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3的自带杀毒:中国版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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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的经济学
借宏调之力的中国经济值得期待
薛岩在香港《文汇报》发文称，世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加之自身经济周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出现加速下滑的迹象。2008年前三季GDP增长率为9.9%，较2007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三个季度的增长率依次为10.6%、10.1%、9.0%。中央及时调整宏观调控取向，转而采取积极财政和较为宽松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预计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9.4%左右，09年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会急剧下降，将保持9%左右的水平。在环球经济一片萧瑟景象中，中国经济前景相形亮丽，值得期待。
第一，出口疲弱。出口占我国GDP比重近40%，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减少，加之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减缓。前三季度出口增长22.3%，增速比2007年同期低4.8个百分点。若计入这一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5%以上的因素，实际增长率还要大幅调低。同期GDP增长9.9%，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为5年来最低。
在金融海啸冲击下，世界经济持续呈现颓势。美国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0.3%，为7年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预计第四季度还将继续负增长。日本、欧元区经济已陷入衰退。日本第二、第三季度GDP分别比较上一季度下降0.9%及0.1%，欧元区第二、第三季度GDP较上一季度均下挫0.2%。在首三大经济体的拖累下，全球经济无疑将举步维艰。11月6日IMF发表声明，将此前预测09年全球经济增长由上升3%，向下修正至增长2.2%（根据IMF定义，增长率为2.5%或更少等于全球陷入衰退）；美国由此前预测增长0.1%，调整至下跌0.7%；欧元区则由增长0.2%，修正为下跌0.5%；日本由原来增长0.5%，改为下跌0.2%。
世界经济前景黯淡，外部需求必然进一步削弱。以中国对外贸易“晴雨表”和“风向标”着称的广交会五年来首次出现成交额下降，11月第104届广交会总成交额同比下滑17.5%，预示明年出口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实际投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尽管2008年以来名义投资增速保持高位并略有上升，但计入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却明显下滑。前三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6.7%，比2007年同期低4.2个百分点。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地产业不景有很大关系。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日益冷却、交易量持续萎靡。2008年前10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6.5%。国内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单月销售面积已连续5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其中8月及9月同比分别下降32.8%、27.6%；销售金额则连续4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其中8月及9月同比分别下降35.2%、37.9%。房地产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24%，其交易冷清导致新开工面积下降，加之相关钢铁、建材、建筑、家居家电等行业受到拖累，无疑影响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另外，受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涨以及价格调控行为的影响，加之过剩生产力使得企业愈发难以将成本压力转移，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9%，比2007年同期下降17.63个百分点。企业利润走软，使企业内生增长的动力大为减退，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比上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其中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创下了自2001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消费数据虽然亮丽，但存在隐忧。2008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2.0%，实质增长15.7%，较2007年同期分别上升5.9及2.6个百分点，是三驾马车中唯一的亮点。但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前三季同比实际增长7.5%，远低于2007年同期的12.2%，加之经济增速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及股市、楼市下跌导致的负财富效应，未来消费领域的表现不能过于乐观。
为遏制经济下滑势头，中国政府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早在2008年7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从“两防（防经济过热、防全面通货膨胀）”转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通货膨胀）”，并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纺织等行业出口退税、增加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等。中国央行9月16日后三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9月18日，政府又推出三大实质性利好（印花税单向征收、汇金增持银行股、国资委支持央企回购股票）稳定资本市场。
11月9日，面对环球经济急转直下的新形势，政府又宣布将稳健财政及从紧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及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定于未来两年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把保增长促转型做为今后的宏调取向。11月12日，中国决定从12月1日起提高3700多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制造商提供进一步支持，还决定取消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确定6项措施扶持轻纺工业。此外，多个部门也同时推出政策刺激经济，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10项措施，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财政部明年起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金额达到约190亿元，并由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人保部明年起提高企业基本养老金10%左右；国土部宣布从09年起国家将逐步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
以上措施对拉动经济增长将起到较大作用。首先，在政策支持下，出口颓势将得到较有效的缓解，加之进口会同步下降，净出口依然将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估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贡献将由07年的2.6个百分点降至08年的1.1及09年的0.5个百分点。其次，在中央积极财政的政策基调下，各级地方政府势必竞相扩大投资，预计08及09年实际投资增速虽较07年20.7%为低，但依然将分别保持在16%及18%左右的较高水平，对GDP增长贡献分别为3.2及3.8个百分点。另外，尽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放缓，但考虑到扩大消费需求是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相信政府会出台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预料08年及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将分别达到15.1%及12.9%左右，对GDP增长的贡献将分别达到5.1及4.7个百分点。
基于以上分析，预计08及0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9.4%及9%左右。在全球经济前景暗淡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够做到避免经济增速的急剧下降，已是非常难得。面对经济「变局」，企业要冷静应对，谋定而后动，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专注于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此才能渡过时艰，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
（香港《文汇报》，2008.11.26）
国际经济
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合二为一
