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惨烈人殉：尸骨遍坟冢(1)

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采纳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使得汉朝又有了“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但是到了汉朝依旧有惨绝人寰的荒唐事情。世上什么事情最为荒唐？莫过于衣冠上国居然用活人陪葬，还有被后人追认为贤帝、明君的帝王也无法避免自私、害怕孤独等，这些人类浅薄的陋性，竟然用万人陪葬。何等惨无人道的事迹！后世盗墓贼在盗掘汉朝墓地的时候，发现尸骨遍地，白森森一片，或许也会被惊吓过度。

殉人仪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丧葬恶俗，最早出现于父系社会。父权家族把自己的妻妾孙女侍仆，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其有生杀夺予的权利。既然金玉珠宝都能随葬，人这种财物当然也可以。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王侯贵族死后，一般都会进行人殉，尤其是帝王死后，不陪葬的情况很少。而且陪葬的规格要求更高，人数也会更多。不过自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殉人现象有所减弱。在汉代为何人们对殉葬之风减弱了呢？大多数的观点表达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施行的暴政和秦二世的暴虐招致天下共怨，以及长期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缩减，曾经一度身为亭长的刘邦对此民情深有体会，他统治天下以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殉人仪式，同时还鼓励妇女多生育，发展生产。

汉代的帝王们都不主张活人陪葬。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汉朝还有其他很多的皇帝也禁止在陵墓内实行殉人的制度。比如：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便有人上书提出废除人殉制度。《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记载，时儒生董仲舒上书，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就是建议朝廷打击当时的殉人现象。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彻的重视，并影响到随后诸位皇帝的执政行为。还有一个事例是关于汉宣帝刘询。刘询也是很反对殉人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记叙，汉宣帝刘询在位时，缪王刘元要求他的侍女一起殉葬，时大鸿胪禹奏称：“（刘）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这奏折得到了刘询的认可，刘元被废除了封国的国君称号。

虽然刘邦禁止殉葬，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九）记载，“时又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不能言，郭太后爱养之。”这名西汉时期殉葬女子，偶然因为盗墓者盗墓而复活的奇事，东晋张华撰写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记述到这件事。除了上面古书上的描述，证明汉代存在殉人现象真实是存在的，还有下面现代考古界的一个例子。1976年6月份，广西贵港市贵城镇发现了“罗泊湾汉墓”，此墓在考古发掘前曾多次被盗窃过。专家们发现里面有7具殉葬的尸体。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这7具尸体的人骨架上没有损伤，不可能被刀剑杀死，是毒死的可能性极大。他们入殓的时候，还穿着考究的服饰，平躺直肢的姿势，体态自然，像是死后入葬，是殉人的方式。例如在二号殉人坑中，包裹骸骨的竹席保存完好，但头颅倒置，裹置在席内，还有一只平头鞋却露在席外；而四号坑里，发现的是殉葬棺，其棺身虽然有一些腐朽，棺内骸骨还没完全化为泥土，在死者手腕西侧发现两粒琥珀珠，在盆骨位置有一枚铜带钩；在五号坑内也是殉棺，不过相对其他的来说就很简陋，内面的尸体用要么草席、要么竹席包裹，尸体的姿势一般都是平躺直肢。

汉景帝“万人陪葬坑”内的陶俑

另外汉景帝的“万人陪葬坑”也可以证明殉葬现象也并未完全在汉朝皇帝墓葬中绝迹。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说起汉景帝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君，后人将其及其父汉文帝的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与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和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贞观之治”等齐名。需要大书特书的是，汉景帝在位期间，继承了汉文帝之举，推行“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上文帝和景帝统治期间的几十年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加上汉景帝仁慈恭俭，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使得海内富庶，国力强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此举也为以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过，在汉景帝统治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意思是说国家粮库中的粮食太多，堆积在一起不能散热都发霉了。而由于粮价低廉，黎民百姓的钱币都花不完，放在家里都生锈了。这种说法虽然有所夸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景帝的政绩斐然。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驭民有术的皇帝，让一万多人为他陪葬，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到极点。

既然能用万人陪葬，那么他陵墓规模的宏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汉景帝刘启的陵墓的状况。阳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是汉景帝刘启与其皇后王氏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这座陵园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政府现已建成汉阳陵博物馆，是一座巧妙融合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可以说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帝陵园内有86座从葬坑，共占地6 6万平方米，分别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的南区从葬坑和帝陵西北的北区从葬坑。在南区的14座葬坑，考古学家们进行部分试掘或整体发掘后发现，这些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这些动物比陶俑的体积还要小一些，并且排列整齐、阵容庞大组成了“地下动物世界”。以及一些金属器物，如铜族、弩机、带钩、马衔、“半两”钱、铁矛、剑、凿、铸等，还有陶井、灶等。这些都是配陶俑的，属于缩小比例的模拟品。但制作精巧，加工细致，一丝不苟，是与陶俑具有同等研究价值的“冥器”，这些陶制品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生活的场景。

汉阳陵的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 5公里远，整个面积达8万平方米，葬于此地的刑徒约在万人以上。汉阳陵闻名于世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万人殉葬的墓地，这些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钛”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情形，汉景帝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陵区内单独设置了一个刑场，用以处决一定范围内的刑徒，这样即可以使自己死后不孤单，也有效地解决了这些死刑分子给监狱带来的拥挤。因此，汉景帝设置这样一个“万人坑”，实在是一箭双雕之举。真是可悲可叹！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历史，殉人制度只有在野蛮的原始社会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如果在人类发展到封建社会还经常出现这种殉人的情况，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古代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将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杀掉到后来将其作为奴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到了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朝，明文禁止殉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但终究还是没有在汉朝彻底地解决殉人这个问题。

