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花队名单:以草甘膦为代表的中国农药企业现状深度分析

以草甘膦为代表的中国农药企业现状深度分析  

2009-10-22 16:24:33|  分类： 农药应用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谈及农药，不得不提草甘膦。

　　两年间，草甘膦价格跌宕。在国际农药大鳄孟山都宣布一条10万吨/年的草甘膦生产线停产后，中国草甘膦的吨价从2.5万元升到3万元，进而暴涨到10万元；2008年5月孟山都表示要恢复生产，减少从中国的进口量，国内价格开始一路跳水，降至接近2万元的低位，同时出口原药价格也一路看跌。

　　这仍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专利农药生产国、最大的非专利农药出口国，但制剂出口比例低，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谈判上没有主动权。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产品登记证，中国企业目前只能扮演“原药代工者”的角色。但作为中国农药公司的参照对象，在研发上掌握制高点的跨国农药公司却凭借着更为环保的产品赚取了超额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化工巨头巴斯夫2009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下降23%，回落至122亿欧元，但其农用解决方案部门却表现强劲，销售额反而同比增加21%。

　　未来十年，中国农药企业的发展轨迹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会是于产业链竞争中沉沦于低端，还是会像先正达、孟山都那样站在利润的顶端？

　　来自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取得农药产品出口登记证明的企业多达1300多家，其中，约有30%以上是未经国家核准的非法农药原药生产企业。

　　1.草甘膦的价格曲线

　　中化集团(Sinochem)7月27日发布了一则声明称，正与澳洲农业化学品公司Nufarm正就潜在收购项目进行前期探讨，不过商谈仍处于初步阶段。

　　声明中有一明一暗两个关键词。其一是Nufarm。Nufarm是全球最大的“非专利”农药生产商之一。中国，正需要大型的农药公司。

　　其二是除草剂草甘膦。因草甘膦销售疲弱，Nufarm在2009年6月将全年获利预估下调15%至大约1.87亿澳元。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和出口国。

　　作为世界强势农药品种之一，草甘膦中国出口价格曲线的变化，足以折射出中国农化的尴尬现状。

　　三年前，草甘膦原药价格进入上升通道，从2万多元/吨一路拉高至2008年4月10万多元/吨的制高点。

　　草甘膦价格突涨，在业内看来，是非常不正常的。原化工部化工司副司长、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律先表示，“主要是去年孟山都公司的生产线一度停产，但国际转基因作物推广很快，尤其是生物能源作物对草甘膦需求量还在增大。在缺货和中间商热炒的双重作用下，草甘膦的价格被抬高到10万/吨甚至11万/吨。”

　　暴利的刺激下，新一轮的投资扩产高潮随之而起。

　　王律先说，“这段时间不管厂大厂小，草甘膦厂家都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大大地推动了国内盲目的重复建设，所以到处在上草甘膦项目。”

　　国信证券联席研究总监、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邱伟指出，2007年国内草甘膦产能达到39万吨左右，产品80%以上出口。目前国内草甘膦年总产量在30万吨左右，年生产能力达60 万吨。几家大型农药生产企业的草甘膦新建及扩建项目均在动工。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至2010年就有12家企业在扩产或新规划，拟新增产能约38万吨，2008年底的新增产能就超过2007年的国内总产量。不过由于产能分散，准确的数据难以统计。

　　对于涌入的资本而言，10万多元/吨的高价位曾让他们产生超额利润触手可及的错觉。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财富梦想泡沫却迅速幻灭。

　　目前，市场需求下降，出口额下滑的局面还在继续。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5月份，包括草甘膦在内的农药出口为23.7万吨，同比下降1.8%，出口金额6.7亿美元，同比下降32.3%。

　　6月24日，孟山都宣布了其2008/2009财年的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草甘膦产品的销售净收入为6.14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1.68亿美元，减少了47%。同时草甘膦价格暴跌，从去年的10美元/公斤降到了现在的3美元/公斤。

