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嫁错人一生痛苦怎么办:胡风案解评——两个宗派的殊死斗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8:45:37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随附 的“万言信”（《给党中央的信》），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周扬等的“宗派主义”及其对文化艺术界一些反对者的压制和迫害。“三十万言书”的文风，也如胡风的文字，让人云山雾罩。“万言信”的内容，却简洁明了。简单的说，“万言信”基本是“三十万言书”的一个“精华”的缩写。
“万言信”中，胡风首先以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破题”：“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地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接着叙述受周恩来的点拨、启发：“我终于明白了：周总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评’，是要我正视自己，正视现实，面对面地向斗争迎上去的意思。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争面前，我回避不脱；有党的保证，我没有必要得保留顾虑情绪。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领域党都要求展开斗争，在斗争面前党是无情的。周总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党是为历史要求，为真理服务的，在历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党不允许任何人享有任何权利。”
主要内容则是对周扬宗派的揭露和批判、要求中央解决周扬宗派：“（周扬等‘非党的领导思想’）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了，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封建主义性的陈腐东西和资本主义性的或庸俗社会学的虚伪冷淡的东西取得了、进而扩大了支配性的影响”；“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了”；“为了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欲望，为了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张皇失措的心虚，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恼’地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使人不胜同情的‘无可奈何’的‘失败的英雄’，甚至是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牺牲品的‘赎罪的羔羊’。分析到这里，我心里涌了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地实感到了我们的革命是不得不牺牲了多少宝贵的东西才通过了曲折的道路争取到了这个伟大的胜利的”。“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对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总括起来，胡风对周扬的反党宗派活动归结为四个方面：“一，以树立小领袖主义为目的。”“二，不断地破坏团结，甚至竟利用叛党分子制造破坏团结的事件。”“三，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身上，以致竟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牺牲思想工作的起码原则，以对于他的宗派主义统治是否有利为‘团结’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为反动思想敞开了大门的情势。”
最后的“落脚点”是：“要求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
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宣部、文联、作协的许多人早已知道内容。获悉的渠道很多。首先，胡风上书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进行，“集团”的成员们以各种方式散布。巴金在批判胡风的文章中写道：“胡风的‘意见书’发表以前，文艺界中间就在传播这件大事。听说胡风派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胜利。而且在上海的胡风派还为它聚餐庆祝，为胡风的健康干杯。”其次，陆定一、周扬等是中宣部的主要领导，而文联、作协这些部门，直接受中宣部主管，何况，还与中央主要领导身边的秘书们联系紧密，因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瞒不过他们的。
胡风已经好不客气的发射出足以摧毁周扬宗派主义的“原子弹”，周扬等做出更激烈的“反攻”，也就成了必然。正如胡风1952年6月9日自上海给路翎写的信中所言：“斗争未有不用血可以得到的。血流得不少了”。胡风宗派与周扬宗派之间的斗争，由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已经由原来私下的相互龌龊，转变为直接利用党的最高政权了。而且表明这种“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已经不可逆转。——焦点只有一个，即文化艺术的领导权。
周扬有现成的“组织”“权力”可资运用，胡风也不简单。巴金揭露道：“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斗者’：那些名字真叫人吃惊！其中有些人谁也不曾疑心过他们是胡风集团分子（有些人甚至混入党内，充当胡风的坐探）；而且他还有那末些地盘：连党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也成了他的集团的主要阵地；而且他还有那末严密的组织，有联络员，有‘组织原则’，有计划；而且有一些机关里还有他的坐探，替他偷窃党内文件，探听情况。”——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会议内容，本不是胡风这些人能够知道的，但是，胡风通过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聂甘弩从谁人处获得的消息，没有资料披露）。因此，胡风“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中对周扬宗派的四条定性，基本是中央对高岗、饶恕石集团定性的翻版。
