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1年05月25日05:39

　　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再次复职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首先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的崇敬，对领导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党中央的拥护。接着，他坦诚地表示了对于重新出来工作的心情，并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倡导，有鲜明的针对性，有效地抵制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十届三中全会批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并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间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特别是关于重新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7月22日，全会公报公布的当晚，北京市不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23日，首都100多万军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冒雨举行庆祝游行，同时，十万各界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热烈欢呼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庆祝会。人们用“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来称颂全会，用“全党欢呼，全军振奋，人民欣慰!”这样的词句表达对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的拥护。
　　邓小平的重新复出，顺应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的工作。
　　党的十一大的召开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这时全国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了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顺应了民心。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一些同志对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着重指出，全党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使之不断健全。但新党章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中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继续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不过，已经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邓小平为拨乱反正作了又一次有力推动。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实现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在他的倡导下，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的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与此同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新产生的党委或党组，注意清除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起用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使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得到充实和加强。
　　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的恢复
　　同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一样，鉴于国家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调整也势在必行。根据中央的部署，从1977年11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政府领导人。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并决定了国务院组成人选。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比，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没有了，一些难以胜任国家领导工作的劳动模范代表改任了相应的工作，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国家领导岗位。大会再一次重申了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通过了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一些好的原则和内容，并且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但是，它未能彻底纠正1975年宪法中的错误，仍然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列入历史新时期的总任务中，还保留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和将“革命委员会”作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等条款。
　　不过，这次大会在总体上还是推进了拨乱反正，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进一步动员，对国家工作正常秩序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大会恢复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撤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选出了新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开始得到恢复。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普遍进行一次新宪法宣传教育的通知》，要求集中必要的力量和时间，对新宪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普遍宣传教育，以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4月24日至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讨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李先念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一定要通过揭批“四人帮”，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发扬起来。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建立组织，以便开展工作。根据宪法的规定，各地很快恢复建立了检察机关。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由黄火青等六人组成的中央政法小组。这标志着党对政法工作的统一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样的政协大会，已经有13年没有开过了。出席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会议听取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协领导成员。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当选为副主席。政协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活动。这次大会的召开，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恢复和健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陆续调整或重建组织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若干错误开始有所纠正。在民族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影响重大的“新内人党”冤案[2]在1978年4月获得平反。在侨务工作中，开始纠正因所谓“海外关系”而歧视、迫害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现象，对广大侨眷、归侨采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宗教问题上，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申，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得到必要的保护和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此外，1978年9月至10月，被拖延了十多年的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选举了新一届领导成员，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制定了新的工作章程。工、青、妇组织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鉴于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不再继续存在。同年10月27日，共青团中央十届一中全会通过恢复少先队的决议，红小兵组织即行撤销。
　　党的十一大和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还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注:
　　[1]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5页。
　　[2]“新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该党是1925年建立的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发挥过积极作用，1946年解散。“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谢富治多次提出“新内人党”问题，将其作为攻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的依据，造成“新内人党”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