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树精油价格如何:长篇新作《民主课》13

长篇新作《民主课》

曹征路
来源：　　  6771［左岸特稿］

证过的。所以，法院宣判劳动教养时，他放弃了申诉。
　　他说，人就是这样啊，共患难容易，同安乐很难。那些年轻人根本不会理解，认为我在污蔑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怎么会进帮会当流氓，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只有国民党。他们根本忘了，上海几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有帮会里的穷苦弟兄。他们认为革命就是上马杀敌，妙手著文，是光明磊落气吞山河。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共产党是从血污里站起来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从耻辱中煎熬出来的。他们认为我这种人如果是真的，那是给共产党丢人、抹黑，就是有也不能承认。我还有什么话说？
　　直到1961年全国大规模甄别平反，白茅岭农场来了一位将军，点名要见安明远夫妇，当场宣布为安明远同志平反。当然，此后又经历了一些波折，他才于1963年回到老家，定为17级干部退休。退休了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光彩，没有过也不等于有功，省委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他从1922年离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41年，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
　　但对我，冲击是如此巨大，比倪用茂还要震撼。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真是沸腾。
　　×月×日
　　这几天，好像老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眼前晃，她身着旗袍，头发蓬乱，衣扣松垮，露出雪白的胸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发了疯地乱蹿。她眼圈乌黑，目光已然散了，细看就像两只黑洞，只是见到人家怀里的小孩，才陡然一转眼白。嗓子早就哑了，只能咝咝地吐气，仔细听，方能辨出那里仍有含义。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已经三四天粒米未进，可奶水已然汹涌，旗袍的前襟总是湿湿的一片。给她喝水，那水就像是从嘴巴直接通到乳房，眼睁睁喷到了外面，开头还是白的，后来就是水，喝多少流多少。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不发烧，体温一直正常，医生也觉得惊讶。似乎她身体里有一个另外的控制系统，在控制着奶水，控制着蓬勃的生命欲望。直到打了针，睡死过去，睡了几天，她才慢慢苏醒。
　　她说，你不该骗我去送信。
　　年轻的安明远哭了，跪在地板上哭了。
　　她说，本来我蛮好可以给他喂最后一次奶，可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你怕我没有觉悟，其实我觉悟比你高得多！
　　共产党员安明远只好给另一个共产党员磕头，把楼板磕得咚咚响，把上海弄堂那个亭子间磕成了一座钟楼。在那个深沉夜，用那个彻骨痛。
　　×月×日
　　继续和安老爹探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革命是暴力，斗争残酷，充满血腥，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因为胜利了呀，安老爹说，胜利者就要打扮自己呀，哪个胜利者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血污看到泥巴呀。当初把我捉起来，上海没有人了解安明远吗？军管会里就有，至少他们知道安明远这个名字。但他们不愿出来作证，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流氓小瘪三。就是承认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也是革命在利用流氓小瘪三。
　　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共产党没有胜利的时候，一直被人家讲成匪，讲成共产共妻，连骂人都是小赤佬。现在胜利了却要洗刷自己，洗刷的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我们不是匪，我们不是小赤佬，我们不是流氓小瘪三。
　　这就是文化呀！安老爹说，这个文化太厉害了，它告诉人们，统治者就要像个统治者的样子，就是要制礼作乐，就是要为尊者讳，就是要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按老规矩来，不能容忍造反，只能鼓励顺从鼓励奴才。如果承认革命就是造反，那不是鼓励人家造自己的反吗？
