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三甲复脉汤原文:2011年世界大事与中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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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2011年世界大事与中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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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 中评社香港12月1日电／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月刊日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谭小芬博士，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洁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刘飞涛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博士，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张智新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余翔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会荣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杜冰与会。座谈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郭震远主持。与会者围绕今年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2011的世界与中国》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震远：开场白
虽然现在没到年底，但是今年以来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出来了，对于2011年的世界和中国，大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今年以来，世界发生的各种主要的事件，做一个评估。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比方说，当前最热闹的利比亚事件，到底怎么认识，咱们现在至少能梳理出个五六种认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咱们考虑更深一点，也就是说到底这个事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咱们对于未来的走向，可能会有更深入的考虑。所以这个会，就这么几层意思。
谭小芬
谭小芬：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影响
谢谢郭老和周总，给咱们这么一个好的交流平台，一起来探讨对当前世界上重大事件的看法。我主要谈一下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今年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的长期国债评级下调了一个等级，而且长期展望是负面的。这一事件产生的短期影响非常明显，就是全球的股票市场出现暴跌，石油、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黄金价格暴涨。随后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低利率政策还要再维持两年，一直到2013年中期。因此，市场稍微得到平息，但是其长期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关于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这一事件，我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原因；二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四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五是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第一，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原因。首先，最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财政紧缩没有达到标准普尔的预期的4万亿。目前美国财政部出台的方案是，在未来十年里，美国政府准备削减2.1到2.4万亿财政支出，而原来预期是4万亿，标准普尔认为美国财政紧缩的力度不够，会影响到美国债务水准的可持续性。其次，在财政紧缩方面，美国两党的争论非常漫长，效率非常低，标准普尔认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下降。尽管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但是从美国经济增长和总体债务水准来看，实际上美国并不比法国和英国差很多。所以，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之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对法国主权债务感到担忧。投资者会认为，虽然美国政府债务很糟糕，但是欧洲国家的债务水准可能更糟糕。
第二，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去看：首先，美国国债的评级遭到下调，那些持有美国国债的机构及其关联机构，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支持企业，美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还有地方政府债券，其信用评级都有往下调的风险，所以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国的保险公司、银行、地方政府的债券都是非常大的风险。其次，美国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会提高。因为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市场容量最大的一个债券市场，美国的国债利率是全球的基准利率，现在基准利率往上调，那么美国整个利率体系都会面临上行压力。长期国债利率走高，将引发公司债券、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利率上升，美国全社会融资成本将被迫提高，会对美国的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利率走高还将制约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和消费信贷。再者，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导致股票市场出现大跌，现在美国股指基本上和去年QE2推出来的时候相差不大，股票市场财富缩水产生的负面财富效应，会影响到美国的消费水准和消费者的信心，现在美国商场的销售非常不景气。这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第三，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美国政策的调整影响。首先，从美国的货币政策来看，美债评级往下调，增加了QE3实施的概率。如果物价继续下挫，失业率反弹，美联储有可能推出QE3。今年美国经济异常疲软，美国财政政策受制于两党的政治争端，不太可能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甚至由于削减支出和税收改革会拖累经济增长。从政治上考虑，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在美国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美联储出于政治需要有可能推出QE3。不过，今年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还是小一些，更多的是实施变相的QE3。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性小一些呢？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特别大，核心CPI已经接近美国的目标水准2%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出QE3，一方面是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这从QE2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下滑，实际上部分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对美国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样一来，尽管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性在增加，但是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实施变相QE3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它不会明确宣布扩张货币政策，大张旗鼓的搞QE3，但是暗中会通过各种工具来维持美国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拖累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由于未来要实行财政紧缩，所以财政政策的空间非常小。再者，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也会比较尖锐。像茶党等右派势力可能就会抬头。最后，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美国现在考虑，把它海外企业的利润，通过把税收吸引回美国，到美国本国进行投资。美国在海外投资非常高。贸易政策方面可能会出现反倾销，反补贴现象的加剧，比如，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启动贸易保护政策。
第四，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债危机会加剧欧债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美国都出风险的话，大家就会担心欧洲国家进一步出问题。美国债务问题还没有恶化到欧元区周边国家的程度，美国债务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欧洲债务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和制度性的。由于很多欧元区的国债是由各国银行持有的，债务危机导致银行业遭受损失，而这些银行本身又发行了很多债券，市场会认为这些债券也会有违约风险，而这些银行债券又被其他银行持有，这就增加了债务危机向银行体系扩散的风险。如果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政府为救助银行体系将被迫扩大举债规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可能进一步恶化至难以控制的局面。其次，短期里，金融市场动荡会更加明显，短期里，投资者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关注程度更高，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出现扩大化趋势，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危机继续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这样，美国金融资产仍然是投资者们相当不错的选择。因此，短期，美元可能相对欧元还会稍微出现一些升值。因为现在美国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投资者发现欧债问题更严重。再者，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概率在显着的提高。因为整个市场融资成本在往上升，同时财政又在紧缩，所以包括美国、欧洲国家、还有日本，可能在未来两年之内，经济会非常低迷。但是我觉得二次衰退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现在市场上预期大约是30%到40%的概率。这就是美债评级下调对世界的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第五，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宏观调控难度和风险在上升，二是这次事件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战略机遇。
首先，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增加了中国未来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央行是继续紧缩货币政策还是持观望态度，等经济形势明朗再做决策呢？现在陷入了决策困境。此外，美债信用评级遭到下调，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意味着在以后比较长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低位会下降。实际上，从过去十年可以看到，美元在整个国际储备里所占的比重一直是在下降的，从十年前的70%多已经降到现在60%左右了。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政府要调整美国债券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可能适当会增持一些股票、大宗商品的投资。另外，美债评级下调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风险非常明显，因为经济不太好的话，它的政策会比较宽松，这会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产生干扰，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和风险。同时，像目前全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形成非常大的制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近期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水准处于高位，但是中央银行不敢加息了，只好去调整存款准备金的计提范围。所以现在欧美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制约。全球的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像巴西还在往下调利率，所以中国这个时候货币政策紧缩，会受到影响。
其次，美债评级下调对中国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压力和动力。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怎么走出困境，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国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调整经济结构，去发展服务业，加快这种医疗、养老、教育，还有物流等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开放服务业，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这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如果政府能够从这些方面去做，化压力为动力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是一个好事情。这是我对美债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就讲这么多。
郭震远：谢谢！下边是刘飞涛，因为他刚在美国呆了半年回来，对于美国政局，还有中美关系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观察。
刘飞涛
刘飞涛：美国经济形势糟 对华谋求中长期稳定
我这个题目比较大，只能从美国总统选举、华盛顿政治生态和国内经济形势三个方面进行概略的考察。
首先是关于明年的总统选举问题。奥巴马已于今年4月宣布竞选连任，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个人支持率持续下降，其连任前景从目前来说只能表示谨慎乐观。共和党的初选自6月揭幕以来，现有明尼苏达州女议员巴赫曼、马萨诸赛州前州长罗姆尼、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德州议员荣.保罗、前众院议长金里奇、商人赫尔曼.凯因、前宾夕法尼亚参议员桑托荣、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等人参加角逐，目前民调居于领先地位的是佩里和罗姆尼，但总体上共和党临时还没有出现一呼百应、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军人物，他们在与奥巴马进行民调对比时，大多居于劣势。因此，奥巴马将在明年大选中遭遇一位怎样的共和党对手虽然还是未知数，但从目前看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来看，还没有出现能够对奥巴马构成挑战的实力型人物。当然，共和党的初选一旦结束，竞选策略转向后，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其次是与大选密切相关而又不局限于选举的华盛顿政治生态。近来，由于两党政治对立严重，华盛顿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和主权信用降级等事件，人们突然发现华盛顿的政治如同经济一样疲弱无力，有评论说这是美国政治的日本化，也有人说这是美国政治的欧洲化。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到小布什时期的8年，可以发现现在华盛顿形成的政治僵局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返潮有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对奥巴马自由主义色彩的新政的一次反动。大家想想，小布什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受到一定程度压制。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获胜，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胜利，其中还有代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新进步主义。奥巴马上任后，先后出台大规模经济救济法案、金融监管法案以及争议最大的医保法案等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改革措施，触动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根基，代表共和党极端保守势力的茶党由此兴起，并把阻挠奥巴马进一步的改革作为头号任务。
华盛顿的政治僵局说到底是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国内政治两极化对于实行两党制的美国应当说并不奇怪，但目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立程度已经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种现象在国会突出表现为势均力敌的两党奉行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把本党利益作为绝对优先的极端化政治操作，其直接后果挤压了两党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的空间，使华盛顿的政治进程限于僵局；在选举层面则表现为，美国中间选民，也可以说中间势力的大幅削弱。在极端对立的政治氛围中，由于中间势力严重削弱，其平衡作用将大大降低。奥巴马政府在任期的前两年可以凭藉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优势地位强行推行体现民主党政治意图的政策，但中期选举民主党丧失众院多数党地位后，白宫与国会凝聚政治共识的难度陡然上升。
最近，标普因为华盛顿的政治僵局下调了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应当说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主要是由共和党以减赤为由拒绝上调美国债务上限造成的，但共和党认为这实际上对奥巴马执政能力的降级，并立即给奥巴马贴上了“降级”总统的标签。奥巴马也曾试图就此作出一些反击，但结果是，只要他稍微一动，共和党马上就会指责他背离两党协作的精神，所以该事件一度让奥巴马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不过，共和党的过度政治操作虽然可能塑造奥巴马总统“无能”的形象，但同时也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一个“无为”的国会，这对共和党迎接明年的大选未必有利。美国各类民调显示，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下滑，特别是对他管理经济的信心不足，但是民众对国会的评价更低，其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可怜的“13%”。所以如果共和党继续进行过度的权力操作，其后坐反冲力会很强，这对民主党及奥巴马政府实际上是有利的。
第三是和美国国内政局密切相关的经济形势。关于美国经济形势走势，虽然我在美国仅仅呆了半年，但是体会还是蛮深的。实际上，大家可能包括美国人也不愿意用这个词，就是萧条。近来，包括美国一些政治评论家，经济评论家，他们都无可奈何的说，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状况实质上就是萧条。如果从我自己体会看，最起码它的零售业是非常萧条的。我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它的一个商业中心，最近就有两个较大的商场关门倒闭。另外，据美国当地人介绍，经济危机之前，如果去市区的餐馆吃饭，每每都要排队等候，跟我们北京的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大多的餐馆都冷冷清清。另一个情况是美国的失业率，自2009年突破9%以后，至今仍在这一高位徘徊，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也就是由美国产业转移和经济转型造成的，金融危机不过是加重失业率的一个元素而已。结构性问题的调整通常比较漫长，白宫刚刚发布的预测表明，9%的高失业率将会持续到2012年底，而且在2017年以前失业率不会下降到5%的水准，美国的高失业率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现在关于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正在加大，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出现二次探底，那么它对美国民众的经济信心的冲击将会是灾难性，现在人们常说的U型复苏，可能就变成“浴缸式”复苏了。
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
（余翔：就是底部拉长了。）也就是说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这是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层次就是中美关系。关于总体形势，现在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自胡锦涛主席一月份访美以来，中美关系又回到了平稳发展的正常轨道，双方各级别的交流频繁。今年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中国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在这十年中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了显着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研讨，都倾向于对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变化依据各种不同的尺规进行度量总结，但重点基本上都转向了未来五到十年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向的判断，包括美国的前几天刚刚出笼的对华军力报告，也透露这一动向。根据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五角大楼要对中国今后20年的军事发展每年提供一个报告，事实上真正成型的美国对华军力报告始自2001年，到现在恰好也是10年。众所周知，美国对华军力报告一向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往的中国军力报告在陈述中国军事能力往往使用一些露骨刺眼的辞汇，夸大其词的地方比比皆是，现在的措辞语气比小布什时期缓和了好多。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中国军力真正上升后美国反倒感觉威胁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呢？显然不是。中国军力报告从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制造中国威胁论可以让美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军工复合体，但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面临着削减国防开支的强大压力，如果过度渲染中国威胁论，国会右翼保守势力就会强力抵制压缩国防开支，使政府减赤的政治目标难以完成，但如果不渲染中国威胁论，五角大楼又担心国防开支会被过度压缩。显然，目前美国操弄中国威胁论这张牌的禁忌显然比以往增多了，有了一个“过度”和“适度”的细微差别。
这实际上反映了最近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中美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过去坐在一起谈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到，许多敏感性议题都是针对中国而言的，比如台湾、西藏以及人权等问题；但现在无论是两国领导人还是民间团体交流时，关于美国的敏感性议题也出现了，比如美国衰落、国际货币体系及世界经济秩序改革、经济发展前景及信心都成了美国人不愿主动触碰的敏感性话题。因此，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态度的这种变化，起码他说明了美国目前仍倾向于谋求对华关系的中长期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框架。就说这些，谢谢！
郭震远：好！再下面请张洁发言。
张洁
张洁：美国主导下的亚太雁形安全模式基本形成
亚太地区二元结构短时期内不会有变化
我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分析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都需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那就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逐，这是考量整个中国周边形势，或者说考量亚太安全形势的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去年大家比较一致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实力是在持续而缓慢的下降中。我觉得从刚才两位发言来看，这个判断基本还是成立的。第二个是去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我认为，今年中国的实力仍然处于逐步上升中，包括航母试航，还有蛟龙号，以及天宫一号等等。所以，未来很长时间，亚太地区的格局决定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很多人士现在关注的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国带来的挑战，是要共治，还是要运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或者还有其他的战略选择？而这种战略选择将会影响到整个亚太政治安全格局。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从去年以来，我们研究室通过总结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将目前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总结为美国主导下的雁形安全模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已经基本成型，正处于不断巩固当中。这个模式主要是谈面对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以来在安全方面的战略调整。我们认为这个雁形模式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作为雁首的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和美韩同盟，尤其美日同盟，被置为最重要的位置，是整个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然后美日韩同盟；第三梯队是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它们已经和美国形成正式的军事同盟；第四梯队包括越南、印尼等国家，美国借助亚太地区的一些合作机制，和它们建立联系。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就是这个雁形安全模式等同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今年以来，美国遏制政策的趋向性是比以前加强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周边环境没有去年那么多事和动荡，虽然南海争端还是炒得比较热，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有所缓和，但是刚刚提到的安全模式是没有变化的。有两点：一点从日本大地震看，这个突发性事件给了我们观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横断面。地震以后，从各国的反应速度和救援力度来看，反应速度最快的，是跟美国有正式的同盟关系，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当然俄罗斯除外，因为救援人员与物资到达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使用美国在日本的军用机场。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对于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制约作用非常大。