　　全球草甘膦的价格继续下探，中国生产草甘膦的企业也因草甘膦产能过剩等综合因素陷入了困境。国内3家生产草甘膦的上市公司新安股份[47.30 0.81%](600596.SH)、江山股份[15.59 -0.45%](600389.SH)、华星化工[11.79 -0.59%](002018.SZ)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三家企业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依次为35.15%、31.63%和57.87%，而且下降的趋势还将持续。华星化工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同比减少60%-80%。

　　“如果失去国际市场，靠国内每年5万吨上下的消费能力是难以消化产能的。”一位草甘膦厂商代表说。

　　与此同时，产能过剩将中国草甘膦厂商进一步推入了价格战的泥潭。草甘膦价格也因此从2008年底开始一路走低，回落到2006年的水平。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7月，主流厂家对外报价稳定至 2.0~2.05 万元/吨，但是实际成交价格在1.95～2.0万元/吨。

　　有专家指出，草甘膦原药成本在2.5万～2.6万元，合理的价格应该在2.8万～3万元。

　　也由于销售业绩下滑，在前两年尝到甜头的草甘膦厂商开始感受到财务压力。

　　上述草甘膦厂商代表向记者表示，“经销商销不动货，回收账款周期延长已经是行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残酷的价格战中，新安股份等拥有规模优势的草甘膦大型企业也并不轻松。对这些厂商而言，环保投入是一笔不小的资本支出，但小厂们却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成本。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已获得草甘膦原药登记的生产企业有81家。虽然新安股份等大型企业的产能占了国内总产能的一半，但产能的另一半却掌握在年产能1万吨以下的中小企业手中。

　　“环保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成本加大，设备安装和长期的运转都需要投入资金。不投入(环保成本)的厂反而竞争优势明显。”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管理人士无奈的表示。

　　据了解，新安股份数年前在新安江的草甘膦环保装置上的投资就高达5000万元左右，每年的运行费用也一直维持2000万上下。邱伟认为，“这一成本对于国内大量1000吨/年到5000吨/年产能的草甘膦小厂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草甘膦的故事是中国农药产业的缩影。在这个产业，行业集中度和环保力度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邱伟指出，当前国内农药生产企业实际上有4000多家，而“三证”齐全的也有2200家左右，由于现有管理法规的缺陷，其余2000家企业照样生存。目前中国前20位生产厂家的农药产量占据了约41%国内和出口产品市场。

　　在邱伟眼中，“长久以来，中国的农药行业始终给人以低壁垒、高污染以及有多达2300多家企业参与的充分竞争行业的印象。”

　　不过，近年来，国家已开始通过环保、注册等方式共同提升国内农药行业门槛。2007年，国家强制要求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种高毒农药退市。

　　自2008年3月1日起，原药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投资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不低于投资规模的15%。制剂(加工、复配)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3000 万元，投资规模不低于2000万元，环保投资应不低于投资规模的8%。

　　2009年3月，农业部和工信部联合表示停止批准有效成分含量低于30%的草甘膦水剂登记，这意味着占草甘膦市场近九成的10%草甘膦将从2010年起退出农药市场。

　　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划，未来国内前50大农药生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60%。

　　可当前的情况还不容乐观。一位业内专家坦言，“小厂大多不是按照产业政策去报批的，属于盲目建设。农药管理尽管有各种规定，但是地方政府管理却不是很严，市场又不规范，(企业)并不是处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

　　2.阿基里斯之踵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共出口农药14.4万吨，价值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2.6%和38.8%，出口平均价格2774美元/吨。此间，真正赚取了丰厚收益的，其实是有产品登记证的中间代理商。因为，当前我国农药出口的现状是，众多出口厂商在进口国里少有进行产品登记，多是产地登记。

　　身处当前的农药市场格局中，中国农化企业的走出去才刚起步。在王律先看来，中国公司“现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力度并不是很大，走出去的还不是太多”。

　　在出口市场需求下滑的2009年上半年，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也遭受了一定打击。新安股份在2009年一季度财务报告中称，受国内外经济及行业无序竞争的影响，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低价所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84.18%，并初步预测2009年中期净利润同比减少50%以上。

　　一位新安股份的管理人士正在为下半年的经营业绩感到焦虑。“虽说宏观经济有回暖的趋势，但我们暂时还没有感受到国际市场真正有所好转。”

