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高光教程:清朝的赋税与财政（三）

　　商业是为封建主利益服务的。地主和商人都是靠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寄生的。他们需要把剩余产品在他们内部加以分割，这种分割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

　　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总代表。在分割这种剩余产品时，封建王朝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而商人则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是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资本的大量拥有者。他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封建王朝在实现其分割剩余产品时，往往需要商人的帮助。在这方面，剩余产品的分割，又表现得颇为和谐。清王朝在赋税方面和盐商的关系，就是如此。清王朝的所谓“恤商”，有以下四项：

　　加斤——食盐的征课，以引为单位。所谓“加斤”，就是增加每引的重量。康熙以前，即曾有过加斤，但每次加斤，课税也随之增加。雍正以后，开始加斤而不加税。乾隆时期，加斤频仍。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至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五年中，两淮盐引，曾加斤四次，每次加斤，都不加课。此外，还有一项变相的加斤，即所谓增加卤耗，这也是乾隆时期一项经常的“恤商”措施。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至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年中，单就两淮而言，就进行过六次。以后商人借口卤耗加斤，更贿赂官吏重斤夹带。康熙时期，每引至多二百九十四斤，至乾隆而达三百六十四斤。加斤而不加课，这对商人自然有很大的好处。

　　加价——对于商人来说，盐价的高低是盈利大小的关键。只要盐价提高，商人并不在意税课的加重。两淮盐商为了维持高价，在清王朝增引加课之时，甚至情愿带课而不行盐，可见盐价对商人利润的重要。对于食盐的价格，清王朝表现得非常慎重而不轻易增加。雍正帝说：“不得禁定盐价以亏商，亦不得高抬时价以病民。”乾隆帝也说：盐价增加，“困在贫民”；嘉庆帝对维持盐价的稳定，表现得更加坚决，说什么“宁可使帑项有亏，而断不肯朘民以益帑”。但实际上，食盐的价格仍在不断地上涨。汉口盐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曾议定每包（重八点二五斤）价钱时以一钱一分九厘为率，最贵不得过一钱二分四厘。嗣后递年增长，至乾隆五年（一七四○），每包加至一钱八、九分，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达二钱九分，较雍正时期增长一倍以上。

　　缓征——一是预运引盐的缓征，一是盐课的带征。原来盐课一向分三次完纳，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商人借口运河挑浚，阻塞航道，须提前运盐，资金周转困难，于是始定凡预运引盐，缓征一、二两次课税，统于第三次一并完纳。后遂为成例。这项缓征，因为只限于预运盐引，数量不大，还不引人注意。缓征的主要部分是盐课的带征。所谓带征，是将当年应征而未完的课税延长上缴期限，延长五年叫做分五年带完，延长十年叫做分十年带完。这种带征，最初只限于正课，以后则扩大到盐商的报效、公捐的交纳和官款的偿还，最后形成巨额的积欠。

　　借帑——在盐商资本不继之时，清王朝常发库存帑银交盐商领借，以资周转。这种办法，也盛行于乾隆时期。乾隆一朝，仅两淮一处，就先后借帑十次，总数达二百一十多万两。以后按引酌借，视为成例。嘉庆六年（一八一○），规定每年以一百二十万两为限额，“垂为定例”。

　　清王朝对盐商的这些优待，当然不是白给。它从盐商那里，也曾得到回报。归纳起来，也有四项：

　　报效——盐商之报效，始自康熙而盛于乾隆。它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乾隆一朝，盐商在军需、助赈、助工、备公的名义下进行的捐输，仅两淮一处，就有三十七起，总数达到二千八百五十多万两。这个数目，十倍于康熙时期全国一年的盐课收入。

