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例假可以艾灸肚脐吗:国际移民，国家竞争中意义深远的战略力量

　　【关键词】国际移民;国家竞争力;移民潮

　　一、 从历史上的中国国际人口迁移走向看国家竞争力的消长

　　中国华人向境外移民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一些学者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推断，商朝末年，周灭商，曾有大批商朝军民东渡大海逃亡，远至美洲大陆。而在秦朝时期，史书曾有秦人移民日本创国的文献记载，元朝周致中在《异域志》说“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为国焉。”同一时期，秦始皇得天下后严刑峻法，又不顾国力大兴土木，造成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1]汉朝时期，则打开了丝绸之路的通道，建立起一条中国和东方进行商贸、文化和人口交流的纽带;而在海上也开辟了通向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此后的南北朝、唐、宋、元、明各个时期，均有自发性移民海外的记载，其中以东南亚等地为主。而始于明代永乐年间(1405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得中国的海外移民人数达到了中国封建时期的第一个高峰，大量中国人随着船队遍布沿途经商、定居，此为东南亚华裔繁衍的缘起。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报道了肯尼亚拉穆群岛发现郑和船队中国水手后裔的情况，该发现曾引起两国外交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的航海事业和国际交往便戛然而止，让位于欧洲，从此之后完全退出逐渐兴起的世界市场，主动放弃了世界近代史上风起云涌的竞技舞台。

　　整体而言，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人数仍然相当有限。由于内敛的儒家文明特征以及守成的民族特性，中国的先民虽然有悠久的海外谋生传统，但却几乎没有海外殖民的历史。中国的封建王朝越是到了近代，越是趋于保守和封闭，尤其以明朝海禁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最为典型。自公元3世纪至19世纪末，当中国国力在世界上依然先进和强盛的时候，历代中国王朝建立了独特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册封制度和朝贡体系，该秩序曾一度覆盖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然而，随着近代鸦片战争的到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善于学习和变革，其国力开始变得强大，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但由于该岛国各种资源极为有限，于是日本以“大东亚共荣”为藉口，力图以武力改写亚洲秩序，并通过侵略战争来推行其帝国意志，二战期间日本曾向亚洲多个占领国家大举殖民，这一时期分布亚洲各地的华人、华侨广泛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和迫害，大量华人被迫回迁中国。就朝鲜和日本两地而言，他们在历史上曾同属于紧密“汉文化圈”，但其古代各时期的华人移民已基本完全融入当地，近代以来的华人移民大多在二战期间遭日本势力驱遣，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朝鲜境内仅各剩下约4-5万华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间，中国虽然充满高度政治自信并努力在第三世界构建自己的外交阵线，不过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孤立和孤独的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政治阵营等原因，中国与韩国、日本的民间往来及交流曾长期处于中止状态，两国战后曾通过废除汉字、更改汉字地名等方式进一步去中国化;而在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国际力量博弈和狭隘民族主义等因素影响下，二战后也在相当长时期内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并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排华、屠华事件，海外华人移民为此承受了空前苦难。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逐渐步入正轨，大陆随之掀起了数次向全世界各地外迁移民的热潮，其中以欧、美、加、澳等发达国家为主，此外还出现了境外人口成规模移居大陆的现象。新世纪，国际移民问题是中国必须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因为中国未来的奋斗方向，是一个华人和世界各族裔共生共荣的新时代，是一个华人可以通行全球、不再遭受歧视和恐惧的新时代，而这一任务还任重道远。当前，除了新加坡华人占比75.2%、汉语为其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其它任何国家以华人为主体、以汉语为其官方语言，这一点与当今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主流、英裔人口全球广布以及英语全世界通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盛唐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口迁移的最佳目的地

　　唐朝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朝代，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此外，它还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信仰多元、迁徙自由以及人口国际间交流频繁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周边各个民族和世界诸多国家人口前来定居和发展。唐朝人口估计8500万左右，超过西汉而成为中国人口史上新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安作为唐朝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越条件，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密切来往。长安吸引和容纳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各国的士民、商贾、僧道、使节，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市。根据学者估计，当时长安人口多达100万。

　　盛唐时期，唐朝对异域文化和来访者采取“自由驱使，决不介怀”的态度。其人口中有大量外来移民，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相当普遍，连唐朝皇室也有非汉族血统。唐朝鼓励商业贸易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激发了外商特别是具有好商传统的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和定居的热情。外来移民在当时的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均有频繁的商贸活动。境外人口的内迁带来了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繁荣。史学界认定，唐高宗永徽年间，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即随大食国来华的阿拉伯使节或商人传入中国，此为中国回族以及回教的源头，并在后来历史中演化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当时境内外各族裔的互通交融也丰富了中华各民族的血统。唐代还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的一个时期，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佛教宗派这一时期也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今日印尼，并有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的佳话。由于国力强盛、政治开明，唐朝和海外唐人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威望，在国外经商和传教的移民也很多。他们在中亚被称为“唐家子”，在日本被称为“唐人”，华人集居的街道，被称作“唐人街”，这一称谓至今仍然通行于世。

