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主动脉夹层超声表现:重写经典的姿态——论黄锦树的小说创作

同作为马华文坛新生代六字辈的写作者，林幸谦因袭了海外华文写作的文化怀乡传统，并将这个传统进行螺旋式推进，将其浸淫于现代主义的染缸，以“存在主义”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外华人的“被抛”命运与生存困境，将其从文化的层面提高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思考，因此林一再抒写海外人如“失落阳具”的女人或者“遗失子宫”的男人的宿命的生命缺失的感伤。黄锦树也刻骨般意识到：“选择了一种文字与文化似乎就注定了在精神背景里著上了一幅无家可归的图景，被选择的中文在那样的环境中既载录了精神上的流亡，同样自身也经验了漂泊。”（1）但是黄锦树也深刻感受到这种流亡美学的宿命感和对海外华人生存的“惘惘的威胁”，同时本土记忆在潜意识和意识中的运作支配了他的美学追求，正如他对张贵兴的创作的理解可视为他的创作意图和倾向的夫子自道“自觉或不自觉的，张贵兴并没有走上相同的道路，或许是因为他选择了不断回头处理生身之地的种种驳杂，以说故事者的身份在生产关于故乡的记录，而记忆和经验的历史具体性适足以干扰文化原乡的无限回归。一再被命名，指称的热带事物和赤道的感觉阻挠了语言向中国性的无条件的臣服。”（2）
    黄锦树选择本土经验作为他写作的矿井，如何开掘，开掘什么是他小说的实验重心。本土经验的写做被看作“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实践，本土经验强调南洋“这一个”，热带雨林的故事，雨林国度的子民的性格，他们的独特的灵魂，独特的情感内野和南洋味的民俗。而曲解了“独特性”的独立后的马华现实主义“无非是在政治在文学场域内对文学生产进行非自然的干扰，他的本质是非文学的，它文学本身失去了文学的立场。”（3）黄锦树认为，这种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错误文学观使得大批非专业的作家和数量庞大的非文学作品得以繁殖，“构成了一个将文学边缘化，甚至对文学性加以践踏的文学传统。”（马华现实主义传统）。黄锦树否定了作为马华文坛导师的以两部被视为马华经典的三部曲而闻名的方北方的“先验的”现实主义“既与地域特色无关，也无关与民族形式。”（4）。
    黄锦树也走现实主义道路，如果他立足本土经验。与方北方不同，他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现实主义即体验的现实主义道路，以一个具有 “体验品格”的说故事者的身份对本土经验进行表达。两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冥》共21个短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在说一个大故事----胶林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这个相同的故事，如同绘画的视点“对一个故事，写了又写，说了又说，这不正是说故事者的宿命?说的欲望，写的欲望凌越了故事内容的本身。”（5）。“说”是黄锦树的创作重心，使得黄锦树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带有实验式的“创造形式的先锋”的色彩，这是他对马华现实主义的宣传色彩和思想先行的弊病的变革。“重理故土，才能重新播种。志不在全盘否定老前辈门的努力……我关心的毋宁是我们这一代如何重寻出路……不惜与马华文学传统彻底决裂”
    正如作者在小说集《乌暗瞑》的序言里所说“……我关心的毋宁是我们这一代如何重寻出路……不惜与马华文学传统断裂。”所谓马华文学传统作者在其小说中以“谐拟，模仿，似真”的小说技巧和影射的方式表现的是以方修为代表的马华文学史家确立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和以方北方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树大根深》为其支撑台柱的马华文学理论和作品体系二者合成的马华文学传统。这一传统经过几代作家的反复操练在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种文学模式，尽管其在不同代的作家手中其外在形态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文学传统的幽灵依然存在文本中不惜与马华文坛旧文学传统彻底决裂，重写经典是黄锦树的文学主张。如何重写经典?
