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书籍设计理念:该不该对娱乐场所征收“娱乐税”？

该不该对带色情性质的场所征收“娱乐税”？这是一个令政府头疼，专家棘手的问题。但它实在又无法回避，因为它关系到政府对色情业的态度以及如何防止的问题。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它的历史。

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听取丞相管仲的意见，创设国家妓院，被称为“全世界官娼鼻祖”。管仲是著名的政治家，齐国在他的治理下蒸蒸日上，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但人们很少谈及他的治理手腕，反倒是津津乐道于他作为妓院始作俑者的身份。因为在后人看来，开办妓院的目的很多，但主要的目的有两个：一，让那些穷得讨不起老婆的小百姓有解决性欲的机会；二，为国家征税，充实国库。所以所世的学者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坚瓠集续集》）从某方面来说，齐国的强大，有妓女的“贡献”在里面。

中国古代，政府一般是不禁娼的，很多时候，反倒是大力提倡，因为娼妓业的兴旺繁荣，可以大大增加国家的税务收入，缓解财政紧张，所以直到宋代，国家妓院依然是车水马龙，发达兴旺。不过，此时的“花粉钱”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娱乐税”，因为它的主办者是政府，政府征税，只不过是将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唐宋以后，私营妓院开始兴起，并由于它超豪华的“硬件配置”，灵活多变的经营理念，大有打败国营妓院之势。其后，随着国营妓院在清代的废止，私营妓院一统天下，成为政府税收的重要支撑力量，故而政府当局一般不予禁止。如近代上海租界地区的西人管理当局，就认为娼妓并不害及西人，并可向娼户收取数量可观的捐税，而且还可凭借妓业吸引商贾，繁荣商业，所以并不禁娼。此时，政府向这些妓院收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娱乐税”。

建国以前，中国的“娱乐税”种类繁多，从广义来说，有戏剧税，歌舞税，赌博税等等，很多娱乐场所都被纳入征收范围，成为政府税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娱乐业和餐饮业畸形发展，营业额剧增，造成娱乐税和筵席税收入不断上升，两税收入在各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如娱乐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1946年9至12月达到21.16%，1947年甚至高达25.78%，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从狭义来说，则指的是“花捐”、“乐户捐”，也即是对妓院与妓女课征的一种捐税。“花捐”一词则是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泛称，其他还有妓捐、乐户捐、妓女营业捐、妓女营业牌照捐等名称。从征收对象分，妓捐征于妓女，乐户捐则向妓院老板征收。1913年，北洋政府制定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乐户捐列入地方税。当时各大城市都有征收。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禁娼，但各地所收捐税并未明令废止，照征不误，作为地方财政来源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由于政府严厉禁止卖淫嫖娼，关闭了所有的妓院，“花捐”才真正从政府税收中绝迹。

就广义上讲，我国目前依然征收“娱乐税”，只不过它主要是针对部分娱乐场所如夜总会、卡担OK歌舞厅、高尔夫球活动、网吧等课征的营业税，而且还有愈来愈重的趋势。如近几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曾下达“关于调整部分娱乐业营业税税率”的通知，通知强调将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等营业性娱乐场所的营业税率调高到20%，明显高于一般的营业场所。但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要谈论的“娱乐税”，因为以上列举的场所只是娱乐场所，并不专指色情场所，而我国的法律规定色情业非法，故而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色情业课税的“娱乐税”。

在某些色情业合法的国家，对妓院征收“娱乐税”（有的称作“享乐税”、“性交税”）成为弥补当地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如德国的柏林和科隆市政府就曾宣布，他们将扩展现有“享乐税”的征收范围，不仅赌场、歌舞厅等娱乐消费场所要缴纳“享乐税”，妓院、色情电影院、色情舞蹈夜总会等情色中心也责无旁贷。更为有趣的是，妓院“享乐税”的征收与营业面积成正比，每10平方米一天需缴纳税费5．6欧元（6．4美元），小于10平方米的妓院则免税。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税务人员在报纸上收集所有性服务场所的广告信息，然后带上测量工具前去拜访妓院老板时，却发现这项工作并不顺利，很多妓院为了逃税，谎称自己只是色情电影院，这样就可以省去一半的税额，甚至有些场所根本就矢口否认存在色情行为，令税收人员无可奈何。