同时，我来之前看张智新最近写的那篇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日本大地震继续拉开了中日之间的差距。如果说去年这个差距刚刚拉开，但是311大地震进一步加大了中日的差距，日本想追上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更加依赖美国，包括由于美国对日本灾后救援积极，美国驻军和使用机场等的合法性得到巩固。所以，未来，日美同盟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还是非常牢固和密切的。第二个案例就是关于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和前几年不太一样了，美国因素对南海问题的走向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现在，美国至少试图通过地区安全机制，在南海问题上约束中国。而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是越来越大的，今年以来，美国与越、菲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加强，包括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印证了我们这个雁形安全模式的存在和不断加固的一个判断。
就未来趋势而言，我认为亚太地区的二元结构短时期内不会有变化。二元结构是指什么？就是说周边国家的骑墙政策，在安全上会越来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会从中国这里取巧。我们看中国今年为了缓和南海争端，在东盟地区论坛召开之前，专门去印尼，签订一个100亿美元的合同；然后这次和菲律宾又签了70亿美元的合同。我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试图通过经济让利来维持周边的稳定和缓和一些矛盾。
第二点我认为近期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周边主要国家的国内选举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明年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会举行大选。在这之前，各国在外交政策上会有一个求稳的趋势。而美国的专家认为执政的民主党会尽量避免中国话题成为两党竞争的一个焦点，因为共和党肯定会攻击民主党对华政策上比较软弱。第二个就是如何对待对台军售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焦点。所以，从美国来说，如果不希望增加与中国的摩擦为大选制造话题，那就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周边国家的支持力度可能会放缓。实际上南海争端，不光光是一个双边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不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这么简单。
第三点我谈一下，中国未来周边战略和全球战略的一个困局。我觉得从近期中国和东盟国家签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标来看，实际上中国在周边，至少目前还是力求维持稳定与和谐。但是从全球战略看，航母试航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维护自身全球利益的重要举措，但是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加剧周边地区的军备竞赛。因此，中国在实现自己的周边战略和全球战略时面临着两难选择，我们可以看航母下水之后，实际上很快就把南海指针签订以后的缓和气氛冲淡了很多。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在战略选择上，会长期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主要就说这些。
郭震远：好！谢谢，下面请余翔谈关于欧债的问题。
余翔
余翔：欧债危机缘由 警惕欧债美债共振
我觉得现在欧盟更多的是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必须要强调是主权债务危机，因为主权债务危机与私人债务危机有着本质区别。
总结2011年，可能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第二个就是债务危机，包括欧债和美债，甚至包括很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债务问题的影响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民主、政治、社会影响都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债务问题的产生，我觉得无外乎分两大原因：第一个是表面的，是因为国家的过度负债，就是债务比例过高，给投机提供了一个攻击的靶子。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个靶子？包括像日本，前面专家也提到了，其实日本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比欧盟整体水准要高，美国今年年底将超过百分之百，但是欧盟债务水准反倒最先被外界热炒，这是因为欧盟自己给了外界一个攻击的藉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欧盟在1992年有一个《马斯特里赫条约》，这个条约它对欧盟债务有一个法律规定，规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政府公债占GDP不能超过60%，给出了一条硬杠杠，但欧盟成员国大国带头违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成员国的债务水准，包括赤字，公债占GDP的比重比例全部超过条约规定。这给市场一个可以投机、做空的藉口和机会。
在欧债危机过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投机炒作的痕迹。一是投机资本借机炒作，牟利。美国的华尔街，欧洲的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出于盈利动机，都在做空，投机做空力量非常强大。二是媒体炒作，为欧债危机煽风点火。我们可以发现，欧债几乎不会平息一个月，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回炒一下欧债，说欧债又存在什么风险，让大家久悬的心不能放下，始终觉得欧债担忧不能够缓解。高债务率，机构做空，媒体炒作是导致欧债持续不断的直接和表面原因。
第二个是深层原因。在没深入研究欧盟之前，觉得欧盟很简单，但实际深入下去之后，才发现欧盟其实非常复杂，欧盟27国，欧元区17国，国与国之间差距非常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统一起来，推出一个单一货币欧元，诸多制度性缺陷均未解决。首先，财政政策不统一。现在虽然有一个欧洲央行，但财政却是各自为政的。成员国没法超经济发行货币，但可以通过财政进行赤字财政。经济羸弱的成员国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福利支出来满足本国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货币政策受约束，但成员国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风险上升。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道德风险，就是说，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它知道，一旦进欧元区这个体系里面，如果它出现风险以后，就会有大国替它担保，对它施救。有这种因素激励后，它就会不基于自身的状况去做事。希腊进入欧元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政府跟希腊国民承诺，你们看，现在德国人有什么福利，我们给你们就是什么福利。希腊人当时一下子福利待遇提高了20到30年的水准，但是这背后是以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为代价。
第二个是发展不平衡。你到欧洲看一下，虽然欧洲福利水准很高，但是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它跟最富有的像荷兰、卢森堡这些国家，实际上差了两倍到三倍。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因为由欧洲央行统一了货币政策，把货币政策利率都统一成一个利率，导致很多像希腊、保加利亚这些经济体比较弱的国家开始同样享受与德国、法国一样的低利率，这必然会引发泡沫，出现问题是迟早的问题。
第三个是高福利。高福利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很舒服，55岁就可以退休了；德国人干到65岁。这种高福利背后，就是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投入，政府负担越来越重。政府就把他的责任，一个是往后推，就是我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发五年十年，把政府的负担往后推；另一个，我以后有了风险，有德国、法国来救我，高福利损害经济长期动力。
第四个是欧洲过快的一体化。欧盟第一次扩盟用了20年，最后一次扩盟只用了3年的时间，速度非常快。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因为一些本来经济比较弱的国家，具有私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比较强的国家，还没有达到政策融合标准的国家，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缺乏像德国、法国那样的远见。我觉得这是几个根本原因。
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其实欧洲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欧债跟美债危机同时发生，产生共振，这个问题就可怕了。它会影响世界贸易，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郭震远：好！下一位请张智新谈日本问题。
张智新
张智新：日本政坛变化与中日关系走势
我的话题比各位的可能要小一点，稍微比较狭窄一点，我主要是关注日本政坛变化，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势。
2011年的中日关系，我看大事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311大地震；第二个就是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第三个就是日本内阁更迭，野田佳彦代替菅直人出任首相。三件大事显示日本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有些微妙的变动。
日本政局的变化，我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点，日本这种内阁短命，或者更迭频繁的趋势，民主党政权仍然延续了。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换了3任首相了。
第二点，日本执政的民主党中，中间偏右的中生代走上前台，开始取代了老一代，逐步实现了新陈代谢。日本民主党老一代就是以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以及包括菅直人等为代表，他们都是40年代出生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一代人总体来说是现实主义倾向。他们的国内政策也跟中生代的有所区别。总体来说，民主党中生代，无论是刚刚上台的野田佳彦，还是在选举中落败的前原诚司，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中间偏右的。
第三个政局变化的特点就是，日本民主党的“小泽问题”仍然在持续发酵。小泽一郎是日本民主党的幕后老板，民主党能够在2009年大选击败自民党，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这个人是出身自民党的一个老政客，可以说是诡计多端，又骄横跋扈的幕后老板式人物。此人在民主党竞选获胜以后这两年中间他始终左右着日本民主党内的派系整合。现在日本民主党内形成了“亲小泽”、“反小泽”、“远离小泽”三种势力。民主党内谁能出线，谁能长期执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小泽的问题来展开的。我估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延续。
第四个特点，野田内阁寻求举党联合，或者举党一致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政党及内阁人事安排名单看，野田佳彦跟菅直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菅直人上台以后，呈现出一种急进的“反小泽”姿态，所以导致小泽的反弹也比较大。野田佳彦上台以后，在党和内阁的人事布置等方面都是在寻求联合。比如政党的四巨头，以及内阁的人员里面，他目前安排了小泽派和跟小泽比较近的鸠山派共五人，尤其起用了小泽的死党，如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长、民主党干事长等要职，他都给了小泽的派系。当然，野田内阁用人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嫡系和盟友，可以称之为“野田-前原集团”。野田佳彦和前原诚司所在的派系在民主党内本是小派阀，但是他们这两个人现在联合在一起就显得有点势力了。因为这两个人都出身于日本一个著名的培训机构，是松下幸之助创办的，叫松下政经塾。他们在内政外交上有很多结合点，所以在党首选举中，两个人也是全力合作。
第五个变化，就是谋求执政党跟反对党联合执政的呼声，在日本政坛上开始增长。这种呼声是311大地震以后就出现的，说是要成立联合的救灾内阁，现在又摆在野田佳彦面前。野田对这个问题是持积极肯定的立场。但是具体的做法，目前在它的内阁人事安排上，还不明显；目前的内阁，仍然只用了一个跟他执政联盟的国民新党一人入阁。
对中日关系，可以从现状来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从现状上看，我认为2011年上半年，是在去年9月份中日关系因钓鱼岛渔船风波骤然进入紧张期之后，逐渐进入一个僵持、转圜和回暖的阶段。
这个阶段较为明显的特点是“一热三冷”，所谓“一热”，就是民间交往仍然有热度，包括青年交流、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民间交往均有所推进；所谓“三冷”，就是政治高层、经济交往和军事安全三个领域的互动趋冷。以往我们说中日关“政冷经热”，现在看上去“经”也不那么“热”了，相比以往的那种持续深化、扩大的良好势头，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现在也趋于缓慢了。高层的政治互动也嫌不够。原来即使在自民党执政的时候，如被视为右翼强硬派的领导人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执政时期，中日高层互动都是比较频繁的。但是去年因为钓鱼岛渔船事件，再加上菅直人被内政所束缚，他始终未能正式访华。这个曾经被认为会对华友好的民主党首相，成为近几年内唯一在任内没有访华的首相，更成为让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的首相。由于钓鱼岛风波，原来比较看好的中日军事安全互动，现在也近乎停滞。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态势：除了民间交往有所深化之外，其他的高层互动、军事安全互动、经贸互动等，基本上都处于不理想的状态。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我觉得有如下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野田佳彦的财税政策。野田被称为民主党内的“财政通”、“经济专家”。这样一个人上台以后，其经贸政策、财政政策走向势必会影响中日关系。野田佳彦在竞选的时候提出过几项鲜明的主张，一是主张增税以应对灾后重建，二是财政方面要阻止日元过快的升值，三是要推行社保改革。这三大财经主张，我觉得对中日经贸关系，或者说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势必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如果野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阻止日元过快升值，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和财政政策等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第二个看点是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内政明显优于外交”，也就是说本国内部执政政权现在都面临压力。日本的压力，就是内阁偏弱，不是强势政权。野田佳彦所在的派系是民主党少数派系，他本身的能力或者人格魅力都不是很强，民众的支持度非常低，其民意支持度只有5%不到，远远低于前原诚司的40%。中国现在内部的经济软着陆和稳定问题等也十分敏感，无疑是比外交更优先的政治课题。在这样“内政压倒外交”的大背景之下，中日之间有一些小问题、小摩擦，有可能会被“淹没”在内政问题的大潮中。当然这可能也有负面影响，如弱势首相、弱势内阁为了提振民意支持度，可能会借机炒作甚至消费民族主义，如会不会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上有一些动作？我觉得短期内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内阁持续弱势，民意支持持续低迷，也不排除偶尔会强硬一下。
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日美关系的修复和巩固会对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影响。菅直人任内一直期待要修复日美关系，但最终无功而退。野田佳彦上台以后，肯定要把修复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方面的当务之急。当然了，如果要是从现实主义分析的话，野田佳彦不应是亲美反华而应该“亲美和华”。保持内阁稳定，谋求内政方面有所起色，如灾后重建、经济复苏等才是野田最大的关切所在，所以肯定不希望外交上再惹麻烦。从这一点上来看，野田政权在钓鱼岛问题或者东海问题方面大动作挑衅，甚至出现像去年钓鱼岛渔船风波那样误判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郭震远：下面请田文林，谈中东问题热点。
田文林
田文林：两股潮流引发中东动荡
利益争夺导致利比亚战争
现在探讨中东问题恰逢其时。中东局势动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场动荡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影响之大，也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仔细看，这场动荡有两股潮流：一股潮流就是类似像埃及、突尼斯，包括也门这些国内的政局动荡，其由内因引起，是民众为了争取民生、民权而掀起的内部革命或内部抗议。还有一个潮流是外因主导，即利比亚战争，现在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卡扎菲大势已去。可以想像，如果没有西方军事介入，卡扎菲可能现在会像叙利亚巴沙尔一样，稳稳坐在台上，维持他的政权。这两种不同潮流的引发原因不完全一样的。前一股潮流，像突尼斯、埃及的动荡根源，国内学者连篇累牍已写过很多东西，所以我今天主要讲利比亚战争。如果说类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政治，动荡，主要凸显国内治理问题的话，那么利比亚战争更多体现是国际因素，是我们观察国际政治的一面镜子。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清现在的国际格局或者地区格局，到处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简单的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觉得国际体系确实在发生很大变化，并影响到国际行为体对外行为。冷战结束实际意味着，持续五十多年的冷战格局开始向后冷战格局演进。这个新格局主要由西方主导，其对国际体系内的国家行为体影响深远。在冷战时期，尽管美苏对峙紧张，好像随时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但实际上，那个时期恰恰是比较和平的50年。即使有局部战争，也大多是代理人战争，超级大国间大打出手的时候非常少。但进入后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失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我们发现地区战争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其中受害最多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第三世界选项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它没有第二个选项，“要么站在西方一起，要么成为西方对立面乃至打击对象”。这种世界格局变化是导致利比亚战争，乃至之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的重要国际背景，是导致第三世界频繁成为打击对象根本的重要原因。
第二点说中东地缘的双重特性。一个是它的地缘政治的破碎性；第二点就是它丰富的石油储量。这两个因素迭加，使中东成为西方的主要打击对象。从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发动的地区战争总共有五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有利比亚战争；而这五场战争中，有四场战争是在大中东地区，也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其中有三场发生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屡屡成为打击目标，正是由于刚才我们说的两点因素。阿拉伯世界地域面积1400多万平方公里，3亿多人口，这使其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极，但由于这些国家从建国开始，就被英法分成若干小块，现在有20多个阿拉伯国家，这使它们相互之间，难以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内部内耗不止。在这种格局下的国家，中东最容易成为外部力量的打击对象。不仅仅是现在，甚至说到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也是最乱的，这个乱就跟这个地缘特点有关系。第二个特征是它们有石油，其实有石油本身不是过错，俄罗斯石油资源也非常丰富，但是没有一个哪个西方国家敢去打俄罗斯的主意。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地缘上统一非常强大的国家，要从这样的国家虎口里夺食，代价太大了。而阿拉伯世界一方面地缘破碎，另外石油资源丰富，使西方国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在不付出巨大代价情况下获得丰富好处。利比亚石油资源在世界上排第七位，而且油质非常好，都是轻质原油，据说抽出来可以直接当做汽油使用。利比亚符合这两个特征，所以说这个国家就成为西方打击对象。相比之下，叙利亚就不太会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此前有人出访欧洲问及这一问题，欧洲人直接说说“没胃口”，为什么没有胃口呢？因为这个国家没多少石油，打仗没油水。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跟卡扎菲的政策有关系。在这次利比亚战争中，卡扎菲政权可以说遭到各方的群殴：里面有美国，有欧洲，甚至还有阿拉伯国家；而为卡扎菲说话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一方发动战争，没有一个人帮助受害者，这个现象非常罕见。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卡扎菲政策不招西方喜欢。卡扎菲内外政策中包含了很多进步因素。很多人觉得卡扎菲是个疯子，他的政策似乎充满了非理性成分。但仔细看，他执政40多年的大体脉络可以看到，他对内推进的政策社会主义成分居多，重点照顾中下层利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包括甚至免费住房，老百姓福利生活搞得都非常好。对外政策则强调联合，早期是阿拉伯世界联合，后来是非洲联合，而这种联合政策，是对付西方大国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一点正是西方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卡扎菲后来的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但即使到现在，在他的政治话语和政策实践中，仍保留了不少进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它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说未来有更多的国家，效仿卡扎菲的理论，其实是西方非常担心和害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卡扎菲投靠了西方，西方仍然首先把它当做打击对象。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卡扎菲政策的摇摆性造成的国际孤立。简单的说，卡扎菲早期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晚期的政策是投降主义。所谓的冒险主义，就是他在策略上，采取了很多超出国力本身，而且是一种不必要的刺激对手的政策。比如说阿拉伯世界，他主张要推翻阿拉伯君主，对海湾君主恶言相向，这事就得罪了类似于像沙特、阿联酋这样的国家；面对西方，他又采取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制造空难，对利比亚国家声誉有害无益，结果让西方抓住了把柄，对他进行制裁和打击。对中国这样的本来应该努力团结的对象，他又因为与台湾关系搞的非常近，所以使中国和利比亚关系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好。这种政策，使其成为“国际孤儿”，关键时刻谁也不会帮他。他等于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后期他又搞投降主义，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真的是被吓破胆了，他主动在2003年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又听他儿子的话，跟西方搞关系，几乎把所有的石油合同都给了西方。这样的政策，其实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朗始终是坚持发展核计划，同时不断研制新武器，和西方也敢于斗争，所以使得伊朗这样一个人们早就认为是下一个打击对象的国家，安然存在至今。而像利比亚这种投靠西方，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国家，反而率先成为打击对象。
另外，利比亚战争之所以在今年爆发，还有两个变数因素：一个因素是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对外转嫁危机。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衰落，中东出现空白，而欧洲试图凭藉它的力量来填补。
