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炎可以吃萝卜吗:人教版普高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3教师用书 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单元引言分析

　　本单元系统阐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主要内容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儒家思想的形成。汉代儒学成为了正统思想。宋明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即程朱理学及其代表人物。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出现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

　　在学习过程中要着重掌握孔子“仁”的思想及其对文化的贡献，以及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及其与汉武帝实现大一统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明清进步思想家的思想。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难点

　　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和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情况：“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孔子和早期儒学，道家和法家。“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荀子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传承中的创新。道家和法家是百家争鸣时期重要的两个学派，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过程中，建议多采用史料教学法，一方面可以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另一方面也可向学生初步传授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本课引言通过学校教育的演变和发展，引出正文第一目“‘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实际上交代历史背景。

　　第一目“‘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教材首先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接着简单介绍了当时的主要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最后分析了“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1）“百家争鸣”的含义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争鸣”，是指当时代表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于是，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2）“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领域异常自由和活跃的时期，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第一，在经济上，井田制崩溃。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士大夫崛起。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就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加上新的统治阶级还未有绝对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任何条框的束缚和制约，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在阶级关系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第四，在思想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同时也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在社会上，一批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社会力量被称为“诸子百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局面，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而帮助学生明确，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间辩证关系的能力。

　　（3）“百家争鸣”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这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历史纵横】，了解百家之中的十个主要学派。

　　建议教师在本课内容教学完成后，布置学生在课外阅读诸子百家的文章，和有关介绍诸子百家的书籍，进一步了解各主要流派的思想主张，进行知识的自主建构，形成对“百家争鸣”历史现象较全面的认识。

　　（4）“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目“孔子和早期儒学”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教材首先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接着讲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和教育思想。

　　（1）孔子的生平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或孔夫子是对他的尊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八日，享年73岁。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生活十分惨淡。然而，孔子自小就勤奋好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孔子曾先后担任过下级官吏和地方官，政绩十分显著，五十多岁时担任司寇，成为政府高官，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后在五十五岁左右仕途失意，官闲居家。之后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其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屡遭冷遇，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于是，孔子开始专心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为改造社会培养人才，并在教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教师可引导学生看《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一起》一图。孔子晚年对《诗》《礼》《书》《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是为“六经”，即儒家的经典，对发展儒家文化、繁荣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孔子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的思想，以致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而如何实行仁，孔子主张克制自己，恢复“礼治”，即“克己复礼为仁”；主张推己及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种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的精神，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的这一思想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和永恒的价值。针对当时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子希望恢复社会秩序，于是他提出“克己复礼”，希望人们克服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恢复社会秩序。

　　在教育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著名主张，这是孔子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论述他的教育对象时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也就是说，只要是主动亲自带着干肉到我这里来登门求教，就表示有尊师重道之意，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知识和学问传授给你。这与奴隶制“学在官府”、“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的教育有着质的区别，是划时代的进步。

　　孔子的私学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族类和家庭出身的限制，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建议教师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可引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曲阜三孔”概念，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孔子及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世界上的影响，同时，也可借此培养学生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还可以用谈话法与学生交流在语文课上学过的《论语》的有关篇目。另外，请学生阅读【资料回放】中孔子概括自己一生的名言，并解释其大意，教师指出这实际上是孔子对自己精神历程的一个总结。

　　（3）孟子的思想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人，他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自认为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一生以教书为主，也曾游说于各诸侯国。晚年著书立说，他的言论被整理成《孟子》一书。冯友兰认为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代表。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的“仁政”贯穿着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孟子用仁政来解释君民关系。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要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地安于生产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4）荀子的思想

　　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战国晚期赵国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有两位有名的学生：一位是杰出的学者韩非子，一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冯友兰认为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代表。

　　荀子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他所提出的“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从道不从君。”等观点，都可见诸于孔孟的思想学说。所以说荀子是属于儒家学派的，他的礼义学说是直接从孔子的思想中脱胎而来。

　　在君民关系上，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孟子所说的人之性善，荀子驳斥他说：“是不然，人之性恶。”荀子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说：人饿了便喜吃，冷了便喜穿，疲劳了便喜休息；苦饭不愿吃，破衣不爱穿，辛苦的事不乐意干；爱听好听的声音，爱看好看的颜色。顺着这些天性，人就不会循规蹈矩，因此人性本是恶的。

　　荀子分析批判诸子百家的言论，并吸收了各家的优秀思想。如荀子说“天行有常”，就是说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有其固定的次序的，这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在客观物质世界都有其一定的运行规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显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荀子主张以礼治国，这跟孔子的重视礼是源流相通的。可是荀子所说的礼，重在分定界限，对人制裁。强调礼的制裁的一面，已隐含着法的作用，表现出趋向法治的观点，并以此影响了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等人，成为主张法治主义的法家学派，促成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建议教师在本目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活动，同时介绍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使学生通过比较学习，掌握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及其异同处，提高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比较能力和善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意识。【学思之窗】中关于“人性”的几种看法，建议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自由发表各自的见解和认识，以此作为本课学习内容的总结。参见问题解答部分。

　　第三目“道家和法家”

　　道家和法家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两个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家和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老子著《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观点，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生出天地万物。庄子的散文非常富有哲理，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如《逍遥游》等名篇。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是法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后来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本目【历史纵横】介绍了墨家学派。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反映其思想的书是《墨子》。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最后，利用课后《本课要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本课要掌握的核心问题所在。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入手，让学生明白“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出现在这一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建议教师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思考与归纳，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路。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提醒学生注意史论相结合，论从史出，同时，对基本史实的掌握要求准确到位。关于教材中提到的诸子百家，建议教师在这里对儒家以外的主要派别和主要代表作适当的介绍，也可以作为学生课外探究的活动内容，布置给各合作小组，使学生通过选题、收集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和成果展示等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对“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使学生对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的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增强合作学习的意识。对“百家争鸣”历史影响的分析，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在阅读的基础上归纳总结。

　　关于“孔子和早期儒学”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选择一些贴近现实和贴近生活的素材，来引导学生进入本目的教学，引入对孔子的介绍。这些材料可以是2003年底至2004年初，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孔子文化展”的一些内容，也可以是当地纪念孔子的一些处所，还可以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孔府、孔庙、孔林。通过这些“活着”的历史，尽量地从时空上将孔子拉近，消除历史的距离感，从而更好地临近孔子，了解孔子。在讲述孔子生平时，建议教师用好【学思之窗】中孔子概括自己一生的一段名言，学生也许只能从字面上来解释这段文字，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这段话其实反映了孔子一生精神修养的历程。建议教师在讲解孔子“仁”的思想时，通过投影适当地展示一些孔子言论的史料，可以直接利用教材行文中的，也可以再补充一些，这样可以增强学生阅读史料的能力。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建议教师在重点分析“有教无类”主张的含义和意义之后，引导学生回忆在语文课上学过的或自己知道的，有关孔子教与学的名言，如“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对学生进行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教育。

　　同时，对于有关孟子和荀子思想的教学，建议教师运用比较的方法，引导学生在比较孟子、荀子的思想过程中，掌握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同时了解他们思想的异同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比较法进行历史学习的能力，也可以对探究活动“列表对比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的相同处和不同处”做一些铺垫和引导。对于孟子、荀子思想的分析，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他们思想的特点，同时要强调孟子、荀子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经过了孟子和荀子的总结和改造，儒家思想体系才更加完整，孟子和荀子对儒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学思之窗】中关于人性论看法的讨论可以作为本课的小结。建议教师将其作为开放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也在课堂上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教师可以将史学界关于孔子人性论观点的不同看法作一简单介绍，既提供给学生不同的学术观点，也可借此告知学生，今天的学术界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激发学生大胆思考，积极探究，自由讨论，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学习热情和学术意识。

　　关于“道家和法家”一目的教学，介绍老子、庄子和韩非子的主要思想，不必太细，主要让了解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影响。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学习“‘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一目时，教师可以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特征的提问，引导学生进入“百家争鸣”社会原因的分析。

　　请问，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怎样的时代特征？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师作简短的总结：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奴隶社会趋向瓦解；战国时期，互相兼并，封建制度逐渐确立。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国家由分裂趋向统一的时期，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时期，是一个历史的大变革时代。那么，具体的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呢？这些变化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什么现象？

　　案例二在学习“孔子和早期儒家”一目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介绍一组世界文化遗产“孔府、孔庙、孔林”的图片，既可作为本目的导入，也可以此强调孔子的世界影响。同时，可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展示一组史料，通过阅读、分析史料，理解孟子、荀子的思想主张。

　　图片1：孔府

　　孔府位于孔庙东侧，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是孔子嫡系子孙长期居住的府第，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典型建筑。西汉以后，历代帝王进行了数十次的重建、扩建，使其成为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图片2：孔庙

　　现今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其建筑仿效皇宫之制，前后九进院落，贯穿于南北中轴线上，南北长1千米，面积9．6公顷，门坊54座，房屋466间。院内苍松翠柏，殿宇雕梁画栋，碑刻2000余块，是我国大型的碑林之一。

　　图片3：孔林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林始于孔子死后第二年，随着孔子地位的越来越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以致形成现在的规模。

