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帅的男歌手:宋代才子故事--部分

欧阳修 苏轼 柳永 秦观 李清照 辛弃疾 陆游

一  欧阳修
 1.人格

    常听人说“文人无行”，甚者还感叹“一为文人便不足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文人的品行都难令人启齿，含蓄地说是不太令人满意。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欧阳修、苏东坡则是文人的精华。说起欧阳修来，他的文章与道德都应该是万众敬仰的，当时“天下翕然而师尊之”，至今还无人敢撄其锋。

    当年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把一份他精心绘制的百官联络图上奏给皇帝，结果捅了马蜂窝，被狠狠地蜇了一下，赶出了朝廷。有位叫高若讷的御史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在私人宴会中诋毁范仲淹。这副幸灾乐祸的嘴脸，激怒了青年欧阳修。欧阳修挺身而出，龙飞凤舞，草就了一篇檄文《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是伪君子，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并情绪激愤地对高若讷说，你有种到皇帝那里去告我，就说我是范仲淹的同党。没曾想到，这位高先生还真是“憨厚实诚”，竟然当即将欧阳修的私信上交给朝廷，致使欧阳修被贬到湖北宜昌——当时的夷陵，今天的三峡门户——一个荒僻的小山城当县令去了。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读了欧阳修的信，拍案叫好，认为“凛凛正气，可薄日月”，同时惋惜地说，欧阳修毕竟太年轻了，不知道朝廷的这些官僚们都是这副作派，千古一辙，大抵如此，欧阳修是“少所见，多所怪”，才写出了这样愤激的文章。乾隆皇帝说这番话时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他可以对他的臣子失望，但不能对欧阳修有所贬抑。欧阳修一生还是担得上“正气凛然”四个字，即使后来他阅历丰富了，见多识广了，也不失赤诚之心。风水轮流转，范仲淹得到重用后，想提拔他。欧阳修很干脆地拒绝了，说他不是政治投机者，范大人不必想着报答他。当年他为范大人鸣冤叫屈是出于公道正义，同退可以，同进就没有必要了。

    欧公虽然不愿意以非常规途径与他人“同进”，但却是竭尽所能地提携他人，尽量让他所认定的才华之士与之同进，所谓“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哪怕推举这些人会让他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这些人的崛起会对他的地位产生威胁与影响。宋人笔记《冷斋夜话》记载：“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诵李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仅在至和三年，欧公就向朝廷推荐了包拯、王安石、梅尧臣、吕公著、胡瑗等。在这些人之中，除梅尧臣是他的诗文之交，有着很深的情谊，其他人则往来不多。欧公慧眼识苏轼的故事更是文坛上脍炙人口的佳话。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当时考风颇不端正，请托舞弊情况十分严重。初春天气寒冷，考生们穿着厚厚的袍子，袍子里多有夹带的各种小纸条或者大部头的书籍。还有些考生花钱雇请枪手，一同进入考场，然后在其间捉刀代笔。今天出现的种种舞弊行为，除因技术原因无法实现的以外，其他的情形大致在宋代都早已出现了。

    上任伊始，欧公一方面大力整顿考风，另一方面则大刀阔斧地改变文风。当时怪癖艰涩的“太学体”盛行天下，最有影响的是刘几，号称太学第一人，有极大的号召力，受到很多青年人的追捧。欧公在批阅试卷时，发现了一份非常怪异的文章，其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的句子，断定是刘几的卷子，就在后面接了两句：“秀才刺（荒谬），试官刷”，然后用大红笔从头抹到尾，判定为“大纰漏”，贴出来示众。千载之下，追想欧公当年的壮举，今天的教师羡慕不已，毋庸说在批改高考作文时对怪异的文章不敢有所表示，即使在日常的教学中对有个性的学生也要礼让三分。当然，欧公此番作为，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那帮写怪异文字的举子落榜后，又惊又怒，上千人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在欧公上朝的时候痛骂他，还把写好的祭欧阳修文扔进他的院子。由于法不责众，治安人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在此期间，欧公发现有篇文章写得精彩绝伦，有心想把他放在榜首，却又担心它是自己的老乡兼门生曾巩所为，为避嫌疑，就把它放在第二名，揭榜一看，原来此文乃苏轼所作。后来见到苏轼本人，读过苏轼所写的其它文章，欧公感叹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来还预言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见到能够超越自己的英才，如此欢欣鼓舞，其胸襟气度可想而知

  对于自己的同辈，欧公也不遗余力地给以推挽。宋祁很早就开始从事《新唐书》编写的工作，后来完成了列传部分，至于纪、志、表三个部分则无力完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欧阳修虽然是中途参加，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均出自他之手，尤其是一些赞、序，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按惯例，修史完成后一般只写上一个官职最高的主编者，欧阳修官职高于宋祁，贡献也不菲，只著录上他的名字也在情理之中。但欧公认为宋祁“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让宋祁也列名于其上。二十四史里，署上两个主编的，仅仅只有这一部《新唐书》而已。宋祁的兄长宋庠感叹说：自古文人相轻，喜欢相互凌掩，欧公这样的君子真是旷古少有。

    对于曾经提携自己的上级长辈，欧公也不是一味阿谀顺从。晏殊是一个令古往今来的文人都嫉妒不已的幸运儿。高官、厚禄、美名，所有文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似乎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同时还拥有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非凡才情。他位极人臣，历仕两朝，年少荣华，晚来厚宠，为历代所罕见。当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辅都出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受其赏识。但欧阳修与座师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因为在欧公眼中，晏殊有些富贵闲人的味道。

    据说晏殊任枢密使的时候，碰到大雪纷飞，就邀请欧阳修等门生弟子来家作客，赏雪赋诗。但欧阳修却要偏偏扫他的兴头，在筵席上赋诗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委婉地批评这位大官僚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完全不想想边境上的四十万战士正经受着严寒。晏殊心下不快，后来很委屈地向他人诉苦说：唐代的名相裴度也曾经大宴宾客，韩愈也是当时的文章高手，在裴家宴席上凑趣得很，能够写些“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的应景文字，从来没有见到象欧阳修这样故意败人雅兴的。

    欧公的人格，连友邦人士都敬重。在出使契丹期间，欧阳修所享受的待遇之超高，连他自己都有些诧异。契丹方面反复解释说，这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仰慕，与邦交无关。所以《宋史》在盖棺论定时，也肯定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欧公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王安石通过老乡曾巩的介绍，与欧公开始书信往来。后来王安石登门拜访，欧公倒屐相迎，并写出了《赠王介甫》一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欧公把王安石比喻为李白、韩愈（一说为南朝诗人沈约），显然是期许甚高。不过，王安石还是认为欧公没有理解他的志向，在回赠的诗歌中说“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表明自己要把孟子当做奋斗目标，而把欧公比作韩愈。但欧公毫不计较。欧公卒后，对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王安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颂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2.绯闻

    但这样一个在道德操守上近乎完美的前辈，却闹出了私生活上的“绯闻”，最后导致政治前途黯淡。据说欧阳修很喜欢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具有西方人口中的“洛丽塔”情结，有词《望江南》为证：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微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称赞一个十四、五的小女孩美丽动人、活泼可爱，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杜牧有首诗就明确地写出了他的这种经历：“自是寻春去已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据《唐诗纪事》记载，杜牧游湖州时，碰见一位小女孩可人心动，约定十年后成结婚。十四年后再去寻访，他发现此女已嫁，并生二子，这令他倍感怅惋。但倘若把这种欣赏的眼光放在一个七岁女孩的身上（当时有人说，簸钱是七岁小女孩玩的游戏），而且这个女孩又是他的小辈，那就触犯了道德的底线。这一事件在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欧阳修后来也因此事牵连被贬到滁州当知州。当然，他在那里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则另当别论

这欧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劣行呢？首先，纪大才子等人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上面所引的《望江南》根本就不是欧公所写。他们引用《名臣录》说，当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黜落了一批人，落第的举子刘煇等人心怀不满，于是写了《醉蓬莱》、《望江南》来败坏欧阳修的名声。

    其次，故事中的女主角并是欧阳修的外甥女。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生育。张龟正曾经有个女儿，是前妻所生。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就把这个女儿带回自己的娘家扶养。此女长大之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但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两人被押至开封府。为了开脱自己，寻求援助，此女在他人怂恿之下，一口咬定与欧阳修先有过暧昧之情。王铚《默记》说这位张女士“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 词多丑鄙”。当时审案的官员孙揆也认为张女士的说法过于荒唐，想置之不理。但欧公是名人，又是政客攻击的对象，好不容易抓住这等“丑事”，有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宰相吕夷简本来将欧阳修视为肉中刺，必欲剔之而后快，听闻孙揆的处理方案后，大发雷霆，当即另派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重审此案，务必把欧阳修拖下水。后来又有位叫王昭明前去监督审核。王昭明到了监狱，看见苏安世所写的案牍，大惊失色，说道：“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翌日昭明吃剑不得!”苏安世听后也害怕起来，不敢再说张女士与欧公有私情，只弹劾欧公曾经用张氏的资金买田产立户一事。宰相大失所望，把欧阳修发配到滁州后，余恨未消，又把苏安世贬到泰州监税，王昭明降寿州监税。

    欧阳修到了滁州，也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愤怒，专门上表自辩，说自己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当年妹妹丧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自己不能忍心拒之门外，况且也无法预料这位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时帮她们买田产置房产也是人之常情。现在追究我的责任，实在是吹析于毫，深文罗织。但历来大家对绯闻都具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更何况它发生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文坛领袖身上呢？三人成虎，欧阳修百口难辩。与欧阳修结怨的人也在其间推波助澜。欧阳修编修《五代史》时，对吴越王钱俶颇多贬词，被钱家所忌恨。钱明逸、钱勰等人借此良机纷纷参劾欧阳修。开封府知府杨日严，早年在益州为官时，欧阳修参劾其“贪姿不法”，此时也异常兴奋。口耳相传，欧阳修的“绯闻”竟就成为一段疑案，后人也竟然将它视为浪漫的故事。新版《射雕英雄传》描述了黄药师与女弟子梅超风之间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孤傲怪僻的黄老邪，就曾把上面的《望江南》写给梅超风，只可惜年少的她，懵懵懂懂。

    欧公的第二次绯闻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仁宗晚年无子，经韩琦、欧阳修的反复劝说，正式确认皇侄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半年后，仁宗暴卒，赵曙即位，是为英宗。仁宗上台后，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他的生父、嗣父如何称呼。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执政派认为“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即对英宗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仁宗皇帝都应该称父亲。而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台谏派却认为“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倘若把濮安懿王称为父亲，那么又将仁宗皇帝置于何地。两方形成僵持，势如水火，闹得不可开交。英宗很想尊崇自己的生父，又担心舆论的压力，犹豫长久，最后下定决心支持执政派，将台谏派一个个撵出朝廷。但当时朝野人士大多倾向台谏派，欧阳修等人被视为阿谀奉承的奸佞。

    其中有位蒋之奇，先前支持执政派，于是欧阳修推荐他为御史。这时蒋御史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付出的心血太多，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再让众人将自己看成奸佞，决定反戈一击，通过攻击欧阳修来漂白自己。适逢欧阳修妻子薛氏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薛宗孺任水部郎中时所荐举的京官崔庠贪赃枉法，按照规定薛宗孺也要受到弹劾。薛宗孺期望把这事情拖一拖，等到大赦后再从宽处理。为避嫌疑，欧公专门上书要求及时处理。薛宗孺恨得咬牙切齿，便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扬言欧公与其儿媳吴春燕有染。谣言一出笼，很快传到蒋之奇耳中。蒋之奇见机不可失，急忙上书弹劾欧阳修。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在神宗皇帝的亲自干预下，蒋之奇等人被撵出朝堂，但欧公也是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后一再请求告退，解官归田。

政敌们攻击欧阳修的证据是什么？说起来还是与两首普通令词有关。一首是《减字木兰花》：

    留春不住，燕老莺慵无觅处。说似残春，一老应无却少人。风和月好，办得黄金须买笑。爱惜芳时，莫待无花空折枝。

    另一首是《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前一首词第一句“留春不住，燕老莺慵无觅处”，暗藏“春燕”二字，第二首词中直呼吴春燕“燕子”的小名。御史们说，这不就是证据吗？

    3.艳词

    欧公绯闻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的词集中有太多的“鄙亵之语”。 在严肃的词评家看来，素来著文作诗态度严谨、作品风骨峻肃的一代文宗欧阳修，竟以这样“低俗”、“发露”、“俳狎”、“鄙亵”的格调填词，简直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于是，他们认定俗艳词出现在欧阳修词集中定别有缘故。为维护欧阳修高大完美的正面形象，后世文人多把欧公词集中的艳词定为伪作。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欧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曾慥也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乐府雅词·序》）

    与古人相比，现代大学者的态度更为宽容通达了。经过审核考订，专家们最后认定有近70首艳词乃欧公本人所为，并且认为这些艳词才真正反映了欧公的思想情绪。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欧公词“不意将他的道学假面具全都卸下来了。他活泼泼地、赤裸裸地将他的诗人生活表现在我们之前。……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恋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欧阳修的悲欢哀乐“不便表现于诗文，自然只能表现于词了。……写有几首艳词，正好是他一点私人生活的显露。前人完全以卫道的精神来估价他，似乎近于迂腐了。”

    其实，以卫道的精神来评估他，固然是迂腐的；可是大力颂扬他的叛逆精神，也近于痴人说梦。事实上，北宋文人写艳词并不犯禁，迂腐之人如司马光也不乏此类之作。欧阳修之前的文人词创作，已有《阳春集》、《花间集》行世，形成了秾艳香软、镂金刻翠的唐五代花间词风，初步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调。不过，以一位词人之心力，完全敞开襟怀，在自娱娱人的同时，大胆的自我呈现和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把自己的素养、感情、生理欲念等，径直率真而毫无遮掩地反映到俗艳词中，给后人留下大量真实记录者，欧公显然是第一人。

    另外，欧公也确实在不同场合公开讴歌男女情爱，历任朝官、地方官期间，有关欧阳修风流游妓的记载多见诸宋人笔记，尽管其间有许多捏造的事实，如下面《钱氏私志》所载：，欧公在任河南推官时与一妓关系尤为亲密。当时钱惟演为西京留守，宋代著名文人梅圣俞、尹师鲁都在他的幕下。这批文人里面惟有欧公“有才无行”，大家一个劲地提醒他，要他克制，注意维护形象，可是欧公就是不理睬。有天，钱公在后园里举办宴会，大伙都来了，唯独欧公与那位妓女迟迟不来。等了老半天，两人才一起出现，在坐的诸位心知肚明，相示以目，即各自以眼色示意。钱公倚老卖老，假装毫不知情，故意询问这位妓女为何姗姗来迟。这位妓女回答说，她中午在凉堂睡午觉，丢了一只金钗，寻觅了大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钱公实在憋不住了，就坏笑着说：如果欧推官欧阳修大人能够现场填词，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就赔偿你一只金钗。欧公当即挺身而出，写下这首词：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在座的文人都说欧公的词写得好，把这位女子睡觉的场面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使大家如身临其境。钱公于是要这位女子斟满酒，即席演唱，而让公库拿钱出来另买来一只金钗赔府给她。这则轶事显然不太可靠，欧公自有他风流倜傥与洒脱的一面，但不会如此无所顾忌。即使他想做一些风月之事，也会做得很高雅含蓄，会与他的身份相吻合。如《避暑夜话》记载，欧阳修在扬州供职时，建了一座平山堂，当时在淮南最为壮丽。每到夏天来临时，他就带领一帮清客前往游览，并在其他地方取来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而坐。喝酒的时候，他们派一位乐妓取来荷花，在客人中传递，接过花的人每人摘下一朵花瓣，无花瓣可摘的人就得罚酒，最后往往喝到夜半才载月而归。

    这样的轶事，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欧公所为。《高斋漫录》还记载了欧公的一则轶事:欧阳修替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了一篇神道碑铭。王旦的儿子王仲仪给了他十副金制的酒具作为润笔之资，欧公觉得过于贵重，又不好当面谢绝，就开玩笑说：“酒具虽好，可是没有捧酒具的人啊！”王仲仪一听，当即派人到京城去用重金买来了两个漂亮的侍女，连同酒具再度送给欧公。欧阳修这才知道玩笑开大了，只好勉强收下酒具，将侍女退了回去，反复声明“前言戏之耳”。可见，欧公只是说说而已，喜欢开玩笑。

    作为饱学之士，欧公也有文人的诙谐、幽默与洒脱。野史《拊掌录》记载：欧阳修曾经与一群人在筵席上饮酒。按照惯例，他们要行酒令。当时的酒令是每人各赋诗两句，内容则必须描写犯罪行为。有一酒客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有酒客则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时，他却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在座的酒客很是不解，问欧公的这两句诗与犯罪行为有什么关系。欧公笑着解释说：喝酒喝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又《道山清话》载，欧公平生不信佛教，但是家中有个小孩小名为“僧哥”。于是有和尚好奇地问他：如果大人不敬重佛教，怎么会给自己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呢？欧公笑曰：按照习俗，小孩子想要养得活蹦乱跳，往往都要取个很贱的字做小名，像什么阿猫阿狗之类的。这样的妙语让僧人哭笑不得。

    不过，他所写的那些艳词确实太生动了，让人疑心简直就是他的亲身经历。看这首著作权存在争议的《醉蓬莱》，它描述了相悦、相恋、幽会、坠入爱河的全过程：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衫，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

    佳人“羞容嫩脸”“素腰袅娜”之美丽轻盈打动了词人的心扉，两情相悦之后，相约在“红药阑边”幽会。初次赴约，佳人“娇羞”异常，“语声低颤”中透露了内心的紧张、新奇、期待、渴望。在幽会的欢悦中，双方的情感很快达到了炽热的顶点，决心不顾一切投入爱河。然而，毕竟是女子心细且多顾虑，为了防止“被娘猜破”，便约定各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去，而将真正的欢悦留待夜半“更阑”时候，在“庭花影下”再度相聚。幽会的过程写得活灵活现，宛在眼前。又如《南乡子》写调情：

    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情。

    两人在“花下”初次相见，男士立即迷恋上对方的容颜。女子其实也早已动心，只因娇羞而匆忙离开，却“遗下弓弓小绣鞋”作为再度相见的借口。不久，女子便“刬袜重来”。“半亸乌云”，可见她来得急迫，来得匆忙，原来她也是同样焦急地牵挂着男方。所以，一旦“抱得”“相挨”，便粘到情人怀中，“一向娇痴不下情”了。《蕙香囊》写私会，写得极为香艳

 身作琵琶，调全宫羽，佳人自然用意。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    组带金钩，背垂红绶，纤指转弦韵细。愿伊只恁拨梁州，且多时、得在怀里。

    他的许多词沿袭了“花间”、“南唐”词风，大量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等情感，对女子的外貌打扮、神情体态、歌舞演技都有细致的描写，甚至还有述写幽期密约、洞房艳遇、床第柔情之作。不过，欧公的词艳而不俗。正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所说：“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悱。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与此得其端倪。‘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出自欧阳文忠……是皆一代名德，慎勿谓曲子相公害轻薄者。”谢章铤认为欧公写的是情语而非艳语，丝毫不涉淫冶。他还进一步指出豪杰之士都是有情人：“人必先有所不忍于其家，而后有所不忍于其国，今日之深情款款者，必异日之大节磊磊者也。故工诗者，余于性；工词者，余于情”。看看下面的《玉楼春》，谢章铤确实应该被欧公引为知音：

    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窗纱下睡。    直到起来由自殢，向道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

    这是写情人之间怄气斗嘴，一种甜蜜的摩擦。情人怄气都是一些生活细节或琐事引起。深爱对方于是就很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对琐碎“闲事”也夸张对待。在气头上各不相让，以至于“推倒屏山褰绣被”。等到一方软语相求时，另一方反而更加委屈，更加作态，“走向碧窗纱下睡”。第二天，双方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是小题大做，只好把吵嘴的原因推托为“夜来真个醉”。两人各让一步，“大家恶发大家休”，生活闲事又能说清谁是谁非呢？

    当然，真正展示欧阳修词作艺术风格的还是那些别后相思之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春郊客舍，但见梅残柳细；暖风拂面，送来阵阵草香。两人执手话别。行人越走越远，而离愁也越来越浓，它象春水那样无穷无尽，延绵不断。行人已经远去，居者柔肠寸断，以泪洗面。她登楼远眺，以排遣心中思念之情，但望而不见，所见只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平原。即使望到平原的尽头，又还有春山阻挡了视线，而人在春山之外，如何望得见。

    他的另一首名作也是写深闺思妇的愁苦心境，即《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庭院深深，不知道究竟有多深？杨柳攒聚，烟雾堆积，如一重重帘幕，使本来幽深的庭院更加深邃了。生活在琼楼玉宇之中，也无心欣赏艳丽的春色，因为薄幸之人，早已沉湎于歌楼妓馆。春天即将过去，狂风大作的三月雨，加速了春色的消退。黄昏时刻，只有掩起门户，独守空房，这怎么能挽留住春意。泪眼汪汪问花可知道我的心意，花儿默默不语，只有纷乱的落花，零零落落，一点一点飞到秋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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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苏轼

  1.求仁得仁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大江东去”、“西北望，射天狼”等黄钟大吕之声，似乎他所写的都是这类关西大汉所唱的词。其实他婉约妩媚的作品并不少于秦七、黄九，只不过这类豪放之词，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一新天下耳目，所以让人们念念不往。莺娇燕昵的香艳词曲唱得多了，就不免失却真情，曲子里头满是假意虚情，就会使人乏味，不知道情词本该是怎样婉转旖旎、风情万种。在人们对男女相思之情、离别之苦、风花雪月之愁有些厌倦的时候，突然听到慷慨激昂之声，该是多么的欣喜惊奇。而词也从此改变了它发展的方向，进入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的新境界。

    苏轼带给人们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高亢激奋的庄言危论听多了，感受到的就是虚张声势；超凡脱俗、风流倜傥的才子见多了，麒麟皮下露出的就是马脚；高高在上、悲悯众生的救世主瞻仰多了，感受到的则是不可一世的骄横，如同老虎的屁股。一个天才般的存在，却从来不显摆自己的孤高，始终认为自己是飞蓬，是泥上的鸿爪，如同世间芸芸众生一样都是偶然的存在。“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把一介囚犯，也视为“均是为食谋”的同路人。见惯了矫揉造作、傲慢怪癖的才子，突然看到一个亲切和蔼如邻家老头而才华横溢无所不能的才子，又该是多么欣喜与惊奇。而才子也就此改变了它的方向，越来越靠近世俗生活了。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这么多的封号，其实也就在说明苏轼的生活是真实而丰富的，他不是一个单面人。

    少年苏轼，也曾说过一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言辞。《宋史》苏轼本传及苏辙为他母亲所写的碑文里都记载，大约在苏轼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自教育他——说来也奇怪，北宋前任文坛盟主欧阳修，也是他母亲手把手培养出来的——程老夫人读到《后汉书》中的《范滂传》，慨然太息。苏轼当即问到：“长大后我也成为范那样的人，母亲大人您愿意吗？”程氏夫人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东汉后期的名士，当时与许多儒生一起同当权的阉宦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斗，引来了阉宦的疯狂镇压。逮捕范滂的诏书下达后，督邮吴导抱着诏书在官办的旅舍中伏床而泣，失声痛哭——自从张飞鞭打督邮，陶渊明不愿意为督邮而折腰，人们对督邮就没有什么好印象，没想到之前还有这样好的督邮。范滂听说后，马上自动蹲进监狱。县令郭某要求和他一起潜逃，范滂说何苦连累大家，又让自己的母亲颠簸流离。后来母亲来与他诀别，范滂表达歉意，母亲却鼓励他说求仁得仁没有什么遗憾的。不过，范滂终究还是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困惑。面对自己的儿子，三十三岁的范滂还是表达出了自己迷茫：“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看来，范滂还是没有做到勇往直前，不如他的母亲刚毅果敢。

    《宋史》苏轼本传开篇就叙述苏轼与他母亲的这段对话，除了说明少年苏轼志存高远，除了说明苏轼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以外，恐怕还有暗示的意图，有点一语成谶的味道。太平时节出生的苏轼，有那么多好的志向都可以选择与追求，偏偏要以范滂以奋斗目标，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兆头，结果他的一生真如他其愿，在挫折中，在斗争中，在牢狱之灾与颠簸流离中度过了。一个才华盖世的天才竟然没有过几天风平浪静的生活，看来少年立志真要万分谨慎

  苏轼求仁得仁，应该不会有什么怨言，即使后悔也会太好意思说出来——当年伯齐、叔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孔夫子的学生质疑这两位大圣人临终之前饿得那样难受，会不会产生什么怨言，孔夫子很坚决地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怨——只可惜苏夫人王氏一生饱受惊吓，对苏轼的这种理想并不支持，支持苏轼的母亲大人程氏在苏轼进监狱之前早已经过世了，没有机会在生离死别之际鼓励他——有时候私下想想，假若程氏夫人身体健康，有机会活到目送儿子进入监狱的那天，那她会不会一改初衷呢？

    我们所知道的是，有机会确立光辉形象的王夫人却使劲拉扯苏轼的后腿，她要求饱受挫折的苏轼管好自己的嘴巴，管好自己的手，并把惹祸的诗稿付之于炬，等到旁人去抢救这笔宝贵的文化财产时，据说已经烧掉了三分之二。而苏轼，在灾难来临的那个片刻，也与范滂一样产生过困惑，他认为一切灾难都源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元丰六年(1083)，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轼写了一首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与范滂的教诲何等相似。

    2.见微知著

    烧掉苏轼文稿的王氏，应该称为小王夫人，她是苏轼的续弦，大王夫人的堂妹，可能因为没有侍奉过伟大的婆婆，所以思想境界上始终没有大的飞跃。苏轼的原配是王弗，也是四川眉州人，十六岁嫁给苏轼。当时苏轼号称十九岁，实际上只有十七岁多一点，因为苏轼是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按照当时的计算方式，刚满月的他就已经达到两岁了。这样想来，他虽比兄弟苏辙大了四岁，实际年龄却相差并不多，所以两人也有共同语言，能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苏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又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则回应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这也催生了“明月几时有”这样的绝妙好词。