    1、 对经典性题材的颠覆式书写和寻找新的审视视角。黄锦树的目光落在他记忆中的雨林故事和祖辈见证的雨林历史。“土地/人”是黄锦树写作的切入角。在方北方的小说中，他也写土地，也是从土地/人的二元结构切入，他选择的是马华人在这片土地由“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方北方也写了扎根的痛楚，转变的艰难，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血和泪。在殖民时代遭受英、日殖民者的奴役掠夺和压榨，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在小说中毫无质疑期间的反复、复杂性，或者说他是以一种“国家意识”的乐观的“本质主义”精神状态来人为地处理了这种痛楚，意识形态过滤过的题材，失去了一种近乎原始的本真的生命体验的血肉相连的刻骨感受，以先验的情感来把握现实。黄锦树不同，他丢掉了意识形态，至少是“国家意识”的乐观的本质主义观的紧箍咒，将自我作为说故事者（访问者，新闻记者，调查员……）的身份进入小说从而使他摆脱了“文学载道的盲目的使命感和崇高感”，与故事的人，情，事保持了等高的心理地势去体验哪怕这体验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进行却融合了他“亲在”的生命体验的感受。正如李天葆所言“把写坏了的题材拾 起来，用一个黑夜，两段交织进行的片段，反映华族在本土的现实。”（6）
    对方北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题材开掘黄锦树表现了他的质疑，对被他们过滤过的历史的沙砾进行放大，审视和研究。黄锦树选择了两条路以进入历史和开掘题材。一闯入禁忌，昭示禁忌。二再现恐怖，发掘恐怖。禁忌是对题材的扩宽和延展，而再现恐怖则是对传统写作的乐观基调或者说是伪乐观的生存策略的颠覆。上一代现实主义写作者在历史特定的语境下有意无意地遗漏了的矿源被黄锦树发掘，而囿于生存的策略而用“国家意识”粉饰过的记忆之墙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已经剥落，恐怖主义原色裸露出来，层层叠叠---南来前的北方大陆的战乱恐怖，雨林的殖民时代恐怖，后殖民时代的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中心恐怖这些深藏的恐怖在作者书写胶林故事时候全弥散挥发出来。黄锦树的写作是个人选择也是历史选择。“新生代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传统的这种否定性的挑战，实际上来自于他们处于世界潮流中的‘经典焦虑’，即他们用20世纪世界文学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东南亚华文文学感到‘经典的缺席”，所以对传统的激烈否定的后面，仍有着从内容和形式的整体合一上提升本国华文文学艺术质量，建立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传统的热情追求。”（7）
    同时，后殖民理论的传播吹去了历史表面的尘埃，发掘历史记忆，还历史以真实血肉是当代马华作家的自觉的使命。黄锦树的写作，冲破了历史禁忌的樊篱，对民族身份的寻找和“民族地位的游离的省思和难言的抑郁”（8）都迫使他去发掘这片丛林的记忆。禁忌并不能掩埋恐怖，而只会使恐怖在掩埋的暧昧暖湿之中发酵升温成沼泽成更深更神秘的陷井。对民族的“游离”状态，林幸谦选择了边陲主义，走向了“永久的流亡”，从哲学层面上解构了故乡神话，指明人类的无家可归。这样将文化意义上的怀乡升华为哲学的命题，并且从人类学的层面借用人类学的成果企图彻底粉碎中心，以此宣扬自己的”流亡’美学。黄锦树无法流亡，胶林是他牢不可断的根基，胶林不但深入他的意识而且，这片饱吸了先人之血的热带雨林，已经纳入了华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序列，成为它的记忆链上不可缺的联系的一环，唐山记忆与雨林记忆构成了马华人的两大意识群，如同一座巨大的记忆的山脉将唐山记忆压在地层，有什么人为的力量搬开推倒甚至遗弃这段记忆?而从马来西亚国度而言，马来西亚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也接纳了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割裂这些记忆，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黄锦树的“禁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华族在这片土地的生存争取主人身份的资源和资格。无论是闯入禁忌还是再生恐怖，黄锦树是为族群正名，历史已经接纳了这个移民群体，这片土地已经埋满了龙的子孙，他们的鲜血和肉体甚至骨殖已经肥沃着这片丛林，还有什么人为的意志，政权力量甚至是书写在薄纸上的法律条文能将他们排除出历史大门之外?“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黄锦树书写这种“融入”雨林国度的艰难的充满血与火的过程。这种复杂，暧昧的心态与方北方的乐观的被“国家意识”本质化，纯粹化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