　　(二)近现代国力衰落看中国海外移民的谋生性和逃难性特征

　　中国自清朝以来的移民海外热潮，与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有着密切关联，道光时期中国人口达到了4.3亿的历史最高记录。然而，由于中晚期的清政府腐朽封闭，农民抗争此起彼伏，加之西方力量的强力冲击以及两种文明的剧烈碰撞，这些因素导致了清朝庞大的人口基数并未带来相对应的生产力。中国近代历史上，概况而言有三次标志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运动，即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鸦片战争之前，福建、广东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由于航海出境条件便利，因此南部沿海成了中国海外移民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清初蓝鼎元描述“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 [2]早期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不过，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则始于19世纪中叶，此时清王朝开始衰败并逐渐陷入内忧外患，而西方殖民势力则开始进入远东地区，其殖民体系缺乏大量劳动力，加之黑奴贸易废除后，美洲、澳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十分昂贵，贩卖华工和劳务输出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沿海地区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由此得以大规模谋生海外。由于鸦片战争战败，1893年，清朝政府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正式废除了延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规定凡中国在洋商民“概准由使臣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并听随时经商出洋”。[3]这一阶段大规模移民输出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了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此阶段因太平天国起义，东南地区民生凋敝，共约有200万华人通过“契约华工”、“卖猪仔”的方式被运至东南亚从事种植、矿业等工作。此外，19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了西部淘金热潮并开始修筑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中国大陆曾输送华工移民多达10万人，随后华工参与了美国各行业开拓，为美国大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华工移民却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压迫和歧视.。1882年，美国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排外法令》，限制中国的移民数量，并将该法令扩展到其殖民地菲律宾。直至二战时期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才得以逐渐改善。该阶段虽然华人海外移民情况普遍，但清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却颇为被动消极。19世纪末，巴西开始开发亚马逊平原，苦于人力缺乏，该国曾派人于1879年、1893年两度前往中国，希望大批引进华工移民，当时清朝统治者两次加以拒绝。1897年，鉴于晚清及中国前景的忧患，康有为曾专程进京上书“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4]但此举并未得到清政府回应。甲午战后，巴西转向日本商谈，反而得到积极响应，1908年开始，日本掀起了大规模移民巴西的热潮，先后输送人口30余万，经数代繁衍，今日巴西日裔人口已达数百万之众。不过百年来华人通过个体和小规模移民方式也陆续有人前往，当今巴西的华人移民约有20-25万，与当地融入情况良好。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形成了下南洋的新一波移民高潮。当时东南亚殖民地各国经济发展需要大批熟练劳工和商贸业人员，而中国内陆战火连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顶峰，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又被迫回迁国内。[5]以后十多年间，中国处于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之中，不断有中国人因谋生而迁居海外。新中国成立后，西方阵营的封锁使中国内地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内地民众的海外移民通道被关闭。直到最近三十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中国大陆外迁移民现象才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二、从二战后五十年间东南亚排华浪潮分析背后的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势态

　　海外移民，常常会因文化、血统、习俗的不同而成为民族主义或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由于海外移民是所在国的少数族裔，面临突如其来的冲击和迫害，他们常常孤立无援、深陷绝境，此时海外移民必然会再次外迁并试图寻求母国的救助。在国家层面上，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不仅表现在国力或军力的强盛上，同样还表现在该国海外移民和族裔在各国的地位和遭遇方面。可以说，一国侨胞的境遇是母国竞争力强弱的一个灵敏方向标。一旦出现海外一国侨民或族裔遭受大范围迫害，则可以理解为该国竞争力的衰落，而该国所隶属文明形态也必然由此遭受创伤。不过，一个物极必反的经典案例是，二战期间希特勒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欧洲许多国家的犹太人遭到大屠杀，但这也加速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复国决心，他们最终相隔数千年复建了以色列国，进而开始最大限度地吸收和保护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需要补充的是，对于那些歧视、迫害外来移民的国家来说，其行为也是极为短视的，因为通过暴力维护极端和狭隘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会伤害这些国家长远的竞争力，并且有悖于国际道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直接违背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并被视为“危害人类的国际罪行”，因为种族平等成为当今文明国家共识和基本的行为准则。

　　在我们的国际视野中，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数千年海外移民历史上，在东南亚诸国，几乎没有哪个时期像20世纪下半叶这样出现如此高频度、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华人华侨(下文简称华人)遭受到了大范围遭受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政治迫害。虽然中国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近代千年来曾在亚洲各地广泛传播，并在东南亚拥有广泛的地缘优势、文化基础以及华裔人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中国政权的更迭，成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心理和物理联系的一个分水岭。战前，海外华人移民大多效忠中国，与大陆的祖籍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积极参与国内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等政治活动;战后，由于国际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与当时国际两大政治集团霸主的美国和苏联先后交恶，并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间接的军事对抗及政治冲突，而且当时国共两党仍然处于军事对峙和政治敌对状态。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和两大阵营对峙，加之大陆内政外交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使得中国大陆不仅在境内进行全民阶级斗争，而且还一度跨越边界，影响和输出革命到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这一期间，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他们对本国人口采用“土著与非土著”二分法，将华人族群当作“外来移民”加以打压，由于失去了母国的有力声援和支持，东南亚多个国家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多次大规模排华、屠华浪潮，导致了遍布东南亚各国的大量华人失去财产和生命，其余幸存者大多逃难至周边温和国家、欧美西方国家或回迁中国大陆。仅就越南、老挝、柬埔寨(印支三国)而言，1975年他们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采取了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措施，结果导致了三国大批难民外逃。不完全统计，该时期成功出逃的160万印支国际难民中，来自越南的占65%，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占20%和15%，其中华人、华侨占到了难民总人数的70%。1975-1986的11年间，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介入，这些难民分别被美国(约80万)、中国(28万)、加拿大(12万)、法国(11万)、澳大利亚(10万)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纳。[6]该时期进入中国的28万印支难民中，有90%为华人，其中的“难侨”部分已基本解决身份问题，但对于部分国籍未明的“难民”，由于大陆没有成文的“难民法”和管理政策，他们至今仍处于“非国际、非公民、非人口”状态，其迁徙、就业、就学等均受到严格限制。[7]

　　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的大规模驱遣、迫害以及同化华人移民的行为，一方面压缩了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当代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排华行为也因华人再次逃亡而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和国民财富严重受损，并导致了经济倒退、社会秩序混乱等系列问题。随着21世纪初中国国力的增强、外交政策的调整，并随着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理性恢复，使得排华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起，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全面回升，华人再次开始出现向东南亚回迁和新移民现象。下文是上半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华人移民变迁及大规模排华事件的概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一特定时期的华人苦难，仍然有待于学界付出更多努力去发掘史实、寻找真相。

