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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课标历史教学中的细节问题

——以国（國、、）字为例

南京四中 戴长征

在课程改革逐步深入推进之时，如何贯彻新课标理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成为一个值得探讨和思索的问题，加强对教学细节的研究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里的细节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鲁迅笔下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相反，它是对教材内容的高度浓缩，细节中蕴含着及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抓住这类细节，认真分析，细细揣摩，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发散性和浓缩性思维，教师也能从中享受到教学的乐趣，这样的课堂才能活起来、生动起来，下面我将以三个“国”字为例来谈谈对细节问题的教学。

一、运用“國”字教学西周分封制

中国古籍中，把“天子”统治的区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的采邑称“家”，秦统一后把所统治的范围称为“国家”。与氏族社会相比，国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按地域来划分居民，二是设有军队，法庭，监狱和官僚机构。“国”字，古人写为“國”，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古人对于“国家”的概念，“口”象征国家的边界，里面的“或”字有疆域之意，其中“戈”象征军队，“口”及下面的一横，象征国家的民众和领土。国家的基本特征被完整地概括出来了。

那如何利用“國”字来分析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内容呢？

如所周知，周天子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一”和“口”）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受封诸侯对天子负有镇守疆土（“或”），随从作战（“戈”）等义务。由此，天子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口”）。通过对“國”字的分析来剖析分封制下周王、诸侯之间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借此可引导学生探究古代和现代国家概念之间的区别，又可联系西周宗法制，探讨两者互为表里之间的关系，进而总结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以达到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章教学的目的。“國”字起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进行教学的目的。

如果说“國”只是起到对教学内容进行串讲的作用，那么“”与“”则显然蕴含了更为普遍的道理。

二、运用“”字教学太平天国

在教学太平天国运动时，一个常为人忽视的细节是，太平天国大花钱铸币上“”字的写法（见人教版教材第36页），太平天国的“”字，口内是一个王而不是玉，一字之差，一点之别见证了太平天国悲喜剧。它预伏了太平天国的悲剧，而天国的悲剧注定要由“”字来诠释。

太平天国作为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难以摆脱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洪秀全“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1]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秀全自称“天王”，随后在永安建制封王，定都天京后，洪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除注重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钱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外，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其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汇报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这样的领袖何尝能复兴民族呢？其实，就定都天京而言，又何尝不能用“”字来诠释呢？选择南京为天堂立基之地，是起兵不久就有的成算。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对于天堂地点的盘算取舍，说明富裕的经济和“帝王之家”是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东西。“金陵地居都会，据东南之美，为名胜之区，地势弥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山河，此天父上帝所造成，而为我天王建都之地也。”[2]在今人看来，他们的论旨多保守小天堂于一隅之心，少经营八表以取天下之志。同小天堂相比，北京城成了非常遥远的东西。透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一选择的结果，带来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历史转折。

首先，对满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攻势变成了守势，南京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锋，迫使它敛收起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于是，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此后虽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军深入险地，与其说是梨除庭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其次，进入南京之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促长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由此上演了一幕天京变乱之悲剧。

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终究只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拜上帝教没有从天上搬来一套新的生产方式，新朝不可能在社会性质上比旧朝更高。过去说太平天国带来新天新地新世界，这是过美之词。“新”有两种含义：质变和飞跃的产物。这是性质之新；在质不变的条件下，一物取代另一物。这是形式之新。太平天国之为新，是后一种意义。

其实，太平天国并非不想打破王朝更迭的局限，相反，它扫荡了王朝秩序，冲击了封建纲常名教，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其所到之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入金陵以后，又曾大规模地搜书和烧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在秦始皇之后，象这样恣肆地践踏的事是没有先例的。曾国藩因此谓之“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但是对于传统社会里的农民来说，践踏孔孟并不是等于摆脱孔孟，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它又接受了很多儒家的东西，这种反孔而又依傍儒学的矛盾不难从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中得到解释。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因为儒学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它与孔夫子所争夺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其它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