    哥俩感情虽好，可性格相差很大。传说苏洵曾携二子一去拜访张方平，张方平惊异于两兄弟的博闻强记，有心测试他们俩，于是将苏轼兄弟叫过来做六道题目，自己躲在隔壁屋里透过洞穴观察他们的举动。两兄弟拿到题目，立刻紧张地构思起来。不久，苏辙对其中的一道产生疑问，用手指给哥哥苏轼看，苏轼不发一话，只把手中的笔倒过来在桌子上敲，示意此题出自《管子》。苏辙犹疑不决，又问下一道题。苏轼拿起笔果断地把这个题目勾划掉了。两人做完题后，呈给张方平看。张方平相当欣喜，因为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没有出处，乃是老张故意试探这哥俩的。事后，张方平对苏洵说：两位公子都是天纵之才。哥哥机智敏锐，才华出众；弟弟老成谨重，成就或许还会超过兄长。

    这个故事是来说明张方平有鉴人之能的。张方平也许真有这样的超能力，传说他早年很不喜欢王安石，说这个家伙不能当领导，否则会闹得乌烟瘴气。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与张方平交往甚密的苏洵也很讨厌王安石，据说还曾写过《辨奸论》，预言王安石将成为治世之奸贼，会折腾得大家不安宁。苏洵的《辨奸论》其实比上面的这个故事还不可靠，虽然相信的人很多。不过，苏洵确实有预言的天赋，有见微知著的才能，至少对他的这两个宝贝儿子所作的预言惊人地准确。苏轼的小名叫作“和仲”，苏辙的小名叫作“同叔”，因为苏轼还有个大哥名为景先，这位老大很早就夭折了。庆历七年（1047），苏轼的祖父苏序（因为其祖父名序，所以苏轼给人写序往往称“叙”或“引”）去世，在外面游荡了很久的苏洵奔丧回家了，履行了父亲的义务，于是兄弟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名。苏洵写了一篇《名二子说》，专门解释自己为什么给两个儿子起这样的名字：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这位了不起的父亲说，一辆车肯定要有车轮、车辐、车盖、车轸，而车轼作用不显著，似乎可有可无，没有“轼”只是让人感觉不完整而已。但有了这个所谓的“轼”，即车前那根用来作扶手的横木，车子的层次就上升了，可见这根横木是很张扬的。所以老苏十分忧虑：“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于是又给苏轼起了个字叫作“子瞻”，希望他能高瞻远瞩，把前面的道路看清楚些，可以显摆才华的时候就显摆，不能显摆的时候就要含蓄。至于苏辙，老苏就很放心了。所谓“辙”是车轮辗过的痕迹，有车行走就自然就少不了车辙，即使车仆马毙也不会连累车辙，所以他给苏辙曲字“子由”，让他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事实证明，老苏的预见太准确了，每当国家的前途出了问题，苏轼这个车上的横木就会被人家好好修理一番，因为苏轼是那样的光彩夺目，怎会不招人嫉妒呢？

    虽然有些忧心忡忡，但那是未来的事情，眼下老苏感到的只有自豪。嘉祐元年（1056），老苏携二子，怀揣张方平的推荐信，踌躇满志地直奔首都而来，准备参加次年举行的进士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阅卷工作的还有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试题则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一科真是人才济济，中举的除了苏轼兄弟，还有曾巩、曾布兄弟四人及两名妹夫，以及程颢、张载、吕惠卿等，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看来，欧公的眼光不是一般的毒辣，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被他一网打尽了。这也说明一种考试制度，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只要保持公平与公正，总还是可以让大多数金子闪光的。

    当然，欧公也有小小的失误。当时梅尧臣读到苏轼的文章，拍案称奇，要求欧公录为第一。但欧公误以为此文是其门生兼乡亲曾巩所作，将之录为第二。不过，欧公很快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苏轼论证自己的观点了，虚构了尧与皋陶的一段对白作为证据，说明领导人处罚他人时应该满怀怜悯之心，显示出忠厚宽容的姿态，而执法官则应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能够承受来自上级的压力：“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段对白梅诗人与欧公都看着眼生，可在批阅试卷时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讨论，免得让大家看出自己底子薄。于是等考试结果出来后，寻个机会假装漫不经心地考问苏轼。没想到苏轼引用《三国志·孔融传》“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作为回答，说是自己的临场发挥。欧公听毕，哈哈大笑，到处称赞苏轼是个会读书的人。

    苏轼所说的“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涉及到曹操与孔融的交锋。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的大军攻下了袁绍的老巢邺城，曹阿瞒立刻派人赶紧去抢倾国倾城的甄宓（袁绍的二儿媳），结果左右汇报说已经被五官将（其子曹丕）抢先一步了。曹老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把甄氏赐给了曹丕。孔融知道了这件事，写信存心来挖苦曹操，先称赞了老曹破袁的武功，然后玩了一把春秋笔法：“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也认为自己是个博学的人，书读过不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个段子呢？后来碰到了孔融，虚心向孔融请教。孔融阴阳怪气地说：“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想来是这样）。”

    另一种说法是苏轼的典故其实是有出处的，但他自己或许忘了，或许为了保存座师的颜面，故意不说出来。苏轼是个极聪明的人，应该不会这样伶俐与狡猾。传说欧公曾经向刘攽写信请教一些典制掌故问题，如“入阁起于何年”等。刘攽正在喝酒，看到来信就对信使说明天回复。信使出发后，这位刘攽想想又不对劲，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怎能放过，当即派人将信使追回，让他在堂下等着，自己现场回信作答。然后刘攽就放出话来：“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苏轼听到刘攽的评语后，感慨说：欧公竟然还被人讥讽不读书，这还让我们这些人活不活？

 当我们看到苏轼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依然那样刻苦读书，并且还谦虚地声称他懂得不多时，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被这位大才子逼迫得没有什么活路了。史书说，“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有时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就到手的书反复阅读，他还创造了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又答王庠书》）。

    他对书的痴迷，曾使身边的人苦不堪言。在黄州闲居的时候，苏轼坚持每夜读书，有天晚上读到杜牧的《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就再三感叹，越读越觉得味道十足，到夜半时分还没有睡意。在外面侍奉苏轼的是陕西的两个老兵，夜深了，两人年纪大了，实在熬不住了。其中一个人发牢骚说：不知他读书有甚好处，夜久寒甚，还不肯睡！连声感叹日子真苦。另一个则说苏大人读的文章其中也有两句好的。前者大怒，说：“你又理会得甚底？”后者幽幽地说我喜欢文章中那一句“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哑然失笑。

    据说苏轼对一部《汉书》就三次手抄，第一次将文章摘以三字为题，第二次以两字为题，第三次以一字为题，后来只要人们任意挑选其中一字题，他都可以可应声背出一大段《汉书》中的文字来，并且没有任何差错。苏轼的书法，可能也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少年的时候，他就经常代父亲给别人回复书信。成名以后，许多爱好者更是有意识地收集他的字迹。当时韩宗儒经常把苏轼的文字拿去换书斤羊肉，有次韩宗儒又想吃羊肉了，就没事找事，给苏轼写了一封信。苏轼接到信，发现没有什么好写的，就要送信的带个口信回去。而信使则坚持要苏轼用文字回复，苏轼被纠缠不过，就笑着对信使说：告诉你家大人，今日禁止屠宰，要他吃素算了。

    3.风波

    苏洵死后，欧阳修在墓志铭中描述了他们父子三人进京的盛况，说“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这是苏氏父子成名后欧公所作的回顾，难免与事实有些出入。苏氏父子虽然犹如斜地里杀出的三匹黑马，但从引人注目到万众景仰也有一个过程。

    嘉祐二年（1057），苏轼兄弟俩同登进士第。正当两人准备展翅飞翔时，在老家的程大夫人去世了，苏洵只好带两个朝气蓬勃的儿子回家蛰伏。三年后，他们三人卷土重来。经过欧公等人的推荐，两兄弟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老苏本来也有机会跻身于这种考试，只是考场上多次失利的他已经对各种考试产生了畏惧心理。凡是要经过考试的那种官职，一律被他老人家推辞了。这次考试，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好成绩。北宋制考考试成绩分为五等，立朝以来，只有一位吴育取得过三等的成绩，其他人最好也是四等。据说考评官司马光也想把苏辙列入第三等，但胡宿认为苏辙的文章锋芒归于犀利，指斥时弊过于直接，应该将其黜落。后来皇帝出来打圆场，把苏辙录为第四等。在仁宗心目中，这两兄弟都是难得人才，他要好好储存起来留给儿子当宰相用。

    此时，苏氏兄弟俩如日中天。据说他们到首都参加制科考试时，报名的人本来很多。后来韩琦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了出去，结果十个考生中有九个临场脱逃。

    也有人不喜欢风头正劲的苏轼。《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苏轼制科考试高中之后，王安石问吕公著看过苏轼的对策没有，吕公著迭声称赞。王安石却说苏轼的文章风格全然与战国时期的一样，如果他是考官，肯定会黜落苏轼。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历代文人都喜欢谈论的话题。追随苏轼的文人说，王安石首先表现出了他的不友好姿态。制科考试后，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同时，苏辙也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但任命书迟迟没有下达，据说就是因为知制诰王安石“封还词头”，拒绝起草文件，直到次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制诰写了任命书

  三年任期满后，苏轼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是韩琦坚持要举行的。当时英宗皇帝甫上台，对这个名震天下的大才子非常感兴趣，有意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但老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爱护这样的人才就要给他充分的适应与磨练时间，不能骤然拔擢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英宗又准备授命苏轼掌管宫中公务的记载，韩琦依然认为与权力中心距离太近，推荐苏轼到教育部门去任职，并要求苏轼参加指定的考试。在韩琦的坚持下，苏轼在考试后授职直史馆。

    在史馆任职的日子，苏轼的生活相当惬意，他也有机会饱读珍本书籍、手稿名画。只是这样悠闲的日子没能够持续太久，先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病卒，次年父亲苏洵又病逝。辞去官职，苏轼与苏辙把两人的灵柩运回故土。这是兄弟俩二度回到家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回老家。此后，故土中的一切只有在梦见才能看见了。丧期结束后，苏轼接进来他的第二位妻子，新娘王润之是前妻的堂妹，十年前苏轼奔母丧回家时，两人已经见过面。当时的王润之对苏轼满心敬佩，婚后的她则把这种敬佩转化为默默地顺从与支持。

    苏轼居丧期间，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一代的政治家纷纷凋谢，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远离了权力中心，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走上了前台。神宗即位后，选择了王安石，改革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一潭死水的京都顿时沉滓泛起，喧嚣的争吵声弥漫士大夫阶层。就在喧哗与骚动之中，苏轼兄弟回来了。

    初回京城的苏轼，一时间摸不清头绪，很理智地保持了缄默。后来苏辙在回忆录中说“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也说当时神宗皇帝想重用苏轼，让他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同时王安石还郑重提醒神宗皇帝：“（苏）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其实对于这些记载包括前面所引的《邵氏闻见后录》中那段文字，我们大可保持质疑的态度。其时王安石正忙于改弦更张，在改革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忙得不亦乐乎，未必有精力来“诋毁”才冒尖尖角的苏轼，志存高远的王安石也未必会把三十出头的苏轼作为自己潜在的对手，更何况苏轼还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苏辙由于积极参加改革运动，很快被任命为改革领导小组“条例司”的属官。但不久，他对诸多“新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知分歧难以弥补，选择自动离开了条例司，外放为河南府推官。正如苏洵所言，苏辙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他知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他不会出卖人格夤缘钻刺，也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苏轼，在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在代表保守势力的政坛大腕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他却选择站了出来，屹立在浪尖之上。结果一个巨浪打了过来，他就被卷走了。

    熙宁二年（1059）八月，苏轼担任国子监考官时，在考题中有意识地批评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十二月，他又写了一份万言书给皇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法的认识。次年三月进士殿试时，苏轼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新法的攻击。改革派认为他们与苏轼的决裂在所难免，既然不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突然发难，弹劾苏轼在奔丧期间，利用扶柩回川及服除回京的机会，携带货物，贩卖私盐，并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柁工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苏轼就这样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后，司马光面见圣上，说凡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如苏轼等都遭受了人身攻击。神宗皇帝却不紧不慢地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在这种情形下，如惊弓之鸟的苏轼不敢自我辩白，只好乞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仓皇离开京城，此后辗转密州、徐州和湖州。北宋轻外重内，与执政者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以外放的形式下野。倘若连续在地方任职，说明他仍处于备受冷落的阶段，没有得到有关执政者的谅解。苏轼在上述四地共呆了八年多时间，其中一度回京述职，但“有旨意不许入国门”，他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住下来。

    这八年苏轼过得很充实。在杭州，他帮助修复钱塘六井；在密州，他遇上蝗灾，带头吃野菜，还亲自沿城收捡弃婴；在徐州，他战斗在抗洪的第一线，全力组织抗灾，感动了当地驻军，也保全了徐州。

    在这八年期间，苏轼也迎来了他创作第一个高峰。今存词集表明，苏轼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据朱孝臧《强村丛书》本《东坡乐府》，第一首编年词是《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当时他三十七岁。此后，词作不断涌现，但苏轼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题，从一开始苏轼就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一面。这时期的词风和他的精神状态相呼应，不拘一格，随情所发，随兴而止。“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此时的东坡词，任情任意，任真任淳，基本没有形成统一风格．只是狂放的成分居多。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熙宁七年。随着苏轼的被任命为密州太守，苏轼的人生豪气勃发了。翌年，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首先展现他豪放词风的标志性作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用典准确，用比巧妙，善于烘托，加上音节急骤，韵位较密。这一切都与射猎的场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词的豪迈奔放的气势，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苏轼自己也认识到了它与以往词作的不同，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的人生豪气经过漫长的积聚之后，终于在他四十不惑的时候勃发了，形成了千古绝唱的豪放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一大批诗歌名作。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业已拜倒在他门下，这就是文学史上盛传的“苏门四学士”。苏轼请求外放的初衷是远离是非之地，杭州等地的自由生活也让他一度过得轻松自在。其间也有许多轶事流传，如任杭州通判时，灵隐寺的了然和尚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后来在乱醉之后，这位了然和尚闯进门去，把秀奴打她杀。在审案时，苏轼看见了然和尚的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于是写下判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不过，诗人毕竟不是真的隐士，对于现实他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也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他曾经对苏辙说：我知道自己一向出言不慎，也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不过只要看见不对的事情，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苏辙劝告说，发言要看对象，有些人可以推心置腹，有些人就不可以。甚至他的妻子都曾告诫他，说苏轼谈话全然不看对象，有人分明只是在阿谀奉承，诗人却还在喋喋不休。苏轼也认识到了自己这个弱点，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和谁说话，都畅所欲言。

   正如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所言，苏轼“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在诗歌中经常嘲讽朝政，这些流传广、影响大，使当权派恼羞成怒。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谢恩表中，他写道：“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直接挖苦当权派无能又无耻。古代的中国，朝廷的公报是固定出版的，苏轼的文字又惹人注目，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笑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当即羞得老脸通红，他们摘取苏东坡诗中的一些句子，指摘苏轼“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上不忠，对政府不满。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苏轼被押往京城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的目击者通判祖无颇很为苏轼不平，他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据说与家人告别时，全家人凄凄惶惶。为了活跃气氛，苏轼讲述了一个故事：

    真宗皇帝在山野林泉之间访求名士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前去应征。杨朴实在不愿意，又没有办法推辞，结果被护卫押送到京师。皇帝亲切地接见了他，问他会不会写诗，杨朴说他自己不会写诗，但夫人能够作诗。临别之际还现场作诗一首：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王润之夫人听见这首诗，也不由得破涕为笑。

    4.黄州

    苏轼在监狱里面呆了四十多天。当时攻击者来势汹汹，苏轼心中忐忑不安，与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就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就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把送饭菜一事托付给朋友，却又忘了告知接头暗号。这位不知情的朋友觉得应该给诗人变换菜谱，不能整天吃肉，于是改送熏鱼。苏轼以为大限到来，极为沮丧，写了诀别诗给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接到这首诗悲恸万分，但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首诗是个很有利的证据。他坚持要求狱卒把它拿回去。按照规定，犯人所写的片纸只字都要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首诗很有可能流传到皇帝手中。果不其然，皇帝读到了这首诗，也正如苏辙预料的那样被打动了，据说最后皇帝能顶住来自御史台的巨大压力，从轻发落苏轼，与这首诗不无关系。

    御史台的官员本以为能够将苏轼置之死地，甚至希望能将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一网打尽。他们找来苏轼反对新法的诗篇，宣称苏轼反对新法就是无视皇帝的尊严，就是侮辱政府，不诛杀苏轼不足以平民愤。舒禀在奏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苏轼本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他先辩解说他自为官始，只有两次污点：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这些都与他个人道德无关。但苏轼很快认识到申明无罪已经很困难了。御史们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刑事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轼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也是习见的议论与感叹，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但御史们却从中发现了苏轼的异端思想，认为这些观点就是他大逆不道的表现：“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这样大的帽子压下来，苏轼吓得不敢喘气。他唯有服罪以求宽容。<

   最后判定的结果是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司马光等人或贬谪，或交纳罚金。“乌台诗案”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呢？很多文人庆幸说当时的皇帝不够昏庸，还有爱才之心、怜才之意，在一片喊杀声中护住了苏轼。叶梦得《石林诗话》就记载：

    元丰间东坡系大理狱，有《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进呈，以为有不臣之意。神宗问何以知之，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幸无经生之愚，使东坡免蒙不白之冤。

    另一种说法则是仁宗的皇后对苏轼很有好感。此时，她身染重病，临终之前对神宗皇帝说，当年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先帝异常兴奋，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被羁押受审，显然是小人嫉妒陷害。这样的遗言，神宗皇帝自然得遵从。

    不过，皇帝、皇后的这些好心肠都是传闻，他们的情绪是靠不住的，我们不必对他们表示感激。苏轼逃脱牢狱之灾，还是靠他自己，靠他在文坛上在社会上闯荡出来的巨大声誉。北宋有不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的传统，即使那些恶贯满盈的奸佞，也鲜有被直接处死的，充其量只是流放而已。仅仅以文字狱来论处苏轼，毋庸说那些旧党人士，就连新党中的核心人物如章惇也觉得滑稽可笑。事后，据说苏轼还写文章歌颂圣上的英明，叙述他在监狱时，皇上偷偷派太监去考察，发现苏轼睡眠很好，鼾声如雷，于是断定他心中无愧。这样的故事，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相信，苏轼这才子有故弄玄虚的癖好。假若碰上一个睡眠状态不好的敏感诗人，不就是一大冤假错案么？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清贫，主要是工资收入急剧下降，一家老小要动用积蓄过日子，向来不为阿堵之物劳神费心的诗人也开始了精打细算。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始哭穷：“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而在给秦观的一封书信中，他得意地介绍了自己节省的技巧，即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个大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个钱，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取一份，即藏起叉子，将挑下的钱当作一天开销，如有盈余，则放置一大竹筒内存起来，以待来了宾客招待之用。如果手头积蓄尚可支撑一年有余，就再做其他筹划。想想潇洒的诗人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不能不报之于同情。好在黄州的物价很低，据说米一斗只要二十文钱，照此算来一天伙食费可买七斗半米，大约有七十来斤，一家十余口包括七女、三男及两个女婿基本饮食无忧。此外肉食价格也相当低，牛肉、獐、鹿及鱼、蟹之类基本上不太值钱，尤其是猪肉价格低得让人吃惊。看看诗人的这首诗：

    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作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东坡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除了节流之外，诗人想方设法进行开源，拓宽收入途径。在穷书生的帮助下，他从官府那里得到了一块数十亩的荒地来补贴家用。他亲自下地，种植了一些粳稻栆栗。与孔平仲的诗中，他描述了劳动场面：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这块荒地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他便给它取名为东坡，自己也拥有了“东坡居士”的别号。诗人在东坡的高处还搭建了几间草房，命名为“雪堂”，在堂边种树挖池，做好了长期生活的准备。专家说“东坡居士”的实际上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步东坡》一诗：

 朝上东坡路，夕上东坡路，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不管名号的真正来源如何，我们所熟识的苏东坡出现了。因为诗人实在太清闲，没有公务需要他处理。很多友人怕受牵连，与他断绝了往来，他也知道自己此时不太受欢迎，很自觉地与外人保持距离。时间太充裕了，也许不知道怎样打法，据林语堂先生说诗人还练上了瑜珈。在给张方平的书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每天夜半以后披衣而起，面对东方或南方盘足打坐，调整呼吸，咽下唾液，气沉丹田，“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问，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当然，诗人还保持着几分理智，知道内丹可炼而外丹坚决敬而远之，虽然他对长生不老的外丹很感兴趣，但也知道这些异人奇士不可相信。长寿的秘方则在于调节心情，生活有规律，他总结了四条原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向。生活的自由，使他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改观。随遇而安的思想，则使他超越了世俗的是是非非。诗人经常遨游在山光水色之中，品味大自然的和谐美妙。有次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一时兴起，唱词一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就有谣言传苏东坡顺流而下逃走了，黄州太守大惊失色，因为苏轼是他监管的罪人，他立刻前往苏家，结果发现苏东坡高卧未起，仍在酣睡。虽然诗人对外界的议论已经不太关注，可他的一言一行始终落在有心人眼中。有段时间苏轼患了眼病，几个月都杜门不出，结果就传言诗人已经归天，这个谣言甚至传到皇帝耳中。皇帝正在用膳，于是叹息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竟然没有胃口再吃下去。老朋友范镇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很是悲伤了一阵子，还准备好了丧礼，后来他觉得还是应该落实传闻，派人到黄州一打听，才发现只是传言。后来苏轼在给皇帝的表章中说：“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当然，这只是套话，为了骗取圣上的鳄鱼之泪。此时的苏轼，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完全没有悲观厌世的情绪。

    谪居黄州，是诗人思想上脱胎换骨的一个契机。死里逃生的他，在大灾大难过后，深切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开始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思想境界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飞跃，他也迎来文学创作的高峰。《赤壁赋》等作品之外，《定风波》或许可以代表了他的反思：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一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所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但词人借此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了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词人在生话的逆境中，壮志未销．对世事未能忘情．又不与之奋斗，而是采取一种超然物外、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在一种旷达的气度中．不纠缠于眼前景．身边事，而是超脱出去，在远距离的观察中，描绘人生，升华人生。

    5.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皇帝记起了苏轼，亲自写了一道手札，说苏轼人材难得，不忍终弃，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官职虽然没有变化，但暗含有赋闲待用的意思。苏轼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黄州的生活，有心拒绝，又担心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好意，引起误解。于是他慢腾腾地从黄州顺江而下，然后入运河，转淮水，再入汴水，最后到达汝州，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其实是希望事情能有所变化

   苏轼此行收获极为丰富。在庐山，他引起了轰动，留下了我们所熟知的名篇；到江西湖口，又夜探石钟山；到金陵，则会晤了赋闲在家罢相已达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历来有多种传闻。《曲洧旧闻》说王安石穿着乡野间朴素的服装，骑着一头毛驴前往苏轼所在的船上拜谒。另外一些野史如《后山杂谈》都说是苏轼前去拜访这位倔强的老头。至于会谈的内容，《后山杂谈》说两人谈了一些不咸不淡不着边际的笑话。《曲洧旧闻》说两人比试了一番诗才。《邵氏闻见后录》则声称两人探讨了严肃了学问，如关于如何重修《三国志》等问题，后来话题转移到时事政治，对吕惠卿有所批评。

    据说，许多人都看见过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当苏轼亲眼目睹一个权倾天下的改革家成为一个孤独寂寥甚至带些痴呆状的老汉时，他心中肯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触动。也许正是这次会见，使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了别样的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去掉了感情色彩，能够全面的考察新法的得失利弊，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指斥。这一立场了转变，使他在一些特殊场合成为了神宗与新法的辩护人，从而也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更多的波折。

    司马光把苏轼提拔上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轼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他以为苏东坡还是当初那个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年纪轻轻就与世长辞，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政务，司马光等旧党受到重用，苏轼的职位随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往上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掌内制，成为朝廷的喉舌。

    但此时旧党忙于废除新法，弹劾新进，打击政敌，对改革成果全盘否定，苏轼便在如何对待新法等核心问题上与党魁司马光等人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雪上加霜的时，由于他的口无遮拦，对浮夸傲慢、古怪得不近人情的大理学家程颐进行了入木三分地挖苦，导致他卷入了蜀党、洛党之争。司马光死后，程颐主持丧礼。那天正好是朝廷百官在太庙中参加大典的日子，大典结束后，苏轼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等同仁前往吊祭，程颐却拦住了大家，说《论语》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天大家既然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就不能去吊丧哭泣。苏轼立刻说《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吊唁的时候，苏轼又发现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一打听，原来程颐认为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苏轼实在无法忍受，当着众人之面说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即过于死板，不知变通，不懂装懂，标准的假学究，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程颐的门人长期担任谏官，苏轼捅了马蜂窝，自然引起了程氏徒子徒孙的疯咬。历史证明，宁愿得罪小人，也不能得罪那些自以为是的清流。为了利益，小人可能会记恨你，但转眼之间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忽略你或讨好你，只有所谓的“君子”，一旦惦记上了你，就会不屈不挠，把击败你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历经多少坎坷都矢志不渝。苏轼终于不胜其烦，主动要去外放，于是再度来到杭州，成为杭州知州，疏浚西湖，筑长堤，留下了“苏堤”。一年后，他内调为吏部尚书，结果又遭到程颐门人的弹奏，苏轼再次选择了避战，出为扬州知州。但太皇太后对他始终充满信任，很快又将五十七岁的苏轼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可惜的是，第二年这位太皇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就到了尽头。

    高太后的垂帘听政，曾让哲宗皇帝十分郁闷，他觉得自己正儿八经的坐在龙椅上，但一旦讨论国事就被晾在一旁，“只见臀背”，即只能看见众位大臣的背影与屁股，插不进半句话，所以他对白胡子的旧党充满怨恨。现在他掌握大权，自然要扬眉吐气，将那些所谓的托孤重臣一个个踢出朝堂。苏轼首先成为他出气的对象，对这个老师，哲宗没给他好脸色。当苏轼前往定州任职，临行前要求面见陛下时，哲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然而，这是噩梦的开始。

 随着新党一个个趾高气扬的回到朝廷，苏轼等旧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苏辙的执政权力很快被收缴了，苏轼贬官的速度也赶上了升迁的速度，他连续五次接到贬谪的皇命，贬官的位置离京城越来越远，最后被撵到广州惠州。诗人在惠州的生活很窘困，菜要靠自己种，酿酒的米也不充裕，但他安之若素，并总能找到生活的乐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但苏轼这个愿望也很快落空了。他又被责授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耳）安置。据说是因为苏轼有诗云“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等看见后，嫉妒苏轼还能在春风中听着寺院悠远的钟声午睡，于是就颁布了新的命令。