　　(一)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马来西亚自古就是华人移民的理想之地。1957年该国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时，华人占全国773万人口中大约40%的比例。此后，该国政府关闭移民大门，不再接受中国移民，此后华人人口基本依赖其自然增长。1963年9月16日，华人占绝对多数的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作为一个州正式并入“大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不过，由于时任新加坡州长的李光耀在马来西亚国会倡导：马来西亚属于马来西亚人而非马来人。这一政治理念遭受非议，加之新加坡华人族群引起马来西亚的强烈排斥，1965年，新加坡被迫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不料新加坡就此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1969年，马来西亚“5.13”排华事件爆发。当时该国亲华的在野政党将获胜上台执政，为了阻止这一势头，马来人的巫统组织策划并引发了大规模马来人及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最后亲华政府被推翻，事件导致至少数百名华人丧生，华人社区出现大面积恐慌和骚乱。

　　客观而言，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各国中算是一个政治颇为温和的国家，与周边印尼等行为更极端的国家相比，其华人的安全保障和发展空间均要更好一些。近年来，虽然华人的待遇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现实仍然存在的政策不公、发展空间狭窄，教育资源受控等问题，华人在马国人口比重一直在不断下降，并加速了以华人为主的马国人才的海外迁移。1980年，华人人口降至总人口的32%，2010年则降至22.5%。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2010年，马来西亚在短短18个月内，2800万总人口中就有逾30万人移居国外，其中大多数为华人。还有消息称，日本为了解决本国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难题，正在悄然加紧移民引进工作，没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马来西亚华人则受到青睐，高度发达的日本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美国、台湾之外又一理想迁移之地。

　　(二)缅甸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自汉唐开始，便有中国人通过云南入境缅甸从事商贸和矿业开采。英国殖民者曾在1824-1885年间发动三次入侵战争，缅甸在二战中曾被日军短期取而代之。英殖民期间，华人经济在该国实力弱小，次于英裔和印裔群体。1947年，民国驻仰光总领事馆统计华人人口为38万，占该国总人口的2.3%。1948缅甸正式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独立后缅甸针对英国资本的国有化政策为华人经济提供了契机，1962年时，缅甸华人经营的工商业已占到了该国私营工商业的75%左右。[8]1962年，军人奈温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实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政策，1964年，缅甸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被东南亚报纸称之为“劫取外侨财产”的掠夺政策，华人财产丧失殆尽，百年经营毁之一旦。1967年，在国际出现整体性反华背景下，受文革期间大陆“革命外交路线”影响，加之奈温军政府试图转移国内民众对军政权的不满，由此爆发了仰光“6.26”排华骚乱。[9]以华侨学生停课抗议为由，以缅方军人为骨干，政府方授意数千名有组织的暴徒冲击仰光华人居住区，44名华人遭到杀害，1300名华人被拘留。[10]排华骚乱波及仰光全地区，大搜捕恐怖随即在全国迅速蔓延，打击重点对象为亲华的“红中国人”。此次事件导致中缅邦交恶化，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并导致了华侨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大批华侨再次移民出境，境内华人在该事件之后，也加快了入籍和同化步伐，并开始尽量隐藏自我认同和华人身份。军政权的极端民族政策致使该国人才外流、黑市猖獗、物价剧升、国民经济不断恶化，1973年开始，奈温政权不得不调整经济，承认私人投资工商业，为华人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新的机会。1988年起，缅甸开始进行民族和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鼓励私有化政策，国民经济及华人商贸实力均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华人经济、政治地位的逐渐好转，吸引了一些华人复归和投资经商。1994缅甸官方统计表明，全国注册私营公司14546家，其中华商和出口分别占80%和30%，华资银行占私营银行个数的80%以上。[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缅经贸飞速发展，双方贸易额、中国对缅援助、官方和私人投资等急遽上升，激发了大批中国新移民前往，有估计认为，仅21世纪初10年间，有多达100万中国新移民前往缅甸，加之旧有老一辈移民、10万果敢族汉人等原有华人族裔，学者估计当前华人在缅总数约为250万，[12]占缅甸5050万人口的5%。不过，经历上次排华事件重创之后，在缅华人的经济实力、政治权利以及精神状态所受创伤并未完全恢复，尤其是华人的政治地位从未实现真正平等。虽然当前中国与缅甸政府间关系良好，并为华人在缅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一成不变，中缅关系仍然显得颇为脆弱。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2008年缅甸军政府实施的新宪法中，华人、印度人在被选举权等关键性政治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华人的未来安全当前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比如，华人经济与当地经济差距的分化存在着族群暴力冲突隐患，而缅甸华人人口的增加及新移民的加入有可能激发起缅甸本土人反感情绪，而该国的政局动荡也有可能诱发民族间内战。缅甸华人未来命运的另外一个关键点还在于，中美等大国已在该国已开始近距离接触和博弈，但中西方在缅甸的支持对象和意识形态却不尽相同。从1988年起，缅甸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曾因人权、民主政治、毒品等问题受到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而中国却是缅甸该势力最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13]而西方社会力主推动的民选式多党政治，已经越来越明朗地成为一个发展趋势。根据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如果未来缅甸政府一旦认为需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和影响，那么在缅华人群体有可能再次成为该国多元外交和距离外交的祭品和棋子。针对可能出现的乱局和排华事件，中方应该早做预案。比如，2009年8月8日，缅甸军方向汉族超过90%的掸邦第一特区果敢的民族民主同盟军发动军事攻击，导致超过1万名当地民众逃往中国境内，该事态表明缅甸边境华人生存条件和发展处境仍然极为艰难。2010年11月，随着缅甸政府组织的多党制全国大选，尽管目前仍由军政府势力掌握实际政权，对于未来的变局，中国政府需要及时挑战外交策略，继续发挥地缘优势和国力优势，尤其需要通过“软实力”来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以期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保持主动。

