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我笑靥如花:阿尔贝·加缪 悼词

2011.11.30  萨特


       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并不妨碍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到他的目光，并且自言自语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随着事件的变迁和我情绪的不同，有时我认为他的缄默过于谨慎，有时又认为他的缄默非常痛苦。他的缄默，就如热和光一般，是一种日常必需的特质，不过是一种人的特质。人们可以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那部最优美也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堕落》——中所透露的思想；但人们在生活中总要体验这种思想。这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奇遇，一种运动，人们一直在试图猜测这运动究竟包含哪些阶段，何时才是它最后的终结。

       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同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金犊偶像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

       可以这么说，他就是这不可能的确证的化身。只要稍加阅读和思考，人们就会碰到他紧攥在掌心的人的价值问题：他经常对政治行为提出怀疑。要么改变它，要么反对它：总之，这对于构成精神生活的紧张状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近几年来，连他的沉默也具有讲究实际的面貌了：这位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说教的安全地带，踏上没有把握的实践的道路。我们猜度他的心思，也猜度着他闭口不谈的那些冲突：如果仅就道德而言，那么这道德就同时既要求叛逆也要求遵从。

       我们一直等待着，必须等待，因为必须知道：无论加缪可能干些什么或作出何种抉择，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说已经知道并且理解了他的历程。他完成了一切——整整一番事业；而又一如既往，一切都有待于完成，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事业就在我面前。”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死亡特别骇人听闻，是因为人类秩序反被不人道的事物所废除。

       人类秩序现在还只不过是一片混乱，它是不公正的，不稳定的，人们在这种秩序中残杀、饿死：可无论如何，它已经由人类建立和维持着，又在遭到人类的攻击。加缪就被迫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这个勇往直前的人对我们产生怀疑，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正在寻其自身答案的问题；他正生活在一个“漫长生命的中点”；如果他能走出沉默，作出决定，得出结论，这对于我们、对于他、对于树立现存秩序的人和拒绝这些秩序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些人老朽而死，另一些人总在苟延残喘，每一分钟都有可能猝然死去，而他们生存的意义，那大写的生活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任何改变。然而，在心中无底、不知所措的我们看来，我们最杰出的人物必须达到隧道的尽头。一桩事业的性质和历史关头的整个状况如此明确地要求在一个作家继续活下去，还是罕见的。

       我把致使加缪丧生的这场车祸称作骇人听闻的事件，是因为它把我们最诚挚的要求多么荒谬地显现于全人类的心目之中。加缪在27岁时曾遭受过一种疾病的突然打击（注：指肺结核），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已经暴露了荒谬性的存在——它是对人的愚蠢的否定。加缪对此已习以为常，他思考过自身的难以忍受的环境，从困境中超脱出来。人们可能以为只有他早期的作品才反映他生活的真相，因为这痊愈的病人又被来自他处的料想不到的死神所击毙。荒谬，再也没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再不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了。他的沉默甚至也不再是一种沉默，而是绝对的乌有。

       我却不这样想。非人道的事一经出现，便成为人道的一部分。一个中断了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既是一张摔碎的唱片，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完整的业绩。对于突然袭击他的死亡，加缪的人道主义历来抱有一种合乎人情的态度；他对幸福的骄傲的追求，历来包含和要求不合人情的死亡的必要性。根据这一精神，在他的业绩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他的生活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为迎接未来的死亡而争取生命的每一瞬间的纯洁的和所向无敌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