    当时苏辙要贬往雷州，两人同行，分手时，苏轼还很洒脱地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两人真正只有遥相对望。到了儋州，苏轼的生活更为艰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刚到海南，他还住在馆舍。后来朝廷派人来巡视，又将他从馆舍中撵了出去，他只好自己搭了个简易的房子。不过，苏翁的生活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读书写诗之余，还经常串门闲聊，带着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偶尔还露两手妙手回春的绝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又是太后听政，元祐旧党时来运转，重新被启用，苏轼也获得了选择住所的自由。他渡海北归，来到常州，身染重病。传闻在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诗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自信，他还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另一则逸闻则认为他临死之时，曾经有过困惑，问环伺在床边的几个儿子死了究竟好不好。小儿子继承了他诙谐的性格，自信地抢答道：一定很好。苏轼很纳闷，小伙子解释说：千百年来，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回来，可见死后的生活很幸福

三  柳永

1.名字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永才是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词人，他风流、落拓而又饱富才情，很有些现代气息。只是他那个时代，入仕是所有文人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文人唯一的出路，因此艺术才能也要为之服务。那些在文坛执牛耳的领袖都能将两者完美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有令人敬佩的艺术造诣，但也只是用于外在的修饰。柳永领悟了现在艺术的真谛，这不免使他走得太远，最终连皇帝也认为他只是合格的艺术家，而不能成为官僚，于是柳永就成为了中国词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

    作为第一个专业词人，尽管柳永后来还是做出了极大的妥协，但他对词坛的贡献，是任何人不应该否认的。北宋前期词坛至柳永才出现重大改观。柳永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大力创作调长拍缓的慢词，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同时他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从创作方向上改变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把视线转向市井青楼，极力展示都市风情，变俗为雅，使词具有了浓郁的生活情调和人情味，对词体的雅俗分流，对词的普及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相适应，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是中国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不过，他的并不美好的声名，还是让他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对一个并不显赫甚至地位底下但又声名甚响的人，大加讨伐以标明自己的高雅和纯真，是没有多大风险的。

    柳永原名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为柳永，字耆卿。“三变”这个名字，源于《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应该给人三种印象：看上去是庄重严肃的，与他接近后发现是温柔敦厚的，听他说话又是严厉不苟的。古人的名与字含义往往相通，“俨然”最常见的是“明显”与“仿佛”的意思，这里是“严肃庄重”与“仪态美好”的意思，如《论语·尧曰》中有“俨然人望而畏之”，《诗经·陈风》里也说“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所以柳三变就字“景庄”了。

    那么他什么时候改名为柳永，又为什么要改名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说：“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屡试不第，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佑元年(1034)的进士。”这种说法似乎就疏于考证，难免以讹传讹。柳永原名确实是“三变”，但不是字“耆卿”，因为“三变”与“耆卿”没有任何关系，“永”字的涵义才能与“耆卿”联系起来。“永”本来的涵义是水长流，如《诗经·汉广》中说“江之永矣”，后来引申为时间长久，正如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所言“薄雾浓云愁永昼”，长久到极致则是永远了，这就是《诗经·木瓜》里所说的“永以为好也”。用到人身上就是长寿之意，如《尚书·高宗彤日》里说:“降年有永有不永。”《诗·大雅·既醉》也说:“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而所谓“耆”者，老之谓也。《礼·曲礼》:“六十曰耆。”因此所谓“永”即“永年”，“耆”即“耆老”，合在一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到永远。

    有没有证据呢？王辟之《绳水燕谈录》卷八云：“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王辟之说，柳三变后来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疾病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能活得更为长久一些，他就改名为永，字耆卿。至于当前有电视剧别出心裁，说柳永改名的动力是希望国家永固，这一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国家永固”与“耆卿”有什么联系，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柳永的爱国情怀。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柳永改名的原因，是因为旧名字留给有关官员乃至皇帝的印象不好，为了争取美好的前途，他通过改名字的方式告诉时人他将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说法也不是它的臆造，在很多野史那里都可以寻找到出处。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水，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词……永亦善为他文词，而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叶梦得说，柳永年轻的时候不谨慎，经常到烟花场合去留恋，又写了不少艳词，结果名声很不好，甚至影响到他的仕途，所以他要抛去旧名字，表示要与旧生活彻底决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就说得更清楚明了：“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柳三变中了进士后，朝廷对他很不信任，不任命官职，后来改了名字，才给他一个官去做。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竟然采用野史里较为荒唐说法的举动，我们也不要太惊奇，因为历史上由名字来决定人的前途与命运的荒唐事太多了

  柳永的两个愿望，可以算部分地实现了。改了名字，他也做了小官，虽然与理想的级别还是有较大差距；改了名字，好歹他也活到了五十岁，虽然我们一直不清楚他的生卒年，有人说他生于980年卒于1053年，有人说他生于987年卒于1055年，还有人说他生于1004年卒于1054年，不论哪一年，至少比他唐代的同宗大文豪柳宗元多活了一年。

    柳永是否与柳宗元同族呢？似乎没有史料证实这一点，虽然柳永的祖籍也是河东（今山西永济），后来才徙居崇安(今福建崇安县)。和柳宗元一样，柳永也是官宦世家。在很多人印象中，柳永就是一个浪子，便不免对他的出身看低了许多，以为他是从低层凭借几分才气一路厮混上来的，所以有些放荡不羁。说起来，柳永的家世还真让人肃然起敬。

    柳永的祖父柳崇，以儒学著称，虽名扬天下而终身不仕，史书说他平生“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动修礼法”。他的父亲柳宜本是南唐高官，也以刚正严直著称，以“褐衣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李国主器重，一度为监察御史，“多所弹射，不避权贵”。宋军过江后，他选择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弃暗投明，被任命为大宋沂州费县令，后来又参加考试，取得良好出身，荣登太宗雍熙二年梁灏榜进士，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柳永众多的叔叔，也个个身手不凡，如柳寘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榜进士，柳宏是真宗咸平元年进士，终光禄寺卿，柳寀官终礼部侍郎，柳察待诏金马门。

    柳永排行第七，俗称“柳七”。他还名叫柳三变的时候，与两位兄长柳三复、柳三接，在当时都很有知名度，号“柳氏三绝”。 柳三复是真宗天禧二年进士，柳三接是仁宗景祐元年榜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柳家第三代，也多有进士及第者。柳三接之子，宋仁宗皇祐五年郑獬榜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甚至柳永自己的儿子柳涚，也是仁宗庆历六年进士，曾官著作郎及陕西司理参军。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却说：“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把柳水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

    为什么会有学术权威认定柳永终身未婚呢？这主要是宋元以来，许多戏曲小说故事都传说他是为青楼女子出资所葬。祝穆的《方舆胜览》卷十:“(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家，谓之‘吊柳会’。”《喻世明言》第十二卷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

    原来柳七官人，虽做两任官职，毫无家计。谢玉英虽说蹋随他终身，到带着一家一火前来，并不费他分毫之事。今日送终时节，谢玉英便是他亲妻一般；这几个行首，便是他亲人一般。当时陈师师为首，敛取众妓家财帛，制买衣袁棺椁，就在赵家殡殓。谢玉英衰经做个主丧，其他一个的行首，都聚在一处，带孝守幕。一面在乐游原上，买一块隙地起坟，择曰安葬。坟上竖个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写的增添两字，刻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出滨之曰，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不逾两月，谢玉英过哀，得病亦死，附葬于柳墓之旁。亦见玉英贞节，妓家难得，不在话下。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风验荡，诸名姬不约而同，各备祭礼，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家”。未曾“吊柳七”、“上风流家”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后来成了个风俗，直到高宗南渡之后，此风方止。后人有诗题柳墓云：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这个故事虽然让我们津津乐道，可惜却与事实有一定的距离。“吊柳会”确实出现过，但与喜欢柳永的那些青楼女子没有关系。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另一种说法则是，柳永是政府官员出资安葬的。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言之凿凿地说，柳永是病死在旅店里，灵柩停留在润州的一座寺庙里。当时王和甫为润州知州，四处寻找柳永的后代，没有找到苦主，只好自己出钱安葬

   柳永有没有后代呢？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康熙《崇安县志》卷七载:“柳永有子名涚，字温之，庆历六年贾黯榜。官至著作郎。”或许这部县志距离柳永生活的年代太遥远了，有人会散发出怀疑的目光，还是让我们看看时人的记录吧。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豫章黄先生遗文》卷十有《书赠日者柳彦辅》一文:

    柳彦辅是耆卿之孙，决王公贵人生死祸福。尝面道郓州刘相国蕲春之祸，未已，必且播迁岭表，已而皆然。为余言二三贵人事在一岁间，亦难言哉。又许余官职云云，大体见于六十二。故书遗之。丙戍年，当一笑也。崇宁元年闰六月甲。

    柳永的孙子柳彦辅，在黄庭坚的记录中，俨然是一位颇为预言能力的看相先生，他与其祖父一样也算是奇人吧。

    2.功名

    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定少年时期的柳永随着父亲柳宜转徙四方，增长了不少见识，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专家学者尤其是柳永故里的学者，认为柳永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福建崇安一代度过的。他们找出了一系列证据，如崇安一带有柳永年少时秉烛夜读的传说，附近那些蜡烛山、笔架山都因此而得名——看来这些山峰比柳永成名还晚；当地的方志记载了柳永的一首诗《题中峰寺》，乡亲们认为这是柳永早年游览游戏之作；有野史说柳永之所以成为词中大家，是其年少时曾经偶遇民间的《眉峰碧》一词，他由此顿悟，找到了作词的秘诀，而《眉峰碧》就在崇安一带流行；地方志还载有柳永的《劝学文》，这篇《劝学文》实在太有名了，曾经是家喻户晓，即使受过新式教育的看官也不会太陌生：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当然，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还是宋代真宗皇帝的这篇《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人黄坚把这些《劝学文》收录在《古文真宝》中，成为开宗明义的宣言。《古文真宝》一书后来在大陆失传，却在日本、韩国一炮走红，影响它们好几个世纪。日本学者往往是通过《古文真宝》来接触中国古代文学的，由于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古文真宝”渐渐演化为成语，日本的《本朝文鉴》解释说：“所谓‘古文真宝’，日语俗语初称‘硬汉’。”日人西鹤的《武道传来记》则是“以‘古文真宝’形容道貌岸然、难以接近的男子”。

    这本曾经作为日人、韩人的教科书、“教养书”、必读书的《古文真宝》收录了那些人的《劝学文》呢？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柳永、真宗皇帝，还有仁宗皇帝、司马光、王安石、白居易、朱熹、韩愈。这样的名单中，突然插入柳永，好比一群贵胄之中，突然冒出一个贫民，又好比一群衣着光鲜的贵夫人中，赫然闪现一个褴褛的野丫头，实在太醒目了。初看《古文真宝》时，笔者也是莫名惊诧。《诗经》有云：“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想必柳永泉下有知，看到《古文真宝》就会有这样恍惚的感受：我柳七是何许人也，竟然与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并驾齐驱，济济一堂，莫非是在梦中不成？

    再揉揉眼睛，仔细地看柳永的《劝学文》，他在说些什么呢？要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就可以做高官，读不好书，就只能当一个平民百姓。这话是出自柳屯田之口么？是出自那个鄙视功名利禄、桀骜不驯的大才子之口么？《劝学文》里弥漫的都是铜臭味，而他的词作展示的却是超凡脱俗的尘外之想。成语“名缰利锁”就是他的首创，他在《夏云峰》词里说:“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他又告诫人们不要玩命地去追求名利，因为名利就象缰绳和锁链一样，会牢牢地将你套住，让你喘不过气了。柳永还说“干名利禄终无益”（《轮台子》）、“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凤归云》）、 “念利名、憔悴长萦绊”（《戚氏》）、“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等等
 那么，柳永到底喜欢不喜欢功名利禄呢？柳永的这篇《劝学文》，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而词作中的那些飘然世外的宣言，也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哪一种观点更接近柳永的心声呢？这两种观点对立如此鲜明，看来，要么是未成年的柳永欺骗了他周围那些善良纯真的同学，要么是成年的柳永欺骗我们这些纯洁朴实的看官，或者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专家们一直认为柳永是诚实的。他们说柳永没有欺骗过淳朴的学子，也没有欺骗我们这些淳厚的看客，更没有欺骗纯真的自己。他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在少年时代, 由于深信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所以每夜必燃烛苦读，自然萌发了过“为公卿”的人生理想。后来受到打击，有了那么一丁点挫折感，发现功名利禄并非手到擒来，于是就表现出清高的样子来掩饰自己追逐功名的失利，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对对富贵充满了渴望，“他何尝不是对功名孜孜以求，柳永的到处打秋风，最终依赖科举晋身，奔走政府之间要求传官等等，都明显地流露出内心的渴望。只不过，柳永生性浪漫。‘偎红翠’的生活又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牢骚汹涌时便口无遮拦。”

    总而言之，专家们说，正是因为柳永早年对功名利禄很执着，经受挫折后失望的情绪就十分强烈，他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于是便成就了他那些动人的歌词。也就是说，我们所喜欢的那些歌词，都是柳永追逐功名失意后的产物。没有柳永的失意，就没有柳永那些叛逆的歌词，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其实就是建立柳永的痛苦之上。倘若专家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这些热情的看官不就太残忍了么？为了一时的兴致，让我们喜欢的主人公永久的沉沦，永远的处于潦倒状态中，以便他能写出几首飘逸的歌词。倘若专家们说的不是事实，想想一下我们所尊奉的才子曾经是那样俗不可耐，张口闭口都是“好好读书才能做高官”，这又是多么大的打击。

    专家声称，柳永由一个热衷仕途的俗人转变为一个飘逸的高人，主要在于他进士科考试的失利以及后来官场的失利，在于政府要员乃至皇上对柳永牢骚之词的误读。阴差阳错的结果，使柳永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眼看仕途无望，后来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则是这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年轻的柳永几度参加进士科考试，但多次名落孙山，这使心高气傲、自诩为才子的他感到难堪。他一方面以“明代暂遗贤”来直斥科举制度的不公正，来嘲讽考试制度本身，另一方面则以通俗浅近、明白晓畅的语言来抒发他轻蔑名利、傲视公卿的感情，表白自己不合作的态度。而在政府要员看来，考试失利后就应该更加努力，卷土重来。柳永却说他不愿再浪费青春，宁肯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找“意中人”，宁肯当一辈子“才子词人”，宁肯“浅斟低唱”也不要那身外的“浮名”。这就是异端思想，具有了极强的叛逆色彩，也是帝王最难以容忍的。倘若才子们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谁还会把满腹才学卖与帝王家，天下英雄又怎能尽入彀中呢——《唐摭言》卷一载: “(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柳永所宣扬的离心倾向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赵宋王朝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柳永说，所谓的进士出身与政府官职都是一些浮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仁宗皇帝说，柳永你既然看不起进士的名号与政府的职位，又何必孜孜不倦地来追逐呢？柳永说，我是一个文人，失意后偶尔发点牢骚是正常的，您又何必当真，与我们这种小人物斤斤计较呢？仁宗皇帝说，发牢骚也是有限度的，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应该让天下人知道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乱说。总之，今天看来，柳永的悲剧其实是一首词所引发的误解。

    3.格调

    仔细分析柳永的《劝学文》，发现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还是过于单纯。他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意思是只要学习好，有才气，就可以做公卿了，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了。要进入官僚系统，除了要有才气，学习好，还要遵从既有的行为规范。不能以为自己才气大，就可以漠视这些行为准则。政府用人的标准历来是德才兼备，一般而言，德比才更为重要。柳永被仁宗皇帝黜落，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浪子形象，在于他的放浪形骸，在于他艺术家气质过于浓厚，也就是说在“德”方面出现了欠缺。

    柳永的父亲曾经在京城为官，后来柳永多次参加考试，驻留在汴京的时间更不会少。当时的汴京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派升平气象，“朝野多欢”。如果年少的柳永曾经秉烛夜读，那么年轻的他进入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后，是否“迷失”了自己呢？好比唐传奇《李娃传》中的那位公子，一头扎进温柔富贵之乡，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他在《戚氏》中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天下太平无事，汴京纸醉金迷，词人花样般的年华，有什么理由不歌舞寻欢，有什么理由不去尽情享受他的美好青春时光呢？于是乎柳永流连于歌楼伎馆，往来于歌妓乐工，由于他精通音律，擅长辞章，因此一时间更如鱼得水，声名大躁，倾倒了不少歌儿舞女，这也就是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柳永并没有一味走“狎邪”之路，如很多看官所想象的那样只对爱情主题有兴趣，他不仅在烟花巷陌间的流行歌手产生中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在严肃正统的音乐机构中树立了自己崇高地位，柳永甚至还应教坊乐工所请，创制了不少歌功颂德和欢庆佳节之词。这些词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很快传入禁中，连皇帝也击节赞赏，以之佐酒。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上说柳永的《倾杯乐·禁漏花深》一词，其中有“ 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类句子传入皇宫大内，得到皇室的喜爱。所称之”。而陈师道《后山诗话》则声称宋仁宗皇帝每次喝酒的时候，就要侍从歌咏柳永的词句，把它作为下酒菜。

    如果柳永资质平庸，偶尔留恋花丛，定然不会对他的前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柳永的才气太大了，他的创作也过于投入，他把歌女的生活状态与心声生动地展示出来了。歌女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崇拜他，最终把他的品题奉为金科玉律。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花衢实录》卷内（丙集卷二）就记载了这样的风流雅事：“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歌女们感觉柳永离她们越来越近，官僚们却发现柳永渐行渐远。一个出身高贵的文人，把玩品味艳词丽曲是一种休闲娱乐，不失高雅本色，偶尔客串也是风流雅事，但经常赤膊上阵，将自己等同于乐工歌妓，就有失身份，类似自甘堕落了。淫冶讴歌写得多了，柳永就给人们留下了轻薄的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引《艺苑雌黄》说：柳永喜欢填丽词，经常出入烟花场所，操行上自然存在一些瑕疵。当时有人把他作为后备培养对象推荐给皇上，皇帝发现对他名字很熟悉，于是发问是不是那个在娱乐界如日中天的柳三变。推荐者说然也，正是此君。皇帝心里不悦，这种品德不完善、整天留恋花丛的人怎能成为大宋政府的高级职员，于是发话道，我们应该量才而用，发挥柳三变的特长，让他老老实实地做个词人算了。柳永听到消息，如遭重击，情知仕途无望，索性变本加厉，于是整天与一群闲人出入倡馆酒楼，大张旗鼓地说他是“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总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柳永的政治命运就毁在他的词作上。《能改斋漫录》说柳永在词中大发牢骚，皇室不高兴；《艺苑雌黄》说柳永大量创作艳词，皇室不喜欢；而《渑水燕谈录》卷八则声称是皇上与柳永在填词用字的选择上发生了争论，柳永的失意源于他与皇上在词作艺术上的分歧。据这部野史记载，柳永中进士后，一直没有得到政府任命，潦倒在汴京。当时有位姓史的官员产生了怜才之心，准备帮助他，恰好教坊进献新曲《醉蓬莱》，便将填词的光荣任务交给柳永，有心让柳永大放异彩，博得皇上的欢心。柳永不敢怠慢，屏住呼吸，使出全身气力，交上了一份自以为很圆满的答卷。词作交上来，皇帝第一眼看到“渐”字，脸色一变，心里不太高兴；读到“宸游凤辇何处”一句，发现又与他亲自填写的真宗挽词暗合，情绪顿时低落然；又读到“太液波翻”，终于忍无可忍，批评道：为什么不写“太液波澄”，随手将柳永的词作扔在地上。他的前程就这样毁于填词，《渑水燕谈录》如是说。

    也有野史宣扬柳永的前程毁于他的性格，毁于他的傲气。据说宰相吕夷简六十大寿的时候，派人向柳永讨词作。柳永写了二首，一首为《千秋岁》，一首为《西江月》。吕宰相先读了《千秋岁》，倒也喜欢。又看《西江月》，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道:当初裴度修福光寺，求皇甫湜写文章，每字索绢三匹，看来柳永这小伙子嫌我的酬仪（稿酬）大薄了。等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时，吕宰相就生气了，大怒道:“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

    过了几天，正好翰林有了多余的编制，吏部开了一个推荐名单，其中有柳永的名字。仁宗皇帝曾经见过柳永的词句，对他很欣赏，就问宰相吕夷简道:“朕欲用柳永为翰林，卿可识此人否?”吕夷简道:此人虽有才华，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为念。他担任屯田员外郎的时候，日夜留连妓馆，把大宋政府官员的脸都丢尽了。如果重用他，恐怕会影响官场上的风气，很多人会群起仿效。吕宰相当场还在柳永所写的《西江月》词诵了一遍，仁宗皇帝点头称是，看来柳永词人确实高傲。又早有谏官打听到吕丞相衔恨柳永，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连章参劾柳永来讨好吕丞相。所以圣明的仁宗皇帝受到蒙骗，最后御笔批了四句:“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只不过批评的对象由皇帝老儿蜕变为奸相吕夷简。直接批评或讽刺皇上，总会有些风险，还是挖苦奸臣更为安全。

    皇上对柳永不满意，政府职员们也就不会给柳永好脸色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又记载了相关的一则逸闻：柳三变因为填词得罪仁宗皇帝后，吏部不给他的官职。柳三变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有了进士的称号，却享受不了进士的待遇，还是白忙话一场。想来想去，只有腆着脸皮去求人。他找到了政务总理晏殊，晏殊也是个大词人，曾提拔过许多才子，对柳永并非全无好感，于是苦口婆心地说：“贤俊作曲子幺？”言下之意希望柳三变能够收敛一些，只要少写词作，肯定会有好前程的。没曾想柳永竟然是个愣头青，不甘示弱，张口就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他竟然质问晏殊，您不也是一个词人，不也是写过许许多多的词吗，为什么可以高坐庙堂之上呢？艺术难道还分高低贵贱吗？晏殊勃然大怒，回击说，我虽然也填些曲子词，但从来不写那些‘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淫词俗曲。同样是词人，格调上是有巨大差别的，你还是先回去好好反省吧。柳三变只有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柳永受到非议，主要是所填的词格调太低；今天柳永受到追捧，正是因为他的格调低俗得可爱、真实。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后经文人染指，引入文坛，遂变得文雅起来，甚至成为文人士子抒情写怀之媒介。词在诗客笔下，遂从市井的秦楼楚馆，转移至文人雅士的歌筵酒席，专供官妓或家姬演唱，以便“娱宾遣兴”、“清商自娱”，逐渐成为“吟咏情性”的新型抒情诗。文人词即与民间流行之俗曲风格日远。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晏殊的《珠玉集》，正如其词集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自有一种富贵气象，好尚高雅，追求脱俗，即使在歌筵酒席、花间尊前，偶而即兴挥毫，主题不离男女离情相思，也往往有所寄托。而由于柳永长期沦落市井，流连坊曲，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难免受市井文化影响，把市井人物的情思欲念，生动活泼的俗语俚辞，大量运用于词中，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在高雅的士大夫看来，柳永的词格调自然不高。北宋以来，柳永因此屡屡遭到抨击。女词人李清照说柳永在音律上的造诣是深厚的，能够推陈出新，可惜语言俚俗，即“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王灼《碧鸡漫志》则以貌似中允的口吻说：柳永的《乐章集》也有写得不错的地方，如叙事完整，有首有位，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漂亮的语句，音律还算谐美。可惜它浅近卑俗，只有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尤其是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才喜欢欣赏。总之，王灼先生说，柳永的词好比城郊的那些暴发户，虽然从村庄里搬了出来，住上了别墅，穿上了绫罗缎绸，可骨子里还是土财主，让人讨厌。

    清代以来，文人们对柳永渐渐不那么刻薄了——再怎么批评，也毕竟无法掩盖人家声名大噪的事实。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有些斟酌语句的味道，批评的话儿相当委婉含蓄，说柳永的词句明白如话，善于叙事，这些方面都超越了前人，唯有“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也就是说集子中胭脂的味道浓了一点，不能使人奋发向上。而纪昀等人干脆自居为通达之士，在《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中，他们盖棺定论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到了今天，前人批评的缺点都成为了柳永的长处，所有的教科书以及研究专家一致认为正是这种俚俗、通俗乃至低俗，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并且受到普遍欢迎。

    那些饱受争议并让柳永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通俗、俚俗乃至低俗的词作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是先看看晏殊点名批评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拋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

    这种主题在唐诗和北宋词中是习见的。情人远在他方，少妇独居，百无聊赖。春色恼人，情丝缠绵，她就埋怨对方的薄情，后悔不该让他远去，应该两个人厮守在一起。但少有诗词写得如此坦率直白，或者说这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女主人公心直口快，心有所思，便大胆吐露，语言明白如话，企盼要求也不高，不过是和心上人终日相伴，同享青春，共度岁月而已。但薄情郎杳无音信，让她怨恨、猜疑不已，她后悔没有把他管束起来，关在书房里，只给他纸和笔，只让他作诗填词，让他整天和自己在一起。女主人公的懊恼、悔恨与痴情，是坦荡荡的；她多情、泼辣甚至有些任性的形象是鲜明的；她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非常直白，充满世俗人间情味。

    作者无意于意境的营造或气氛的酝酿，但求淋漓酣畅，肆意尽情，故用语不避浅俗艳丽，如“暖酥”、“腻云”、“无那”、“音书无个”、“早知恁么”、“伴伊坐”等等，均属市井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用语。这首充满世俗情味的词，颇受青楼歌妓喜爱，自宋元以来，即传唱不绝。但是，用这样俚俗的语言，表达如此世俗的情思，把女子的言谈举止写得如此主动与热烈，颇让那些讲求温柔敦厚、提倡雅正隽永、偏好含蓄委婉的正统文人难以接受。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柳永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俗世人间的男女艳情，甚至大胆地把男女私会交欢的“情色”题材，把他把玩雏妓的经历感受也引入歌词，似乎也难免低俗。如《斗百花》：

    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    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

    这些逢场作戏的经历，这些把玩青楼女子的经历，都被这位所谓的“人民艺术家”所津津乐道、难以释怀。再看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所载柳永的一首《西江月》，那些对柳永的浪漫性情抱以无限景仰与向往的看官，多少会有些失望了。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

    事实总是残酷的，爱情这东西今天遍地都是，但在有些时代确实还稀少。历史局限并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即使是大才子也很难

