著作那么枯燥；对于近几百年来欧美世界很多大事和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本书从金融角度给出了独特的分析，读它的时候，有一种探险的感觉，令我兴趣盎然。
    从几年前的《货币战争》到现在的《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欧洲历史上金融资本家与政权的关系。现代西方社会给大众灌输了一个迷魂汤，使很多人以为政府权力与商业保持着干净的距离。事实上，宋鸿兵先生的书，用很清晰的事例说明，作为资本主义核心要害的金融，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权紧密合作的。它可以影响政权的决策，可以影响战争，可以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兴衰与存亡。而它发挥这些影响的标准就是疯狂赚钱和攫取社会权力。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不管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垄断资本，如果资本不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影响政权，那才叫奇怪。因此，西方社会所谓政商分离的观念，基本上是资用文人为大众编造的谎言。
    我以前的一些文章曾经提到过，当今美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政商关系紧密结合的社会，政权的客观公正，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总是扮演着资本奴仆或爪牙的角色。宋鸿兵先生的书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先在公众领域频繁出现的金融资本家，原先被西方政治家指名道姓地示众的超政府权力的金融资本，突然不约而同地从公众视线消失了。宋先生对此现象没有更多解释，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从第一次世纪大战开始，欧美国家开始实行普选制，大众民主成为政治口号。为了应对这个口号，富可敌国的金融资本家不得不隐退到幕后。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中，用翔实的资料，通过对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分析，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个无所不在的庞大家族，如何操控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又是如何利用美国的制度，躲过公众的视线和本来应该存在的监督。
    我以前对比尔-盖茨表示过质疑：既然他捐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为何他还是世界首富排行榜上的人物？宋鸿兵先生的分析告诉我们，比尔-盖茨与真正的金融资本家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照猫画虎的后起之秀。宋先生用洛克菲勒的名言，传达了西方社会富豪所谓捐献的实质：以所有权换更大的控制权。事实上，洛克菲勒的这个秘诀，在当代社会也被一些美国新兴资本家学会了。西元1997年，CNN创始人泰德-特纳曾经捐出当时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共10亿美元，并以此嘲笑比尔-盖茨的吝啬小气。4年后，特纳的资产达到了90亿。比尔-盖茨也就是在特纳的刺激和提醒下，才开始大笔捐款。这是美国新兴资本家向洛克菲勒等老一辈资本家学习和致敬的表现。但是，后起之秀毕竟没有祖师爷老道，捐出之后，比尔-盖茨依然停留在世界首富排行榜的前几名，不得不让人们怀疑：他到底是真捐还是假捐？比尔-盖茨某种程度上说还比较稚嫩，没有学会老一辈金融资本家的精髓，反而泄露了洛克菲勒之辈的秘密。
    政商关系的密切合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贯如此的必然形态，只不过有公开和隐秘之分而已。纵观人类历史，只有中国古代社会明确地从观念和制度上，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都不愿与商人发生关联，这是观念上抵制政商勾结的表现。从制度上说，官员经商是不允许的，皇室与商人的联姻也不允许。政府和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在中国古代都属于见不得人的勾当，属于奸佞小人，不是社会提倡的主流。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手段是否在今天继续有效，不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中国古代坚持政商分离的观念，在今天依然有效。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使得政商一体变得天经地义。几百年下来，资本主义也发现这种形式有很大问题，也开始接受中国古人政商分离的观念，但它没有根本制止的办法，只好任其由公开转为隐秘或半隐秘。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还为这种转换其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也就是宋鸿兵先生指出的“基金会”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政商一体的表现，其实就是以前等级制度的延续。西方社会历史上有明确、严格的等级制度。资本主义革命，从本质上说，无非是以掌握资本的社会新阶层，代替了掌握土地等特权的旧贵族。这种替换实际上换汤不换药，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只是位子上换了人坐而已。资本主义从制度上也延续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传统，金融资本家族依然世袭继承。虽然现在西方社会有较高的遗产税、赠与税等，似乎是为了限制资本新贵族的永久世袭，但是，宋鸿兵先生的作品指出：“基金会”制度就是避开这一限制的合法手段，再加上所谓“个人隐私”，世袭的资本贵族和金融资本家族依然代代延续。因此，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富人永远是富人，而且越来越富。穷人变富人，只是少数案例，目的是给大众以安慰和幻觉。
    政商一体、官商勾结就是利益集团操纵政府。我曾经对易中天先生大力宣扬美国“防官如防贼”的主张表示异议，本质就在于此。宋鸿兵先生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在表面上的“三权”背后，永远站着唯一的“金权”。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沿着易中天先生的结论问一下：谁在防官？宋鸿兵先生的新作更加鲜明地告诉我们，防官者，金权也，并不是广大老百姓。而且，我们还应该继续问：在三权之后的唯一“金权”，有人监督吗？有公开透明吗？宋鸿兵先生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政权是权力，金权也是权力。人类历史不同的社会形态，无非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不主张像西方社会一样，要么像宗教统治那样消灭金权，要么金权主导一些，但是，我非常明确地认为，金权不该成为社会的主导。在金权之上，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靠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金权不可能实现，只有靠与金权摆脱利益关系的政权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只有政权公正而强大，才能防止金权对社会的腐蚀。对此，资本主义的确应该从中国的历史中汲取有效的观念和制度形式，否则，它难以解决金权至上的现实。
    在很多问题上，我与宋鸿兵先生抱有同样的看法。金权至上，金权操纵政府和社会，必将导致不劳而获、道德沦丧、放弃诚实、投机取巧、骄奢淫逸等种种社会恶习和弊病。这样的社会是不能长久的。关于宋鸿兵先生《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还有一些想说的话，今天就先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