　　我说，革命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对呀，他们就是要把革命抽象化！说你是革命人，是说你是玻璃人，透明人。
　　安老爹说，老毛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他不认为夺权政权革命就完成了，共产党就胜利了，革命还早得很。他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要把这个文化颠倒过来，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力，承认统治者不是永远的天生的。人民当家作主，当权派为人民服务，不合格就撤掉你，这才叫民主呀。如果革来革去，不过是老爷又换一副面孔，不过是扑克又换一种玩法，那又何必闹革命呢？
　　他指着老伴说，她们家上几代人都是举人，早就是老爷了。
　　×月×日
　　这些日子，没见着郭卉，猛然一看她竟像企鹅一样走路了。她说怀孕以后，人懒得很，也没来看我。难怪我没见她下地。看着她颟顸古怪的样子，一时竟找不到开心的话说。
　　记得有一幅苏联的油画，几个青年手拿鲜花逗着婴儿，祝贺刚刚当母亲的产妇，画面明亮笑容灿烂，标题好像是《欢迎开垦区的第一代小公民》。要是能找到这幅画就好了。
　　其实我这段也忙，当了会计，忙着跟大队核帐。现在我们都是正经的石门关人了，拉的家常话也都是村里那些事。
　　她说就怪你送了一台缝纫机，害得我现在睡觉睡不安，快都要累死了。一问才知道，家家都有一些针线活要找她。推又推不掉，干又干不了，天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
　　我说，家务事针线活什么时候都干不完，身体要紧。
　　她说她有个想法，生过孩子以后她就在家当裁缝算了，把村里人家的缝补都承担起来。
　　我说那怎么行？真成家庭妇女了。
　　可她说，能不能算工分？算工分我就干。
　　绕了一大圈，落脚在这儿。
　　我说这话得跟倪永昌讲。但想了一下，我认为是可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副业，因为逢年过节大家反正要花钱到外面做衣服，有的队还请裁缝。对郭卉的巧手我有百分百的信心，这也算亚细亚生产方式吧。
　　问题是，副业和主业，集体和个人，总是矛盾。
　　倪永昌也认为可行。他说，光一个生产队没有那么多活做，但如果把全大队的裁缝活都接过来，那就真成了一个副业。做衣服给钱也行，换工也行，换柴禾也行，别人也没什么话说。
　　我问，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
　　他说，关键是当家人，为公还是为私。外面养鸡养鸭还闹矛盾呢，闹大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鸡飞狗跳。其实农村没有副业真是不行，靠地里刨粮食刨不到几个钱。
　　我问，为什么养鸡养鸭能扯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说，还不是因为干部有私心吗？说白了就是公私不分，公权私用。农民最可怜老好，你自己清白谁敢闹腾啊？闹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私人家畜跟公家争饲料，有的人还故意把鸭子撵到田里吃稻谷，你占了便宜人家不就吃亏了吗？农民做事实打实的，一个村里住着，七大姑八大姨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嘴巴不讲心里也没数吗？脚跟着走手照着做就是了，那能不打架吗？打到最后，大哥不讲二哥，大家都别干了，就戴个帽子叫资本主义，你叫他什么主义都是那点事。
　　别看倪永昌没什么文化，真是有头脑，做事也有魄力。
　　明天就回郭卉，让她挑旗子干。
　　×月×日
　　国庆节，这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个国庆节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把安老爹夫妇接来一起过的节。好在有小秋收，花生芝麻现成的，我买了一只鸡，用板栗红烧的，还算丰盛。
　　我带他们去看了滴水崖，相思树和老母树，老太太很开心，总是说有照相机就好了。可惜我没办法满足她。
　　下山时我们又专门探访了倪永茂。倪永茂好像脑子不太好用了，问什么都哼哼。他大女儿小燕还没嫁，妹妹嫁了，她说是决心不嫁了，要把老人送走。我听了心里发酸，无言以对。
　　回来时，安老爹突然回过身来看着山顶，肃立了半天。我见一抹夕阳从他身上散落下来，满头银发在光斑里跳跃，身后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上。秋风乍起，落英满地，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可视作一副老骥风采图。
　　他回过身来，眼角竟是湿的。
　　他说，你那天问我觉不觉得委屈，我没答腔，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我还真是觉得委屈了，我发过很多牢骚。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答腔了？
