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导弹:哄骗----“民可使由之”，蒙蔽----“不可使知之”，娱乐----娱乐与狂欢，愚民三术

□柳士同

孔子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诲，沿袭了两千五百多年，实为历代统治者愚民的指南。尽管当下某些儒学研究者别出心裁地将其重新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原先的句读早已约定俗成，深入人心；在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社会里，一直就是这么应用来着，其历史轨迹和深远影响，恐怕不是重新标点就可以轻易变更的。当然，孔子未必是中国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没有孔子这段话，专制独裁者照样得愚民，否则他们就无法维持王朝的集权统治。因为在一切所有的专制集权之中，思想专制才是核心，是最重要也最根本的专制；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其将治下臣民置于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之下、统统玩弄于股掌之中，不无关系。若将其愚民的手段略加分析和归纳，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曰“蒙蔽”，二曰“哄骗”，三曰“娱乐”。这三种手段可以说是历经百代屡试不爽，把黎民百姓、上下左右都“忽悠”得服服帖帖。大人先生们虽然开口闭口不离“道”，但肚子里装的却往往是“术”，故而我们不妨将上述三种愚民的方式称作“愚民三术”。

所谓“蒙蔽”，指的就是孔老夫子说的“不可使知之”。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统治者永远都不想让民众了解真相和知道真相，恨不能将民众所有的感觉器官，尤其是眼睛和耳朵密封起来，完全与外界隔绝，永远生活在他们所制造的假象里，浑然不觉，任凭摆布。国人历来以“四大发明”为自豪，可这“四大发明”中有一半是关乎信息传播的呀！“造纸术”是为了帮助人们写字和写文章，“印刷术”

是为了帮助人们印制书籍并传播知识与思想。数百年前，这两大发明对推动欧洲走出中世纪所起的作用，怎么赞扬都不过分。然而，在中国的专制集权之下，人们何尝拥有过出版的自由？有谁有敢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呢？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有了报纸，才开始发挥这两大发明的作用。遗憾的是，就这有限的报纸还时常被查封，“开天窗”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报人甚至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中国报业的先驱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不就是惨死在军阀的屠刀之下吗？自古以来，国人奉行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清代以降，更是闭关锁国，视欧美的先进文化为洪水猛兽，惟恐西风东渐，动摇专制集权的根基，损害他们代代相传的既得利益。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在广播电视上听到，诸如“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样的字眼。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奇怪，想想看，就这么整天蒙着、遮着、掩着、盖着，“群众”又如何能“明真相”呢？他们只能在严格控制的认知范围内，了解历史与现实，了解外面的世界，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和价值观念。

所谓“哄骗”，则是孔老夫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了。那么，如何才能“使由之”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哄”，就是“骗”，就是说假话。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仅此而言，当年将林彪与孔老二联系在一起，倒也没什么不妥。孔子学说的核心“礼”与“仁”就是最典型的“哄骗”。“礼”将人规范到铁定的等级序列之中，并“哄”你安于自己所在的等级，一旦僭越可就违背了“礼”，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时至今日，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居然还将“尊严”一词解释为“可尊敬的身份或地位”。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被尊敬，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教养和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拥有某种身份或地位。至于没有显赫的身份抑或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自然生来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这完全是不折不扣地承袭了礼制的等级框架，而公然漠视“人与人是平等的”基本人权。既然如此，平民百姓还配有尊严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去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呢？被侮辱与被损害乃是天经地义的呀！你就老老实实地以“做稳了奴隶”为最大的幸福吧！“仁”的欺骗性更大，绝非像历代儒生所吹捧的那么了不起。说白了，“仁”指的不过就是人际关系罢了———以此而论，孔子不啻是中国关系学的鼻祖———将人统统纳入“君臣父子”的伦理框架之内，然后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爱”的面纱，其实质却是以“忠”和“孝”的观念彻底泯灭个人的独立与自主、权利与自由。在“礼”的规范之下，处于蒙昧状态的国人就只能唯上，只能惟命是从。凡“上面”说的，有权有钱有名有势的人说的，一概确信无疑。这就给假话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把持着话语权的大人先生们，不仅擅长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得振振有词，将“假”“大”“空”粘合得天衣无缝。一个简单的“需要”———诸如“革命需要”“政治需要”“工作需要”“宣传需要”等等———即可公然造假，即可不知廉耻地大放厥词！“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到如此冠冕堂皇的话语，能不相信、不上当受骗么？这种“哄骗”，不仅是严重地脱离和违背事实，更可怕的是它根本就缺乏理性不合逻辑。那些位居高端的大人先生，兜售的经常就是这样一些结论式的片言只语，从未经过逻辑严密的论证。他们尤其擅长借汉字表意的模糊性和多义性，随心所欲地界定、阐释和偷换概念。由于这些话都说得很动听很豪迈很煽情，因此就很能蛊惑人，很容易被社会顺利地接受、广泛地传播。至于这些话是真是假，是有益还是有害，并无多少人加以认真的思考和鉴别，反而人云亦云地把它当作“真理”。于是，许多骗人的鬼话就这么代代相传，历经千年仍为许多人所信奉，且继续用来愚弄当下的民众。

