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的好转反应有哪些:人教版普高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3教师用书 第五单元

第五单元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单元引言分析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师夷”与“制夷”的关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维新变法思想的特点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难点

　　分析每个历史阶段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异同和特点，认识近代思想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思想向西方学习发展的渐进过程：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变法思想。这些思想从学造器物、仿行制度，先学习西方实用科技后学习社会政治学说，探求强国之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建议在教学时适当补充一些社会背景材料或影视材料，增加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向西方学习的渐进过程的感性了解，为深入认识这一阶段鸦片想解放的意义奠定基础。

　　本课引言重点从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指出被革职谈起，引起课文的正文。因此，本课的导入教师可以从鸦片战争说起。由于本书是思想史，所以要引导学生从思想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设问：一、我们已经学习过的第一、第二两个单元，想一想，15世纪前后，中国和西欧的思想发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历史的发展各有什么影响？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发展线索，中国传统思想有其辉煌的一面，但是明清之后，却日益僵化，日益束缚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欧国家解放了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近来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外敌入侵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发生改变。二、联系已经学过的必修一和必修二，谈一谈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开眼看世界”

　　教材以鸦片战争以后为坐标,阐释了国门被打开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之路。教材首先概要介绍了向西方学习的背景，随后重点叙述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最后概述开眼看世界的影响。

　　(1)开眼看世界的原因

　　建议教师在本目教学时,首先增加有关鸦片战争前后的内容,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开始发展的原因。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日趋衰微，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政府财源枯竭，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了。他们开始睁开眼睛去看看陌生的外部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外患日深的历史条件推动他们面向世界，开始认识到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向西方学习，开眼看世界。

　　(2)开眼看世界的倡导者——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不仅是最早抵抗西方侵略的民族英雄，也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组织人员搜集、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注意研究各国情况、动态。他主持编译和审订了《四洲志》，介绍了世界5大洲30余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情。还摘译了《各国律例》。其中一类使关于西方国家历史、地理、法律、鸦片生产和时事的知识，《各国律例》和 《四洲志》就是为抗英斗争制定政策的参考。另一类是关于外国科学技术的知识，是为改变军事落后状况服务的。在鸦片战争中，他发现英国侵略军“船坚炮利”，就立即以改革家的胆识，设法购买英制船炮。并加以仿制，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林则徐提倡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书，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翔实的专著，也是探寻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的启蒙之作。它系统介绍世界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技术；赞扬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称瑞士的民主共和制为“西土之桃花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方法。这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这促使人们开阔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了解世界，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建议请学生阅读教科书中的【资料回放】，了解有关内容，知道魏源编《海国图志》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教学建议,可以请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学习西方什么?有什么影响?教学时,还可以请学生阅读本目内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问题,师生在解答疑问过程中完成本目的学习任务。

　　第二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材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兴起的目的、内容、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洋务派的措施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展示这一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探索过程。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兴起的目的和内容

　　教材从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来维护清王朝统治并阐释其内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 , 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 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教学时可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的目的是什么？

　　（2）洋务运动

　　教材从洋务运动的内容、影响、失败三个方面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学堂，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洋务派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派出留学生200多名。这些留学生不但学习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詹天佑、严复等。洋务运动为西学在中国更为西学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奠基。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促进作用。

　　建议引导学生分析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贡献，分析没有实现“自强”的原因。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争，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介绍西方社会科技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总想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来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努力是注定会失败的。

　　第三目“维新变法思想”

　　教材从早期维新思想、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维新变法运动3个方面介绍近代思想的沿革变化。

　　（1）早期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早期维新思想的人物代表着正在转化中的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建议引导学生分析洋务运动30年有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甲午战争失败表明洋务运动没有将中国引上富强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错了呢？然后指出早在洋务运动实施过程中，一批积极参与洋务或与洋务有密切联系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洋务运动有不少弊病，认识到如果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涉及经济流通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和政治制度领域。这是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的萌发,为维新变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了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的主张的基础上，注意其两点局限性：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2）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维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维新变法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反对旧事物，实行新法。维新思想传播的方式——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建议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而展开的。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时代推来的问题，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回答。建议指导学生制作论战内容对照表分析这场论战的性质和作用。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新学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建议教师组织学生阅读【历史纵横】在课堂上展开辩论。

　　建议引导学生分析:如果将维新派同顽固派之间围绕变法、民权、西学三个问题论战中的主张同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作一番比较，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与变化呢？后者提倡向西方学习主要局限于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甚至是去维护旧的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对于千年老屋的修补；而现在维新派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与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和主权在民说，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核心都是以资本主义来代替封建主义。

　　（3）维新变法

　　建议帮助学生分析光绪帝接受与支持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原因, 对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产生的影响。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上书光绪帝，痛陈国难深重，应赶紧变法图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 而企图借变法，巩固与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一篇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变法运动遭到了失败。