　　他说，今天看到了倪永茂的样子，真有收获，他比我觉悟高！你看，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17级干部，还过着比一般人好得多的日子，可他呢？他过什么日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跟他比，跟死去的人比，我已经活在天上了。
　　我说，你吃过那么多苦，还能这样说，真是高人。
　　他说，不对，我是个“矮人”。这里头有个道理，我也是刚刚才悟出来的。你拿什么来判别真英雄假英雄？受难！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期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抗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国民党为什么输了？那是因为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去受难的人。受难，是必须付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那风风光光者就是不革命的吗？
　　他说，这个道理反过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正面说肯定对的。倪永茂是这样，许继慎也是这样。你知不知道许继慎？
　　许继慎是大别山的英雄，我在学校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口口相传，只是政府一直没给他平反。但他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安老爹说，我俩个还认识，在安庆就认识。
　　真的啊！
　　他说，他长我两年，我读师范，他读工业学校。那时他就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经常演讲。1930年他离开上海回大别山，我们几个安徽老乡还摆酒为他壮行。他知道这一去就不能回来，必死无疑的。前不久他弟弟的人头刚被砍下来挂在城墙上，他是决心赴死的，喝得大醉，又号啕大哭。他老婆叫谭冠玉，冷静得出奇，抱着儿子不停地给他擦。谭冠玉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刚强，镇定，识大体。然后他又抱着儿子亲，把儿子也亲哭了，那个场面今天想起来我还心酸，肝肠寸断啊。
　　他说，谁能想得到？他确实死了，但没能死在敌人的枪口，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一个建立那么大功劳的人，打下一片根据地的人，一个红军军长，莫名其妙就被肃反肃掉了！
　　我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疑惑，为什么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个带兵的人，对付张国焘不是易如反掌吗？他如果有一点点戒心也不至于啊？
　　他说，这就是受难啊。张国焘王明这些洋学生，在上海我们就知道，不是个好鸟，我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但他是代表中央的啊，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叛变。中央要肃反，打改组派，打AB团，大家都同意的啊。为了节约子弹，听说还是用大刀砍的。也不光是许继慎被肃掉了，鄂豫皖被他们肃掉了一两千干部。连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肃掉了，他还在前线指挥打仗，回来一看，老婆没了，他吭都没吭又上了前线！
　　为什么啊？
　　你还年轻，还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理解不了。放在今天，我也理解不了，没有人会答应他们这么干。但在那个时代，斗争太残酷了，前途太渺茫了，叛徒太可恨了，谁都希望队伍更纯洁，谁都不能保证谁。许继慎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没有个性能行吗？但他对革命，从来就赤胆忠心，不叫他当军长，他就当师长，不叫他当师长，他就当兵上前线。那时不少党员都出现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求死。好像死了，才能证明自己，当然最好能死在敌人手里。死，是一种境界。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民族是苦难，我没有理由不苦难。这就是受难啊。
　　好像是一种宗教情绪？
　　也差不多。那时谁也不相信张国焘要把地方干部搞掉，是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谁也不知道他能叛变，屁股一扭就坐进国民党的轿车里。他们是一批理论家，能说会道，又有国际背景。这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才造成这样的惨剧。老毛说损失了90％，我看差不多。可悲的是，到现在还不敢彻底纠正，还留着一个大尾巴。
　　为什么不纠正？不是已经总结过了吗？