综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个，就是从利比亚战争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是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主题，这是国内共识。但从现在西亚北非动荡看，如果说埃及等国的国内动荡是革命的话，那么利比亚战争肯定是一场新的局部战争。而且未来这种事情还会有。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如何看待国际形势，进而在新的判断基础上，制定我们的对外战略，值得认真思考。第二个问题，从卡扎菲被挨打的命运来看，我们应该奉行一个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处境，就是我们安全环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现在西方已经出现联合趋势，利比亚战争本来是英法的事，但是美国也在帮忙；当年伊拉克战争其实是美国的战争，但是欧洲也来帮衬。他们这种联合趋势，有点儿像过去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针对对象是类似于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第三世界。那么现在这个体系重新开始出现，中国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郭震远：好！下面请赵会荣，主要是谈中亚。
赵会荣
赵会荣：中亚局势稳中有变 大国竞争加剧
我就当前中亚地区的形势，结合政局发展以及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今年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主要有三件大事，让它们特别担心。第一个就是阿富汗局势。因为美国宣布今年7月份从阿富汗撤军，2014年要全部撤完，这个计划宣布以后，中亚国家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中亚的形势一直以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阿富汗形势的影响。中亚国家中，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与阿富汗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线很长，塔吉克斯坦最长，大概130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是137公里，土库曼斯坦是744公里。这三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乌兹别克斯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在中亚国家当中，算是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人口约占中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军事实力也比较强。而塔吉克斯坦就比较弱，它又和阿富汗边界线很长，塔吉克斯坦的边防能力很有限，所以受阿富汗的局势影响是最大的。除了塔吉克斯坦，中亚还有一个地区，就是费尔干纳地区，这个地区也是最容易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的地区。因为那里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边界犬牙交错的地区。从过去的情况看，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比较容易从这个地方侵扰中亚国家。从去年下半年来看，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形势在持续的恶化，多次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
另外，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一直被认为是发展比较顺利的国家，它的领土面积在中亚国家中最大，经济实力最强，政局比较稳定。但在今年5月份，发生了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最近又发生一起袭警事件。这让大家比较震惊，这说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的确对中亚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藏匿在阿富汗北部的宗教极端势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和伊斯兰解放党以及其他一些非法武装已经回归中亚，它们极力激化已有的社会矛盾，制造恐怖事件，使局势动荡；二是中亚地区的毒品问题更加严重。这涉及到来自阿富汗的大量毒品经过中亚贩运到俄罗斯和欧洲，也涉及到中亚国家的毒品犯罪集团与政府官员勾结影响政局走向，还涉及到中亚国家内部的腐败问题、吸毒问题、地下经济等问题。极端势力与毒品犯罪集团往往相互勾结，打击起来难度比较大；三是中亚地区的其他犯罪问题，如非法移民、贩卖人口、武器流散和走私等问题都可能因阿富汗局势恶化而更加难以解决。现在中亚各国都在积极的寻求与国际组织和大国联系，希望获得外界的帮助，以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今年6月份，上海合作组织召开的阿斯塔纳元首峰会也发表了宣言，表示要联合应对阿富汗局势。
第二个担忧就是北非中东局势。虽然我们判断北非中东局势对中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亚国家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中亚国家和北非国家有些相似点，比如说地理上邻近，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领导人也是长期执政，权利一般掌握在某个部族的手中。还有经济社会问题很严重，贫富差距较大，社会矛盾较多，就业困难，人口数量密度逐渐增大，城市化速度加快，政府缺乏资金缓解这些社会问题，还有就是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比较快等等。北非中东局势变化以后，中亚国家的政府反应谨慎，加强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包括媒体、互联网、学校、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阿斯塔纳宣言》特别提到，成员国要加强在国际资讯安全领域的协作。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亚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对于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进行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还指出，中亚一些国家可能步中东的后尘，爆发革命。中亚国家的反对派受到北非中东事件的鼓舞，也得到西方的资助，采取了一些动作，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派在德国召开会议，壮大力量和声势。但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影响是有限的呢？因为中亚国家和北非中东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政治文化不同，特别是宗教在国家政治当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中亚国家强调的是政教分离，从政府来说，要控制伊斯兰教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不让它走向极端，特别是塔吉克斯坦，拉赫蒙总统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比如说下令让正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塔吉克斯坦学生立即回国，对于穆斯林的穿戴和社会活动进行限制。这些都遭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指责。另外中亚国家它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民众崇尚权威，政治热情和参与度不高，反对派的力量也很分散，在民众中的影响有限。所以反对派很难在短时间内，激化民众反抗政府的情绪。再就是媒体受到了政府严格的监管，资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它虽然网路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和北非中东国家相比还差的很远。
第三个就是大国在中亚地区竞争加剧，对中亚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其实这是一个常量的因素，就是中亚国家一直都有这种担心，担心俄罗斯与美国交易，牺牲中亚国家的利益。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加强了独联体政策，通过建立关税同盟，促进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试图巩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也在加强中亚的存在，向中亚国家施加更多的民主和民权压力，同时参与中亚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中国因素。尽管事实上中国在中亚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最近几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系发展速度非常快，引起了有关各方的注意，有关中国威胁论也在中亚国家不时的抬头。中国威胁论主要有两个指向，一个是中国经济依附论，一个是中国移民论。与此有关，还有中俄竞争的说法。
对于中亚地区来说，从内部来看，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点。第一个就是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张，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水资源问题，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属于上游国家，下游国家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上下游国家之间为争夺水资源可以说矛盾很难调和，尤其是在最近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因为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定要建设大型水电站，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更好的经济发展路径，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但对于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它不能接受，因为它的农业很大程度上依靠水灌溉，所以这个水资源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争夺地区领袖的地位，一直都明争暗斗。中亚国家之间在边界，领土、海关、跨境运输，能源贸易、矿产开发，生态等问题上争吵不休。这些国家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密切的人文和文化联系，但独立以后，没有了苏联中央政府的协调，各国都寻求独立发展，而不是彼此合作的思路。而且，各国有各国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出于长远考虑出让自己的短期利益，所以在一些关系到本国生存的问题上，缺乏协商和妥协的那种气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在目前看来还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各国都致力于与外部世界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第二个大事就是，中亚各国政坛仍然暗流涌动，纷纷致力于未来的政治安排。今年已经发生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选举；其他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是10月份进行总统选举，那么去年它是刚刚从总统制，改成议会制，所以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也是很有意思的。乌兹别克斯坦是2014年举行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是2013年，土库曼斯坦是2012年2月。
最后一个就是关税同盟，关税同盟从去年开始，现在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个成员国，那么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在考虑加入关税同盟。关税同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罗斯，中亚国家通过关税同盟，应该说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进一步加强了。这对于中国与中亚，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贸易，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关税同盟对于同盟外国家必然在关税上有不同的规定，从而产生排他性效应。由于关税同盟的很多规定是分阶段落实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受到的影响还没有全面地暴露出来，但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一体化走得很快，水准也很高，我们相比之下还落得很远。怎么样介入进去，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支持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待着中亚国家能够与国际经济体系更好的接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
郭震远：好！下面请杜冰讲南亚问题。
杜冰
杜冰：南亚民主化表象下安全、经济社会问题严重
我言简意赅，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南亚形势。首先从表面上看，南亚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民主化时代。比如阿富汗，虽然说阿富汗的政权有种种问题，但是政府、议会、法庭都已经建立起来了，随着美军的撤退，阿富汗政府形式上控制着国家。巴基斯坦，2008年人民党政府上台，这个政府虽然依旧弱势，但是起码社会和国际舆论认可。几年前，尼泊尔封建王朝被推翻，联合马列、毛派、大会党等等各个党派，正在就立宪、整军等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虽内部矛盾激烈，但从表面上看，民主代议政体已经成型。斯里兰卡，自从猛虎组织消亡以来，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民族和解政策，前景比较光明。孟加拉，09政权上台以后，也是采取了种种措施，还是比较稳定。但我们必须得看到，在当前所谓的新时代，它的老毛病依然存在，首当其冲就是安全。阿富汗的安全自不用多说，随着美军逐渐的军事撤出，估计塔利班在未来有可能更加反弹。巴基斯坦受阿富汗局势的牵连，形势越来越恶化。有人把它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排名第二，仅次于索马里。当前可以说，除了伊斯兰堡，只有少数几个区域外，没有任何的安全区域而言，它的海军基地，它的陆军总部，都有可能被恐怖分子袭击，这是安全方面。
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经济上除了印度一枝独秀以外，其他各国经济一片凋敝。阿富汗根本没有经济可言，巴基斯坦的经济也是纯粹靠举债度日。孟加拉也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出口减少，民生困苦。
第三就是社会不稳定，印度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政府官员贪腐严重。最近印度就爆发了全国性贪腐运动，叫哈萨雷运动，有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搞的政府非常被动。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也非常严峻。以巴基斯坦为例，它的最大城市卡拉奇从7月份到现在，当地的几大民族之间为争夺地盘以及相应经济利益而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且南亚各国普遍政府管理薄弱，枪支泛滥，卡拉奇几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法武装，也就是当地一些黑社会组织，代表不同民族的利益大打出手。
南亚问题的根源既有内部也有外部原因，而这些东西可能在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一些共性。首先从内在来看，南亚整个经济区域本来就没有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这种健全的工业体系，没有健全的工业经济基础，你怎么可能建立现代的这种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呢？所以说，南亚各国实际上是在部落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内核上披上了现代国家的外衣，其性质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今天南亚重重问题的根源。还是以巴基斯坦为例，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家族把持了从中央、省、地方所有各级的议会政府。议员当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为本家族、本民族、本集团谋取个人的私利，而不是为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采取有力的措施。比如说公共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真正关系到全国家进步的措施，只要与自己无关的事，没有政治家会去推动。
在南亚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家族世袭制。比如说在印度国大党，基本上就是甘地－尼赫鲁家族的私产，任何其他人想要进入的话，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起码是他家族的代理人。巴基斯坦人民党就是布托家族的，它的最大反对党谢里夫兄弟控制着穆斯林联盟，这两大家族牢牢控制着巴基斯坦。像在斯里兰卡就是班达拉奈克家族，孟加拉就是哈希娜以及卡利达.齐亚两大家族，这种家族世袭制把持了南亚政坛。你平民草根阶层的百姓，青年才俊，很难有出头之人。这是一个政党，其实只是披政党的外衣，根本就是一个家族的私事，封建家族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罢了。
同样从外因来看，如果没有外来干涉，也许它会一直按照自己的发展节奏走下去。但是恰恰因为南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种重要的战略位置，外来强权对它的干涉始终没有断过。特别是阿富汗从80年代苏联入侵以来，一直到现在身受其害，原先的社会被打乱，统一的社会权威，原先的国王制度被破坏以后，新的权威迟迟不能建立，这也造成了各个民族各自为战。也就是美国人有力量、有能力、有资源来维持本地区的安定，一旦美国人真的要是撤军撤出的话，只能重新回到90年代的内战里面。
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路和facebook的发展，在南亚这种矛盾、种族、民族、宗教特别激烈的地方，一点小小的问题，都可能被瞬间的放大。原来在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一个小事，要从中央传到地方，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几秒钟。就是说科技使人们越来越快的接触到资讯，但同时科技也让人越来越丧失了耐心。所以民众就容易被煽动，任何的运动很快的忽悠成数十万人上街游行，而政府不可能在这种短短的时间内作出应对。
而且南亚的国家，普遍就是说，整个政府的管理能力非常的薄弱低下。除了少数的中央首都或省会之外，其他的地方甚至都没有政府管理。像巴基斯坦，边远地方的司法体系、教育根本就是空白，名义上有很多学校，名义上这个地区的农村小学100所，实际上可能一所都没有。这些人与当地的教育官员勾结，造了一些名册，一些鬼校，所谓的老师，只是当地权贵子弟，白拿空饷，根本没有这个学校，也没有这些人。而且司法腐败，一个农民，普通老百姓想打官司，如果没有背景，如果没有资源，你这个官司十年八年判不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求得公平，只能求助于塔利班。塔利班虽然残暴，虽然要求你执行沙里亚法，但是他们给你一定程度的公平。比如说这个人抢了我一只羊，这个人他为富不仁，塔利班就迅速的惩罚他，打他一顿，或者把它惩罚，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倾向于支持塔利班。但百姓也不是真正从意识形态上赞成，只是求得一种秩序，需要一种管理。我想这些问题牵扯到社会的根本性质，很难在短期内解决的，这些东西必将长久困扰南亚，甚至整个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影响，我想很简单。第一，南亚的稳定，特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巴基斯坦、阿富汗对咱们新疆的恐怖示范效应非常可怕。但这些问题很难解决，美国现在力图把中国拉入巴基斯坦、阿富汗里，希望中美携手共同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中国不能轻易的牵扯进去，中国没有能力，也做不到，咱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合作，但是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只有美国人发挥作用，才能维持长期的稳定。还有第二点就是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南亚地区拥有十几亿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都是上亿人口的大国，这么一个广阔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当前相对来说，中国和南亚的经济交往还是非常的薄弱，南亚从未来看，应该是中国经济广阔的市场。最后一点，还有对外交往，比如说中东、穆斯林世界。一般来讲，咱们最好跟穆斯林做朋友伙伴，通过外交，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印度都是核国家，这些国家如果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郭震远：好！谢谢。大家从八个方面对咱们的题目，2011年的世界与中国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评述。我想下面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讨论争取能够深入一点，或者说的更宏观一点，怎么讨论呢？我就借用田文林最后你的那几点思考，来作为咱们讨论的题目。这三个问题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当今的世界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面对这样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想下边咱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大家来各抒己见。这脱离了大家每个人的专业，更综合，也更深刻一些，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落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上面。但是这里我要订正一句，咱们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从来不说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只讲当年，就是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可从来没说过我们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是一个小小的订正。好！咱们这样，因为时间很紧张，每个人讲五分钟，当然有精彩的，还可以再讲一讲。
田文林：利比亚战争引发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时代主题到底是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革命？这次中东诸多动荡，尤其刚才说的像埃及这些的国内状况，是内因引发的带有民主民生革命；而利比亚战争，则更多是强权政治因素。从较长历史阶段看，这两类现象未来都会持续存在。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中东地区之外，这个问题不仅现在，过去，未来都存在。
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失衡，一方特别强，一方特别弱，这种状况特别容易出现战争。这次金融危机后，西方为了转嫁内部的问题，就通过战争来获取好处，转移国内视线，赢得选举，恢复经济。这种事情未来还会有。我觉得我们对世界判断不要那么乐观。
第二点刚才说中国的处境，当前中国周边热点很多。南海问题是典型。南海问题早就存在，但却热于今年。这与世界大局势变化有没有关系？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它的战略重心东移，热炒南海问题，将针对矛头转向中国，其明显由过去的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针对中国崛起的传统安全问题。我觉得南海问题，绝不仅仅是说越南、菲律宾和中国叫板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背后有大的因素。而大的因素呢，又和当前的这个时代背景的转换，包括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调整有直接关系。考虑到此前美国和英法频频合伙在中东欺压当地国家，未来在东亚问题上，他们会不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对付中国，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三点就是从利比亚和伊朗的对比看，我们外交战略汲取怎样的教训。我们的外交原则首先应基于现实主义，依靠自助，而不是基于理想主义或建构主义。我觉得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是靠不住的。所以强调自助，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要联合更多的国家，尤其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外交重心到底是放在哪边的问题。谁是我们需要重点加强关系的这么一个对象，谁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从利比亚的这个教训来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郭震远：好！我相信大家平时对这些问题不一定有系统的思考，但肯定也都想过。咱们这里是漫谈性质的，不一定要好像有非常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大家可以作为一种即兴的发言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余翔：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
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刚才大家都提到现在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因为我本身专业的原因，我觉得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谈的和平与发展，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军事安全。我个人理解，我们关注的更多的应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什么是非传统意义的和平与发展呢？它的核心我认为是在这个新的时代下，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如何实现中国在新时代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我觉得要做好这样几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经济稳定。如何实现国内经济稳定，不求更快速度，而求更好品质，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海外经济利益。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中国评论除了注重海峡两岸这些问题以外，关注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大，开始注重一些国际大的问题，就像我们这次谈的很多问题，已不仅局限于中国内部事务，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跟我们目前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有关。如何保护好我们的海外经济利益？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个就是保护好我们中国的海外资产安全。第二就是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合作点，我觉得中国应该将经济重心转向非洲，中美洲，南美洲这些国家，对这些经济点应该更加重视一些。