但是，胡风派和周扬派各自可以利用的“资源”相互比照，胡风的“资源”，恰好是周扬派可以直接当作胡风派的“阴谋”打击胡风集团的材料，而周扬派的“资源”，则披着合法的“组织”外衣。这也是胡风撇开正常的组织程序而直接上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只有上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才能彻底击溃周扬宗派，取代周扬派在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权。
胡风这种近乎唐诘诃德式的“英勇”方式，自然抵不过周扬派比“风车”强大得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且，面对胡风这种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反弹”之力必然更加强劲：所谓打蛇不死反被蛇吞，这种情况是决然不会令其发生的。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是1954年7月22日交上去的。但是，不管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在1954年余下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回应。这个情况加上文化界的动向，使得胡风情绪高涨，并加紧了布置。10月27日，胡风给张中晓写信道：“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来，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另以斟酌，斟酌后抄一份寄来”。
1954年11月2日，胡风再次给张中晓写信：“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果可能也应写一篇去。”
“二马”是“冯”字的谑称，指冯雪峰。“诗人”指袁水拍。从这些信中可以知道，在10月间，周扬派已经决定印发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了，而胡风却当作“好兆头”，不知道这是周扬派的一个重要反击。
胡风的这种张扬，主要来自于中央和毛泽东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文章和《文艺报》的批评。10月末开始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八次扩大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公开进攻，遭到反弹。1954年12月8日，周扬等主持召开的第8次扩大会议上，周扬等离开对俞平伯和《文艺报》批评的这个主题，集中开始批判胡风。这标志着周扬派开始转向对胡风派的强烈进攻。会后，陆定一、周扬等迅速组织了《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中央在全国展开批判胡风的热潮，并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此报告于1955年1月初，呈送给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们的手中。
“中共中央”根据中宣部这个报告对胡风的定性，批示道：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长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
这个“中共中央”的批示，并非来自于毛泽东，而是来自于其他领导人。如果是来自于毛泽东，后来的有关文字中，早不客气的直接点出了。因此，但凡引用这个“批示”的文字，都说“中共中央”。当然，中宣部是中共领导文化艺术部门的最高权威和权力机构，其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是组织定性，“中共中央”自然会照准。
激化过程中，周扬等的宗派主义手段
1979年之时，周扬在谈到胡风案时，承认道：“我承认过去有宗派主义，不过胡风也有”。 bA_/ 6r)u
周扬以宗派主义对付另一个宗派，这个过程中，使用宗派主义手段，就是个必然。这种手段，不但表现在对付胡风派方面，也必然表现在运用“合法”的组织资源上。尤其是毛泽东得到中宣部上呈的《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后在态度上的递进，更加显得突出。
毛泽东首次介入“胡风集团”的问题，既在收到中宣部的《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之后。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批示道：“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并且特意加“注”道：“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增改”的全部内容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毛泽东的第一次批示，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即把中宣部要求的对胡风展开全面批判，限定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即否定了中宣部报告中对胡风所做的定性。刘少奇、周恩来做了什么样的批示，没有资料显示。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明显不利于周扬派。因为周扬等本人十分清楚：文化艺术界的不少人，对周扬等的意见甚至反对，也是可观的。因此，周扬们决然不会让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现实！
所以，两天后的14日，一个报告又迅速呈递到毛泽东手中。报告的内容，不难想象。但是，毛泽东的批示依然令周扬们无法接受。毛泽东批示道：“看看胡风的意见，二十万字长，真是洋洋大观！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实在不少！”这种介乎“谈笑”的批示，与中宣部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相差太远！之所以说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近乎“谈笑”，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们而言，就是“家常便饭”，无伤大雅。