　　这就是文化啊，不愿意露丑啊，不敢承认革命的阴暗面啊，不敢承认自己光过屁股讨过饭干过丑事啊。
　　你说的受难，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因为看不清楚，又要去担当，所以才会把死也看成了一种境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答，差不多吧。
　　他说，大别山有一个营长，当时也被打成改组派，审查时候把胳膊都打断了。他也怕疼，疼得嗷嗷叫。他也哭，也想妈妈，想回家。可部队转移时，为了吸引敌人，他愣是一个人向山头爬，最后还是拉响榴弹同归于尽的。他心里最明白，他不是为你张国焘干的，你张国焘算个屁呀。他不是为任何个人干的，他是为掩护革命事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赴死受难，受尽委屈，他觉得值。没有这样的觉悟，谁都干不下去，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听了他的话，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
　　我真想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孩子吧，收我做养女吧，我需要你这样一个父亲，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可我知道他会不屑一顾的，这是封建意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不需要回报的。
　　×月×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安老爹是这样评价的：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都还是人家的。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老毛在这一点上既清醒又迷惘，所以他亲手建立的组织系统又要亲手把它打乱，可真乱了他又怕，又想收。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难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胜利？你怎么能想到胜利？没有几起几伏，没有正面反面的教训，没有全体党员的觉悟，怎么可能谈上胜利？武装斗争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有多少战死的？还有多少冤死的？最后才能谈胜利二字。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
　　安老爹说，老毛是个诗人，他已经把革命诗化了。
　　安老爹说，革命本来就是一本深奥的哲学诗。
　　安老爹说，你看着吧，老毛最后也要栽在写诗上。
　　这话怎么讲？
　　安老爹说，太浪漫了。
　　安老爹，真是高人。
　　×月×日
　　公社转来一份电报：你父亲刘查理出事故，盼速回。落款是T市革委会筹委会生产指挥组。
　　我拿给郭卉看了，我说，莫名其妙。
　　郭卉看看我，把缝纫机踩得咔咔响，没吭声。
　　我都准备睡了，郭卉领着大荣子来敲门。郭卉说，怕是死讯。过了一会倪永昌也来了，说，还是回去看看吧。他们没说理由，知道说了我也不信。但又过一会儿，来福子和小兰也来了，大家都来了，来了一屋子人。都看着我，不吭声。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哭了一场，痛痛快快。
　　这么多年了，我何尝有过父亲？这么多年了，我何尝不希望有父亲？现在他出事故了，死了，却突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怎么这么关心我？
　　回就回，没什么了不起。
　　我得先去看看妈妈，她的心情估计和我差不多，虽是路人，毕竟连着血脉。
　　倪永昌说得也对，不管怎么讲，他是你爸爸。
　　×月×日
　　进了家，一眼就看到了憔悴。妈妈没说话就起身去弄饭。
　　看着我吃过饭，她才说，你回来也好。
　　我说，我明天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妈妈点点头，看来她已经疲惫不堪。她说，生产指挥组的人让我去处理，我没同意，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你不一样。
　　我问，处理什么？
　　妈妈说，是后事。要有亲属签字的。
　　这么说，真的是死了？
　　妈妈又点头。听说是拉去到处批斗，他受不了，就跳了大遛井，现在连尸骨也没有。
　　我浑身颤抖，不知该说什么。
　　第八章
　　25
　　1983年在肖明家里那次，我的狼狈表现令自己也不敢面对。
　　我不止一次反省，为什么相隔那么多年才见一面，情绪突然就变没了，使一桩美事变成了终生遗憾？早知这样，还不如远远地看她一眼，远远地想她一生。我猜她也会这样想的，既无勇气面对，又何必旧情重叙？倘无朝朝暮暮，不如两情久长。
　　后来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那个镜框上，如果没有那个镜框，结果可能会两样的。
　　镜框里是她爸爸。她爸爸还不显老，还是我当年见到过的样子，轮廓鲜明，表情严肃，目光畏缩。