第二方面，要做好短期跟长期的工作。关于美债和欧债是否共振的问题，我个人的判断是，由于美债危机并未真正发生，标普调降美债评级引发的市场恐慌，我称它为是共振前的试音，一个试音就导致整个国际市场一片哀鸿可见欧债美债的破坏力。还有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们是不是应该参与进去，以及如何参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很多问题，就是中国强大走出去以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的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郭震远：好！小余做了个很有意思的发言。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看我们国家战略。
谭小芬：美债和欧债发生共振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影响大
刚才余翔说他是学经济的，我也是学经济的，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那么几点。目前美债和欧债是不是在发生共振？我感觉是。美债评级下调，实际上欧债的风险立即就凸显出来了。美债评级下调后，大家看到当时美国短期国债的价格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调，反而在上升。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美国问题很严重的话，欧洲问题会更严重。欧元区的这个债务规模大概是占GDP的85%，美国大概是92%。就是说虽然美国好像比欧盟的这个问题严重些，但是实际上，由于欧洲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它没有统一的欧元债券，而且欧元在国际货币的地位也不如美元，大家对美国债券的信心还是比欧债的信心要高。所以这个美债问题出来之后，欧债问题的风险也凸显出来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债与欧债问题还会持续的动荡，不会就此就停下来。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希腊这个国家还会持续动荡。另外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实际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在整个欧元区中的比重非常高，如果这两个国家要出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把法国、德国也拖累进去。总的来看，美债和欧债正在发生共振，美债问题出来以后，欧债风险更为凸显出来。
欧债风险凸显出来以后，对美国也会有反作用。因为欧洲国家债务问题恶化，欧洲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整个银行体系流动性现在也非常紧张。因此，欧洲经济肯定还会继续下滑，德国法国现在出口都在下降，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下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在下滑，德国、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将来还会下滑。如果实体经济下滑，债务问题恶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美国现在消费非常低迷，到今年底，消费可能还会更低。就是说可能在2011年底或者是2012年初，美国经济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欧债和美债是有可能共振的。这样一来的话，整个全球经济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现在政策紧缩的非常厉害，调控通货膨胀的目标任务压倒一切。这样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调控的话，有可能超调。现在中小企业的贷款是非常紧张的，所以高利贷非常盛行。这会对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周边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今年四季度，经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如果全球经济不好的话，这个时候中国的货币政策还在持续的紧缩，两个因素迭加在一起的话，经济就会发生很大的波动。
郭震远：好！刚才咱们两位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都做了应该说还是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咱们这些政治学家们，是不是也发表发表意见！
杜冰：改革与革命的关系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想革命和改革的关系。这一连串中东动荡，不能完全说叫革命，但是也算是一种暴力的推翻现政权的形式，这跟咱们的辛亥革命有一种相同之处。那到底是改革好呢？还是革命好呢？革命，好像很痛快，“咵”新政权建立了，但是它能否解决旧的某些问题呢？不好说，只是换个样子而已，问题依旧存在。咱们中国20年代的时候，就被西方认为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类似于今天的伊拉克、巴基斯坦差不多，军阀混战，地方半独立，经济毫无起色，说是一个国家，其实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扶持代理人进行统治。
改革有个成功的榜样，咱们可以看看土耳其凯末尔改革。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算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样板。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他没有说以革命的名义，但是其实他的步骤非常具有革命性，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团结最广大的人，孤立极少数的人，取消什么哈里发制度，取消种种的封建陋习，清真寺的传统的伊斯兰教规；代替西方的一套法律体系。他是一步一步来，这种效果反而某种程度上就是逐步逐步巩固了，保住了改革的成果。最终过了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左右，土耳其从一个所谓的西亚病夫，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发展的样板，也没有经过太大的变动。
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个地球村，联系太密切了，你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某种程度已经不受制于你本国人和本国的意愿，外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不一定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得亡你之心不死，也没有这么严峻。但就是说，地方的民众、思潮等等很多方面，迅速的扩散到了其国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现代的通讯手段，使老百姓的不满，政府改革中的某些失误，或者说造成民怨沸腾，就可能酿成了一场巨变，甚至类似于暴动。骚乱也罢，暴动也罢，最后产生更大的损失。
郭震远：张洁说说，女士研究安全问题是不多的。
张洁：全球还是处于和平发展总趋势 中国要在压力中成长
说到时代主题，我觉得目前虽然有很多地区性冲突的发生，但是总体来看，和平发展仍然是全球的总趋势，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小。我觉得应该通过看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路径，研究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如何进行崛起路径的选择。我觉得现在中国崛起的这个环境，跟十年以前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从去年，甚至从前年开始，中国就可能要学会在压力中成长。
从美国来看，我觉得它作为霸权国对中国已经在战略上有所变化，逐渐从原来以接触为主，开始逐步向遏制转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成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实现了全球化，但是在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和自身利益，还是地区性的。中国目前是向世界大国过渡，但目前仍然是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所以如果中国想实现大国崛起，目前首先要维护周边的和平。我觉得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局面，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大国崛起的第一步。
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在经济上仍然需要加快与周边国家的自贸区进程，互联互通，将周边国家绑在中国经济的快车上。但是中国不能够放弃军事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从利比亚战争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发展军事，尤其海军实力是中国整个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而且，中国现在的海外经济利益越来越大，增加远洋投送能力势在必行。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是一个海洋大国，不可能单纯的是陆地大国。同时，中国如果想成为一个大国，担负起大国责任的话，也必须在全球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而海军的投送能力，海军的发展是实现这种责任的重要保障。
赵会荣：和平发展概念受到发展中国家认可
中亚属于独联体地区，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已经独立20周年，我们就评价这20年他们发展的方向对不对？他们有哪些成绩？有哪些教训？但跟同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很难评判。他们这20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国家也就是比20年前稍微有些起色，而且很多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你要是从社会角度来说，可能每个国家的情况相差很大。那怎么评价？指标太多了，在每个国家它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有一条标准我可以肯定，就是它的这些改革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是否能够使大多数人从中受益？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标准。
说到哪个是主题：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革命？我同意张洁的意见，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张洁谈的那些理由，我们的外交提出来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和谐世界，和平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在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东西好像听起来挺虚的，但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它特别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这也是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与这些周边邻国、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确实是保持一种平等的姿态和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从人口和经济总量上说我们是巨人，那么作为巨人我们是蹲下来与邻国说话的。在提供经济援助和开展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是低姿态的，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从没有附加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一点确实受到我们邻国的欢迎。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互利共赢、和平共处等这些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自身和周边邻国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外交思想，它是我们在外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至于说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我研究的这一片，中国西部环境来说，我觉得比以前是大大改善了。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独立，变成一个个小国，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就是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那么在这20年，中国因为自身的实力的增长，对外影响的增强，我们在西边这些邻国中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是在上升的。特别是最近10年，2001年我们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组织。通过这10年的发展，我们在中亚有了自己的声音，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安全上的保障，或者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周边环境，还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反过来，中亚国家通过与我们的互利合作，也得到了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也是稳定、持续、和谐的局面。
郭震远：好！因为时间关系，飞涛和小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你们的观点说出来。
郭震远
刘飞涛：战略东移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的产物
好的，这几个大问题我平时虽然也经常思考，但没有系统的梳理，所以我仅谈一下我对美国战略调整的一点观察。
第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美国战略东移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的战略东移，而不是全球扩张中的战略东移。它在东移的过程当中，为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并营造必要的运作空间，肯定会挑拨事端，但它绝不会把事态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的观察。
第二点是对美国调整后的亚太战略的基本定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之后的性质到底如何界定，是收缩、扩张抑或是维持现状？关于这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是，美国一系列行动虚张声势的性质很强，因此其亚太战略表面上咄咄逼人，但实际实际上仍在守成，也就是说明进实保，它在局部问题和具体环节上可能表现出压倒一切的进攻性，但是这种调整应以美国大战略的收缩为限度。
第三点就是说在考察美国战略的时候，要有意图和能力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观念至上的国家，而且它本身的文化，向来就是唯我独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它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它以往想做的事情现在可能就不能做了，或即使要做难度也大的多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手段的问题。
郭震远：好！小张！
张智新：全球新形势是信息化、全球化、民族化
我接着飞涛的说法。我觉得全球总体局势，用和平与发展这个词形容的话，还是不够实。因为目前来说，总体格局我觉得是九个字：信息化、全球化、民族化。全球的新形势，无非一个是信息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可能说是这种蝴蝶效应在很多地方就会发生，由于互联网信息化这个东西可能会导致内政问题，会跟国际政治的界限模糊。
第二个是全球化在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原来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可能有所反弹，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非传统安全问题等，这些东西都是全球化在深化的过程中的一种反应。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要关注民族化浪潮。不管原来说的是第三波，那么现在是第三波的连续，还是第四波，我觉得这都是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之下出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是要承认民族化这个浪潮，基本上是不可逆转。而且这次中东北非事件，你说有欧美的背景，但是很多东西还是因为它自身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有这么个契机，把它引发的，所以它出现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局部战争都少有，更谈不上世界大战。所以和平问题，我觉得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肯定有信心。那么发展，看它是什么发展，到底是经济发展还是什么？现在的发展可能是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形势。第二，我们今天是处于机遇期还是挑战期？刚才有人在提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首先我们中国是全球的机遇，这个已经不用说了。但是全球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还是机遇大于挑战？我觉得全球对我们来说，从局部来看，可能挑战有所增大；但是总体来说，从长远看，比如说把它放在一个3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看，我觉得还是一个机遇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全球安全格局和系数，我并不认为有总体的恶化，我认为整体是好的。
中国未来怎么做反应，我个人认为还是做全球维稳。那么这个全球维稳，我们主要的手段，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订单。订单化安全，或者是订单化友好。这种用经济购买政治的方法，可能还可以继续用，但是它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我们怎么样维护和提升自身道德权威，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想点办法。包括在南海，包括东北亚。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张弛有度，把握好自己节奏，我觉得中国这个主动的能力比以前还是要增强很多。当然我们整体上，发展海洋能源以及海军的能力，我都赞同。我还主张发展我们的外太空能力。就是说，我们要让世界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说不要怕，它惯了就不怕了。我觉得真正以实力为后盾，然后再加上以道德软权威为伴随的这种崛起的话，人家慢慢就适应了，它就不怕了。
郭震远：结束语
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也最后来说说我的一点看法。这不算会议的总结，就是我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发表一点看法。首先来讲，2011年到底怎么来看？我觉得确实事情不少，但是和前面就是咱们不说冷战时期，也不说90年代，就和21世纪前10年来比，好像并不是就比前10年更更严重了。站在我们的角度，前10年的热闹还是好像比2011年更突出，一进入21世纪先就来了个911。911虽然是打在美国人身上，但咱们这10年来，对恐怖主义袭击问题是比较重视的，而且是非常重视。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
世界进入新世纪，这种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地区性的动荡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很正常，要没有才奇怪呢！但是呢？我们所说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是有它具体内涵的。“和平”主要针对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改革开放，前提就是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这是我们所必须的。那么这个世界大战，从今天来看，我因为长期研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曾经做过一个列表，就我们中央对世界大战问题的论述，从五六十年代不说了，文革时那是准备打核战争了，这个都不说；78年以来到现在，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开始说的是最近两三年打不起来，然后说七八年打不起来，然后说未来二三十年打不起来，到十五大最后说的是在可预期的时期打不起来。这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当然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有这样两个基础，我们的认识不断的向前推进。我要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和平问题针对的是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来的。
“发展”，大家其实对发展的认识，本身也在发展。不光我们中国在变化，世界现在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在向前走。所有的国家，我认为，你别看法国这回打利比亚跳的挺高，跑在第一，或者说美国如何如何，其实对它们来讲，发展问题就包括经济，包括民生，也都是第一位的。最近，日本的野田上台了，大家很关注他的对华政策。我见了几个日本朋友，就问他们，这个野田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右翼的学者，说野田根本就没有对华政策，他满脑子就是怎么摆脱经济困境。这也可以说是发展第一嘛！我们讲时代主题，讲时代是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世界主要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从80年代后期以来，就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深化，也20多年了，我认为是把握了当今世界它发展的基本趋势。基本趋势不等于说是纯而又纯的只有这一个东西，它有很多细节，很多局部，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些局部的问题没有能改变这个基本趋势，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再讲讲对中国安全形势的看法。我觉得，周边东南西北，这两年麻烦多了一点是东侧麻烦多了一点，其他三面应该说形势还是不断的更好一些。即便东面发生了问题，它这个问题也是说我刚才强调的，局部性的，小规模的。我在中国评论写的关于南海问题的那篇文章，就讲到，一方面这几个国家，菲律宾、越南和我们在具体的南海问题上跟我们搞对抗，另外一方面它们要和我们搞经济合作。你可以说它搞政经分离，既要想在具体的南海问题上捞好处，又想在经济上得好处，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很复杂。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些问题，我用的频率最高的词，喜欢用更复杂。复杂的意思就是好坏兼有，好坏交织，好坏互换，这就是复杂化的意思。这里面我就觉得呢，有问题很正常，但是要看这些问题，影响如何，前景如何；第二个更重要的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何而起，能否转化，这是判断大形势的时候。当然对具体问题，比方讲，南沙美济礁，我们跟菲律宾怎么样，那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事情。那么到整个中非关系，中越关系这又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再到整个东南亚或者说南海的形势，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所以它不同层次的问题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不同层次的目标，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这个一定要把握住。最后我也说一下我们国家战略。首先我讲，政策是需要经常调整的，所谓与时俱进的政策。战略是应该保持相对稳定的，当然保持相对稳定不等于不可以调整，而是说是否出现了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的要求条件和需要。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战略并没有面临需要调整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战略，应该说经过1978年一直到21世纪初，20年才相对的清晰起来，稳定下来到今天。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战略应该说效果很好，而且可以这样讲，应该比较长时期的坚持下去。这就是我对这些问题想法。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平常很关注，一直在思考，可以说思考了将近30年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评论员小档案：
谭小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副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晓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油财务公司金研所特聘专家，中评社特约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和世界经济。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财经评论50余篇。
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从事客座研究，主要方向是美国内政与外交决策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及中美关系研究。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编着有《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亚太》等核心期刊发表十数篇学术论文。
张智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比较政府与政治等，中国评论网特约评论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及大陆《上海商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
余翔：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欧盟非传统安全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经济安全和欧盟非传统安全研究。曾主持或参加过多项重大课题，迄今已在各类学术期刊和报刊杂志上撰写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一百多篇，著作多部。
田文林：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研究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世界民族》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纸，《世界知识》、《环球》、《嘹望》、《紫光阁》等时事杂志发表时评数百篇。