　　帑息——清王朝对盐商发借库款，反过来盐商又付给清王朝以高额的帑息。有时盐商对官府的报效，又反过来作为官本，借给盐商，也收帑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清王朝命两淮盐政备银十万两，长芦盐政备银五万两，交盐商生息，以备乾隆帝巡游的挥霍。当时两淮没有余款可解，盐政吉庆献策说，淮盐众商情愿每年公捐银两十万，公领生息，以五年为期，每年息银归入本内，一并营运。期满之后，留银六十万两，永作本银生息，余银解交内库。一文不出，本息全收，算得是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涯。

　　预纳——在盐引滞销之时，盐官照顾盐商，准其缓纳税款，分年带征；而在拨解紧饷，无法应数之时，盐商也往往成全盐官，由商凑款赶课，谓之“预纳”。这样，一方面暂时弥补了库款的亏虚，一方面又长久保住了盐官的考成，好处是明显的。

　　分润——官僚直接分润盐商的盈利，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就曾被人揭发私交银两给盐商做生意。乾隆时，山东济东道张体仁也被人揭发让子侄出面行盐，“居官牟利”。在乾隆朝做过户部侍郎的裘日修和嘉庆时的户部尚书戴衢亨，都是长芦盐商的儿女亲家。此后，形成“盐务一官，或与商人联姻换帖，或与商人伙本行盐”。官、商便成一体。

　　商人给官的这些好处，也不是没有回报的。例如预纳盐课，就不仅从官那里得到贴息，而且还可以得到减纳的优待。同时一经预纳，又可用手本开载预纳银数，呈官钤印，等到商人亏乏之时，即以钤印手本质钱，辗转抵押，纠葛不清，最后亏的还是库款。

　　盐商报效，名为“因公抒诚”、“岁助国用”，实际上以空数上报，而先由运库垫解，从无年清年款，以至最后逋欠累累，阴亏正课。占两淮盐商报效首位的军需捐款，在乾隆一朝为数一千四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商人交出的现款，不过一百万两，其余全由公库垫解。名为按年带征归款，实际一直挂在账上。

　　并不是所有的盐商都能同官府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享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无论是“缓征”、“借帑”、或“加斤”上的重斤夹带、“加价”方面的垄断盐引，所有这些好处，都首先落在大盐商的手里。至于和大官僚联姻换帖、伙本行盐、朋分盈利的，更是盐商的上层头面人物，获利自然更大。

　　在两淮盐商中，向有所谓“总商”或“纲总“的设置。他们的数目，由官府选定。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定为二十四人。雍正以后，增为三十人。这二、三十个人实际上掌握了整个淮盐的营运。他们一方面是“资重引多”，为散商所信赖的富商，所有贩运淮盐的商人，都必须附在一个总商名下，行盐迟早，惟总商是听。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所谓“勇于任事”、为官府所倚重的豪商。所有官府一年应征盐课，都由总商“成管催追”，解款虚盈，唯总商是问。他们在官府与散商之间，对上则借承交赋税之机，挥霍库款；对下则借包揽盐引之势，勒索众商。这种亦官亦商的地位，不仅微本小商望尘莫及，就是一般场商运商，也不能望其项背。

　　由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这种差异，不但见之于盐商，而且也见之于其他商人。江苏浒墅关征收关税，有梁头、小贩之分。梁头系按船只大小征税，其对象是拥有商船的大商人；小贩则按货征税，其对象为一般行商负贩。两种课税，轻重悬殊。雍正初年，豆税一项，小贩每石纳银七分，而载重二、三千石的梁头，每石纳银只合二分六厘，相去近三倍。淮安关征收关税，关吏在正税上无法高下其手，则在正税以外之“使费”上，玩弄花样。商人纳税，凡商货在百担以上的，正税一两，加“使费”八钱，而小贩零星货物，正税一两，“使费”却加至一两。小商小贩肩负米粮不及一石者，例不纳税，而淮安关则“凡有肩负米石过关者，并不放行，俟再有一、二肩负米石者来，将二、三人之米合算成石，令二、三人公同上税”。很明显，在大盐商那里，亏空公帑虽千百而逍遥法外；在小商贩这里，缴纳税赋虽升斗而锱铢必较。