东方朔抢占汉武帝风水宝地

翻开历史书，在叙述汉朝帝王的时候，其中一个着墨颇多的皇帝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年号也是第一使用年号的皇帝。更是第一个敢向天下百姓发布《罪己诏》来反省自身错误的皇帝。其在位期间，由于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使西汉成为最为繁盛的朝代。汉武帝死后葬于茂陵，他的陵寝也受到后人的景仰。东方朔是汉代著名的大才子，他与汉武帝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传闻轶事。

东方朔做官是毛遂自荐的，汉武帝读了他的自吹自擂的自荐书之后，觉得东方朔也有些才气，就命他任职公车署，但是这个职位俸禄少而且也得不到汉武帝的召见。因此，东方朔新鲜感一过就抱怨起自己的处境来，所以他决计要改变这一局面。一天东方朔出游途中遇见一个侏儒，心生一计，恐吓侏儒道：“你的死期不远了！”

这侏儒见东方朔生得气宇轩昂，一时之间并未劈头盖脸地臭骂，只是嗫嚅道：“此话怎讲啊？还请先生示下。”东方朔不急不慢地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力不能耕作，智不能做官分解圣上忧愁，勇不能戍守边疆报效朝廷，活在世上只是浪费粮食，所以皇帝马上下令要杀掉你们！”侏儒听后大哭起来，全身颤抖，自知死期将至，不再说话。

东方朔见这番情景，便对他说：“你听我一言，或许还有条活路。待会皇上马上就要到了，等皇上车架一到你马上就上前谢罪。”一会儿，武帝的乘辇经过，侏儒便迎上前去号泣叩首。武帝心生狐疑便问：“为何哭？”侏儒说：“东方先生说皇上要把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杀掉！”武帝听后心中愠怒，但不好当即发作，便将东方朔召来询问。

东方朔回答道：“臣朔顾不得死活，有一番话要向皇上讲。那矮子身长只有三尺多，俸禄有一袋米再加二百四十钱。而我身高九尺多，和他的俸禄却一模一样。这矮子吃到撑，而我却饿得发慌。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有几分道理，就请重用我；否则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浪费粮食啦。”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就给东方朔升了官。

这个故事讲述了东方朔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一个讲述东方朔巧用调包计盗取汉武帝风水宝地的故事，这个故事既是关于汉武帝和东方朔的，也是关于茂陵和压石冢的。汉武帝选择茂陵这个地方作为死后的住所，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民间传说。话说当时即位不久的汉武帝，有一次出外狩猎路过茂陵墓址的地方，立即被这里秀丽的风景，开阔的平原所吸引。正当他欣赏着这里的无限风光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一只麒麟状的动物朝他走来，擅于射箭的他，马上搭起弓箭射起来。汉武帝的箭术是百射百中的，本来看到已经射中了，说也奇怪，那只麒麟状的动物不见了，却在原地突然长出一棵长生果树。汉武帝感到很诧异，回到皇宫以后，立即找来精通风水的东方朔告诉他这件奇事。东方朔听后来到汉武帝打猎的地方，但见地上平旷，绵延不尽，南望秦岭，北依群山，气象开阔，气脉极佳。他掐指一算，立即口中大呼宝地，并向武帝报告：“此地气息所集，风水乃千百年来第一吉壤，而且又与渭北诸陵连成一体，则西、北龙脉相连。另外，此地 土 大盛，您名字里的 彻 中间有土，居于此，可居中以震四方。”汉武帝龙听后大喜过望，下令在此营建陵墓。

汉武帝修建茂陵，除了那里的风景独好之外，东方朔的一番话起着主要的作用。一代帝王当然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长期统治天下，所有好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不过，事与愿违，在他死后葬身茂陵，盗墓贼就关顾多次，并且西汉王朝的气数也将尽了。这就与东方朔所占卜的结果相反。这是为什么呢？莫非东方朔胡说的？

原来是东方朔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飞黄腾达，于是就来了一个调包计。在给刘彻看陵址时，确实发现这里是风水宝地。他瞒过汉武帝，把茂陵址故意向上移了一段，而将真正的宝地留给了自己，占尽了茂陵的风水。东方朔聪明得很，他为了日后能顺利找到这块宝地，他在这里种了一棵小树作为标记。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甚至决定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兴衰，并且如果被发现

后，东方朔全家人都会人头落地，因此，东方朔一直将这个秘密隐藏在自己的心底，直到咽气之前才将儿子叫到面前叮嘱道：“儿啊，我死以后，你在茂陵下面靠原边上的那个地方找一棵树，那棵树已经六十多年了。找到后一定要把我埋在那里，切记！切记！”说完，就断了气。

东方朔被埋在了宝穴后，陵墓好像有生命似得疯长起来。第二天，墓就长高了五丈；第三天，又长高了五丈。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要高过茂陵了。天神看不过去了，拾起一块石头就扔向了他的坟，坟被压住，不再长了。后来人们把东方朔的墓称做“压石冢”，并说这儿的风水的确比茂陵好，在压石冢这儿可以“卧看长安”，而在茂陵那儿就只能“坐看长安”。

这段故事被传为民间笑谈。一个皇帝既然被个大臣所愚弄，看来在九泉之下的汉武帝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的话，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不过，茂陵的自然风景确实与众不同，怪不得武帝会对这里一见倾心。就算没有东方朔的添油加醋，汉家皇室也不会错过这么一块风水极好的宝地。

广川王刘去：最变态盗墓者

世上无奇不有，说来也不相信，在盗墓者的行列中，竟然有些王公贵族。这些人本来就享受朝廷的福禄，不用劳动就可以饱食终日，却干下贱肮脏、令人不齿的盗墓活动。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之一。刘去，也称刘去疾，为西汉皇室，是汉景帝刘启的重孙子，承袭“广川王”。顺便提一下，广川原为信都国，辖有今河北武邑县、景县以南，南宫县、故城县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山东德州市以西，都于信都，在今河北冀县。广川王族在汉朝皇室中，也是最差的一支，其名声之劣，不在江都王族之下。

