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产后月经黑色咋回事:周恩来：把老舍弄成这样，我怎么向世界交代？

　　摘自：傅光明、郑实等《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阅读提示：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
　　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光明：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絜青：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光明：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絜青：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光明：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光明：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絜青：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光明：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絜青：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絜青：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光明：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絜青：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光明：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絜青：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傅光明：老舍流泪了吗？
　　胡絜青：他从来不哭，他特别坚强。我没到重庆时，他差不多老哭，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他不能孝顺母亲。我在北京替他孝顺母亲，把他母亲发送完之后，才带着孩子去的。他后来知道母亲没有了，他见着人就掉眼泪，就哭。
　　傅光明：老舍回家后抽烟了吗？
　　胡絜青：他就是写文章时抽烟，平常日子很少抽烟，三年困难时，还嘱咐我，来的客人，你别敬烟，烟我自己还不够抽的呢。
　　（采访时间：1993年6月26日上午舒家）
　　傅光明：我们一共采访了胡老两次。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第二次采访已经是几乎事隔一年了。这一次，当一切准备停当，我刚发问，胡老的话语就滔滔流出来了。
　　胡絜青：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到那里，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口号和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银行存有大批美金。
　　“造反派”和红卫兵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辩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提出入党的要求。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您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您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采访时间：1994年5月5日上午东城区丰富胡同
　　老舍故居）
　　舒乙：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
　　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
　　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草明曾来我家道歉
　　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傅光明：舒乙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读博时的指导老师。他在我从事“老舍之死”采访伊始，便以他老舍之子的特殊身份，给予积极支持。他主动向我提供了许多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并从来不干涉，也不过问。他懂得，任何历史见证人都有述说历史的话语权利。说得不对，可以去反驳，却绝不可以堵住人家的嘴。
　　他觉得我的调查和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因为老舍生命的结束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一环，且具有更深层的教训及思考借鉴。当我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请他审读时，他的评价是：“将老舍之死从五方面进行多元研究，即从老舍作品文本、从当事人口述史中、从老舍本人的历史和经历里、从国内外舆论对老舍之死的看法里、从老舍性格及文学地图背景中，一一进行剖析，这些归纳分析既详尽又系统，也是前所未有的，有条理，逻辑思辨非常清晰。”
　　对舒乙的这次采访，特意安排在了太平湖的旧址。采访过程中，耳边还不时传来地铁列车出站时尖利的鸣笛声。
　　傅光明：24日早晨老舍先生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25日您是什么时间得到的消息，去太平湖寻找父亲？
　　舒乙：寻找工作实际上是24日下午就开始了。24日我回到家，家里很乱，而且有大量的红卫兵，他们也在找。我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等红卫兵走了以后，我简单地化了一下装，因为当时已经很危险了。把当时父亲被打后缠在头上的血迹斑斑的水袖缠在腰里，然后拉着大妹妹一起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请求和接待站的负责人汇报发生的事情，要求他们配合来找老舍。
　　舒乙：
　　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草明曾来我家道歉
　　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我当时说，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向最高领导报告。的确是出来了一位负责人，非常认真地听了我整个的报告，看了我穿的东西，他知道问题非常复杂、非常大。他当时说：“我马上向国务院报告。”我当时的要求是直接向总理报告，他说：“我们马上向他报告。”这样我回家之后，电话就过来了，实际上是25日的凌晨，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他正在派人找，有消息马上通知，请你们等候。”这样我就上班去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单位里肯定找我的麻烦。到了下午，突然接到北京市文联的电话，说让我去一下，我就知道肯定坏了。我大概下午四点钟到了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文联有关的人已经非常紧张了，当时通知我说，舒舍予，他们不说老舍，已经自绝于人民，你到新街口豁口外面西侧的太平湖去处理后事。我匆匆赶到那儿。他们当时给了我一张证明书，只有几个字：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盖的是北京市文联的公章。这大概是让我办手续什么之类用的。这其实是定性的结果。就是说25日整个一天，因为尸体是25日清晨发现的，他们在跟有关单位商洽，怎么定性。