提到秦观，就让人揪心，仿佛看到泪眼婆娑的他正独自哀愁。如果问问词人有多少哀愁，他就会告诉我们他的哀愁如大海一样浩瀚无边，如长江一样无穷无尽，那就是“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古往今来，无论文人勇士都不免哀愁之苦，不过这些男士大多以拍遍栏杆、抚膺长叹来一抒心中郁积的苦闷，而秦观，正如他上面的这首《江城子》所言，将他的哀愁都化做了眼泪流出来了。秦观究竟留下了多少眼泪？有学者认真专研了这个学术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秦观的七十七首词中，含有“泪”字的有十三首，频率为16．8％。可这个频率虽然可以让秦观进入了词人“伤心榜”的前三甲，却不足以使他荣登榜首，晏几道的18．1％以及周邦彦的17．7％更胜一筹。只有将有关哭泣的语句也计入，秦观的伤心频率才能达到24．7％，这样就可以稳居龙头了。

    秦观确实值得后人同情，他的忧郁和憔悴让人心痛，因为这个敏感而多情的词人太不幸了。生前无非是写过几首情词，就被政敌作为把柄加以攻击，致使仕途升迁无望，死后还被指责出语寒碜。他的情感细腻，也被视为脆弱，饱受那些粗犷之士的嘲笑。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似乎是他的荣光，但正是苏东坡的赏识，才使这样一个小人物，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党争的旋涡之中，越贬越远，几乎被赶到天涯海角，备受摧残。不过，“穷而后工”也许是不刊之论，正是他的不幸，才使一个“古之伤心人”，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纤丽凄婉的小词。

    四  秦观

    秦观的“观”，究竟是观看的“观”（guān），还是“道观”的“观”（guàn）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问题，南宋人就为这个读音争论不休了。大诗人刘克庄说，陆游字务观，这个“观”为去声，所以秦观的“观”也是去声，他的证据是当时有人写诗云“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陆游见到诗后，笑着说：“我自务观，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后村诗话》）后来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学问家如查慎行、钱大昕经过考证与研究，也持这一观点。而南宋大学者叶绍翁却说陆游的字为平声，所以秦观的“观”也是平声（《四朝闻见录》）。

    陆游陆务观中的这个“观”，究竟是平声还是去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了，让人想着就头疼。好在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游的名字与秦观的名字未必有关系，历来传说陆游的母亲梦见秦观而生出了陆游，但传说毕竟是传说，陆游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何况陆氏兄弟四人陆淞、陆浚、陆游、陆涭，名字都是与水有关，所以陆游中的“游”与旅游无关，也就是与秦少游无关。而秦氏兄弟三人分别是秦观，字少游；秦觌，字少仪；秦觏，字少章。三人之名分别写作“观”、“觌”、“觏”，这三个字都与“看”、“见”有关，所以秦观之观，应当是观看的“观”。

    秦观虽然居秦氏三兄弟之首，但在叔伯兄弟排行为第七，所以常见的称呼是“秦七”。陈后山曾经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这里的秦七就是秦观，而“黄九”则是苏门另一大学士黄庭坚。秦观给自己所取的号是邗沟居士，学者们则喜欢称他为淮海先生，他的词集也叫《淮海居士长短句》，这是因为秦观是高邮人氏。不过，秦观出生地却是江西九江，五岁以后，他才随祖父和父母回到高邮。

    此后，秦观在高邮整整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三十七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才远走他乡。这三十多年里，除不定期地出去游历一番之外，秦七的主要活动就是闭门读书。不可思议的是，少年秦观最喜欢诵读的居然是兵家之书，二十四岁那年，他写了一篇《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歌咏郭子仪的英勇无敌：“事方急则宜有异谋，军既孤则难拘常法。……所以彻卫四环，去兵两夹。虽锋无镆邪之锐，而势有泰山之压。”在重文轻武的时代，这样的想法颇为少见。而见惯了秦少游的“女郎诗”，习惯了秦七的专主情致，眼泪汪汪，再读《宋史》秦观本传，颇为惊诧，因为《宋史》说秦观“少豪隽慷慨，善于文辞；志强气盛，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会”。年青的七竟然曾经充满豪侠之气，洋溢慷慨之风，确实匪夷所思

   十九岁的时候，秦七与潭州（今湖南长沙）宁乡县主簿的长女徐文美成婚。这也是让读者惋惜的事情，因为在传说中，秦少游所娶的是苏小妹。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云：“文章自古说三苏，小妹聪明胜丈夫。 三难新郎真异事，一门秀气世间无。”苏小妹三难秦少游故事，何等生动，何等诙谐，可惜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根本没有苏小妹其人，秦观也没有福气娶得这等聪慧的妻子。这样的传说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秦少游英气逼人，人们希望有这样的佳偶匹敌；另一方面则因为是秦七与苏家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据秦少游自己介绍，九岁那年他已经得知苏氏父子三人的大名，滋生了景仰之意。 元丰元年（1078），二十九岁的秦少游准备赴京应试，时年四十三岁的苏轼正在徐州知州任上。高邮与徐州同处在运河线上，由高邮赴京，徐州是必经之地。这样好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但苏轼已经名震天下，前来拜谒的举子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如何让这位文坛上执牛耳的大人物对自己这默默无闻的小秀才留下深刻印象呢？秦少游苦思良久，猛然记起他曾经结识的两位前辈孙觉与李常都在徐州。孙觉是黄庭坚的丈人，也是高邮人，担任过湖州知州。李常是黄庭坚的黄庭坚的舅父，正齐州知州任上。这两人与苏轼的关系非同一般，于是秦少游写信给李常、孙觉索要引荐信。

    尔后，秦少游又打听到苏轼与孙觉要到扬州游玩，就预先到扬州最有名气的寺庙中，模仿苏轼的笔迹在寺壁上挥毫题词。苏轼来到寺庙，看见寺壁上的题词，大惊失色，问道：“此郎何许人也？莫非就是高邮的那位秦郎？”孙觉乘机将秦观大加称许。有了良好的印象后，秦少游怀揣李常的引荐信，精心整理好自己的诗文，来徐州正式拜谒苏轼。在王巩的细致安排下，秦少游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准备了丰盛的美酒、音乐，在众多学子面前隆重地举行了拜师仪式。时为徐州教授，后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秦少游字序》中庄重地记载下这样了当时的场景：“扬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其时余病里中，闻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论说伟辩，坐在属年，世以此奇之，而亦从此奇之，惟公以为杰士。”

    这次拜师，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谈资，秦少游也因此举而名动天下。陈师道说，当世之人因此对秦少游刮目相看，他也从此把秦七视为奇士。不过，秦少游拜师之后，在徐州盘桓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考期很快就要到了。好在预想中的目标已经实现，秦少游便匆匆忙忙直奔京城而去。临别恩师之际，他还是写下了一首情深意长的《别子瞻》，其中四句为：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这样的诗句，显然很容易使人激动，更何况是性情中人的苏轼。苏东坡也回赠诗一首，不遗余力地称赞秦观与自己的结识是上天的安排，赞许秦少游是“千金敝帚”，必将“一鸣惊人”。这使秦秀才踌躇满志，气壮心心雄，纵马扬鞭而去，自以为灵珠在握， 未曾想一战而北，铩羽而归，身上的豪气自然消耗不少。他在《掩观铭》中叙述自己“退居高邮，杜门却扫，以诗书自娱”，颇有些斗士失败后退回老巢舔舐伤口的味道。

    此后几年，他与苏轼的来往日渐密切。元丰二年（1079），秦观前往越州探亲，适逢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于是他便搭乘恩师乘苏轼的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时，秦少游陪同苏轼游玩了惠山；经过吴兴时，泊于西观音院，与恩师一道探访诸寺。这一路走来，两人相谈甚欢，感情也就在旅途之中日益浓厚了。直到端午节后，秦少游才与苏轼依依惜别，独自前往越州。到绍兴后，秦七还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生活相当悠闲潇洒。据说，秦观的代表作之一《满庭芳》（山抹微云），就是写于此间：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词人即将远去，极目眺望，那一片片微云仿佛被什么人涂抹到山峰上一样。视野所至，在秋季的黄昏，模糊的天边与暗淡的衰草混杂在一起，此时此刻，耳旁又传来凄厉的角声，如惜别的哀音，撞击着他的心灵。航船将要开拔，送别者匆匆赶来。“共引离尊”，免不了要回忆往事。但“旧事”如“烟霭”般朦胧纷扰，霎时间根本理不出什么端绪，又梦境一般轻柔空幻，仿佛不曾实际发生过似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宛如春梦，又似朝云，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而现实是无情的离别确确实实摆在面前。这使他们不敢相互凝视，只得把视线移向远处，遥望天际：只见斜阳照射几点寒鸦，闪光的河水紧绕着孤零零的荒村。在茫茫人海之中，游人和客子又何等渺小孤单！此地一别，相会遥遥无期，正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分别才依依难舍，解下贴身佩带的“香囊”，托付深情。

    这首词意新语工，婉转含蓄，传诵很广。状深秋晚景，如在目前；渲染离情别绪，感同身受，正如晁补之所说：“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秦少游的女婿范温有一次赴宴，席间被冷落了，后来有人偶然问起他，他赶紧大声回答“我是‘山抹微云’的女婿”，一时成为文坛的话题。又传闻其时杭州西湖有一位担任通判的官员唱起秦少游的“满庭芳”，误把“画角声断谯门”唱成“画角声断斜阳”，押的韵就不同了，当场被歌妓琴操纠正。连歌妓都深知这曲“满庭芳”，足见当时盛况。

    2.牵连

    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黄州迁汝州，游润州（今江苏镇江），少游急忙从高邮赶去去。这一年，秦少游已经把自己的作品整理成集，编为《淮海闲居集》十卷，总共二百一十七篇。苏轼自然知道弟子前来拜谒的真正意图，也不愿意这样一位聪颖秀杰之士埋没草野，便四处写信向朋友们推荐秦七，甚至还致书给持不同政见者王安石，并附上秦七的诗文数十篇，极力赞扬秦少游“行义修饬，才敏过人”，希望借助王安石的巨大影响来提携秦七。王安石回信也肯定了秦少游诗“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这样的赞许，在当时还是颇有份量的。

    但苏轼意犹未尽，觉得声势还不够浩大，没有将这位弟子的名气打将出来，因为两年前秦七又名落孙山了，这充分说明秦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大苏亲自出马为弟子营造声势。他为三十六岁的秦少游的小像题赞，说他“其行方”、“其言文”、“其神昌”。十一月中旬的时候，苏轼又率领孙觉、王巩等名士，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前来高邮看望少游，载酒论文，吟诗作词，打造出“四贤”聚会的声势，使秦少游迅速跻身于一流名士之列。年底的时候，秦七送恩师苏轼渡淮水，大家相饮淮上。苏翁又作词《虞美人》而别：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秦七的这首《虞美人》当是酬和之作：

    高城望断尘如雾，不见联骖处。夕阳村外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琼枝玉树频相见，只恨离人远。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

    元丰八年，在苏轼的大力鼎助下，三十七岁的秦观终于进士及第，除官定海主薄，未赴任即授蔡州教授。这年宋神宗逝世，幼主哲宗继位，由高太后摄政，尽废新法，旧党重新得势，秦观本以为会很快得到擢升。但谁料旧党内部的纷争又起。秦观因追随苏轼，对熙宁变法颇有肯定，对洛党尽废王安石新法的做法不满，因而屡遭洛党人士的排斥。他喜欢与歌妓来往，创作大量的艳情词，这也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把柄。元祐二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名义推荐秦少游入京应试，结果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甚至不得参加应试。元祐五年五月，秦观刚刚得到朝廷任命，苏轼的敌人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即向朝廷奏言：“新除太常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幸亏执政的范纯乍相援，才得以病免。曾几何时，文弱的秦七居然成为士大夫口中的“薄徒”，好在还只是薄幸之徒而非恶徒。

 第二年，贾易又诋毁秦七“不检”，生活作风有问题，结果罢免正字。秦少游自幼敏悟，读书“一见辄能暗诵”，少年时代曾颇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树，但科举道路一再失利，熙、丰年间屡试不中。现在好不容易进入仕途，又接二连三遭受贬谪，词人早年那种慷慨之气日渐稀少。丰华流逝，功业难就，失意的苦闷和迟暮的伤感，在风花雪月的艳情词中不时流露出来。这首《一落索》颇能见出其情怀：

    杨花终日飞舞，奈久长难驻。海潮虽是暂时来，却有个、堪凭处。    紫府碧云为路，好相将归去。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

    元祐八年，秦观授职左宣德郎，很快又由秘书省正字兼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皇帝史实。数月之间，接连拔擢，这算是秦观平生最为得意之时。只可惜次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旧党再度失势。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带有蜀党鲜明印记的秦少游，自然难逃此劫难。绍圣初年，秦观被撵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不久，因御史刘拯上书说他增损《神宗实录》，诬毁先烈，中途改贬为监处州酒税。

    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心中苦闷，借学佛谈禅加以派遣，并为僧人抄写佛经。结果被人告发，《宋史·文苑传》说：“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就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算是对士大夫最严重的一种惩罚。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生活上相继而来的变化，使词人感到理想破灭，前途渺茫，因而处于幻灭与极度哀伤之中。他的名作《踏莎行》反映出了作者幻想与破灭、自振与消沉之间的内心矛盾：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幕。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弥漫的大雾遮蔽了词人居住的楼台，遮掩了今夜的月色，使行船停泊的渡口也变得迷蒙难辨。屡遭贬谪，词人已经心灰意冷，只祈望寻觅一方净土如“桃源”那样纯净，足以歇息身心。然而，浓雾的遮盖，使一切希望都变得遥遥无期，世外桃源踪迹全无。在凄苦已极、百无聊赖之际，暮色降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词人却浪迹天涯，有家难回。初春寒意阵阵，杜鹃声声凄厉，这又如何是一个“苦”字所能涵盖。孤苦寂寥之中，词人想起了他乡的友人，希望通过“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皆宜宣泄心中长久郁积的愁苦，获得些许慰藉。但即使这渺茫的心愿也化为泡影，“梅花”与“尺素”所带来的依然是怨与恨，丝毫没有让人欣喜的内容。同病能相怜，又如何能相互劝解呢？那一层层怅恨，重重堆“砌”，仿佛是块块砖头，如此沉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人悲苦已极，终于发出凄然的质问。这两句词，情感如此凄厉，旷达的苏轼读后也伤感不已，亲自把它书写扇子上，无限惋惜地说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惠洪《冷斋夜话》）。

    3.凄厉

    秦少游甫至郴州，又谪柳州，继而编管横州，再贬雷州。愈徙愈远，真是到了天涯海角了。这时他已不再是一个普遍的逐臣，而是作为罪犯流放南荒。其内心的痛苦和哀伤随着贬所的南移而日益增长，所作的词章也就愈来愈凄切、感伤。到了雷州，他对自己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陷入一种绝望的悲伤之中。元符二年岁暮，他自作《挽词》，其中有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他哀伤自己死后像罪犯一样，要葬异乡，连魂魄都不敢回归与亲人会面，其内心的惨痛可知。他对外界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如《蝶恋花》：

    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

    沉重的打击、不幸的遭遇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几乎难以喘息，由此而产生的深愁也就难以摆脱了，这是一种越陷越深、沉沦不可自拔的悲苦和绝望。词人在宦海中苦苦挣扎的同时，穷困也一直在缠绕着他。元丰年间秦观的家庭生活就很艰难，田园收入几乎无法维持一家生计，有时遇到灾荒与疾病，就会“聚族几十口，食不足。”在他出仕以后，生活也常常陷入窘境。在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中，绝少有秦观这样生活贫寒的。到了南谪远荒后，他更是以“灌园”维持生计，落到了与奴仆为伍的境地。生活的艰难给少游不幸的人生又涂上了一层凄苦的色彩。纵观秦少游的一生，仕途维艰，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展怀。因此《淮海词》情调的感伤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不幸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当然，秦少游词的感伤，还与其个人思想和气质密切相关。秦观与苏轼情兼师友，关系密切，政治上的挫折把他们牵连在一起，秦观因此而终生不幸。但是苏轼面对挫折，乐天知命，旷达不羁，对生活、对未来仍充满信心，他虽也产生过消极思想，但并未颓唐不振。秦观则有所不同，他的思想一直较为矛盾，心态十分复杂。

    他早年怀抱“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的雄心，又向往浩歌剧饮、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既要建功立业，称名于世，又自称“江海人”，表示“耻为升斗谋”。每当在人生道路上遭受挫折、陷入苦闷时，他就试图用老庄思想来使自己得到解脱。然而秦观对老庄哲学的嗜爱，偏于理性思辩的领域，流于一种内足其身的自我陶醉，而没有像苏轼那样转化为外御其物，无往不适的生命活力。老庄的齐万物、一死生的旷达精神，在秦观那里常常变为对世事变幻、人生无常的哀叹。佛道思想也未能给他以精神上的解脱和慰籍，有时反而更令他感到人世迷茫，苦海无边，以致于临死前不久终于发出了“封候已绝念，仙事亦难期”的绝望之叹。

    秦观生性多愁善感，其生活遭遇极为容易引起内心情绪的波动。生活上一点小小的挫折，诸如朋友零落，一场疾病都可以使他产生“人世良可悲”的感叹，甚至与友人离别，也会使他发出“送君去，何时回，世间如此令人哀”的感慨。这使得秦少游的整个生命基调是感伤的、凄苦的。深重的哀愁长期包围着他而难以解脱，其歌词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哀伤。如《春雨》诗云：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其格调与婉约词接近。敖陶孙《臞翁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诗话》也引流传的“世语”说：“秦少游诗如词。”他更多地接受了晏殊、欧阳修和柳永的影响，创作忧伤哀怨、缠绵悱恻的言情词他格外得心应手，并擅长写出一种纤细幽微的情感境界。不过，这种忧郁悲伤的格调在前后期词的表现中毕竟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绍圣前，尽管怀才不遇，仕途失意，但秦观生活还算安稳，词人毕竟还很年轻，仕途之路也没有完全断绝，这时作品虽然不无缠绵婉转之风，但缠绵中实则保留这无限的期待。这一时期词的内容也不外乎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和男女相思相恋，语意虽凄婉，然凄婉中不失清丽，离别之情也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随时可以用喜悦来解脱。如《减字木兰花》写妇女的执着相思：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东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大雁是能够传书的，可是望尽了北去的飞鸿，仍没有游子的音讯，无端的愁绪更涌上心头，融情入景，深沉婉曲。离别相思，易流于伤感，而在少游笔下，就成为凄婉了。

    词人在“奔走道途常数千里”的漂泊生活中，曾与许多歌妓有过来往。在一些描写歌妓生活的词中，秦观也用凄婉的笔调，细致刻画了她们的内心世界，透过她们日逐笙歌的强作欢颜，写出了她们寂寞凄苦的生活真实和空耗韶华的悲苦命运。同时，他把自己的失意和那些聪明女子的不幸命运联系起来，把强烈的身世之感带到婉约词中，以寂寥苍茫的景象，天涯沦落的的悲哀，抒写他怀才不遇的痛苦，赋予了传统的题材以较为深刻的内涵。在秦观的前期恋情词里，还能发现乐观与高亢的音响，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鹊桥仙》。这与词人前期情绪的不低沉和不失豪情是相一致的，词云：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牛郎织女的故事前代诗人歌咏很多，但多写他们的愁苦哀怨，而秦观却自出机杼，一反前人的俗套，歌颂双星纯洁真挚的爱情，境界高远幽深，情浓意重。那散布于天际的轻盈多姿的彩云，映着落日的余辉，仿佛是织女用灵巧的双手编织出来的优美的图案。连流星也如此多情，为双星传递着离愁别恨。七夕相会一年一度，来之确实不易，他们不仅要忍受漫长时间的离别相思的痛苦折磨，而且还要克服“银汉”这一广袤空间所带来的困难。久别固然可恨，但在这“金风玉露”的大好秋季里，佳侣重逢，就珍贵异常。那岂是一些凡夫俗子之酒肉追逐、寻欢作乐所能比拟？世人认为牛郎织女会少离多，枉为仙人，还不如人间男女朝夕相守。秦观不以为然，他认为牛郎织女既然有坚贞的爱情，在此秋风白露的夜晚相逢一次，自然要胜过人间那许多没有爱情而生活在一起的男女。

  牛郎织女的温柔恋情似银河水波一样清洁荡漾，源远流长。美好的相会又象梦境一样迷离。分别太久，见面时就有了“乍见翻疑梦”的感觉。何况，相聚短暂，一刻千金，更有好梦不长的忧虑。所以，他们怎么忍心回头去看鹊桥上的归路呢？不忍心看，就更不忍心走了。一个“忍”字，千回百转，无限辛酸，把难舍难分的情景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见面时恨不得飞渡银河，分手时不忍回顾归路，两相形成强烈的对比。恋恋不舍之情至此达到高潮，离人的情感似乎又要坠入痛苦的深渊。然而，词人笔锋再次陡然转变，迸发出全词最高亢的音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人情易变，人寿有限，人间男女即使朝暮相处，不免也有离异以至长别之事发生。天上双星尽管一年只有一度相会，但他们情高意真，天长地久，年年重逢，永无尽期。这是何等的幸福！

    绍圣之后，秦观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词风也“变而凄厉矣”。离别的愁苦一如既往是其创作的基调，“艳情”的色彩更加淡薄，“身世之感”被凸现出来。回忆成为词人惯常的心态，想当年赏春游冶、夜饮西园，何等意气风发，可如今却是“好梦随春远，从前事，不堪思想”(《鼓笛慢》)；抚今追昔，倍感“新欢易失，往事难猜?”(《满庭芳》)，就连借酒烧愁，也是“酒未醒，愁已先回”(《满庭芳》)，无限辛酸，尽融词中。这类词扫尽了前期的清丽，悲怆、凄苦之情渗透于字里行间。此时，无论是明丽的春光，还是萧瑟的秋风，眼前的一切景物无不唤起词人深深的悲哀，成为惹愁引恨的缘由。后期的词几乎每一首都蒙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不过，词人虽然失意贬逐，愁怀郁结，但他却不愿直言，往往用轻淡之语来写深重之痛，以清淡之笔写沉挚之情。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写孑然一身远谪郴州，风雨除夕之夜，乡梦惊断，旅魂凄孤，末了淡淡二句收束，“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贬地荒远，连唯一能带给人慰藉的亲友音信也无从得到，欲言还止，凄楚悲凉。而如此沉重的情只是一声叹息中流泄出来。如《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宛鸟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春花烂熳，千里莺啼，好一片盎然的春光，可人四处飘泊，远离家人和朋友，忍受着离恨的熬煎和失望的痛楚。碧云暮色，黯淡凄迷，无路可走的诗人唯有独自徘徊伤感，啜饮生活的苦酒。往昔朋友欢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何等豪情壮志，何等倜傥风流，如今如逝水东流，如云烟尽散，一如春花被无情的暴风雨吹打，霎时都化作落红片片，零落满地。这首词作于贬谪期间，词人已经对现实完全绝望，无边的愁苦铺天盖地地压将下来。其词情之愁苦，时人甚至认为“秦七必不久于人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元符三年（1100），哲宗皇帝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局再次发生变异，迁谪之纷纷内徙，五十二岁的秦观也复为宣德郎，放还横州，行至藤州。八月十二日，他出游光华亭，醉中诵《好事近》，后来口渴得厉害，急呼水来，水至，大笑而卒。《好事近》云：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骄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根词中所言，有人认为秦七是酒精中毒而死，有人认为是词人一语成谶

五   李清照

  才女向来都是文学素材，生活在文学故事之中，是文学家主要是男性作家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谈资。传说中，才女似乎像花儿一样多，像花儿一样灿烂，但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而非漫天的绯闻，能与一流男性作家分庭抗礼的，在过去那个时代却只有李清照。李清照还没有成为历史人物的时候，大家不太看好她，宋朝人也不因她而自豪，只是不以为然地说在本朝妇人中，李清照文采最好，所谓“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而所有的“女妇”，在时人的眼中顶多是个业余作家。过了几百年，人们才承认李清照自成一家，与什么秦七、黄九、梦窗、草窗相比也毫不逊色，“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

    成为才女，是件不容易的事。李清照一花独放后，也觉得百花齐放才是春，晚年时见到一位十岁左右的小丫头，禀赋异常，聪颖过人，有意倾囊相授，将其培养成接班人。谁知小丫头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说“才藻非女子事”，这话呛得李清照差点喘不过气来。后来，林黛玉动了做才女的心思，被薛宝钗谆谆教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便有些畏缩了，不太敢以才女自居了。看来，做才女往往并非女孩子的主动选择，背后或许有些难以言说的隐衷，所以恭维他人是才女，一定要慎之又慎。钱钟书在《围城》里就说过，夸一个女人有才华，等于夸一朵花有白菜的斤两。现在大家众口一词，大夸李清照是才女，在李清照自己看来，也许就是夸她有“白菜的斤两”。更让她郁闷的是，或许她只是想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没想到引出了一大帮看客的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她的欢乐，她的微笑，她的痛苦，她的眼泪，都成为旁人鉴赏的对象，还有人据此怀疑她的品行，说她所写的那些闺情词都是闾巷荒淫之语，自古以来缙绅之家的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没有像她这样肆无忌惮的，这又让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

    1.美酒

    李清照大约出生于济南章丘，童年时代随父亲李格非居住在都城汴京。李格非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学问做得好，诗词文赋也样样精通，颇受文坛盟主苏轼的赏识，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号称“苏门后四学士”。拥有这样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令人自豪了，而她母亲来头也不小，是仁宗朝状元王拱臣的孙女，连宋史都称赞她的文章写得好。这样的父母，确实无可挑剔，当代有名的宋词研究专家缪钺先生不无羡慕地说，李清照正是承接了父母双方良好的遗传因子，所以“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

    少年的李清照，生活快乐得更让人嫉妒，尤其是看到今天的小学生、中学生，背着沉重的大书包，穿梭着各个补习班之间。相比之下，李清照就是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的小鸟，欢快、活波得令人眼红。看看她写那首《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罗衣轻飏，象燕子一样地在空中飞来飞去。见到客人到来，来不及穿上鞋子，也顾不上头发松散、金钗坠地，一溜烟地往房间里跑。跑到门口，又不甘心，非要看看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小孩调皮，往往是父母放纵的结果。北宋的家庭教育，其实是很严格的。保守党领袖司马光，就严格规定家中的童仆不得进入后院，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确实有事要联络，就拉扯一下铃铛，让小朋友跑跑腿，传传话。李清照生活这样自由，似乎与她有位拘谨的后妈有关。据说，李清照的亲生母亲，是汉国公王准的孙女，李清照出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难产或者产后虚弱死掉了。状元王拱臣的这位孙女，当了后妈，很是担心给人留下歹毒的印象，所以步步留心，不多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唯恐他人嗤笑了去，这样就给少年的李清照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文学青年过分自由，就会沾染一些不良习气，比如酗酒，李清照也不例外。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梦令》，就是写她酒后微醺的感觉：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在野外的亭子里喝酒，喝得时间太长，喝得太多，头晕晕乎乎的，连回家的路都弄不清楚了，驾着小船儿，一头撞进荷花深处，把已经开始晚休的鸟儿吓得扑腾扑腾四处乱飞。游乐的时候，她要浮一大白来表示心情愉快，景致如此迷人，如何能无酒？伤春的时候，她要借酒来消除郁悒的心情，“正是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樽空，青缸暗明灭”。雨疏风急，花儿零落，怎能无酒？“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秋天到了，树叶落了，心情坏了，也得喝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冬天大雪纷飞，天地一片晶莹剔透，梅花开了，心情好了，也当喝酒，“每年雪里，常插梅花醉”。看看这首《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在大雪覆盖的严寒冬季，透过雪中一枝寒梅，词人已经感觉到春天的即将来临。为了好好端详这一片雪白背景中独自傲放的寒梅，词人准备了美酒，放怀畅饮。冬日的景色，因这一枝寒梅而平添数分旖旎风光，变得妩媚多姿。