　　史料1：有关孟子的思想

　　孟子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曰：“人无有不善。”

　　史料2：有关荀子的思想

　　荀子曰：“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1.这是体现人性问题的几种不同看法，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解题关键：孔子、孟子、荀子、告子对“人性”的不同看法。

　　思路引领：理解四种看法，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案提示：孔子、孟子、荀子、告子对“人性”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性相近”、“性善论”、“性恶论”和“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都未能真正揭示人性的本质和内涵。人性从客观上说，是随着人的生存环境而变化的；从主观上说，是随着人生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

　　关于孔子“人性论”的几种观点：

　　黄仁宇认为，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却说圣贤也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可见孔子认为性恶来自先天。

　　另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确不像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论语》中却多处蕴含着孔子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

　　还有的学者认为，孔子的人性观是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并且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就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解题关键：社会经济的变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思路引领：思想文化活动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

　　答案提示：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经济制度井田制崩溃，旧的政治权力中心周王室衰微，出现了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政治力量，诸侯国纷纷起用原先地位较低的士，士开始崛起。同时，私人讲学风气兴起，士阶层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在文化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传播文化、研究学问，形成了诸子百家。同时，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互相学习，相互诘难、批驳，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二、学习延伸

　　（1）探究活动

　　题目略

　　第一句和第二句都是孔子的言论，分别是“只有仁的人才能去喜爱人，厌恶人。”“做人没有仁心，如何对待礼法？做人没有仁心，如何对待乐理？”，反映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孔子那里，“仁”是衡量一个人的基本标准，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第三句的意思是“关爱他人的人，人们就会爱戴他；尊敬他人的人，人们就会敬慕他。”这一句体现了孟子的“性本善”。第四句的意思是“对人言语友善，比布帛还温暖；对人恶语中伤，比刀剑还尖刻。”表明荀子性恶论虽然认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实际仍主张弃恶扬善。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孔子问礼于老子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孔子论德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论人性、仁、政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未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

　　──《论语·颜渊》

　　孟子与告子辩论人性

　　告子曰：“性，犹杯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sang)；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孟子·告子章句上》

　　荀子论人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老子论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道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德经》

　　孔得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真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以此。

　　──《老子·道经》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德经》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老子·道经》

　　老子的辩证法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道经》

　　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老子·道经》

　　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熟知其极？

　　──《老子·德经》

　　老子的理想国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德经》

　　庄子的相对论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庄子·秋水》

　　韩非子的法治理论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韩非子·五蠹》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

　　──《韩非子·有度》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

　　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韩非子·忠孝》

　　墨子的有关思想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墨子·兼爱上》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

　　──《墨子·赏贤中》

　　2.课文注释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经济上，井田制瓦解。在这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归周王室所有，这时出现了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田亩收税，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变，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

　　政治上，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原来的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但这时原来受周天子所封的诸侯现在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国家，互相兼并、争霸，大国凭借实力争得盟主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内部也出现兼并、夺权的现象。

　　文化上，经济政治的变动造成文化下移。学校原来设在官府，文献典籍和学习工具也为官府所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王室衰微，政局变化，官学败坏，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许多都流散到民间。其中，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出现了私学。由于私学的兴起，文化下移，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并开始成为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百家争鸣

　　所谓诸子百家，是对先秦至汉代初期各学派的总称，“百家”是虚指，以形容学派之多，习惯上指“九流十家”。汉初司马谈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则概括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合称“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则称为十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各家的主张各不相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处。儒、墨、法诸家，侧重于政治道德。老庄道家讲道，侧重于对宇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辩，即逻辑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作为自觉的主体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趋向。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三个主要的认识领域。各家学说的中心及其最后归宿，都是为了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理想的人生道路，绝没有出世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共同的精神。百家争鸣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从春秋末年到秦灭六国300年的时间里，各家学说互相争鸣，互相吸取融合，不断丰富，不断深入，形成了学术文化上空前繁荣的局面。最后，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到汉武帝采纳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避难迁鲁。他出生时，家世已经没落。年轻时做过季孙氏的委吏（管仓库）和乘田（管繁殖牲口）等。三十多岁到齐国，几年没有得到齐君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鲁国中都宰（都城行政长官）升任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后又曾周游宋、卫、蔡、齐、楚等国。晚年在鲁国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授门徒；这些在汉代以后被奉为儒家的《五经》。孔子的弟子曾将他的谈话和他与门徒的问答，辑成《论语》一书，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孔子与教育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学校专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有些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退休官吏，回到家乡收徒设教，兴办私塾，不过影响不大。到春秋晚期，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地主政权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日渐兴盛，孔子也开始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孔子办学，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至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在他37至50岁之时，第三个时期是他的晚年，即68至73岁之时。他主张“有教无类（类，指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别）”（《论语·卫灵公》），只要“自行束（十条干肉）以上”（《论语·述而》）就收为门徒。这样，比较贫寒的平民只要交得起束的都可以接受教育，从而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孔子一生教授的门徒多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认字写字、数—算术）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学生大多出身贫贱，出身贵族的不多。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承认学生个性的差异和程度的高低，主张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之下，应注意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可以跟他讲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水平的人，则不可以讲高深的内容）”。以便发展每个学生的特长，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平时，孔子非常注意观察，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个性和程度，熟记在心。在教学中，他一方面根据学生程度的高低和接受能力的大小，进行不同的指导。如学生“问仁”“问道”“问政”“问君子”，他总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曾参的学问修养比较高，有一次向孔子问“道”，孔子就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吾道一以贯之。”让他自己去领会。孔子走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师所讲的道，就是‘忠恕’罢了）。”说明他已真正领会了孔子的教导。另一方面，孔子还经常针对学生的不同缺点，对症下药地进行教育。如冉求和仲由问孔子：“闻斯行诸（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回答仲由说：“有父兄在，如何其闻斯行之？”又回答冉求说：“闻斯行之。”公西华见他的回答不一样，感到不好理解，问孔子是什么道理，他答道：“求也退，故进之（冉求遇事胆小退缩，所以我要鼓励他前进）；由也兼人，故退之（仲由好勇过人，因此我要约束他）”（《论语·先进》）。

　　在学习方法方面，孔子有许多名言，如“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温故而知新”出自《论语·为政》，原文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复习旧的知识（指学习过的知识），由此获得新的知识（指未学习过的知识），这样的人可以当老师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这三句话出自《论语》，原文分别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别人不了解你，你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选择他们的优点加以学习，发现他们的缺点作为借鉴而改正自己）”（《论语·述而》）。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老子及道家学派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教材持这种说法；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相传，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德道经》。道经侧重讲哲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和军事。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息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老子思想有消极的一面。老子长年居住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老子及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称为道家学派，老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道家一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并没有道家学派的说法。道家之名，是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称为“道德家”。至《汉书·艺文志》，始名之为道家，列为“九流”（“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之一。道家学派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的，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作主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法治”和“尚贤”，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弃仁绝义”，反对“礼治”，认为“礼”是酿成大乱的祸首（《道德经》）。道家的这些主张，与儒、墨、法家的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人，曾在家乡做过漆园吏，不久即隐归。著有《庄子》一书。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想象丰富，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观点，把世间的事物都看成相对的，认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大与小、高与低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庄子将这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运用来观察人生社会，便产生了怀疑论和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可怕和痛苦的，人生只是一场梦，活着不如死。因此，他反对一切进步，反对一切文明。庄子的思想比老子更为消极，是战国中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孟子及其主要思想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伋）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的“性善论”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学说都有深刻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他的“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孟子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四端”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端绪、萌芽。“四端”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仁”是“四德”之首。孟子认为统治者把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推行到行政措施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仁政”了。孟子说的人性善是一种先天就有的道德观念，这是唯心主义思想。

　　荀子及其主要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从公元前313年到公元前238年是他的活动时期。荀子到过齐国和秦国，后来长期住在楚国。在多年的游历中，他接触到各种学派的人物，研究了他们的学说和思想。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总结了各派学说的成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儒学大师。晚年在芝陵（今山东峄县东）从事著述，现存《荀子》32篇。荀子认为星坠、木鸣、日月亏蚀、风雨不调、怪星出现、四时代谢等自然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可循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主张。他认为天没有能力来决定人们的贫、病、祸、凶，这些完全是由人们自己决定的。他指出人如果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天地官（管）而万物役”，就能够使天地万物为人服务。荀子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人性恶。他认为：（1）“性伪之分”。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仁义礼智等善的品德，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2）论禽兽之别。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人有礼仪，而礼仪是后天人为的。（3）“涂（与“途”相通）之人可以为禹”。人性虽恶，但每一个人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是可以为善的，就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4）节欲的原则。对待物质欲利问题，应节欲、导欲，不能去欲、寡欲。（五）积善成圣。人成圣的方法，是自身的不断学习和环境、习俗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法家和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战国末期，韩非子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子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子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子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墨子及其主要思想

　　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卒年在战国之初，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墨家的创始人。《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儒、墨两家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墨子原来也是从儒者受学，只因不同意儒家的观点而另辟蹊径，自立学派。