    2．重铸经典的探索与经典标准的构想。对马华文坛的文学经典传统进行颠覆之后作者试图以小说《M的失踪》来提出自己对经典标准的思考。作者虚设了一个充满寓言意味的故事：一位署名为M的马来西亚人写了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寄到了纽约引起了美国<纽约时报〉和评论界的瞩目，甚至被推荐竞选诺贝尔文学奖，〈纽约时报〉长途电话联系马来西亚两大文学阵营——马来人作家协会和马华作家协会。这个“建国以来文学史上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出现‘大作家’了”使得华，马来两族的文化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借马来作协成员K之口指出马来国家文学只能用马来文写且“这是原则！”来表现马来人对华族文化的排斥，不仅如此，作者也借此隐喻华文文学的危机。作者虚设了一场“马华文学史上无聊的争吵”，而让人惊骇的是作者以真实的人物进入自己虚构的情节来表达自己的对马华文坛的纷争的不满和对马华创作状况的忧虑——正如他的论调“马华文学史上经典缺席”，李天葆认为“他的作品实际上是支撑了其论点的最佳示范。”作者以漫画的笔法对马华作家及其创作状况进行了速写，而这些速写则是他从自己对马华作家的评论文章中顺手拈来。对经典缺席的焦虑使得作者的语气多讽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显得怨毒。将马华各界文化名流置于这场无聊的争吵中，将推理小说家温瑞安推至主席台，借推理M的身份对马华作家的弊病尖刻地指出诸如方北方的“太强调写实，报道有余，艺术不足”，李永平的“纯粹化”的中文写作的弊病——“据说他目前计划用形音义接合的小篆协作。”
    早在多年前黄锦树断言“马华文学没有经典”，而《M的失踪》是建立在这句话的基础之上并进行深入思考，“什么是经典？如何树立经典标准？”作为马华新生代写作者一批旅台学者，在台湾接触并浸淫于了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形成了用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观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将20世纪世界文学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习性，这使得他们习惯了以西方视野作为参照系来确立本土的标准。“M”的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在于作品内容符合了西方经典标准“根据美国评论界的意见，这部作品首度跨出了马来西亚种族樊篱，它揉杂了世界几个重要的语系而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文体，由于它是多元，因此‘不可翻译’……它吸收了几个文化传统……而自成一格”作者假设了西方视野来建构他的经典主张：1。人类的眼光（“跨出了马来西亚种族主义樊篱”），2。多元文化营养，3自成风格。然而相比之下，马华的创作实际中很难接近这一标准，或者深陷种族主义泥潭不能自拔或者类似“文字修行”般固步自封地进行“纯粹化”中文写作而全然不理文化全球化潮流——多元，包容，相生是它的必然趋势。
    然而黄锦树陷入了创设的悖论，一方面对华文创作的单元营养——“中国性”进行否定，坚决对马华创作进行“断乳”以获得马华文学的独立从而使马华文学经典有形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他又比谁都深刻理解“对于华人意识深层里的‘中国情结’……它并不比乡土虚构。如果把这些都抽离，华人的存在便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存在。”（9）既如此，当华人存在如同虚设那么马华经典的建立更是一种虚妄的想象。
    作者潜意识中的悖论使得小说《M的失踪》的后半部与前半部形成了错位。前半部作者虚设了一个现实世界，尽管是虚设但是却折射出马华文坛和华、巫两族文化冲突的社会现实。
    在后半部则虚构了一个似真似幻的超现实的世界。作者寄身于小说主人公“他”——一个新闻记者受托来寻访“M”，深入丛林深处。浓密幽深的雨林，朦胧神秘的雾气，如史前恐龙骸骨般恐怖的竹搭桥的气氛，神秘的林中湖水里的动物，神幻诡异的八卦，动物背上象形文字……形成了一个带有魔幻现实色彩的世界。这个深藏在丛林深处、带着浓郁的五四中国余韵的幽冷、苍翠的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古中国传统的寓言。当移民们背负着北方大陆的传统来到这片雨林时，随着社会、时代历史变迁古中国传统也逐渐地在日渐强大的本土经验——“地理虔诚”（10）的冲击或人为的边缘化运动的压抑下向丛林深处撤退。尤其是移民的后裔试图斩断根性，“去势”、“断乳”的时候，“丛林深处”在这样的语境下成了一个大隐喻——华人的文化传统的被挤压、堆积、存放的死角。新闻记者“小黄”（作者的替身）深入丛林寻找这个具有世界性文化眼光、人类视野的现代人“M”，越深入，他发现自己越身陷入一个自己无法走出的文化传统——纠结先秦的神秘、唐宋的古韵、五四的清俊的中国传统之中。记者小黄怀疑“M”“是一个复合函数”而“M”并不是具指“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那么‘M’的失踪就是一种必然了？而‘KRISTMAS’则是一部‘集体创作’？象水浒西游？”如果作者认为马华经典乃至马来西亚文学经典孕育于华文化的土壤，那么作者又陷于历史现实的“失语”状态，在结尾作者以奇诡的笔法写道，在林中女孩催促自己离开的时候，发现报纸副刊上署名“M”的《M的失踪》与自己的未完的手稿“雷同之处十之八九，剩下的一成不同似乎就是润饰与不润饰的差别。”一切都有预设的，也许“会有一个这样的作者穿透他的所有心事且预写他的未来，硬生生地把他从‘作者’的位置上挤掉。”这中间含有作者对马华文学价值的传统的嘲讽。马华文学的创作如同一场梦幻，且是命定、预设、人为安排的，是马华文学的宿命和悲哀。
