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存颈椎炎医生:文革时西方导演来华拍片 江青借机加害周恩来

　　1.拍摄路线由中方安排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随员中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与世隔绝，美国禁止包括记者在内的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违者吊销护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向国内发回报告：鉴于意中友好，并考虑到意大利记者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客观报道，建议同意。经最高层点头，中国外交部向意发出来华拍片邀请。

　　拍摄中国的任务交给了世界级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摄制组除了他，只有摄影师、助理录音，以及他后来的妻子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获《中国》，也收获了他一生的爱情。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乘火车到广州。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火车上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单纯，我很喜欢，扛起机器就想拍。安东尼奥尼不让，说理解再拍。他当时以为机会还很多，后来才后悔少拍了一个城市。”

　　安东尼奥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目标。他想去外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并拍摄出生与死亡等主题。

　　但1972年的中国还处在封闭之中，与安东尼奥尼理想的路线完全不同，中国官方只同意他拍摄北京、林县(河南省的，现为林州市)、苏州、南京、上海5个地方，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刚开始，他被拒绝的理由是那里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但后来中国官方还是同意了，毕竟林县有值得骄傲的红旗渠(1960年2月开始修建，1969年7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当时讨论拍摄路线就花了3天时间，安东尼奥尼最后只好妥协。

　　2.周总理把红旗车借给摄制组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红帽子、蓝衣服的工人在罗湖口岸卸货。蓝色是当时中国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开领的军服式样，妇女穿一侧扣子的高领衬衫，西方裁缝会感觉尺寸过肥。

　　在西方人眼中，农民的服装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在脚踝束起来。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黄色河流和沙漠、盐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不是童话。每天早晨马路被“染”成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色”骑车上班，占据了整条大街，就像八亿蓝色的中国人走过。安东尼奥尼说：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们到中国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么都想拍，总在摄影师耳旁叫，拍这个拍那个，有时候一天就拍了80个镜头。

　　影片《中国》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学、老住宅、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棉纺厂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县农村、红旗渠以及江苏的古城苏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是中国杂技。影片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合唱开始，衣着朴素的姑娘、打太极拳的长者、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然后镜头西行，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被制止。

　　当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当时还是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当时恰好陪同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据他回忆：“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

　　3.偷拍到“军事机密”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中国是谜一般的国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让镜头静静地摇过那个时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楼和故宫，以及在长城写生的学生、天坛的游人。他拍了中国安排的内容：工厂、学校、幼儿园的歌声，下课了仍在不同角落读书的孩子——个别胆大的仰起小脸东张西望，公园里的笑脸，人们做操、跑步……最完整的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药，只靠银针止痛！镜头从长长的银针插向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诞生，几乎像科教片。而安东尼奥尼想拍的葬礼则是用远镜头偷拍的。

　　在小城苏州，当地有名的回民面店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看外国人拍摄老百姓吃面条。安东尼奥尼没有拍到婚礼，翻译说这几天没人结婚。在上海城隍庙、茶楼，样板戏音乐创造出神秘的气氛，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摄影机。安东尼奥尼想换一个角度拍黄浦江，好不容易说服陪同的中国官员去对岸，但工厂负责人却不同意他们穿过工厂。拍摄中国深层的真实困难极了，“狡猾”的安东尼奥尼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偷拍，而他居然偷拍到了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军事秘密！

　　当然摄影机有它的神奇，未经安排的东西常常闯进来。工人下班后留在院子开会，安东尼奥尼偶然看到并拍了下来。在林县，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游荡。他们擅自闯入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镜头始终对准村民四处躲藏又满是惶恐的脸。在路上，安东尼奥尼看到有人行动异常，跟了过去，结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场，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中的人脸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4.江青借机加害周恩来

　　中国邀请“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是想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美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进中国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所以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缓和，有时超过了中方能忍受的范围，拍摄只能暂停。过上几个小时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拍摄。因为最后没有翻脸，安东尼奥尼也就不以为意。短短22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他都带走了，最后剪成220分钟的《中国》。

　　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罗马举行。会上，安氏作了即兴发言：“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这部纪录片被西方舆论称为“诚实的独白”。不久，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购买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并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抽空看了两次。

　　不过，苏联却利用该片来进行反华宣传。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台湾当局也让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小学生看完要写观后感。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大型纪录片《中国》。但鞭长莫及，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不过，因为展方的坚持，影片最后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江青妄图借批林批孔，给批准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的周恩来加上罪名。江青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认为影片《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5.儿歌唱“气死安东尼奥尼”

　　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200页、有43篇文章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批判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落后的一面。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却不厌其烦地呈现当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败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钱和票证购物。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十三陵地下宫殿后面接着是一队扛着铁锹的学生，影射中国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苏州依旧古老，同一条河边，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脏水的。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笼罩着浊雾，没有制造万吨巨轮的造船厂，江上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国的。他还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个桥下晾裤子的镜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长镜头死死地盯着从国营食品店出来的老太太的小脚，围观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滞。

　　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的冷静和旁观，与中国当时的纪录电影完全不一样，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如今32年过去，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11月，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映，已经90多岁的安东尼奥尼因病未能出席。那个特定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厕所……令32年后的观众笑声、惊叹声不断，长久的掌声表明，中国人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参　考　辞　典

　　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历史名城费拉拉。大学学的是经济学，20岁前倾心造型美术，后来迷上戏剧。曾拍过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使他提倡内心电影。他先为杂志撰稿，1940年开始拍摄短片，1950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影片对话极少，长时间地固定拍摄和缓慢移动镜头，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影响极大。他的影片《奇遇》、《红色沙漠》、《春光乍现》、《云上的日子》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获得好莱坞终身成就奖。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2004年与索德伯格合拍的《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