　　战国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吕氏春秋·尊师》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子的学说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主张是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缺点问题而发的。《墨子·鲁问》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由此可见，墨子也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他并不考虑实际上是不是真理。正因为此，墨子学说，在当时有很多人信从，特别是下层人信从的颇多，而经过一个时期后，竟烟消云散。

　　墨子学说的基础是兼爱。他的政治思想，有尚贤、尚同、非攻；属于经济方面的，有节用、节葬、非乐；属于哲学方面的，有天志、明鬼、非命；属于同敌对学派斗争的，有非儒。

　　3.学术观点

　　学术界关于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不同看法

　　究竟什么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①多数人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②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把孔子的学说概括为“礼学”。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孔子积极作用较多的，都主张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而对孔子否定较多的，则多强调礼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③仁和礼二者在孔子那里是一对范畴，仁和礼共同构成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④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中庸。认为孔子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被中庸所制驭着。⑤认为孔子思想的模糊性与庞杂性，很难用单一的核心来概括。教材取第一种观点。

　　4.插图说明

　　《孔庙大成殿》

　　这是本单元单元页的插图之一。为了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封建时代里，全国各地建有数以千计的孔庙，其中唯有曲阜的孔庙最早而且最大。曲阜的孔庙始建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即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造成庙宇，里面陈列孔子生前所用衣、冠、琴、书、车等物，“岁时奉祀”，至今已有2460多年的历史了。曲阜的孔庙经过整修扩建，面积已达327亩，庙内分东、西、中三路，前后九进院落，有坛殿亭阁等466间，四周有红墙，四角设角楼，与北京的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并称为我国三大古建筑群。大成殿是阙里孔庙的主体建筑，高31．89米、长54米、深34米、重檐九脊、黄瓦飞甍，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四周廊上环立28根擎檐雕龙石柱，每根高5．98米、径长0．81米，下垫双层宝装覆莲瓣柱础。整个建筑爽朗挺拔、巍峨庄严，它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泰安岱庙的天贶殿合称全国三大殿。是曲阜现存最高大的一座古殿。该殿原在杏坛处，宋天禧二年移往今址。金、元两次重建。面阔七间、高丈余。明清两朝经三次重修扩建，达现在规模。殿内有五个神龛，中供孔子塑像，两旁为四配（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十二哲（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堰、卜商、颛孙师、有若、朱嘉）塑像。殿前为露台，是祭祀孔子时舞蹈奏乐的地方。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廊上，并立着十根深浮雕石柱。每根高5．7米、直径0．8米、上面雕刻着双龙戏珠，相对回舞，盘绕升腾。柱身构以山石，缀以云海波涛，造型极为生动。这是我国古代石雕艺术中的珍品。据说因为这是皇宫里所没有的，所以过去皇帝来此祭庙时，都要用红布把这批石柱包起来。另外，这类石柱在大成门前后、颜庙复圣殿前后各有四根。这些深浮雕石柱是曲阜独有的石刻艺术瑰宝。

　　5.参考书目

　　（1）推荐书目

　　《中国儒家文化名著》，张岱年、石翔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儒家文化面面观》，杨朝明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

　　《中国儒学》（四卷），庞朴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儒学三百题》，王健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先秦儒学》，钱逊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古史论集》，金景芳著，齐鲁书社1981年版

　　（2）相关著作介绍

　　吴乃恭著《儒家思想研究》简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本书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并做出了历史主义评价。本书主要介绍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儒学发展史中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这些人物的思想，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趋向，时代的特征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总结，明辨精华和糟粕，吸取理论思维的教训和政治的借鉴，推陈出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简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儒学思想史，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这部著作探索了中国儒学的演变轨迹，著作的特点是把儒学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复杂的、多方位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关于儒学的道德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至于儒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可以说是起步不久，有待于深化。

　　（3）主要网址

　　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主张，西汉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

　　难点

　　对新儒学思想主张的理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教学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在“从‘无为’到‘有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和“儒学成为正统”三个方面介绍了新儒学在西汉被重视、推崇和发展为正统思想的过程。

　　本课引言部分由文字概述、图像、主要问题设计和重要概念四项组成。文字概述与图像紧密结合，从介绍鲁壁入手，指出了秦代焚书坑儒后，儒家思想遭到压制，引入汉代儒家思想的复兴，从而加强本课的历史背景介绍。

　　建议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汉书·董仲舒传》的有关文字资料，让学生从第一手资料中初步了解董仲舒其人其事，为下面的教学做一些基础知识的铺垫。同时也培养了学生阅读古文献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随历史学习的兴趣，开发学生的探究性学习的潜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可以设计导入性问题，如：儒家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儒家思想是什么时候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对儒家思想的产生、丰富和发展的重要人物有哪些？在学生回答了这些比较浅易的问题之后，进一步深入提出新的问题：为什么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受到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与孔孟儒家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了什么？等等。对第二步提出的问题，不要求学生立即回答，而是要求带着问题进入新课。这样用问题导入，可以引起学生对教材的不断地探求、发掘，从而获取最大的信息量，提高教学质量。

　　第一目“从‘无为’到‘有为’”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朝建立以后，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适应了秦帝国维护统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专用法家思想而焚书坑儒，结果导致儒学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封建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汉初期得以有机会逐渐复苏。因此，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四步历程。

　　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出现我国封建时代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①南北边境不宁：主要是北方匈奴的对西汉的威胁，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汉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如夜郎国妄自尊大等。②王国威胁中央：汉初刘邦在基本上消灭了异姓国以后，又分封了九个同姓国，虽然在汉景帝时期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甚至还有轻死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的威胁。③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早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就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国力的上升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于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加强专制中央集权成为历史的必然。

　　建议教师首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忆复述中国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遭受挫折的经过，然后导入课文。

　　其次，分析从汉初的“无为”到汉武帝时要实行“有为”的时代背景。

　　第三，在教学中，附带说明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王国问题的经过，来说明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同时可以引用晁错《论贵粟疏》中的文字，来证明西汉前期土地兼并的情况。

　　第二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生平及贡献。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代表人物，也是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帷外门生，一个对一个口传），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连连给汉武帝上了三篇奏章，叫《天人三策》，编造了“天人感应”理论。这就是他连续三次回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因此受到任用，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

　　晚年辞官“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此外《春秋决狱》、《玉杯》、《清明》、《竹林》等著作，“凡百二十三篇”。

　　在退隐期间，董仲舒依然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2)汉武帝的用人政策。西汉前期，皇帝都能注意吸取秦亡教训，比较重视人才，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例如：汉初官吏，一是按军功选任如萧何、曹参等，二是从郎官中选任，郎是皇帝的侍从，又在郎署娴习典章制度，预备补受官职。西汉前期许多较高的官吏出于郎官。如司马相如侍从汉景帝，武帝时由郎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此外，汉高祖曾下诏由诸侯王、郡守向相国府输送“贤士大夫”，还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以后汉文帝也下诏“举贤良能极言直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由文帝亲自考问录用，但是没有形成制度。汉武帝时，开始采取“举贤良对策”的方式选拔人才。具体方法是：首先令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郡县推荐既贤良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到朝廷。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才并重的选拔要求。然后一般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问题进行考问，是为策问。被策问者以书面形式回答。因此全部过程可以概括为“举荐策问”。具体史实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孝子）、廉（廉吏）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以后每年都要向上举孝廉，这就是西汉前期的察举制。汉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些属于察举制的特科，若干年举行一次。举贤良对策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得以通过应对而步入政府官员的行列，如董仲舒、公孙弘、倪宽、田千秋等；封建国家获得了所需要的能臣干吏。“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功造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3)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一体论。他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董仲舒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这就为君王行使皇帝的权威有了合法的根据；但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了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现，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汉朝的皇帝和此后历朝的皇帝，每逢天灾时，都程度不等地要省察自己执政的表现，刻责自身，谋求改进。“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

　　他还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

　　他在应对中还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阶级矛盾日益剧烈。他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和废除盐铁官营主张。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在此之前，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为此，他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而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

　　他大力提倡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

　　教学建议：

　　首先，利用教材［董仲舒］图注所给的材料，简单介绍董仲舒其人，从董仲舒的成长历程悟出“业精于勤，毁于随”的道理。同时要求学生理解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是由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历史贡献所决定的。通过对教材提供的《春秋繁露》书影的观察和欣赏，同时向学生说明这本著作的规模是八十二篇，仅仅是董仲舒众多著作中的一部，让学生充分理解董仲舒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其次，让学生回忆复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主张，然后阐述董仲舒新儒学的内涵特征。

　　第三，出示本课【资料回放】所提供的有关董仲舒几点思想主张的原文材料，让学生从第一手材料中窥探董仲舒思想的原貌，便于学生对董仲舒思想主张的深刻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阅读古文的能力，增强了学生对原始材料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

　　第三目“儒学成为正统”

　　（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这明显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两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2）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设置经学博士7人。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学说渐渐沉寂无闻。

　　③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汉武帝下令全国郡县设置学校，这一措施真正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3）独尊儒术的结果

　　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著名的人物有扬雄等人。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教学建议：