西汉宣帝年间（前74~前49），在今河北武邑县、景县以南，南宫县、故城县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山东德州市以西区域内，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国割据，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经历几番征战，在华北一带就分布有燕、齐、晋、魏、赵等诸国，这些诸侯国的王公将相死后都建有墓地，如魏襄王、晋灵公等人的墓穴就在此地。这些古墓埋藏了很多的奇珍异宝，为此引起一些贪心的盗墓贼挖掘盗墓。但是坐拥荣华富贵的广川王刘去看重的并非这些金银财富，而是在好奇心驱使之下进行的一场疯狂游戏，但最后刘去却可以说是被自己的好奇心害死的。有一句话叫做：好奇害死猫。用在刘去身上最合适不过，因为虽然猫有九条命，但是鼻子总喜欢闻东西，就是好奇，最后九条命都死于自己的好奇心。

古书《西京杂记》记载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游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挖掘到这些东西以后，刘去把它们归为己有，完全一副欲壑难填的贪婪者的形象。广川王刘去偷盗过的古墓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那些陪葬品丰富奇异的墓葬，当时闻名遐迩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列举了十多件，刘向将其所盗的最大的两个墓记录如下：

魏襄王墓是刘去所盗窃的古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太平广记》载，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三十人，用手触摸，光滑如新。外椁中间有石床（这个石床后来在明清帝王陵中，被称为“宝床”）、石屏风，刘去看到的时候，依然摆放周正。但是棺柩和陪葬的珍宝全部不见踪影，看来刘去不是第一个盗魏襄王墓的人。刘去没有死心，难得进入怎么能空手而归呢？于是发现床上还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日常应用的金器像新的一样。无所顾忌的他便把其中的一把铜剑拿起来带在自己的身上。

哀王墓是很让刘去费功夫挖掘的墓穴。可能是出于防盗的目的，以及显示自己的气派，襄王墓上面是用铁水灌注的。刘去带人整整开凿了三天三夜，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把墓穴打开，又苦又辣的黄色气体浓雾从墓穴里冒出，具有很强的刺激性，刘去他们进不去，只好等气体散了，刘去才进去继续他的偷盗。刚进入襄王墓时，遇到一个没上锁的门。室里有一石床，长宽各四米，上面摆放着石几，左右各有三个身佩刀剑武士装扮的石人站立侍奉。再往前走，又有一个石门，不同的是上面有锁。推开门就看到了一个黑亮可鉴棺材，棺材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摞了十多层。用刀砍不开，只能锯断。由于当时的人力不够，刘去他们没有办法打开，只好作罢，并且这还不是真正的。接着又进一室，又有一个带锁的石门，打开门，看到一张六尺长的方形石床、一张石屏风、以及铜叶装饰的帐幔一具。由于年代久远，帐幔已经腐朽，铜叶掉落到处都是。床的左右两边各摆放着二十个站立的形态各异的石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镜子的形象，有的是端着盘子送饭的姿态。没有其他的值钱的器物，只收罗出来数百面铁镜。广川王刘去就把这东西归为己有。

刘去“幼而狠戾，长肆贪虐”，热衷于盗墓这种可耻的行当，并能从中体会到不少乐趣，但是在盗魏王子且渠墓的过程中，让他第一次感到了害怕。虽然且渠贵为魏王子，但且渠墓极其简陋，墓穴很浅又窄也没有棺材，中间只是摆放着一张石床。石床宽六尺，长一丈，除此之外还有一面石屏风。石床底部是用云母（云母具有防腐作用）铺设而成的。床上有一对年轻男女的尸体，大约二十来岁。两具尸体头朝东裸身躺卧，一丝不挂。他们皮肤的颜色像活人一样，鬓发、牙齿和手指也看不出同活人有什么差异。广川王看到后，吓得半死，赶紧从里面逃出来，慌乱得顾不上偷盗了，并按当初的模样将墓穴掩盖。

不得不提一下，广川王刘去在当时名声极臭，暴虐成性，恶劣到曾派人将自己的老师一家全部刺杀，又亲手用酷刑杀害自己的两个姬妾，并将被他害死的姬妾的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惨遭他祸害的姬妾就多达14个。后来刘去的丑恶罪行暴露，朝野大惊，汉宣帝下诏革去了刘去的王位，将他贬为庶民，流放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刘去在流放途中自杀身亡，下场凄凉不过，而要论原因刘去为满足自己病态的好奇心的盗墓行为可以说是最初的祸根。不过，像刘去这种作恶多端的人，死有余辜。

盗墓在汉代属“奸事”之一，其实就是“作奸犯科”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受到了法律和舆论的一致谴责。恰巧的是“奸事”与“奸尸”谐音，而实际上在盗墓这一“奸事”活动中确实也出现过奸尸的违反人伦的行为，其中在重新恢复礼制的汉朝就有两起典型的奸尸事件，一起发生在西汉末年，一起发生在东汉末年，都是兵荒马乱的时期。

第一起的受害者是汉高祖刘邦的原配妻子吕雉，即历史上有名的吕后。当时赤眉军作乱，不仅烧杀抢掠，还对西汉皇陵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掘手段，并且侮辱了吕后的尸体。吕后的尸体由于采取了良好的防腐措施，所以在当时尸体还很完好，结果有些赤眉军当中的不讲人伦的分子，竟然见了她的尸体起了淫念。这绝对是一起病态的事件，赤眉军作乱时距离吕雉下葬的公元前180年，已有二百多年，而且吕后死时已经是彻彻底底的“老妪”。

这件事情记载在《后汉书·刘盆子传》：“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众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而且《后汉书》也称“污辱吕后尸”“多行淫秽”。

