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冤不冤

　　文章摘自：《晚清真相》
　　作者：黄波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次：2011年8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选择多个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通过发掘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其细致再现与分析，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整部书凝结为两个催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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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实际上已经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

李鸿章与日本

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时年50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他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和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

“同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和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翁同和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作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1894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1879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