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若干进展

  2011年05月25日05:46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这十年中，我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一定进展，在国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这十年中，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一直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在这场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他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乘机作乱和极左思潮的危害有了一定认识。他制止和纠正过某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倚重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主张过“天下大乱”，后来又一再呼吁安定团结，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虽然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有限度地支持过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他信用过江青等人，后来也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我们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分裂；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实现了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重大战略调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继续进行。
　　“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发动了这场运动，但是，在这十年中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在斗争中站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不幸去世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的各级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迫害而不幸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干部，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各阶层群众受到了冲击和伤害，但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中许多人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逐渐体验到实际发生的情况同他们参加运动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逐渐觉醒后，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消极观望和抵制反对的态度。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使这场运动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上述作用，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对这场内乱的抵制和抗争，由于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和共同努力，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三线建设虽然由于对战争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出现了巨大浪费等问题，但是，也在许多方面取得建设成就，对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在这十年间，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继续增加。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年底余额总计为200.9亿元，与1965年相比，增长50.8%；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8629.6万千瓦，增长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39.7万台，增长4.5倍；排灌动力机械3984万千瓦，增长4.97倍，原来的人力、畜力、风力等简易提水工具基本为机电泵所代替；化肥施用总量达582.8万吨，增长2倍；农药生产量和进口量达43.6万吨，增长90.6%；农村用电量达204.8亿度，增长4.5倍。农田基本建设继续得到加强，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2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全国粮食总产量5726.2亿斤，比1965年增长47.2%。地方“五小”工业和农村社队工业的较大发展，为后来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工作得到一定重视。
　　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行业均有较大的发展。6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大庆油田，已成为年产原油5000万吨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相当于1965年产量1131万吨的7.7倍。除上述大油田外，建成和在建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贵州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陕西富平压延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等。从1973年开始，我国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1959年动工、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全长1091公里的成昆铁路(四川成都至云南昆明)于1970年全线通车。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湖南株洲田心至贵州贵定)，全长753公里的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还有贵昆铁路(贵州贵阳至云南昆明)、京原铁路(北京至山西原平)、汉丹铁路(湖北汉口西至湖北丹江口)、宁铜铁路(江苏南京至安徽铜陵)、通让铁路(内蒙古通辽至黑龙江大庆让湖路)等也先后建成。1975年7月1日，还通过技术改造建成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陕西宝鸡至四川成都)。公路建设也有所进展。此外，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以及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1976年，我国又建成一条纵贯8个省市的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成一座卫星地面站。这些成果，大大增强了我国的交通运输能力、原油输送能力和邮电通信能力。
　　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翌年3月，又发射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生物技术方面也有突破。经过长期艰苦攻关，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电子技术同时取得进步，我国自行研制成功卫星地面站、彩色电视发射设备、第三代电子计算机，还发展了激光红外技术，自行研制成功小同轴300路载波机。1971年，初步形成全国电视网。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一些进展。
　　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在大多数人对于环境保护问题还感到陌生的时候，周恩来及时提出并着手抓了环境保护问题。他强调:在经济建设中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从1970年到1974年，周恩来数十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讲话、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治理环境污染，搞好综合利用，保护环境，并确定保护环境以预防为主；治理污染重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1972年，周恩来指示开展对官厅水库水源污染的调查。国务院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经过十多年的治理，终于控制住了官厅水库的污染。这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项成功治理污染的工程，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1973年8月，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设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广大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实现的。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农村较少受到动乱的破坏，大多数农民依然默默地坚持农业劳动。许多工厂和工地，工人坚持生产。科学技术人员中许多人虽然受到打击迫害，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条件，但仍尽可能地奋力工作。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后，长期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核武器的设计与研制。他们不顾动乱对个人及家庭的冲击，千方百计地克服派性在科技人员中造成的分裂和混乱，夜以继日地工作，成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事业杰出的奠基者。正是这样的一大批科学家、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忘我地工作，终于使我国第一颗氢弹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空爆成功。1968年12月5日，我国著名力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完成第一次热核弹头试验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他在罹难时紧护在胸前的，竟是完好无损的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的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仍潜心研究。他在六平方米的小屋内，借着煤油灯光伏在床板上演算，在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后，对解析数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后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事业刚刚起步。他顽强克服造反派对试验的几次严重破坏，在近乎保密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科研工作，终于在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上连续攻关，取得突破性成果。1975年冬，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许多企业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干部虽然在动乱中遭到“批斗”，仍忠于职守、坚持工作，有的人刚从“牛棚”(监禁地)被释放，即刻奔赴工作岗位。河南林县人民在1966年红旗渠总干渠竣工通水后，又于1967年进行红旗渠支渠配套。他们顶住压力，排除动乱的干扰，至1969年7月底，共建成大小石砌渠道595条，全长1500公里，同时进行总干渠加高加固，配套维修，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旗渠的建成，使林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水利灌溉网。
　　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和聪明才智。肯定这些成绩，丝毫不是要、也不能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在于说明不应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完全等同起来，更不应该同这期间全党、全国人民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和努力完全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