另外一起则是东汉末年的冯贵人尸体受辱事件，冯贵人是汉桓帝的妃子，到了汉灵帝时期遇到盗墓贼掘冢，死后70年惨遭奸尸。这件事情记录在《搜神记》中：“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这里我们惊讶的发现冯贵人死后70年不仅尸体颜色如故，就像活人一样，而且还略带体温，盗墓贼见色起意，轮奸了她的尸体，而且因为“交媾”的先后顺序问题甚至大打出手，引发流血冲突最后导致盗墓事发。

史书记载，东汉第十位皇帝汉桓帝刘志后宫有嫔妃五六千人，冯贵人即其中之一。《资治通鉴·汉纪·孝灵皇帝上》（卷五十七）记载，熹平元年（172）六月的时候，导致外戚专权的窦太后病死，窦太后所在的窦氏家族也大多获罪遭诛，朝议窦太后的下葬规格的时候，有大臣说应该以贵人规格下葬窦太后，与冯贵人葬在同一陵区，而不宜以太后身份与桓帝刘志葬在一起，从而达到对引起外戚专权，并且“垂帘听政”的窦太后进行惩处的目的。当时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廷尉陈球就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到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他不仅说到冯贵人墓葬被盗的事实，也用极其委婉的方式指出了冯贵人被奸尸的事实，即所谓“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不然仅仅是因为被盗墓怎么会引起廷尉陈球如此强烈的反对声呢？

其实包含这两起奸尸事件在内的所有奸尸行为都是一种病态行为，是受到了“恋尸癖”的影响，不然一个正常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其实从大量的盗墓案例可以看出，有“恋尸癖”的盗墓者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某些盗墓贼就专门等着新近死亡的女性埋葬的消息，然后伺机下手。有些盗墓贼除了满足自己的扭曲的性需求之外，往往还带有一些复杂的政治动机，比如赤眉军侮辱吕后的尸体。

东汉末年，出现了《三国演义》所说的“合久必分”的状况，这个时候汉朝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各地军阀混战，割地为王者比比皆是，凉州恶霸董卓就是其中之一。董卓原本是一个豪强，麾下主要是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他们以董卓为首，穷凶极恶，干尽了野蛮的破坏之事。灵帝末年十常侍之乱时董卓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董卓不仅废掉皇帝，改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而且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这时已经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但实际上他的权力远大于此，甚至掌握着对皇帝的生杀大权。

就在这时，董卓倒行逆施，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长安二都，被董卓之徒毁坏得体无完肤，更令人发指的是下令大将吕布率军盗掘西汉诸皇陵。《后汉书》（卷七四）《袁绍传》记载，十八路诸侯盟誓之辞就谴责董卓“发掘陵墓”的罪行：“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危，负兵甲之重，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挈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神祗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

其实董卓盗墓有一番隐情，不是纯粹为了所谓的筹集军饷的原因。原来董卓有个名叫董白的孙女，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且生性十分乖巧，因此董卓对之十分疼爱，在10岁之时就将其封为渭阳君，可以说对这个孙女珍爱无比。但这董白却是个哑巴，这可以说是董卓的一大心病。虽广邀天下名医医治，但均未果。后来，也是机缘巧合，董卓从一名姓李的御医口中得知了一件令他欣喜的事情。

董卓端坐在上，对那李姓御医怒目而视，大声呵斥道：“你们这些无能的饭桶，朝廷费那么多俸禄就是养了你们这群无能的蠢猪、蠢猪！”董卓已经不知道自己是第多少次为太医不能医治自己孙女的哑疾而痛骂这些太医了。

跪拜在地下战战兢兢的李姓太医粗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这个时候国相一怒，自己小命难保。不过董卓今日似乎格外的愤怒，或许是出于一种绝望，他需要发泄。李姓御医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知道为了保住小命他必须让董卓仍然对治好孙女的疾病抱有希望。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趴在地上对董卓说：“启禀相国，其实医治好小姐并不是已没有可能，只是那药物太过于难求，所以小人一直不敢向相国说起。”

那董卓一听得此言，两眼放光，说道：“你快说来，只要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弃。”

李姓御医说道：“茂陵当中或许有这味灵药。”

董卓心下一动，想到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还真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这董卓也不管是否确有其事，只是连忙命令自己的得力干将吕布去盗掘茂陵，这吕布也只得照办。这董卓也不想想这汉武帝刘彻其实就是吃这些含有剧毒汞的丹药而大折阳寿的，怎么可能还会有治疗哑疾的丹药呢？董卓也不管那么多，也因此“光荣”地加入到了盗墓贼的行列，但是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盗墓形式：因人而异，各显神通的工种

盗墓是一个因人而异，各显神通的工种。盗墓贼的身份各异，因为他们盗墓的动机以及掌握的盗墓技巧和在资金、人员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在盗墓的过程中展现出的盗墓手法各具特色，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他们最终都在盗墓领域取得了各自的“成就”。

诸侯王室以及聚集山野为祸一方的土匪要么身居显位，法律不能管束其行为，要么是亡命天涯之徒，所以干起盗墓的勾当来无法无天，以致造成的破坏性也极大。相比较而言，拿朝廷俸禄，受孔孟之道影响颇深的古代官吏以及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所需要考虑和顾忌的东西就要多得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家学渊源的以盗墓为业的盗墓贼，同时也有因为好奇等荒唐的原因而盗墓的兼职盗墓者。二者对盗墓行业的了解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盗墓风格也迥异，有人恪守着祖师爷定下的规矩，小心翼翼地盗墓；而那些初涉盗墓就连自学成才都谈不上的人却明火执仗，无所不用其极。