    亲人远离，相思寂寞，百无聊赖，也唯有饮酒，“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寄过雁”，“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流落在外，相思难奈，也要喝酒，“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

    在这位才女的作品中，我们最眼熟的词语就是小酌、金尊、绿蚁、沉醉、残酒、病酒、淡酒、把酒、酒盏、酒意、酒阑、酒醒、酒朋、杯深、杯盘、醉后等等。据说，在她现存的四十多首作品中，百分之五十与饮酒行为有关，这一比例可以直追酒仙了。她婚前喝，婚后喝，孤家寡人的时候还喝，喝得多了，酒量也见长了，有没有酒精依赖症我们不清楚，反正“三杯两盏淡酒”，对她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

    喜欢喝酒的人，大多喜欢赌博，李清照也是此中高手，她的痴迷，她的豪情，她的技术，同样可以让许多男子汗颜。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这位才女叙述了自己对赌博事业的热爱与虔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她宣称自己天性嗜好赌博，能够为之废寝忘食，而且每赌必胜，大小通杀。自己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那是因为我水平高，十分精通这一游戏。聪明的人，做什么都做得比他人出色，赌博也不例外，这就是李清照所说的“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

    李清照还严正指出，不能将高级赌徒等闲视之，在本质上它与尧舜等圣人、师旷等大音乐家、庖丁等解剖家、郢人等武术家是一致的，都是专心致志努力的结果。后世庸人，学圣人学不来，连赌术也学得不够精深，真让她鄙夷：“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彷佛而遂止者多矣。”

    而她所写的《打马图经》，就是赌博运动的全面总结。在这篇文章里，她一一罗列说，长行、叶子、博塞、弹棋等游戏，已经失传了。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都是下层人的运动，也不常见。藏酒、摴蒲、双蹙融，现在不流行了。选仙、加减、插关火，是粗笨的游戏，全靠运气，不讲求的智慧，没有技术含量。大小象戏、奕棋，又只能两人玩。采选、打马，是闺房中雅致的游戏……她说出的这些名目，真让人眼花缭乱。看来，李清照的博采知识，那不是一般的渊博，比起武则天只喜欢“双陆”、杨贵妃偏爱“彩战”（掷骰子）、慈禧太后酷嗜麻将，李清照确实够得上职业运动员的标准了，难怪后人称她为“博家之祖”（《古今女史》），即博采的老祖宗

  不过，李清照的喝酒、赌博，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爱好，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在刚刚成婚的时候，她还是很克制的。那时，她的最爱还是书籍，还是碑铭等文物，还有那些名画。那时的她，经常手不释卷，不论几案及枕上都是书，她终日沈醉其中，觉得其乐无穷，“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节衣缩食，她都要买上自己喜欢的书，“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节余的钱都是用来买书。日积月累，等到靖康之乱爆发，她仓惶南逃，随身带的书装了满满十五车，而那些来不及带走的，还装满了十多间房屋。后来，李清照迷上饮酒与博采，是否与她的婚姻家庭有关呢？很多人都认为她与赵明诚是天赐良缘，两人志趣相投，留下的是爱情经典。那么他们的婚姻，真的有传说中那样美满与幸福吗？

    2.爱情

    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对于这段婚姻，历来的描述是夫妻诗词唱和，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堪称神仙眷侣。这一时期，李清照的词作大也多是深情款款。《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春天的时候，从卖花担上买得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鲜艳的花瓣上还带着薄薄的晨露。花儿是美丽的，但新婚的妻子非要丈夫说出她与花儿谁更美丽。一个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与欢乐之中的新妇，在丈夫面前是多么妩媚娇憨、聪颖多情。这种撒娇的动作，正表现出小夫妻间的亲昵和温情。充满了自得、自信的语气里，透露的是李清照婚后的愉悦欢欣。再看一首写闺中柔情蜜意的《丑奴儿》：

    晚来一阵风兼雨，冼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橱枕簟凉。

    笑声可以想见新婚的喜悦，后人指责李清照词写得大胆暴露，可能就是这类作品吧。新婚燕尔，小夫妻伉俪情深，也要忍受离别的相思。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平日寄居在校舍，只有初一、十五等日子方可请假回家，纯情的李清照不免要独自咀嚼离别的苦涩滋味。

    更加长久的夫妻分离出现在徽宗政和年间。赵明诚大约在政和七年（1107年）前后再度出仕，直到宣和三年（1121年）才接李清照前去团聚，其间夫妻大约有十四年的分离时间。李清照在青州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写下了许多抒写离情别思的篇章。《一剪梅》说：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色彩鲜艳、气味芳香的红色荷花已经凋零殆尽，坐在精美的竹席上可以感觉到秋的凉意。秋的萧瑟枯萎，叫离人更难以抵御相思愁绪的侵袭，这秋凉，甚至一直穿透离人的心扉。在这样的季节里，丈夫只身赴任，将自己留在家中，离别的愁苦意绪就时时涌上心头。丈夫外出做官，分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别离已成事实，令人深感无奈，就象春花不由自主地飘零、随着流水消逝而去一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人“长恨此身非我有”，感觉到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苦。况且舜华转眼即逝，人生又有多少如春花一般的美好时光呢？

    相思虽苦，慢慢咀嚼，总还有甜蜜的滋味涌上心头。即使瘦比黄花，总还是有牵挂的对象，为伊憔悴，心甘情愿。当痴痴的爱恋转化为逸事趣闻时，刻骨的滋味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她的《醉花阴》引出一段佳话，让人们忘却其中愁苦，看到的是两人琴瑟相和的甜蜜：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据说赵明诚看到这首词后，深受刺激，想想堂堂须眉，写诗作词怎能为小女子压倒。于是关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三夜，一口气填了五十首词，把李清照的这首夹在中间，一起送给朋友陆德夫品评。陆德夫玩味再三，说道：其中有三句很好。赵明诚欣然追问，陆德夫告诉他乃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同行是怨家，找对象千万莫要找同行，因为他（她）不会对你所从事的职业表示足够的尊重。当李清照把自己痴痴的思念写进词中，而丈夫却把它把当作艺术作品来鉴赏品评，不知道此时李清照应该高兴还是伤心。不过，旁观者一致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们二人品味格调相当，能相互欣赏，乃佳偶天成，“才女”没有明珠暗投。李清照晚年回忆这段生活，也认为当时自己应该是很幸福的，说要“甘老是乡”，意思说如果能在这种环境下一直生活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呀。

    真有那么幸福与美满吗？有个美国人叫宇文所安，本名是Stephen Owen，翻译过来是斯蒂芬·欧文，是大名鼎鼎的汉学专家，写了一系列关于唐诗的专著，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尤其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看了大汗淋漓。他还有一本小册子，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对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进行详细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李清照根本无幸福可言，所谓的幸福是一种假象，李清照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我们。

    理由一：在最初的日子里，李清照夫妇收集与欣赏古旧书画碑文欢乐是单纯的，但随着藏品的丰富、收入的丰厚，她的丈夫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最后陷入到荣利的漩涡中失去了自身。李清照则觉得乐趣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她含蓄地说，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与喜欢钱财的守财奴，没有什么不同，“其惑一也”。

    在最初的日子里，藏品是夫妻共有的，欢乐是属于大家的，书籍是联系感情的纽带。如我们最熟悉的那段描写夫妻和谐生活的文字：“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浪漫与温馨。但是，到后来李清照看书，却要先向丈夫请示，登记造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如果书籍弄脏了，还要受到惩罚。李清照不耐烦了，拿出买衣服与化妆品的钱购买了自己喜欢的书籍，放在床头自己看。书籍之类的藏品夫妻俩一分为二，愉悦与快乐也随之一剖两半。

    理由二：最后一次分别，形势岌岌可危，李清照请示如何逃生。赵明诚指示要她和大伙一起逃，不得已先抛弃辎重，然后是衣被，然后是书册卷轴，然后是古器，但一定要与宗器共存亡。宗器在，人在；宗器亡，人亡。这禁不住让人想到了葛朗台对他太太的态度。宗器是什么呢？可能是赵家氏族的祭器，也可以是赵明诚藏品中最精美的青铜器。倘若是后者，李清照更要伤心了，在丈夫的眼中，她的地位终究还不如一件藏品重要。丈夫病危，她夜行三百里前去侍奉，但赵明诚临死之前没有对她今后的生活有任何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给妻子今后的生活提供一个保障，只是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仔细想来，这段美满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危机。吏部侍郎的儿子娶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问题是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属于同一个战壕。赵挺之属于蔡京一派，当年李格非最尊敬的苏轼就说赵挺之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数事实说明，政治斗争必然会波及家庭生活。李格非在斗争中失势，即将发配到蛮荒之地。李清照向公公求救，说“何况人间父子情”，不料遭到拒绝，于是有才气的李清照写出了“灸手可热心可寒”来讽刺公公。这样的媳妇，想必公公也不会太喜欢。

    太有才气的妻子，丈夫也未必会喜欢。传言赵挺之成亲前做了个梦，梦见一篇作文，醒了就记住“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这么一句。赵挺之一听，说言和司合起来是“词”，安上面脱掉是“女”，“芝芙”把草去了是“之夫”，也就是说你是一女词人的丈夫。“词女之夫”，可能是荣耀，也可能是压力。有史书记载，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女词人就会诗兴大发，在雪中漫步，寻诗觅句。作为“词女”的丈夫，赵明诚不能拂了雅兴，降了格调，自当陪同前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赵明诚的那点才气也散发尽了，后来就只是看客，这难免让以读书人自居的他，在大冬天脸臊得通红。渐渐地，赏雪成了赵明诚的伤心事，一到冬天，他就惶恐与紧张。

 李清照对自己的这位丈夫，似乎也有些怨气，即使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从她的语气中也可得知一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相思的甜蜜变成苦涩与煎熬。长久的期待总是落空，贤淑的妻子也会产生怨苦之情、埋怨之意。《行香子》说：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初秋季节，七夕之夜，枯草之间有了蟋蟀的鸣叫声，梧桐树叶片片飘落。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在为离别而愁苦，这浓浓的愁意笼罩了天地万物。牛郎织女也为银河所阻隔，即使能够乘坐木筏，在银河上自由来去，恐怕也难以相逢。张华《博物志》说，银河与大海相通，有人乘木筏到了一处城郭俨然的地方，遇见织妇以及牵牛人。回家后才知道自己曾经到过天上，见了牛郎织女星。李清照则说，相思久远，要见心爱的人一面，太不容易了。相见之难，难以桥鹊相会。

    为什么会面这样难呢？除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有一些难以对他人言说的理由吧。正如词人在《凤凰台上忆吹箫》所说：“香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欲说还休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又有什么能让聪慧的词人欲言又止呢？她说不是悲秋，那就是悲情了；她说“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既然是新愁，就可能是情变。据说，赵明诚纳妾了。这样的事，心高气傲的李清照不能说，不愿说，只能用些典故含蓄地来，说什么“春到长门春草”，“长门”，就是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那位陈皇后被打入“冷宫”后呆的地方。在《金石录后序》，她还说：“（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所谓“分香卖履”，就是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如何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妻妾。

    还有让李清照气短的。南渡之后，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的重任。一天深夜，城里突然发生叛乱，地方最高长官的赵明诚惊惶失措，不敢应对，偷偷用绳子缒城而逃。事后，赵明诚被撤职。这样的事情，让豪气冲天、自立自强的李清照羞愧难当。逃窜中的夫妇，心生隔阂。行至乌江，李清照得知这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禁感慨万分，徐徐吟出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身后的丈夫听着这金石之声，脸色顿时铁青。

    3.再嫁

    宣和三年（1121）秋，赵明诚把李清照接到莱州，结束了他们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她又随赵明诚出守淄州。好景不长，宣和七年（1125）冬，金兵灭辽后，立即分兵两路南下，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任湖州知州，此时高宗已从杭州来到建康，下诏明诚“过阙上殿”，领旨奏事。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们带着那么多的金石书画同时返回建康， 只好临时决定“驻家池阳”，由明诚一人先到建康赴诏，然后再回来接李清照。 六月十三日，正是盛夏时节，赵明诚离开池阳。七月末，李清照得到明诚卧病不起的消息，当天她就乘船东下，日夜兼程，火速赶到建康，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从此，李清照开始承受国破、家亡、夫死的剧痛，她的词风顿时变得凄苦。《浪淘沙》：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

    凄冷的“五更风”透过窗帘直向屋内袭来，惊醒了梦中的词人。在梦中，茕孑一身的词人也许回到了那令人留恋的过去，也许还在追怀以前与亲人一起登楼远眺的日子。越是孤独与痛苦，人们越会忆起过去的细事。金兵南下前，李清照与丈夫一起论诗品茗研讨金石书画。我们仿佛看到女词人正手拈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神情是那样闲适，动作是那样娴静，闺帷当中的温馨意趣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当年篆香烟雾弥漫着小屋，生活清静温暖安定欢乐，可今天那一切的一切都像燃尽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都像被风吹走的美梦一样无影无踪。纵目回望，凄迷的烟雨隔断了视线，已难以望见丈夫的栖身之冢，更难以望见那被践踏的北国河山。

  打击接踵而至。赵明诚病重的时候，有朋友带着一个玉壶来看望他，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传出赵明诚夫妇向金国献玉壶要当汉奸的流言。大是大非面前，不可有丝毫的含糊，于是李清照就想把手头的文物捐给朝廷表明心迹。但皇上正忙着逃命，惶惶不可终日，居无定所。她带着沉重的文物书籍，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由南京到越州，经明州、奉化、宁海、台州，然后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最后回到杭州。一路奔波，辛苦可想而至。更痛苦的是，他们夫妇俩早年收集的金石书画，成为各路英雄觑觎的目标。据说一位得宠的御医想以三百两金子强买藏品，而皇帝又下诣索要《哲宗实录》。连小小的房东，也开始巧取豪夺，连偷带强。

    在觊觎赵明诚留下的这批金石珍藏的“豪杰”中，张汝舟是最有心机的，手段也最为隐蔽，他直接向寡居的李清照求婚。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进士出身，做着与前夫赵明诚同样级别的州官，对年近五旬的李清照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她没有犹豫，结果很快后悔了。先后悔的是张汝舟，或许是他发现自己无法支配赵明诚的巨额遗产，或许是发现这笔遗产已经丧失殆尽，总而言之，他恼怒成羞了，他露出了流氓的嘴脸，对李清照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李清照更后悔，这样的羞辱是她始料未及，也是刚烈的她难以承受的。她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分手居然困难，就去官府告发他。告发张汝舟什么呢？当然不是虐待妇女儿童。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贪污，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考试舞弊。总之，结局是张汝舟被流放到柳州，李清照获得了自由。不过按照当时的文件，妻子告发丈夫应该在监狱里关押两年，由于朋友的帮助，李清照虽然入狱，但只关了九天就被释放了。

    对于李清照改嫁一事，明代以前大家都是认可的。清代以来，很多人说这是诬蔑。他们找了许多理由，如当时李清照年纪很大了，不必改嫁；清照与明诚肝胆相照，感情坚如磐石，不会改嫁；官宦出身的妇女，不能改嫁；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等等。其实，宋代妇女改嫁颇为寻常。范仲淹的母亲，就是一例。陆游的前妻，也是一例。

    无论是否改嫁，晚年的李清照都让我们潸然泪下。一个宠儿，一位才女，年老却孤苦无依，国破家亡夫死的痛苦，一样都没有少，到后来，除了寂寞，什么都没有，只能在凄苦中咀嚼余生。看看这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霄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一个春意渐浓、天气晴和的元霄节，太阳刚刚落山，灿烂的晚霞映照全城，大街小巷，鳌山矗立，彩灯高悬，鼓乐喧天，但见火树银花游人如云。词人独自坐在家里，默默思念亲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凄迷哀怨的笛声，使她更加感到悲凉。忽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銮铃声，从闹市驶来一辆辆“宝马”驾着的“香车”，原来是词人昔年在一起饮酒赋诗的女友兴致勃勃地前来邀她同去观灯。对昔日闺中友好的盛情，词人铭感在心，如今境况不同，苦乐有别，已非同路之人，于是她婉言相谢，独倚寒窗，等待夜尽天明。孤灯之下，她回首往事，想起当年在汴京的情景：那时天下太平家道隆盛，恰值风华少年青春如花似锦，每逢三五佳节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呼朋结侣到都城之内看灯，尽情欢度元霄之夜。如今时过境迁历尽劫波江海余生，两鬓如霜形容憔悴，哪里还有兴致深更半夜出去游逛，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去“听人笑语”。欢乐都是人家的，自己唯有躲在一旁，偷偷地听听他人的笑声。

  死去的周邦彦比生前更为尴尬。生前的他无非是飘零不偶，被人遗忘在世间的角落而已；而死后的他却是上天入地，几无安宁之时。褒之者认为他是词坛巨擘，古往今来的集大成者，宋词七大家中的第一位，如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词至美成（周邦彦），乃有大宗，前收苏（东坡）、秦（观）之终，后开姜（夔）、史（达祖）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陈匪石《宋词举》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他是“词中老杜（杜甫）”。

    但宋末以来，对周邦彦的指责也十分尖刻。词评家张炎说周邦彦为情所役使，失去雅正的审美理想，其词品位不高，是社会道德风气浇薄的表现。清人刘熙载干脆说“美成（周邦彦）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情感芜杂低劣。还是那个国学大师王国维，又进一步延伸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他认为欧阳修、秦观等人虽然也写艳词，天生媚骨，但本身气质高雅，不失高华之气，还是淑女；而周邦彦格调低俗，涂脂抹粉，卖弄风情，犹如娼妓。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史说，艳情与羁愁几乎占了周邦彦的《清真词》的全部内容，包括那些咏物或咏节令的词在内。这些作品既流露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那个腐朽王朝里纵情声色的士大夫们的胃口。由于内容的单薄与无聊，周邦彦就只能在艺术技巧上争胜。也就是说，周邦彦的艺术技巧虽然是超一流的，但内容很无聊，所以不值得去关注，也不能去关注，否则也就会陷入低级趣味之中了。这使我们这些普通读者非常熟悉张孝祥、张元干之类的大名，也对这样一个大人物相当陌生。

    1. 旖旎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嘉祐三年，出生于一个诗礼簪缨之家。据说少年时期的他颇为聪明勤奋，《宋史·文苑传》说他“博涉百家之书”，所以很快成长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而《杭州府志》则介绍说，年轻的周邦彦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博学，而是艺术方面的才华。他喜爱书法，真书、行书都很精通，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更让人瞠目的是周邦彦对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他妙解音律，善自度曲，是北宋文人中继柳永之后最杰出的音乐家。

    也许是文人的天性，早年的周邦彦生活较为放纵，几部有关宋代的史书对的记载都很简略，却一直认为他“性落魄不羁”，“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所推重”，足见他在家乡的处境很不好。不过周邦彦不甘寂寞，他在努力寻求脱颖而出的机会。宋神宗元丰二年，朝廷扩充太学，二十四岁的周邦彦通过考试被录取了。于是他欣然辞家远行，开始了游学和仕宦的新生活。四十多年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西平乐》，在序言中，他伤感地说：“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后四十馀年，辛丑正月，避贼复游故地。感叹岁月，偶成此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欹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词前小序说词写于“辛丑正月”，辛丑年，当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避贼”的“贼”，则指方腊。这时周邦彦已经快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了。他伫立在平坦的沙岸，眺望初春的景色，柳芽儿方冒出来，正披着一层轻柔的绿纱，那老枝上残留着雪袭霜欺的痕迹。初升的太阳把阳光释放出来，驱走了稍许寒意。秋去春来，自己转眼也与塘中的蒲苇一齐衰老枯黄。当初来到这里，自己正朱颜乌发，风华正茂

 周邦彦是有资格骄傲的。为太学生时，他就享有了盛名。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说，周邦彦“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繁华的帝都，为他大力施展才华提供了最合适的场所，既有众多的同舍与他切磋学问、唱和诗文，更有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娱乐场所吸引他去倚声填词。攻书之余，他得意地填下不少风情旖旎、技巧高超的恋情词。在周邦彦的这些“艳词”中，影响最大的是《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正如许多读者所期待的那样，这首词所写的是旖旎的恋情，表现的是恋人间的温柔体贴。令人拍案称绝的是其中的对话。“向谁行宿”，也就是询问对方今天究竟在哪个地方留宿，乍一听，似乎没有挽留之意。“城上已三更”，则是提醒对方，时候不早了，你该做个决定，是走是留，要走就早些走，要留就让我早做准备，似乎还是没有挽留之意。“马滑霜浓”，表面上是替对方设想，如果走就会有危险，外面天气冷，说不定还会着凉，这多么让人揪心。几番转折之后，才干脆地说，你看，街上连人影也没几个，回家去多危险，你还是不要走了吧。

    关于这首词，南宋以来就有这样的传说：李师师是汴京城最有名的歌伎，周邦彦一见，就为她的美艳着迷，写了不少词送她，暗自表白心意，感动了美丽的歌伎，从此两人常设法排开众人，单独相聚，情投意合。但徽宗皇帝与李师师关系也很密切，他一有空就换上便服，溜到李师师的家里喝酒谈天。

    君臣两个人常往师师家里跑，总免不了碰面。有一天，周邦彦先到，正和师师叙情，突然仆人传话皇帝爷到，周邦彦来不及离开，只好躲入床底下。徽宗不知床下有人，和师师卿卿我我，拿出新橙说：“这是刚从南方进贡的礼物，十分难得，特地送几个给你”。二人边吃边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徽宗才依依不舍离去。

    躲在床下的周邦彦回家后，立刻为这件事填写了《少年游》。不久，《少年游》传遍京城。喜爱诗词的徽宗自然也听到了，唱唱词曲，想想词意，好象和自己有关，心里不免疑惑，于是问李师师，李师师只得据实回答，皇帝一听，火冒三丈，下令处罚周邦彦，最后以懈慢职务为借口，将周邦彦贬官赶出京城。

    一解心头之恨的徽宗皇帝，得意洋洋地前来看望李师师，结果发现李师师不在家。仔细一打听，原来师师竟然给周邦彦送行去了。徽宗皇帝心中恼怒，见到李师师就要大发龙威，却见师师“愁眉泪睫，憔悴可掬”，心中一软，酸溜溜地说：“你到何处去了，竟如此伤心？”李师师委屈地说道：“臣妾得知周邦彦被撵出京师，前去送别去了。”徽宗皇帝冷笑道：“他不是很会写词吗，不知今日又作了甚词？”李师师答曰：“今日又写了一首《兰陵王》，煞是感人，且让我慢慢唱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徽宗皇帝虽然心里很别扭，还毕竟是位大艺术家，品味很高，懂得真正的艺术。道君皇帝听李师师这深情一唱，也不禁被打动了。师师檀口轻开，为周邦彦告情。徽宗不仅顺势赦免了周邦彦，还越级提拔了他，让周邦彦进入了国家音乐管理部分。这个故事最先为宋朝的张端义《贵耳集》所记载，后来渐渐成为了戏曲小说的重要素材。《水浒传》中宋江想招安，也没有其他门路，后来想到了李师师这条曲径，或许正是受到了周邦彦的启发

 不过，严肃的学者眼中是揉不进半点沙子的。这个故事虽然流传甚广，民间喜闻乐道，但在学者们看来纰漏甚多。王国维在《清真先生》中专门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详细地考证与辨析。他告诉我们，徽宗皇帝即位时，周邦彦已经是六十出头的糟老头子了，李师师肯定不会对这样的人产生感情。不过，致力于周邦彦生平并认真撰写《清真居士年谱》陈思先生却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时，周邦彦尚是四十四岁。四十多岁的年纪，虽然年纪还是偏大，但产生一些风流逸事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更何况，关于周邦彦的传说实在太多了。周邦彦作品中有关艳情的作品也确实太多了。他早年疏隽少检，时常光顾秦楼楚馆，与形形色色的妓女交往频繁，为他们的美艳、声技所倾倒，时时形诸歌咏，这难免会在时人心目中留下风流的形象。

    周邦彦在苏州时，据说常和一位名叫岳楚云的歌伎往来，楚云歌艺出众，两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邦彦作词，楚云吟唱，十分亲密。后来周邦彦前往京城任官，两人断了音讯。又过了数年，周邦彦回到苏州，急忙到楚云家去，想重叙旧欢，怎料这时楚云已经嫁人了，周邦彦只好带着落寞的心情离开。隔天，苏州知府举行酒会，在宴会中有位歌伎轻唱流行曲子，原来是楚云的妹妹。周邦彦于是写下《点绛唇》，请她转交给姐姐：

    辽鹤西归，故乡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

    另外，他的不少词还直接描绘了他与歌女往来。《瑞龙吟》抒写京都的一位民间歌妓，尚是少女，能歌善舞。周邦彦喜爱其“痴小”，待他再到京都时已不见踪迹了，遂叹息“事与孤鸿去”。《玲珑四犯》叙写洛阳一位民间歌妓，曾在风华正茂时与周邦彦相识。许多年后，词人鬓发花白了，他们才有缘相见，重温旧梦，但迅即又分离了。《拜星月慢》抒写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词人到小曲幽坊认识了一位中年歌妓。她光彩夺目，水盼兰情，艳丽娇美，实为词人平生罕见。她后来脱离风尘，到某贵家去了。这使词人空自眷恋。《意难忘》描写一位天真活泼的民间歌妓。她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深知音律，但贪玩好耍，能在尊前剧饮。周邦彦与她一见钟情，互相许为知己。《芳草渡》抒写词人认识某贵家之妾，连续两夜醉宿仙境。天色拂晓时，词人匆匆地独自骑着瘦马，踏着泥路而去，回头怅望着那家朱门。