　　建议启发学生讨论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可以从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等角度进行分析。维新派提倡西学，兴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给古老的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看，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遭到了暂时挫折，但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留下的痕迹永不磨灭，永远鼓舞与启迪后人。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开眼看世界” 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到国门被打开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首先采用谈话法，了解学生对向西方学习的背景，增加有关鸦片战争前后的内容,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开始发展的原因。可以请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学习西方什么?有什么影响?教学时,还可以请学生阅读本目内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问题,师生在解答疑问过程中完成本目的学习任务。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目的教学，引导学生分析教材的内容和史料，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引导学生分析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贡献，分析没有实现“自强”的原因。这个教学设计的思路是:让学生学习比较历史问题的方法,寻找比较点是什么,分析比较点的相同与不同,分析概括比较结果,得出历史结论。

　　关于“维新变法思想”一目的教学，教师可以提出系列问题。例如,洋务运动30年有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甲午战争失败表明洋务运动没有将中国引上富强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错了呢？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指导学生制作论战内容对照表分析这场论战的性质和作用。组织学生阅读【历史纵横】在课堂上展开辩论。引导学生分析:如果将维新派同顽固派之间围绕变法、民权、西学三个问题论战中的主张同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作一番比较，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与变化呢？帮助学生分析光绪帝接受与支持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原因, 对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产生建议启发学生讨论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介绍“开眼看世界”时,用电脑多媒体播放鸦片战争的片段。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到国门被打开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学习西方什么?

　　案例二　在介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用实物投影仪或计算机等展示同文馆旧址照片。

　　创办近代学堂，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为西学在中国更为西学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奠基。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促进作用。

　　案例三　在介绍“维新变法思想”时, 教师可以提出系列问题导入:洋务运动30年有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甲午战争失败表明洋务运动没有将中国引上富强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错了？然后自然过渡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资料略

　　有人说“洋务派是林则徐、魏源的继承者”。这种意见是否有道理？

　　解题关键：“师夷”与“制夷”的关系。

　　思路引领：明确把是否学习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

　　答案提示：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 “制夷”为目的。但当时洋务派“师夷”的首要目的却是镇压农民起义，因此两者之间尽管有继承关系，但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本思考题更多的是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允许学生有自己的不同意见。教师的重点是培养组织观点、陈述观点和与他人探讨的能力。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

　　解题关键：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思路引领：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思想启蒙的作用。

　　答案提示：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起到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人民的觉醒。

　　二、学习延伸

　　讨论一下慈禧太后一直被认为是晚清封建顽固派的最高代表，可她为什么支持洋务运动？

　　解题关键：洋务派倡导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

　　思路引领：洋务派的观点。

　　答案提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维护清统治，而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本题更多的是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允许学生有自己的不同意见。教师的重点是培养组织观点、陈述观点和与他人探讨的能力。)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海国图志》的有关内容

　　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海国图志》卷2

　　曾国藩有关洋务的论述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间，云南铜斤未曾解京之时，皆给照商人采买海外之洋铜，以资京局之鼓铸，行之数十年，并无流弊。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谕旨“期于必行，不得畏难苟安！”仰见圣主沈几独断，开物成务，曷胜钦服。

　　——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李鸿章有关洋务的论述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沈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及，其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张之洞的有关论述

　　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张之洞《劝学篇》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

　　郑观应的维新思想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

　　王韬的早期维新思想

　　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教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些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而不一变，安能垺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王韬《论变法》（中）

　　马建忠的早期维新思想

　　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上溯康、乾之际，税厘不征而度支充，海市有禁而阛匮足。乃军兴以来，海关厘金岁入多至二千余万，商贾互市，岁至二万万，然户库形支绌，闾阎鲜盖藏。前后百余年间，上与下贫富情形何若是迥异哉？昔也以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即上有所需，亦不过求之境内，是无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而各直省之购炮械、购船只，只有加无已，如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曷不罄、民何不贫哉！然通商非中国独也，宇内五天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埃及高丽等国皆是。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越南缅甸等国皆是。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梁启超《变法通议》

　　严复的求变思想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胠箧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严复《辟韩》

　　康有为的变法案

　　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

　　我①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②问：“宜如何变法？”

　　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③曰：“然则六部尽撤，则倒尽弃乎？”

　　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进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推行。”

　　翁④问筹款，则答以：“日本之很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于是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方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关于戊戌变法的纲领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身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励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阴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订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康有为《应招统筹全局折》

　　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报刊的特点

　　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

　　这种属于主会精英的报刊，仿效教会的《万国公报》的样式，在版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有时显的不同。通商口岸的报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来报道地方的和商业的新闻，至于教会主办的报刊，主要则报道基督教的活动。即使像王韬的《循环日报》这样一种进步的通商口岸报纸，广州和广东省的地方新闻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商业版一般是其他版的两倍。反之，维新派报纸有两个主要版面。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包括有关重要政策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通商口岸报纸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业和地方消息，在维新派报纸中却明显地缺乏。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