赵会荣：2001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从事中亚问题研究，副研究员，博士。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杜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政治、安全、民族宗教研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1201
座谈会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 中评社香港12月1日电／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月刊日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谭小芬博士，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洁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刘飞涛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博士，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张智新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余翔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会荣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杜冰与会。座谈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郭震远主持。与会者围绕今年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2011的世界与中国》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震远：开场白
虽然现在没到年底，但是今年以来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出来了，对于2011年的世界和中国，大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今年以来，世界发生的各种主要的事件，做一个评估。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比方说，当前最热闹的利比亚事件，到底怎么认识，咱们现在至少能梳理出个五六种认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咱们考虑更深一点，也就是说到底这个事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咱们对于未来的走向，可能会有更深入的考虑。所以这个会，就这么几层意思。
谭小芬谭小芬：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影响
谢谢郭老和周总，给咱们这么一个好的交流平台，一起来探讨对当前世界上重大事件的看法。我主要谈一下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今年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的长期国债评级下调了一个等级，而且长期展望是负面的。这一事件产生的短期影响非常明显，就是全球的股票市场出现暴跌，石油、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黄金价格暴涨。随后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低利率政策还要再维持两年，一直到2013年中期。因此，市场稍微得到平息，但是其长期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关于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这一事件，我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原因；二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四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五是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第一，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原因。首先，最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财政紧缩没有达到标准普尔的预期的4万亿。目前美国财政部出台的方案是，在未来十年里，美国政府准备削减2.1到2.4万亿财政支出，而原来预期是4万亿，标准普尔认为美国财政紧缩的力度不够，会影响到美国债务水准的可持续性。其次，在财政紧缩方面，美国两党的争论非常漫长，效率非常低，标准普尔认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下降。尽管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但是从美国经济增长和总体债务水准来看，实际上美国并不比法国和英国差很多。所以，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之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对法国主权债务感到担忧。投资者会认为，虽然美国政府债务很糟糕，但是欧洲国家的债务水准可能更糟糕。
第二，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去看：首先，美国国债的评级遭到下调，那些持有美国国债的机构及其关联机构，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支持企业，美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还有地方政府债券，其信用评级都有往下调的风险，所以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国的保险公司、银行、地方政府的债券都是非常大的风险。其次，美国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会提高。因为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市场容量最大的一个债券市场，美国的国债利率是全球的基准利率，现在基准利率往上调，那么美国整个利率体系都会面临上行压力。长期国债利率走高，将引发公司债券、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利率上升，美国全社会融资成本将被迫提高，会对美国的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利率走高还将制约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和消费信贷。再者，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导致股票市场出现大跌，现在美国股指基本上和去年QE2推出来的时候相差不大，股票市场财富缩水产生的负面财富效应，会影响到美国的消费水准和消费者的信心，现在美国商场的销售非常不景气。这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第三，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美国政策的调整影响。首先，从美国的货币政策来看，美债评级往下调，增加了QE3实施的概率。如果物价继续下挫，失业率反弹，美联储有可能推出QE3。今年美国经济异常疲软，美国财政政策受制于两党的政治争端，不太可能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甚至由于削减支出和税收改革会拖累经济增长。从政治上考虑，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在美国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美联储出于政治需要有可能推出QE3。不过，今年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还是小一些，更多的是实施变相的QE3。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性小一些呢？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特别大，核心CPI已经接近美国的目标水准2%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出QE3，一方面是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这从QE2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下滑，实际上部分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对美国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样一来，尽管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性在增加，但是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实施变相QE3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它不会明确宣布扩张货币政策，大张旗鼓的搞QE3，但是暗中会通过各种工具来维持美国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拖累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由于未来要实行财政紧缩，所以财政政策的空间非常小。再者，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也会比较尖锐。像茶党等右派势力可能就会抬头。最后，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美国现在考虑，把它海外企业的利润，通过把税收吸引回美国，到美国本国进行投资。美国在海外投资非常高。贸易政策方面可能会出现反倾销，反补贴现象的加剧，比如，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启动贸易保护政策。
第四，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债危机会加剧欧债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美国都出风险的话，大家就会担心欧洲国家进一步出问题。美国债务问题还没有恶化到欧元区周边国家的程度，美国债务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欧洲债务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和制度性的。由于很多欧元区的国债是由各国银行持有的，债务危机导致银行业遭受损失，而这些银行本身又发行了很多债券，市场会认为这些债券也会有违约风险，而这些银行债券又被其他银行持有，这就增加了债务危机向银行体系扩散的风险。如果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政府为救助银行体系将被迫扩大举债规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可能进一步恶化至难以控制的局面。其次，短期里，金融市场动荡会更加明显，短期里，投资者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关注程度更高，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出现扩大化趋势，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危机继续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这样，美国金融资产仍然是投资者们相当不错的选择。因此，短期，美元可能相对欧元还会稍微出现一些升值。因为现在美国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投资者发现欧债问题更严重。再者，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概率在显着的提高。因为整个市场融资成本在往上升，同时财政又在紧缩，所以包括美国、欧洲国家、还有日本，可能在未来两年之内，经济会非常低迷。但是我觉得二次衰退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现在市场上预期大约是30%到40%的概率。这就是美债评级下调对世界的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第五，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宏观调控难度和风险在上升，二是这次事件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战略机遇。
首先，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增加了中国未来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央行是继续紧缩货币政策还是持观望态度，等经济形势明朗再做决策呢？现在陷入了决策困境。此外，美债信用评级遭到下调，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意味着在以后比较长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低位会下降。实际上，从过去十年可以看到，美元在整个国际储备里所占的比重一直是在下降的，从十年前的70%多已经降到现在60%左右了。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政府要调整美国债券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可能适当会增持一些股票、大宗商品的投资。另外，美债评级下调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风险非常明显，因为经济不太好的话，它的政策会比较宽松，这会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产生干扰，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和风险。同时，像目前全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形成非常大的制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近期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水准处于高位，但是中央银行不敢加息了，只好去调整存款准备金的计提范围。所以现在欧美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制约。全球的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像巴西还在往下调利率，所以中国这个时候货币政策紧缩，会受到影响。
其次，美债评级下调对中国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压力和动力。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怎么走出困境，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国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调整经济结构，去发展服务业，加快这种医疗、养老、教育，还有物流等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开放服务业，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这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如果政府能够从这些方面去做，化压力为动力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是一个好事情。这是我对美债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就讲这么多。
郭震远：谢谢！下边是刘飞涛，因为他刚在美国呆了半年回来，对于美国政局，还有中美关系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观察。
刘飞涛刘飞涛：美国经济形势糟 对华谋求中长期稳定
我这个题目比较大，只能从美国总统选举、华盛顿政治生态和国内经济形势三个方面进行概略的考察。
首先是关于明年的总统选举问题。奥巴马已于今年4月宣布竞选连任，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个人支持率持续下降，其连任前景从目前来说只能表示谨慎乐观。共和党的初选自6月揭幕以来，现有明尼苏达州女议员巴赫曼、马萨诸赛州前州长罗姆尼、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德州议员荣.保罗、前众院议长金里奇、商人赫尔曼.凯因、前宾夕法尼亚参议员桑托荣、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等人参加角逐，目前民调居于领先地位的是佩里和罗姆尼，但总体上共和党临时还没有出现一呼百应、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军人物，他们在与奥巴马进行民调对比时，大多居于劣势。因此，奥巴马将在明年大选中遭遇一位怎样的共和党对手虽然还是未知数，但从目前看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来看，还没有出现能够对奥巴马构成挑战的实力型人物。当然，共和党的初选一旦结束，竞选策略转向后，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其次是与大选密切相关而又不局限于选举的华盛顿政治生态。近来，由于两党政治对立严重，华盛顿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和主权信用降级等事件，人们突然发现华盛顿的政治如同经济一样疲弱无力，有评论说这是美国政治的日本化，也有人说这是美国政治的欧洲化。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到小布什时期的8年，可以发现现在华盛顿形成的政治僵局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返潮有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对奥巴马自由主义色彩的新政的一次反动。大家想想，小布什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受到一定程度压制。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获胜，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胜利，其中还有代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新进步主义。奥巴马上任后，先后出台大规模经济救济法案、金融监管法案以及争议最大的医保法案等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改革措施，触动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根基，代表共和党极端保守势力的茶党由此兴起，并把阻挠奥巴马进一步的改革作为头号任务。
华盛顿的政治僵局说到底是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国内政治两极化对于实行两党制的美国应当说并不奇怪，但目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立程度已经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种现象在国会突出表现为势均力敌的两党奉行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把本党利益作为绝对优先的极端化政治操作，其直接后果挤压了两党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的空间，使华盛顿的政治进程限于僵局；在选举层面则表现为，美国中间选民，也可以说中间势力的大幅削弱。在极端对立的政治氛围中，由于中间势力严重削弱，其平衡作用将大大降低。奥巴马政府在任期的前两年可以凭藉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优势地位强行推行体现民主党政治意图的政策，但中期选举民主党丧失众院多数党地位后，白宫与国会凝聚政治共识的难度陡然上升。
最近，标普因为华盛顿的政治僵局下调了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应当说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主要是由共和党以减赤为由拒绝上调美国债务上限造成的，但共和党认为这实际上对奥巴马执政能力的降级，并立即给奥巴马贴上了“降级”总统的标签。奥巴马也曾试图就此作出一些反击，但结果是，只要他稍微一动，共和党马上就会指责他背离两党协作的精神，所以该事件一度让奥巴马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不过，共和党的过度政治操作虽然可能塑造奥巴马总统“无能”的形象，但同时也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一个“无为”的国会，这对共和党迎接明年的大选未必有利。美国各类民调显示，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下滑，特别是对他管理经济的信心不足，但是民众对国会的评价更低，其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可怜的“13%”。所以如果共和党继续进行过度的权力操作，其后坐反冲力会很强，这对民主党及奥巴马政府实际上是有利的。
第三是和美国国内政局密切相关的经济形势。关于美国经济形势走势，虽然我在美国仅仅呆了半年，但是体会还是蛮深的。实际上，大家可能包括美国人也不愿意用这个词，就是萧条。近来，包括美国一些政治评论家，经济评论家，他们都无可奈何的说，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状况实质上就是萧条。如果从我自己体会看，最起码它的零售业是非常萧条的。我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它的一个商业中心，最近就有两个较大的商场关门倒闭。另外，据美国当地人介绍，经济危机之前，如果去市区的餐馆吃饭，每每都要排队等候，跟我们北京的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大多的餐馆都冷冷清清。另一个情况是美国的失业率，自2009年突破9%以后，至今仍在这一高位徘徊，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也就是由美国产业转移和经济转型造成的，金融危机不过是加重失业率的一个元素而已。结构性问题的调整通常比较漫长，白宫刚刚发布的预测表明，9%的高失业率将会持续到2012年底，而且在2017年以前失业率不会下降到5%的水准，美国的高失业率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现在关于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正在加大，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出现二次探底，那么它对美国民众的经济信心的冲击将会是灾难性，现在人们常说的U型复苏，可能就变成“浴缸式”复苏了。
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
（余翔：就是底部拉长了。）也就是说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这是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层次就是中美关系。关于总体形势，现在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自胡锦涛主席一月份访美以来，中美关系又回到了平稳发展的正常轨道，双方各级别的交流频繁。今年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中国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在这十年中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了显着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研讨，都倾向于对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变化依据各种不同的尺规进行度量总结，但重点基本上都转向了未来五到十年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向的判断，包括美国的前几天刚刚出笼的对华军力报告，也透露这一动向。根据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五角大楼要对中国今后20年的军事发展每年提供一个报告，事实上真正成型的美国对华军力报告始自2001年，到现在恰好也是10年。众所周知，美国对华军力报告一向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往的中国军力报告在陈述中国军事能力往往使用一些露骨刺眼的辞汇，夸大其词的地方比比皆是，现在的措辞语气比小布什时期缓和了好多。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中国军力真正上升后美国反倒感觉威胁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呢？显然不是。中国军力报告从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制造中国威胁论可以让美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军工复合体，但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面临着削减国防开支的强大压力，如果过度渲染中国威胁论，国会右翼保守势力就会强力抵制压缩国防开支，使政府减赤的政治目标难以完成，但如果不渲染中国威胁论，五角大楼又担心国防开支会被过度压缩。显然，目前美国操弄中国威胁论这张牌的禁忌显然比以往增多了，有了一个“过度”和“适度”的细微差别。
这实际上反映了最近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中美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过去坐在一起谈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到，许多敏感性议题都是针对中国而言的，比如台湾、西藏以及人权等问题；但现在无论是两国领导人还是民间团体交流时，关于美国的敏感性议题也出现了，比如美国衰落、国际货币体系及世界经济秩序改革、经济发展前景及信心都成了美国人不愿主动触碰的敏感性话题。因此，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态度的这种变化，起码他说明了美国目前仍倾向于谋求对华关系的中长期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框架。就说这些，谢谢！
郭震远：好！再下面请张洁发言。
张洁张洁：美国主导下的亚太雁形安全模式基本形成
亚太地区二元结构短时期内不会有变化
我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分析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都需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那就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逐，这是考量整个中国周边形势，或者说考量亚太安全形势的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去年大家比较一致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实力是在持续而缓慢的下降中。我觉得从刚才两位发言来看，这个判断基本还是成立的。第二个是去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我认为，今年中国的实力仍然处于逐步上升中，包括航母试航，还有蛟龙号，以及天宫一号等等。所以，未来很长时间，亚太地区的格局决定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很多人士现在关注的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国带来的挑战，是要共治，还是要运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或者还有其他的战略选择？而这种战略选择将会影响到整个亚太政治安全格局。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从去年以来，我们研究室通过总结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将目前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总结为美国主导下的雁形安全模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已经基本成型，正处于不断巩固当中。这个模式主要是谈面对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以来在安全方面的战略调整。我们认为这个雁形模式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作为雁首的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和美韩同盟，尤其美日同盟，被置为最重要的位置，是整个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然后美日韩同盟；第三梯队是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它们已经和美国形成正式的军事同盟；第四梯队包括越南、印尼等国家，美国借助亚太地区的一些合作机制，和它们建立联系。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就是这个雁形安全模式等同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今年以来，美国遏制政策的趋向性是比以前加强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周边环境没有去年那么多事和动荡，虽然南海争端还是炒得比较热，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有所缓和，但是刚刚提到的安全模式是没有变化的。有两点：一点从日本大地震看，这个突发性事件给了我们观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横断面。地震以后，从各国的反应速度和救援力度来看，反应速度最快的，是跟美国有正式的同盟关系，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当然俄罗斯除外，因为救援人员与物资到达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使用美国在日本的军用机场。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对于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制约作用非常大。
