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省中医院莫晓枫:论阮籍、嵇康的仕隐之心

论阮籍、嵇康的仕隐之心前言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两大领袖，是正始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文人，他们对当时及后世的思想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倾向都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他们在对待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阮、嵇这种心态的产生与他们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痕迹。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　　在前人著述中，很多人都认为阮籍、嵇康身上的儒家思想痕迹不是很明显。但是作为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阮、嵇二人，在他们的言行和著作中其实都透露着儒家那种积极入世和顺从儒家秩序的思想。虽说在魏晋之际儒家文化那种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但是根植于当时文人心中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被推翻，阮、嵇当然也没有例外。　　先看阮籍，他出身于儒学之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受学于蔡邕。有着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对他后来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阮籍就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⑴ 可见他早年是十分爱好儒家经典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孔子弟子中的以德行见称的颜回和闵子骞。在《乐论》中，阮籍就称赞礼乐有着教化作用，强调要维护儒家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认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从这可以看出阮籍把礼乐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平天下的高度，具有一种浓烈的顺从儒家秩序的情怀。　　阮籍是一个怀有济世之志的文人。据《晋书•阮籍传》：“（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由此可以看出，阮籍不仅有济世之志，而且眼界很高，抱负甚大，我们来看其《咏怀诗• 三十八》、《 咏怀诗•三十九》 ：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在前一首诗中，感情基调慷慨昂扬，表述极其明快朴实，表达了阮籍自视甚高，“志气宏放”⑵ 的一面。方东树云:“此以高明远大自许，……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者。”⑶ 这说明阮籍儒家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它一直沉淀在其心灵深处，一有机会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后一首诗中，阮籍塑造了一个“临难不顾生”的壮士形象，他所称颂是儒家忠义气节。他向往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也于此流露无遗。即便是身处易代乱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⑷ 但其内心的政治热情亦未完全泯灭。还是苏轼说的好：“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为酒。”⑸ 看来苏轼是看到了阮籍内心中被压抑着济世理想所带来的痛苦。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是嵇康著名的反儒家思想的言论，不少学者以此来判定嵇康思想属于儒家的对立面。的确，嵇康是非常推崇老庄，曾明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⑹ 其诗文著作中也有颇多引用道家典籍之处。于是有很多学者就从儒道对立的思维角度出发，得出了嵇康崇道反儒的思想观点。但是在嵇康的一些诗文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其实和阮籍一样，他的思想中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成分：　　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贤于殷汤，故世济而名显；周旦不顾贤而隐行，故假摄而化隆；夷吾不匿情于齐桓，故国霸而主尊。（《释私论》）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以济之。禹不迫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六言诗十首•一》）　　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而时可熹。（《六言诗十首•二》）　　上面的诗文都能够看出嵇康不仅没有肆意诋毁儒家圣人，而且是怀有极高的崇敬之心的。因此不能单凭“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一句话来判定嵇康就是一个坚决的反儒者。　　且嵇康的诗文中常常会引述一个“君子”的概念，众所周知，“君子”是儒家思想在现实当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都对“君子”作过精要论述。而被认为道家经典的《庄子》一书中，也曾有“君子”这个概念，如：“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敖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⑺ 可见庄子本人对“君子”并不认可。且《庄子》一书对“君子”是倾向于否定的。这也可视为儒道两家的差别之一。“君子”在嵇康思想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现存诗文中多次提到“君子”，如《琴赋》、《释私论》、《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家诫》等，在这些文章中，嵇康不仅以“君子”来作为心目中的完美人格，而且许多“君子”的概念直接来自于儒家经典。