这与毛泽东的一贯作风相符合。不管对谁，都是先由“讨论”入手，分清对错，错误的一方只要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也就达到目的了。对于来自于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毛泽东就更是如此。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周扬们是深刻了解的。延安时期，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这类人，毛泽东都统一采取了这种方式，著名的有萧军等。只有提供的资料中有无可辩识的“敌特”材料，才会促使毛泽东严厉起来，比如王实味。
15日，周扬再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份报告，并写明转呈“毛主席”的字样。这是周扬跟胡风谈话后所写的报告。胡风在谈话中“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胡风在周扬们的强大攻势下，已经由原来希望公开印发“三十万言书”，转变为不要印发了。但胡风知道“三十万言书”的印发已经不可逆转：1954年10月已经获悉周扬们要印发了，而此时，周扬们已经运用合法的组织手段取得了中央的批准。
这个报告自然很快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批示道：“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毛泽东在周扬们接连不断的迅猛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下，第一次认可了“反党反人民”的说法。但是，毛泽东认可后的主旨很明显，即批准了中宣部要求全面展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两个宗派之间发展到“你死我活”后的第一阶段的对垒，周扬们取得了完胜。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即使毛泽东终于明确批示批判“胡风思想”后，但毛泽东的方针是一如既往的，即“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对胡风这等人物，很显然的是：毛泽东决然不会直接提出什么组织处理，更不会直接干预“组织处理”的。而且，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制止对胡风的“组织处理”。
激化过程中，周扬等的宗派主义手段（续）
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而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则是周恩来主管。国统区的文化艺术界一直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国统区文化艺术界人士与解放区文化艺术界人士合流，周恩来自然成为协调统一两个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因此，胡风建国初期因为工作职位的安排，多次拒绝周扬、胡乔木后，一直要求面见周恩来；在其“三十万言书”中，也要求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
1955年1月，周扬们促使中央终于批准全面批判胡风思想后，曾经通知胡风进京参加举行的专门批判胡风思想的会议。“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⑴。
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显然是奉中央和毛泽东之命。这与毛泽东一贯的方针想符合，也与毛泽东介入胡风问题后的方针相符合。客观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毛泽东在第三次批示时同意了中宣部以及“中共中央”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但主要是胡风的一些对立思想，限定于思想批判，事实上也是仅限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同时，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胡风反映的关于周扬的宗派问题和飞扬跋扈也有所警觉；因而，在主流思想上展开批判，在具体事务上“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以解决问题，就是解决这场宗派主义争斗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与毛泽东三次批示的主旨也完全相同。第一次批示定下了解决胡风问题的方针：大家讨论，得出一个结论；第二次第三次批示，则是对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对胡风思想定性的认可；而解决的最终结局，自然要按照第一次批示定下的方针了。
但是，周扬并没有接受这个方式：“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周扬当然不可能执行中央指示去跟胡风“坐下来”进行平等交流：不要说已经促使中央展开了对胡风的批判，即使没有这个因素，周扬同样也不会跟胡风“平等”交流，必然是居高临下的“指导”。非此，也就不会发生胡风这些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会议基本近于胡风批判的尾声，也即等于是解决胡风问题的终结会议，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了胡风近半年后，胡风除在思想上受批判外，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要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由对胡风的思想批判向对周扬宗派清算的转变——根子自然是在毛泽东身上。形成对胡风的全面批判，就是给毛泽东提供材料和报告，促使毛泽东在这些材料和报告面前，给予了批准。要制止这种“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最终解决方式，从而消除有被清算的危险，就必须把足以置胡风于死地的更严重的材料再设法呈递到毛泽东的面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出笼了，而且又呈递到毛泽东的手中。这些报告，不仅是个人的揭发，更主要是中宣部、文联、作协这些庞大的组织的认定。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对一些具体事物的判断，都是依据组织提供的报告，而决然不会轻易否定这些报告。轻易否定，就意味着这些庞大的组织进入不作为、甚至捣乱、对抗的状态，要解决的事物，则必然陷入不了了之的混乱状态。尤其是，最终极有可能甚至是必然激发出某些可怕的事变。——这已经为客观的历史所证实！