　　2.课文注释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考取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1831年任河东河道总督时曾修治黄河。1832年任江苏巡抚，疏陈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坚请缓征，并修白茆、浏河等水利。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颁布了六条禁烟章程，实行禁烟，取得一定效果。他从烟毒泛滥中预见到“贫民”、“弱种”的深远后患和“兵弱银涸”的政治危机，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之害，主张严禁鸦片。12月，道光帝召林则徐到北京，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采取措施，坚决惩办鸦片贩子，迫使外国鸦片商交出鸦片二万零二百余箱，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与此同时，他积极筹备海防，修建炮台，于海口设置木排铁链，添置大炮，整顿水陆军，组织水勇，并发出告示：“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因而多次打败英军的武装挑衅。他还积极了解外国情况，“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以便“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并亲自主持编译《四洲志》。书中所记为世界五大洲中三十多国的地理和历史，是当时中国一部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以此书及其他资料为基础，编撰了《海国图志》。1840年1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6月，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由于林则徐战备认真，防守严密，英军在广东未能得逞，于是北上占定海，犯大沽。清政府把英军的侵略，归罪于林则徐。10月，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被派赴浙江筹划海防。不久被发配新疆，在新疆垦辟屯田。1845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授云贵总督，奏请准许招商集股，开发矿产。1849年，因病返籍。1850年，清政府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广西巡抚，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赴任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终年66岁。著作辑为《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不愧是一位民族英雄。

　　《四洲志》

　　《四洲志》，林则徐编，一卷。本书是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为了了解西方情况，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而成。本书中所记为世界五大洲中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当时中国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来，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以此书及其他资料为基础，编撰了《海国图志》。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1825—1826年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漕粮、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较多地了解社会实际。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他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对照历代史志将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这部书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聩，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要求改革漕运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逼近扬州时，魏源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对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

　　洋务运动的目的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窳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 000万两白银之多。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三篇）、《洋务》（上、下两篇）、《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近代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在苏州办团练，升任右中允。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后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建议改革时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学习西方，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著名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著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冯桂芬从理论上阐述了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重大意义，发展了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提出“鉴诸国”的主张。他勇敢地冲破“用夷变夏”的嘲讽和攻讦，提出：“法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认为以“文”代“质”、以“巧”代“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带有进化思想的历史观，使他开阔视野，承认欧美诸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先进性，正视中国落后的现状，进而指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从弱转强、由贫转富的必由之路。他除对西方宗教加以否定外，举凡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与赞赏。由于他对西方世界的不断了解与探索，使其思想更加开阔。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和中外关系中战与和的“夷务观”，给人以新的认识和启迪。冯桂芬在中西比较中找到了差距，于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必须走自强道路，依靠我国的物力、人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随后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了在外交、军事、内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主张。

　　洋务运动以及评价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批有见识的官员掀起了一个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厂。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窳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在此期间，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如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等办的汉阳铁厂等。关于洋务运动，有人认为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人认为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不过，大多数人都同意，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同时，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1 300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10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他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太平军起义爆发后，他因母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湘勇”（通称湘军）。后来，湘军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他也因此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成为晚清首位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并最终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受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此后，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因师久无功，被李鸿章接替，回任两江总督。不久，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9月，还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是晚清洋务事业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他先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后又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他还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置翻译机构，令中国科学家徐寿主持翻译馆事务，还接受容闳的建议，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1872年，病死于南京。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今人又编有《曾国藩全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它们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逐渐破产，极少数由手工工场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主要的途径。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资于新式工业，（建立厂房，购置外国机器，购买原料）用雇佣剥削的办法，招募中国工人进厂进行商品生产，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设立的。1866年初创，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由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除此之外，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1882年上海成立了同文书局等。这些都是中国比较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创办人或投资人来看，他们大多是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商人，买办官僚也不少。这些企业主是工业资本家，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是地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与它们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又因为中国民族近代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联系、依赖的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具有反抗和妥协的两重性。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至80年代，它是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与洋务思潮主流人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比，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眼界较为开阔，认识也有所深化。在甲午战前，他们的思想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人大部分早年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还获得过相应的功名，并取得一官半职。如冯桂芬1850年获得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他们不少曾到过外国，有点甚至长期住在海外。如王韬到过英国、法国和俄国；郑观应在外国资本企业即洋行做买办，并创办过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轮船招商局；薛福成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只有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1）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王韬指出：“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对此，他“忧国念家，万虑坌集”。郑观应认为，中国面临亡国之大患，自然应以防外敌为主。他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为“保全禄位”，武官为“保全身家”。他们要求维护国家主权，限制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要求修订最惠国条约和领事裁判权。他们认为，列强在中国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殴打平民，污辱妇女，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而由外国领事处理，结果使罪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继续作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早期维新思想家极力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殖民地关税制度。2）进步的政治改革主张，主张仿照西方君主政体来改造中国的君主体制。王韬曾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长安久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3）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其中，以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早期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仅限于著书立说，形成社会舆论，尚未没有形成政治运动。