　　（三）农民以外的劳动群众

　　在清王朝的财政赋税体系中，全部赋税的最后负担者，除了农民以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他们主要是被称为“矿丁”、“灶丁”和“运丁”的从事开矿、制盐和漕粮运输的手工业劳动者。

　　这些手工劳动者中，矿工人数最多。云南铜矿每一矿区，“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非独本身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工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省各种矿的佣工，在雍正时期，不下数万人。这个省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阳山，在康熙时期就集中了很多来自邻县乃至邻省的矿工。估计清代前期矿业中的劳动者，至少当在百万以上。盐场劳动者的数目，也很可观。仅两淮一处，康熙时期，被称为“灶丁”的盐工，当在十万左右。加上捆工、箕秤、鉤槓、杴帚等辅助工，又不下数十万人。这两部分劳动者，在乾隆中期，为数在五十万以上。四川井盐，在十九世纪初期，单是井工一项，估计将近二十万。至于漕粮的运输，也拥有大量的劳动者。清代漕船数目，原额有一万四千五百号，实际上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在六千至七千号之间。每船运丁十至十二人，总数当在七、八万之间。加上运丁所用的水手、舵工、纤夫等，又八、九万人。两者合计，当在十五万以上。

　　所有这些劳动者，都遭受严重的剥削，生活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这里仅从清王朝的财政赋税的角度，看一看他们身上承受的重担。

　　关于矿业劳动者的情况，在清代的矿业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型，但大量的矿场，仍然保存着旧的剥削方式。这里的雇佣，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领取工资的雇佣，有的地方叫“月活”；一种是矿工出力，矿主供给饭食，共同分配产品的雇佣，有的地方叫“亲身”。在后一种形式中，矿工和矿主的关系，实质上近于佃户与地主的关系。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某些矿区中，往往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矿工遭受的剥削，本来就是很严重的。

　　在这种严重剥削的情况下，清王朝的赋税政策，加重了矿工的负担。如上所述，清王朝对于某些矿产的征课，除了抽税以外，还采取收购产品的政策。由于官定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所以矿场中，经常发生私卖活动。官府为了防止私卖，就对矿场的生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如云南铜矿中，每炉起火，必须请得官府印票，无票不得起火。熄炉时，官府遣役看守，铜一出炉，即押赴官所称兑。在“亲身”制的条件下，矿工在遭受矿主严重剥削之后，手中分得的产品，一方面必须以低价卖与官府，另一方面，生产又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希图在官府规定之外，进行额外的生产，以改善自己处境的道路，又被堵截。因此，矿工除逃亡到官府力量暂时达不到的荒山峻岭，从事私挖以外，只有饥饿和死亡，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在盐业中，也有官发薪本，或拨给煎盐所需草荡，由灶户煎盐办课的。以全国最大的盐区两淮而言，这里的盐户，基本上是个体生产者。每灶一丁，办盐十三引，每办一引，给草荡十三亩。灶户所得之盐，只能卖给场商，不许私卖。灶户和官府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灶户对官府分给之草荡，必须“按荡完纳本色引盐”，官府对灶丁，实际上是地主对佃户。另一方面，灶户卖盐与场商，必须按照官府批准的价格，更不许有“透露情弊”。凡灶户烧盐，必须逐时呈报，“核其开煎、熄火之候，较其盐斤多寡之数，务使尽入商垣”。官府对盐产的控制，采取了与矿产同样严密的手法。盐户的处境，与矿丁并无二致。