　　首先，令学生回忆复述我国奴隶制时代的教育情况：起初是官府垄断教育，春秋时期出现私学。

　　其次，提问四书五经名称，由此导入正文。

　　第三，详细讲解汉代长安太学情况，可以展示本文所提供的具体材料。加深学生对太学的了解。

　　第四，通过对教材《汉代熹平石经》的观察和欣赏，使学生体会到汉代政府对儒学的重视。也使学生从石经拓片上精美文字字体中，感悟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通过对《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的观察和欣赏加深对教材“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一文的理解。

　　第五，积极开展探究性学习，利用教材提供的［学思之窗］中的引文和问题，让学生积极探讨，阐述个人看法。在探讨中，不求全面，但求合理。教师也不必做出唯一的答案以限制学生思维。要求注意思维的开放性、灵活性、奇异性，重在思辨能力的培养。

　　第六，利用课后《本课要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本课要掌握的核心问题所在。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从‘无为’到‘有为’”一目的教学，关于应该首先帮助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尤其是与本课密切相关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主张。其中，对儒家思想产生、发展、受挫和复苏的过程都应该有具体的说明。孔子、孟子、荀子，是必须介绍的重要人物。同时总结一下自秦朝以来，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治国思想经历了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最好能对这种演变的原因作一个简单的解说。使学生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进行导入课文的教学，就会方便得多。

　　为了使学生正确地理解汉代统治政策从“无为”到“有为”的必要性，应该把西汉建国之初的历史背景作一个简要介绍。先是帮助学生回忆西汉的王国问题解决经过：楚汉战争时期，为了对付项羽，刘邦曾经分封了七个异姓王。西汉初年，刘邦将异姓王逐一翦除，却又错误地总结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形成了西汉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现象。到了汉景帝时期，一度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王国依然存在，很不利于中央集权。这是其二。加上边境不宁，土地兼并严重。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积极有为的政策。

　　本目重点是要学生理解两种政策都是适应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制定的，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制定不同的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而大政方针的制定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于是适应当时历史需要的思想理论为统治者所采用也是必然的。就用人制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起初是按照军功大小任用官吏。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国功臣的人数日渐减少，于是准许功臣保荐子侄为官。严格说来，马上打天下的人，未必都是治理国家的能臣干将。打天下与治天下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内容，治理天下比打天下更为重要。虽然汉初的几位皇帝也一度注意选拔人才，下令招贤，但是毕竟没有形成国家制度。这是其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一目的教学，可以采用谈话法，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儒家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荡，新旧制度的交替，导致思想学术界的学派纷呈、互相争鸣的局面，成为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兴旺时期。秦朝专崇法家思想，实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造成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西汉初年，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治气氛宽松，各派思想得以复苏。但是，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与之相适应，迫切要求一种为政治统一做出理论上的解释的学术思想。而法家思想在秦朝的滥用，已经造成严重的恶果。所以，只有温和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儒家思想能够在汉朝受到重视的原因。但是要向学生说明的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阴阳五行家，甚至部分法家思想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体系。此所谓汉朝“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可见，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思想学术界实际上在互相交叉渗透，互相吸取改造，以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凡是墨守旧说者，必将难逃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因此“罢黜百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结果。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时候，主要内容是重礼、讲仁、崇德。孔子讲礼，要求严格等级秩序，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将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化。董仲舒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认为天子代表上苍统治臣民，是天意的表现，这就把封建统治神圣化了。

　　孔子的“仁”虽然内涵丰富，但是依旧停留在道德要求的层面上，例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孟子则宣扬“仁政”，已经有了具体的政治要求，例如“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教材中所引用的“限民名（侵占）田”的主张，最具有时代的针对性，它是西汉土地兼并严重、造成阶级矛盾趋于尖锐的现象在政治上的呼声。

　　至于三纲五常，儒家原来的说法实际上“五纲”：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董仲舒将其发展为新的三纲五常，作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进一步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被后世奉为“至道”。

　　建议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探讨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识别传统美德和封建糟粕，进而有所扬弃，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总结出新的为人处世标准。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在介绍五经的时候，可以利用投影，将五经书影展示给学生。

　　汉代的教育盛况，可以采用读书指导法，令学生通过阅读课文来复述。同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够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教师应该注意的是，教材只是从政府提倡这一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没有从新儒学思想适应封建统治需要这个方面去解释。所以，教师应当作出适当的补充。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讲授《从“无为”到“有为”》一目时，用投影、幻灯或计算机介绍几组图片。

　　图片一组：鲁壁。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政策，结果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图片二组：汉武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弘扬了儒学，发展了文化。

　　案例二

　　在讲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一目时，利用幻灯、投影或计算机介绍几幅图片。

　　图片一：《春秋繁露》书影。《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重要著作，八十二篇。是董仲舒宣扬“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文献。

　　图片二：教材［学思之窗］的《汉书·董仲舒传》的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引文和思考题。注意，引文中的“六经”是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秦以后，《乐》经失传，剩有五经。其中《书》又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

　　案例三

　　在讲授《儒学成为正统》一目时，利用幻灯、投影或计算机介绍几幅图片。

　　图片一：《保存于西安碑林的汉代熹平石经》。从拓片文字上来看，显然是《易经》部分内容。可见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拓片字体是隶书，相当精美。

　　图片二：《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左边形象较大者为老师，其余为弟子。中国古代绘画、雕刻等作品往往通过放大比例来突出重要人物，后世的《韩熙载夜宴图》《步辇图》等都反映了这种艺术技巧手段。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内容略。

　　想一想，汉武帝既然“独尊儒术”，为什么在他统治思想中又杂糅了一些其他学派的思想？

　　解题关键：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是他要推行封建政治大一统的时代需要。

　　思路引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的社会背景。

　　答案提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是①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倡“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迎合了当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时代需要。②汉武帝的真实目的是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于是其他所有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思想都是他吸取的方向，因此，他在统治过程中，采取儒家以外的思想主张就不足为奇了。③汉武帝的这些做法对于儒学后来发展过程中融合其他学派思想起了推动作用。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汉代儒学为什么能成为正统思想？

　　解题关键：西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的主张，汉武帝的思想、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具体措施。

　　思路引领：西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的具体措施。

　　答案提示：第一，董仲舒新儒学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第二，汉武帝大力推动儒学发展，全面肯定新儒学思想，起用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二、学习延伸

　　材料略

　　上述两条资料反映了董仲舒的什么思想？请谈谈你对这种思想的看法。

　　解题关键：了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指出积极可取部分和扬弃部分，并且加以说明理由。

　　思路引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答案要点提示：①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性。②推崇孝道和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弘扬。③强调君权虽然有利于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但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极为不利。④强调夫权，压迫妇女，更是应该批判的。［学习延伸］属于开放性题目，是对学生开放性思辨能力的培养。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均可认同。不必拘泥于一种固定的答案。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萧规曹随

　　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患之，无如何，乃请参游后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大歌呼与相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汉书·萧何曹参传》

　　董仲舒应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时阐发的思想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卫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卫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则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

　　──《春秋繁露·顺命》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

　　2.课文注释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博士70人上前祝寿，仆射（主管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当面歌颂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功德，博士淳于越（齐人）却建议效法殷周分封子弟功臣，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诸生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诽谤朝政，“惑乱黔首”，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所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植的书不在内。所禁书籍都必须在30天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凡要学习的一律以吏为师。严厉坚决地贯彻了焚书令，使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的被焚，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焚书的第二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追查，将四百六十多名为妖言以乱黔首的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史称“坑儒”。

　　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前256或前247—前195），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江苏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谥号高祖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少时不事生产，当过泗水亭长，为人豁达大度。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九月，刘邦在沛吏萧何、曹参的支持下，在沛县聚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灞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护。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在楚汉战争中，他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国号汉，由此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改变了观点。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建立在秦末残破经济基础上的西汉王朝，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安抚流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尽快医治战争的创伤，那么政权终将不能巩固，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刘邦以政治家的远见，令儒生陆贾总结秦朝失天下以及古代得失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陆贾于是作《新语》12篇，建议改变秦朝的政策，实行“宽舒”、“中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生产。刘邦根据陆贾的建议制定了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还命萧何重新制定律令，即“汉律九章”，并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公元前195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于当年四月二十五日驾崩。

　　汉文帝

　　汉文帝（前202—前157）即刘恒，汉高祖之子，先封为代王。吕后死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他入为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他大力执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农业生产，主张轻徭薄赋。文帝二年、十二年，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到景帝元年（前156年）才又恢复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又把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交纳120钱减为40钱。徭役也相应减轻，原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他还主张宽刑，十三年时，下令废除了连坐亲属的法律和一些残损肉体的肉刑，如，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断足）等。轻徭薄赋和减轻刑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文帝注意节俭（课文小字有停建露台的例子），提倡廉政。有一次有人献给文帝一匹千里马，文帝说：皇帝出门前面有仪仗，后面有从车，一日走五十里，我一个人乘千里马能跑到哪里去？他把马还给献马人，并发给路费，叫他回去，还下令说：“朕不受献，其令四方勿来献。”文帝的励精图治和注重节俭，节省了财政开支，形成了廉政风气，减轻了人民负担。因而当时“海内殷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汉景帝