    此外，周邦彦还追求过一些女性，但没有成功，虽有缘相逢，却无缘再聚。例如《应天长》记述一个寒食踏青之日，在京都郊外的一辆油壁车里，周邦彦见到某贵家的眷属，互相有情，引起春思纷乱。第二年的寒食，他希望在故地再见到她，可是未能如愿。《庆宫春》描述在一个富贵之家的晚宴上，有许多美丽的家妓为客人歌舞侑觞。其中一位吹笙的女子美若娇凤。他们眉目传情，但不可能约定佳期。由此惹起了词人许多烦恼。《早梅芳近》(第二)叙写一个晚宴在临池的华堂里举行。绣帘启处，见到一双纤细的女鞋，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随即出来一位舞女。她香气流溢，罗带紧束，舞姿翩如惊鸿。在座的观众无不赞叹，词人亦为此情牵梦绕。《清真集》中涉及与歌妓关系的小词还有《忆旧游》、《过秦楼》、《少年游》、《满路花》等。在这些抒情对象里，约有十位可断定与周邦彦有深层恋情关系，而且词人似乎对每一位恋人均表现出热烈的追求，深切的爱情渴望，缠绵悱恻的思念。

    周邦彦艳词描写最多的还是离别后的思念和对旧情的咀嚼回味，其中更多寄寓的是个人的失意困顿。《瑞龙吟》说：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饮露，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不过，周邦彦词中虽多艳情，但词人并没有停留在“艳”本身的描绘上，并不是津津乐道自己的种种“艳遇”，而往往在借情场的失意写出了他人生的失落。周邦彦博学而富有艺术才华，但在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失败者。对现实的失望促成他转向艺术创作，他急迫地渴望遇到一位红粉知音，以给痛苦的灵魂以亲切的安慰。新时期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他的一些艳词如《端龙吟》实际上是以香草美人寄托着政治和人生感慨。

    2.飘零

    元丰年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有增无已，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政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与干扰。这个时候，血气方刚的周邦彦慨然以歌功颂德者自任，创作了赞扬新法的《汴都赋》。元丰六年七月，邦彦将这篇煌煌七千余言的大赋献上。这个声援新政的果敢举动，使神宗又惊又喜。他令尚书右丞李清臣在迩英阁宣读《汴都赋》，并把周邦彦召赴政事堂，从诸生破格擢任太学正，而周邦彦后半生的遭遇就与这篇赋联系在一起。

    由一个普通的太学生而被擢升为太学正，周邦彦声名一时大振。就在周邦彦任太学正的第三年，神宗去世了。陡然间，政坛风云突变。由于与新党关系密切，在旧党执政时期，他很不得志。周邦彦在太学正任上滞留五年没有升迁，后因外地增设学官，元祐二年被调出京城，贬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

    周邦彦这一出京，流落州县达十一年之久。他先在庐州供职三年，然后流寓荆州约三年。元祐八年春天，邦彦又被任命为溧水（今属江苏）知县。荆南、溧水的几年是周邦彦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滋生的感伤颓唐情绪几乎笼罩了他后期的全部作品，并成了清真词主导的思想特色。《齐天乐》云：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    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

    清人陈廷焯《云韶集》评说道：“起只二句，便觉黯然销魂。下字用意，无不精练。沉郁苍凉，太白‘西风残照’后，有嗣音矣”。此类作品中，典型的代表作是《满庭芳》：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生活无定，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漂流身世，宦海浮沉，牢骚不平又怎能不油然而生？ 当然，这期间周邦彦也会故态复萌，做出惊人之举。他在任溧水县令时，属下有位主薄，其妻年轻貌美，演奏得一手好琴。周邦彦看见后神魂颠倒，寝食难安，就常准备酒食，邀请这位属下一起用餐，在宴上，周邦彦有意无意向年轻漂亮的属下夫人献殷勤，借机亲近，并写下《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转清商。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词写周邦彦走到她家的围墙外，听她弹琴，接着想象她换上新妆的妩媚动人，最后祈求上苍能让他见一面，幽会片刻以解相思之苦。周邦彦在溧水小试牛刀，精简其政，境内一片太平。在闲暇之时，他还不忘以弦歌来舒啸自己的襟怀和抱负。据说在在县署后院建了姑射亭,设置了萧闲堂，每逢繁冗的政务之余,小憩其间，作词饮酒，好不惬意。这使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咏物词

 柳永等宋初词人的咏物词，主要是描摹物态，图形写貌。苏轼的咏物词，开始将状物态与抒人情合而为一，但所作咏物词不多。周邦彦所作咏物词既多，如咏新月、春雨、梅花、梨花、杨柳等，又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启了门径。周邦彦对自然景色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擅长捕捉景物的特征，做入木三分的刻画，栩栩如生。他将家居、出游、旅途所见之景，一一纳入词中，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景色优美。这时候，词人用比较纯净的审美眼光去看待自然景物，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秾艳与凄苦，而显示出清疏明快的风貌。在溧水期间，他最有名的咏物词是《花犯》：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蓼园词选》评价说：“愚谓此词为梅词第一。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落寞耳。忽借梅花以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见梅影而已。”将自己的处境、心境与梅花融为一气，确实让人拍案称奇。不过，黄蓼园说它是梅词第一，似乎还是过于武断。

    周邦彦知溧水的后期，朝政又一次大动荡：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行熙丰新法，一大批打着新党旗号的新贵袍笏登场了。但周邦彦却被人们遗忘了。他也保持沉默，“不因是以求进”。直到绍圣末年，四十多岁的周邦彦才被调回京任国子监主簿。

    周邦彦奔波于仕途，一生多数时间在各地辗转为官，在京城停留的时间总是相对短暂的。以羁旅行役为题材的作品大都写于外放期间。周邦彦并无政治才干，又不善逢迎，在新旧党争的夹缝里还受点闲气，奔走于各地时大约都是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之下，这使他的羁旅行役之词，笼罩着清幽凄冷的氛围。又如《绕佛阁》：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    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倦客最萧索。醉倚斜桥穿柳线，还似汴堤虹梁横水面。看浪颭春灯，舟下如箭。此行重见。叹故友难逢，羁思空乱。两眉愁、向谁舒展?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宦途失意、流落他乡所引起的倦客之悲与对故友的思念。入夜以后，飞尘静止下来，佛寺的影子与词人所寄居的孤馆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更漏声渐渐短了起来，长时间听诵经之声与书签掀动经页之声令人十分生厌。由于倦客思归，所以最后免不了要向远处遥望，心也随之飞向远方。《关河令》说：

    秋阴时晴渐向暝，变一庭凄冷。伫听寒声，云深无雁影。 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季节之冷、环境之冷、心境之冷、孤灯之冷、长夜之冷，都与愁思乡情融而为一，行旅之愁莫过于此。“沉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陈子龙语），正是此词特点。

    3.

    元符元年，标榜新法的哲宗想起了周邦彦当年献赋之举，于六月十八日在崇政殿召见了他，命其重进《汴都赋》。邦彦大喜过望，修表奉赋以入。哲宗览后称善，把他擢为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后，迁校书郎。此后邦彦循资格以进，屡经升迁。徽宗欲使完成礼书，留他继续秉笔。以后他出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徙明州（今浙江鄞县），政和六年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皇家最高音乐机关）。但周邦彦不善阿谀奉承，与徽宗年间朝廷中谄媚的风气格格不入。

    据《浩然斋雅谈》载，徽宗当政期间，当时大臣们纷纷上报“祥瑞沓至”，圣上以为此乃是太平盛世之征兆，于是期待周邦彦填几首词来润色鸿业，“播之乐府”，传唱四海。不料，周邦彦意气用事，坚决不做这等阿谀奉承之事：“某老矣，颇悔少年时期的轻佻之作。”此时，一个与周邦彦素不相能的同僚，打听到清真居士还在某王爷筵席上为歌妓赠词，并没有“颇悔少作”，于是忙给蔡京打小报告，蔡京又上奏圣上。圣上心里不痛快，就把周邦彦贬出京城了。

 这是周邦彦被贬出京师的另一说法。无论是小心眼，还是吃醋，总之，似乎都是徽宗皇帝的错。其实，史书记载，这位道君皇帝本来颇为欣赏周邦彦的才华，他们还曾一同探讨过音乐艺术方面的问题。据说，周邦彦曾自创《六丑》曲调。李师师为宋徽宗唱了这支曲子，徽宗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就向李师师打听作者的情况。李师师趁机推荐了周邦彦，徽宗皇帝召见周邦彦时不耻下问：“为何取名《六丑》？”周邦彦答道：“因为它冲犯了六个宫调，那都是最好听的章调，可是要唱好它并不容易。昔日高阳氏有子六人，富才华而貌丑，故以此取为曲调的名字。”《六丑·蔷薇谢后作》云：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槅。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绩；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甚高。清人在陈世焜《云韶集》中说：“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沉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结笔愈高。”夏敬观则说它一气贯注，转折处如天马行空，所用虚字，无一不与文情相合。其实，词人在京师期间还写过不少优秀的咏物之作。《苏幕遮》说：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词人在大晟府任职不到半年，没有任何作为即被调离大晟府，出知真定（今河北正定），改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周邦彦的晚景十分凄凉、窘迫。他六十五岁时被从顺昌调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未曾到任又被罢官，提举南京鸿庆宫（在今河南商丘）。于是他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居住。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他慌忙回杭州。才入钱塘门，义军已到，他只好北渡长江，暂居扬州。又听说义军已尽据两浙，将攻淮、泗，他只得挈家前往南京鸿庆宫定居。宣和三年正月，他重过天长道中，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经此道上汴京求学的情景，不觉百感交集，吟成了绝笔词《西平乐》。词中哀吟道：“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伫立尘沙！”到了南京后，他一病不起。

    周邦彦的词，在南宋影响很大。南宋著名词人在吴文英《惜黄花慢》词序中说：“吴江夜泊惜别，邦人赵簿携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当时歌妓出场，都还是演唱周邦彦的词。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在《国香》词序又说：他曾经认识一位沈梅娇，是杭州著名的歌妓。后来在京都偶然见到她，非常诧异。在一起饮酒的时候，这位沈梅娇还能唱清真居士的《意难忘》、《台城路》这两首词。张炎还在《意难忘》词序中说：吴地有位歌妓名为秀卿，是乐部中之翘楚者。她所唱的周邦彦的词曲，都能把握主其韵味。每次听到秀卿唱清真居士的词时，张炎都叹赏不能已，后来就写了一首《意难往》给她。而南宋晚年的大诗人兼词人刘辰翁，在《大圣乐》词中写道：“伤心处，斜阳巷陌，人唱《西河》。”这里的《西河》，也是周邦彦的名作，可见直至宋末元初，一些著名歌妓还非常喜欢或者擅长演唱周邦彦的词。后来有学者慎重指出，在演唱家那里，清真居士的词流传最久，最有生命力。

六  辛弃疾

  据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争斗的原因之一是要排座次。这话仔细想来还真让人悚然警醒，所谓座次不就是分个三六九等吗，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礼仪与规范，不就是老师教育我们要在社会中寻找的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超凡脱俗的才子们又坐在哪些呢？他们虽然如散仙一样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可毕竟有自己的圈子，好比上了水泊梁山可以不再服从大宋的秩序，但也要排排坐来分糖果。清朝人刘熙载说：“白石（姜夔），才子之词；稼轩（辛弃疾），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强论得失，皆偏辞也。”他认为姜夔与辛弃疾的武功不属于一个套路，比试高低毫无意义。这道理人人都懂得，但当姜夔遇上辛弃疾的时候，人人都想知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当屠龙刀碰上倚天剑的时候，人人也想知道谁更锋利。

    虽然很早就有这种好奇心，可一直不敢表露出来，总觉得派座次之类的举动都是小朋友过家家的行为，非成熟、理性人士所为——这里绝对没有看不起施耐庵的意思。更何况江湖人士排座次，可以设个擂台，一拳一脚一刀一枪比个高低，但唐宋的才子们如何分出高下呢？把他们从九泉之下吵醒，弄出来单独PK，估计他们早已失去了争斗的兴趣，这本身是个大难题。不过，再困难的问题也休想难倒专家学者。为了负责任地告诉我们“在唐宋词人中哪些是大家，哪些是名家，哪些作家对后世影响最大”，他们经过辛勤地摸索，反复的实验，终于寻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计量方法。

    当然，专家学者关注这个话题，显然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俗人无聊的好奇心，他们探讨的是严肃的科研问题。尽管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东风会压倒西风，有时候反之，可专家绝对不允许这种模糊的想法出现，他要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好比屠龙刀碰上倚天剑，金庸先生说两者都断了，专家学者谆谆教导我们，作为读者，我们还要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断，究竟是怎样断的，要知其然，也要知所以然。

    刘熙载说，人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都是有所偏好的，所以比较高下毫无意义。专家说，我们要与时俱进，人有感情色彩，可科学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与个人倾向，数据是最真实的。于是他们根据现存词作的篇数，根据现存宋词别集的版本种数，根据宋代词人在历代词活中被品评的次数，根据宋代词人在本世纪(20世纪)被研究、评论的论著篇(种)数，根据历代词选中宋代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根据本世纪(20世纪)词选中两宋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等资料数据，对两宋词人进行了统计排名。

    实验开始的时候，风闻曾经出现过偏差，据说排在首位的是南宋的史达祖，这是一位非专业人士很少接触的词人，他的代表作是《双双燕》。地球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靠不住的。于是经过修改参数，最后得出了学界大都认可的十大词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

    1.少年英雄

    辛弃疾在两宋词人榜上独占鳌头，估计会有人对此表示异议，辛弃疾自己知晓后也可能会摇头叹息，感叹造化真是弄人啊，甚至他心底里不免会生出一丝鄙夷与得意：难道两宋词作界就这样人才凋零么？自己不过偶尔客串了一下，就让两宋的才子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看来，英雄豪杰就是英雄豪杰，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要鹤立鸡群。

    三国人物刘劭在他《人物志》说：“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意思是植物中精华、动物中出类拔萃的就是英雄。至于人而言，刘劭解释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辛弃疾肯定认为自己是聪明秀出、胆力过人，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辛弃疾这样自负，丝毫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估计两宋的才子也只有诺诺而已。

  绍兴三十一年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大名王友直、海州魏胜、胶州开赵以及济南耿京，纷纷聚众起义。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两千人，隶属耿京，为掌书记。辛弃疾力劝耿京“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在其北归途中，辛弃疾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入五万之众的敌营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他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朝野为之振奋。

    历来文人的梦想，都是出将入相，武能安邦，文能定国。《红楼梦》中的那个贾兰——贾宝玉的侄儿，读书之余，也拿根玩具弓箭，在花园里颠来跑去，美其名曰“演习演习骑射”，也就是要为将来驰骋疆场做准备。不过，自从曹植以来，那些号称要建立金石之功并且瞧不起文学这行当的大文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大文人，往往只能在诗文中说说而已。作为统帅的曹植，大军还未出发，他自己就先烂醉如泥。李白虽然号称有在闹市中杀人的胆量，他的梦想也只是如鲁仲连那样动动嘴皮子，或如谢安那样玩玩花花肠子。真正舞刀弄枪、战斗在第一线的大文人寥寥无几，就好比晨曦时分的星星。北宋的范仲淹据说曾经让西夏人闻风丧胆，不过，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也没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场的记录。

    以五十人深入五万人之众的敌营中捉拿叛徒，辛弃疾也对此念念不忘。只是每当他想起这个壮举的时候，伤心的成分远远多于自豪的情绪，看看这首著名的《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往日意气风发，今日衰老投闲，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杰，一位英雄，却偏偏生活在一个懦弱的时代；一位梗概多气、磊落轩昂的山东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妩媚的江南，将一身的豪气消磨殆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呢？无意成为文人，却终究只能是一失意词人；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但终报国无门，只得把虎啸生风的英雄本色用词表现出来：这顶词人桂冠，即使是词人中的翘楚，能让这位豪杰之士平息心中的郁闷么？豪杰之为豪杰，便在于他们往往能冲破约束，能为人之不敢为，言人之不敢言，想人之未曾想。辛弃疾虽不得不“屈就”为一词人，却不失英雄本色，不作妮子模样，不受传统束缚，他大胆冲破了词与诗文的界限，将豪情与柔情融合，真正给词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无法在疆场上有所作为，不能为家国收复河山，却在词的创作领域开疆拓土，应该算是一种补偿吧。

    可惜，“手机中的战斗机”还是手机，永远无法飞上蓝天；词人眼中的英雄豪杰，未必是政治家眼中的勇士。活着的时候，辛弃疾受到过五次弹劾，死后人家还不放过他，还有一次弹劾，至今还有人对他的品格表示质疑。这些弹劾归纳起来，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辛弃疾贪污成性；辛弃疾好色。

    本来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鸡蛋好吃就行了，不必理会生蛋的母鸡是个什么样子。但在人们吃鸡蛋的时候，得知生蛋的母鸡其实长得很丑陋，多少就会影响食欲。又据说当年汤显祖完成《牡丹亭》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疯狂的爱上了他，认定汤显祖风流倜傥，非他不嫁。可当她看到汤大才子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摇晃在眼前时，这位美女彻底崩溃了，她跳进了美丽的西湖。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我们还是有必要修复一下辛弃疾的形象。

  首次弹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是谏官王蔺，具体时间一般认为是淳熙八年（1181年），当时42岁的辛弃疾刚刚调任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也有人认为是绍熙五年。对于这次弹劾，孝宗皇帝亲自认定了这一事实，批评辛弃疾“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意思是说辛弃疾结党营私，欺辱领导，使朝野上下怒形于色，江湖百姓怨声载道，所以最后给予辛弃疾罢官处分。喜欢辛弃疾的看官，往往指斥孝宗昏聩，不察究竟，结果被王蔺之流的人糊弄。王蔺后来官居参政知事，也能舞文弄墨，虽然诗歌水平还有待提高，可好歹也是文化素质很高的官僚，不能简单地归为奸佞一类，看他那首《中塔悟空禅院》，似乎还是个慈眉善目的模样：

    皋亭回首软红尘，晴日僧房暖似春。禅老眈眈如卧虎，相逢一笑问前因。

    对于这次弹劾，奇怪的是辛弃疾自己也没有过多辩解。专家说，这是因为辛弃疾百口莫辩。既然是百口莫辩，可能说明谏官所言并非出于风闻，而辛弃疾为此赋闲达十一之久，也可见出这一事件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史书上说，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稜，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即说他身体魁梧，强壮如虎，眼露青光，这模样一般人看着确实有点发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厉，连朋友碰见了都不敢对视，心里老打鼓，与他交情甚深的陈亮说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流浪诗人刘过也声称“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未可瓢泉便归去，要将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轩》）。不过，对于辛弃疾为什么会脸颊红红的，一直没能想明白，是不是因为关公脸红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他的红颊配上魁梧的身体，也就是关羽与张飞的结合体了。另一种猜想则是他“容光焕发”，打入敌人内部的英雄杨子荣，面对座山雕的质问“脸为什么红了”，曾经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巧合的是辛弃疾也曾经深入敌后。

    辛弃疾首次亲自动手杀人，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在他二十二岁以后，是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工作时发生的。辛弃疾是历城（在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难”已然发生，中原为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辛家世代为官，按辛弃疾的说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为什么辛赞没有追随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担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开封府呢？专家的解释是辛赞为家计所累，辛弃疾的解释是“被污虏官”，即被金人俘虏后强迫出来做官。虽然做了金朝的官，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美芹十论》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辄引臣辈（辛弃疾等人）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辛弃疾则说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时时刻刻惦记着揭竿而起，看来，在忠君的层面上，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丝毫不逊色于杜子美。

    辛赞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还让十四岁的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乡举。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赞又两次派辛弃疾跟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两次考试，辛弃疾都没能登第，专家的解释是参加考试不是祖孙俩的本意，实际上，辛弃疾是在根据祖父的指示，借此机会到敌人的统治中心侦察敌情，做好起事的准备。也就是说，当时辛弃疾是以考试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骛，所以没有考中。况且，辛弃疾一旦中了机会，脱身不就很困难了么？

    总之，专家认为辛弃疾这么聪颖的人才考试失利，“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相关证据也是可以很快寻觅出来的。金朝有位名士刘瞻，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年轻的辛弃疾与党怀英，当时人称“辛党”。党怀英的来头比辛弃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进士及第，结果陷入了温柔富贵之乡，再也爬不出来了，后任金朝莒州军事判官，入为金朝国史院编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成为金朝文坛的杰出代表。据他《奉使行高邮道中》等诗歌来看，他还一度作为外交人员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这时的党怀英有没有机会同早年的朋友辛弃疾亲切会谈，假若两人见面的话，又会谈论些什么呢？对待各自人生道路，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很多眼光的来审视许多史料，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持有的审慎态度，哪怕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一个人见人爱、人人都想帮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无可厚非，不过，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辛弃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爱国激情，似乎就过于残忍了，因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是一个爱国志士。当年范邦彦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伪官，估计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样——仔细想想，主动甘心当汉奸的男人还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亲人即女性的撺掇，又好比一个王朝的灭亡后都把责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

    范邦彦考取了金朝的进士，担任了金朝蔡州新息县令。后来金主完颜亮兵败，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宋军的来临，把整个县城都还给了南宋政府，并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临阵投降叛变，南宋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主动投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范邦彦认为自己是抓住良好机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来，不仅辛家满门忠烈，而且辛家的姻亲都是忠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念不同不会成为亲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辛家对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资料证明，辛弃疾与范邦彦之子范如山，即他的小舅子关系很亲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于是两人又亲上加亲，范如山的儿子娶了辛弃疾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三代一个循环，生活真是奇妙，谁也没有沾到谁的便宜，林妹妹与宝哥哥那种关系在古代还真不少见。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大举南侵，强征汉丁，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年青的辛弃疾不仅自己纠集二千多人参加耿京的义军，还说服一个名叫义瑞的和尚率领千余人成为自己的战友。义瑞归顺后，见辛弃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个小头目，心中自不平，于是窃走大印潜逃。耿京很生气，严厉斥责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是这个和尚进入义军的介绍人，同时还兼任大印的保管员，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罪不可恕。辛弃疾也很愤怒，于是请求亲自了断这件事。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赶，终于俘获了义瑞和尚。义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弃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饶过他这一遭，还给辛大侠猛戴高帽子，说什么“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冷笑一声：你当我没有听说农夫与蛇的故事么，你想当那条狡猾的忘恩负义的蛇，可我会做傻傻的农夫么？手起刀落，将义瑞和尚人头斩落。

    《宋史》不仅记录辛弃疾斩杀义瑞的事迹，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义瑞和尚哀求的言辞。看来史官们虽然看不起义瑞和尚的人品，可对他遗言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辛弃疾是不是青兕，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起来，先讨论辛弃疾“力能杀人”的现象，因为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低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与理解低层的前提。“辛弃疾是青兕”这是一个高端问题，“辛弃疾力能杀人”只是一个低层的事实与现象。

    “辛弃疾力能杀人”，当时义瑞和尚用自己的脑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无数的脑袋不仅证明辛弃疾力能杀人，而且很擅长用这样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似乎让人觉得辛弃疾真是青兕，不过由于史官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就用王蔺弹劾“辛弃疾杀人如草芥”来暗示；又因为辛弃疾历来都是人们同情与敬佩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又极其含蓄，只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一不留神就被人们忽视了。

    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 ’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果真如此吗？有位研究辛弃疾的前辈郑重指出，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弃疾有没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谁没有委屈，有几人没有贬谪的经历，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风顺的。辛弃疾有没有受到重用呢？相对而言还算是被朝廷重视的。虽然他闲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福建安抚使、浙东安抚使等，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3.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 ”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 “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 ，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 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 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还没赴任，就被御史王蔺弹劾免职，罪名则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王蔺把“严刑峻法”还放在“横征暴敛”之后，可见他认为若是一片为公而“严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贪污而残暴，就是罪大恶极了。同在这一年，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写给他一封信，语气沉重地描述了下层官吏残暴贪婪的情形：

    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为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刼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刼于庭庑械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符以赴诉于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别集》卷六)

    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天，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时，被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责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又被免官。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学罗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证据是辛弃疾所拥有的庄园规模并不大，“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或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或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邓广铭教授不仅对罗教授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且对南宋洪迈的记述以及朱熹的见闻表示怀疑。作为文学家所写的那个《稼轩记》能够作为史料么？哪个文人在写这类应景文字时没有自己的想象与夸张呢？邓老质问说，洪迈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施工设计图，或许文章的那些建筑只是规划项目，只是空中楼阁。邓老还指出，为什么只有朱熹感叹辛稼轩的庄园华丽，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与辛稼轩交往密切的上饶朋友都不置一词呢？

    辛稼轩的“稼轩庄园”究竟有多大？辛稼轩究竟有没有贪污行为？这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辛稼轩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有读书人的清高，反复表白自己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旧鞋子，“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水”（《哨遍·秋水观》）；另一方面，他对富贵的生活似乎兴趣很浓，“一杯莫落他人后，富贵功名寿”、“向人间，长富贵，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呢，或许两者都是。他鄙视富贵，也不能说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贫，“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可见他的确发达过。即使隐居在上饶，他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不咸不淡，看这首《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当个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后就狂饮暴食，然后就游山逛水，然后就倒头大睡。管竹管山管水，这日子也真让人眼红。更让人眼红的是，在休闲的生活中他还总能写出名垂千古的佳作。游山、饮酒他能品出境界，《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怕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戒酒他也能做到荡气回肠，看这首《沁园春》：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许，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挥之即去，招亦须来”

  这样看来，即使他曾经有过一些灰色收入，但能转换为这么多大气磅礴的佳作，我们还是应该为之欣喜。

八 陆游

1.抗战就是爱国

    在一个沉滓泛起的时代，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都会被有心人捡抄出来，拿在烈日下暴晒。这些抄抄捡捡，不仅吵闹得许多英灵难以安息，而且弄得尘土漫天飞舞，使很多光彩夺目的形象沾染上了灰尘，逐渐黯淡起来。对于陆游，我们已经景仰了很长时间。在那些呼唤抗战爱国的洪钟巨吕般的诗篇面前，我们肃然起敬——这是对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士的尊重。但标新立异者说，陆游不是爱国人士，他是一个奸佞之徒，证据就是他曾给大奸佞韩侂胄写过两篇文章，即《南园记》、《阅古泉记》。

    《宋史》说，韩侂胄在权势赫赫、如日中天之时，想网罗天下的知名人士为他的羽翼。有次，韩侂胄修筑了南园，请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为他写篇文章，以志纪念，并许诺将以掖垣（中书省官员）为报酬。杨万里一口回绝，悠然说道：“官可弃，记不可作也。”韩侂胄很生气，于是改命他人。这个“他人”是谁呢，那就是与杨万里齐名、同为中兴大诗人的陆游。