　　康有为

　　康有为（1859—1927），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1 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之孙，同治帝的从弟，醇亲王奕的儿子。1875～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帝19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那拉氏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光绪帝做了34年的傀儡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目睹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毅然支持和任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变法，颁布《定国是诏》和一系列维新命令，企图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视变法如亡国，以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于是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并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绪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时年38岁。

　　严复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学翻译家。原名传初，国改名宗光，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少年时代在私塾受教。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轮船驾驶技术，初步接触到西方一些自然科学。1877年他被保送到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开始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1879年5月，他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总办，达20年。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曾捐监生，四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论文，评论历史，针砭时事，主张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鼓吹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翻译《天演论》，介绍西方近代进化论思想。在所发表的政论中，严复利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尖锐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主、新学，主张变法图强。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还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他的兴趣逐渐移到学术研究上来，继续翻译了西方近代一些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著作。辛亥革命后，他于1912年2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改任校长。但他的思想渐趋保守，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成立“筹安会”，他名列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对西学深感失望，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病逝于乡里。严复致力于翻译著述，通过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严复的著作除一些政治和学术文章之外，基本上是翻译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演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的《自由论》）、《群学肄言》（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法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学原理》上半部）、《名学浅说》（耶芳斯的《逻辑学初步》），通常被称为“严译八种”。这些译著在清末西学东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清末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选择的。严复用文言文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发表。次年3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国人敲起亡国灭种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淘汰。《天演论》的发表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影响。

　　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文化的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平等与三纲五伦之争，三是学校与科举之争。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维护封建主义的制度，还是变法革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戊戌变法前后，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制度不好，而是因为社会“人心不古”。他们说：“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而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仍然死抱住封建纲常名教不放。洋务派也主张变革，但他们的变法只限于对一些枝节进行变法，而不在于根本的政治体制方面。他们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维新派则主张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根据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针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维新派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维新派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枝节变革。认为洋务运动“补漏之无成功”，主张进行全面变法。维新派所说的全面变法，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而顽固派和洋务派认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维新派同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论战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思想文化提出挑战。在论战中，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但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如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良，但反对革命，甚至有时改良也主张暂缓实行，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他们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也很不彻底。所有这些弱点和缺点都是由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

　　戊戌政变

　　参见《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相关内容。

　　3.学术观点

　　维新变法运动的意义及其评价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主张。但在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维新派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只能从其他阶级中寻找同盟者，或者依靠对象。由于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有较多的联系，就自然在这一阶级中寻找同盟者，面对劳动群众则采取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们鼓吹变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辍耕于垄上”的陈胜式的人物又揭竿而起。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势力，主要是帝党。但是，当时的帝党，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际权力和力量，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洋务派。这两股势力的力量远远超过维新派和帝党，这本身就决定了变法运动的失败命运。直接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维新派在变法理论、策略和措施上的所犯种种错误。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是依据康有为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虽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真正接受的人却甚少，即使在维新派和帝党分子中也很少有人能接受。光绪皇帝虽然大量采纳康有为的变法建议，却诏令禁毁这两部书。连主张变法维新的黄遵宪、章太炎、唐才常等都表示不赞成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孔教说。弟子梁启超也偶而会流露出怀疑态度。实际上这两部书所引起的今古文经学派论争几乎淹没了维新变法的主题，对变法运动起了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同时，维新派在变法策略和措施方面也犯了“躁进”的毛病。在短短的103天中，发出上百道新政诏令，改革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有妥善的配套措施。譬如，废八股，改策论，这使众多的士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去了奋斗前程，他们自然走向变法的对立面。再比如裁并衙门，由于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夜之间便失去生计所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这样的结果是除了有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外，变法一直没有得到更广泛社会的支持，反对的声浪反而不断发展。这恰恰给慈禧等人的政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导致维新派的失败。

　　但是，维新派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变法主张代表了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维新派进行变法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虽然戊戌变法没能完成自强御侮的目标，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戊戌变法是第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它并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一次质的飞跃。洋务运动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4.插图说明

　　《同文馆旧址》

　　1862年8月，清政府在总理衙门东所设立同文馆，民国初年，这里曾是外交部的办公场所，地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9号。

　　5.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对历史的宏观思考》丁伟志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难点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分三目介绍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两方面内容。重点是新文化运动，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其中许多内容在必修一已经作了介绍，本课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很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建议在教学时适当进行补充，引导学生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出发，联系具体内容，分析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及影响。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着重要的联系，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本课引言从袁世是复辟凯的复辟丑剧说起，加强历史感，强化与前一课的历史联系。建议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回顾必修一和必修二学过相关内容，联系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导学生进行研读导言，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引言的内容，借此导入新课的教学。问题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而袁世凯却想复辟帝制，说明了什么问题？问题二：结合前一课的学习，想一想，袁世凯做法符合中国思想发展的潮流吗？问题三：为什么陈独秀说没有启发“多数国民之自觉”？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导入新课。

　　第一目“《新青年》的诞生”