　　汉景帝（前188—前141）即刘启，汉文帝长子。前156～前141年在位。景帝重农，曾和百官一起劝农，令皇后督导植桑、养蚕、织布诸事宜。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景帝又减轻了文帝时的笞刑（文帝除肉刑后，改为笞刑。笞刑是用竹板鞭打犯人），断狱从轻，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时王国势力膨胀，景帝用晁错计削藩，后来平定七国之乱，削弱了王国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文帝、景帝在位四十年，史称“文景之治”。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董仲舒传》）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者”。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他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以阴阳五行说等，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假借天意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绝对化、神圣化，还提出了三纲五常，并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应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春秋繁露》是他的主要著作。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以改造、发挥并取得独尊地位，是为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之滥觞。

　　太学

　　汉代的全国最高学府。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长安设立。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置博士弟子50人。西汉末年增至3000人，到王莽时，太学生增至一万多人。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及其“举贤良对策”

　　汉武帝（前156—前87）是中国历史上很有雄才大略和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前141～前87年）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汉王朝的统治推向鼎盛时期。在政治上，改革仕进，实行察举制度，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惩治豪侠，处置郡国豪富；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中央专卖。中央铸“五铢钱”，统一货币。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大力推行儒学教育。通过以上措施，使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并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鼎盛局面。但是，汉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迷信奢侈，重用酷吏，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汉武帝颁布承认过失的“罪己诏”，停止征伐，减轻赋税，除去暴政，恢复民力，发展农耕，避开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登基伊始，汉武帝召集中央及地方要员，要求他们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的问题进行考问，被问者要以书面回答。这就是策问。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下令诏命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为改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于是，就有了历史上关于汉武帝、董仲舒之间的三次策问与三篇对策，史称“天人三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及其评价

　　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更适应汉武帝时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法纪上的大一统，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的建议立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接受。汉武帝下令正式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在朝廷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授官。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结束了战国时期各种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儒学独尊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局面，因此，对维护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3.学术观点

　　学术界对董仲舒的不同评价

　　一种评价: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他作为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春秋》大师，广采博纳，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由于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汉武帝钦定，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王座，与此同时，他还为西汉封建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政治举措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措施。董仲舒的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巩固和加强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据此即可论定，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另一种评价：根据列宁“评判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150页）衡量，不难发现，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其前辈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因此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应持否定态度。董仲舒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编造了一套“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规范，高度地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致尽管各个封建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它们却都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因之，“三纲五常”这一封建道德规范，在汉以后整个封建社会里，不仅没有更换，而且在更换了新的哲学形态中，又得到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董仲舒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发生影响的秘密。（于首奎《西汉哲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存在的。翦伯赞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中国通史纲要》写道：“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张传玺也指出，西汉前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就指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翦伯赞、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存在的。郭志坤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实行放宽思想限制的政策”，但“当时只是道家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作治国安民的法宝”，到“吴楚‘七国之乱’，暴露了黄老思想的局限性，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合诸说’的措施，寻求更加适应统治的思想。”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跟原始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已经糅合了各家各派的主张，成了‘博采百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它兼顾了各方，顺乎时务，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百家’并没有罢黜。相反，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博采百家，运用各家各派学说的长处，加以综合利用”，即“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实际上是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封建专制理论”。为什么百家没有被罢黜，“这跟汉武帝所采取的某些做法有关”：“其一，允许‘多说并存’”；“其二，鼓励‘百端之学’”；“其三，重用‘茂材异行’者”；“其四，兴太学，养贤良”。(郭志坤《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

　　4.插图说明

　　《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

　　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郡守，他为推进巴蜀教育，一面派有才华的青年10余人到京师学五经和律令，一面又在成都市中修起“学官”，招收“学官弟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学校，其办学的成功经验，被汉武帝推向全国，形成地方官学制度，以后历代相因，发展成为我国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制度，这是文翁在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成都的“学官”因为以石为墙，当时称为“石室”或“石室讲堂”。讲课的办法是“升堂入室”，只有“入室弟子”才有资格在室内列坐于师前，听其亲口传授。汉画像砖《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这种讲学的情景。而一般不够“入室”资格的学人则在室外堂前听入室弟子转授，达到一定学业程度，才能登堂而后入室。石室地址在今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

　　5.参考书目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传》魏文华著，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董学探微》，周桂钿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董仲舒评传》，王永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两汉思想史》，祝瑞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一、 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掌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基本内容。

　　难点

　　理解理学和心学的思想内涵；正确评价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历史地位。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魏晋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朝的程朱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方面反映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也有一种“与时俱进”、自我调节、适应时代的本能，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不断发展完善和走向极端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中学生对了解掌握历史上各种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有比较大的难度，这些内容比较枯燥，又难以理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充分准备，精心设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努力提高教学效益。

　　本课引言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情况，这个导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补充了前一个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后到宋明理学出现之间的历史空白，加强了思想史的连续性；二是通过情景介绍，为课文第一目的出现做一铺垫。

　　第一目“三教合一”

　　教材阐释了进入封建社会中期以来，儒学与佛教、道教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教材首先概要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面临的严重挑战，但中国儒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兼收并蓄，开创了新局面。接着，教材重点叙述了隋唐时期我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

　　（1）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建议，教师先请学生回答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教师对以上问题进行归纳概括，然后介绍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情况。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们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当时南北对峙，王朝更迭频繁，兵戈不息，剥削残酷，压迫深重，人民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骗性。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安慰；第四，实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第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自身传统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种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机会均等的满足。②道教在民间的传播：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开始主要在受苦受难的民众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现形式，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江南江北广大地区仍然继续流传，在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不少信徒。魏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对原始道教从理论上、组织上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巩固统治的精神工具。东晋时道教日盛，不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官方道教已经形成。③儒学本身的问题和缺陷：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情况。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②佛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调整了与世俗王权的关系，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调整了与民俗的关系。特别是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佛教的传入并泛滥，必然要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首先引起论争的是道教，在理论上与佛教争论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觉思维进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论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内（儒）外（佛）兼修”，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③道教：晋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他所写的《抱朴子》一书，不仅对战国以来“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谦之以“整清道教”为己任，打出“专以礼度为首”的旗号，完全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制定了一套教义，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国家”，劝导人们“勿怨贫苦”，“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袭用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欺骗恫吓人民。刘宋的陆静修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齐梁时的陶弘景，以现实社会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把它们糅杂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有利于宣传推广，扩大影响。

　　（2）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建议教师在此前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和分析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发展和融汇的情况，重点放在唐朝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佛道挑战这一内容上。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儒、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第二目“程朱理学”

　　教材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宋代理学的概况：代表人物和理学的产生、北宋二程的思想、南宋朱熹理学的内容和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统治阶级需要更严密、更具有欺骗性的思想来控制人们的言行，保证封建秩序不受冲击，理学开始发展起来，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等是理学的创始人，至南宋时，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后世也把它称为“程朱理学”。他们的哲学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又把“理”说成是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所以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一种新式的儒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更能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被采纳为官方哲学。宋代理学受到明清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

　　（1）理学的产生

　　建议教师首先补充介绍宋明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然后向学生说明什么是“理学”。这是学生比较难懂的历史名词和哲学名词，教师应对学生加以解释，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概念。

　　宋代，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宋代理学是中国古代在回应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之后，以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打着“辩异端、辟邪说”的旗号，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取佛道的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显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①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③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密切相关。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中国思想史在唐代中后期形成一个重要转折，韩愈倡儒学道统，辟佛、道，打破了三教并盛的局面。宋代儒学为了与统治建设相适应，儒学道统自然成为其承续的对象。理学也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理学”一词，早在宋代就被用来概括当时的儒学。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曾说：“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的甚多。……二苏说话多是如此。”在此，理学不仅指由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开创的伊洛学派，而且也包括以二苏（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理学”一词是指当时学者们从“道统”观念出发所说的符合先秦儒学精神的正统儒学，把周敦颐看作是继承这个儒学正统而开创后世理学的人。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的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所谓“理学”，就是用“理学”一词来指明当时两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儒学，又有“道学”、“性理学”、“新儒学”、“宋学”等几种不同的称法。

　　（2）二程及其理学思想

　　建议教师进行本内容教学时简要介绍二程的生平，把教学重点放在二程的思想特点和地位上，另按引言要求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和分析。

　　程颢被习称为“大程”，河南洛阳人。北宋儒家学者，著名哲学家，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颢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他的思想发展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受到佛、道学说的一定影响，再加到儒学。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史家认为，理学的奠基者为北宋五子，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二程。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朱理学在认识论上提出“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穷理”。“格”字有二义，一是“来”的意思，格物也就是“达于物”，或者“即于物”的意思；二是“穷至”、“极至”的意思，所谓格物也就是就物而穷理。对于“物”，可训为“事”或“理”。程、朱主张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格物穷理，是教人从待人接物的具体事情中去体认道学家所讲的天理。格物是致知的基础，致知则是格物的目的和深化。“致”，有推致和穷尽两重意义，这和“格”字的意义相近。致知是指通过格物达到对于天理的真知。朱熹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3）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建议教师介绍朱熹的生平、思想特点、主要著述和历史地位，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