　　但新安股份近期也有好消息传出。在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征途上，这家公司上个月刚赢得了一场胜利。

　　6月17日，欧洲初审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取消对新安化工草甘膦征收29.9%的反倾销税，并由欧盟理事会承担相关诉讼费用。新安化工由此成为欧盟对中国草甘膦发起反倾销调查15年来，获得胜诉的第一个赢家。

　　草甘膦是新安股份的主要农药产品。凭借着2008年草甘膦的牛市，新安股份这一年实现了16.90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39.73%。

　　但新安股份的国际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进入国际市场意味着对原有草甘膦厂商市场空间的挤压，注定这条道路波折重重。

　　新安股份主要的阻力来自孟山都。在新安股份入局国际市场之前，孟山都已是这个市场当之无愧的霸主。

　　20世纪70年代，凭借草甘膦专利，孟山都在美国、西欧、南美等地投入数十亿美元，建了从原药生产厂到制剂配制厂的完整生产体系，一直垄断世界除草剂的主要市场。

　　这种垄断局面随着专利保护到期和新竞争者的加入而被打破。

　　在过去十几年里，以孟山都和新安股份为主角的反倾销战在欧盟、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世界主要农化市场不断上演。

　　新安股份在欧盟一度被课以48%的高额反倾销税，在巴西也被迫离场。但在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则获得了认可。

　　“新安草甘膦投产最早，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方面投入最大、改进最显着，同时开辟国际市场的力度也最大，因此才有今天草甘膦这么个局面。包括江山化工[13.29 0.45%]、红太阳[15.27 -2.05%]和华星化工在反倾销方面的投入都不如新安多。”王律先说。

　　虽然14年后在欧盟获得了反倾销战的胜利，但新安股份还有一个软肋——产品登记证，这也是中国农化企业共同的“阿基里斯之踵”。

　　“产品出口必须要取得当地国进口国的登记管理，不登记不能在当地销售。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登记管理，只是严格不严格的问题。”王律先进一步表示，“像新安股份、威远生化[9.60 -3.32%]这样的大厂在当地有登记，但办理一个登记证需要几百万美元，不是一般小厂能承受得起的。同时，登记还需要很多资料数据。很多小厂出口额本身就不大，花好几百万美元显然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口厂商大多将产品出售给拥有产品登记证的中间代理商，而后者在加工后转手倒卖的同时，也顺理成章的赚取了中间的丰厚收益。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草甘膦出口均价为5000～5500美元/吨，而美国市场均价为29000美元/吨(折纯)，两者之间的巨大价差此后虽然有所变化，但却一直延续到现在。

　　邱伟指出，从全球主要农药市场美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国外农药企业多数拥有EPA的农药登记，而中国企业只有产地登记。由于没有产品登记，中国农药企业目前主要还是为国外农药巨头充当农药原药代工的角色。这也是造成草甘膦出口价与美国销售出现巨大价差的主要原因。

　　新安股份上述管理人士向记者抱怨说，“大部分的利润都在渠道这块，但被中间商赚走了。”

　　“未来国际市场上，国内农药企业如果希望向农药价值链的高端进军，需要充分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进入下游分销领域。这可以通过在国外市场设立分公司进行农药登记注册，建立自己的品牌；或者通过合资合作与美国的登记注册公司和销售公司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或者通过取得跨国公司淘汰产品的市场销售权进一步丰富产品线。”邱伟说。

　　意识到这一缺陷的新安股份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必须要改变原来的商业模式，一直处在这个阶段比较麻烦。”上述管理人士透露，新安股份除了尝试搭建国际经销商队伍，还在西非等地进行产品登记。但他也坦言，“起步晚了，国际化发展并不容易。”

　　3.外资的中国环节

　　和还在尝试向外迈步的中国公司不同，巴斯夫、杜邦等为代表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看作国际化经营中的一个目标。经过20年左右的耕耘，中国已成为它们业务版图中的重要一环。

　　在这些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中，杜邦的身影颇为醒目。在上世纪90年代，杜邦全球的首个农化合资厂落户中国。