　　教材首先阐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强调陈独秀高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介绍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锐意改革及他在学术上实行的方针，提及大力宣传新文化的一些干将，点明《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建议教师在进行本目的教学时，补充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的有关内容，使学生认识到袁世凯将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说教作为统治的工具，在思想上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为突破重点做铺垫。可以引导学生回顾以前所学的知识，设置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几个青年凭空捏造出来的吗？”由学生判断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进行深层次的体会。

　　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

　　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建议在教学的时候出示有关人物的投影片，帮助学生整理相关知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人物的生平可以采用讲述法。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他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建议适当补充有关人物的生平资料，还可以北大红楼的简介引入。

　　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对北大实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北京大学的改革，特别是文科的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适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鲁迅曾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日本作家称他为“东洋第一大师”。

　　第二目“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1）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关于“民主和科学”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历史纵横】。

　　（2）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和认识其内涵和意义，使之充实化、具体形象化，即与教材内容和补充资料对照、联系起来分析、认识。对于运动前后期内容的变化，教师应适当强调。

　　(3)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① 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建议教师在此处可帮助学生整理近代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了解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②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人在思想方法上是形式主义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的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的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毛泽东语）他们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煞，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非常崇拜。……这种绝对化的态度，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完全脱离实际，不能解决批判继承问题，对后世也起过不好的作用。

　　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时，建议教师找准切入点，帮助学生既看到新文化运动巨大的历史功绩，又看到它的局限性和不足。教师应强调它的积极性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进而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第三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实际上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和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内容。

　　（1）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李大钊与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时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 他在歌颂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时说：“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强盗的机会。”他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2）“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

　　主要讲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力传播的情况。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那时候宣传马克思主要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最初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先后由陈独秀、胡适担任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 “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道理，鞭挞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每周评论》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这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1919年5月，在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帮助《晨报》（原名《晨钟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的6个多月的时间里，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 )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1920 年3 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还出现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教材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时间允许，教师可以略加介绍，主要目的是告诉学生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物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化，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1919年7月，胡适担任《每周评论》的主编后，率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麽东西。”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作为反应，李大钊随后于8 月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论高揭什麽主义，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去努力，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还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显然，李大钊与胡适的歧异在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适坚持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而李大钊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吸引了一大批的参与者，巍然成一时之主话题。为回复李大钊等人的批评，胡适又写下“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声称他并不排斥理想和主义，而只是更注重它们的起源，具体实行方法和实效。他将那种不管实行方法为何，只注重目的，只知道将现成的主义拿来实行的观点称之为一种 ”不负责任的主义论”。胡适主张用一种 ”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学说，主义，既寻出它的产生背景，又注意它的影响效果。主义与问题之争是思想家之间正常的，积极的，深讨式的辩论。虽然胡适是实验主义大师杜威门生，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完全是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胡适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所讨论的“主义”并非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指，而是包括无政府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主义在内的泛指。“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反映出“五四”时期统一战线的分裂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理论水平的提高，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1920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在此期间，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周恩来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成立于1920年夏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雁冰等。上海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对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很大，促进了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北京小组成立于1920年10月，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张申府等人，李大钊是小组的领导者。在上海小组帮助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秋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小组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1年初，是陈独秀到广州后，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组织起来的。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群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帮助下，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路途中，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过交谈，受到很大影响。返回湖南后，即着手建党工作。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国外还建立了两个共产主义小组，一个是1921年2月陈独秀派张申府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的有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另一个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建议教师指导学生制作《共产主义小组简表》，培养学生的学科实践能力。

　　（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小组把《新青年》从1920年9月起改为机关刊物，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转载列宁的一些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7日，又发起出版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主要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著作。月刊还发表一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纲领、策略的文章，批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公开树起共产主义大旗，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月刊在加强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由李大钊出面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北京小组还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用通俗的文字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还深入北方各地的厂矿，了解情况，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即工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群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党组织还出版了通俗的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和《工人周刊》。这些刊物深受工人欢迎，《劳动界》被工人称为“我们工人的喉舌”，《工人周刊》成为最受北方工人欢迎的刊物。各地共产党还为工人办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新青年》的诞生”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顾“维新派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思考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出现袁世凯复辟帝制？从中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可以引导学生联系“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使学生认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使得他们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而新文化运动正是反映了这种政治要求而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引导学生勾勒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者关系内在联系的轨迹，认识其必然性。同时教师还可设置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是几个青年凭空捏造出来的吗？”由学生判断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对运动的兴起进行深层次的体会。建议教师还可补充一些相关人物的照片和资料，并以照片为依托，采用谈话法，设置相应的小问题，诸如①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②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③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等。这些都属于对基本史实的识记。通过指导学生带着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课文，找出答案和发现问题，利于学生提高阅读能力。