　　朱熹，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24岁起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他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他死后不久，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的哲学思想主张有：①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②心性论：其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朱熹心性论的基本特征。朱熹的“心统性情”理论，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③认识论：朱熹对“格物”的解释，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④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总的来说，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科学真理，而是明德之善，主要是道德层面的。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它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以朱熹理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于16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正合了欧洲复兴“理性主义”的历史符节，从而作为助力推动了欧洲进入了“哲学时代”或“理性时代”。此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建，朱熹的理学都起到了导索和酵母的作用，以至于融贯于欧洲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中。我们今天充分挖掘和认识朱熹哲学的这种世界历史作用，对于中国社会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凝聚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豪迈地走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第三目“陆王心学”

　　教材首先阐释了南宋时陆九渊把“理学”发展到“心学”的新阶段。然后介绍了王阳明发展“心学”的具体内容。

　　建议教师首先介绍“理学”发展为“心学”的历史背景，然后重点分析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特点。在分析中，介绍“心学”“致良知”等哲学名词概念，进行历史概念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概念。

　　(1)陆九渊与“心学”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人，他曾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他倡言“心即理”，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和格物致知不同的是，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和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一样，陆九渊的心学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层面的。他认为人生天地间，与天地并为三极。他以如何“堂堂地做个人”为前提，提出了“本心说”，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他认为发明本心是正心立志的根本途径。什么是“本心”？陆九渊提出“心”有三个概念：即心（人脑）、心之所为（心理）和本心（一种心理形式）。“本心”即“仁义之心”。仁义即人道。人与天、地并为三极，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宇宙万物本质性法则。仁义之心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与天道、地道合一的社会伦理道德（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陆九渊称之为人之“本心”。“本心”是与天道、地道合一的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人如果能保有本心，便能大做一个人。人如何才能保有本心？“发明本心”中的“发明”，即“发而明之”，意即“启发、开扩”。人的“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的本心，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要贵学、尽心。若有放失，一定要反而求之。只有如此，才能保有本心。

　　（2）王阳明把“理学”发展为“心学”

　　明初，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明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遂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

　　王阳明“心学”的主要思想内容：

　　①“心即理”。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张通过“内心反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②“致良知”。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批评并改造朱学，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传统的程朱道统论，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知行合一”。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熹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理学与心学的联系和比较：程朱理学向心学的演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朱熹的观点是要人们接受封建道德观念（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主张，封建道德存在于人们心中，只要恢复就可以了。相对于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体性取代前者的权威。虽然对朱熹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对阳明来说良知即是天理，但毕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体性，后者倾向于内在的主体性。二者同是维护封建统治，没有本质区别。由客观唯心主义（程朱理学）向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转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

　　建议教师在全课上完后将宋明理学进行归纳总结。先请学生归纳，此问题可能有较大的难度，教师通过启发诱导和归纳概括，使学生对“宋明理学”形成比较完整的印象。在归纳和总结时，让学生阅读课文的【本课要旨】，了解本课要掌握的核心问题所在。

　　宋明理学的特点：

　　①儒学进一步思辨化。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１.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建议教师以引言部分的内容为素材，告诉学生汉代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人们对传入的佛教有了更多的兴趣，儒学思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从杜牧的诗入手，介绍梁武帝三次入寺院当和尚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设问：1．为什么汉代儒学刚刚确立了正统地位，汉以后人们对佛教的兴趣日增？2．佛教的兴盛开始挑战儒学的地位，儒学应该怎么办？

　　第一目教学时可从学生比较熟悉的佛教和道教知识入手，让学生来介绍他们所了解的佛教和道教的知识，然后指出，在古代中国，有一种比佛教和道教传播范围广泛得多、影响要巨大得多的“宗教”，由此引入“儒教”。老师要指出“儒教”的“教”并非“宗教”，而是指“教化”，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在古代中国，却比任何宗教的影响都要巨大和深远，可以说它不仅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血液中和潜意识中，而且对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进行“三教合一”的教学时，要讲清概念，介绍“三教合一”的具体情况，让学生通过了解感性知识来形成理性认识。

　　第二目、第三目内容都比较枯燥，可课前让学生上网查找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资料，结合课本上的【历史纵横】和日本孔庙照片，请学生给同学们讲一讲朱熹或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朱熹或王阳明的小故事；朱熹的主要思想和治学精神；朱熹思想对世界的影响。也可以开设《我看朱熹》或《我所了解的王阳明》的历史小讲座，或布置写一篇有关的历史小论文，老师可写几个论题给学生作参考，如《宋明理学对中国人民族品格的影响》《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同和异》《宋明理学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等。如果进行常规教学，则可按“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中的几个方面介绍有关的历史知识，尽量让学生先思考、讨论，老师再进行归纳概括和小结。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介绍“三教合一”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介绍图片

　　“曲阜三孔”的图片

　　①猜谜：“曲阜三孔”指哪三孔？这三孔与哪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②请学生简单介绍“曲阜三孔”。如：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在曲阜住的房子改建为庙。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是历代帝王祭孔的场所，也是我国最古老的一座庙宇。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经历代帝王不断赐田，成为占地三千亩、有古木二万余棵的孔氏家族墓地，世称孔林。北宋政府在曲阜为孔子后代建立的“衍圣公”府，俗称孔府。

　　①请学生描述图片景物

　　②讨论：历代帝王为什么尊崇孔子？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是怎样发展的？

　　案例二程朱理学

　　1.程颢、程颐弟兄的图片和朱熹的图片

　　①请学生自由组合成两大组，分别担当程颢、程颐弟兄和朱熹的新闻发言人，分别介绍程颢、程颐弟兄和朱熹的生平、故事、贡献、主要观点，并对二程和朱熹进行评价。

　　2.白鹿洞书院图片

　　①有条件的放视频材料。无条件的请学生介绍白鹿洞书院。

　　②请学生根据历史材料重现八百年前朱熹和陆九渊的论战。

　　③可用练习或竞赛的方式总结程朱理学，如四书是儒家经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合称。

　　案例三　陆王心学

　　1.出示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图片和材料

　　①请学生对比两人心学的异同，制成表格或写成小论文。

　　②讨论：心学对儒学有什么新的发展？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资料略

　　请谈谈程颐和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做法，对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启发？

　　解题关键：分析“格物致知”的内涵。

　　思路引领：按照程颐和朱熹的说法，所谓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深入细致的探究，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

　　答案提示：对我们学习的启发是：首先在脚踏实地、认真学习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然后才能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水平。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解题关键：叙述程朱理学的主要思想

　　思路引领：可以分别叙述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可以综合程朱思想的几个方面。

　　答案提示：①“天理”是万物的本源。②人伦道德、尊卑等级、三纲五常都是“天理”；要“存天理，灭人欲”。③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通过探究万物，更好地理解天理，从而达到明德之善的目的。

　　二、学习延伸

　　探究活动

　　进行一场课堂讨论，谈谈对宋明理学的评价。作为一种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文化，它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有哪些内容是不科学和不正确的？可以各抒己见。

　　思路引领：（1）科学或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和平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③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④宋明理学强调力行。力行意识及其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2）不科学或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级观念；②重男轻女的观念；③因循守旧的观念；④重利轻义的观念；⑤重礼轻法的观念。

　　（3）对宋明理学应采取的态度：批判、继承、改造；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程朱理学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朱熹《近思录·致知》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朱熹《近思录·致知》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朱熹《近思录·为学》

　　陆九渊心学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象山先生全集·杂说》

　　王阳明的心学

　　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挌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箬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王阳明《传习录·门人漺丸川录》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心即性，性即理。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矢其本体”。

　　──王阳明《传习录·徐爱引言》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先却头恼，而已落在第二羕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妯”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恼是当：若主意头恼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醅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窍用流行，除却见闻醅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王阳明《传习录·答周道通书》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日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2.课文注释

　　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的历史条件、意义及危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其兴盛的社会条件：其一，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连统治者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他们亟需一种宗教信仰，既能麻醉别人，也能抚慰自己的灵魂。佛教有着系统完整的教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系其统治秩序。其二，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易于接受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百姓被迫颠沛流徙，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希望精神上得到解脱。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让他们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胁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这就使佛教有了较广泛的信徒。

　　佛教在南方、北方都广泛传播开来。一些高僧在翻译佛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更密切。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等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佛教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一，消磨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安于现状。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其二，耗费财物。南北朝时，各地大修佛寺佛塔。北魏凿龙门石窟，历时二十多年，耗费极大，用工达八十多万人。南朝建康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萧梁百官为赎梁武帝，每次都耗钱上亿。这些钱财“皆是卖儿贴妇钱”!其三，占田夺人，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与封建政府争夺劳动力。因此，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灭佛的现象。从理论上范缜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政治上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