　　(三)柬埔寨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1949年，柬埔寨有华人42万，为全国人口的10.8%。50-60年代，华人的生存状况良好，经济领域欣欣向荣。1954-1970年，西哈努克执政期间，华人经商人数占全柬经商人数的92%，华人经营了该国70%商店以及80%对外贸易。1975年，柬埔寨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高棉(民主柬埔寨)政权上台，该政权推行极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运动，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他们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并受到了血腥剥夺和打击。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多采取了种族灭绝政策，全国810万人口降至640万，近五分之一人口非正常死亡，该国少数族裔惨遭灭顶之灾。在经历了红色高棉政权的短暂统治后，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14]1978年12月25日，越南以解救侨民为由大举出兵柬埔寨。1979年1月，越军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其残余武装走入丛林坚持武装对抗了19年并最终投诚。1989 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 年，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并组成新政府，随后中柬关系逐步解冻和升温，华人华侨政策得以调整，流亡华人开始出现回流，其文化上、经济及政治上权益也逐步得以恢复。新世纪以来，柬埔寨迎来了新的华人移民高峰，仅2000-2005年间，各种方式的大陆新移民便达到了10万之众。2007年，在柬埔寨1100 万人口中，华人人口又恢复到70万左右，约占柬埔寨全国人口的5%。当前，柬埔寨华人80%从商，几乎经营了柬埔寨80%的经济，国家税收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华人开办的公司、工厂和银行。在政治上，目前柬埔寨洪森政府内阁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内阁部长都有华裔血统。[15]

　　(四)老挝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1893年，法国殖民下的老挝为了拓展经济、开发资源，曾采取种种优惠吸引华侨前去进行贸易和开垦土地，19世纪末已有约5000华人。20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开始限制华人，1930年反而降至3000人。二战后华人移民再度增加，1954年，老挝独立时全国有华人5万左右。1975年，老挝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追随越南，中老关系随之恶化。同时，老挝全面推行极左“社会主义”制度，实施“社会主义改造”，15万华人作为“资产阶级”，华人社会收到全面冲击，其商店和工厂被关闭，财富被剥夺，他们绝大多数以难民形式逃至泰国、越南及欧美等地，20世纪80年代老挝华人社会仅剩余约5000人。[16]1986年起，老挝再次紧跟越共，实行“新经济机制”，打破国有垄断，放开私人经济，同时放松了排华歧视政策。整体而言，老挝政治氛围宽松，对待外商友好，族性平和温顺，境内华人基本享有充分社会权利，当前尚未有针对华人族群的政府或者社会歧视。华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借老挝的政治变革和谋生环境改善之机，以中国公民为主力的更多境外华人开始大规模涌入从事经济活动，其中包括大批来自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内陆省份的一些打工农民，在这些“新移民”看来，老挝的就业环境和挣钱机会，相对于国内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还是相对宽松。2010年，老挝人口约有600万，学者估计该国华人人数已超过10万人，约占其总人口的1.6%。

　　(五)越南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根据越南人口统计数据，1945年该国华人人口为69.8万，1975年为167万。20世纪50-70年代，为了支持北越抗击美国武装干涉中南半岛，中国在国家极端困难情况下做出重大牺牲，向越南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及200多亿美元财力援助。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其政权上台后利用“社会主义改造”之机，对全国私有财产开始掠夺，反华排华行动也随即展开，华校关闭，报社关停，华社解散，华人利益受到极大损害。1977年4月开始，越南当局开始有针对性地没收华人财产，并开始大规模驱逐华人，仅被驱回中国大陆华人就达20多万。为了打击越南排华之风，打破苏越军事同盟威胁，也为了对越南出兵中国南亚“盟友”柬埔寨做出反应，1979年2月14日，中国正式对越宣战，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对越自卫反击”边境战争。中越战争加重了在越华人的政治迫害，据2005年《文汇报》报道，1977-1984年，共有100万越南难民陆路逃至泰国、老挝等邻国，成功抵达联合国难民营约50万;150万难民乘船从海上前往香港、菲律宾、东南亚邻国、澳大利亚，再辗转至欧美等地。海上出逃难民中约有三分之一在海上丧生或失踪，其中多数是华侨、华人。[17]直至1986年越南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华人难民潮才逐渐平息。1989年，越南全国人口普查，华人人口为90万。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越关系正常化及越南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越南整体上才获得了较为健康快速的发展，越南华人的人权条件和生存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许多境外华人选择返乡发展。2004年，海外越侨汇款达30亿美元，回越南省亲华人达38万人次，2010年，越南的全国人口为8579万，该国华人约百万左右。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该国华人和汉语地位上升，排华问题已不再成为外交议题，但越南政府仍然因地缘关系及中国实力增长而心存戒备，而在新的时期，越美关系因为共同的战略利益相近，近期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呈现出了更明确的战略合作，以期寻找对相邻大国中国不断增长实力的制约和均衡。如果说从地形上看中国像一只母鸡，那么越南就是中国东南亚发展的一个“鸡腿”，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撑。因此，如若能够处理好中越关系，那么中国和华人便可以更顺利地向东南亚发展，从而加快亚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六)印尼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三次到达爪哇岛并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在荷兰殖民、日军入侵等的各个历史时期，华人华侨基本上均游离印尼主流社会之外，备受排挤和打击。但二战期间和中国国共内战期间，仍有大批中国人因避难而移居印尼。1954年，印尼外侨事务局估计华人已有300万人，占印尼人口3%。二战后大部分华人归化入籍，但其基本人权仍然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尼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中期双方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双方开始了战略合作。1956-1964年，苏加诺总统三次访华，形成了第三世界中的“北京-雅加达轴心”。[18]不过同样是该时期的50-60年代， 印尼的共产组织活动也非常活跃，并秘密策划无产阶级革命，部分华人也深深卷入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由此印尼开始将中国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1959年苏加诺10号总统令禁止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经商，导致50万华人失业，10多万华人遭遣返。1965年，“9·30事件”爆发，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以印尼共产党发动未遂政变为借口，在镇压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印尼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戮，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至少30万华人死亡。[19]1967-1990年期间，中国和印尼处于断交状态。在苏哈托30多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印尼政府对华人采取歧视性政策，不准讲华语，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准使用华文姓名，华人也不能进入政府体制，这些歧视性政策使华人社会相对隔绝，与本土主流族群关系脆弱，每次社会动荡，华人都最先成为替罪羊和受害者。印尼的排华和种族歧视政策，导致了大批华人离境。