　　在灶盐必须卖与场商的条件下，盐户的命运基本上控制在场商的手里。盐尚未煎成时，灶户为了 口，不得不以在野之青草荡，向场商典借高利贷，当其辛勤煎得之盐刚一出灶，还没有来得及易银买米，商人便已“持券向取以抵旧欠”。灶户和场商的关系是：灶户需资，场商则“放利图扣”；灶户卖盐，场商则“浮收勒掯”；灶户盐多，场商则“乘急贱买”；灶户盐少，额引亏短，场商则“又以漏私诿诸灶户”。在官府和场商的双重剥削下，灶户处境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清初，一位熟悉灶户生活的诗人写道：“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坐思烈火与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壮者流离弃故乡，灰场蒿满无池卤”。事实正是这样。海州徐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八百五十，其后相继流亡，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只剩一百三十四丁；莞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一千五百，在康熙七年（一六八八），已全部逃亡，后虽陆续召徕，至乾隆四十年，也只恢复到四百五十六丁。可见，灶户也和矿丁一样，多有逃亡。

　　在漕粮运输线上，清王朝对挽运漕粮的所谓运丁，采取了军队的编制。为封建王朝直接服役的运丁，和其他劳动者比较，有许多特殊之处，但就主要方面来看，他们仍然是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他们和漕运线上的纤夫、水手，同属于当时广大的水陆运输劳动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采取军队编制的运丁，有十分严密的组织。全国运漕有五十四个卫所，卫所之下分帮，每帮平均有船五、六十只。挽运漕粮的运丁，每四年或五年一编审，轮流领运。编审的重心是“清查隐匿，勾稽潜逃”，必使归卫以备签运。这就是用强制的力量，维持漕运人员的编制，强迫运丁负担漕运的劳役。

　　对于这种封建的劳役，清王朝也规定有所谓津贴和报酬。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行粮、月粮、赠贴银米的发给，这是最主要的一项。其次是准许运丁随船携带定量的免税货物，进行贸易，叫做“土宜”。雍正以前，每船准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后，增为百石。第三是分派屯田，作为赡养运丁之用，叫做“计屯贴运”。屯田或由运丁自己执业，或由卫所按亩收租，津贴出运的运丁。平均每丁可摊屯田二、三十亩至五、六十亩不等。

　　乍看起来，运丁的经济状况，似乎很不错了。他既有固定的行粮、月粮，又有随船土宜的附带收入，还有屯田的补贴收入。特别是后来在行、月钱粮之外，还有帮丁贴费，而运丁向兑漕州县勒索帮费，且为人所诟病。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不了运丁的艰难处境，也改变不了运丁基本上处于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的地位。

　　首先，在三项收入中，前两项并不全归运丁所有。行、月钱粮包括领舵水手雇募之资，屯田收入包括修造船只津贴之费。运丁个人所能分到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土宜收入很不稳定，运丁在佥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往往无力置办。至于运丁在三项收入之外，还要向兑漕州县勒索人所诟病之帮费，则是他们本身承受官府剥削的自然结果。从承运漕粮起，到运抵仓场止，运丁要承受一系列大小衙门的剥削勒索。承运之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有粮道书办常例，有府厅书办常规，还有令箭牌票的差礼，行月钱粮的勒靳。过淮之时，则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至抵仓场之日，又投文有投文之费，过坝有过坝之费，交仓有交仓之费。统计由起运到交仓，勒索的关卡凡十九道，勒索的名目达一百零五项之多。当时有人说：“自州县视之”，诚然“运军为刀俎”；而“自京、通视之，则运军为鱼肉”。运丁“鱼肉”州县，这当然又增加州县对广大农民的鱼肉，但运丁之所以“鱼肉”州县，则是因为他们受京、通的鱼肉。这说明运丁和广大农民，同样处于被损害、被鱼肉的地位。

　　至于粮船雇用的水手和纤夫，他们的地位，更等而下之。在统治者的眼中，他们是“无业之民”，“顽蠢之辈”。官府对他们的生活，从来不加过问，而对于他们的反抗，则残酷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患病医药或身故丧葬，都必须从自己所得的雇值中，按名提扣，而他们的反抗只要是集众在十人以上，为首的就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总起来说，地主和农民相对立，整个剥削阶级和劳动群众相对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是这样，在封建政权的财政体系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