　　关于“新文化运动”一目的教学。教师教学时可对教材提供的史料进行重新整合，让学生体会到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树立对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培养学生阅读史料，驾驭知识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而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明确“新”的含义所在。在谈及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问题时，教师可以补充胡适关于《贞操问题》的文章及吴虞谈论儒教与专制关系的文章，让学生从中体会到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在反封建斗争中体现出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和先锋作用。关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问题，教师可以先提问学生什么是旧道德，进而引入新道德，并适当进行阐述。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也很重要，建议教师提及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的“八事”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的“三大主义”。还可以回顾著名人物的代表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其精神实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问题的教学，教师要使学生明确“新发展”是什么。为此教师可以抓住以下几点：一是引导学生回顾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革命屡屡失败的史实，了解单纯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难以胜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了，理解俄国十月革命中“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含义。二是中国人民“翘首以迎接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三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宣传它及这会使新文化运动发生怎样的变化。最终把握新文化运动前后期内容的变化。同时，教师可以采用联系讲解法，引导学生回顾近代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找出适当的切入点，对新文化运动作出评价。如提问近代中国有哪几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们对封建思想有怎样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在这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怎样的？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先进分子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对东西方文化的某些想法，存在着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片面性”这句话应如何理解？等，从而明确新文化运动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性是主要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首先引导学生介绍本课著名的历史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特别是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重要代表李大钊。教师还可以组织和指导同学讨论“李大钊为什么会成为我国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讨论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从主观和客观方面，从历史和现实方面，从国内与国外方面等多层次地进行分析与概括，达到既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能力又激发学生对革命先辈的爱戴之情。其次，在简要回顾五四运动对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后，用幻灯片或图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力传播的情况，颂扬先进知识分子的探求精神和巨大成就。第三，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在讨论中提高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促使学习革命前辈为真理而探索、而奋斗的精神，同时激发学生善于思考的学习态度和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政治态度，引起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伟大功绩的回顾与歌颂。

　　全课完成后，指导学生进行小结，建议教师把时间充分让给学生，学生在仔细阅读【本课要旨】的基础上，谈一谈学习本课的心得，组织学生谈谈先进知识分子的奋斗的现实意义和学生自己的体会，促使学生注意将课本与现实相结合。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讲到《新青年》的诞生，可以利用课本提供的北大红楼的照片。

　　这里就是京城百姓熟知的北大红楼，是创办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筑遗存。但真正让这座建筑闻名世界的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从这座红楼走上街头，和北京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五四运动”之前，共产主义读书会小组在此成立，它是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列著作的阵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见证。

　　案例二　在讲到“新文化运动”一目，可以通过对典型例子的分析，加深学生的理解。

　　教师可以介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学生在语文中已经学过其中的节选。这是一篇反封建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够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他沉痛地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病根，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集结时，取名为《呐喊》。

　　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几次思想解放潮流，比较其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

　　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展开了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提倡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案例三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目时，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进行。

　　讨论：“李大钊为什么会成为我国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目的：引导学生学习历史伟人的爱国、爱民的情操和他们勇于探索、最求真理的学风等。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材料略

　　这个宣言说明了什么？

　　解题关键：工人运动。

　　思路引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答案提示：这个宣言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将会走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结合课本所学知识，谈谈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哪些进步思想？各有什么影响？

　　解题关键：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思想。

　　思路引领：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思想及其影响。

　　答案提示：20世纪初，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些思想对旧思想和旧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历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二、学习延伸

　　观点一：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是反封建的需要。

　　观点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不能全盘否定，泼洗澡水不应把孩子一起泼掉。

　　对上述两种观点你怎么看?

　　解题关键：如何正确评价儒家传统文化。

　　思路引领：正确处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答案提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儒学，它由于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它承载了很多封建思想。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儒学是必需的。但是，儒学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有很多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积淀，不能全盘否定。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陈独秀的有关论述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陈独秀《敬告青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蔡元培的有关论述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胡适的有关论述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的有关论述

　　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第一要认定我们的地位。我可爱可亲的工人呀！到了这个时候，甚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甚么地狱监牢都要破了，甚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这个潮流，比天上流来的黄河水，还要利害，还要迅速。任他甚么人，不会能撑住这个黄河水，不会能塞住他，使他从地下倒流上天去。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不是工人，就不能站在工人的社会里──工人中国里──工人的世界里。我们会要赶他离开地面，到天上去讨生活。我可爱可亲的工人呀！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意国将是工人的意国了，英国将是工人的英国了。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我们可是要这点了解吗？

　　──《一个工人的宣言》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谈政治》（原载1920年9月1日《新青年》8卷1号）

　　2.课文注释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皇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要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清除后党，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因此，获得慈禧宠信。1899年，他升任山东巡抚，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期间，他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他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改“新建陆军”为北洋军，扩编为6镇约六万人，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因皇族猜忌，调他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他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罢免，回河南老家“养病”，但仍操纵北洋军队，是最大的实力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内阁总理，独揽清朝军政大权。他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要挟议和，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起大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他派人刺杀鼓吹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先发制人，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来，他又以暴力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实行个人独裁。1915年，他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运动的支持，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年底，他宣布恢复君主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出兵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帝国主义对袁不再支持；袁的心腹段祺瑞、冯国璋等也趁机要挟他交出权力，袁众叛亲离，统治迅速瓦解。1916年3月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6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忧惧而死。