　　1998年的印尼排华暴行更是震惊世人。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了贫富分化严重的印尼，民众对政府严重不满，印尼一些政客利用危机转嫁矛盾，将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种族暴乱。5月13-15日，印尼军方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军人作为共谋，以便装暴徒面目在全国各地大批涌现并组织暴民攻击华人，暴乱最初因警方纵容和干预不力而使得社会陷入完全混乱。有关媒体报道，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焚毁，超过1200名华人被屠杀，大量华人妇女被有组织强暴，其受害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暴乱发生后，中国政府加以外交谴责，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政府或华人团体纷纷通过包机等途径向受难华人伸出援手，世界各国华人随之发起声援和后续救助。暴乱发生后，超过40亿美元的华人资本逃离印尼。华人外逃恶化了印尼经济形势，印尼政府事后开始亡羊补牢，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华人信心，并试图希望中国和新加坡能够发挥影响力劝说华人资本重返印尼。该次排华暴行，通过各种媒介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及中国大陆，在华人社会引起了极大了震动和愤慨。直到今日，此次暴行还一直是海外华人和大陆国人的心中之痛。

　　1999年，印尼第一任民选总统瓦希德上台，开始推进民主化进程，逐步废除歧视华人的各种政策和法令。由于新政府实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制度，华人社会开始获得大的发展，并开始涉足政治舞台。[20]然而华人争取公正权益的道路仍然异常漫长和艰辛，2000年5月，98排华暴乱两周年之际，以两年前没有受到法律惩罚的那批暴徒为主力，印尼再度发生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攻击和抢劫华人商店的事件。2010年7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以反恐为名，宣布恢复与中断了12年交流的印尼特种部队合作，美国与曾有斑斑劣迹的印尼军方合作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重返东南亚”并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影响力。印尼排华的历史经验表明，排华的背后常常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政权争斗等因素的影响，海外华人往往因为自身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支持而成为牺牲品。不过，从当前主流来看，由于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及中国声望和力量的崛起，印尼华人的发展空间正在迎来半世纪来最好的一个时期，尤其是自2006年7月印尼国会通过新的国籍法以来，华人不再从法律上被视为“非土著”的二等公民。21世纪之初的今天，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国的印尼，华人人口超过了1000万，约占该国2亿多人口的5%左右。

　　(七)菲律宾华人移民变迁情况及主要排华事件

　　菲律宾与中国南部隔海相望的邻国，两国地缘关联度很高。有据可查的中菲交往史可上溯到唐代，宋代双边民间贸易日趋密切，明代开始不断有华人移居菲律宾。1571年，西班牙人开始了300多年的殖民统治。出于消除华人影响、 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于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以及1762年的进行了五次种族灭绝式的排华大屠杀，死难华人累计高达5万多人。[21]屠华行为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和人才短缺反过来也打击了该殖民地的经济。虽经历多次排华灾难，华人还是不断顽强地前往这个岛国移民求生。1898年6月12日，菲律宾独立建国，美国依据对西班牙战争后签订的《巴黎条约》随即占领菲律宾，开始了长达48年的殖民统治。1902年，菲律宾植入同年美国修订推行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当地华人人口的增加。即便如此，中国大陆华人还是通过商人、眷属身份等各种方式持续移民，并于1938年达到了11.75万人。1932年，华人投资额占到了菲律宾全国商业总投资额的42.1%。[22]1946年7月4日，菲律宾从美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并一度被国际视为“东方民主橱窗”，不仅官方语言为英语，而且其总统、两院国会和法院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及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皆为美国翻版。独立后，菲民族主义的排华行为愈演愈烈，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华人移民和限制当地华人发展的措施，从1946-1965年20年间，一系列“菲化”法案纷纷出台，对华人从经济活动到职业领域均加以限制，试图逼迫在菲华人出境，给在菲华人投下巨大阴影，不过，每次排华立法的实施结果，非但不能达到以菲律宾人取代华人经济地位的目的，反而使国内经济秩序一片混乱。1965年上台的马科斯政府，不得不抛弃限制华侨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转而采取经济上利用、入籍上放宽、教育上同化等比较开明的政策。1975年中菲建交后，马科斯政府怕华侨受进步思想影响，推出归化法案，放宽华侨加人菲籍的政策和简化手续，允许集体转籍。这一举措对菲律宾华人认同于菲律宾社会起了关键性作用，入籍后，华人在事业上能得到与菲律宾人相同的待遇，至今，已有90%的华侨加入了菲籍。总之，20世纪后半叶，尽管华人在菲的政治地位不高，常受政治挤压，但却少有排华暴力事件发生，而且历尽多次危机和非难，华人总是能够凭借实力站在菲律宾经济的最前沿。

　　菲律宾目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20个国家之一，也是东南亚地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截至2010年底，菲律宾华人约有150万人，占该国9401万人口的2%，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实行菲化政策，有学者估计具有华人血统的菲人超过了1000万。菲国是一个外迁移民大国，尤其是语言和制度的优势使得该国多达十分之一人口在海外工作和定居;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接受新移民的大国。中国大陆的改革开发重新开启了菲律宾移民的大门，菲律宾吸引中国新移民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政府对待外来移民政策宽松、社会和民众对待华人态度相对温和友好、企业避税投资的良好环境、去往第三国的最佳跳板、子女可接受良好的英语教育、拥有华侨身份的理想国家、逃避中国大陆一胎化政策等等。曾有在菲华人问题专家估计，当前在菲律宾有8万至10万非法入境或签证过期的中国公民。2011年初，菲律宾移民局表示，尽管2010年的人质惨剧曾导致8名来自香港的中国游客丧生，但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菲律宾的中国人却在2010年比2009年多出一倍。居住在菲律宾的中国移民数目自2009年的30809人增加到2010年的61372人，中国移民已取代韩国移民成为选择菲律宾作为他们第二故乡的最多外国公民。[23]目前，华人支撑了菲律宾经济1/3的天下，在制造业、纺织业、商业、金融业、航运等均占有相当比重，但华人在能源、电力等战略性行业涉足不多，对菲律宾当局的经济政策、政治措施并未形成决定性影响力。不过，新一代华人正在改变传统习俗，开始更积极涉足政坛并努力争取自己更多的合法政治地位。