那有着诸如王侯、军阀、官吏、土匪、平民等不同身份的盗墓贼的行事风格会有怎么样的不同？他们又是如何交出自己的盗墓“成绩单”的呢？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造就了一大批王侯贵族，不管时代多么风云变幻，不论王朝更替如何频繁，他们所享有的尊严、身份和地位都永远不会受到丝毫损伤。由于地位极其显赫，整天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这些封建王侯们做起事情来自然也与众不同。少数乐于行善的王侯，往往会更加夸大其行善的壮举以便青史留名；一些平时以正人君子自称的王侯，在干坏事的时候往往喜欢寻找一些理由，即便是最无耻的勾当，也会被他们美化得那么正确，仿佛是饱含委屈而不得不为之，让人深表同情。中国古代王侯的丑陋嘴脸在盗墓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伍子胥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数几个为人比较正直的王侯之一，但是他所干下的恶行却令人发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春秋战国期间，伍子胥投奔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的帐下，渴望得到楚平王的重用，可是没想到楚平王不仅没有重用他，反而杀害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后来，伍子胥得势后，为了发泄心底的愤怒，他掘开楚平王之子楚昭王的墓室，将楚昭王的尸体拖入荒野进行鞭打。这种为了一己之私而公然动用军队掘墓报复的恶行，竟然会发生在一代忠臣伍子胥的身上，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伍子胥只是众多王侯掘墓的一个代表。继伍子胥之后，项羽也对秦始皇陵墓进行了挖掘，不过由于秦始皇陵内部防盗措施甚严而没有得逞，令人发笑的是，项羽一面盗掘秦始皇的陵墓，一面又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美其名曰：是为了报复秦始皇对天下百姓的暴政。汉朝建立后，又出现了一批以盗墓为荣的王侯，广川王刘去是其中的代表。他曾到处疯狂挖墓，破坏了很多帝王的陵墓。像项羽一样，他也为自己盗墓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美其名曰是在考古。汉室经历几百年风风雨雨之后，逐渐衰落，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汉室权力之时，其盗墓的行为发展到顶峰。为了从陵墓中获取大量的金银财宝以供军需，曹操专门设立了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盗墓。最可恨的是，曹操还要为其盗墓寻找一个如此荒唐的理由：为了统一中国。为了统一中国，竟然要盗挖前朝帝王的陵墓，这不能不令人感叹曹操确实为一代枭雄。

历史上王侯荒唐的盗墓趣事还有很多，继汉代之后，明朝天启皇帝也曾挖掘金陵，其实是为了陵墓内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可他偏偏要以断掉女真人的王气为借口。就连有“十全老人”之称的乾隆皇帝也难逃盗墓的嫌疑，在以“修缮十三陵”为借口的掩饰下，他盗取了永陵大量的上等楠木用于建造自己的陵寝。

神秘的帝王陵墓就像一个妩媚动人的美艳性感女人，不仅引起普通百姓垂涎三尺，而且即便是王侯，同样也会迷恋而无法自拔。

军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是王朝兴衰的晴雨表。在王朝发展的巅峰阶段，往往不可能出现军阀，因为中央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局面；在王朝即将没落之时，也就是军阀猖獗之际，因为此时中央再也没有能力来调停军阀之间的混战。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凡是一个王朝的末年，必然可以见到军阀混战的身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创造了军阀，军阀改变了历史。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军阀是疯狂和残忍的代名词。与文人斯文和犹豫不决的品性不同，军阀做事往往凶狠残暴，只要他们想要的，便会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根本不会顾及文明社会的种种规矩，“文明”在军阀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正因为如此，平常百姓所顾忌的盗墓，在军阀看来如家常便饭般简单。在中国百姓的眼里，盗墓是不道德的，会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遭殃的，但是军阀偏偏不信这一套，他们即不迷信鬼神，又不害怕死鬼，历代王侯将相的陵墓，往往会成为他们盗取的目标。

其实，如果细想一下，我们不难得知其中的缘由，军阀要养活自己手下如此多的军人，还要与其他军阀争夺地盘，光靠着一方的税收，根本无法达到目的。而通过盗墓的方式来获取源源不竭的金银财宝，即不需要耗费很大的劳力，又不需要很大的成本，自然会得到军阀们的青睐。再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陵墓多如牛毛，而军阀手中有的就是大量的人手，想要军阀不盗取陵墓都难。因此，对于古墓来说，最凶狠残忍的敌人就是军阀。

中国史书上关于军阀盗墓的记载很多，唐朝末年的军阀温韬便是其中见诸史书的少数几个军阀之一，他疯狂地盗墓为史上罕见。唐朝几百年历史，十几个帝王的陵墓，除了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陵墓侥幸逃脱之外，其他皇帝的陵墓全部被他毁坏。

与温韬相比，清朝末年的大军阀孙殿英的盗墓之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将慈禧太后陵墓内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甚至连慈禧身上所穿的衣服都不放过，慈禧陵墓被盗后的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后来，为了应付外界舆论的压力，孙殿英给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说道：“我这是在革死人的命，满清杀我祖宗三代，不得不革命。孙中山先生以同盟会革了满清的命；冯玉祥用枪杆子从紫禁城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用如此荒唐的解释来掩盖众人之口，自然难以收到好的效果，在他这样的解释之后，孙殿英更是受到了舆论的一致谴责。后来，蒋介石为了给国民一个“交代”，声言要查办孙殿英，但实际上这只是蒋介石惯用的一种哄住民众之口的伎俩，孙殿英不仅没有受到查办，反而在仕途上步步高升，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将军阀盗墓称为最凶狠残忍的盗墓方式丝毫也不为过。从这野蛮的盗墓里里外外，我们能看到无数张贪婪而狰狞的历史鬼相。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里，掩埋着无数王侯将相的遗体，他们的陵墓，吸引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眼球。很多手握重权的官吏，也卷入了这场盗墓的风波之中，无法自拔。中国谚语有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官吏为了发财，自然也顾不了许多。

如果说曹操盗墓是置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于不顾而恣意妄为的话，那么，那些得到皇帝默许的官员盗墓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某种制度的产物。中国古代著名的陈奉盗墓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在陈奉即将盗墓之时，曾经通过种种方式告知了万历皇帝，但是没有得到万历皇帝明确的回复，陈奉盗墓后，万历皇帝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很明显，这是皇帝的一种默许。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这种皇帝默许下属盗墓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历代对于盗墓有着各种法律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刑不上大夫”，所以那些禁止盗墓的规定对于盗墓的官员而言没有任何约束力。