如《释私论》：“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 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特别在《家戒》中有云：“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心与口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我们都知道是否有“志”和能否坚守“志”是儒家“君子”的重要标准之一。《论语》里就有许多关于“志”的讨论，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且儒家中“志”是常常与济世联系在一起的，嵇康在《家戒》中以这样的语气来告诫自己的儿子，这说明了嵇康也是有一颗济世之心的。后来嵇康儿子嵇绍在山涛的引导下进入仕途正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嵇康思想中的“君子”主要继承自儒家，不仅是一个正面的范畴，而且还是嵇康在现实中用以要求自己的人格标准。　　这都说明阮、嵇二人有着儒家思想的痕迹，这种痕迹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因此可以判定，二人其实都有着一颗儒家士人的济世之心的，他们都有中国封建文人身上那种积极出仕的心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是由于在当时恶劣政治环境下，他们找不到理想中的出仕之路，在痛苦的挣扎中他们走向了道家思想。　　　　阮籍、嵇康的道家思想　　说起阮籍、嵇康，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所崇尚的老庄道家哲学。他们在竹林下畅游时，大谈玄学，沉浸于玄思之中。阮籍与王戎，每天都要谈到太阳下山才罢手，而嵇康和向秀反复谈论养生问题。玄思妙解，给了竹林之士无限的快乐，他们从中领悟人生的乐趣，这也是我们后人所羡慕他们的地方。这些都是来源于老庄的道家哲学。　　魏晋之际，由于儒家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和政治上的极其黑暗，阮、嵇二人就运用老庄道家思想来批判黑暗政治的代表—司马氏集团。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是指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关系和父子两伦被看着是全部秩序的基础。⑻ 自然，指老庄崇尚人性自然之旨。他直接把矛头指向司马氏提出的“名教”思想。司马氏集团打著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以名教为工具进行权力的争夺。曹爽之祸，有许多名士被杀，著名的玄学代表何晏就在其中。“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⑼ 社会政治环境充满了令人愤慨的荒谬、狡诈和残酷。嵇康将自然与名教看作是对立的，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而崇尚自然。毕竟司马氏集团所提倡的“名教”与儒家“名教”有着质的区别。　　嵇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的理想人生，这种人生是为了摆脱世俗的系累和司马氏的礼教束缚。他把自己的理想绝对化，也可以说是把庄子的思想诗意化。他追求返归自然、心与道冥，在诗文中，他建构了一个能够从容优游、了无挂阻的人间境界。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自由天地，同时又是具有生活情趣的人间境界。这方面的内容多表现在他的诗里：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四》）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峙。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鳞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会诗》）　　这些诗所反映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是闲适的，任情所之的，诗意的。在他诗中所描绘的世界里，是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在这里面，没有争斗、没有世俗的羁绊、没有功名利禄，它是嵇康心中理想的“逍遥游”。这些诗中，嵇康把庄子的哲理世界诗意化和人间化了，因此更具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度。　　阮籍与嵇康一样反对司马氏的“名教”思想，只不过他没有“于世事未能忘情”的嵇康那样刚肠疾恶。他在险恶的政局中善于明哲保身；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却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终生苦闷，矛盾不已。为此他也就把目光投向了老庄，并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蔑视世俗礼教，喝酒放诞。他向往一个精神自由，翱翔于无何有之乡、追求与道为一体的境界。在他作品里，常常出现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逍遥游”世界，这与嵇康的“逍遥游”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其诗中出现的大鹏、玄鹤，但在嵇康诗文中就没有这类意象的出现。这也说明阮籍要比嵇康更倾向于老庄。我们就来看看其诗文中的道家思想：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土，携手共言誓。（《咏怀•四十三》）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联翩戏中庭。（《咏怀•二十一》）　　上面写到的大鹏、玄鹤，都是来自于《庄子》，他把庄子的纯哲理的人生境界搬到文学创作中来，以满足其“逍遥游”。阮籍为了逃避世俗险恶的世界，经常借助写文章来进行神游式的“逍遥游”，如其文《大人先生传》：　　……纷泱莽，轨汤洋，流衍溢，历度重渊，跨青天，顾而逌览焉。则有逍遥以永年，无存忽合，散而上臻。……飙涌云浮，达于摇光。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辟九灵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太始之和风。漂逍遥以远游，遵大路之无穷。……超蒙鸿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心是对老庄理论的宣扬。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阮籍自己，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阮籍塑造了一个生于远古,长生不老,四海为家,天地同寿,追求大道的人物。这也是阮籍理想中的人生状态——逍遥游，他十分醉心于这样的一个神游状态。