　　三、从国家竞争力视角分析中国当代出现的双向移民浪潮

　　(一)从软实力差距看中国21世纪初的新一轮外迁移民浪潮

　　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移民政策逐步放松，中国大陆分别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欧洲、非洲等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输出移民。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其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华人社区成熟，因而成为中国人的首选。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表示，中国海外侨胞超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与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波偷渡的底层劳工、90年代初期第二拨国门初启时的洋插队不同，新世纪的第三波移民潮以高端群体、数量庞大为特点，其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继2003年前后出现的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快速升温，并在2010年开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由于内陆申请人数超出负荷，各国当前均提高门槛，调高投资额度，以控制移民数量。当前，投资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加坡、英国、美国的门槛分别调高至人民币1040万元、432万元、1250万元、2500万元、339万元。[24]早在2004年，张维迎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评价新时期移民潮现象时曾说，“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通过媒体调查，移民群体给出移民海外的理由前三个理由分别是子女教育、财富安全及新的生活方式。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中国大陆的移民热，直接负面冲击，一是资本外流;二是智力外流。不过，其积极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即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世界上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和生长。对于方兴未艾的大陆第三次移民潮究竟是利是弊，不同主体站在各自视角所得结论并不一致。从个体角度看，国际移民尊重了国人的移民意愿，更充分实现了个人追求;从社会角度看，随着高素质人才的离境，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可能会失去最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一个群体。不过，当前更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第一，针对大陆大规模的移民潮，政府是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之策;第二，移民群体中是否存在犯罪者和国民财富的非法专移，并且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制止。

　　海外移民只是人口跨境迁移的方式之一，更多中国人则因移居、商贸、旅行、求学等原因而出境。护照免签率可以反映一国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国民的国际迁移自由化程度，这也是反映一国软实力和国际美誉度的一个良好窗口，根据亨氏(Henley and Partners)顾问公司2010年“签证限制指数全球排名”及2011年最新数据，在世界196个统计国家和地区，英国以166国免签(包括落地签证，下同)而名列第1，日本以160国免签排名第6，美国以159国免签排名第7，此外还有新加坡155国免签，香港140国免签，澳门99国免签，台湾96国免签，印度55国免签，其中，中国大陆以38国免签位列88名，其免签国绝大多数为边远小国，在196个国家中排在倒数19位，位次略高于北朝鲜(36国)、伊朗(34国)、伊拉克(27国)、阿富汗(26国)等垫底国家。为何中国大陆护照在国际上受限较多呢?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中国大量人口移民海外的意愿强烈，对方担心存在偷渡和非法移民风险;其二，因意识形态和政体不同，国家间缺少足够合作;其三，某些国人境外活动和行为的负面形象，对方担心产生社会矛盾或治安问题;其四，从中国政府角度善加揣测无外乎两种可能，要么政府已经尽力但不具备更多免签条件，要么就是政府并不特别看重和积极推动相免签，从而减少过多国人出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麻烦。总之，从签证限制指数来看，中国公民的国际自由迁移度远远低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排名，开放的中国迈向海外的步伐仍然相当缓慢。

　　(二)中国大陆随着国力增强面临着外国人迁入的移居和移民压力

　　中国社会的三十年巨变，使得外国人的入境人数今非昔比。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08年，外国人出入境共计4800多万人次，2007年，在华常住外籍人口53万，许多外国人有意成为中国公民，但却没有合法途径，这相当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在华归属感，并限制了他们进一步在大陆创业和发展的意愿。2004年8月15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联合签署第74号令，正式发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一次为外国人移民中国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窗口只开向对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人。颁布一年以后，只有649人得到“中国绿卡”。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跟澳大利亚每年12万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再比如，2008年，共有79200名外国人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权，20500人申请新加坡公民权获得批准。20年间，约2/5的新加坡人口是新来者。[25]当前，很多国家早已开始通过修改移民政策和法规，使其成为一项国家竞争战略，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争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行列中。不过，中国当前的出入境管理法规，显然完全不能反映出当今各国争夺“优质”移民的态势。中国的移民法，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让中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中国移民管理法规的落伍以及外籍移民的监管困难，给中国有关管理部门出了一个难题。像广州、深圳、义乌等沿海发达城市和商品集散地，目前吸引了大量非发达国家的淘金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合法的入境和居留身份，构成了当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问题。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非官方统计版本中，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多万，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26]非洲移民是广州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同时也面临一个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难题。不过，国际间的人员交流，不仅需要迁出，也需要迁入，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创造潜力。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接受外来移民的政策将会放宽，中国在未来成为新移民国家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三)国际移民意愿分析以及联合国对待国际移民的态度

　　盖洛普(Gallup)是一家美国民意调查公司，2007至2009年间，该公司面对面访问了135个国家259542位1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135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93%。2009年，该公司2009年11月公布，世界上16%的人口(大约7亿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大满意，希望有机会移民到国外。根据盖洛斯分析，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希望移民的人口中有80%以上都希望移民到发达国家去;而发达国家希望移民的人口中只有13%希望移民到发展中国家去。在世界各国总共7亿有移民倾向的人群中，有24%(1.65亿)都把美国列为他们最渴望移民的国家;此外还有4500万人渴望移民加拿大，再次之为欧洲。由此，可以说北美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在社科院的2009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排行版中，美国的城市占据了前15个席位中的7位，其中纽约竞争力排名高居世界榜首。

　　美国的非法移民压力当前也变得空前严峻，并成为美国国内一个富有争议的重要政治议题。2005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沿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增建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隔离墙，截至2009年，美国已经建成约987公里隔离墙。2008年，美国递解出境非法移民人数达到38.9万历史新高。2009年，根据美国当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全境非法移民1110万人，占美国人口4%左右，其中墨西哥人占了半数。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腾飞，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移民美国，因此，华人非法移民的比重在逐年减少。据2009年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确认，2008年居住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有22万人，比2000年仅增加了3万人，在非法移民十大来源国中排在第七位，八年间仅增加14%。2009年，共有7130名中国公民入籍美国，移民排名在墨西哥、菲律宾和印度之后，位列第四大移民输出国，不过，中国该年度的签证获批数量增长速度已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位居榜首。当前，美国出于改变经济不景气的初衷，其投资移民业务部门加大了争取中国大陆有钱人的力度，不惜跨海招商，在北京、上海、温州等大陆地区招揽客源。[27]