　　我穿过前湖，前湖没有人，就走到前湖和后湖交界的地方，有个小桥，上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很年轻的，带着袖章的，是市文联的人；另一个是父亲的老司机，而且旁边有父亲的卧车。实际上车已经换了主人，说舒舍予的尸体在这儿，我们现在正式把它移交给你，一切其他事情由你来处理。但是你不要告诉你母亲。他们本身显得非常紧张，说完马上钻进汽车就走了。这个老司机非常好，跟父亲关系非常好，只不过在当时的处境下身不由己。他等那个人上了车以后轻轻地跟我说，这个地方晚上有野狗，这个地方很偏僻。他的意思是让我非常精心地在这看着。我一看不能分身了，就马上跟这个年轻人提出来：你回去之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让她通知八宝山，把尸体收走。他们倒没拒绝，听我这样说也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走了，到市文联之后，给母亲打的电话，让母亲到太平湖来找我。我走到父亲尸体旁看一看，他是躺在湖边的小路上，这里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一条小路。他的头在西，脚在东，仰面躺着，制服已经比较凌乱了，但是经过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经干了。穿着布鞋，布鞋还比较干净，身上也比较凌乱，显然是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整理过的，验过，看得出来。父亲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都是淤血，也有很多地方是破的，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的。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的人好意把他盖上的。
　　这个时候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面冲西，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的是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的时候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我坐着坐着就发现雨下来了，潆潆小雨。我非常害怕，席子也挡不住，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坐在那儿，周围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地方离开闹市，比较安静，天在下雨，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个雨，因为它可以掩盖我的泪水，它可以陪着我一块落泪。
　　我估计，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有车了，母亲还没有到。这时我就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就站起来向门的方向走，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我的名字，她这种很凄惨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当然知道白天发生了什么，就直接告诉她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她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运到火葬场了。当时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当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了，看过这个条子，她们说，不能保留骨灰。实际上她们知道这是谁，她说这是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后来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是那个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捡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这几个东西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放着。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百思不解。到很后来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他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以后买给自己的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一切人都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而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实际上他青年时对这个地方很熟，德胜门外的郊区，所有的私塾归他管，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熟悉了，他自己走过了。
　　傅光明：去八宝山是您和母亲一起去的吗？
　　舒乙：我们走岔了，去八宝山的是母亲，补办手续的是我。
　　傅光明：是不是可以说老舍先生是有意识地把他人生的起点选择为归宿了？
　　舒乙：我想是这样的。大概大家比较熟悉他的《四世同堂》，他对主人公眼睛的描写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钱默吟太太的眼睛，因为她死了亲人，死了两个儿子，在葬礼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老太太不哭，不说话，但是两个眼睛放出了异样的光，这个光把大家都吓住了。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她的眼光表现出某种神奇的力量。觉得她要出事，后来果然抬到了墓地以后，她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当国子监的这一幕发生时，老舍先生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虽然戴着眼镜，但是和他一起挨斗的这些难友们，突然发现老舍先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们马上觉得非常害怕，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这样想法的不止一个，萧军先生，其他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这个眼睛太可怕了。他就在那个时刻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联系他写的人和他自己的品格、性格，马上猜出来。
　　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他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后来我找到了这篇。
　　当时坐在这儿，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后来我找到了这样的话。这个使命是什么就很清楚了，身殓，殉难这就变成是很积极的东西了。现在有很多解释老舍之死的东西，我觉得核心部分好像应该是这个，证明他是经过深刻思考的。再到后来我碰到一位回民老人，是国内有相当地位的一个大阿訇。我碰到他时，他已经接近90岁了，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他当时住在什刹海，后海。被打成过右派。他虽然是个非常有名的宗教人士，但也被打成右派了。后来他的处境非常不好，到最后就沦为普通老百姓了，家也搬到普通平民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