　　想的久了，这个表情木讷的工程师便从镜框里走了出来，眉眼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甚至轻轻发出声来，像一只老鼠在墙角里窸窸簌簌。
　　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被动，落后……
　　又过了二十年之后，这六个字像是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让我重新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味，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懂得，经过历史的尘封、发酵，现在似乎有一点懂了。那是一种逝去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时尚，那时的时尚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是的，时代的全貌这才徐徐展开，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这才重新清晰。是的，如果镜框里的刘查理不是那样一种表情，我怎么会如芒在背？怎么会突然间急速降温？是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经典表情，重压之下的怯懦，知其不可的犹豫，把握不住的内心冲突。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那个大时代的一环，共同构成了历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不习惯体制之外的思想冲击，要么革命要么一统，总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个性的思想的拯救他人的经历是那么的稀缺，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闪现一瞬大幕又重新闭合，所以他的声音才会那么刺耳。
　　这六个字是姜政委概括的，他说得没有这么清晰。事实上当时他是嗫嚅着，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段话。但他的意思是不会错的，就是这六个字。
　　他说：井下开采不能超出矿山设计能力，像这样不顾一切地要产量，只能造成三级矿量紧张，长远发展被动，调度管理落后，总之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这六个字，像六连发炮弹，把有色公司矿山生产调度会议炸翻了，把军管会炸翻了，把T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炸翻了。它使T市的阶级斗争有了空前一致的新目标，也使好派屁派都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这六个字也把他自己，肖明的父亲，一个反动技术权威，一个新形势下的人民公敌刘查理，最终送进了老虎口。
　　老虎口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它是巨大的一个矿石破碎机械。矿山生产流程是这样的：开采出来的矿石不能直接变成矿砂，都要通过每一层巷道导入一个大溜井，在大溜井的下部有一个破碎装置，它就像一张嘴巴把矿石嚼烂，然后再通过一个竖井把碎矿提升到地表，进入选矿厂，再经过球磨、精选，最后形成精砂。这个破碎机的每一颗牙齿都有乒乓球桌那么大，你不难想像它的咀嚼是何等雄壮威猛，叫它老虎口是低估它的咬劲了。
　　肖明的父亲刘查理就是让这个大嘴巴咬死了自己。
　　十几年以后，这个事件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惊心动魄了。是肖明又唤醒了这个梦魇，它是那样残酷地横亘在我们中间。
　　肖明是无意的，她强调小心镜框，是怕我碰坏，无意中也透露出镜框在她生活里的重要。似乎她是对父母亲有过承诺，而我的到来使她终于有了个交待。似乎她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一味反叛，却在父母死后要加倍地补偿。
　　而在我，却平添了别一番惆怅。好像刘查理严厉的目光，总是烙在后背上，让人不舒服。就好像一条鞭子在身边飞舞，虽没伤着皮肉，心惊肉跳的感觉却是一样。
　　刘查理的死当然和我没有关系，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生命。然而真的没有关系吗？好像也不是。是直觉提醒了我，他和我，我们，我们那个时代，都有关系，谁也推脱不了。
　　那是一个人，一个血淋淋灵魂，顽强地，横躺在那个时代的门槛上，横躺在我和肖明之间。我跨不过去。
　　直到四十年后，我才想明白。
　　26
　　我第一次见到刘查理，是在筹委会生产指挥组的会议上。那时把经济工作很粗糙也很有效地分为两个大口，工业和农业。工业大口是梁参谋长负责召集，他总爱拉上我开会，好让我给他写简报。因为我自己特殊的原因，对刘查理我当然也特别关注特别好奇，总想多知道一点，知道得越多越好。
　　刘查理也是梁参谋长挖出来的人才。他说，这个人除了名字不好听，其它的什么都不错，你说他爹怎么给他起个洋名呢？不过人家真是实干，真懂，真专家，天天在底下跑，五座矿山几千条巷道，他说起来就跟手掌纹似的。那家伙！
