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柜下沿要贴踢脚线吗:[原创]秋石客：历史铸成的血色报告

秋石客：历史铸成的血色报告
这是一份浙江文革当事人以真名写的血色报告，不少猫坛网友不是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吗？看了此文有何感想？笔者认为此类冤假错案不解决，和谐社会是建不起来的。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
我叫李显通，今年65岁，是毛主席逝世后浙江省揭批查扩大化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我原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届毕业生，1968年3月18日被周总理任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浙江省革委会常委（详见中共中央中发[68]47号文件），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1月21日，以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年4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为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委个别领导为了彻底推翻周总理对浙江文革中的很多重大处理决定，并利用揭批查公报私仇，在全省首先将我隔离审查和批斗。他们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们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时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原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我的叔叔辈。早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曾当着南萍、陈励耘的面委托周建人老人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并指示南、陈将张永生推荐为“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陈励耘为了讨好张春桥，把张永生的名额让给了上海的于会泳或陈敢峰。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后因整人有功而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我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而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更是咬牙切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并说什么“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正因为这样，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其他部份地县的有关情况见附件。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由此，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铁瑛在浙江制造冤假错案堪称一流，其中由他一手提拔的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最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邹宗仁本来就是丽水地区派性十足的一派头头，一上台就大搞派性，压一派抬一派，一派做官，一派坐牢，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真是狠毒之极！
又如省城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年12月2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24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中共杭州市委个别头头竟然以权代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即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此时何、孔二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同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可见他们对法律的践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样子！？
铁瑛在浙江“揭、批、查”过程中任意践踏人权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对待张永生同志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铁瑛的为人及其残忍的本性。1967年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铁瑛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南京军区炮兵学院政委陈德先以身试法重提这个问题，结果得了个反革命的可悲下场。省革委会成立后，张永生当上副主任，每次开会，铁瑛碰见张永生时总是先立正，然后敬个军礼并叫声“首长好”。这种情况我亦见到过多次。可是1972年铁瑛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多次与谭启龙一起对张永生同志进行一次次政治陷害：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铁瑛“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1975年7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同志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扰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主席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10月谭、铁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造谣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此事被毛主席发现后亲自给张永生同志平了反，而对谭启龙则作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北京接受审查的处理。主席当年的批示是：“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年底开始的“揭、批、查”中，铁瑛便抓住机会，向中央打报告把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然后罗织罪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欲把张永生置于死地而后快，完全置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而不顾抢在新刑法实施前夕先宣判后办理判决手续，不仅将张永生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毫不顾忌地把他送往青海大漠服刑，一关就长达三十年之久，创下了世界政治犯关押时间之最的历史记录。
铁瑛在揭批查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还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如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当时党中央已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情况下干的。尤其是1977年春，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期间曾特别提醒铁瑛：“在省里清查造反派头头问题时，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要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像某些人要求的那样抓住他们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原领导岗位或工作单位，实事求是地给以处理。”可铁瑛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另搞一套，在浙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摘自《征途》杂志2005年第二期P14铁瑛：《实事求是的楷模》）
顺致
崇高的敬礼！
翘首以待的受害者原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李显通
         
  *.*.*.* 2008-3-15 10: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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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秋石客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续主贴我本人于1979年12月27日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被西湖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详见杭西法刑字[79]第74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及杭法刑上[80]74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复印件）。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我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1981年11月20日我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后在我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我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我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为名，说是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实际上给厂里布置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我的份；旅游学院借用我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我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我们的孩子和亲属。
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血性男儿，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共青团员”；在学生时期一直担任少先队长，学生班长以及大学里的校、系学生干部和学生基干民兵连长、营长等职。校系领导把我作为系主任接班人来培养。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按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杭大组织了东方红兵团并参与筹建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多次赴京聆听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教诲，曾接受过周总理指示直接向他老人家反映过浙江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将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安排在杭大留学生宿舍采取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还接受过东海舰队司令员梅江声同志的邀请和省军管会主要领导的指派去宁波帮助处理驻甬部队与地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宁波当时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本人是在杨海波同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杭大党委工作时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直接教育与长期培养的结果。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作为参与者的我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管怎么错，也不至于错到非要“先后窃取了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等职”不可！如果真是这样，那铁瑛等人究竟把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这使我不得不怀疑铁瑛自己的这个省委书记职位是怎么窃取到的？！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省委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以及回杭后谭启龙主持、铁瑛在主席台上压阵的汇报会也被说成是“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1974年，抵制由王洪文直接控制并一手举办的所谓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有背于周总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精神）也作为我“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条主要罪状！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铁瑛违背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政策，在浙江另搞一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工具，胡说什么对付我们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出自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他们无中生有胡说我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召集军区一些干部开黑会，准备上山打游击；还编造什么在江青的笔记本中发现“四人帮”一旦上台，我将担任团中央书记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及所谓的事实真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颠倒了历史事实和敌我的性质，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我们实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原“红暴会”（即原红色暴动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中个别劣迹斑斑的头头则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他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十六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后一下子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并震动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在把我们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们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一面，我们亦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整人者的可悲下场。但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的沉冤一定要予以纠正，这样做不仅可以抚慰一大批深受伤害的人们及其子女的心灵，而且更有利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胡耀帮同志所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的“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那么多的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会议还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号召党的组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要“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恳请赵洪祝书记对两手沾满浙江人民鲜血的铁瑛当选为十七大代表一事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拨冗接见我们一次，让我们可当面向您反映一些重要情况。这样或许对解决好浙江所存在的问题更加有利。当否，请酌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