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晓东谈中国教育之二：八股文毁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二年（公元606年），终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9月2日，其间共绵延1299年。作为中国官员选拔和知识测试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度曾具有三大优点：
（一）公平：它接束了官员选拔世袭制的恶习，使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知识学习来改变命运；
（二）公正：它开创了以知识测评来鉴定举子德行的时代，使得人们对如何公正求官有了明确的准备方
向；
（三）公义：它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也给许多黎民百姓带来了生活的梦想与追求。由此，科举制度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治变迁乃至文化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意义之重大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科举制度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可谓充满了活力。如，诗赋曾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项目，它要求人们具备足够的自然常识、文化知识及想象力，这十分有助于人的思想活跃，情操陶冶。策问是主试者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做出书面回答。
唐初明经科须答策问三道，进士科须答五道。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可以使士人从经学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而面向现实，用经史知识研究政法财经等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和才能的形成。科举由唐至宋，一直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五种。放在今天，这就是综合知识测试！
遥想唐宋盛世，中国的科举制度曾是何等进步！特别是宋真宗自打把科举士子视作天子门生，口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后，科举制度更是大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对文化的追求及寒门弟子对官宦生涯的向往！
八股文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
科举制度名声变坏，是因为明朝后的科举考试要求考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来作文。久而久之，它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其突出表现为：
（一）思维标准化：八股文讲究骈体辞赋合流，按照一定的格式填写，每篇都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且每股都要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不光如此，八股文的字数还需有明确规定，如清顺治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凡此种种，都使得考生的思维高度机械化、标准化，毫无自由发挥的空间！
（二）学习功利化：八股文的试题均出自四书、五经，全无有经世之学。它使人们只研究经书，不关心实用，整日只想着怎样做经书的文章，或干脆请人代写，再加以熟记。更糟糕的是，年考试，四书、五经上可作命题用的成句几乎使绝，所以为了防止士人投机取巧，主考管不惜截取经书部分语句作为题目，或者截断语句任意搭配组合，以致试题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凡此种种都使学习动机完全功利化，也使知识的学与用严重脱节。
（三）知识权威化：八股文规定考生“破题”论及圣贤诸人须用代字，如尧舜须称帝，孔子则称圣人；"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开端，其代圣贤立言之甚，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些做法都培养考生对知识毫无批判意识，对圣人顶礼崇拜，严重缺乏西方之“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文化传统。
（四）兴趣专一化：八股文主导科举考试，使得学子们的学习兴趣高度专一，这与春秋时代之“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谓大相径庭。更糟糕的是，它使得学子备考只读经典，不读杂论，言必孔孟，书必《论语》，知识结构也日趋狭窄。
八股文解读李约瑟之谜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比较了中西方的科技发展史后提出了一个突出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唐宋时代就已经领先西方，却在明清时代落后于西方。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对此，他本人的解释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导致人们求学只求仕途发展，不求科技发展，缺乏西方国家对科技研究的奖励机制（如科学院）。其实，在科举制度的最初几百年里，它还是颇鼓励学子人具有创新意念与综合能力的，只是在明、清之后它才越来越变得庸俗功利。对此，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曾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也。"
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1]与两湖总督张之洞[2]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实施新学”，清光绪帝准奏，并于9月2日颁令全国，“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由此寿终正寝，却也遗臭万年。可惜科举制度并没有错，错的是八股文的出现！科举制度的出现，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教育昌盛！西方社会到了19世纪都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科技制度这样公平、公正、公义的官员选拔制度，并对此钦佩不已！可惜八股文的出现，不仅毁坏了科举制度的清誉，也累及中国的科技发展严重地停滞不前！
这，当是李约瑟之谜的答案！
[1]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亭，号容庵，为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总理内阁，成为清末头号权臣。民国成立，袁氏当选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
[2]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清朝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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