路透专栏撰稿约翰·坎普（John  Kemp）发文称，人18世纪至19世纪，各国央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管理政府发债。19世纪末，央行才开始扮演“最终贷款人”角色；20世纪初，各国央行开始逐步发挥宏观管理作用。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甚至90年代（英国），管理政府债务依然是各国央行的重要职能。随着央行日趋独立，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它们逐渐淡出债务管理职能。经过财政整顿和长达60年的宏观经济稳定局面，来自财政方面的压力大大减小。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备受货币经济学家推崇的货币数量理论既是对经济深刻入微的洞察，又是一个简单的会计?等式。简单说来，货币数量论就是MV=PT，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数量。假定V保持不变，M增加会刺激交易数量（T）增加、或提高商品的平均价格（P）。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正是为了提高货币供应水平（M），以迫使交易数量、价格分别或同时增加，避免物价暴跌和通货紧缩。这里我们假定V保持不变，或至少是由与M、P、T无关的外部因素决定着。而在实践中，货币需求的变化是结构因素（金融技术、支付周期）和周期因素（负债意愿、预防性储蓄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没有可能固定不变的。
2007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期性因素逐渐占据主导作用。消费者和企业持币“以防万一”的心理盛行，预防性需求（precautionary  demand）上升，货币流通性下降。美联储试图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努力完全被人们对货币和储蓄的需求上升所抵消。美联储只能通过在银行系统内部提高储备金，以增加所谓“狭义货币”，而无法创造出更多“广义货币”，即在银行之间、和银行对家庭和企业的授信（credit  extension）。但广义货币（银行储蓄账户）较之狭义货币（现金和储备金）更能刺激交易量和商品价格的变化。美联储过去两月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以增加狭义货币数量的同时，广义货币只是维持原有水平，甚或还有所下降。
究其原因，商业银行改变了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包含了更多储备金（狭义货币），减少了部分贷款和租赁所得（广义货币）。过去一个月，商业银行资产的增加部分全是存在美联储的储备金和财政部发行的票据。银行之间的拆解继续萎缩，银行向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贷款和租赁则持平。
广义货币存在的问题是：银行须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和流动性，并且愿意放贷，同时借款者具有借款意愿，且有能力借贷，同时能提供有力担保。目前，房价下跌，担保物价值也下滑，同时，人们还要担忧饭碗问题、收入问题和企业现金流问题，这一切都加剧了人们对偿付能力的怀疑，阻碍了广义货币增加的进程。货币传导机制已经崩溃。美联储努力增加储备金的同时，忽视了对交易数量和物品价格的刺激措施。决策者目前的任务是修复信贷市场，稳定并逐步降低人们对现金的需求。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引发人们持币欲望膨胀、限制信贷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解决方案就是尽力控制不确定性--在单纯的货币政策之外寻求措施。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财政政策。联邦政府需要拿出足够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安抚普通民众的恐慌情绪，使其敢于花钱；同时让企业对销售情况更有信心，准备加大投入，停止裁员。
财政刺激方案非常重要，但目前急需的财政刺激规模庞大，可能成本太高令政府无法承受，并大幅抬升政府借贷成本，除非当投资者愿意继续购买回报率极低的国债。要说服投资者，需要保证两个条件：其一，通胀将被限制于可控制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水平。货币政策要为政府发放债券的行为服务，这正是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二战期间的做法。
过去50年中，分析人士往往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成由不同机构（美国分别为财政部和美联储、其它国家为财政部和央行）制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过去20年间，各国央行的日渐“独立”进一步加剧了上述两者的疏离。但面临着巨额的救市资金、税收减免、政府支出增加，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已融为一体。未来几年，分析人士思考的将是综合的“财经政策”，就像1945年之前那样。美联储和财政部也将不得不共同协作。美联储几乎肯定将把利率保持在极低水平，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如果财政部希望在2009财年成功发行3万亿-4万亿美元的新债，并且在2010财年继续大举发债，美联储就必须让市场确信，未来至少3-4年内利率绝无“正常化”的可能。
（Reuters，2008.11.25）
东欧各国幸免经济衰退
据法新社报道，据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WIIW）周四（11月27日）公布的一项报告，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欧元区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的威胁，但中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国家全都幸免于经济衰退。具有参考作用的这个经济研究所预计，上述区域的经济增长将明显减弱，主要与出口下降、投资减弱以及贷款困难有关。但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指出，欧洲联盟的10个中欧和东欧成员国（PECO），其国民生产总值将继续增加，今年的增长率为5.0%，2009年将达2.7%，2010年预计达3.5%。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增长都应保持强劲。波兰2009年的增长率预计达3.8%，2010年达4.5%。至于今年元旦才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2009年的增长预计为5%，2010年为4%。然而，其中3个新成员国将陷入经济衰退的局面。匈牙利200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下降1%，2010年回升1%。爱沙尼亚2009年呈负增长（-2%），2010年（-1%）。拉脱维亚2009年也是负增长（-3%），2010年（-1%）。申请加入欧盟的其它国家（克罗地亚、马其顿、土耳其）其200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1%。其余巴尔干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预计为3.2%。乌克兰200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增长0.5%，2010年为2.5%，2008年的增长为4.5%。
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强调：欧盟10个中欧和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将减弱，同时失业将增加，通货膨胀将减缓，日常赤字将下降。研究所强调，这些预计仍有“不稳定”因素，主要与欧洲联盟内西欧国家的发展有关。欧盟10月底时曾提议把援助欧盟成员国的金额提高为250亿欧元，以便援助遭遇危机的非欧元区成员国，譬如匈牙利。
（法新社，2008.11.27）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版的经济学
在过去30年中，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董辅礽基金会秘书长沈晓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一篇专稿透露，上周，由董辅礽基金会等机构主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则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沈晓冰在专稿中说到，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国际经济学界来说还十分陌生。西方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时，往往聚焦于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或关注于普通百姓生活，但却容易忽视对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经济学家群体的留意。实际上，在中国，思想者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从每一关键时刻，到整个三十年的历史，都深深印刻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影响。
中国三十年间的诸多改革，不少源自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后者往往参与政策的决策）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语汇，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并以更直白的党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
发端于中国安徽农村的农民包干到户，就是被早在1950年代就曾认同包干到户、主张合作化稳步进行的杜润生带领一批经济调查研究者，同时还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文人（如记者），以调查报告、研究报告、新闻加评述、党内情况汇报等并非抽象、严谨的经济学学术方式，予以分析、判断与鼓动出来的。当然，最终的决策者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而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确定前，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小范围传阅，有的甚至作为一种秘密信息传递。那时的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主要充当决策者的调研、智囊角色，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会事先以个人学术成果的方式对外发表公布。只有在最高层决策后，这些成果才会公开发布。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智慧的供应者，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