由于娼妓业在中国的非法性，政府不可能出台对色情场所课征“娱乐税”的法令，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色情业却又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有燃烧蔓延之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正视。尽管政府加大“扫黄”力度，严禁卖淫嫖娼，但实际收效甚微，因而有些专家学者提出，既然大部分娱乐场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色情行为，还不如对它们课以重税，从而杜绝其蔓延的态势？由于娱乐税属于消费税中的一种，因而我们有必要先来说说消费税。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委员曾提出，政府应该征收“特别消费税”，其征税对象分为五类：购买豪宅、名牌轿车的人；购买高档家具、名牌手表、高级化妆品的人；高级餐饮、高级保健品的消费者；饲养宠物的人群，包括宠物食品和宠物医疗等；高级休闲、高级娱乐、高级体育和保健的消费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减少个人所得税，提高消费税，这是税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消费税只是对奢侈品等超过一般标准的特种消费行为征收，因此对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也有人激烈反对这一说法，原因有二，一是它会导致限制高档商品消费进而抑制市场消费的负面作用；二是征收特别消费税并不会给大部分低收者提供帮助，反倒使他们成为政策的受害者。这或许与当初制定政策的决策者的想法背道而驰，然而它却是不容置辨的事实。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珠宝、豪华轿车等高档消费品通过了一项奢侈品税，但仅仅3年后美国国会就迫于压力取消了该税种。原因在于它遭到绝大部分低收入者的坚决反对。因为一旦开征消费税，富人理性经济行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消费来替代，而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短期内不可能轻易改变经营方向，因而该行业的工人很有可能因此而失业。

另外，一旦征收消费税，很多富人会减少对某些奢侈品的消费，而由于需求的减少，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与市场的疲软，不利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因而尽管社会上关于向歌厅、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消费行为为开征奢侈品消费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并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来自财政部税政司的官方消息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确在研究调整消费税，但目前尚无具体方案，而且，调整不会涉及娱乐业。

由此可见，在对奢侈品是否征收消费税上，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而且从某些国家最终废除消费税来说，征收后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而我国目前不征收消费税，恐怕也是综合多种因素得出的结果。既然连消费税都不征收，“娱乐税”便更没有征收的必要了。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娱乐税”的话题在社会上却炒得火热，而且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征收“娱乐税”，这里面的原因何在？首先，它反映出大众普遍的“劫富济贫”的心理。当奢侈品十分紧缺时，对它的消费便赋予了一种在财富与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的象征意义，而由于它只是富人的专享品，自然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眼红心热。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均贫富”的金钱观念，希望通过娱乐税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心情便显得尤为迫切。

其次，征收娱乐税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希望防止色情业蔓延的愿望。尽管很多人不愿承认，但很多娱乐场所存在色情行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善良的人们希望通过征收娱乐税给他们一定的惩罚。正是基于这样的普遍心理，河南与福建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娱乐场所进行了试点。据说只要是从事娱乐、服务行业的女性人员，每个月都要征收20－50元的“娱乐税”。不能说这些行动的意义是负面的，因为甫一出台，便受到很多百姓的热捧。但批评接踵而来，某些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对娱乐场所的女性工作人员（主要是三陪女）征收“娱乐税”，会造成国家默许了色情业合法的假象，误导了大众，其结果必然是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如有的三陪女便在政府扫黄时，得意地将收税的单据拿到执法人员面前炫耀：“我也是交了税的，你们没有权利管我们！”让执法人员哭笑不得。

确实，征收“娱乐税”，到底是纵容卖淫嫖娼还是防止卖淫嫖娼的蔓延，真不是一个好说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杜绝名称上的争论，抛开娱乐场所是否存在色情的争议，实在觉得有征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