这样的神游，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于庄子式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的深深向往。但作为阮籍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遗世独立，超然绝群，独游于天地四极的神人。这与嵇康所向往的“逍遥游”有着很大的区别，嵇康的“逍遥游”是具有诗意化和人间化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阮籍的“逍遥游”却是一个冰冷的绝对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种“逍遥游”绝无实现的可能，也许它只能起着安慰心灵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阮籍对周围激烈的政治矛盾冲突，采取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老庄哲学的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来弥补现实所对他造成的伤害和不公，满足了他那可怜的心灵对于现实自由的渴望。　　道家老庄思想是阮、嵇二人思想中的另一脉，这种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儒家理想在恶劣的政局环境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时，不得不转向，以求一种精神上解脱的表现。道家思想对于阮、嵇康的仕隐态度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在他们心灵中进行着拉锯式战争，使他们备受煎熬。　　　　阮籍、嵇康的心灵之苦　　我们都知道阮、嵇二人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一个政治极其黑暗的时代，曹魏与司马氏集团争权夺势处于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曹魏和司马氏争权夺势的斗争进入了异常激烈的状态。在高平陵事件中，司马懿诛杀曹爽，并开始了血腥大屠杀。这就是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开始。司马懿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性屠杀，大批名士在政治清洗中丧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阮籍、嵇康在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呈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嵇康是在不仕不隐的状态中，而阮籍则是既仕既隐，但他们身上的儒家思想让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的归隐，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熏陶，心底中还存在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可现实的世界让他们这种入世理想不能够实现，而曹魏政权的腐败无能和司马氏集团的血腥屠杀让他们对仕途彻底失去信心，为此他们走向老庄来寻求慰藉。　　鲁迅先生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⑽ 先生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从阮、嵇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于世事未能忘情”。既然不能够真正做到忘情，使得阮、嵇二人的心灵就处于一种极度矛盾之中。我们能够从他们诗文中感受到那种矛盾的痛苦所发出的心灵呼喊。　　在阮籍的世界中，现实是丑恶的，礼法是虚伪的，名士是少有全者的，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没有属于个体的自由。阮籍心中的矛盾巨大无比，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所以他游戏人间，但其中却孕育着真情。在他旷达的外表下，其实内心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也才会“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⑾ 他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不知道生命的价值。这种苦闷的心情在他的诗中是常常能够看到的。所以钟嵘在《诗品》中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有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⑿ 方东树也曾说“其文之宏放高迈，沉痛幽深，则于《骚》《雅》皆近之。” ⒀ 下面这两首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一》）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三十三》）　　前一首诗是《咏怀诗》的发端之作，它最能代表阮籍诗歌的“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总体风格，在诗中阮籍用“孤鸿”和“翔鸟”这两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把我们的视觉引向了听觉，形象地展示了诗人身遭乱世、进退维谷的彷徨忧惧的内心世界：像失群的孤鸿哀号于茫茫旷野，像迷途的倦鸟在莽莽林海悲鸣。这两个意象的象征性很明确，那就是表现诗人感受到的孤独和彷徨。　　后一首诗采用与前一首不同的手法，前一首是采用象征的手法，而这首则是直抒胸臆，从面容改变、精神颓丧说起，进而抒发了世事难凭、灾祸将临的惊恐担忧之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两句，把阮籍内心的苦闷和忧惧之情表露无遗。　　 从表面看，嵇康似乎对隐居更感兴趣，但“家世儒学”的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脱尽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其兄嵇喜入伍，嵇康作《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18首。这组诗很大程度上透露出嵇康对仕与隐的看法。同时也体现了嵇康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我们来看其中两首：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微风动袿，组帐高褰。