林默涵1989年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写道：“信中对很多跟随党的作家有仇视态度，很多暗语看不懂，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按内容分分类，做些注释。舒芜同意了，一两天后交给林，林交给周扬。周扬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后又给了毛泽东。”
舒芜写道：“林默涵要求我将他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四类：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革命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的世界观作基础。”
舒芜这些材料出笼的过程，另辟章节评叙。这里要说的是：周扬等组织编选舒芜的这些材料，从人员到内容，都是经过精心安排选编的，目的就是促使毛泽东加重对胡风及其集团的处置。“从胡风友人互相通讯的信件，需要一些熟悉文艺界情况和胡风等人的习惯用语及别名等情况的人审阅，于是很快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何其芳、刘白羽、袁水拍、张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约十一二人办理此事，并由林默涵组织领导这一工作”。而选编的这些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注解说明，递交这些材料的迅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性质，被彻底注定了！
胡风给舒芜信件内容的含义，没有比胡风、舒芜二人更清楚的了。舒芜的注释是否“歪曲”？恐怕不能象胡风平反后一些人的胡乱编篡，而是舒芜当时的说明。因为舒芜不单是理解胡风的信件，还有根据信件的回信。两者一对比，就很清楚了！
尤其是，了解胡风跟舒芜通信内容的人，对这些信件的真实含义，表现也是十分“胆寒”的。胡风的女儿根据胡风的回忆写道：“出得门来，舒芜恨恨地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聂一听，吓得赶快对他说：‘那可不能啊！’聂十分后悔带舒芜前来”。——一个“吓”字，无疑是聂甘弩了解这些信件内容的严重性！如果象胡风自己后来的解释，或者象平反后一些人的解释，聂氏是不至于被“吓”的！
胡风平反后，舒芜为什么会被“标榜”成“犹大”？同样的道理：不是因为舒芜什么“告密”，而是因为舒芜提供的材料彻底改变了事情的本质并连带出更多的类似的材料的暴露。至于什么“告密”之类，本就是传统文化及其衣钵者的一个特性！
舒芜的回忆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周扬派在组织编排这些信件材料之时，不仅是递交给毛泽东，同时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联通”。舒芜写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5月17日，公安部对胡风羁押审查。
经过一周的酝酿，5月25日，周扬等主持召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七百多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开除胡风在文联、作协等所有职务的决议。尤其是，对公安机关对胡风的羁押审查并不满足，做出了要求把胡风“反革命罪行”交由检察机关公诉法办的决议报告。
由此，中央批准了成立胡风案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成立，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决非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毛泽东同意了常委会的意见。对胡风问题，“反革命”的材料被揭发出来后，毛泽东和中央并没有轻易下组织处理的结论，而是经过常委会的多次研究后，才共同做出的决定。之所以认为这个共同决定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毛泽东同意了，就在于几乎所有文字对这个决定的过程不予披露：如果是毛泽东主张的，早被渲染的铺天盖地了！被掩盖的事实无疑还有，即：有人提出要杀胡风，被毛泽东否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公开说胡风不能杀的起因。
专案组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周扬派宗派主义手段的结束。专案组开始由陆定一、周扬(中宣部)、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李楚离(中组部)、杨奇清(公安部)五人组成，由陆定一任组长。陆定一等拟就《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呈送中央和毛泽东，7月1日被批准下达。接着，专案组又扩大为十人，陆定一依然担任组长，罗瑞卿担任副组长，刘澜涛、周扬等为组员，而周扬是十人专案组中唯一的“文化界人士”。
这依然不是最重要的！“中宣部干部处主管文艺干部的副处长、10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1956年给陆定一汇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体调查清楚了，没有发现有人有反革命的问题，在法律上起诉不足，大约不能定为反革命集团，遂建议10人小组开会讨论一次。陆定一同意，叫王康给10人小组印发有关材料，会还没开，陆定一就因事外出了。周扬对王康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还说，他和罗瑞卿商量了，会不开了，把发出去的材料全部收回来”⑷。——用无以辩识的大量而迅猛的“材料”、想法设法的递交给毛泽东，促使毛泽东逐步认可了提供的事实和定性，反过头来又以“毛主席定的”为理由，压迫专案组无法进行正常的专案审查！周扬从中玩弄宗派主义手段欺上压下的卑劣与恶毒，至此暴露无遗矣！