其次，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余年之久的浸润，它已经深藏于中国人民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当洪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子牵引，这种情况，在洪成为天国的君王之后更加明显，随着造反者锐气的消退，是统治者惰气的增长，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国。历史在绕行一周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由此可见，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太平天国不能救中国，承担不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这是天国的悲剧，因为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的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

三、运用“”字教学辛亥革命

在近代中国人根据辛亥革命形势创作的一幅宣传漫画中将国写为“（口内一个民字）”，并认为是当时民众的一个新创意。如何利用这个细节教学辛亥革命呢？

“”字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高度概括，是对“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最好诠释，蕴涵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

表达了主权在民的观念，将孟德斯鸠主权在民的理论付诸实施。其社会原因是：

政治上，民国取代帝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自此，王朝更迭机制被抉破，皇权体制被否定，它宣告了王朝时代的逝去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在新旧替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力追不舍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为之奋斗不息的方向。即要在政治体制上效法欧美，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政治的组织形式为内阁制，其目的在于用约法、内阁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尽管后来袁世凯践踏了这个约法，但它规定了“中国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再是任何人所得而私了，这便是他的意义所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八十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有深远意义的结果。当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第一首民国国歌的时候，“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已由革命派的意向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共同意向。

此后，孙中山又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无论是反袁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抑或是二次护法运动无不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孙看来，《临时约法》与国会已成为共和制度的两块招牌，是共和的象征。

经济上，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的胜利提高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民国创立后，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资产阶级不再象以前那样居于“四民之末”，不少实业界人士可以直接参与政事。南京临时政府也制订和颁行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湖北起义军就曾于1912年10月12日颁布公告，明确规定：“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这个公告出现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但它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反映了革命党人的经济政策。于是，振兴实业成为民国初年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思潮，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除辛亥革命的鼓舞外，一战期间，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目标，革命也就丧失自己最终的意义，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破坏，民族工业很快丧失了发展机遇，胜利的辛亥革命推动了实业的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又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事实表明，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民族工业就不能获得正常发展。

思想上，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革了皇帝的命，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历史意义。从秦始皇到宣统，在213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是同皇帝连在一起的。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作为天子，皇帝是神圣的权威；作为君父，皇帝又是伦理的权威。一言以蔽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皇帝君临天下，臣是他的奴仆，民则是他的奴隶。在皇帝之下，没有独立自由的个体，只有臣民而不可能有国民。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君主专制在明清得到强化，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有位老臣梁诗正积数年之经验曰：“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稿”，这句话以一个臣僚的战栗之情说明了君主专制之狠之毒。在漫长的历史里，农民战争曾不止一次地把皇帝拉下马。然而即使造反的事业也体现了皇权主义。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都没有撞破王朝更迭的机制，只成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中介。因为阶级是对立的，生长阶级的社会土壤却并不是对立的。于是代替皇帝的仍然是皇帝。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传入。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从忠君爱国到抑君爱国再到叛君爱国，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目光和心思从唐虞盛世转到了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中西比较中以新的思维对传统的专制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辛亥革命以暴力推倒了帝制，代之以民国，为2132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王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反袁护国的胜利，张勋复辟的闹剧，从一正一反说明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社会习俗方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皇帝到了”相并而提的是“辫子革了”。南京临时政府规定，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以行政命令推行剪辫，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此后，剪辫渐成一种社会风尚，留辫者则为社会所不齿，“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为满奴”。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辫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此后，谁还拖着辫子，当以封建余孽视之。与此相应相随，社会习尚改革还包括禁藏足、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易服饰等内容，这种移风易俗，使得社会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外，辛亥革命亦是这一时期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之所以有上述成功之处，其思想渊源在于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涉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达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总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

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历史让位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经过28年的奋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自此，可以将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总结为“三制”，即分封制、宗法制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两节总结为两字“”、“”。

综上可见，通过对三个国字的剖析，揭示出细节中所蕴含的道理，将新课标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落到实处，既能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对教学细节恰到好处的把握和处理，往往到达别开生面的教学效果。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