所谓“娱乐”———难道娱乐也能用来愚民？不错，不仅可以用来愚民，而且能够愚得你心甘情愿乐不可支，因为没有比消费文化更能消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志的了。说起来，消费文化乃是一个现代概念，但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却是自古就有了，“及时行乐”甚至成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信条。担纲娱乐的“优”，或曰“优伶”，也就是“戏子”，一向都为君王所宠幸。比如，东方朔就颇得汉武帝的欢心，五代时期的伶人都能成为朝廷命官，元代的“七优八倡九儒十丐”，还将戏子的地位远置于读书人之上(若用《现代汉语词典》对“尊严”的解释，那倡优都比文人有“尊严”)呢！待到明朝，太祖索性在贡院和夫子庙旁的秦淮河畔，修建起一排排的青楼，让天下举子都沉湎于酒色之中。日日笙歌，夜夜缠绵，谁还有心思去谈论什么国事！古代虽大兴过文字狱，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足以遭来杀身之祸，但那些黄色或准黄色的戏曲小调，却可以风靡民间，以致世代相传而绝无性命之虞。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非议朝政可能动摇专制集权的根基，低俗的娱乐却可以消解人的批判意识。这也大概是当今社会“娱乐至死”的缘起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文化纷纷涌进大陆，可放进来的并非那些具有真正的文化意义，抑或说是颇具历史文化内涵的东西，而大多是些卿卿我我、打打杀杀之类的垃圾。而大陆的影视作品竟也紧紧地步其后尘，生编硬造，一味地逗乐搞笑媚权媚俗。相当一批作品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甚至伪造历史违背真实。近二十年来，“娱乐圈”几乎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连学术都纷纷娱乐化了，遑论其他！许多颇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或心甘情愿或身不由己地被其俘虏。问题明摆在那儿，既然有一定社会性和思想性的作品难以问世，难以生存，去拍装疯卖傻无聊之极的作品也就大行其道虽说主流媒体也曾一度声讨过“三俗”，但这所谓的“声讨”真正触动过泛滥于荧屏的“庸俗、低俗和媚俗”么？不过是虚张声势出口恶气罢了，其结果自然也就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个中缘由，不言自明。近十多年来，各种各样的“节庆”“歌会”“演出”“盛典”乃至五花八门的“走秀”与“PK”，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覆盖各种媒体。真是个没完没了，无止无休。这些娱乐与狂欢，既可以让主办方获得可观的利益，又能够令广大民众沉溺于白痴般的癫狂，何乐而不为呢？

要知道，盛世展现的理应是饱含历史沧桑，真实而又厚重的文化；而本文所指斥的“愚民三术”，却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那种轻浮、浅薄、近似无脑的狂欢，我们理应把它当作一个危险而可怕的信号，加以警觉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