　　早在1990年，联合国大会便通过了《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决议45/158)，考虑到世界上移徙者众多，且人数日益增加, 2000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进而宣布每年12月18日为国际移徙者日(决议55/93)。2006年，时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布了一份《国际移徙与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迁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可以使接受国、原籍国和移徙者本人都得到好处。向外移徙与许多人最终回归一样，对于振兴国家经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05年世界各地到国外寻找工作机会的人数增加到1.91亿人。报告认为：“国际移徙在正确政策的扶持下，对移民来源国以及他们的目的地国发展极为有益。”通常人们普遍认为移民会造成流出国“智囊流失”，或占据流入国公民的就业机会。但报告指出，在大量案例中，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在目的国，不同国家的大量研究显示，国际移徙的增长对于降低工资或就业率不足几乎没有影响。”报告还指出，移徙是否成功，取决于移徙者和东道社会是否能相互适应。国家有义务“保护移徙者免受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和虐害”。

　　一个国家在经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过渡中，都会像驼峰起伏一样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转低的曲折移民出国潮，Philip Martin和Edward Taylor (1996 )称之为“移民峰”。Henrik Olesen等学者研究表明，战后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PPP)1,500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国家，由于太穷，老百姓支付不了出国费用，自由移民甚少，多为难民;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条件较好，不少老百姓支付得起出国经费，因此会出现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因为太富，老百姓也没有向外移民的必要。[28]对比世界银行20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就会发现，正是在这“段”上普遍出现了移民潮现象。在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2个成员国人均GDP排行榜上，中国人均GDP为3711美元，排名第100位，恰恰处于这一移民峰段。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当前的大规模人口外迁移民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当前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堵是堵不住的，中国政府只能顺应这种历史趋势，并通过公共政策进行科学、及时地规范和引导。

　　四、从国际移民要素谈中国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政策性建议

　　通过本文对中国人口国际迁移史的概述可以看出，中国越是强大的朝代，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就越多，国际间的双向流动就越均衡，频率也最高，疆域和地缘实力也会随之不断扩大;而单向度的大量人口持续外迁，则反映了该时代的严重政治危机和民生困境。从国际视角看，一国国民素质的低下、文化感召力和渗透力的弱化、政治制度的陈腐僵化等，都将导致整个国力孱弱和国民人口的不断外迁。大清帝国的衰落以及最终崩溃的命运，从其闭关锁国的政治作为和大批人口的逃避式外流中便可彰显无疑。除了汉唐等特定时期中国吸引了世界各国来中国移民定居之外，数百年来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一直呈现单向外流态势，这也说明，整体而言，中国庞大的人口群体在历史上很少有机会高水准、主动地参与世界性资源分配和市场竞争。

　　近年来，中国国际移民趋势才出现了外籍人口流入现象，我们能够发现非洲、东北亚、东南亚等地一些人口悄然进入大陆打工和定居的事例。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必然需要境内外人口更加频繁地双向流动。就中国政府当前力图打造全新国家形象和增加其世界知名度这一点而言，海外华人以及中国境内外籍人士可以成为积极的、无可替代的宣传媒介。比如，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人口众多的相邻大国，但两国间的交往仍然严重不足，不过近年来可以看到彼此的民间交往基础正在不断加深。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对此评价说：“印度数目庞大的在华留学生及持续增长的观光客构成了印度国内的一支为中国‘游说’的重要队伍。” [29]可见，更多的国际人口相互交流和互动，能够有效增加国家间民众的相互亲近感，有效缓解、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和冲突，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国的长远竞争力。

　　在中国政府看来，过多人口似乎一直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通过几十年来强有力的政策宣传和强制性政策实施，一胎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据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中国将面临着严重性别失衡、年龄老龄化和绝对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对于世界人口问题的前景，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费里德曼在其新著《未来100年大预言》中曾经预测：人口爆炸的时代在21世纪即将终结结，“20世纪的问题是限制移民，而21世纪的问题将是如何吸引足够的移民”。当前，中国在移民政策问题上迫切需要考虑两点：其一，充分发挥现在仍然具备的人口数量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双边协定和法定渠道将中国人口移民海外，在扩大国人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又为接受国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其二，在国际范围内充分利用外籍人才，有组织、有步骤地吸引和接纳各国优秀人才定居和移民中国大陆，增加中国的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唐朝和美国这两个历史不同时期曾经最强大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移民政策上惊人的相似，这就是——“广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历史上在华侨移民史上曾经经历的伤害和悲惨并不能成为中国人裹足不前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以往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国际间人口的流动增强时时代的大趋势，这种交流的结果可以实现迁移个体和迁入、迁出国三方共赢。时代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包容和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鼓励和推动中国国民的海外迁移

　　中国政府要支持并扩大国民的海外经商、劳务、留学、旅行、定居、移民等国际间人口自由迁移，支持鼓励民间个体或群体方式的自发性外迁，拓宽并开发国民更多的外迁机遇和渠道，进一步简化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出入境流程，争取中国公民更多免签国待遇，减少国人跨境人口迁移的社会成本;与此同时，在通畅外迁移民通道的同时，也要通过官方和民间多种方式加强海外华人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严厉打击中国公民外逃、偷渡等违法行为及人口贩卖、贩毒等国际犯罪行为。从长远来看，人口迁移的自由双向自由流通，对个体和国家双方都是更优的选择。当前，不时披露出来的国民偷渡事件，反映出了中外发展水平和国别竞争力的失衡;而越来越多外籍居民移居并希望拥有中国国籍的事例，则又反过来说明了中国竞争力的相对增强。鉴于中国正处于国际“移民峰”的高峰阶段，因此，中国政府从民族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战略角度出发，应更多支持组织民间、学界和政府机构对华人海外移民问题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尤其是东北亚、东南亚、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等重点区域。在新的世界人口形势下，通过中国政府高层和外交部门的努力，中国有条件、有基础与迁入国达成移民共识，消除迁入国的疑虑和障碍，从而在国家力量的引导下，通过华人移民、移居实现中国和迁入国的双赢。与此同时，在更大幅度打开国内人口向外流动的大门之后，为了实现国内人口均衡增长并对人口外流做出对冲，应快速结束非常态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取消对超生家庭的惩罚和歧视，保障所有出生婴儿均能获得公民身份并享受国民福利，从而在保持人口数量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下一代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