同时，我来之前看张智新最近写的那篇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日本大地震继续拉开了中日之间的差距。如果说去年这个差距刚刚拉开，但是311大地震进一步加大了中日的差距，日本想追上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更加依赖美国，包括由于美国对日本灾后救援积极，美国驻军和使用机场等的合法性得到巩固。所以，未来，日美同盟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还是非常牢固和密切的。第二个案例就是关于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和前几年不太一样了，美国因素对南海问题的走向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现在，美国至少试图通过地区安全机制，在南海问题上约束中国。而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是越来越大的，今年以来，美国与越、菲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加强，包括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印证了我们这个雁形安全模式的存在和不断加固的一个判断。
就未来趋势而言，我认为亚太地区的二元结构短时期内不会有变化。二元结构是指什么？就是说周边国家的骑墙政策，在安全上会越来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会从中国这里取巧。我们看中国今年为了缓和南海争端，在东盟地区论坛召开之前，专门去印尼，签订一个100亿美元的合同；然后这次和菲律宾又签了70亿美元的合同。我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试图通过经济让利来维持周边的稳定和缓和一些矛盾。
第二点我认为近期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周边主要国家的国内选举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明年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会举行大选。在这之前，各国在外交政策上会有一个求稳的趋势。而美国的专家认为执政的民主党会尽量避免中国话题成为两党竞争的一个焦点，因为共和党肯定会攻击民主党对华政策上比较软弱。第二个就是如何对待对台军售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焦点。所以，从美国来说，如果不希望增加与中国的摩擦为大选制造话题，那就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周边国家的支持力度可能会放缓。实际上南海争端，不光光是一个双边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不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这么简单。
第三点我谈一下，中国未来周边战略和全球战略的一个困局。我觉得从近期中国和东盟国家签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标来看，实际上中国在周边，至少目前还是力求维持稳定与和谐。但是从全球战略看，航母试航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维护自身全球利益的重要举措，但是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加剧周边地区的军备竞赛。因此，中国在实现自己的周边战略和全球战略时面临着两难选择，我们可以看航母下水之后，实际上很快就把南海指针签订以后的缓和气氛冲淡了很多。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在战略选择上，会长期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主要就说这些。
郭震远：好！谢谢，下面请余翔谈关于欧债的问题。
余翔余翔：欧债危机缘由 警惕欧债美债共振
我觉得现在欧盟更多的是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必须要强调是主权债务危机，因为主权债务危机与私人债务危机有着本质区别。
总结2011年，可能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第二个就是债务危机，包括欧债和美债，甚至包括很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债务问题的影响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民主、政治、社会影响都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债务问题的产生，我觉得无外乎分两大原因：第一个是表面的，是因为国家的过度负债，就是债务比例过高，给投机提供了一个攻击的靶子。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个靶子？包括像日本，前面专家也提到了，其实日本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比欧盟整体水准要高，美国今年年底将超过百分之百，但是欧盟债务水准反倒最先被外界热炒，这是因为欧盟自己给了外界一个攻击的藉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欧盟在1992年有一个《马斯特里赫条约》，这个条约它对欧盟债务有一个法律规定，规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政府公债占GDP不能超过60%，给出了一条硬杠杠，但欧盟成员国大国带头违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成员国的债务水准，包括赤字，公债占GDP的比重比例全部超过条约规定。这给市场一个可以投机、做空的藉口和机会。
在欧债危机过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投机炒作的痕迹。一是投机资本借机炒作，牟利。美国的华尔街，欧洲的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出于盈利动机，都在做空，投机做空力量非常强大。二是媒体炒作，为欧债危机煽风点火。我们可以发现，欧债几乎不会平息一个月，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回炒一下欧债，说欧债又存在什么风险，让大家久悬的心不能放下，始终觉得欧债担忧不能够缓解。高债务率，机构做空，媒体炒作是导致欧债持续不断的直接和表面原因。
第二个是深层原因。在没深入研究欧盟之前，觉得欧盟很简单，但实际深入下去之后，才发现欧盟其实非常复杂，欧盟27国，欧元区17国，国与国之间差距非常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统一起来，推出一个单一货币欧元，诸多制度性缺陷均未解决。首先，财政政策不统一。现在虽然有一个欧洲央行，但财政却是各自为政的。成员国没法超经济发行货币，但可以通过财政进行赤字财政。经济羸弱的成员国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福利支出来满足本国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货币政策受约束，但成员国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风险上升。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道德风险，就是说，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它知道，一旦进欧元区这个体系里面，如果它出现风险以后，就会有大国替它担保，对它施救。有这种因素激励后，它就会不基于自身的状况去做事。希腊进入欧元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政府跟希腊国民承诺，你们看，现在德国人有什么福利，我们给你们就是什么福利。希腊人当时一下子福利待遇提高了20到30年的水准，但是这背后是以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为代价。
第二个是发展不平衡。你到欧洲看一下，虽然欧洲福利水准很高，但是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它跟最富有的像荷兰、卢森堡这些国家，实际上差了两倍到三倍。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因为由欧洲央行统一了货币政策，把货币政策利率都统一成一个利率，导致很多像希腊、保加利亚这些经济体比较弱的国家开始同样享受与德国、法国一样的低利率，这必然会引发泡沫，出现问题是迟早的问题。
第三个是高福利。高福利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很舒服，55岁就可以退休了；德国人干到65岁。这种高福利背后，就是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投入，政府负担越来越重。政府就把他的责任，一个是往后推，就是我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发五年十年，把政府的负担往后推；另一个，我以后有了风险，有德国、法国来救我，高福利损害经济长期动力。
第四个是欧洲过快的一体化。欧盟第一次扩盟用了20年，最后一次扩盟只用了3年的时间，速度非常快。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因为一些本来经济比较弱的国家，具有私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比较强的国家，还没有达到政策融合标准的国家，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缺乏像德国、法国那样的远见。我觉得这是几个根本原因。
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其实欧洲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欧债跟美债危机同时发生，产生共振，这个问题就可怕了。它会影响世界贸易，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郭震远：好！下一位请张智新谈日本问题。
张智新张智新：日本政坛变化与中日关系走势
我的话题比各位的可能要小一点，稍微比较狭窄一点，我主要是关注日本政坛变化，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势。
2011年的中日关系，我看大事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311大地震；第二个就是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第三个就是日本内阁更迭，野田佳彦代替菅直人出任首相。三件大事显示日本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有些微妙的变动。
日本政局的变化，我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点，日本这种内阁短命，或者更迭频繁的趋势，民主党政权仍然延续了。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换了3任首相了。
第二点，日本执政的民主党中，中间偏右的中生代走上前台，开始取代了老一代，逐步实现了新陈代谢。日本民主党老一代就是以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以及包括菅直人等为代表，他们都是40年代出生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一代人总体来说是现实主义倾向。他们的国内政策也跟中生代的有所区别。总体来说，民主党中生代，无论是刚刚上台的野田佳彦，还是在选举中落败的前原诚司，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中间偏右的。
第三个政局变化的特点就是，日本民主党的“小泽问题”仍然在持续发酵。小泽一郎是日本民主党的幕后老板，民主党能够在2009年大选击败自民党，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这个人是出身自民党的一个老政客，可以说是诡计多端，又骄横跋扈的幕后老板式人物。此人在民主党竞选获胜以后这两年中间他始终左右着日本民主党内的派系整合。现在日本民主党内形成了“亲小泽”、“反小泽”、“远离小泽”三种势力。民主党内谁能出线，谁能长期执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小泽的问题来展开的。我估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延续。
第四个特点，野田内阁寻求举党联合，或者举党一致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政党及内阁人事安排名单看，野田佳彦跟菅直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菅直人上台以后，呈现出一种急进的“反小泽”姿态，所以导致小泽的反弹也比较大。野田佳彦上台以后，在党和内阁的人事布置等方面都是在寻求联合。比如政党的四巨头，以及内阁的人员里面，他目前安排了小泽派和跟小泽比较近的鸠山派共五人，尤其起用了小泽的死党，如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长、民主党干事长等要职，他都给了小泽的派系。当然，野田内阁用人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嫡系和盟友，可以称之为“野田-前原集团”。野田佳彦和前原诚司所在的派系在民主党内本是小派阀，但是他们这两个人现在联合在一起就显得有点势力了。因为这两个人都出身于日本一个著名的培训机构，是松下幸之助创办的，叫松下政经塾。他们在内政外交上有很多结合点，所以在党首选举中，两个人也是全力合作。
第五个变化，就是谋求执政党跟反对党联合执政的呼声，在日本政坛上开始增长。这种呼声是311大地震以后就出现的，说是要成立联合的救灾内阁，现在又摆在野田佳彦面前。野田对这个问题是持积极肯定的立场。但是具体的做法，目前在它的内阁人事安排上，还不明显；目前的内阁，仍然只用了一个跟他执政联盟的国民新党一人入阁。
对中日关系，可以从现状来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从现状上看，我认为2011年上半年，是在去年9月份中日关系因钓鱼岛渔船风波骤然进入紧张期之后，逐渐进入一个僵持、转圜和回暖的阶段。
这个阶段较为明显的特点是“一热三冷”，所谓“一热”，就是民间交往仍然有热度，包括青年交流、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民间交往均有所推进；所谓“三冷”，就是政治高层、经济交往和军事安全三个领域的互动趋冷。以往我们说中日关“政冷经热”，现在看上去“经”也不那么“热”了，相比以往的那种持续深化、扩大的良好势头，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现在也趋于缓慢了。高层的政治互动也嫌不够。原来即使在自民党执政的时候，如被视为右翼强硬派的领导人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执政时期，中日高层互动都是比较频繁的。但是去年因为钓鱼岛渔船事件，再加上菅直人被内政所束缚，他始终未能正式访华。这个曾经被认为会对华友好的民主党首相，成为近几年内唯一在任内没有访华的首相，更成为让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的首相。由于钓鱼岛风波，原来比较看好的中日军事安全互动，现在也近乎停滞。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态势：除了民间交往有所深化之外，其他的高层互动、军事安全互动、经贸互动等，基本上都处于不理想的状态。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我觉得有如下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野田佳彦的财税政策。野田被称为民主党内的“财政通”、“经济专家”。这样一个人上台以后，其经贸政策、财政政策走向势必会影响中日关系。野田佳彦在竞选的时候提出过几项鲜明的主张，一是主张增税以应对灾后重建，二是财政方面要阻止日元过快的升值，三是要推行社保改革。这三大财经主张，我觉得对中日经贸关系，或者说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势必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如果野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阻止日元过快升值，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和财政政策等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第二个看点是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内政明显优于外交”，也就是说本国内部执政政权现在都面临压力。日本的压力，就是内阁偏弱，不是强势政权。野田佳彦所在的派系是民主党少数派系，他本身的能力或者人格魅力都不是很强，民众的支持度非常低，其民意支持度只有5%不到，远远低于前原诚司的40%。中国现在内部的经济软着陆和稳定问题等也十分敏感，无疑是比外交更优先的政治课题。在这样“内政压倒外交”的大背景之下，中日之间有一些小问题、小摩擦，有可能会被“淹没”在内政问题的大潮中。当然这可能也有负面影响，如弱势首相、弱势内阁为了提振民意支持度，可能会借机炒作甚至消费民族主义，如会不会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上有一些动作？我觉得短期内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内阁持续弱势，民意支持持续低迷，也不排除偶尔会强硬一下。
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日美关系的修复和巩固会对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影响。菅直人任内一直期待要修复日美关系，但最终无功而退。野田佳彦上台以后，肯定要把修复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方面的当务之急。当然了，如果要是从现实主义分析的话，野田佳彦不应是亲美反华而应该“亲美和华”。保持内阁稳定，谋求内政方面有所起色，如灾后重建、经济复苏等才是野田最大的关切所在，所以肯定不希望外交上再惹麻烦。从这一点上来看，野田政权在钓鱼岛问题或者东海问题方面大动作挑衅，甚至出现像去年钓鱼岛渔船风波那样误判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郭震远：下面请田文林，谈中东问题热点。
田文林田文林：两股潮流引发中东动荡
利益争夺导致利比亚战争
现在探讨中东问题恰逢其时。中东局势动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场动荡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影响之大，也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仔细看，这场动荡有两股潮流：一股潮流就是类似像埃及、突尼斯，包括也门这些国内的政局动荡，其由内因引起，是民众为了争取民生、民权而掀起的内部革命或内部抗议。还有一个潮流是外因主导，即利比亚战争，现在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卡扎菲大势已去。可以想像，如果没有西方军事介入，卡扎菲可能现在会像叙利亚巴沙尔一样，稳稳坐在台上，维持他的政权。这两种不同潮流的引发原因不完全一样的。前一股潮流，像突尼斯、埃及的动荡根源，国内学者连篇累牍已写过很多东西，所以我今天主要讲利比亚战争。如果说类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政治，动荡，主要凸显国内治理问题的话，那么利比亚战争更多体现是国际因素，是我们观察国际政治的一面镜子。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清现在的国际格局或者地区格局，到处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简单的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觉得国际体系确实在发生很大变化，并影响到国际行为体对外行为。冷战结束实际意味着，持续五十多年的冷战格局开始向后冷战格局演进。这个新格局主要由西方主导，其对国际体系内的国家行为体影响深远。在冷战时期，尽管美苏对峙紧张，好像随时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但实际上，那个时期恰恰是比较和平的50年。即使有局部战争，也大多是代理人战争，超级大国间大打出手的时候非常少。但进入后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失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我们发现地区战争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其中受害最多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第三世界选项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它没有第二个选项，“要么站在西方一起，要么成为西方对立面乃至打击对象”。这种世界格局变化是导致利比亚战争，乃至之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的重要国际背景，是导致第三世界频繁成为打击对象根本的重要原因。
第二点说中东地缘的双重特性。一个是它的地缘政治的破碎性；第二点就是它丰富的石油储量。这两个因素迭加，使中东成为西方的主要打击对象。从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发动的地区战争总共有五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有利比亚战争；而这五场战争中，有四场战争是在大中东地区，也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其中有三场发生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屡屡成为打击目标，正是由于刚才我们说的两点因素。阿拉伯世界地域面积1400多万平方公里，3亿多人口，这使其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极，但由于这些国家从建国开始，就被英法分成若干小块，现在有20多个阿拉伯国家，这使它们相互之间，难以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内部内耗不止。在这种格局下的国家，中东最容易成为外部力量的打击对象。不仅仅是现在，甚至说到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也是最乱的，这个乱就跟这个地缘特点有关系。第二个特征是它们有石油，其实有石油本身不是过错，俄罗斯石油资源也非常丰富，但是没有一个哪个西方国家敢去打俄罗斯的主意。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地缘上统一非常强大的国家，要从这样的国家虎口里夺食，代价太大了。而阿拉伯世界一方面地缘破碎，另外石油资源丰富，使西方国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在不付出巨大代价情况下获得丰富好处。利比亚石油资源在世界上排第七位，而且油质非常好，都是轻质原油，据说抽出来可以直接当做汽油使用。利比亚符合这两个特征，所以说这个国家就成为西方打击对象。相比之下，叙利亚就不太会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此前有人出访欧洲问及这一问题，欧洲人直接说说“没胃口”，为什么没有胃口呢？因为这个国家没多少石油，打仗没油水。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跟卡扎菲的政策有关系。在这次利比亚战争中，卡扎菲政权可以说遭到各方的群殴：里面有美国，有欧洲，甚至还有阿拉伯国家；而为卡扎菲说话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一方发动战争，没有一个人帮助受害者，这个现象非常罕见。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卡扎菲政策不招西方喜欢。卡扎菲内外政策中包含了很多进步因素。很多人觉得卡扎菲是个疯子，他的政策似乎充满了非理性成分。但仔细看，他执政40多年的大体脉络可以看到，他对内推进的政策社会主义成分居多，重点照顾中下层利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包括甚至免费住房，老百姓福利生活搞得都非常好。对外政策则强调联合，早期是阿拉伯世界联合，后来是非洲联合，而这种联合政策，是对付西方大国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一点正是西方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卡扎菲后来的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但即使到现在，在他的政治话语和政策实践中，仍保留了不少进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它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说未来有更多的国家，效仿卡扎菲的理论，其实是西方非常担心和害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卡扎菲投靠了西方，西方仍然首先把它当做打击对象。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卡扎菲政策的摇摆性造成的国际孤立。简单的说，卡扎菲早期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晚期的政策是投降主义。所谓的冒险主义，就是他在策略上，采取了很多超出国力本身，而且是一种不必要的刺激对手的政策。比如说阿拉伯世界，他主张要推翻阿拉伯君主，对海湾君主恶言相向，这事就得罪了类似于像沙特、阿联酋这样的国家；面对西方，他又采取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制造空难，对利比亚国家声誉有害无益，结果让西方抓住了把柄，对他进行制裁和打击。对中国这样的本来应该努力团结的对象，他又因为与台湾关系搞的非常近，所以使中国和利比亚关系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好。这种政策，使其成为“国际孤儿”，关键时刻谁也不会帮他。他等于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后期他又搞投降主义，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真的是被吓破胆了，他主动在2003年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又听他儿子的话，跟西方搞关系，几乎把所有的石油合同都给了西方。这样的政策，其实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朗始终是坚持发展核计划，同时不断研制新武器，和西方也敢于斗争，所以使得伊朗这样一个人们早就认为是下一个打击对象的国家，安然存在至今。而像利比亚这种投靠西方，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国家，反而率先成为打击对象。
另外，利比亚战争之所以在今年爆发，还有两个变数因素：一个因素是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对外转嫁危机。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衰落，中东出现空白，而欧洲试图凭藉它的力量来填补。
综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个，就是从利比亚战争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是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主题，这是国内共识。但从现在西亚北非动荡看，如果说埃及等国的国内动荡是革命的话，那么利比亚战争肯定是一场新的局部战争。而且未来这种事情还会有。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如何看待国际形势，进而在新的判断基础上，制定我们的对外战略，值得认真思考。第二个问题，从卡扎菲被挨打的命运来看，我们应该奉行一个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处境，就是我们安全环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现在西方已经出现联合趋势，利比亚战争本来是英法的事，但是美国也在帮忙；当年伊拉克战争其实是美国的战争，但是欧洲也来帮衬。他们这种联合趋势，有点儿像过去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针对对象是类似于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第三世界。那么现在这个体系重新开始出现，中国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郭震远：好！下面请赵会荣，主要是谈中亚。