　　尊孔复古逆流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极力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1914年9月28日，孔子的生日那天，袁世凯头戴天平冠，身穿古装服，率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朝圣大丑剧。12月23日冬至节，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率领百官，拥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这是袁世凯的又一次复古表演。帝国主义分子在文化思想上支持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政策，也助长袁世凯的复古反动气焰。帝国主义在华的传教士和传教机关不遗余力地鼓吹孔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组织的“尚贤堂”相当活跃。1912年初，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帝国主义者欣喜若狂，包括“尚贤堂”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组织同日举行所谓“为国祈祷”，随后又纷纷跑到山东曲阜去朝圣。据记载：“欧美传教士游览泰岱，漫步孔林，磨挲断碣，低徊不忍去，登孔子庙堂，雍雍肃肃，未有不鞠躬行敬而去者。”甚至英国派驻威海卫的总督骆赫“且至诚入孔教会”。沙俄伯爵盖沙令也鼓吹中国需要“古道之复兴”，宣扬“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英国的庄士敦则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行善良矣。”可见，他们是要用孔教来反对革命，复辟倒退的。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陈独秀在驳康有为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了三点：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他的最重要的论点又是集中在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两立这一点上，而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痛切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反对封建礼教、宣扬民主思想的宣传，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在反封建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1917年，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的新文学，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文学改革。同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第二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以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民主是指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号召人们积极干预政治，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不要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当时，在《新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许多宣传无神论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驳斥神鬼迷信的文章。

　　旧道德主要指以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伦理学说。李大钊在1916～1917年之间相继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反对尊孔的论文。他的看法是：孔子是数千年来封建帝王实行专制统治的护符，儒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比专制帝王加于肉体上的淫威更其严重。今天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着时代有所改变。他们还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封建专制政治、封建家族制度结合在一起加以抨击。《新青年》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名义下，对妇女解放问题，封建家庭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胡适的主张，着重于文体形式的改革。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取新式标点符号。一些新体诗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出现。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一些犀利的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旧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二、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四、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五、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月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般笼统地称为《新青年》，1916年底迁到北京出版。这个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陈独秀、李大钊主持下，《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一直到1926年7月停刊；其间有几次休刊。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著名教育家，浙江绍兴人。1894年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没有培养革新人才，便决心兴办教育，1902年参与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立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作为培养革命人才和进行活动的机关。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在驻德使馆工作。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等。同年，因不满袁世凯篡权而辞职。后去欧洲，1916年回国，第二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面貌一新。五四运动时，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胡适与《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先学农科，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以《先秦名学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2月他还在美国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把“八不主义”归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他强调“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打开了缺口，对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还率先进行白话文学的创作，发表了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以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鲁迅

　　鲁迅（1881—1936），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周豫人，1898年改名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改学文学。1909年回国。1912年他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工作，先后任科长、佥事等职。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他虽对国事感到失望，但继续探索改造社会的新路。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一出现便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和影响最广的思想家，在这个斗争中起了极为显著的作用。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杂感、小说和论文，给《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带来了更大的深度。他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出发，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发出了解放的呼声。他在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第一篇白话的创作小说。它以特有的深刻性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性质，发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的卓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随感录，不只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用旧的必将为新的所代替，新的必将比旧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而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的发展观点鼓舞着觉醒中的人民。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那代表着他的大仁大勇的宣言的名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文、杂感和小说，在青年中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应。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它还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传到中国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向日本。在他们中许多有志之士想借鉴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来挽救衰败的旧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介绍和传播，给予中国留学生以强有力的冲击。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大多数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都有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都曾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董必武、周恩来、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杨匏安等。五四前后，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们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形成了世界革命的潮流。中国人想了解和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最初的几年并不稳固，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它进行武装干涉，隔绝了中俄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成了继日本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一重要渠道。据约略统计，1919、1920两年内，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达1600人左右。在他们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徐特立、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等。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各种途径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国内。以周恩来和蔡和森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具有了卓越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或近似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正如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便是以上述方式初步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作。中俄交通打通后，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又从西方的法国逐步转移到俄国，直接到俄国去，为中国直接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也有不少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前往莫斯科。此后，刘伯坚、聂荣臻、蔡畅、穆青、李富春、邓小平等人也前往莫斯科。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苏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0年3、4月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维经斯基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使他们有可能直接从苏俄那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自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号起，改组为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社还出版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集中宣传建党主张的秘密刊物。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等。《每周评论》为周刊，每期四开四版，主要栏目有：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通信、新文艺、读者来论、新刊批评、名著等。第二十五期以后，因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改由胡适担任主编。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出到第三十七期，被北洋政府封闭。在“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了进步思想，传播了革命道理，鞭挞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每周评论》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报道和评论了这一伟大运动。胡适担任主编以后，在《每周评论》上，李大钊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反映出“五四”时期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也反映出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在“五四”期间，《每周评论》对于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11年在长沙湘乡中学就读。这时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建立新政府，反对独裁的清王朝。他同一些同学剪去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到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兵。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伍后继续求学。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继续学习。1918年4月，与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会务。同年8月，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等到北京，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在李大钊等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长沙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底，率驱张（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在京主持驱张运动，1920年夏经上海回到长沙。在京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等联系密切，用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夏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11月间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彭璜等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同何叔衡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会后，回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刊》。1926年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发起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9月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期间，他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斗争。1916年回国后不久，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还兼任经济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参加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工作。这一年7月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或讲演，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文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当年10月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与推动下，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到上海会见孙中山。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随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还介绍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同孙中山会见。经过会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这标志着国民党确立联俄政府和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1923年6月，李大钊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会上，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这次大会的北京代表，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在1924年2月回到北京后，立即领导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革命工作。1924年6月，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从1924年底到1925年3月，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李大钊和地方党组织坚决地支持孙中山北上，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举行代表大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动了有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孙中山去世后，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三·一八”惨案后，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4月6日，张作霖派兵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处绞刑，壮烈牺牲。