　　杜邦农化董事长兼杜邦香港总裁林程卫端介绍，1990年，杜邦化学植保业务部门(CPP)设立杜邦农化(DuPAC)这家合资公司，专门做HU(磺酰脲类)产品。当时，杜邦上海农化合资厂的合作伙伴是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其前身是上海化工局。

　　原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鲍世祯作为该项目团队的一员，对此印象颇深。他不仅参与了工厂建设，并于1996年出任农化厂的厂长。两年后，他开始负责杜邦在中国的农业产品和生产运营。

　　引进先进的农药品种，是当时中国农化产业引入跨国公司的出发点，杜邦对此心知肚明。

　　“HU产品是我们在1967年发明的一个除草剂，是一个突破性产品，也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产品。因此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我们的业务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所以，我们是向中国引进了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林程卫端说。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杜邦亦接受了合资公司的形式。

　　鲍世祯说，“杜邦公司希望可以建自己全资的工厂，可以独自运营，在财力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合资，是因为当时农业化学在中国是一个主要产业，因为中国有8亿农民，关系到农业的农业化学在当时必须以合资形式合作。事实上，当时政府对我们非常支持，因此杜邦本身占80%，而对方占20%。其实后来一些同类的合资，在股份方面比我们还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我们还是大股东，对运营还是有全部的管理权。”

　　鲍世祯承认，“因为合资与独资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让合资方感到满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杜邦对中国市场经历了渐进的过程。

　　现实的情况和鲍世祯最初的设想并不一样。“中国有8亿农民，那么农业化学的前景应该是很好的，但进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和价格差异成为杜邦这样的跨国公司遭遇的主要问题。“在中国有很多人仿造杜邦的产品，那么我们在业务竞争方面有很大的挑战。同时，我们的产品价格比较高，竞争起来就非常辛苦。”

　　在开始阶段，杜邦农化甚至一度亏损。为扭转这一局面，鲍世祯绞尽脑汁。

　　“我们为何转亏为盈，是因为我们占80%的股份，我们要对整个公司的利润负责，而且我们要让占20%的合作伙伴感到我们可以信任，所以我非常看重双方的利益。”鲍说。

　　一个现实的方法是将中国工厂变为杜邦全球供应体系中的一环。

　　“因为我们(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把价格控制得比较低，因此CPP(杜邦农化业务)便把上海农化也成为我们亚太地区的一个供应中心。如果CPP不把亚太市场给我们，而是依然从美国购买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这种成绩。”鲍世祯说。“因为我们的产品好，价格又便宜，从公司立场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对CPP和合资厂都好，对合作伙伴也很好，因此三方都满意，这就是合资厂成功的原因。”

　　事实上，除了少数中国不能生产的农药品种，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

　　和杜邦类似的例子还有先正达。

　　一位业内专家指出，“先正达在南通的工厂主要做百草枯，这比单纯进口产品要大大的进了一步。但现在国内企业自己能生产了，它觉得打不过我们，因此产品大多销到国外。”

　　“本土公司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主动，现在合资独资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不是很大，销售业绩也包括出口。”王律先说。“合资企业没有国内不能生产的东西，于是只能返销到国外。一是竞争不过，二是国际市场价格更高。”

　　在价格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杜邦所能依仗的是环保高质量的产品、受专利保护的农药品种，以及严格甄选监测的销售网络。凭借这些优势，杜邦亦在中国农药中高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绩，鲍世祯颇为满意。“我们在中国的前景很好。我们的产品价格(相较国内同类产品)已经是比较高的，在非专利农药的环境下能够有高价格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证明我们的一些努力是成功的，比如对农民的教育等等。另外，新产品上市也是很重要的行动。”

　　另一化工巨头巴斯夫也在中国农药市场扎根。

　　巴斯夫预计从2009—2013年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将达到20亿欧元以上。此前，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巴斯夫在中国的投资超过20亿欧元。

　　据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作物保护部总经理刘学军介绍，从1998~2008年，包括农化业务在内，巴斯夫在中国每年的业务增长速度超过20%。

　　中国农化产业的发展让刘学军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在全球农化市场2006年的排名第三，2008年上升为第二，预计2—3年后将是第一。因此，他坚信未来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中国的农化市场，巴斯夫将伴随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而做大做强。