    3．经典现实主义者的困境。完成了对经典的构设之后，黄锦树开始反思马华现实主义写作者的困境。其志在为“……我们这一代该如何重寻出路。”（11）于是有《胶林深处》这篇深入剖析马华现实主义写作衰竭的根由以及后来者如何杀出“失语”的重围寻找再生之路的短篇小说。作者以“访问者——说故事者”的小说叙述模式展开故事。作为访问者的新闻调查员暗合了作者的身份，而说故事者包括报纸编辑王君和作家“林材”，说故事者的身份是评论者和作者，这两个角色都分摊着作者的视角和价值判断，是分裂的作者的两个部分，而作者自身则选取中立的客观的身份“新闻调查员”自有他的深刻用意，以作家的创作现实来现身说法及评论家的理论高度来高屋建瓴地评估互文般揭示现实主义写作的障壁。借编辑之口吐露作家的写作困境“……那些字愈来愈难以操控……题材上也出了大问题……”，“我的生平已被自己消耗殆尽，所有听来的，看来的，能写的都已经写光。我快枯竭了，就象眼前的炉灶，柴已烧完了，剩下的只是灰。”作家的自吐真言表明了马华现实主义写作者遭遇了历史、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学思潮的新浪叠涌，文学艺术品格的转型，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马华现实主义的局限——写实（报道式的写实）的弊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自我暴露，写作技巧滞后，已经不能满足接受者的艺术口味和阅读期待视野，小说家的模式化的自我复制足以是作者自身疲乏，写作的矿源——现实已经被小说家发掘而且是“粗放”式开掘消耗殆尽，逐渐陷失“失声”的可怕沼泽之中，对文字的敏感度尤其是对那种韵味的文字的敏感已经日见麻木，当作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消退的时候，意味作写作的危险的来临。作家是“那种用文字交配的人”，失去了操纵这项交配任务的能力，是文字在自己的笔下变得平板，生涩，干枯，预示着作家的死亡。那么现实主义小说的出路在何方？黄锦树借王君之口表达他的设想——即具有原创性的，独特的，个性化的创作道路——“原稿毕竟是作家一笔一画一点一捺在稿纸上一格一格的握着笔杆‘制作’出来的，是一种高贵的手工，愈是实验性的作品愈是如此……”
    在《胶林深处》，作者不再是《M的失踪》的反讽笔调，而是以一种凝重、深沉的口吻设身处地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中将现实主义写作进行到底的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马华写作者的艰难处境的理解，然而现实主义的模式化的先验的写作运行机制在世纪末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机制面前殒命是马华现实主义作者在其写作航路上必然会碰撞上的冰峰。作者借调查员体现自己的写作用意“借这样一个本土作家来透视大马华人的文化处境，借他的文化处境以做大马华人的文化隐忧的象征……在这个华文/华语被视为外来文化的国度，他们的压力必然更大，他们的挣扎实足以做为寓言来解读……” 
    写作对海外华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他们冲破当地强势文化压抑的四壁，表达自己和显示自己的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他们的生命运行的方式，他们必须借写作来“发声”，否则只会造成族群性的喑哑，“失声”的后果是失去存在资格的根由。无论是意识到现有的写作传统业已腐旧而感到危机四伏的老一代写作者还是意欲颠覆旧有规则的新生代都感到了焦虑和压力。罗宾逊曾言“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身份变得日益模糊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文化身份的认同。”（12）这种认同来缘于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的坚持并且在世界文化潮流之中如何将自己的根文化发展、提高，如何与世界高势文化接轨而不是固守自封和自我中心主义，然而在这强逝的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夹击下，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是海外人尤其是作为占所在过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焦虑的中心。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因失语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载体，从而使这种文化在历史舞台上隐没或淡出。而尤其是书面语的运用，它通过不同的修辞、语法和文字，不仅从外观上改变一种文化，而且，当书面语被记载历史时，它所载的内涵不可避免地蕴涵着这种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价值观。”（13）而文学语言“携带着我们赖以判断自己、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整个体系”（14）的因子，华人要认同自己，写作是其一个重要的反观自我的镜子。当这种语言，这种反观的途径陷入困境的时候，生存的尴尬必然接踵而来。作者以华语写作者“林材”的生存个案来寓言和预言华人的生存困境“他愈来愈迁往胶林深处。理由很简单，他小说中的第三人称越来越孤独，那语调也愈来愈凄凉。仿佛他已渐渐找不到可以帮他展开故事的‘角色’……”即是对华人写作困境的表达也是对华人生存困境的焦虑——如何找到角色来展开故事隐喻华人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来展开生存之旅。