一个独特的经济学现象是，在中国，实际上有许多西方经济学语汇所不能表达和阐述的现象，至少是难以准确表达的现象。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则能以独特的语言进行描述、解释、分析。中文与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语言的英文，有诸多差异，但也有互补和相通。就中国经济学研究者们研究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作为中国几千年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的家庭，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研究对象。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对家庭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家庭的生产、经济功能的分析研究，无疑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有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的素材。
西方经济学家可能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中，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前是否加上“家庭”二字争论不休？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普遍。西方经济学家还可能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成果的语汇好像总是那么单调、刻板。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并非仅在经济的技术层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到处是意识形态风险，充斥着政治性的论争。以农村改革为例，人民公社制度，当时是被中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改变这种经济形式，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变革。就在安徽农民自发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彼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就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应该改变。不仅如此，这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改变国家所有制的主张。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疑是当时十分胆大的论断。
“所有制”问题在昔日中国的受重视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也许难以理解。在中国，“所有制”是一个学界、政界甚至普通大众都熟悉的经济学词汇，对这个独特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导火线和关键。与之巧合相应，农民的包产到户的行动，实际上是没有遵守人民公社制度，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甚至是违法行为。而杜润生等经济研究者在进行大量调研后，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他们在农村问题上的研究和后来参与决策推动农村改革，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土地的所有制归属问题，但在经济组织形式上，已经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回归到经济学的本源目的，更启动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进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轮投票的另外两个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和价格双轨制理论，同样具有中国特色。
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城市的经济改革，主要的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因为在三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几乎全部就是国有经济。中国经济学家董辅礽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而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具体对策模型，并在立法等领域直接影响和推进。
“价格双轨制”由一批年轻的经济学研究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争论中形成，改变了经济中单一由国家计划定价的模式，以计划定价和市场自由定价并存的方式，作为中国价格改革的措施，虽然其至今还倍受争议，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这也反映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的独特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1980-1990年代，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学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位，被官方所高度重视，甚至直接进入立法机构。如董辅礽担任了两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立法机构中的最高位置。厉以宁教授则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直接领衔起草了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既是学者、研究者，又能直接影响决策和立法，将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样的社会成就，恐怕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历史上只有凯恩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才有。
当然，经济学家进入政府或立法机构，或许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失去学者独立性的一种选择。以自然语言表达经济学观点，似乎有碍经济学的贵族性。但如果回到经济学本身，我们要看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是什么，即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的完善服务。学者独立于思想，而非身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直接参与社会决策，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而中国的几位经济学家在进入官方机构后，也并非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相反还充实和保障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思想。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也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不像自然科学一样超脱，至今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完全统一的抽象的语言体系。要以单一的语言完成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至少在目前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学，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如同科尔奈提出的“短缺”概念最初也不一定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理解一样，中国的经济学也有许多独有的概念，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大争议的“价格双轨制”，还有董辅礽自己创造但后来自己又认为有缺陷的“八宝饭”经济等，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特有现象，以这种语言和词汇描述和表达似乎才能达本意。所以，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当然是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学水平和成就的。但要以经济学的本质目的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国的经济学界是能够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分的。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巨大变迁，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功。
中国的经济学需要科学化，也需要全球化，需要融入全球经济学体系。这需要目前处在两个经济学语言世界的经济学家的沟通、共同努力。在中国，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国计民生，而鲜有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事业目标的。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实际上多年以来，在国内显要但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考察更是低调恭谦的耕耘者，如今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或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的是中国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成就。
（FT中文网，2008.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