赵会荣赵会荣：中亚局势稳中有变 大国竞争加剧
我就当前中亚地区的形势，结合政局发展以及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今年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主要有三件大事，让它们特别担心。第一个就是阿富汗局势。因为美国宣布今年7月份从阿富汗撤军，2014年要全部撤完，这个计划宣布以后，中亚国家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中亚的形势一直以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阿富汗形势的影响。中亚国家中，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与阿富汗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线很长，塔吉克斯坦最长，大概130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是137公里，土库曼斯坦是744公里。这三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乌兹别克斯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在中亚国家当中，算是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人口约占中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军事实力也比较强。而塔吉克斯坦就比较弱，它又和阿富汗边界线很长，塔吉克斯坦的边防能力很有限，所以受阿富汗的局势影响是最大的。除了塔吉克斯坦，中亚还有一个地区，就是费尔干纳地区，这个地区也是最容易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的地区。因为那里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边界犬牙交错的地区。从过去的情况看，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比较容易从这个地方侵扰中亚国家。从去年下半年来看，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形势在持续的恶化，多次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
另外，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一直被认为是发展比较顺利的国家，它的领土面积在中亚国家中最大，经济实力最强，政局比较稳定。但在今年5月份，发生了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最近又发生一起袭警事件。这让大家比较震惊，这说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的确对中亚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藏匿在阿富汗北部的宗教极端势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和伊斯兰解放党以及其他一些非法武装已经回归中亚，它们极力激化已有的社会矛盾，制造恐怖事件，使局势动荡；二是中亚地区的毒品问题更加严重。这涉及到来自阿富汗的大量毒品经过中亚贩运到俄罗斯和欧洲，也涉及到中亚国家的毒品犯罪集团与政府官员勾结影响政局走向，还涉及到中亚国家内部的腐败问题、吸毒问题、地下经济等问题。极端势力与毒品犯罪集团往往相互勾结，打击起来难度比较大；三是中亚地区的其他犯罪问题，如非法移民、贩卖人口、武器流散和走私等问题都可能因阿富汗局势恶化而更加难以解决。现在中亚各国都在积极的寻求与国际组织和大国联系，希望获得外界的帮助，以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今年6月份，上海合作组织召开的阿斯塔纳元首峰会也发表了宣言，表示要联合应对阿富汗局势。
第二个担忧就是北非中东局势。虽然我们判断北非中东局势对中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亚国家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中亚国家和北非国家有些相似点，比如说地理上邻近，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领导人也是长期执政，权利一般掌握在某个部族的手中。还有经济社会问题很严重，贫富差距较大，社会矛盾较多，就业困难，人口数量密度逐渐增大，城市化速度加快，政府缺乏资金缓解这些社会问题，还有就是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比较快等等。北非中东局势变化以后，中亚国家的政府反应谨慎，加强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包括媒体、互联网、学校、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阿斯塔纳宣言》特别提到，成员国要加强在国际资讯安全领域的协作。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亚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对于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进行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还指出，中亚一些国家可能步中东的后尘，爆发革命。中亚国家的反对派受到北非中东事件的鼓舞，也得到西方的资助，采取了一些动作，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派在德国召开会议，壮大力量和声势。但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影响是有限的呢？因为中亚国家和北非中东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政治文化不同，特别是宗教在国家政治当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中亚国家强调的是政教分离，从政府来说，要控制伊斯兰教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不让它走向极端，特别是塔吉克斯坦，拉赫蒙总统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比如说下令让正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塔吉克斯坦学生立即回国，对于穆斯林的穿戴和社会活动进行限制。这些都遭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指责。另外中亚国家它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民众崇尚权威，政治热情和参与度不高，反对派的力量也很分散，在民众中的影响有限。所以反对派很难在短时间内，激化民众反抗政府的情绪。再就是媒体受到了政府严格的监管，资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它虽然网路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和北非中东国家相比还差的很远。
第三个就是大国在中亚地区竞争加剧，对中亚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其实这是一个常量的因素，就是中亚国家一直都有这种担心，担心俄罗斯与美国交易，牺牲中亚国家的利益。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加强了独联体政策，通过建立关税同盟，促进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试图巩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也在加强中亚的存在，向中亚国家施加更多的民主和民权压力，同时参与中亚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中国因素。尽管事实上中国在中亚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最近几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系发展速度非常快，引起了有关各方的注意，有关中国威胁论也在中亚国家不时的抬头。中国威胁论主要有两个指向，一个是中国经济依附论，一个是中国移民论。与此有关，还有中俄竞争的说法。
对于中亚地区来说，从内部来看，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点。第一个就是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张，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水资源问题，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属于上游国家，下游国家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上下游国家之间为争夺水资源可以说矛盾很难调和，尤其是在最近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因为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定要建设大型水电站，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更好的经济发展路径，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但对于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它不能接受，因为它的农业很大程度上依靠水灌溉，所以这个水资源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争夺地区领袖的地位，一直都明争暗斗。中亚国家之间在边界，领土、海关、跨境运输，能源贸易、矿产开发，生态等问题上争吵不休。这些国家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密切的人文和文化联系，但独立以后，没有了苏联中央政府的协调，各国都寻求独立发展，而不是彼此合作的思路。而且，各国有各国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出于长远考虑出让自己的短期利益，所以在一些关系到本国生存的问题上，缺乏协商和妥协的那种气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在目前看来还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各国都致力于与外部世界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第二个大事就是，中亚各国政坛仍然暗流涌动，纷纷致力于未来的政治安排。今年已经发生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选举；其他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是10月份进行总统选举，那么去年它是刚刚从总统制，改成议会制，所以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也是很有意思的。乌兹别克斯坦是2014年举行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是2013年，土库曼斯坦是2012年2月。
最后一个就是关税同盟，关税同盟从去年开始，现在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个成员国，那么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在考虑加入关税同盟。关税同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罗斯，中亚国家通过关税同盟，应该说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进一步加强了。这对于中国与中亚，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贸易，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关税同盟对于同盟外国家必然在关税上有不同的规定，从而产生排他性效应。由于关税同盟的很多规定是分阶段落实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受到的影响还没有全面地暴露出来，但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一体化走得很快，水准也很高，我们相比之下还落得很远。怎么样介入进去，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支持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待着中亚国家能够与国际经济体系更好的接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
郭震远：好！下面请杜冰讲南亚问题。
杜冰杜冰：南亚民主化表象下安全、经济社会问题严重
我言简意赅，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南亚形势。首先从表面上看，南亚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民主化时代。比如阿富汗，虽然说阿富汗的政权有种种问题，但是政府、议会、法庭都已经建立起来了，随着美军的撤退，阿富汗政府形式上控制着国家。巴基斯坦，2008年人民党政府上台，这个政府虽然依旧弱势，但是起码社会和国际舆论认可。几年前，尼泊尔封建王朝被推翻，联合马列、毛派、大会党等等各个党派，正在就立宪、整军等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虽内部矛盾激烈，但从表面上看，民主代议政体已经成型。斯里兰卡，自从猛虎组织消亡以来，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民族和解政策，前景比较光明。孟加拉，09政权上台以后，也是采取了种种措施，还是比较稳定。但我们必须得看到，在当前所谓的新时代，它的老毛病依然存在，首当其冲就是安全。阿富汗的安全自不用多说，随着美军逐渐的军事撤出，估计塔利班在未来有可能更加反弹。巴基斯坦受阿富汗局势的牵连，形势越来越恶化。有人把它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排名第二，仅次于索马里。当前可以说，除了伊斯兰堡，只有少数几个区域外，没有任何的安全区域而言，它的海军基地，它的陆军总部，都有可能被恐怖分子袭击，这是安全方面。
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经济上除了印度一枝独秀以外，其他各国经济一片凋敝。阿富汗根本没有经济可言，巴基斯坦的经济也是纯粹靠举债度日。孟加拉也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出口减少，民生困苦。
第三就是社会不稳定，印度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政府官员贪腐严重。最近印度就爆发了全国性贪腐运动，叫哈萨雷运动，有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搞的政府非常被动。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也非常严峻。以巴基斯坦为例，它的最大城市卡拉奇从7月份到现在，当地的几大民族之间为争夺地盘以及相应经济利益而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且南亚各国普遍政府管理薄弱，枪支泛滥，卡拉奇几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法武装，也就是当地一些黑社会组织，代表不同民族的利益大打出手。
南亚问题的根源既有内部也有外部原因，而这些东西可能在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一些共性。首先从内在来看，南亚整个经济区域本来就没有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这种健全的工业体系，没有健全的工业经济基础，你怎么可能建立现代的这种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呢？所以说，南亚各国实际上是在部落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内核上披上了现代国家的外衣，其性质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今天南亚重重问题的根源。还是以巴基斯坦为例，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家族把持了从中央、省、地方所有各级的议会政府。议员当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为本家族、本民族、本集团谋取个人的私利，而不是为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采取有力的措施。比如说公共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真正关系到全国家进步的措施，只要与自己无关的事，没有政治家会去推动。
在南亚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家族世袭制。比如说在印度国大党，基本上就是甘地－尼赫鲁家族的私产，任何其他人想要进入的话，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起码是他家族的代理人。巴基斯坦人民党就是布托家族的，它的最大反对党谢里夫兄弟控制着穆斯林联盟，这两大家族牢牢控制着巴基斯坦。像在斯里兰卡就是班达拉奈克家族，孟加拉就是哈希娜以及卡利达.齐亚两大家族，这种家族世袭制把持了南亚政坛。你平民草根阶层的百姓，青年才俊，很难有出头之人。这是一个政党，其实只是披政党的外衣，根本就是一个家族的私事，封建家族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罢了。
同样从外因来看，如果没有外来干涉，也许它会一直按照自己的发展节奏走下去。但是恰恰因为南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种重要的战略位置，外来强权对它的干涉始终没有断过。特别是阿富汗从80年代苏联入侵以来，一直到现在身受其害，原先的社会被打乱，统一的社会权威，原先的国王制度被破坏以后，新的权威迟迟不能建立，这也造成了各个民族各自为战。也就是美国人有力量、有能力、有资源来维持本地区的安定，一旦美国人真的要是撤军撤出的话，只能重新回到90年代的内战里面。
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路和facebook的发展，在南亚这种矛盾、种族、民族、宗教特别激烈的地方，一点小小的问题，都可能被瞬间的放大。原来在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一个小事，要从中央传到地方，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几秒钟。就是说科技使人们越来越快的接触到资讯，但同时科技也让人越来越丧失了耐心。所以民众就容易被煽动，任何的运动很快的忽悠成数十万人上街游行，而政府不可能在这种短短的时间内作出应对。
而且南亚的国家，普遍就是说，整个政府的管理能力非常的薄弱低下。除了少数的中央首都或省会之外，其他的地方甚至都没有政府管理。像巴基斯坦，边远地方的司法体系、教育根本就是空白，名义上有很多学校，名义上这个地区的农村小学100所，实际上可能一所都没有。这些人与当地的教育官员勾结，造了一些名册，一些鬼校，所谓的老师，只是当地权贵子弟，白拿空饷，根本没有这个学校，也没有这些人。而且司法腐败，一个农民，普通老百姓想打官司，如果没有背景，如果没有资源，你这个官司十年八年判不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求得公平，只能求助于塔利班。塔利班虽然残暴，虽然要求你执行沙里亚法，但是他们给你一定程度的公平。比如说这个人抢了我一只羊，这个人他为富不仁，塔利班就迅速的惩罚他，打他一顿，或者把它惩罚，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倾向于支持塔利班。但百姓也不是真正从意识形态上赞成，只是求得一种秩序，需要一种管理。我想这些问题牵扯到社会的根本性质，很难在短期内解决的，这些东西必将长久困扰南亚，甚至整个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影响，我想很简单。第一，南亚的稳定，特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巴基斯坦、阿富汗对咱们新疆的恐怖示范效应非常可怕。但这些问题很难解决，美国现在力图把中国拉入巴基斯坦、阿富汗里，希望中美携手共同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中国不能轻易的牵扯进去，中国没有能力，也做不到，咱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合作，但是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只有美国人发挥作用，才能维持长期的稳定。还有第二点就是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南亚地区拥有十几亿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都是上亿人口的大国，这么一个广阔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当前相对来说，中国和南亚的经济交往还是非常的薄弱，南亚从未来看，应该是中国经济广阔的市场。最后一点，还有对外交往，比如说中东、穆斯林世界。一般来讲，咱们最好跟穆斯林做朋友伙伴，通过外交，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印度都是核国家，这些国家如果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郭震远：好！谢谢。大家从八个方面对咱们的题目，2011年的世界与中国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评述。我想下面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讨论争取能够深入一点，或者说的更宏观一点，怎么讨论呢？我就借用田文林最后你的那几点思考，来作为咱们讨论的题目。这三个问题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当今的世界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面对这样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想下边咱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大家来各抒己见。这脱离了大家每个人的专业，更综合，也更深刻一些，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落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上面。但是这里我要订正一句，咱们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从来不说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只讲当年，就是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可从来没说过我们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是一个小小的订正。好！咱们这样，因为时间很紧张，每个人讲五分钟，当然有精彩的，还可以再讲一讲。
田文林：利比亚战争引发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时代主题到底是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革命？这次中东诸多动荡，尤其刚才说的像埃及这些的国内状况，是内因引发的带有民主民生革命；而利比亚战争，则更多是强权政治因素。从较长历史阶段看，这两类现象未来都会持续存在。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中东地区之外，这个问题不仅现在，过去，未来都存在。
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失衡，一方特别强，一方特别弱，这种状况特别容易出现战争。这次金融危机后，西方为了转嫁内部的问题，就通过战争来获取好处，转移国内视线，赢得选举，恢复经济。这种事情未来还会有。我觉得我们对世界判断不要那么乐观。
第二点刚才说中国的处境，当前中国周边热点很多。南海问题是典型。南海问题早就存在，但却热于今年。这与世界大局势变化有没有关系？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它的战略重心东移，热炒南海问题，将针对矛头转向中国，其明显由过去的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针对中国崛起的传统安全问题。我觉得南海问题，绝不仅仅是说越南、菲律宾和中国叫板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背后有大的因素。而大的因素呢，又和当前的这个时代背景的转换，包括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调整有直接关系。考虑到此前美国和英法频频合伙在中东欺压当地国家，未来在东亚问题上，他们会不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对付中国，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三点就是从利比亚和伊朗的对比看，我们外交战略汲取怎样的教训。我们的外交原则首先应基于现实主义，依靠自助，而不是基于理想主义或建构主义。我觉得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是靠不住的。所以强调自助，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要联合更多的国家，尤其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外交重心到底是放在哪边的问题。谁是我们需要重点加强关系的这么一个对象，谁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从利比亚的这个教训来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郭震远：好！我相信大家平时对这些问题不一定有系统的思考，但肯定也都想过。咱们这里是漫谈性质的，不一定要好像有非常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大家可以作为一种即兴的发言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余翔：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
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刚才大家都提到现在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因为我本身专业的原因，我觉得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谈的和平与发展，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军事安全。我个人理解，我们关注的更多的应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什么是非传统意义的和平与发展呢？它的核心我认为是在这个新的时代下，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如何实现中国在新时代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我觉得要做好这样几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经济稳定。如何实现国内经济稳定，不求更快速度，而求更好品质，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海外经济利益。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中国评论除了注重海峡两岸这些问题以外，关注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大，开始注重一些国际大的问题，就像我们这次谈的很多问题，已不仅局限于中国内部事务，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跟我们目前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有关。如何保护好我们的海外经济利益？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个就是保护好我们中国的海外资产安全。第二就是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合作点，我觉得中国应该将经济重心转向非洲，中美洲，南美洲这些国家，对这些经济点应该更加重视一些。
