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指纹锁728使用视频:天堂没有慈善（之二）

天堂没有慈善（之二）

人们在评论中国古代政治时，经常会说到朝贡贸易。现代不少人用西方的观点解读中国古代朝贡贸易时会说：中国古人太傻，与别的国家做生意，宁愿赔钱。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并非都是赔钱，更多是公平交易、各取所需。其次，朝贡贸易中的确有赔钱的现象，如何理解？这就是中国古代政府长期性地对中国以外地区、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古代政府对内可以“施仁政”，做到除了发生自然灾害，平时不需要太多的慈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府管辖范围之外，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古代历史上，中国周边地区长期比中国落后，中国古代政治的优越在于，经常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对周边地区做慈善。这一方面是同情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平”这一整体利益。如果在国家关系中，国与国之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周边穷国很容易会对富裕的中国形成武力威胁，因此，朝贡贸易这一带有国际慈善性质的行为，配合中国自身的武力后盾，是长期维护良好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蛮族入侵，这是另一个话题。
从历史上说，西方国家大致可以理解为，由于离中国太远，朝贡贸易的慈善没有恩及它们，才造成了他们对中国财富疯狂的贪婪。对比一下当今西方社会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当今西方社会比中国古代的落后就非常明显。近几十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没有一个像中国古代那样是真正的慈善，反而，无一不带有一系列交换条件，其中，尤以接受慈善援助国家的主权为最重要的交换条件。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一一罗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帕金斯的系列著作，《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经济杀手》、《一切都是骗局》等。如果说帕金斯所指出的慈善援助骗局主要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伴随着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这种带有明显交换条件的国外慈善，现在也开始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大资本家身上。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西方社会近代极为猖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约150年前在西方社会出现，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其典型论断就是“适者生存”，他把自然界、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斯宾塞反对政府关心弱势群体，反对慈善，我们引两段斯宾塞的话：“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看起来有点残酷，实际上却很温和的固有规律，那就是低等动物之间普遍存在的，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争斗状态。这种争斗状态，其实是非常仁慈的。这一结论，对很多可亲可敬的人们来说，会使他们很困惑。实际上，衰老的动物被其他动物吃掉，要比他们在病痛中苟延残喘，最终饥饿而死要好得多。因为，衰老的动物以那种方式消亡时，不仅使它们的生命在经受很多痛苦之前结束了，而且使那些强壮的后代有更多的空间享受生存的快乐。此外，那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也使那些获得猎物的动物得到了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食肉动物的捕获，不仅衰老的食草动物被吃掉，那些病、残、柔弱的也被清除了。这样的净化过程，以及动物交配期间普遍存在的恶斗，避免了由于弱势者的继续繁衍而使种群退化，保障了那些完全适应环境，因而最能产生快乐的族类的未来。”
斯宾塞所说的自然界、动物世界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就在于人不仅仅只是动物。人虽然有动物性，但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依据动物法则。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说，人如果只按照动物法则行事，那就是衣冠禽兽。这么简单的道理，西方人在150多年前还不懂，至今也没有完全懂。我们继续看斯宾塞的另一段话：“我们必须召唤那些装模作样的慈善家们，阻止眼前的悲哀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悲哀。那些为政府的济贫法辩护的人们也一样，他们看不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地排除那些不健康的、低能的、缓慢的、踌躇不前的、没有信仰的成员。尽管有良好用心，但却欠缺深思熟虑的辩护者们所鼓吹的政府干预，不仅会停滞社会的自然净化过程，更会增加族群退化。因此，当他们急迫地要阻止我们周围那些实际上有益的苦痛的时候，那些自作聪明地感叹、愚蠢地呻吟的辩护者们给子孙后代遗留下越来越多的祸害。”斯宾塞的话说的有点拗口，实际上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苦难对社会是有益的，慈善只会给未来留下更多的祸害。这种观点发展到今天，就成为“贫穷是活该”，“贫穷是个人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虽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的确是造成贫富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像“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把个人能力当成贫穷唯一的原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畅行了一百多年，它与种族主义密切相伴，也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提供了理论，还为野蛮的殖民主义提供了看似不可动摇的自然规律作为理论依据。它所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本文不用再展开叙述。在这里只想说，如果某些人把西方的慈善当成是西方社会一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且不说从西方教会开始“有交换条件的慈善”，就说在西方实行殖民地、奴隶制的几百年间，所谓西方的慈善传统在哪里？斯宾塞等人主倡、达尔文本人也附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否定慈善的。与“天堂不需要慈善”一样，他们否定慈善的理由，同样是要实现一个最美好的社会。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是，在西方人的这个“美好社会”里，只有他们自己那些“优秀的人”，而不像中国古人“老吾老、幼吾幼”那样，包括所有的人。
那么，当今西方社会为何在大力施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又开始强调慈善了？因为，西方文化所设想的任何一种“美好社会”都无法实现。不管是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好社会”，还是种族主义专属性的“美好社会”，还是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要么是幼稚，要么是狂妄，要么是幻想。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上述每一种理论的贯彻结果，都必然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国内、国外都一样。因此，在导致了无产阶级永久性、长期性的不断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不得不用慈善来修正一下不公正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它并没有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从而使得世界性的不公正难以消除，所谓慈善成为一种长期性必然的存在。回到前面的观点：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是说明这个社会在源头上不平等。中国古代“嗟来之食”的交换条件只是一种人格上的高低，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换条件，中国古人尚且不要，当今附带一大堆显性、隐性交换条件的西方慈善，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化，不过是把肉食动物打扮成“狼外婆”，骗小孩子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能“不问动机、只问结果”。当一些人总是把中国人的道德描绘为虚伪、伪善的时候，我们为何不针对西方的慈善同样发出严肃的质疑：是否虚伪？是否伪善？如果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严重的贫富差距正是那些大喊慈善的人造成的，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世界首富”们在获得财富的时候不是那么心狠手辣，而是给更多的人留一条活路，何必还要扮演“世界首善”的角色？你把别人抓鱼的权利都剥夺了，所有的鱼都归了你自己，再分给别人一条小鱼，为何你不让别人像你一样拥有抓鱼的权利？用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慈善就好比对别人实施了抢劫，然后又给被抢劫的人留了一点回家的路费。居然还要被抢劫的人感恩戴德，天理何在！难道要人们长期靠“嗟来之食”维生吗？（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