官员盗墓之所以如此猖獗，很大部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制度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方面，古代法律对官员并没有很好的监管，即便法律中有所规定，也几乎形同虚设，因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之历史，很少有三品以上的大员动刑的记载，而偏偏盗墓的官员，一般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员。另外一个方面，即便有人将官员盗墓的恶行举报给了皇帝，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认真查办的意思。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官员盗墓被查处的例子，宋徽宗继位之时，陕西的一个三品大员盗挖了商朝比干的坟墓，并将从墓中挖到的一个青铜盘子送给宋徽宗，在知道这个青铜盘子出自比干的陵墓之后，宋徽宗大怒，严厉的批评了这个盗墓的官员。宋徽宗认为，挖掘前代忠贤之墓，有违中国传统的孝道，结果不仅将青铜盘子退给了这个官员，而且还罢了他的官。

但是这种由于盗墓而被查的官员少之又少。只要官吏盗墓不闹出事情来，不过分违背关于孝道和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般皇帝都是不予以追究的。这也是为何中国官吏竟然也对盗墓情有独钟的原因。

同军阀一样，土匪也是一个朝代兴衰的晴雨表。在王朝中兴时期，往往没有土匪的立足之地，一旦到了王朝没落的年代，整个王朝的社会秩序便会被土匪们搅得混乱不堪。只有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态中，才有土匪生存的空间，这个群体的产生也是社会无序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税赋繁重、人们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更是土匪横行的黄金时代，他们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无所不用其极，自然，在这种时期，土匪盗墓便会成为一条热门的新闻。

土匪的行为往往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他们是自由的化身，是为所欲为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军阀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土匪们的任务主要是打家劫舍、盗发古墓；而军阀的主要任务则是在混战中争夺地盘，顺便也会盗取陵墓。当然，军阀尽管实力强大，但是真正盗起陵墓来，并不一定比土匪占有优势。因为土匪们行动诡秘而快捷，表面上很混乱，但真正做起事情来，组织和效率极高；而军阀由于人数众多，又缺乏组织纪律性，在众多的金银财宝面前，将士与士兵群殴的事件频频发生，导致盗墓的效率极其低下，往往会给陵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如果说军阀盗墓是最凶狠残暴的话，那么土匪盗墓则是最肆无忌惮的，两者均是盗墓的主力军之一。

历史上关于土匪盗墓的记载很多，慈禧太后的东陵便是众多受害的帝王陵墓之一，只不过与其他帝王的陵墓相比，慈禧太后陵墓所受到的损害尤甚。早在孙殿英盗墓之前，很多的土匪便对慈禧太后的陵墓垂涎三尺了，只不过由于这些土匪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破解慈禧陵墓内部重重的机关而不得不住手。军阀孙殿英盗墓之后，慈禧太后陵又遭受了土匪的疯狂盗掘。经过几番轮流的盗掘之后，慈禧太后陵墓内仅存的有点价值的东西全部落入土匪之手。

除慈禧太后的陵墓之外，据说，在国共内战期间，土匪们也光顾了李香君的陵墓。相传，李香君的陵墓被打开时，土匪们看到有一副身材矮小的骸骨，仅存的一缕头发上还有精美的银质头饰，头饰被盗后几经易手，听说目前这头饰失落在了山东。

土匪盗墓给陵墓所造成的毁损不亚于军阀，军阀盗墓往往还会讲究原则，什么人的陵墓该盗、什么人的陵墓不该盗，他们都会分得很清楚。土匪盗墓则不然，不管是什么人的墓地，只要陵墓内有财，土匪们便一拥而上，将整座陵墓内的财物席卷一空，因而破坏性很大。幸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因此，以后再也见不到有关土匪盗墓的新闻。

与军阀、土匪盗墓不同，民间盗墓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因而也很难防范。这些民间盗墓者往往这里一挖，那里一铲，墓地主人根本不知道从何处防范。民间盗墓之所以猖獗，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谚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发财，民间盗墓者比官吏和土匪更敢于走险。

中国民间的盗墓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早在汉代时期民间盗墓之风便盛行开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汉朝中山地区，地少人多，民风轻薄，因而投机取巧的人很多，男人相聚游戏，唱歌取乐，经常去盗墓，然后嫖娼作乐；而女人则弹着琴，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从事性工作。”

除此以外，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叫郭解的人物，郭解是当时的一个大侠客，为人短小精悍，喜好打抱不平，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戴。他“不饮酒 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这里所说的“掘冢铸币”，也就是挖坟墓，造五铢钱。连一个英名远扬而又为人正直的大侠都热衷于盗墓，更不用说其他平民百姓了。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汉朝时期，民间盗墓之风盛行到了何种地步。

在汉朝初期和中期，由于国家对百姓管理比较严格，尽管民间盗墓之风盛行，但是还没有达到普及的地步。到了东汉末年，汉朝天子再也无力控制局面，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矛盾丛生、土匪横行，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民间盗墓之风就更为普遍了。范晔在他所写的《后汉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尽管这段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富有点神秘色彩，其可信度也比较低，因为帝王陵墓一般都是封闭的，从墓中挖出个活宫女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这段文字反映了一个事实：东汉末年民间盗墓之风盛行。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丞相曹操眼见民间盗墓之风无法予以有效的制止，便只好一方面劝诫人们不要在陵墓内存放太多有价值的物品，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的陵墓做好了防盗措施，也就是给自己设立许许多多的疑冢。据史料记载，曹操为自己所设立的疑冢多达72个，这样无论民间盗墓之风怎样盛行，在真假陵墓之间也会使得盗墓贼无所适从，正因为疑冢太多，导致今天曹操的真正葬身之所还是一个迷。曹操固然可以为自己设立疑冢，因为他贵为丞相，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实力，但是对于一般的王侯将相而言，是不可能有实力设立疑冢的，因此，避免不了盗墓事件的发生。