　　“问题”和“主义”的论战

　　1917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认为当时的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认为那种空谈主义并夸口说是根本解决的做法，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针对胡适过分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同时，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同时，他也主张“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就是说，在采取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之前，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部分权利等，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对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谈的人给他的。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就是说要进行“根本的解决”，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关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分裂的开始。在这次斗争以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论战，逐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和仙，学名彬，又名林彬，字润寰，号泽膺。湘乡县永丰（今湖南双峰县永丰镇）人。1913年秋，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结为好友。1925年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仍与毛泽东等密切交往。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吴玉章等在北京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赴京筹备留法事宜。在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妹妹蔡畅及向警予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蔡与向警予结婚。1921年10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5月参与组织和领导五卅运动。10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苏联。1927年4月回国后，参加领导大革命运动。参加了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6月因叛徒顾顺章出卖，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在牢狱中，他受尽折磨。8月，被国民党残酷地以铁钉钉死在监狱的墙壁上。

　　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双、霜，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震惊、受到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于是，瞿秋白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27年“八七会议”上，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后一度陷入左倾盲动主义，但很快得到纠正。同年6月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6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期间，他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斗争。1930年7月，他回国继续主持工作，并纠正在他出国期间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误。但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1931—1933年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教育委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由于身患肺病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遗著编为《瞿秋白文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学术观点

　　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还是对其缺失的反思都达到了新的境界。1）关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原因。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在思想领域掀起复古逆流，为了与之抗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便发起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新文化运动。一些学者从更深层次的地方去探究。龚书铎在《辛亥革命与文化》中认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指向辛亥革命，明确了两者的内在联系。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总体性的理性批判”。欧阳哲生在《试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一文中，联系了明代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反传统的思想源流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根源。2）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和成就。耿云志认为批评“五四”对科学、民主的提倡过于笼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正是由于中国对近代科学、近代民主比较陌生，民主思想传播太少的缘故，也就是说起点太低的缘故。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贡献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叫人树立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第二，呼吁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营造一种爱真理甚于爱面包的人文精神。第三，新文化运动对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营造了传播新思想、新理论的大好机遇。李刚、陈勤从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这一新的视域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三大贡献：贡献之一是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的中国发展范式，将这一进程推展到了一个深层次的全面发展阶段。鸦片战争以来，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四大近代思潮的依次推进，既影响着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又反映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但这些思潮中前两种思潮仅仅表明中国人在物质器物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后两种思潮不但表明了中国人在物质器物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而且表明了中国人在政治制度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贡献之二是这场运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完全摒弃了“华夏中心观”，突破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困局，开始形成一种健康开放的泱泱大国所应有的民族意识形态，不仅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使中国的现代化保持了传统文化认同的价值选择性。贡献之三是首次触及了人的现代化问题。这场运动中提出的“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等问题，无疑指明了现代化进程的着力点。此外，王元化等也把追求个性解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和成就。王元化更是认为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是“五四”首要的精神和成就，而提倡民主和科学是它的次要精神和成就。3）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失。王元化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激进主义、庸俗进化观、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四大缺失。他认为激进主义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是后来极左思潮长期盛行的思想根源。他还认为庸俗进化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战胜旧的，这种观点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在他看来，“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盛行跟庸俗进化观密切相关。谢友祥也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失包括：提倡的个性解放没有被当作目的，而是沦为具有明显功利性的手段；强化了道统为政统服务的传统，加剧了学术沦为政治附庸的趋势。另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意义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也仍是几年来研究的热点。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和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等书对新文化运动都有精辟的论述。

　　4.插图说明

　　《北大红楼旧址》

　　北大红楼位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1918年建成，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因大楼用红砖砌成，故名红楼，当时曾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都曾在红楼执教，青年毛泽东也曾在红楼一层图书馆工作。解放后，这里一度是国家文物局办公楼，现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5.参考书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 中华书局1977年版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胡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伟大的开端》第一章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一章 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伟大的开端》第一章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对历史的宏观思考》 丁伟志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