第二方面，要做好短期跟长期的工作。关于美债和欧债是否共振的问题，我个人的判断是，由于美债危机并未真正发生，标普调降美债评级引发的市场恐慌，我称它为是共振前的试音，一个试音就导致整个国际市场一片哀鸿可见欧债美债的破坏力。还有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们是不是应该参与进去，以及如何参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很多问题，就是中国强大走出去以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的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郭震远：好！小余做了个很有意思的发言。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看我们国家战略。
谭小芬：美债和欧债发生共振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影响大
刚才余翔说他是学经济的，我也是学经济的，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那么几点。目前美债和欧债是不是在发生共振？我感觉是。美债评级下调，实际上欧债的风险立即就凸显出来了。美债评级下调后，大家看到当时美国短期国债的价格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调，反而在上升。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美国问题很严重的话，欧洲问题会更严重。欧元区的这个债务规模大概是占GDP的85%，美国大概是92%。就是说虽然美国好像比欧盟的这个问题严重些，但是实际上，由于欧洲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它没有统一的欧元债券，而且欧元在国际货币的地位也不如美元，大家对美国债券的信心还是比欧债的信心要高。所以这个美债问题出来之后，欧债问题的风险也凸显出来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债与欧债问题还会持续的动荡，不会就此就停下来。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希腊这个国家还会持续动荡。另外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实际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在整个欧元区中的比重非常高，如果这两个国家要出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把法国、德国也拖累进去。总的来看，美债和欧债正在发生共振，美债问题出来以后，欧债风险更为凸显出来。
欧债风险凸显出来以后，对美国也会有反作用。因为欧洲国家债务问题恶化，欧洲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整个银行体系流动性现在也非常紧张。因此，欧洲经济肯定还会继续下滑，德国法国现在出口都在下降，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下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在下滑，德国、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将来还会下滑。如果实体经济下滑，债务问题恶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美国现在消费非常低迷，到今年底，消费可能还会更低。就是说可能在2011年底或者是2012年初，美国经济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欧债和美债是有可能共振的。这样一来的话，整个全球经济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现在政策紧缩的非常厉害，调控通货膨胀的目标任务压倒一切。这样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调控的话，有可能超调。现在中小企业的贷款是非常紧张的，所以高利贷非常盛行。这会对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周边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今年四季度，经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如果全球经济不好的话，这个时候中国的货币政策还在持续的紧缩，两个因素迭加在一起的话，经济就会发生很大的波动。
郭震远：好！刚才咱们两位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都做了应该说还是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咱们这些政治学家们，是不是也发表发表意见！
杜冰：改革与革命的关系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想革命和改革的关系。这一连串中东动荡，不能完全说叫革命，但是也算是一种暴力的推翻现政权的形式，这跟咱们的辛亥革命有一种相同之处。那到底是改革好呢？还是革命好呢？革命，好像很痛快，“咵”新政权建立了，但是它能否解决旧的某些问题呢？不好说，只是换个样子而已，问题依旧存在。咱们中国20年代的时候，就被西方认为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类似于今天的伊拉克、巴基斯坦差不多，军阀混战，地方半独立，经济毫无起色，说是一个国家，其实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扶持代理人进行统治。
改革有个成功的榜样，咱们可以看看土耳其凯末尔改革。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算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样板。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他没有说以革命的名义，但是其实他的步骤非常具有革命性，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团结最广大的人，孤立极少数的人，取消什么哈里发制度，取消种种的封建陋习，清真寺的传统的伊斯兰教规；代替西方的一套法律体系。他是一步一步来，这种效果反而某种程度上就是逐步逐步巩固了，保住了改革的成果。最终过了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左右，土耳其从一个所谓的西亚病夫，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发展的样板，也没有经过太大的变动。
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个地球村，联系太密切了，你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某种程度已经不受制于你本国人和本国的意愿，外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不一定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得亡你之心不死，也没有这么严峻。但就是说，地方的民众、思潮等等很多方面，迅速的扩散到了其国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现代的通讯手段，使老百姓的不满，政府改革中的某些失误，或者说造成民怨沸腾，就可能酿成了一场巨变，甚至类似于暴动。骚乱也罢，暴动也罢，最后产生更大的损失。
郭震远：张洁说说，女士研究安全问题是不多的。
张洁：全球还是处于和平发展总趋势 中国要在压力中成长
说到时代主题，我觉得目前虽然有很多地区性冲突的发生，但是总体来看，和平发展仍然是全球的总趋势，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小。我觉得应该通过看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路径，研究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如何进行崛起路径的选择。我觉得现在中国崛起的这个环境，跟十年以前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从去年，甚至从前年开始，中国就可能要学会在压力中成长。
从美国来看，我觉得它作为霸权国对中国已经在战略上有所变化，逐渐从原来以接触为主，开始逐步向遏制转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成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实现了全球化，但是在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和自身利益，还是地区性的。中国目前是向世界大国过渡，但目前仍然是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所以如果中国想实现大国崛起，目前首先要维护周边的和平。我觉得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局面，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大国崛起的第一步。
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在经济上仍然需要加快与周边国家的自贸区进程，互联互通，将周边国家绑在中国经济的快车上。但是中国不能够放弃军事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从利比亚战争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发展军事，尤其海军实力是中国整个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而且，中国现在的海外经济利益越来越大，增加远洋投送能力势在必行。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是一个海洋大国，不可能单纯的是陆地大国。同时，中国如果想成为一个大国，担负起大国责任的话，也必须在全球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而海军的投送能力，海军的发展是实现这种责任的重要保障。
赵会荣：和平发展概念受到发展中国家认可
中亚属于独联体地区，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已经独立20周年，我们就评价这20年他们发展的方向对不对？他们有哪些成绩？有哪些教训？但跟同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很难评判。他们这20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国家也就是比20年前稍微有些起色，而且很多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你要是从社会角度来说，可能每个国家的情况相差很大。那怎么评价？指标太多了，在每个国家它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有一条标准我可以肯定，就是它的这些改革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是否能够使大多数人从中受益？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标准。
说到哪个是主题：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革命？我同意张洁的意见，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张洁谈的那些理由，我们的外交提出来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和谐世界，和平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在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东西好像听起来挺虚的，但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它特别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这也是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与这些周边邻国、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确实是保持一种平等的姿态和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从人口和经济总量上说我们是巨人，那么作为巨人我们是蹲下来与邻国说话的。在提供经济援助和开展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是低姿态的，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从没有附加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一点确实受到我们邻国的欢迎。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互利共赢、和平共处等这些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自身和周边邻国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外交思想，它是我们在外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至于说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我研究的这一片，中国西部环境来说，我觉得比以前是大大改善了。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独立，变成一个个小国，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就是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那么在这20年，中国因为自身的实力的增长，对外影响的增强，我们在西边这些邻国中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是在上升的。特别是最近10年，2001年我们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组织。通过这10年的发展，我们在中亚有了自己的声音，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安全上的保障，或者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周边环境，还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反过来，中亚国家通过与我们的互利合作，也得到了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也是稳定、持续、和谐的局面。
郭震远：好！因为时间关系，飞涛和小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你们的观点说出来。
郭震远刘飞涛：战略东移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的产物
好的，这几个大问题我平时虽然也经常思考，但没有系统的梳理，所以我仅谈一下我对美国战略调整的一点观察。
第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美国战略东移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的战略东移，而不是全球扩张中的战略东移。它在东移的过程当中，为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并营造必要的运作空间，肯定会挑拨事端，但它绝不会把事态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的观察。
第二点是对美国调整后的亚太战略的基本定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之后的性质到底如何界定，是收缩、扩张抑或是维持现状？关于这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是，美国一系列行动虚张声势的性质很强，因此其亚太战略表面上咄咄逼人，但实际实际上仍在守成，也就是说明进实保，它在局部问题和具体环节上可能表现出压倒一切的进攻性，但是这种调整应以美国大战略的收缩为限度。
第三点就是说在考察美国战略的时候，要有意图和能力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观念至上的国家，而且它本身的文化，向来就是唯我独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它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它以往想做的事情现在可能就不能做了，或即使要做难度也大的多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手段的问题。
郭震远：好！小张！
张智新：全球新形势是信息化、全球化、民族化
我接着飞涛的说法。我觉得全球总体局势，用和平与发展这个词形容的话，还是不够实。因为目前来说，总体格局我觉得是九个字：信息化、全球化、民族化。全球的新形势，无非一个是信息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可能说是这种蝴蝶效应在很多地方就会发生，由于互联网信息化这个东西可能会导致内政问题，会跟国际政治的界限模糊。
第二个是全球化在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原来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可能有所反弹，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非传统安全问题等，这些东西都是全球化在深化的过程中的一种反应。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要关注民族化浪潮。不管原来说的是第三波，那么现在是第三波的连续，还是第四波，我觉得这都是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之下出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是要承认民族化这个浪潮，基本上是不可逆转。而且这次中东北非事件，你说有欧美的背景，但是很多东西还是因为它自身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有这么个契机，把它引发的，所以它出现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局部战争都少有，更谈不上世界大战。所以和平问题，我觉得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肯定有信心。那么发展，看它是什么发展，到底是经济发展还是什么？现在的发展可能是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形势。第二，我们今天是处于机遇期还是挑战期？刚才有人在提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首先我们中国是全球的机遇，这个已经不用说了。但是全球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还是机遇大于挑战？我觉得全球对我们来说，从局部来看，可能挑战有所增大；但是总体来说，从长远看，比如说把它放在一个3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看，我觉得还是一个机遇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全球安全格局和系数，我并不认为有总体的恶化，我认为整体是好的。
中国未来怎么做反应，我个人认为还是做全球维稳。那么这个全球维稳，我们主要的手段，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订单。订单化安全，或者是订单化友好。这种用经济购买政治的方法，可能还可以继续用，但是它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我们怎么样维护和提升自身道德权威，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想点办法。包括在南海，包括东北亚。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张弛有度，把握好自己节奏，我觉得中国这个主动的能力比以前还是要增强很多。当然我们整体上，发展海洋能源以及海军的能力，我都赞同。我还主张发展我们的外太空能力。就是说，我们要让世界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说不要怕，它惯了就不怕了。我觉得真正以实力为后盾，然后再加上以道德软权威为伴随的这种崛起的话，人家慢慢就适应了，它就不怕了。
郭震远：结束语
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也最后来说说我的一点看法。这不算会议的总结，就是我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发表一点看法。首先来讲，2011年到底怎么来看？我觉得确实事情不少，但是和前面就是咱们不说冷战时期，也不说90年代，就和21世纪前10年来比，好像并不是就比前10年更更严重了。站在我们的角度，前10年的热闹还是好像比2011年更突出，一进入21世纪先就来了个911。911虽然是打在美国人身上，但咱们这10年来，对恐怖主义袭击问题是比较重视的，而且是非常重视。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
世界进入新世纪，这种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地区性的动荡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很正常，要没有才奇怪呢！但是呢？我们所说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是有它具体内涵的。“和平”主要针对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改革开放，前提就是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这是我们所必须的。那么这个世界大战，从今天来看，我因为长期研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曾经做过一个列表，就我们中央对世界大战问题的论述，从五六十年代不说了，文革时那是准备打核战争了，这个都不说；78年以来到现在，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开始说的是最近两三年打不起来，然后说七八年打不起来，然后说未来二三十年打不起来，到十五大最后说的是在可预期的时期打不起来。这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当然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有这样两个基础，我们的认识不断的向前推进。我要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和平问题针对的是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来的。
“发展”，大家其实对发展的认识，本身也在发展。不光我们中国在变化，世界现在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在向前走。所有的国家，我认为，你别看法国这回打利比亚跳的挺高，跑在第一，或者说美国如何如何，其实对它们来讲，发展问题就包括经济，包括民生，也都是第一位的。最近，日本的野田上台了，大家很关注他的对华政策。我见了几个日本朋友，就问他们，这个野田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右翼的学者，说野田根本就没有对华政策，他满脑子就是怎么摆脱经济困境。这也可以说是发展第一嘛！我们讲时代主题，讲时代是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世界主要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从80年代后期以来，就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深化，也20多年了，我认为是把握了当今世界它发展的基本趋势。基本趋势不等于说是纯而又纯的只有这一个东西，它有很多细节，很多局部，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些局部的问题没有能改变这个基本趋势，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再讲讲对中国安全形势的看法。我觉得，周边东南西北，这两年麻烦多了一点是东侧麻烦多了一点，其他三面应该说形势还是不断的更好一些。即便东面发生了问题，它这个问题也是说我刚才强调的，局部性的，小规模的。我在中国评论写的关于南海问题的那篇文章，就讲到，一方面这几个国家，菲律宾、越南和我们在具体的南海问题上跟我们搞对抗，另外一方面它们要和我们搞经济合作。你可以说它搞政经分离，既要想在具体的南海问题上捞好处，又想在经济上得好处，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很复杂。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些问题，我用的频率最高的词，喜欢用更复杂。复杂的意思就是好坏兼有，好坏交织，好坏互换，这就是复杂化的意思。这里面我就觉得呢，有问题很正常，但是要看这些问题，影响如何，前景如何；第二个更重要的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何而起，能否转化，这是判断大形势的时候。当然对具体问题，比方讲，南沙美济礁，我们跟菲律宾怎么样，那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事情。那么到整个中非关系，中越关系这又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再到整个东南亚或者说南海的形势，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所以它不同层次的问题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不同层次的目标，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这个一定要把握住。最后我也说一下我们国家战略。首先我讲，政策是需要经常调整的，所谓与时俱进的政策。战略是应该保持相对稳定的，当然保持相对稳定不等于不可以调整，而是说是否出现了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的要求条件和需要。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战略并没有面临需要调整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战略，应该说经过1978年一直到21世纪初，20年才相对的清晰起来，稳定下来到今天。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战略应该说效果很好，而且可以这样讲，应该比较长时期的坚持下去。这就是我对这些问题想法。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平常很关注，一直在思考，可以说思考了将近30年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评论员小档案：
谭小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副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晓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油财务公司金研所特聘专家，中评社特约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和世界经济。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财经评论50余篇。
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从事客座研究，主要方向是美国内政与外交决策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及中美关系研究。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编着有《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亚太》等核心期刊发表十数篇学术论文。
张智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比较政府与政治等，中国评论网特约评论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及大陆《上海商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
余翔：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欧盟非传统安全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经济安全和欧盟非传统安全研究。曾主持或参加过多项重大课题，迄今已在各类学术期刊和报刊杂志上撰写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一百多篇，著作多部。
田文林：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研究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世界民族》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纸，《世界知识》、《环球》、《嘹望》、《紫光阁》等时事杂志发表时评数百篇。
赵会荣：2001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从事中亚问题研究，副研究员，博士。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杜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政治、安全、民族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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