　　葛洪及其“儒道合一”的思想

　　葛洪（约283—约343），东晋道教大师，医学家，文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江苏丹阳句容人。少时以儒学知名，后崇尚道教。303年，曾任将兵都尉、伏波将军等，后弃官至洛阳，广求异书。晚年到离广州不远的罗浮山炼丹，企图长生不死。著有《抱朴子》、《神仙传》，另著《金匮药方》（100卷），又托名刘歆撰《西京杂记》，还写有诗、赋、碑等百卷，移、檄、章、表等30卷，已散佚。另有《肘后备急方》4卷，为古代医学名著。其所著《抱朴子》70卷。葛洪把儒家的纲常名教融合到道教理论中来，宣扬道教徒必须积善立功，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制约自己的行为。“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同时，葛洪又用道家的“玄”“道”“一”等哲学范畴来附会他的长生不老的神仙理论。这种儒道双修的神仙道教理论，是魏晋以来合儒道为一体的玄学影响道教的体现，也使道教完全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唐代儒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首先，儒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儒学同佛学的结合。儒佛结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韩愈为代表。韩愈一方面极力排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韩愈的观点就是“治心论”和“道统论”。前者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明确地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但儒学并没有形成为宗教，在韩愈的思想中无此迹象。另一种类型以柳宗元为代表。他一方面公开赞扬佛教，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改造佛学的若干理论命题，建立起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无害于封建伦理。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就是儒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理学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代儒士解经，大都不顾旧有传注，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命义理之学”，简称为“理学”。由于宋儒认为这种理学是经孔子、子思、孟子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他们自己则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因此又称其为“道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义理。代表人物有二程和朱熹等，以他们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流派合称为“程朱理学”。此外，还有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人，他们以“心学”的形式同程朱理学展开辩论。理学以道体（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有一个更根本的原理道理，即形而上的存在）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明末至清代，理学受到了批判，逐渐走向衰落。

　　心学

　　心学，又称“良知之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它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主张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程朱理学以“道”或“理”为宇宙的本体），这一体系强调自心，主张修生养性，返身而诚。先秦孟子和宋明陆王都是心学的哲学家，都强调人的主观性，并且认为在顺境或逆境下也不能动摇。南宋时，陆九渊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成为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强调人的主观意志方面的思想，以心即人的主观性作为哲学的核心，并和他的学生形成一个学派，称为“南宋陆学”。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成为集心学之大成者，因而又称“陆王心学”。

　　二程及其主要思想

　　程颢（1032—1085），字伯淳，私谥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因居临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两人为亲兄弟，河南洛阳人。二程，以理学家周敦颐为师，在总结了先秦关于理和道的观念，以及宋初以来思想家关于理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来，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二程哲学核心是“天理”或“理”。他们认为“理”不仅总摄天地万物，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理”是万物本原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封建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也是天理的表现，不可违背。在认识论上，二程的“格物致知”并不是指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内心恢复“天理”。二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理学，并在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

　　朱熹（1130—1200），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翁，最后号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一生的主要活动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朱熹的著作堪称浩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小学》《童蒙须知》《资治通鉴纲目》等，后人整理汇编有《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朱文公文集》（100卷）朱熹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大师李侗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构起了一套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朱熹认为“理”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伦理原则。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所建立的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从元代开始，朱子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它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

　　宋代理学的发展

　　宋代理学是一种以儒、道、佛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新儒学，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理学的产生，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理学的开创、奠基和集大成三个阶段。①理学开创于北宋初期，当时名儒孙复等人有感于五代君臣父子伦纪的破坏，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在治经过程中，不重章句训诂，而以阐释义理为主，这些都对后来理学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宋仁宗庆历年间，周敦颐在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已经开始使用“理”这一概念，只是尚未置于哲学最高范畴加以阐述。周敦颐以极其简洁、抽象的语言，论述了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问题，提出了一切本于“太极”的观点。②宋神宗熙宁前后为理学的奠基阶段，张载和二程（程颢、程颐）被视为奠基人。张载以“气”为万物的本体，二程以“理”为万物的本体，并对“气”和“理”这对重要的范畴各自作了论述。二程把“理”作为万物的本体，认为“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理”。张载和二程提出的命题，成为宋明理学的命题，从而将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③南宋时期为理学的集大成阶段。朱熹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教及诸子之说，建立了一个博大繁杂的逻辑体系。与朱熹同时期，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他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奠定了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基础。

　　明代理学的特点

　　明代理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①明代初期。这一阶段大体上从洪武初年到成化年间（1368~1487年），这一时期朱熹的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成为明王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学术空气异常沉闷，除了一味重复朱熹学说之外，几乎在理论上无所创新。②明代中期。一般指从明英宗正德年间开始，到明神宗万历后期，即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的150年左右的时间。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中期，出现了明显的转化：一方面，程朱理学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另一方面，王学崛起，发展成为显学。③明清之际。各学派和思想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把我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并作了总结，为拉开近代的序幕做好了准备。这一时期学术领域出现的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提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

　　王守仁及其心学

　　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字伯安，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史载王守仁喜言兵事，且善射，并好学，学识渊博。从34岁开始“专志授徒讲学”，从事教育20余年，直到57岁病逝为止。王守仁一生以破“山中之贼”和“心中之贼”为其己任，以达到“辅君”“淑民”，挽救封建危机的目的，因而，曾受到了明王朝的重用和封赐。但也遭到了一部分官员的猜忌和打击，直到王守仁死后38年，才恢复他的名誉，诏赠新建侯，谥文成。王守仁的著作，辑为《王文成公全书》（38卷）。王守仁心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①“心即理”。他认为身体的主宰是心，心之所想便是意，意之本性便是知，而意之所在便是物。还进一步论证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的学说。②“知行合一”。他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③“致良知”。即就是克去私欲，恢复心体无善无恶之本来面目。“良知”就是“天理”。王守仁将“致良知”视为“圣人教人第一义”。

　　3.学术观点

　　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学术界的权威看法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还有学者认为，理学的产生与上述政治、学术思想无关或关系不大，主要原因应是北宋建国八十年后，在政治上，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对外屈膝苟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三冗”问题严重等；在思想上，大力宣扬文治，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思想禁锢等。

　　4.插图说明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约10千米处的后屏山南麓。占地面积3000多亩。此地在唐代曾是李渤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根据文献记载，“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楼建亭，引泉植花，遂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取名白鹿洞。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北宋末年，书院毁于兵火，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重建院内的建筑，延请名师，充实图书，亲临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于是书院的名声大振，宋时著名的哲学家陆九渊、王守仁等都曾在此讲学。后代书院又几经兴废，现存建筑多是清道光年间修建的。书院坐落在贯道溪旁，有棂星门、伴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白鹿洞、御书阁等主要建筑。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而建的，祠后有一石洞，内有石雕白鹿一头。朱子祠的东厢，设有碑廊，内嵌有宋代至明清的古碑120多块，其中有朱熹手书真迹、明代的状元罗洪先的《游白鹿洞歌》等，这些古碑既是珍贵的书法又是难得的史料。朱子祠前，与礼圣殿并列的是一个两层的楼阁，名“御书阁”，是清康熙帝赐匾额及古书后，由南康知府周灿请命兴建的。棂星门的西北角，曲径通幽，山石林泉，还有“钓矾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等胜迹。

　　5.参考书目

　　《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宋明理学》，吴乃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宋明理学研究》，张立文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主张。

　　难点

　　探究进步思想主张形成的原因与进步思想的评价。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明清两朝，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后期。那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不断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如同世界各国的规律一样，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地反映出来。于是，在明清时期思想界里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乃至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中新的潮流。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本课教材围绕这一主题，向学生分别介绍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四位进步思想家。本课原始材料较多，建议老师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资料，弄清历史概念和有关引文的含义，然后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出所要探究问题的答案要点。

　　本课引言介绍程朱理学强调的三纲五常思想，在明清时期进入极端，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对程朱理学提出了批判。本课引言的目的是承上启下，加强知识的系统性和历史性，帮助学生理解：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发展和变化。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的学习。

　　第一目“李贽的离经叛道”

　　教材首先介绍了明后期的社会现实，对李贽离经叛道的出现做了历史背景的铺垫，随后重点叙述了李贽的进步思想。

　　（1）李贽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

　　李贽生活在明朝后期，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受教于王学的泰州学派。青年时代生活困乏，到处奔波。中年后做过二十多年小官，感受到明末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晚年毅然辞官，专事著述和讲学。后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著作被列为禁书。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形成了李贽“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

　　建议老师在讲解这一问题时，可引导学生将李贽的生活经历概括为三步：年少时的求学经历，中年时的做官经历，晚年的入狱迫害致死经历。而前两点经历都直接影响着李贽“离经叛道”性格的形成。

　　（2）李贽的代表作

　　教材通过插图来提示李贽的代表作及书名由来。李贽著有《焚书》《藏书》等多种著作。《焚书》的起名是李贽认为将来这些著作定会遭到焚毁。《藏书》的命名则是由于李贽认为这部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的缘故。建议教师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让学生自己阅读。

　　（3）李贽的思想主张

　　这部分内容教师可在引导学生理解相关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依据教材分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第一，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李贽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的迷信。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李贽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理论。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他还认为，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的六经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而已，根本不是什么至尊理论。同时他尖锐地揭露道学家“阳为道学，行若猪狗”。第二，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首先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追求平等、个性。他称赞汉朝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自由恋爱，赞扬寡妇再嫁；并公然称赞武则天是杰出的女政治家。他赞扬改革，肯定农民起义。第三，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动去谈仁义道德，主张人应该享受正当的私欲。