　　(二)欢迎和争取外籍人才来华定居和移民

　　中国政府要提升中国及国内各省市对高素质外籍人口的吸引力，尊重外籍人口在华定居和移民的意愿，方便外籍人口在华求学、就业、定居，并为其长期移居和移民中国提供更为法律支持和政策便利。外籍居民数量是反映一个城市国际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按国际城市外籍居民需达到最低标准5%计算，目前中国内地仍无任何一所城市能达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比如，2000年，纽约市800万人口中，国外出生者占35.9%;伦敦750万总人口中，30%以上人口为外籍人口。作为对照，2008年，上海常住外籍人口所占比例为0.8%;2009年，北京常住外籍人口所占比重为0.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指标与西方全球城市相比还相距甚远，需要加大国际人口间双向开放的力度。再以日本做一反例，2009年末，日本经济不景气，导致许多外籍人口纷纷离境，从而经历了50年来外籍人口绝对数量的下滑，其比重低至1.71%。可以预见，持续的老龄化、低生育率以及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将继续深度困扰日本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政府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切实外交保护

　　中国政府要保护境外公民以及华人、华侨的利益，建立起国际侨民保护的常规协调机制以及危机情景下的快速反应机制，必要时需要采取军事手段并调动多种政治资源。一国的国际威望和声誉，很重要的一方面表现在对自己国外公民的生命、财产的保护力度上，并反映在对侨胞的利益保护上。尤其是海外侨胞作为中华血脉延续，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母国政府提供的更多保护和关照。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国际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发生更多关联，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范畴正在发生跨境的外向延伸。随着信息渠道的畅达，使得海外华人的不公和不幸遭遇可以即时性广泛散播境内，并引发国内民众的强烈关注和情绪波动。这将更加考验中国政府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智慧，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漠视和处理偏差，将很容易削弱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和民众支持度。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政府作为缔约国应该切实遵守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契约，发扬国际人道主义和中华文明中最珍贵的“道义”精神，针对周边国家的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混乱，积极介入，接纳并善待在华难民。

　　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正在步入大国时代，这是一种全新的身份和角色。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刚刚成功经受住了一场侨民保护的新考验。2011年2月利比亚出现严重骚乱后，中国政府迅速从海陆空三路开展大撤侨行动，甚至为此出动了军舰和军机，创下了冷战后做最大规模的成功撤侨行动新纪录，从而彰显了国力，极大增加了国民的安全感和向心力。通过本文对东南亚各国排华历史和新时期华人海外发展环境的分析梳理可以看到，只有在国家竞争力的强大和国际大环境良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实现华人所在国微观环境下的和平和安全。而国际大环境需要着重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状态，尤其是大国间关系，比如，就人口和移民问题而言，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便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进而也可以通过扩大利益共同点来缓解大陆所承受的人权状况和国际责任担当不力的指责;此外，中国还可以广泛利用国际组织推动中国的侨民保护事业，比如可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来推动和建构各国协同的外侨援救及人道介入机制。

　　结语：毫无疑问，评判一国的竞争实力强弱与否，国际间的移民意愿将是其中最为敏锐和精确的一个信号。国家是否富足，必须要以民富、民强为出发点;而国家竞争力是否真正强大，也将最终通过国民选票和“用脚投票”来评判。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笔者期待着国人在国际层面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自由迁移，而中国大陆也能够最终实现迁入迁出人口数量的动态均衡。

　　【注释】

　　[1]. 陈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M]

　　[2]. 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M]，《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3] 杨国桢、郑甫弘：《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M]，38页，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4] 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J]，《史林》，2007年第5期

　　[5]. 刘平：《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历程》[N]，中国文化报，2010年8月24日

　　[6] 方雄普 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7] 丁补之：《一个已存在30年的沉默群体 30万难民在中国》[N]，《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4日

　　[8]. 侯松岭、聂爱生：《浅析缅甸华人经济的状况、特点及发展》[J]，《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5期

　　[9]. 范宏伟：《1967年缅甸“6.26”排华事件与缅华社会研究》[J]，《台湾东南亚学刊》，2006年第10期

　　[10]. 罗英祥：《缅甸华人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透视》[J]，《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1]. 陈永、游筱群：《20世纪末期以来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经济发展的新特点》[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2].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3]. 范宏伟：《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4]. 王晓林：《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J]，《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15]. 刘昊：《华人在柬埔寨 几度沉浮》[N]，《南方周末》，2008年4月17日

　　[16]. 庄国土：《略论二战以来老挝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J]，《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7]. 余思伟：《华侨华人大观》[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18]. 张洁：《冷战后印尼对话政策的演变》[J]，《当代亚太》，2005年第3期

　　[19]. 《1965年苏哈托上台 印尼排华30万华人被杀》[N]，凤凰网2008年1月27日转引自

　　《光明日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1/0127_2663_379590.shtml

　　[20]. 杨阳：《二战后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与华人参政》[J]，《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

　　[21] 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22] 杨建成：《三十年代菲律宾华侨商人》[M]，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23] 《中国移民成菲律宾最大外来族群》[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月12日

　　[24]. 宋慧敏：《投资移民全攻略：投资移民地到底要选在哪里》[J]，《钱经》，2010年9期

　　[25]. 黄祺：《成为移民国家，中国准备好了吗?》[J]，《新民周刊》，2010年第26期

　　[26]. 柯学东、杜安娜：《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N]，《广州日报》， 2007年12月13日

　　[27]. 《曾居第三被印度超越 中国成美国第四大移民来源国》，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19日 http://chinanews.com/hr/news/2010/05-19/2290717.shtml

　　[28]. 丘立本：《对我国国际移民趋势的再探讨》[J]，《研究与探讨》 2007年第1期

　　[29]. (印)斯瓦兰·辛格：《印中关系：认知和前景》[M]，《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