　　最新的销售数据支持了刘学军的看法。“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大潮中，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产品[11.50 -4.25%]市场相当稳定，这让世界各国都刮目相看。新形势下，今年第一季度公司产品销售额就相当于去年上半年的水平。”

　　4.顶端与低端

　　无论是正在走出去的中国农化企业，还是已经走进来的跨国农药公司，都只是世界农化产业的一部分。站在全球产业链的角度上，只有拜耳、先正达、陶氏、巴斯夫、孟山都、杜邦这六家跨国农药巨头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这是全球农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结果。

　　在1995-2001年世界农药行业的低谷期，通过一系列的资产重组，10家世界大型农药公司最后只剩下这六家。国际农药行业也因此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六大农药巨头占据了全球农药市场80%以上的份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农药的技术研发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高。没有强大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做后盾，要想在世界上站住脚非常困难。小公司维持不下去，大公司只有兼并扩张才有出路。”王律先解释说。

　　根据Phillips McDougall的统计，研制一种农药新的活性成分，从开始研发到实现产业化，平均时间需要9.1年，研发费用达到2.1亿美元。

　　国联证券研究员茅玉峰指出，研发型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企业能凭借产品专利保护在保护期内获得独家生产权利，从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而且专利保护到期后，这些企业在产品上的技术水平仍要高于仿制型企业，其产品毛利率也将长期高于业内平均水平。

　　目前，除孟山都外，其余五大巨头新型农药研发费用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至少在7%左右。

　　但即使是这样，高投入、高风险也使得六大巨头越来越难以承受。在全球创制型农药行业原有产品不断失去专利保护的同时，新药推出速度却明显减缓。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作物存在抗药性，任何农药都有其使用周期，农药需求无法单独依靠专利产品得到满足，因此仿制农药所占的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扩大，并涌现出仿制农药“四小龙”马克西姆-阿甘、澳新农、联合磷化和凯米诺瓦。

　　针对这一趋势，六大巨头开始保持并发展核心产品。巴斯夫的目标是将300个产品减少至170个，先正达则对17个销售额均达1亿美元以上的产品进行重点销售。

　　同时，跨国农药巨头之间的研发项目合作与相互之间的技术授权协议不断增多，而重要专利农药的销售许可也成为巨头们追逐的焦点。

　　最新的例子是，拜耳作物科学和杜邦上个月刚达成一系列长期业务合作协议，合作将涵盖关键作物生物技术及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能增加农业生产率的高新技术等方面。

　　这一系列的合作从除草剂和种子销售及专利使用权等方面都为双方提供了巨大的挖掘价值的机会。这些协议建立起交叉授权体系，为今后拜耳作物科学、杜邦作物保护及先锋育种业务出台新的种子解决方案、杂草及害虫防治方案等铺平了道路。

　　另外，在环保和成本控制的压力下，以六大巨头为首的跨国农药公司也开始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产能。

　　但茅玉峰指出，在产能转移的过程中，跨国农药巨头们已在有选择的将中国厂商纳入其价值链中。

　　在这条价值链中，中国农药企业主要扮演原药代工者的角色。而同处仿制农药领域的澳新农等“四小龙”，由于先行一步发展起来，却开始扮演渠道商的角色。

　　2008年6月，澳新农与新安股份、上海沪江生物化学厂等5家国内公司签订了草甘膦生产协议，确保公司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草甘膦供给。但该公司同时又与孟山都签订了长达20年的长单，将中国的草甘膦转手卖给孟山都。

　　邱伟还认为，产能转移之后，目前一些高端中间体生产已经在国内出现，主要为国外巨头提供产品订制服务，国内使用较少，有可能导致农药中间体生产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国外公司的制约，长期维持在价值链的低端。

　　有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农药中间体企业平均毛利率水平接近，在11%左右。

　　“中国农药厂商做得再好，目前也不过是给外国公司打工。”邱伟一针见血的点出了中国农药企业现在的江湖地位。

　　但跨国巨头产能转移并非全无益处。

　　茅玉峰说，“国内参与合作企业一方面打开了海外市场，另一方又可以借助外方的技术实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拉大与国内其它企业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