　　（4）对李贽进步思想的评价

　　教材中没有专门的叙述，教师组织学生结合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主张进行讨论，最后引导得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带有民主色彩。

　　第二目“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教材叙述了黄宗羲的生活背景和思想主张。学生学习时一定要结合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特征理解其思想主张。

　　（1）生活背景

　　建议老师按教材讲，不要过分展开。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思想主张和代表作

　　这一部分内容学生学习时有一定难度，建议教师首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弄清教材意思，然后结合相关原始资料，师生合作，归纳出思想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主要表现在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专制，强调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准应当是看广大百姓快乐与否。他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思想体系。黄宗羲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思想命题。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

　　第三目“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

　　（1）生活背景

　　顾炎武的生活背景与黄宗羲相似，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思想特色和代表作

　　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也激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是所有人的事，这段话后来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但是，顾炎武的思想主要特色却是经世致用，这也是教材强调的。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真知。他重视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关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作表作是《天下郡国利病书》。

　　第四目“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思想特色和代表作

　　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王夫之认为“天下惟器”，即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发展变化的。同时，他的思想中还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考察研究认识，一切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却是相对的。王夫之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本目【历史纵横】，了解王夫之思想和王阳明心学的不同之处。

　　最后，指导学生阅读《课后要旨》，进一步了解本课的核心内容，同时，认识明清之际出现这些进步思想家的历史背景及其思想特点。同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结合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主张进行讨论，最后引导得出：生活在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构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洪流，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这堂课学习内容的重要特点是分析、理解难度高，因此，教师可采用以“导”为主的教学法，讲、读、议结合，指导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取有效信息，并有机地联系相关原始材料，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同时可采用一些多媒体手段，选播一些图片、原始文字资料，提高课堂效率。

　　请学生认真听老师讲解导言部分的内容，了解思想史的发展轨迹，认识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教师导入新课。

　　关于第一目“李贽的离经叛道”的教学。教师可围绕这一子目预先设计这么一些讨论题：①李贽是号称“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其“离经叛道”的表现有哪些呢？②体现李贽思想的著作有哪些？③你怎么看待李贽的思想？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教材相关内容，要求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动眼、动笔、动脑三管齐下，在教材中圈出关键语句。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完教材后，先讲清一些历史名词、引文的意思，扫除学生阅读上的障碍和其他方面的疑问，然后师生合作，找出思考题的答案。

　　第二、三、四目的教学思路可仿照上一子目进行处理。在这里特别强调教材提供的三幅人像插图和资料回放。课堂教学中利用得好，不仅有助于学生知识与能力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教师通过三幅人像图的讲解，使学生搞清了三位进步思想家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他们形成进步思想的原因。引导学生掌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由来及其含义，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这里教材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三位思想家都是儒学大家，他们所处的时代一致都是明末清初，社会环境都是社会大动荡，因此他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疑问，提出了新的思想，从而促成了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空前活跃。需要指出的是：他们都是借用孔子等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抨击汉以来特别是程朱理学对封建统治的维护学说。所以，他们仍然是儒学思想家。教材着重强调他们三人思想的主要特点，这在三个目的标题已经点出来了，要求学生记住。

　　最后教师小结本课的学习内容，回顾前面所学的三课内容，理清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过程，得出明清时期是儒家思想的活跃阶段。

　　2.教学案例

　　案例一介绍李贽人物图像时，教师可这么叙述：

　　同学们，请看大屏幕，屏幕上展现的就是以“异端”自居的思想家李贽。粗看其穿戴的衣冠，就能推断他为明朝人，实际上他生活的时间为1527~1602年，寿命较长，75岁。细看其面部，五官端正，眼睛中透着一股锐气和正气。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正气的思想家，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新潮流。今天我们就仔细体会其思想主张，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案例二关于理解教材第二目的【资料回放】，教师可这么引导学生：

　　教师说：先请大家阅读教材第二目的【资料回放】，阅读时在弄清原文意思的基础上，要划分好层次。

　　（学生阅读2分钟后）

　　教师问：本段材料主要讲什么问题？

　　学生答：古代君民关系变化情况。

　　教师问：按照黄宗羲的观点，古代君民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学生答：原先“天下为主，君为客”，后来变为“君为主，天下为客”。

　　教师问：黄宗羲持哪一种观点？其观点在中国古代还有哪些人持有类似观点？

　　学生答：黄宗羲的观点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孟子等先秦儒学思想家。

　　教师问：你对黄宗羲的观点有何看法？

　　学生答：其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要求，具有民主启蒙的作用。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原文内容略。

　　李贽写的这封信，说明了当时一种怎样的社会现象？

　　解题关键：儒学已经成为当时读书人谋官的工具。

　　思路引领：明清之际，人们只能按照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读书，不敢丝毫逾越。

　　答案提示：明清之际，程朱理学使得儒学日益僵化，人们只能按照程朱理学对儒家解释做学问甚至生活，任何不同的意见都会遭到社会的不容甚至道德的谴责。于是，读书人只能按照程朱理学的解释学习儒家经典，以谋取官职。读书人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社会风气虚伪，官场环境污浊。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是如何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

　　解题关键：不以程朱理学为教条，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主张。

　　思路引领：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思想特点，分析他们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答案提示：李贽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同时，抨击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以及王夫之的唯物思想，都与程朱理学专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有很大不同，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发扬了先秦儒学的积极因素，使宋以来沉闷的儒学日益活跃，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二、学习延伸

　　近代戊戌变法的主将梁启超，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警句自勉。他以忧国忧民的精神，参与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结合史实，查找资料，谈谈顾炎武和梁启超为什么有同样的感受。

　　解题关键：了解顾炎武和梁启超的思想共性。

　　思路引领：从顾炎武和梁启超生活的时代背景入手，认识他们的思想感受。

　　答案提示：顾炎武和梁启超生活的时代都处在国家危亡之际，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建议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搜集资料，阐发自己的想法，各述己见。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李贽的反道学思想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藏书》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

　　——《续焚书·答邓石阳》

　　予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奴，无不拜也。予性好洁，好洁则狷隘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谄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身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能下人，故心虚；其心虚，故所取广；所取广，故其人愈高。

　　——李贽《高洁说》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治学思想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己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庙丘墟。

　　——《日知录》

　　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己，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三》

　　顾炎武的民族思想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

　　顾炎武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日知录》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日知录》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太虚即气，氤氲之本体。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

　　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散而归于太虚，复其氤氲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庶物之生，自氤氲之常性，非幻想也。

　　——《张子正蒙注》

　　天下唯器而已矣。

　　无其器则无其道。

　　——《周易外传》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大性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己矣。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则生禀之异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常行也。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

　　——《二程遗书》

　　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黄宗羲反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

　　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明夷待访录·原臣》

　　2.课文注释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所共同主张的一种学说。它的主旨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它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而往往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现实，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新学风。明末，宋明理学的腐朽性已充分暴露，学者们痛感“清谈”、“务虚”之学风对明末社会造成的祸害，于是便在学术上加以批判，对改变学风各抒己见，此倡彼应，“经世致用”之学风靡一时，而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所赏识。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均主张以实用为宗旨的“实学”。王夫之要求“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顾炎武强调用“修己治人之实学”去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就是要提倡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他们还发扬注重实践、注重实证的求实精神，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后来，龚自珍、魏源等人再次提倡“经世致用”。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他们都去做，使“经世致用”之学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明清之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可与先秦媲美的另一个时代，就是与“经世致用”之学分不开的。

　　李贽及其主要思想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回族。从30岁到54岁，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家学府教师）、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不与腐败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学问和讲学活动，常与上司抵触。辞官后，先在湖北黄安居住三年，后来隐居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由于其言论著作，猛烈抨击了纲常礼教和孔孟之道，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屡次加以迫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动势力纠集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名，拆毁芝佛院，将他驱逐出境。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狱，并下令禁毁他的著作。当时李贽已76岁，病得很严重，听说明政府还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狱中自刎而死。李贽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

　　李贽具有突出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他蔑视儒学经典，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经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时的对病发药，绝非“万世之至论”。他尤其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人，别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因此不能把几千年前孔孟的学说作为衡量今天是非的标准。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必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他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藏书》）。李贽的这些言论，直接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级和纲常礼教。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3.学术观点

　　关于李贽思想是否反封建的学术争议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肯定说。侯外庐认为，李贽的思想具有封建叛逆者的鲜明性格，他在不少文章中对儒家的经典和道学进行了批判。李贽以人的物质生活作为道德观的基础，把传统的神秘的“道”从天上拉回到人世，从而打击了道家的正统地位。二，否定说，华山认为李贽是一个反道学的战士，但是“他反对的是假道学不是真道学，对于真道学他是竭力赞扬的，所以他反对道学不等于反封建”。陈曼平、张克认为，“李贽的政治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政治观”。

　　4.参考书目

　　《中国传统文化要略》，蔡东洲著，巴蜀书社2003年版

　　《中国文化概论》，李平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