胡风没被死刑，幸有毛泽东！
“万言信”中，胡风首先以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破题”：“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地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接着叙述受周恩来的点拨、启发：“我终于明白了：周总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评’，是要我正视自己，正视现实，面对面地向斗争迎上去的意思。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争面前，我回避不脱；有党的保证，我没有必要得保留顾虑情绪。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领域党都要求展开斗争，在斗争面前党是无情的。周总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党是为历史要求，为真理服务的，在历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党不允许任何人享有任何权利。”
主要内容则是对周扬宗派的揭露和批判、要求中央解决周扬宗派：“（周扬等‘非党的领导思想’）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了，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封建主义性的陈腐东西和资本主义性的或庸俗社会学的虚伪冷淡的东西取得了、进而扩大了支配性的影响”；“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了”；“为了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欲望，为了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张皇失措的心虚，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恼’地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使人不胜同情的‘无可奈何’的‘失败的英雄’，甚至是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牺牲品的‘赎罪的羔羊’。分析到这里，我心里涌了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地实感到了我们的革命是不得不牺牲了多少宝贵的东西才通过了曲折的道路争取到了这个伟大的胜利的”。“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对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总括起来，胡风对周扬的反党宗派活动归结为四个方面：“一，以树立小领袖主义为目的。”“二，不断地破坏团结，甚至竟利用叛党分子制造破坏团结的事件。”“三，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身上，以致竟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牺牲思想工作的起码原则，以对于他的宗派主义统治是否有利为‘团结’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为反动思想敞开了大门的情势。”
最后的“落脚点”是：“要求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
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宣部、文联、作协的许多人早已知道内容。获悉的渠道很多。首先，胡风上书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进行，“集团”的成员们以各种方式散布。巴金在批判胡风的文章中写道：“胡风的‘意见书’发表以前，文艺界中间就在传播这件大事。听说胡风派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胜利。而且在上海的胡风派还为它聚餐庆祝，为胡风的健康干杯。”其次，陆定一、周扬等是中宣部的主要领导，而文联、作协这些部门，直接受中宣部主管，何况，还与中央主要领导身边的秘书们联系紧密，因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瞒不过他们的。
胡风已经好不客气的发射出足以摧毁周扬宗派主义的“原子弹”，周扬等做出更激烈的“反攻”，也就成了必然。正如胡风1952年6月9日自上海给路翎写的信中所言：“斗争未有不用血可以得到的。血流得不少了”。胡风宗派与周扬宗派之间的斗争，由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已经由原来私下的相互龌龊，转变为直接利用党的最高政权了。而且表明这种“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已经不可逆转。——焦点只有一个，即文化艺术的领导权。
周扬有现成的“组织”“权力”可资运用，胡风也不简单。巴金揭露道：“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斗者’：那些名字真叫人吃惊！其中有些人谁也不曾疑心过他们是胡风集团分子（有些人甚至混入党内，充当胡风的坐探）；而且他还有那末些地盘：连党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也成了他的集团的主要阵地；而且他还有那末严密的组织，有联络员，有‘组织原则’，有计划；而且有一些机关里还有他的坐探，替他偷窃党内文件，探听情况。”——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会议内容，本不是胡风这些人能够知道的，但是，胡风通过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聂甘弩从谁人处获得的消息，没有资料披露）。因此，胡风“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中对周扬宗派的四条定性，基本是中央对高岗、饶恕石集团定性的翻版。