    杨万里毅然回绝，陆游欣然援笔，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态度最耐人寻味。有心人就声称他从中发现了杨万里与陆游对权利、对富贵不同的态度，从中看到了两人思想境界及人格的差异。朱熹首先跳了出来，说陆游才能是很高，事情却没有做出多少，与权贵走得太近，为他们相中提携，会导致晚节不保。朱熹的意思其实是说陆游盛名之下难符，有点志大才疏，结果会受到功名富贵的诱惑，丧失了士大夫的原则与立场，只不过因为他与陆游是老熟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人之间有着深厚情谊，所有他说得相当的含蓄与委婉，原话是“其（陆游）能太高，而迹太近，易为有力者所牵挽，恐终不能全其晚节”，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元、明以来，朱子的地位扶摇直上三万里，他的评价也成为权威，渐渐深入人心，《宋史》在给陆游立传时，就引用了朱熹的这段话作为盖棺论定之语。近代以来，敦厚之风渐渐熄灭，评人论事以尖算刻薄为能事，以耸人听闻为鹄的，于是就有人撕破情面，直斥陆游为奸佞了。

    给大奸佞写文章歌功颂德，就是小奸佞，这道理似乎不容置疑。韩侂胄是不是大奸佞，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长篇大论也并不就能令人信服。朱熹不顾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态度严肃地批评陆游，也不能因此说明朱熹这位伟大的理学家铁面无私。在朱熹看来，他与陆游有交谊，但与韩侂胄却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韩侂胄上台，为打击政敌赵汝愚，对朱熹一派全面清算，将其学说禁为伪学，朱熹成为“伪学魁首”，在“庆元党禁”的黑名单中名列第五位，列罪行达十多项。《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朱熹的怨气我们也应该能够谅解。

    陆游也是有怨气的。后来韩侂胄抗战失败，脑袋被自己的政府割下来，送到一千一百公里外的金国首都，悬挂在中都（北京）街头，韩派彻底倒塌。这时的陆游年纪一大把，早已退居二线，不过可能是名气太大，总让人家惦记着，作为韩派人士，他也受到了一些惩处，比如退休工资被没收之类。陆游很不服气，说自己不就是写了点实事求是的文字，里面又没有阿谀奉承之辞，为什么也会受到牵连，这不是“肃反扩大化”吗？几百年过去了，有位名叫唐锦的学者，在他的《龙江梦余录》里面振振有辞地说，陆放翁你称颂韩侂胄“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这难道不是阿谀之辞、夸饰之侈语吗？你还是应该安心服罪，老老实实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唐锦这样的学者，也真让我们“敬畏”。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也称颂一些人，万一哪天有不测风云，我们不也成了奸佞之徒？如此一来，岂非溥天之下，莫非奸佞，率土之滨，莫非幸臣？

  2.受挫于考场

    陆游字务观，传说他的母亲临产前夜梦见了北宋名诗人秦观（字少游），所以父亲陆宰把秦观的字拿来作为名，把秦观之名作为儿子的字。放翁是陆游入蜀以后的号，当时人家说他颓废，他索性自称放翁，早年他其实自称热瞒，与那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贼”的阿瞒（曹操）一字之差，里面是否隐藏着某种积极的信息，我们不得而知。

    陆游自称远祖是楚国狂人接舆陆通，即春秋时期那位“凤歌笑孔丘”的隐士先驱，近祖是大唐丞相陆贽，他的老师大诗人曾几又说他的远祖是晋代诗人陆机、陆云。这些“远祖”毕竟太遥远了，到底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楚，虽然有扯大旗的嫌弃，从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的人生规划。曾几老师满怀着期许，希望陆游能传承“江西诗派”的衣钵，做一名优秀的诗人；陆游自己则左右摇摆，一时想做名隐士，一时又想做伟大的政治家。对陆游产生过实实在在影响的，是他的祖父陆佃。陆佃曾经跟随王安石学经，是王氏新学人物，担任过礼部尚书、吏部侍郎等国家重要职务。在党争中，因受蔡京排挤，他很幸运地名列旧党之籍（这指后世的声名而言，在生前，仕途上自然是不幸的），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有著作二百四十二卷，有权威人士考证，它后来成为了陆氏家学。

    陆氏家学的受益者，首先陆游父亲陆宰，他做过淮西常平使者，宣和末为直秘阁、淮南计度转任副使。陆游有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陆游的兄弟们也是家学的受益者，他们都做上了知州、通判一类的地方干部。不过，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家学局限的缘故，这三代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发展下去的官宦世家，最容易冒出一个大作家，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又据说他的祖父、父亲都长于诗文，尤其工于七律，这样看来，陆游不想成为诗人，都比较困难。

    陆游号称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实他出生在淮上的一条小船上。宣和七年（1125）十月十七日，他的父亲正奉上谕卸任进京，一家人由楚州至汴京，坐船经过淮上。出生的那天，风雨大作，小舟在湍急的河流中晃荡，这对陆游真不是一个好兆头。他的一生，大致说来，就像他出生时的情形一样，始终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陆游无比哀怨地说道：“我生学步逢丧乱。”这也是大实话，第二年他刚刚学走路时，一场“暴风雨”就来得更为猛烈，这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政府官员、士大夫们瑟瑟发抖，纷纷南窜。陆游的一家东奔西藏，在饥饿与惶恐中逃到寿春，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故乡山阴。

    陆游的记忆，就是从咬牙切齿的唾骂声中开始的。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说到：“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这是国仇，也是家恨，始终铭刻在他的心中。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抗战杀敌，“儿时祝身愿事立，谈笑可使中原清”。他的记忆，也是在期翼北伐中原、收复河山中结束的。所以，终其一生，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有人振臂高呼“打倒金人”，陆游就会跳出来响应。

    绍兴十年（1140），陆游十六岁了，以荫补登仕郎的资格去临安参加吏部的考试。这种考试当时叫“春铨”，每年三月上旬举行，是为那些“高干子弟”专门设立，考试及格后就可放官，内容自然相当简单。出人意料的是，未来的大文豪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样的考试陆游居然没有考中。三年后，适逢科举之年，他换到礼部参加进士科试，又一次名落孙山。这让他很沮丧，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了，说什么“二十游名场 ，最号才智下”，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

    相比于唐朝，宋代进士“扩招”，录取名额大量增加，稍有点名气的几乎都是进士出身。陆游为什么会考试失意、连续败北呢？陆游的追随者说，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可怜的陆游四处流浪，没有机会受到系统教育，导致基本功不扎实。他们似乎忘记了当时的读书人处境都不会太好，大家都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中原的人向江南逃，城镇的人向乡下逃，乡下的人往山里逃，山里的人往海上逃，逃来逃去，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该逃向何处，读书就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其实，有一句话陆游埋藏在心底，想说而又不敢说，尤其是在韩侂胄身首异处之后。这句话就是，他与韩侂胄是同一壕沟里的战友，如果上天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他重新选择，他可能还是会“亲近”韩侂胄。因为陆游最大的心愿就是北伐抗战、收复中原，不管这个人出身如何，有什么样的动机，来自哪里，只要他奋勇杀敌，只要他坚持抗战，那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陆游最大的敌人就是金国人，金人的敌人就是他的战友。飞扬跋扈又如何，不可一世又如何，比起那些奴颜婢膝的谄媚者，韩侂胄至少还有一战的勇气，至少“宁愿站着死”。这样的“奸佞”，在陆游的眼中，比起那些投降派着实要可爱许多。陆游一生都在为抗战爱国大声疾呼，韩侂胄没有满足他这个心愿，但至少他曾经努力过，或者说曾经尝试过。

    陆游连续失利，可能是他过于自信，有些掉以轻心，天才总是这样。另外的原因可能是陆游有些“偏科”，他的老师曾几与那些经常往来于他家中的客人，都是名噪一时的大诗人，他们经常称赞陆游诗歌写得好。一个心智还未成熟的青年人，受到名人的肯定，一方面会有些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则会心无旁骛，对诗歌创作以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经义策论的写作就可能受到了他的忽视。

    绍兴二十五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又一次参加了两浙转运司锁厅试。所谓的“锁厅试”，依然是为有关人员专门举行的特别考试，仅限于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应进士科的人参加，名额很宽松，通过此关，第二年直接参加殿试。此时的陆游已非吴下阿蒙，他已经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才名远扬，大有头名“舍他其谁”的声势。可秦桧的孙子秦埙偏僻也要来凑热闹，虽然他已经官居敷文阁待制了，但还是心虚，觉得官做得不明不白，想用进士乃至状元来漂泊一下，好比有些“大佬”想当个委员、代表什么的，或者某些领导总喜欢弄个博士帽来假装知识分子一样。这两个人一起考试，让考官头疼不已，一边是名声，一边是富贵，要他如何取舍？后来他采取折中的手段，将陆游擢置第一，秦埙第二，以为皆大欢喜。谁知秦桧胃口忒大，不甘孙子居于人后，对考官陈子茂怀恨在心，让他“几蹈危机”，这是后话。

    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省试，考官魏思训、汤思退等人也不太明白领导的胃口，又将陆游的名字放在秦埙的前面，终于引起了秦桧的嫉恨，陆游又“喜论恢复”，这也是投降派宗师秦桧所忌讳的，结果，陆游在殿试中被黜落了。洋洋得意而来，怏怏失意而归，一大盆冷水扑面浇上来，兴奋的诗人冷静下来。他见识了投降派的蛮横，也加深了对这些魑魅魍魉的鄙视，意识到在投降派一手遮天的时期，他不会有出头之日。

    3．爱是不能忘记的

    绍兴十四年（1141），二十岁的陆游取唐琬为妻，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双方都以为可以偕老百年。不料陆游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媳妇，迫使陆游休弃了唐琬，婚后不到三年他们就分手了。此后，陆游另娶了妻子王氏，并有了三个孩子，唐琬也改嫁了赵士程。十一年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的春天，三十一岁的陆游到山阴城东南的沈园游玩，偶然遇到唐琬与丈夫赵士程也在沈园游玩。唐琬将此事告诉赵士程，并以黄封酒殷勤相待。陆游深感其情，怅然久之，当即挥毫在沈园墙上写下《钗头风》：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上阕是男子口吻，是陆游在追叙今昔之异；昔日的欢情，有如强劲的东风把枝头繁花一扫成空。别后数年心境索漠，满怀愁绪未尝稍释，而此恨既已铸成，事实已无可挽回。下阕改拟女子口吻，是写唐氏泣诉别后相思之情：眼前风光依稀如旧，而人事已改。为思君消瘦憔悴，终日以泪洗面。任花开花落，已无意兴再临池阁之胜。当年山盟海誓都成空愿，虽欲托书通情，无奈碍于再嫁的处境，也只好犹豫而罢。

    据说陆游走后，唐婉见到墙上的《钗头凤》词，心中百感交集。不由也和了一首。可惜全词没能流传下来。后人不忍让唐婉的才情埋没，依断句补拟了一首《钗头凤》流传了下来：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栏栅。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每次看到所谓的文人逸事或文坛佳话，心中的怒火就噌噌噌直往外喷，因为这些佳话或逸事总要以另一半的幸福或性命为代价，倘若另一半不识趣，大家就会对她表示鄙夷。唐朝名臣张建封之子张尚书名愔，有爱妓名曰盼盼，能歌善舞，雅多风态。张尚书死后归葬东洛，彭城张氏老宅中有个燕子楼，盼盼感念旧爱而不嫁，在楼上独居十余年。张尚书的手下职员张仲素十分感动，于是写了三首《燕子楼新咏》，与白居易大学士共欣赏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理剑履歌尘绝，红袖香消一十年。

    适看鸿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瑶琴玉箫无愁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白大学士读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看点”，很能吸引看客的眼球，但关盼盼这位靓丽动人小姐只是守节十多年，还不够壮烈，如果能追随张尚书到九泉之下，那就是惊天地、泣鬼神了，成为历史上的佳话了。为了成就这段佳话，白学士说，让我来送关盼盼小姐上路吧，于是他挥笔写下三首诗：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寒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带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起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一十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坟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写完之后，白大学士意犹未尽，又担心盼盼小姐素质太低，不能读懂他的意思，于是又补上了一首绝句，将自己的想法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接到白大学士的诗歌，盼盼小姐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全国的文人都在看着她，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诗笔，有些已经构思好了“剧本”，等着她咽气就动手写诗。她又如何能让这么多观众失望呢？据说，唐婉女士也没有让举国上下的人失望，不久她就抑郁而死。听着陆游的这首词，看着丈夫赵士程铁青的脸色，抚摩着膝下儿女的头发，她还有理由苟活下去么？好事者都已经帮她把词填好了，说她在后夫面前强颜欢笑，内心呢时时刻刻牵挂着前夫陆游。此时，唐婉女士真为难啊，坚决否认吧，人家不答应，会说她薄情寡义；默认吧，家人不答应，会说她不守妇道。置之不理吧，大家都在等着她的反映，连后夫都在兴致勃勃地研究她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微笑，还是皮笑肉不笑。

    当然，对于这一切，陆游是浑然不知，也不会去琢磨考虑的，一如当年遵从母命休了唐婉。他在意的，是自己的情感波动；他自豪的，是自己的痴情。前妻唐婉，又给了他多少创作灵感。人人都说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唐婉这所好学校让他的诗词水平有了巨大飞跃。四十年后，陆游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他在仕途上几起几落，辗转奔波了一生，又回到沈园来怀旧。此时的沈园已三易其主，物是人非。陆游想起当日相逢的往事，于是又留下了著名的《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做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前一首诗中说，远处城上传来悲哀的画角声，沈园也已大变了样。走在绿水荡漾的伤心桥上，他都不忍心往桥下看，那曾是当年唐婉留下影子的地方。诗人以“惊鸿”比喻唐婉美丽轻盈的倩影，以拟人的手法写了悲哀的画角声和伤心的路桥，以此反衬自己的寸断肝肠。他不说自己心里悲哀，而说画角声哀，不说自己无限伤心而说桥就是伤心桥。诗人在后一首诗中说，唐婉已离去四十年了，沈园的柳树也老得不吹飞絮了，自己也行将化做稽山上的土，但是还要忍不住来凭吊故人的遗踪，洒一把伤心的眼泪。直到八十岁，耄耋之年，陆游仍余兴未了，还留下了两首记梦诗：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诗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肯定觉得自己是多情的，人人都说男子薄幸，自己不是很专一吗？人人都在问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自己不是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吗？从二十岁爱到了八十岁，有比这更持久的爱么？其实很想提醒他，有一种爱叫着放手。

  秦桧死了，高宗皇帝失掉了主心骨，有些不知所措。他被金人吓破了胆，又无法压制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潮，左右为难，最后索性闭目不视，将烂摊子交给孝宗皇帝，自己颐养天年去了——这其实是个明智的选择，暗弱的高宗终于做了一件让后人认可的事情。孝宗即位后，在与周必大闲聊时说到李白，就问当前有谁可与之相比，周必大说唯有陆游。这样，陆游不仅给孝宗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小李白”的称号也流传开来。不久，知枢密院事史浩、同知黄祖舜力荐陆游“善词章，谙典故 ”， 便殿召对后，孝宗皇帝评价他“力学有闻，言论凯切”，赐进士出身，擢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事修《高宗圣政》及《实录》，给予极高的荣耀。

    更让陆游激动的是，孝宗起用了深孚众望的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积极筹划北伐事宜。陆游兴奋异常，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许多重要的文件都是他亲手起草的，长此以往，他将很快进入权利中心。可惜，陆游又犯了文人常有“政治稚嫩病”，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对皇帝的佞臣横挑鼻子竖挑眼，触怒了孝宗，被赶到镇江通判，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进入低潮。不久，张浚北伐失利，主战派偃旗息鼓，投降派卷土重来，秋后算帐，陆游由于“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官还乡。

    在山阴镜湖之滨闲居了四年，经过多次上书，四十五岁的陆游获得了有关人士的许可，得到夔州（四川奉节）通判一职。偏僻山城中的一个低级官员，早年的陆游肯定会不屑一顾，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挑拣的余地了，一大家人等着他的工资，哪里还顾得上清高。清高是那些没有家庭负担的文人或者说家庭责任感比较欠缺的文人玩耍的。陆游这时所写的那些求职信，今天看来近乎乞讨。这篇《上二府乞宫祠启》是写给政府有关机构，希望看在曾经为官的资历上，凭空衔领份俸禄，他说：“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黄冠而归故乡，辄冀奉祠之乐。……伏望某官因材授任，与物为春。察其愚无所能，乏细木侏儒之用；哀其穷不自活，捐太仓红腐之余。特暇闲官，使安晚节。弃窦宪如孤雏死鼠，宁是矜怜；譬杜枚以白骨游魂，少加恤养。某谨当收身末路，没齿穷山，玩仙圣之微言，乐唐虞之盛化。杜门扫轨，固莫望于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于道术。虽无以报，犹不辱如 。”话说得含蓄委婉，文章也写得辞采飞扬，典故一个接一个，意思却简单，即希望对方发慈悲心肠，给点救济，自己会感恩戴德。

    对眼前的这个通判，陆游不敢掉以轻心，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拖家带口，从浙江山阴奔赴四川前去赴任，其间他还写下了一部日记，即大名鼎鼎的《入蜀记》。人们常说的“穷而后工”，挫折出伟人，愤怒出诗人，大抵都是指这种情形吧。一到夔州，在《通判夔州谢政府启》中，他就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意：“贫不自支，食粥已逾数日；幸非望及，弹冠忽佐以名州。孰知罪戾之余，犹在怜悯之数 。”陆游在夔州的职责是分管教育与农业。次年是上贡举之年，按规定，陆游要担任监试官，负责监考。这种考试最容易沾惹是非，当年录取陆游的考官差点性命不保，活生生的教训让陆游望而却步，向上级部门申请病假，未获批准。曾几何时，自信、自傲的诗人也理智起来，变得小心翼翼，考试期间噤若寒蝉，不多说一句话。见到喜欢的试卷被黜落，也是一个人回到寝室偷偷叹气。有位名叫王樵的秀才，遭受黜落后很不服气，给他这位分管领导兼大名人写信质疑。陆游回信反复解释，说明自己权力有限，即使想帮对方说法，也没有人听，只会引来嘲笑罢了。他唯有向王樵表示同情，也希望对方理解他的苦衷。

    三年的任期很快就到了，何去何从，难道又要失业么？看着身旁的一大家人，陆游又恐慌起来，开始四处写信求职。在给宰相虞允文的信中，他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自己的穷苦状况，把一家十口说成数百人都要他养活，把子女的年龄也适当地增加了一些，二十四岁的长子变成三十岁，十二岁的女儿眨眼成了二十，说他们这么大的年龄还没有谈婚论嫁，作为父亲很惭愧，“大丞相所宜哀也”。“宜”，就是应该的时候。应该同情，也就是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官职，能够养活一大家人，能够嫁女娶儿媳。不知是不是他的哭穷引起了高层的同情，总之，陆游又得到了新的职务。乾道七年七日，四川宣抚使王炎辟陆游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四十八岁的陆游从夔州调往南郑

 在王炎幕府中襄理军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直接走上军事前线，也是陆游平生中最幸福与快乐的日子。王炎器重他，他自己也充满了信心，提剑四顾，踌躇满志。七月十六晚，他登上南郑内城西北的高兴亭，遥望终南山，写下《秋波媚》：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西北前线的秋色与紧张的战斗气氛，悲哀的号角声与烽火的光焰交织在一起。陆游高歌击筑，凭高洒酒，遥望长安，仿佛看到长安城外灞桥两岸的烟柳在迎风摇摆，长安城南的曲江，无数亭台楼馆都一齐敞开大门，正期待南宋军队早日胜利归来。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他踏遍边防要塞，参加各种军事演习，虽然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据他自己说，在南郑前线一带他射杀过一只大老虎。呆在军营里，未必就能冲锋陷阵，未必就有机会奋勇杀敌，可对陆游而言，好歹有一种军歌嘹亮的感觉，有一种为收复河山而奋斗的幸福滋味。随着王炎的调离，陆游的这种感觉与滋味也被剥夺了，他被改调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抱着“不见王师出散关”怅恨和“悲歌仰天泪如雨”的激愤，结束了他短暂的戎马生活。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二日，陆游离开南郑前线前往天府之国成都。对常人而言，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诗人却十分迷茫，骑着毛驴，踟蹰在蜀道上，行进在绵绵小雨中，他缓缓吟出了这首《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骑着毛驴，远道而来，满身尘埃与酒迹。剑阁古道，风光旖旎，左顾右盼，皆成佳句。自己算不算个诗人呢？好像是吧，看这满身的酒痕，看这座下的毛驴，看这吟哦的姿态，不都是一个活脱脱的诗人吗，哪里看得出刚从前线下来，刚刚结束铁马秋风的生活。看来，自己注定只能骑着毛驴、端着酒杯寻诗觅句了。

    淳熙二年（1175），“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任成都安抚置制使，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亦然”，这话其实不全面，文人惺惺相惜的时候也很多。范成大对陆游格外照顾，夜宴、名花，美酒、妇人，音乐舞蹈等等，应有尽有。在范成大的庇护下，陆游开始享用一个风流且富贵的文人的幸福生活，在花花草草的世界中排遣失意的苦闷，在琵琶腰鼓、舞衫香雾中麻醉自己。这种放纵的生活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陆游“不拘礼法，恃酒颓放”，陆游干脆赋诗一首：“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他以“放翁”自号来解嘲，官职还是没有保住。

    4．他没有变节

    淳熙五年（1178）春天，孝宗皇帝不知道受到什么事情的触动，突然想起了陆游，于是将他从四川召回，又一次在便殿亲切接见了他。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进行的，多年的沉沉浮浮让诗人也成熟起来。由于陆游当年批评过的那个佞臣曾觌已经成长为重要领导人，陆游在朝中任职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被外放为福建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后来又改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期将满时，他回京述职，行至严州，给事中赵汝愚——那位与朱熹关系密切的重要干部，对他提出弹劾，或许是赈灾时擅自动用义仓的粮食，“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或许是以往的风流旧帐，在蜀国时“携成都妓剃为尼而与归”。总之，最后孝宗下令，让陆游以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名义回京养老。陆游对这一处理结果十分满意，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不太适合东奔西走了，现在拿着干禄回老家修养，确实“得其所哉”，让他喜出望外。

    淳熙十三年（1186）春天，陆游主管成都玉局观任期将满，他舍不得这样清闲的职位，陈乞再任，未获允准。由丞相王淮推荐，他被起用为朝请大夫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军州事。三月份，陆游又应召前去临安面圣。62岁的他，又一次来到西子湖畔，内心的滋味可谓复杂，他写下《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世情如此浇薄，为什么自己偏偏要做无聊的事，骑着马跑到京城里来？一夜不眠，辗转反侧，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往日的失意，还是面圣的荣光？这都是年轻人关心的事，他所想到的是，春雨淅淅沥沥滴了一夜，明朝深巷里将有人捧着新洗后百般清丽的杏花叫卖。传闻这首诗流传到皇宫，孝宗非常欣赏它，在陆游赴任前夕，反复叮嘱他严州后“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他差不多成了一个“奉圣旨作诗”的陆放翁了。在严州，他将自己早年的著作严加删选，共得2500余首，刊为《剑南诗稿》20卷。严州任满后，陆游又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他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晚年对他照顾有加的孝宗不在位了，一直暗中提携他的周必大也离职了，陆游又一次遭到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陆游很愤慨，便将山阴镜湖的故居改名为“风月轩”以示抗议。
 此后的十二年，陆游蛰居在乡村。大部分时间，他在读书与写书，“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老学庵笔记》就写于此间。有时候，他还从事一些劳动，“扶衰业耕桑”，“夜半起饭牛”。陆游做官多年，并没有多少积蓄，因为他好游乐，好宴饮。七十五岁那年，按照惯例，他可以申请半俸的退休金。陆游觉得田租已经足够维持生活了，没有必要低声下气，就放过了这个机会。

    就在陆游以为他将平平淡淡地走完人生道路时，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绍熙五年（1194）七月，宁宗代光宗即位，外戚韩侂胄当政，斥理学为伪学，罢逐宗室大臣赵汝愚及理学家朱熹等。为求盖世功勋，韩侂胄开始筹划北伐，这一举动得到了许多人支持，包括辛弃疾、刘过、欧阳丞等。面对这样的形势，陆游也是喜出望外，对于韩侂胄的邀请，他没有拒绝。庆元六年，七十六岁的陆游被起用为直华文阁，并赐紫金鱼袋，接下来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朝廷看他年纪大了，特许他免奉朝请。不过，陆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来发挥余热的，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六十年间几来往 ，都人谁解记放翁”。修成史书后，他很快告老还乡了。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对金宣战，不久，南宋军队以溃败告终，南宋政府重新洗牌，作为韩侂胄的支持者，陆游既要承受投降派的迫害，还要承受所谓清流的挖苦与嘲笑。诗人后悔了吗？看看他所写的那首《卜算子·咏梅》，我们就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了：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驿站之外，断桥之旁，萧瑟荒凉。一株荒郊野生的梅，独自盛开在这里。白日里尚且寂寞孤独，无人陪伴，而黄昏来临之际，风雨来临之时，则更显得怆然凄凉。冬日严寒，众芳畏怯，而她却傲然兀立。面对风雪的袭击和料峭的春寒，她绝没有半点乞怜之心。即使零落了，身躯化作了泥土，她仍然以自己的幽香向世人表示，她始终恪守着自己美好的理想和劲直高洁的情操。陆游一生力主抗金，志在收复，却屡遭群小的嫉妒诽谤和排斥打击，处地孤危，境遇凄凉，其情形不正如那开在驿外断桥边的那株梅花吗？

    1961年12月，毛泽东主席重读这首词，反其意而用之，填了一首《咏梅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主席在初次发表《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和他的咏梅词曾有这样的评论：“陆游北伐主张失败，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作此词”。应该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陆游心境的体察是相当准确的

嘉定二年秋天，陆游患膈上疾，冬天转剧，腊月底病逝。一首《示儿》，表达了他平生的追求与最后的心愿，也让我们再次感叹批评者的冷漠，这样的诗人还被斥为奸佞之徒，确实让人惊诧：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陈亮本是天纵英豪，自许为“人中之虎，文中之龙”，意在“推到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所以喜欢谈论兵法利害，无意于铅椠之业，事骫骳之文、无根之谈而消磨心志。他谈兵治史，论道议理，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巨笔如掾，洋洋洒洒，均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为己任，以天下大势与恢复大计为旨归。后人也极力推许，以之为“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真理学者”，不敢以区区文墨之事绳之。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朱熹曾经说过：“陈同甫（陈亮）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为此，他与陈亮进行长期的论辩。时至今日，陈亮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等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醇液佳酿，愈久弥香。但这样一位天才，一生历经坎坷，两次入狱，好不容易状元及第，却随即病卒。