　　那时，资反路线已经批臭了，人人都明白文化大革命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而是针对党内当权派的，并不像今天有些人说的那样。运动初期把刘查理吓得屁滚尿流的那股浪潮已经过去了。而实际上有色公司真懂采矿的干部没有几个人，总调度室也一直是刘查理在撑着，他是总工程师，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所以筹委会也就默认了这个刘查理，军管会又顺延了这个默认。他没有职务，都叫他刘工，但他的话却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矿山生产的具体环节实际上等于他在指挥。
　　在这一点上，肖明倒是很像父亲。
　　那天的会好像是个分析季度生产形势的会。梁参谋长当然是个外行，说几句就要问一声，刘工你看怎么样？刘工这样行吗？
　　刘工点头说行了，梁参谋长的调门就响亮了。事实上刘工很少说话，他只是提供数据，有时候也在黑板上画图。
　　休息的时候，我就故意跟他开玩笑说，刘工你干脆直接布置任务就完了，省得我们老是开会，浪费时间。
　　刘查理却嚯地跳起来，连连摇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人比我还高，却因为瘦，两片腮凹进去，颧骨通红，说话声音又尖又细，所以反而显得弱不禁风，好像是身体不是太好，又好像是神经有点问题。
　　我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您确实是个专家，说话真是精辟。
　　他低头哈腰说，惭愧，惭愧！
　　看他那么惊惶失措的样，目光躲闪在镜片后面，生怕刺激了谁似的小心翼翼，我反倒惭愧起来。我想跟他接近，却总是隔了一层，只有无语。
　　我不方便提他的女儿。更不敢说有可能成他女婿。
　　后来我不止一次琢磨过这父女两个的个性，一个那么谨小慎微，一个那么激烈张扬，不能想像这是怎样的一种血脉联系。或许肖明的现在就是他的从前？或许肖明的将来就是他的现在？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刘查理，没再多说过话。我只是远远地瞧着，琢磨着，这个怪里怪气的采矿工程师，和他那个让我欲罢不能的进退两难的女儿。
　　他那次著名的发言是在一年以后，好像是1970年的秋季，是一次重大事故以后。他发了言，用他又尖又细的嗓子，嗫嚅着，呢喃着，犹豫着，很少见地主动发过一次言。发过了，他就后悔了，害怕了，崩溃了。从这个意思上说，他又是那样大声地，甚至是毅然决然地，拼尽全身力气发过一次言。
　　在这一点上，父女两个还真是有点像。固执，而且不顾一切。
　　27
　　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摆在军管会面前的任务不再是什么两派平衡。好派屁派都是革命派，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才是主旋律。什么叫更大的胜利？当然是成立革委会啦。支左该结束啦，老这么军管下去不是个事，老这么筹备下去也不是个事，全国山河早就一片红啦。人家两口子吵架，咱就别掺乎啦。
　　那时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这么估摸来着。
　　可姜政委不这么想。他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没这么简单，支左还没支出一朵花来。
　　农村工作好办一些，想政绩就修水利，看得见摸得着，说出来谁都懂，目标明确干起来也痛快。所以利用冬春季节整治永安河，谁都没意见。当权派造反派正愁着没机会表现，整天办学习班也把他们憋坏了，所以劳动和汗水成了那时最受欢迎的东西。
　　可城市工作就麻烦多多，想造桥修路，没钱，想发展生产，没钱，想按时给职工开工资都得厚着脸皮去要钱。1969年过春节，姜政委通过在内蒙军区的一个老战友搞到一批羊肉，如果把钱凑齐全市居民每户能摊上一斤多，可是财政上愣是拿不出钱来。拿不出来还惹一身闲气。
　　也是这一年，姜政委去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期间有色公司财务告急，就想顺便去冶金部要点钱开工资。那时冶金部也夺权了，所以还领上了好派屁派的头头们，想跟人家“对上口”。谁知冶金部不管是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对T市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
　　他们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从50年代开始你们就伸手向国家要钱，要到现在还不能给国家上缴一分钱，简直太过分了。你们没钱花了就想到冶金部，你们搞运动讨论干部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一个冶金部呢？你们那座城市从哪儿来的？没有有色公司地图上有你们那个城市吗？那个冶金部的新头头说得更绝：你们究竟还能不能养活自己？
　　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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