但是，胡风派和周扬派各自可以利用的“资源”相互比照，胡风的“资源”，恰好是周扬派可以直接当作胡风派的“阴谋”打击胡风集团的材料，而周扬派的“资源”，则披着合法的“组织”外衣。这也是胡风撇开正常的组织程序而直接上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只有上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才能彻底击溃周扬宗派，取代周扬派在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权。
胡风这种近乎唐诘诃德式的“英勇”方式，自然抵不过周扬派比“风车”强大得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且，面对胡风这种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反弹”之力必然更加强劲：所谓打蛇不死反被蛇吞，这种情况是决然不会令其发生的。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万言信”是1954年7月22日交上去的。但是，不管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在1954年余下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回应。这个情况加上文化界的动向，使得胡风情绪高涨，并加紧了布置。10月27日，胡风给张中晓写信道：“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来，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另以斟酌，斟酌后抄一份寄来”。
1954年11月2日，胡风再次给张中晓写信：“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果可能也应写一篇去。”
“二马”是“冯”字的谑称，指冯雪峰。“诗人”指袁水拍。从这些信中可以知道，在10月间，周扬派已经决定印发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了，而胡风却当作“好兆头”，不知道这是周扬派的一个重要反击。
胡风的这种张扬，主要来自于中央和毛泽东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文章和《文艺报》的批评。10月末开始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八次扩大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公开进攻，遭到反弹。1954年12月8日，周扬等主持召开的第8次扩大会议上，周扬等离开对俞平伯和《文艺报》批评的这个主题，集中开始批判胡风。这标志着周扬派开始转向对胡风派的强烈进攻。会后，陆定一、周扬等迅速组织了《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中央在全国展开批判胡风的热潮，并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此报告于1955年1月初，呈送给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们的手中。
“中共中央”根据中宣部这个报告对胡风的定性，批示道：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长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
这个“中共中央”的批示，并非来自于毛泽东，而是来自于其他领导人。如果是来自于毛泽东，后来的有关文字中，早不客气的直接点出了。因此，但凡引用这个“批示”的文字，都说“中共中央”。当然，中宣部是中共领导文化艺术部门的最高权威和权力机构，其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是组织定性，“中共中央”自然会照准。
激化过程中，周扬等的宗派主义手段
1979年之时，周扬在谈到胡风案时，承认道：“我承认过去有宗派主义，不过胡风也有”。 bA_/ 6r)u
周扬以宗派主义对付另一个宗派，这个过程中，使用宗派主义手段，就是个必然。这种手段，不但表现在对付胡风派方面，也必然表现在运用“合法”的组织资源上。尤其是毛泽东得到中宣部上呈的《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后在态度上的递进，更加显得突出。
毛泽东首次介入“胡风集团”的问题，既在收到中宣部的《关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之后。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批示道：“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并且特意加“注”道：“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增改”的全部内容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毛泽东的第一次批示，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即把中宣部要求的对胡风展开全面批判，限定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即否定了中宣部报告中对胡风所做的定性。刘少奇、周恩来做了什么样的批示，没有资料显示。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明显不利于周扬派。因为周扬等本人十分清楚：文化艺术界的不少人，对周扬等的意见甚至反对，也是可观的。因此，周扬们决然不会让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现实！
所以，两天后的14日，一个报告又迅速呈递到毛泽东手中。报告的内容，不难想象。但是，毛泽东的批示依然令周扬们无法接受。毛泽东批示道：“看看胡风的意见，二十万字长，真是洋洋大观！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实在不少！”这种介乎“谈笑”的批示，与中宣部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相差太远！之所以说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近乎“谈笑”，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们而言，就是“家常便饭”，无伤大雅。