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越是动乱，民间盗墓之风越是盛行，因为社会一旦发生动乱，那么整个社会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便会发生扭曲，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很多古墓在社会动乱的年代惨遭百姓的挖掘是很正常的。

经过军阀、土匪、官吏和民间的轮番盗掘之后，中国历史上能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陵墓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些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陵墓，往往是在经历过盗墓者无数次觊觎之后，由于没有成功进入墓内而幸免于难的，它们既是一笔物质财富，又是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和保护。

盗墓门派：自由盗墓贼的虚拟集团

门派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在武侠小说中，比如古龙《陆小凤传奇》一书中描写了一个神秘的门派，即十二连环坞：“江湖上一个势力远及塞外的门派。它们共有十二寨，从外表看来和普通山庄村落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他们的防卫极其森严，组织也极严密，没有寨中的腰牌和号令，无论是谁都很难进入。”又比如金庸在《笑傲江湖》中也构建了一个主人公原本所在的门派华山派：“华山派位于华山玉女峰。自从岳肃、蔡子峰偷窥《葵花宝典》后，华山派分为气宗、剑宗，各不相让，导致玉女峰大比剑，气宗独霸华山。伪君子岳不群任掌门后，一心吞并五岳，害人又害己，华山派终于式

微。”

其实“门派”同样出现在盗墓中。一个盗墓门派的产生或许是因为某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比如曹操设立“摸金校尉”，也可能是因为后世盗墓贼自发地向某一位自认的祖师爷靠拢，遵循其立下的盗墓规矩而自发形成盗墓门派，但是盗墓门派一般都不可能是因为某位出类拔萃的盗墓贼光明正大地开宗立派而形成，因为盗墓本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且历朝历代对盗墓的打击又十分严厉，所以这种公然方式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在漫长的中国盗墓史上，主要留下了四个盗墓门派，即摸金派、搬山派、卸岭派以及发丘派。虽然盗墓门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但是这些门派依旧算得上源远流长。这些门派的弟子甚至可以完全不存在师徒性质的人身关系，他们各行其道、各自为政，甚至素未谋面，但是由于对共同盗墓“理念”的认可，他们就被化为同一门派。这与武侠小说中的门派概念是极为不同的。所以各盗墓门派中的“弟子”对门派本身并无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是自由的不受强制的，所以可以说盗墓门派是一部分盗墓贼的虚拟集团。

据说东汉末年称霸一方的曹操为筹集军费组建过专门从事盗墓工作的军种，与今天的黄金部队有些类似。所谓的黄金部队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建于1979年，是一支经济建设部队，为国家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主要承担国家黄金矿产勘查任务。但是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国家与军阀不能等同，矿产资源和古董文物也不能相比。

曹操这支部队的主管一职就是摸金校尉，用通俗的话讲摸金校尉就是持有官方（地方军阀）颁发的盗墓许可证的盗墓头头。汉代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甚至还说曹操亲自组织和指挥过对梁孝王墓的挖掘，将曹操说得十分下作。后来袁绍兵败，陈琳归附曹操麾下，曹操对其所作檄文中侮辱自己祖上的行为很不满，但是似乎对盗墓之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另外鲁迅也曾经说过：“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但也有人对此不敢苟同，认为曹操是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精明无比，不可能在那个极度注重礼义廉耻的社会做出这种有损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曹操之所以背上盗墓的骂名是因为其父曹嵩在路过徐州的时候被陶谦的部将所杀，曹操兴师问罪，大举报复，其大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夺，盗人坟墓，曹操对此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并且曹操自己也扬言要毁了陶谦的祖坟，结果被一些人穿凿附会，捕风捉影而背上了黑锅。

但是不论曹操有没有组织过盗墓，摸金校尉在后世逐渐变成了盗墓贼的指称，甚至在盗墓贼中还出现了“摸金派”这一盗墓流派与发丘、搬山、卸岭三门并列，但这三个流派到了宋元时期可谓青黄不接，人才匮乏，少有弟子出现，因此往往被认为门派传承就此断绝，所以就只剩下摸金一门。摸金校尉与别家盗墓门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门规上和行事手法上：摸金校尉更喜欢单打独斗，除非一个人冲锋陷阵过于困难才会与自己十分信任的搭档组建五人以下的盗墓小组。摸金校尉深信祖师爷定下的鸡鸣不摸金的规矩，他们进入墓室必须在墓室的东南角点燃一张油灯或一支蜡烛，因为他们担心“鬼吹灯”。所以《鬼吹灯》才会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的胖子看见蜡烛熄灭了，就质问主人公老胡蜡烛买的是多少钱一支的，当得知是便宜货的时候，他们还为此发生了小争执，其实是因为“鬼吹灯”而紧张的反应，然后他们就得考虑是不是把拿的宝贝还给墓主人的问题了。

摸金校尉擅长通过星象风水的知识，比如“寻龙诀”和“分金定穴”的本领和技艺，准确定位墓地所在，他们只对大的墓葬下手，普通平头老百姓的墓葬绝不能动。摸金校尉每次盗墓只能拿走一两件明器，一方面要给同行留口饭吃，另一方面摸金校尉做事不做绝，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表现。虽然在摸金派中没有正式的师徒传授关系，而只需要懂得行规术语，并且在行动中予以贯彻，就可以被当做同门。摸金派也有自己的身份认证系统，即拥有佩戴摸金字符的人才会被当做真正的摸金派门人。

发丘派在盗墓史上晚于摸金派出现，到了东汉时期才有，其门人自称发丘将军，又被称做发丘天官或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将军与摸金校尉在盗墓的手段上没有多大的差异，主要利用星象和堪舆确定坟墓和墓室所在地再进行盗掘，但技术上稍逊一筹。但是发丘将军有着与摸金校尉不同的行事风格和门规。发丘将军往往以当铺掌柜或者古董商人的身份掩护，一般不会轻易出手，只有某些大型陵墓才能调起他们的兴趣和胃口。