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四言赠兄秀才入军•十五》）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四言赠兄秀才入军•十三》）　　从上面的诗可以看出，其实在嵇康内心深处，他是孤独的、苦闷的，他和阮籍一样的在徘徊，一样的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因为嵇康早年对政治是很有抱负的，这一点首先可从他的婚姻选择可以看出，《世说新语•德行篇》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 裴注引《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沛王曹林是曹操之子，据此知长乐亭主是曹操之曾孙女。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给嵇康在仕途上带来一帆风顺，反而给他带了无限的痛苦。出仕的理想被打破后，嵇康开始进行了长期的心灵煎熬，我们可以从他的《幽愤诗》中看出来：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理弊患结，卒致囹圄。……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嗈嗈鸣鴈，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　　此诗中，嵇康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对于自己的悲剧，嵇康着重地强调了悲剧的外在因素，对自己则多是肯定：他用“义直”来概括自己为吕安作证一事，“显明臧否”来表明自己对善恶界限的不可妥协；用“欲寡其过”来表达对立身的追求；用“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来阐述自己的养生愿望，“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来概括自己的志向；“托好老庄”界定自己的思想倾向。全诗隐而不显的潜台词是：世路的艰险，人心的险恶，才是造成我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从嵇康的这首诗的记述来看，他是因为世路险恶，而处于不仕不隐的。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中度过的，一直在寻找出路，但却一直没有找到。　　在这种痛苦的心灵呼喊中，阮、嵇走向了老庄哲学，以求一个真正的解脱，他们向往孙登的真正隐士生活，可那只是一种向往、理想而已。阮、嵇二人毕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他们不可能像道士孙登一样真正做一个隐士。他们内心也不允许他们真正做一个隐士。于是他们就一直在各自的矛盾中徘徊，在痛苦中挣扎。　　他们最终没有走出矛盾的困境，嵇康由于得罪了司马氏集团，最终获罪被杀。嵇康之死，让当时文人们认识到了政治力量的强大和残酷。阮籍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选择了出仕。而他的出仕并没有真心选择依附司马氏。他试图在做出违心的选择之后，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安慰自己痛苦的心灵，可还是在嵇康被杀后的第二年（公元265年）抑郁而终，宣告了这种安慰方式的失败。所以阮、嵇二人都是在仕隐之间徘徊的悲剧性人物。在仕隐之间徘徊并不是他们所要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但这也是他们唯一的道路。　　结论　　 阮、嵇二人作为竹林七贤的杰出代表，其实两人的悲剧早已是必然性的结果。中国封建文人可以全身心的出仕但却永远不能全身心的归隐。嵇康被杀，正是由这种封建文人本身矛盾所决定的，所以他是逃避不了这个千古文人的宿命。也许被杀，对嵇康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解脱，毕竟，死，结束了嵇康心灵的痛苦。　　阮籍出仕，更是一个悲剧，因为“仕”的真正责任他没有履行。就这样，本有济世之志的阮籍，按理应积极从政，但生不逢时，一开始即坚决辞官，不得已就任，再辞官。但他在看透不能以硬相抗时，软弱的性格使他不得不借官为隐，终身敷衍了事。要做的不许做，不愿为者却强其为之，这便是被政治扭曲了的人生悲剧。　　阮籍、嵇康是中国封建文人的整体性悲剧的代表。不管是既仕既隐，还是不仕不隐，在黑暗的政局中，文人都无法真正摆脱政治，都无法真正把握个体命运。这就是千古文人之悲！　　　　注释：　　⑴ 《咏怀•十五》，见罗仲鼎《阮籍咏怀诗译解》，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⑵ 《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⑶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⑷ 同⑵　　⑸ 《东坡志林》卷一，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⑹ 《与山巨源绝交书》，见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黄山书社，1986版　　⑺ 《大宗师》，见《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⑻ 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⑼ 同⑵　　⑽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⑾ 同⑵　　⑿ 钟嵘《诗品》，见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41页　　⒀ 同⑶　　　　参考书目：　　1，《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著 中华书局 1996年版　　2，《阮籍集校注》 陈伯君 著 中华书局 2004版　　3，《阮籍咏怀诗译解》 罗仲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4，《嵇康集注》 殷翔、郭全芝 著 黄山书社 1986年版　　5，《汉魏文学与政治》 孙明君 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6，《魏晋思想论》 刘大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7，《东晋玄言诗派研究》 陈顺智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8，《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穆克宏 著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9，《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著 中华书局 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