    借一个书店老人——隐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之口借言书法“让文字可以品位，而不是粗浅的载道”来驳斥“为人民而写，为文学史而写。内容最重要，不必什么技巧”的“林材式”的文学观，老人的启迪使林材对自身开始了质疑：“我是不是突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还是我原本就不曾获得它？”并醒悟到“……需要……一种不寻常的能力……才能把二者（土地与作家）结合起来。那种能力……”丛林记忆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是隔膜的或者说是有意的隔膜，是一种国家意识过滤过的现实，一切情感都近乎模式化规范化和纯净化没有超出规范的复杂性的异质感，因而透明的丛林记忆是不长久的虚幻童话，这就需要一种和现实肉搏的，穿透现实丛林的“主观战斗精神”来拥抱现实的“……不该只写出一做透明的胶林……只有象征的森林，才是无尽的深邃，这就是‘象征的森林’……把稿纸揉掉，火烧原稿，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写作方式。火光，血，汗水和精液……”
    作者借写林材的体悟以寓言的方式指出了马华现实主义的出路——将自我与现实，将作家与本土的生存的现实的土地真正融合，让真实的火光、血和汗水甚至蕴涵着生命能量的精液渗透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以真实之躯拥抱现实，惟其如此，才能逃离生存和写作的双重困境。
    黄锦树的重写经典的设想和实践既可以看作做为马华新生代作家为马华文学在全球话语的冲击和本土主义的包围中杀出重围所作的努力，同时他的努力也是为马华人的生存开辟一条具有策略意味的路径

注释：
    （1）《流亡——论张贵兴和他的写作道路》，选自黄锦树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第353页，（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
    （2）同上367-368页
    （3）《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论文及马来西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选自黄锦树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第196页，（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
    （4）同上，第197页
    （5）《词的流亡——论张贵兴和他的写作道路》，选自黄锦树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第360页，（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  
    （6）《暗夜缝里的流失――论小说＜乌暗冥＞，李天葆，选自《乌暗冥》，黄锦树，九歌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２８０页
    （7）《“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作家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初步比较》，黄万华，〈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总52期，第95页。
    （8）《暗夜缝里的流失――论小说乌暗冥＞，李天葆，选自《乌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282页。
    （9）（自序）《非写不可的理由》，选自《乌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12页
    （10）约翰。柯特兰提出，参见《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论》，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182页。
    （11）《非写不可的理由》，选自《乌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3页
    （12）转引自《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与反抗》，费小平，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总第53期。
    （13）《“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任一鸣，《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总第51期。
    （14）尼古基观点，转引自《“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任一鸣，《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总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