    1.梦想

    陈亮是浙江永康人，据他自己考证，永康陈氏虽然繁多，瓜瓞绵绵，宗分支出，谱牒不曾相通，但均是皇家之后。在他的《先祖府君墓志铭》中，陈亮自豪地宣称，自司马氏南渡建立东晋之后，颖川陈氏的后裔随之进入江南，后来陈霸先就为陈代开国之君。虽然从陈霸先到陈叔宝，四世也不过三十年，但陈氏毕竟是在龙椅上坐过，这样的荣耀可以让子孙挺胸抬头、踌躇四顾了。

    就在六朝陈代的时候，皇家的一个分支迁徙到永康，留下一座皇陵，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陈氏子孙。三十年的国祚确实太短，留给永康陈氏的福泽也相当少，陈氏子孙很快泯然于众人矣。陈亮的八世祖陈通已经是个农民了，不过他十分能干，辛勤劳作，勤俭持家，终于先富了起来，“以财豪于乡”，可以算是一方之大财主了。到陈亮高祖的时候，陈家人丁兴旺，家境富裕，子孙番衍，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动辄就有数百人参加。此后盛极而衰，逐渐没落，所谓“死生困顿，何所不有”（《祭三五伯祖父》），家族中各种各样的状况都开始出现了。为了寻找更好地出路，陈亮的曾祖父陈知元投身于行伍，大宋宣和年间死在抗金前线。陈亮一生大声疾呼收复中原，看来是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

    亲人中对陈亮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陈益。陈益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任何可称道的成绩。既然此路不通，他又弃文从武，欲驰骋于疆场，有所树立，可惜也未能如愿。他唯有沉醉于杯酒之中，“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陈亮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豪放的性格、不羁的情怀，同时还继承了文武兼通的志向。宋代分工更为精细，文士、武夫越来越职业化、专门化，它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陈亮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主张文武之道合而为一。他认为文士不只是舞文弄墨，武士不只是舞枪弄棍，文人要有处事之才，武士要有料敌之智。真正的人才，要有才有智。成年后的陈亮尤其鄙视与痛恨那些腐儒，所以在给孝宗皇帝的第一封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段话，一直让理学家耿耿于怀。

    邓广铭教授说，陈亮没有降生在一个最幸福的家庭里，但却降生在一个最适合的时间了。因为他的出生使陈家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在《告祖考文》中，陈亮回顾说：祖父、祖母认真地辅导我学习，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有所作为，也认定我一定会有所成就，所以给我取名为“汝能”，而字“同甫”。

    陈亮的名字为什么最初叫陈汝能呢？准确地说法，则是因为他的祖父梦见了一位状元，这位状元名叫童汝能，他认定这状元就是未来的孙子。陈老先生的梦，在当时受到了众位乡邻的嘲笑，在众人眼中，这确实只能当作一个梦而已，调零的陈家连进士都很久没有出产了。陈亮的叔祖陈持，在考场上屡战屡败，由于他的参加考试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年纪也实在太大了，有关人士也过意不去了，按照政策规定赏了一个恩科。虽然，陈益在有生之年没有能够见到梦想的实现，但陈汝能的未来确实不是一个梦，陈亮历经坎坷，在临死的前一年终于当上了货真价实的状元郎，这样赴九泉之下去会见祖父时，他应该能够心中无所愧疚了。

   陈益对陈亮抱有厚望，不仅仅是他的那个美妙的梦，主要是陈亮出生时就显示出了异相，他刚生下来，两个眼睛又黑又亮，还闪闪发出灼人的光芒。对于这一点，史官们也不敢轻易否认，《宋史·陈亮传》说陈亮“生而且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陈亮的黑眼珠所散发出的智慧光芒，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欣赏了，但他“喜谈兵、议论风生”的性格还是可以略知一二。十九岁时，陈亮撰写了《酌古论》，讨论了十九位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切入点就是古人用兵的成败问题。陈亮的才气，首次在这些文章中展露出来。

    与传统文人不一样的是，陈亮较少从道德的立场去评价成败得失，而更多着眼于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如对曹操的评判，历代文人多指责其奸诈的品性，而陈亮则详细分析了曹操征讨荆州前后的形势，指出曹操不识进取之缓急是其不能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由于角度的新颖，陈亮每每能言人之所未言，新见迭出，烟霞满纸，令人目不暇接，如文中论汉光武帝的做了很多连汉高祖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的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论刘备私忿兴师，轻敌取败；论孙权能审时度势，切中机会；论邓禹不能随机应变，功败垂成；论马援不懂履险之术，不能因地制宜等。他总能从习见的材料中得出不寻常的观点，从传统的观点中引发出令人惊讶的结论，如评羊祜胶柱鼓瑟、不事权谲；评邓艾之帅兵轻进、侥幸功成等，初读之下令人瞠目，反复琢磨又无不令人信服。

    由于陈亮所论皆为风雨云雷的时代英雄，其际遇兴会颇能引起作者共鸣，故其字里行间饱含深情，行文一唱三叹，风神摇曳，如“自古幸而功成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大有“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幽思。当时的婺州郡守周葵看了这部书，击节叹赏，赞誉陈亮他日将成为国士，并邀请他为座上客。在周葵的大力提携下，陈亮开始走上前台。

    2.执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周葵回朝任职，先任兵部侍郎，后改同知贡举兼权户部侍郎。次年，刚刚二十岁的陈亮参加了进士考试，理所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周葵对他爱护之心没有丝毫减弱。他仍然将陈亮邀请到自己家中居住，并将他介绍给上门言事的名士权贵。陈亮因此得以结交当朝俊杰，眼界打开，学问日深。这段时间，是陈亮一生中最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周葵赏识陈亮，但赏识归赏识，两人在许多问题上都扞格不入。周葵是个主和派，并由此升任为参政执事，而陈亮一心抗战，主张雪耻复仇。在学术方面，风尚所至，周葵偏重于明心见性之说，笃信“格物致知”之说，而陈亮热衷事功之学。在周葵看来，陈亮偏离了宋代学术的主流，有走偏锋的危险，因此他隆重地把《大学》、《中庸》都著作推介给陈亮，告诫陈亮“读此可精性命之说”。

    陈亮没有完全接受周葵的观点，他自己说：“绍兴辛巳、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名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新安朱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余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钱叔因墓碣铭》）后来陈亮虽然接受周葵教诲研究学理，却依然发现自己不能苟同于流行的学术潮流，于是奋然而起，自成一派，与吕祖谦、朱熹鼎足而立。

    隆兴二年（1164）冬，周葵罢相，退居二线。客居临安已达三年的陈亮也收拾行囊，回家成亲去了。促成这门婚事的是何恪，何恪四年前已经进士及第，他为人孤傲不群，目空四海，但对豪杰之士却异常尊敬。读到陈亮的文章后，何恪当即认定陈亮是不世之才，不仅四处褒扬，还执意将其兄何恢之次女嫁给陈亮。何恢为义乌富豪，乃是理财高手，不愿意将女儿嫁给贫寒的陈家。但何恪坚持认为陈亮不是等闲之辈，必有一飞冲天之日，虽然他还没有见到过陈亮本人，但他对自己的眼光坚信不疑。后来，何恪要去江西永新县任主簿之职，临行前反复叮咛说：“必以次女归亮，吾保其可依也。”何恢狐疑不决，何恪远行之后，有空闲就写信，写信就谈陈亮的婚事。何恢终于抵挡不住，毅然说道：即使让我的宝贝女儿一辈子受苦受累，也不能冷落了兄弟的一片情谊，不然我以后怎么与兄弟见面呢？那个时代，兄弟和睦，远比子女幸福重要

   乾道元年（1165），陈亮前往义乌，就姻于何家。幸福降临得这样突然，陈亮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何家的款待让他有些恍惚。可惜，这是陈亮最后一段的静谧时光，这段时光又是如此短暂，它的失去更让陈亮措手不及。就在这一年，他三十七岁的母亲因操劳过度而早卒，陈家清寒无力安葬，只能将灵柩停厝在一旁；紧接着，他的父亲陈次尹被关进监狱之中，年逾六十旬的祖父母忧心如焚，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他与小妹及一名婢女外加三具待葬的灵柩(新婚的妻子被娘家接回去了)。很多年后，他的小妹也死去了，在祭文中，陈亮回忆了两人当年相依为命的境况：

    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盛年弃诸孤而去，未终丧而吾父以罥罣困于囚系，我王父王母忧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丧在殡，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长富室，罹此奇祸，其家竟取以归。吾弟亦挟其妻而苟活于道旁之小舍，独汝与一婢守此三丧，夐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横臆，见者疾首。号呼苍天，竟不我覆。余时无策，副前失后，大恸欲绝，出入贸貿。

    陈亮的父亲为什么会被关押到监狱中呢？现有的资料尚无法说明其缘由。此时，焦急的陈亮四处奔走呼救，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田产，最后叶衡出面保护，释放了陈亮的父亲。经此变故，陈家已经是徒有四壁立。就在其父出狱的当年，陈亮废掉了“陈汝能”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陈亮”，《英豪录序》说他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仰慕诸葛孔明之为人。其实，陈亮心里还希望新名字能够带来新气象，使他的窘境有所改观。

    带着无限企盼，陈亮参加了乾道四年（1168）的乡试，结果没有让他失望，他取得了婺州解元的资格。但好运也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会试，他再度名落孙山，成为笑柄，他颇为不平：“今年春，随试礼部，侥幸一中，庶几俯伏殿陛，毕写区区之忠以彻天听，有司以为不肖，竟从黜落。”这样彻底的失败是他所没有预料的到的，他不甘心就此沦落草野，又觉得满腹的话儿要倾诉，于是想到了伏阙上书，亲自给皇帝写信表露自己的才识，但这种非常规方式颇有干禄之嫌，很为时人不屑，对作者的形象会有所损害。

    陈亮犹豫良久，抬头四望，环堵萧然，他已经无路可退。最后，陈亮说服了自己：功名总是要有人获得的，自己获得与他人获得没有区别；有才华而不为君主服务，就是愤世，就是虚伪；自己心底无私、正大光明而担心别人猜忌，说明自己不自信。于是本着对国家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的原则，落第的陈亮从乡间直奔临安，伏阙奏上他的《中兴五论》。陈亮认为隆兴和议之后，偏安之势既成，而朝野上下晏然，不思振作，偷生苟且，沉醉在一派和悦之中，置国恨家仇于度外，屡遭羞辱而泰然自如。面对文恬武嬉的局面，他痛心疾首，愤然而起，大声疾呼，试图唤起人们的斗志。陈亮不仅反复强调了抗战恢复的必要性，而且还用主要篇幅论证了收复中原的可行性及具体策略。如迁都建康、经营荆襄、注重江淮一带的战备、着力人才培养等，都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清人刘熙载赞叹不已：“陈同甫文箴贬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陈亮的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惜孝宗根本没有见到，更谈不上对他有所表示。陈亮又一次失意而归。

    为了救燃眉之急，陈亮开始聚徒讲学。不过，陈家与乡亲们的关系并不好，陈亮的落第以及上书失败，让陈亮没有召来多少学生，反而招来不少异样的眼光，所谓“乡闾识其素而不之信，众亦疑其学之非是也”。更让陈亮痛苦的是，他无法为自己辩白。一位名叫吕皓的邻居，嘲笑陈亮伏阙上书犹如“人不我问，吾牵裾而强告之；人不我求，吾蹑门而强售之”，把读书人的清高丢尽了。这样恶意的讪笑，使陈亮捶胸顿足、气急败坏，恨不得拿出刀子剖开自己给人家看。看对方却不给他这个机会，说只是开开玩笑，你心中无愧，何必这样当真呢？看来，即使陈亮真的一刀剖开自己，人家也不会拿正眼去瞧一瞧。面对这样的鄙夷，陈亮彻底无语了。二十年后，一想到这样的曲解，陈亮还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反复安慰自己：也许现在我的心灵还不够洁净，但终有洁净的时候；也许现在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但终有了解与信任我的时候。

 上书失败后，陈亮曾下定决心杜门不出，一辈子做个乡贤了。但仅仅过了五、六年，他又到临安来了，他终究是不敢寂寞的。五、六年的教学工作，多少也积攒了一些资金。他终于能够把祖父母、母亲的灵柩葬在祖坟了，又费了一点周折，安葬了他的父亲。大事已毕，了无牵挂，又没有经济压力，他要为自己的前程再次奋斗了。为了达到目标，心高气傲的他甚至委屈自己到太学里去做了一个生员。不过，他很快又回到乡间了。为什么呢？叶适在陈亮的墓志铭中解释说：“同甫在太学，睨场屋士十余万，用文墨少异雄其间，非人杰也，弃去之。”叶适告诉我们：陈亮当太学生的时候，因为瞧不起他那些平庸的同学，觉得鸿鹄安能与燕雀同巢，所以毅然飞走了。事实是这样吗？叶适是在为尊者讳，我们不能相信他。陈亮参加了一次由礼部主持的太学公式，由于陈亮不懂答题格式，又想出奇制胜，所以他偏离主题，解题发挥，大放狂论，几乎是讪谤朝政。考官们很不高兴，也不愿意容忍。陈亮见势头不妙，就走为上策了。

    有传闻说陈亮之所以铩羽而归，是有人故意与他为难。吴子良的《林下偶谈》记载：金华名人唐仲友与陈亮是乡邻，他一向嫉妒陈亮的声名，也知道陈亮擅长写辩论性的文章，主要以气势取胜，而对典章制度礼仪方面素无研究。所以唐仲友在主持太学考试的时候，故意出《礼记》度数方面的试题，陈亮黔驴技穷，无从下笔。等到揭榜后，唐仲友故意把陈亮的试卷挑出来给众位考官审阅，大家便一起肆意嘲笑陈亮文章的空疏。陈亮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只好自动退学。

    无独有偶，还有野史宣扬唐仲友之所以与朱熹打擂台，就是陈亮在其间挑唆。周密的《齐东野语》有一则《朱、唐交奏本末》，记载了这个故事。陈亮有次与唐仲友同游天台山，喜欢上一个在籍的乐妓，嘱咐小唐帮助给乐妓脱籍，小唐满口答应了。后来官府举办宴会的时候，小唐见到了陈亮喜欢的那位乐妓，问道：你真要从良嫁给陈官人吗？乐妓说是的。小唐又问：你准备好了去过清贫的日子吗？你有忍饥挨饿的思想准备吗？这位乐妓又是愤怒又是羞愧——原来她还不知道陈亮经济状况，以为从良后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等陈亮再去见她的时候，这位乐妓就不冷不热了。陈亮打听清楚自己是被小唐出卖，立马改换门庭去见朱熹，因为两人关系不太融洽。朱熹酸溜溜地说：你整天和你的老乡小唐在一起，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呢？最近小唐有什么动向。陈亮说：小唐说老朱大字都不识，怎么可以做监司一职。朱熹一听，勃然大怒，后来寻了一个由头去弹劾唐仲友，小唐不甘示弱，两人刀来剑去，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上问宰相王淮怎么处理？王淮说：“此秀才争闲气耳”，不用理睬他们。

    3.入狱

    乡间依然是那么寂寞，难道自己就注定要与草木同朽么？上天赋予自己的满腹也要深埋到坟墓之中么？陈亮觉得还是不应该轻易放弃，他又想起了上书的捷径。第一次上书失败后的十年，也就是淳熙五年（1178），他再度给孝宗皇帝亲自写信，语气颇为激烈，不仅指斥秦桧之流“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甚至对孝宗“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亦颇有微词。

    陈亮的这些言论，如石破天惊，给当时的政坛带来不小的震撼，但各方面的反响并不一致。孝宗在读到陈亮的上书后，赫然震动，并打算越次擢用，这应当是对陈亮政论文的最高褒奖了。众臣却相顾骇然，“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终不了了之。明人张溥曾经感叹陈亮与贾谊都是旷世奇才，都以风采议论见知人主，最终又同陷坎壈，卒不见用。但贾谊是在汉朝蒸蒸日上，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之时，痛哭流涕，危言耸听，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被后人视为迂阔，弃置不用令人不难理解；但陈亮生活在南北对峙之间，倡言恢复亦无勇武之地，就更令人惋惜了。

   皇帝都为陈亮的文章震撼了，为什么又没有重用陈亮呢？众大臣为何要诋毁他呢？说来还是与陈亮不羁的个性有关。据《宋史》陈亮本传记载，当时孝宗读到陈亮的文章，心情很激动，多年来都没有看到这样斗志昂扬的文章了，很想把它贴在朝堂上让臣子们学习。当时的权臣曾觌首先揣摩到孝宗的心思，想为自己捞取举贤荐士的美名，于是抢在皇帝动手之前去会见陈亮。《宋史·佞幸传》说“曾觌用事二十年，权倾中外，招权纳贿，无所顾及。朝中士大夫，多公然趋之”，但陈亮就是看不惯曾觌这样的作派，现在曾觌这个高官前来拜访，他不以为荣，反以为是一种羞辱，就在曾觌敲门的时候翻院墙躲开了。曾觌吃这样的瘪，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还有些大臣也讨厌陈亮的直言无忌，这样在讨论陈亮前途的时候，这些就都跳出来使劲攻击。

    又据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载，孝宗皇帝派宰相王淮去考察陈亮，看看能不能越级提拔。当时陈亮与朱熹来往密切，王淮很讨厌朱熹，所以对陈亮也太喜欢。陈亮来到政事堂，不愿意把自己的底牌都亮给王淮看，同时也估计自己哪怕说得口干舌燥人家也未必认真听，所以只是略微应付了一下。第二天，皇帝问王淮陈亮在政事堂说了哪些话，王淮鄙夷地说：不过是秀才一些不知高低的狂论罢了。正好孝宗此时最讨厌的就是秀才，所以陈亮的大好前程就在这句“秀才”中化为泡影。

    在宰相考察后十天，陈亮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于是再一次动笔给皇帝大人写信，并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再等不到任何回音，他就要飘然逝去，“誓将终老田亩了”，到时候就不是陈亮他个人的损失，而是社稷江山的巨大损失了。不过，孝宗皇帝显然不愿意被威胁，陈亮就这样错过一飞冲天的大好机遇。《宋史》本传说，当时孝宗皇帝一心想给陈亮一个官职，但陈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大义凛然地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于是决然而去，渡江而归。这样的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略微质疑一下。其时，陈亮忧心忡忡，害怕一身学识与草木同朽，倘若有机会施展一二，想必他还是不会放弃的。

    这次失利，对陈亮无啻重创。他虽然潇洒地去了，内心却是相当苦闷，对未来他第一次有些惶惑了。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他裸露了心声：我本来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但此路不通，想就此放手去做其它营生，又担心机会来临时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本来计划躬耕于南亩，又担心自己从此成为农夫，永无出头之日；本想在读书、闲暇中过完这一生，又清楚知道自己肯定耐不住寂寞；本想在杯酒中消磨豪情，叫嚣张狂，又觉得自己已经超过了做愤青的年龄，再去做这种愤世嫉俗事心里很别扭。每想到自己的前途，真如“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心中便满是凄楚，“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上发冲冠，或拊掌大笑”。

    别无它法，陈亮只有回归他老祖先的行业，老老实实地做起农民来。在这个行业，陈亮还是有天赋的，不久，他的家道就殷实起来，他开始营造乡间小别墅，并取名为抱膝斋，别墅里还有什么“赤水堂”、“独松堂”、“舫斋”等，他也要享受一下大富大贵者那种“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的悠闲生活。唯一遗憾的是，陈亮多次请求朱熹题字，都被这位老夫子拒绝了，因为两人思想上正短兵相接，即开始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

    如果没有牢狱之灾，陈亮说不定真的就会成为乡间的隐士，他的棱角也会被无情的岁月磨平。陈亮在《告高曾祖文》中说：“高安既没，十年之间，亮两以罪系棘寺，实为祖先之羞。”高安，即陈亮的叔祖父陈持，他曾经担任高安县主簿。陈持卒于淳熙二年（1175），十年之后，也就是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就被关押到监狱里去了。大约呆了七八十天。为什么会入狱呢？陈亮自己的解释“药人之诬”。有一次乡里绅士聚餐，陈亮的菜羹里被放入了一些胡椒，这本来是款待贵客的一种乡俗。但有位会餐者暴卒，有人就告发食物中有毒

 而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则认为陈亮下狱的原由是“册妃拜相”。陈亮考场失利后，心情郁郁，经常出去狂饮，往往喝得烂醉。有一次他和狂士甲携带一位乐妓到萧寺喝酒，酒喝多了，脑袋反应迟钝，嘴巴却伶俐起来，开始胡言乱语，称乐妓为妃子。旁边正好有酒客乙，别有用心地撺掇，就对狂士甲说：你既然册封这位女子为妃，那么谁是丞相呢？这位狂士张嘴就说：陈亮为左相，你为右相。有了你们这两个丞相，大事就成功了。酒客乙于是就让狂士甲坐在大厅正中央，他与陈亮一右一左前去奏拜，乐妓则端起酒杯唱起《降黄龙》的歌来，歌罢，乐妓、陈亮与酒客乙都高呼“万岁”。

    叶绍翁还说，陈亮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官何澹不喜欢他的文风，将其黜落。陈亮心中不服气，揭榜后到处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说：“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这话慢慢就传入了何老师的耳中，何老师心中有数，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后来何澹担任刑部侍郎，酒客乙知道二人的恩怨，不经过地方，直接跑到中央，越级告发狂士甲与陈亮有不轨之心。何澹接到状纸，大喜过望，当即派人将陈亮与狂士甲抓紧监狱，严刑拷打，打得陈亮体无完肤，最后把案情回报给孝宗。孝宗对陈亮多少有些印象，暗中派手下人亲自到永康去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知道这都是酒话，不能当真，于是对有关人员说：“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醉之有？”这样，陈亮与狂士甲就被无罪释放，两人手挽手昂着头从监狱走了出来。

    叶绍翁的记载，显然只能付之一笑。陈亮入狱，可能是受到牵连，也可能当时与他同理学家关系密切有关。其时，打到“伪道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陈亮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竟然有闲钱去营造别墅，有人就认为陈亮可能打着朱熹等人旗号索贿受贿。陈亮能够出狱，也得力于众人的大力营救，他的一些弟子奔走呼救，叶适、王淮等人出面开拓。后来狂士甲的兄弟把自己新任命的官职捐献出来，这才感动皇上，把案件牵涉到的众人一并释放。

    陈亮出狱后，有事到义乌的岳丈家中去了一趟。回来时，发现一个土豪劣绅纠集一般地痞准备劫杀他，陈亮侥幸逃脱，跑到州县去告状，但州县的衙门反应冷谈，认为这是陈亮的幻觉，说他精神恍惚。陈亮没有办法，只好躲进家中休养生息。但飞来的横祸在家中也躲不过。绍熙元年（1190），陈亮再度入狱，这次的罪名是指示杀人。当时陈亮的家僮外面杀了人，被杀者曾经羞辱过陈亮的父亲，于是死者家属四处告状，认定陈亮是凶手案的幕后策划者。陈亮百口莫辨，就再度回到监狱。

    这次案情更为简单，但羁留关押的时间远远长于上次。为什么呢？一则因为主审官正是被陈亮嘲笑过的何澹；一则是有人怀疑陈亮非法致富。出狱后，陈亮给他人写信表示感谢，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会遭此捶笞：“（我）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穷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无因。谓其豪强，处以任侠。”也就是说，陈家十年之间由苦寒进入小康，甚至广购田产，大造园林，有人疑心陈亮暗地里进行过打家劫舍的勾当。看来，豪气干云也是麻烦。

    否极泰来，陈亮的噩梦终于过去。绍熙四年（1193）春，陈亮状元及第。当时阅卷官呈奏及第进士名次时，陈亮本来是第三名，但光宗皇帝看到陈亮试卷上的一段话后，龙颜大悦，毫不犹豫地将陈亮改为第一：

    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这里的寿皇是孝宗。其时光宗有恙，又受李皇后的钳制，不向孝宗皇帝请安，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宰臣们也束手无策。陈亮则给两位皇帝一个台阶，说现任皇帝对老皇帝很尊敬，光荣地继承了老皇帝勤政的传统，一心一意治理天下，把对老皇帝的敬爱与尊重化为动力，落实了日常的政务处理中。至于那些早请示、晚回报的虚名，小皇帝不想去博取，老皇帝也不喜欢

  这段话，两个皇帝看了都高兴，史书说是“闻之皆喜”，陈亮自然也就喜出望外。当然，也有清高正直之士听到后很不高兴，说陈亮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原则。危稹说：“龙川（陈亮）上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这话说得虽然犀利，还算直率朴实。大名人全祖望则说得很尖新了：陈亮原来就是大言惑众，名过其实，如果真正得到重用，未必能有所成就。……他晚年的对策，完全是阿谀奉承光宗皇帝，错得太远了。

    在《宋元学案》中，全祖望还反复叹息：“同甫（陈亮）附会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尽丧其生平。”还说其学“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在全祖望看来，陈亮晚年当状元郎，是其一生的污点。不过，陈亮却觉得这正是他扬眉吐气之日。荣归故里时，他对弟弟陈充说：今后倘若我显贵，一定首先让你发达。这样咱俩去见先人的时候，也可以穿上朝廷的官府。

    不过，老天爷似乎在与陈亮开玩笑，就是不给机会让他穿上命服。当上状元郎后，陈亮被建康军节度判官，但他还未上任，就病逝在家中。他去见先人的时候，还是没有来得及穿上命服。关于他的死因，叶适说是疾病缠身，“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而元人方回却说陈亮是被人一刀给捅死的，他在《桐江集》中说：陈亮当上状元郎后，得意洋洋地回故乡，相中了桶匠的女儿，故意为难桶匠，要求桶匠做个方桶，并百般刁难。桶匠气愤不过，忍无可忍之时就觉得无须再忍，拿起桶刀将陈亮杀之。

    这段文字，很多人都觉得不能相信，认为纰漏甚多。全祖望说，方回是个“反面事二姓”之人，即反复无常的汉奸小人，他说的话能够信么？邓广铭教授说：一个状元郎，看中了桶匠的女儿，要威吓或要利诱，似乎都不缺乏更有效的方法，因而按之事理，可断言其绝不会拿造方桶的题目去与桶匠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