发丘印

另外发丘将军比较注重合作，一般都会邀集多人共同行动，与喜欢单打独斗的摸金校尉截然不同。发丘将军行事稳妥，不喜冒险，借助团队的力量，再加上事前精心计划制定各种应对预案，事中按部就班的遵照执行，可以保证盗墓的成功率和安全性。虽然发丘将军盗墓的困难程度要小很多，危险性也大大降低，但是事后的分赃不均以及保密的问题却会引起很多麻烦。正所谓有得必有失，所以发丘将军有大量门规是针对分赃和保密协议制定的，但极少为外人所知。发丘派据说有一枚发丘铜印，力量非凡，上面写有“百无禁忌”四字，但是在发丘派里有着崇高地位的发丘铜印最后还是不幸被毁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干活的人多了就可以“百无禁忌”呢?

据说发丘将军是盗墓四派中唯一不忌讳与官府合作的组织，这也为其他盗墓门派所不齿和鄙夷。但是与官府合作的发丘将军在清代却受到了外族迫害，不得不流亡海外，混迹于东南亚以及美洲地区。当然他们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在诸多大型陵墓的考古挖掘中他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国内外族迫害中存活下来的发丘将军也有很多人成为考古学者或者在考古政府部门任职，体现了发丘将军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变通精神。

搬山派：模仿道士施行“搬山分甲术”

搬山派在秦汉时期就初步形成了，但是一直等到清朝中叶才发展壮大起来。搬山派采取的是一种俗称“开喇叭”式的盗墓方式，这在武术里就像是以劲道取胜的门派，擅长的自然是些“大力金刚掌”之类的，而不是像武当太极八卦阵一类以柔克刚的招数。

搬山派采用的所谓开喇叭的盗墓方式是指通过打通墓葬从而使其通风，这样做的方式是搬山派门人即搬山道人在墓葬里晕厥的危险就极大降低了，但是对墓葬的破坏性实在太大，尤其是使得墓葬失去了保护，各种其他损害就会随之而来。搬山道人之所以被称做“道人”是因为搬山门人身着道士装扮，而且会一些与茅山道士手法类似的法术，比如“搬山分甲术”。这可以看出搬山一派应该与道教颇有渊源。但是搬山一派在风水学上并没什么造诣，所以才会使用破坏的盗墓方式，这本来是因为他们自身技能的局限。这种破坏的盗墓方式使得搬山派成为盗墓贼中的爆破专家了。

搬山门派因为学过粗浅的道术，所以武功比起其他门派还是普遍要略胜一筹，而且发挥了道术在盗墓中对付僵尸的优势，设计了一些机关阵法专门用以对付墓葬中的邪物，因此比起一般的盗墓门派而言，搬山派更具神秘感。搬山派门人不喜与人合作，总是独来独往，假借道士的身份，各个地方到处溜达。据说搬山派之所以采取破坏的盗墓方式，除了因为他们本身善恶观念不强之外，主要原因是他们最想要盗取的并非一般的金银财宝，而是灵丹妙药，所以他们进入墓葬根本无需考虑这个墓葬能否为今后再次盗墓提供可能。但是后来不断的失败告诉他们所追求的灵丹妙药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们就转而开始一味求财的盗墓了。

搬山派的前人们慢慢形成了一味求财，采用破坏性大的盗墓方式以及不喜合作的盗墓习惯，而且他们在自我保护以及明器的销售渠道上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所以他们逐步演变成一个盗墓门派，绵延至今。

卸岭派据说创始人是一个土匪头子，得仙人传授“令人力大之法”，因此这土匪头子力撼山岳无人能敌，后来他干起盗墓的勾当，并且将这法门传授于自己的得意弟子，慢慢的卸岭派的人丁就开始兴旺起来。因为他们的门人不仅通晓武功而且力大无比，所以曾出过不少有名的人物，比如号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吕布吕奉先，他就曾经帮助过董卓盗掘汉墓，而吕布耍的一手极妙的方天画戟也和他是卸岭门人有关。卸岭力士都比较开放，不会一味地闭门造车，所以到了北宋期间，他们融合了摸金以及搬山派的技术，在风水以及阵法破坏上都有了新的提高，甚至加入自身的理解之后还有所超越。

卸岭派盗墓离不开他们灵敏的鼻子，他们用铁钎打入地下抽出来之后在辨别土壤的气味，根据土壤中气味种类的不同再做判断，另外在打铁钎的时候手感的不同以及土壤颜色的差异都是他们考虑的事项，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依靠鼻子，所以他们为了保持自己鼻子的灵敏度，忌烟酒辛辣之物。

卸岭派应该是盗墓门派中最富争议，因为卸岭派门人的多面性，使得很多人对他们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卸岭派门人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卸岭力士在绿林好汉与盗墓贼是游走自如，谁也弄不清到底打家劫舍还是盗墓是他们的主业。他们有墓的时候盗墓，没有墓葬可盗的时候首领一声令下大家就干起拦路抢劫的营生，因为人多力量大，所以他们无论是盗墓还是做土匪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另外一方面，卸岭力士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元蒙时期他们敌视元蒙政权，因此受到报复迫害，可以说他们在当时只要泄露身份就有可能被捉拿杀害。因此卸岭力士之后都会极力掩盖自己的身份，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告知。在元蒙时期他们曾试图盗掘成吉思汗陵，并且破坏其风水从而恢复汉人山河。因此元蒙政权对其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甚至组织了杀手专门对卸岭门人进行刺杀。也许是因为元蒙时期被逼得太厉害，所以卸岭力士都逐渐淡出中原。

可以说卸岭派是最为复杂的一个盗墓门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