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文龙

    作为一个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6年蝉联全国省区第一的省份，浙江还需要扶贫吗？浙江还有贫可扶吗？浙江省扶贫办主任夏阿国说，扶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消除了绝对贫困，还要减缓相对贫困；减缓了区域性贫困，还要减缓阶层性贫困。相对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处处有、时时有，扶贫是每个地方必须长期从事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正是由于对贫困问题持续深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每5年实施一个扶贫工程。

    围歼贫困

    众所周知，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稀缺，生存压力比其他省份都大。在浙江，按照当年划定的贫困线，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属于贫困人口。

    改革开放后，浙江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进入了扶贫开发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扶贫，主要是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实施的是全省性的整体扶贫。通过扶贫，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迅速提高，贫困人口快速下降，贫困发生率很快降低了一半多。

    1986年，全国扶贫工作拉开帷幕。浙江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贫道路，确定了以浙西南山区为重点的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浙西南的衢州、丽水等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就业无门，属于全省最贫困地区。通过这一阶段的重点突破，到1993年，浙江农村贫困发生率再次下降一半多。

    1994年，按照中央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部署，浙江以8个国家和省定贫困县为主要对象，在继续推进山区农业开发的同时，开始探索易地脱贫、异地开发的扶贫路子。同时，为了加快消除绝对贫困，1996年，浙江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为浙江消除贫困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7年，浙江宣布，8个贫困县提前3年摘帽。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贫困县摘帽了，还有贫困乡镇；贫困乡镇摘帽了，还有欠发达乡镇。2001到2007年，浙江先后开展了“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摘掉了101个贫困乡镇的帽子，扶持了361个欠发达乡镇的发展。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的省份。

    紧接着，浙江一竿子插到底，将扶贫目标直接瞄准了农户。2008年初，省里动员全省10多万干部进村入户、调查摸底，确定了2007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500元的111万户（271万人）的低收入农户。由此，浙江开始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计划在2008年至2012年5年时间内，70%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或从事产业化经营的特色农业。

    贫困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浙江将贫困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用围歼的办法加以解决。30年来，浙江扶贫从着眼全省到聚焦浙西南山区，从消除贫困县到消除贫困乡镇，重心逐步下移、工作逐步深入；而从扶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到扶持低收入农户奔小康，重心下移到底、工作拓展到边、目光放到全局和长远，实现了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缓相对贫困的跨越，由减缓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到减缓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并举的跨越。

    2011年起，浙江又回过头来，对全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12个重点欠发达县，实施为期3年的特别扶持政策，其中6县每年每县安排2亿元扶持资金，另6县每年每县安排8000万元扶持资金，扶持重点欠发达县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强内生功能。

    融入工业化、城市化

    有人认为，扶贫十分简单，只要给钱就行。浙江财政有的是钱，还怕做不好工作？但浙江认为，扶贫是门学问，不仅要有宏观思路，还要有方法和技巧。

    2010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前往浙江考察扶贫工作，他让陪同考察的省扶贫办副主任邵峰用一句话概括浙江扶贫的特点。邵峰不假思索地回答：将扶贫工作融入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旋律，扶贫工作只有融入主旋律，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浙江正是因为正确把握了扶贫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确定了农民培训就业、人口迁移集聚这一主线，最终才打开了扶贫的大门。

    浙江的扶贫突破口就此选准：大力推进高山远山区域下山搬迁、重点水库库区出库搬迁、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让搬迁、海岛县区偏远小岛搬迁，将人口集聚到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让他们享受到完善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

    这一思路理论上高屋建瓴，振奋人心，但实际操作中必须注意一个核心问题：不仅要让他们搬得下，更要让他们富得起。

    “农民培训”和“来料加工”应运而生。“农民培训”解决贫困人口素质偏低问题，让他们在搬迁下山之后，迅速适应企业的要求，顺利转移就业；“来料加工”让无法进入企业就业的贫困人口，能够足不出户，在家门口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据统计，2008～2010年，省级扶持的29县中，培训低收入农户32.2万人，转移就业15.3万人。来料加工从业人员达到80多万人，人均加工费收入达到6300多元。

    2000～2010年10年间，欠发达地区累计异地搬迁18.8万户、64.7万人。其中2008～2010年，29县累计投入异地搬迁资金73.6亿元，完成异地搬迁23.01万人，整村搬迁自然村1526个、2.45万户、8.66万人，建设集中安置小区（点）572个。2010年，衢州、丽水两市城市化率分别达到44.1%和48.4%，分别比2006年提高5.3个百分点和9.4个百分点。

    在浙江扶贫开发的路径设计中，“异地搬迁”无疑是一着妙棋，解开困局，让整个扶贫工作变得充满活力。

    “农家乐”是“异地搬迁”收获的另一个丰硕果实。浙江将发展“农家乐”作为推进扶贫工作一个有效举措，每年召开一个“农家乐”现场会，借此营造气氛，吸引城里人来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农家乐”不仅推动了特色农业发展，也带动了二产、三产发展。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3年间，29县共发展农家乐经营户3953家，从业人数近3万人，营业收入超过21亿元。

    浙江扶贫开发的启示

    经济越发达，越应重视扶贫工作；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越高，越要加大扶贫力度。浙江省的实践表明，不仅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要搞扶贫开发，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更要重视扶贫开发。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需要解决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的最重要的机制就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浙江每五年出台的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政策，无一不是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每5年实施的扶贫工程，无一不是举措很实的工程。特别是从2011年起，浙江省又加大扶贫力度，将连续3年、每年安排16.8亿元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欠发达县发展，力争迅速改变重点欠发达县的落后面貌、促进群众的增收致富。浙江扶贫开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生动诠释。

    扶贫越深入，越要注重以人为本。扶贫开发体现了始终关注民生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浙江扶贫工作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围绕贫困人口的需求确定目标、完善战略、设计政策、落实措施。浙江在全省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了扶贫工作的不同目标，这些目标始终以改善民生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在不同阶段不断赋予扶贫工作新的内涵，既始终得到了干部群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有效汇聚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也把扶贫工作密切融入了全省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使扶贫工作拓展出了广阔的空间。

    力度越加大，越要与时代相适应。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采取相应的扶贫举措，又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这是浙江探索稳定解决温饱、尽快脱贫致富并有力推进城乡统筹的又一经验。如浙江大力发展来料加工业，将企业的部分生产分散转移到村、到户，既找到了企业缓解用工压力、降低生产成本的新途径，又为贫困地区开辟了就业的新渠道、增加了农户收入，还带动了一批创业者脱颖而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发展。再如大力推进搬迁扶贫，让原来生存环境和条件恶劣的高山远山地区、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偏远小岛的农民实现异地搬迁，聚集到就业机会多、生存环境好的中心镇、中心村、甚至县城，同时积极在安置小区发展来料加工业，推进了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来料加工、经纪人网络和异地搬迁、技能培训相结合，其实质是专项扶贫、职能扶贫和社会扶贫并举，产业开发和人才开发结合，扶贫工作和工业化城市化统筹。可以说，浙江扶贫正在为贫困地区另辟一条新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