这与毛泽东的一贯作风相符合。不管对谁，都是先由“讨论”入手，分清对错，错误的一方只要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也就达到目的了。对于来自于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毛泽东就更是如此。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周扬们是深刻了解的。延安时期，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这类人，毛泽东都统一采取了这种方式，著名的有萧军等。只有提供的资料中有无可辩识的“敌特”材料，才会促使毛泽东严厉起来，比如王实味。
15日，周扬再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份报告，并写明转呈“毛主席”的字样。这是周扬跟胡风谈话后所写的报告。胡风在谈话中“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胡风在周扬们的强大攻势下，已经由原来希望公开印发“三十万言书”，转变为不要印发了。但胡风知道“三十万言书”的印发已经不可逆转：1954年10月已经获悉周扬们要印发了，而此时，周扬们已经运用合法的组织手段取得了中央的批准。
这个报告自然很快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批示道：“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毛泽东在周扬们接连不断的迅猛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下，第一次认可了“反党反人民”的说法。但是，毛泽东认可后的主旨很明显，即批准了中宣部要求全面展开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两个宗派之间发展到“你死我活”后的第一阶段的对垒，周扬们取得了完胜。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即使毛泽东终于明确批示批判“胡风思想”后，但毛泽东的方针是一如既往的，即“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对胡风这等人物，很显然的是：毛泽东决然不会直接提出什么组织处理，更不会直接干预“组织处理”的。而且，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制止对胡风的“组织处理”。
激化过程中，周扬等的宗派主义手段（续）
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而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则是周恩来主管。国统区的文化艺术界一直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国统区文化艺术界人士与解放区文化艺术界人士合流，周恩来自然成为协调统一两个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因此，胡风建国初期因为工作职位的安排，多次拒绝周扬、胡乔木后，一直要求面见周恩来；在其“三十万言书”中，也要求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
1955年1月，周扬们促使中央终于批准全面批判胡风思想后，曾经通知胡风进京参加举行的专门批判胡风思想的会议。“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⑴。
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显然是奉中央和毛泽东之命。这与毛泽东一贯的方针想符合，也与毛泽东介入胡风问题后的方针相符合。客观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毛泽东在第三次批示时同意了中宣部以及“中共中央”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定性，但主要是胡风的一些对立思想，限定于思想批判，事实上也是仅限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同时，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胡风反映的关于周扬的宗派问题和飞扬跋扈也有所警觉；因而，在主流思想上展开批判，在具体事务上“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以解决问题，就是解决这场宗派主义争斗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与毛泽东三次批示的主旨也完全相同。第一次批示定下了解决胡风问题的方针：大家讨论，得出一个结论；第二次第三次批示，则是对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对胡风思想定性的认可；而解决的最终结局，自然要按照第一次批示定下的方针了。
但是，周扬并没有接受这个方式：“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周扬当然不可能执行中央指示去跟胡风“坐下来”进行平等交流：不要说已经促使中央展开了对胡风的批判，即使没有这个因素，周扬同样也不会跟胡风“平等”交流，必然是居高临下的“指导”。非此，也就不会发生胡风这些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会议基本近于胡风批判的尾声，也即等于是解决胡风问题的终结会议，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了胡风近半年后，胡风除在思想上受批判外，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要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由对胡风的思想批判向对周扬宗派清算的转变——根子自然是在毛泽东身上。形成对胡风的全面批判，就是给毛泽东提供材料和报告，促使毛泽东在这些材料和报告面前，给予了批准。要制止这种“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最终解决方式，从而消除有被清算的危险，就必须把足以置胡风于死地的更严重的材料再设法呈递到毛泽东的面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出笼了，而且又呈递到毛泽东的手中。这些报告，不仅是个人的揭发，更主要是中宣部、文联、作协这些庞大的组织的认定。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对一些具体事物的判断，都是依据组织提供的报告，而决然不会轻易否定这些报告。轻易否定，就意味着这些庞大的组织进入不作为、甚至捣乱、对抗的状态，要解决的事物，则必然陷入不了了之的混乱状态。尤其是，最终极有可能甚至是必然激发出某些可怕的事变。——这已经为客观的历史所证实！
