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旅游景点:"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灵感来自作者亲身经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9:20:09

  雾都重庆

  1951年3月的重庆依然寒冷。

  3月重庆街市的景象,正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英文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载:“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朝天门码头,常常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批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被枪毙。

  关于反革命分子的划分标准,况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不一定有现行,不一定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但是你是反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

  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关于镇反的消息不绝于耳。

  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三·一三”大批捕的当天,重庆的《大公报》以《四千余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为标题,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新华日报》则于第二天发表社论《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

  宣传的作用无疑是显著的。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载了两篇检举亲人的文章,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我活捉了我的父亲》,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本泉采写的《罗思棣检举了做特务的丈夫》。文中写道,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揭发亲人罪行之后,都觉得“很轻松”。

  不过,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刘少奇在高干会上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此后,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就《新华日报》等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中失控的情况。

  在况浩文看来,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大的运动,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政权,你不镇压他,他就打倒你了,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镇反运动之后,各地频发的国民党策动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特务的杀人放火也大幅减少。

  《一双绣花鞋》的命运

  1955年,况浩文因身体不好,转业至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工作。虽然离开了公安工作的第一线,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倡群众写作。况浩文每晚十点后,拿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至凌晨一两点。几个月后,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完稿。他将稿子寄给了《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想连载这篇小说,但小说里面有国民党女特务对中共党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他们拿不准,就往上送审。

  “我在公安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就是克格勃那一套,其中有一条‘美人计’。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对共产党员发生了爱慕之情。”况浩文解释说。

  文稿被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和重庆市文联秘书长那里。重庆市文联立刻将此稿列入出版计划,组织了资深编辑和作家参与改稿。

  有人向况浩文建议,《在茫茫的夜色后面》这个名字“又长又酸”,不如改成《一双绣花鞋》。

  但是,还未等小说修改完成,文革爆发了。况浩文被揪了出来。

  当时,《一双绣花鞋》虽然还未出版,但因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经口口相传,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性论”的铁证。

  隔离审查40天后,他被放了出来。“我从来就没服过,组织上让我们学苏联克格勃,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学!那些教材是哪个发的嘛?”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况浩文意识到自己也许将从“预备敌人”升格为“候补人民”了。一是林彪事件之后,他被允许听了组织上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另一件事,是他被通知观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这可是19级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的。

  “电影里面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在重庆管他叫‘山本七十二’,因为19级以上、也就是每个月工资72块的人才可以看。”

  在况浩文为自己的身份纠结之时,《一双绣花鞋》正以手抄本的形式,从南到北,一路疯传。带动小说传播的,一是红卫兵大串联,二是知青下乡。小说以批判“大毒草”的名义,被纷纷传抄。“基本上,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部小说。”况浩文说。

  对《一双绣花鞋》的批判仍时时发生。

  “有人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就说那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了算了。那个心情,就像跟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但他生来就有缺陷,你把它活埋了算了。”虽然时隔多年,况浩文重提此事依然沉痛不已。

  文革结束时,从来不喝酒的他喝到了吐血。

  “一般人体会不到什么叫翻身。打倒四人帮那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喝酒的,倒了一盅酒一口就喝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吐了好多血,吐完了就好了。”

  寻找绣花鞋的主人

  多年过去,况浩文仍然不能忘记那双绣花鞋和那个点传师。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去找过点传师的家。他记得,那是罗家巷200号。“三·一三”那晚,暗夜里隐隐约约可见的那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

  “自从那个晚上去过那儿之后,我再也没去过。50年后再去,总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路上,况浩文碰到一位邻居老大姐,她正好认识当年的点传师。

  “老大姐说,她叫周元生,后来判了13年。之后表现得好,提前两年释放,但早就不住这儿了。”

  况浩文也想过去寻访她,但终究没有成行。

  “不过,知道她提前两年释放,我还是心里觉得欣慰。人嘛,过去有罪过,有错误,改了嘛,就好了。” (记者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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