林默涵1989年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写道：“信中对很多跟随党的作家有仇视态度，很多暗语看不懂，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按内容分分类，做些注释。舒芜同意了，一两天后交给林，林交给周扬。周扬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后又给了毛泽东。”
舒芜写道：“林默涵要求我将他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四类：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革命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的世界观作基础。”
舒芜这些材料出笼的过程，另辟章节评叙。这里要说的是：周扬等组织编选舒芜的这些材料，从人员到内容，都是经过精心安排选编的，目的就是促使毛泽东加重对胡风及其集团的处置。“从胡风友人互相通讯的信件，需要一些熟悉文艺界情况和胡风等人的习惯用语及别名等情况的人审阅，于是很快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何其芳、刘白羽、袁水拍、张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约十一二人办理此事，并由林默涵组织领导这一工作”。而选编的这些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注解说明，递交这些材料的迅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性质，被彻底注定了！
胡风给舒芜信件内容的含义，没有比胡风、舒芜二人更清楚的了。舒芜的注释是否“歪曲”？恐怕不能象胡风平反后一些人的胡乱编篡，而是舒芜当时的说明。因为舒芜不单是理解胡风的信件，还有根据信件的回信。两者一对比，就很清楚了！
尤其是，了解胡风跟舒芜通信内容的人，对这些信件的真实含义，表现也是十分“胆寒”的。胡风的女儿根据胡风的回忆写道：“出得门来，舒芜恨恨地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聂一听，吓得赶快对他说：‘那可不能啊！’聂十分后悔带舒芜前来”。——一个“吓”字，无疑是聂甘弩了解这些信件内容的严重性！如果象胡风自己后来的解释，或者象平反后一些人的解释，聂氏是不至于被“吓”的！
胡风平反后，舒芜为什么会被“标榜”成“犹大”？同样的道理：不是因为舒芜什么“告密”，而是因为舒芜提供的材料彻底改变了事情的本质并连带出更多的类似的材料的暴露。至于什么“告密”之类，本就是传统文化及其衣钵者的一个特性！
舒芜的回忆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周扬派在组织编排这些信件材料之时，不仅是递交给毛泽东，同时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联通”。舒芜写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5月17日，公安部对胡风羁押审查。
经过一周的酝酿，5月25日，周扬等主持召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七百多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开除胡风在文联、作协等所有职务的决议。尤其是，对公安机关对胡风的羁押审查并不满足，做出了要求把胡风“反革命罪行”交由检察机关公诉法办的决议报告。
由此，中央批准了成立胡风案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成立，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决非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毛泽东同意了常委会的意见。对胡风问题，“反革命”的材料被揭发出来后，毛泽东和中央并没有轻易下组织处理的结论，而是经过常委会的多次研究后，才共同做出的决定。之所以认为这个共同决定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毛泽东同意了，就在于几乎所有文字对这个决定的过程不予披露：如果是毛泽东主张的，早被渲染的铺天盖地了！被掩盖的事实无疑还有，即：有人提出要杀胡风，被毛泽东否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公开说胡风不能杀的起因。
专案组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周扬派宗派主义手段的结束。专案组开始由陆定一、周扬(中宣部)、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李楚离(中组部)、杨奇清(公安部)五人组成，由陆定一任组长。陆定一等拟就《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呈送中央和毛泽东，7月1日被批准下达。接着，专案组又扩大为十人，陆定一依然担任组长，罗瑞卿担任副组长，刘澜涛、周扬等为组员，而周扬是十人专案组中唯一的“文化界人士”。
这依然不是最重要的！“中宣部干部处主管文艺干部的副处长、10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1956年给陆定一汇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体调查清楚了，没有发现有人有反革命的问题，在法律上起诉不足，大约不能定为反革命集团，遂建议10人小组开会讨论一次。陆定一同意，叫王康给10人小组印发有关材料，会还没开，陆定一就因事外出了。周扬对王康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还说，他和罗瑞卿商量了，会不开了，把发出去的材料全部收回来”⑷。——用无以辩识的大量而迅猛的“材料”、想法设法的递交给毛泽东，促使毛泽东逐步认可了提供的事实和定性，反过头来又以“毛主席定的”为理由，压迫专案组无法进行正常的专案审查！周扬从中玩弄宗派主义手段欺上压下的卑劣与恶毒，至此暴露无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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