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吕品 出轨:壮 人 兵 法

壮 人 兵 法  

2010-10-18 10:32: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发表老同学韦炯隆写的有关《壮乡初探》一系列文章之四十一。读者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给刘先生，电邮信箱：Liuqy36@163.com

                      壮 人 兵 法

——壮族《岑氏兵法》介绍

壮族作为稻作民族，水稻生产把人们紧紧束缚在田地上，因此，从古至今，中华56个民族中壮族最不富攻击性，但善于防御。史称的“秦瓯战争”，就是典型的一例。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0年间，秦始皇一口气扫荡了中原六国，以为天下归一了，但一听到岭南尚有无数珍宝，为了“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现，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见《淮南子·人间训》)。五十万大军压境，非同小可，况秦军能征惯战，又恃尽灭六国之余威，威风凛凛的南下了。秦在中原之“统一”战争：灭魏仅用数月；灭韩不到一年；灭赵才一个月，活埋几十万；灭燕前后八个月；灭楚稍长一点，花了一年半；而齐国是大国，自从遭到五国共伐，国力已衰，对恃不久，公元前221年也为秦所灭，简直就像吃豆腐脑一样顺当。秦始皇始终料不到进军五岭，竟从公元前219年与西瓯人打了5年拉锯战。先是“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后又“凿渠以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但西瓯人马上“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见《淮南子·人间训》)。仗打得如此惨烈，相持如此漫长，原因之一自然是环境帮忙，岭南这个地方，“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见《汉书》卷64)。然而不可忽视的应是西瓯人有准国家组织和基本形成的一套全民皆兵的兵制兵法，这才是主要的。从简略的记载上可以看到，“相置桀骏以为将”是一种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民主公推临时战争首领的军事民主制，西瓯君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政权（方国）的首脑。乌合之众的氏族部落武装不可能与秦军抗衡，西瓯人组织是比较严密的，进退有方，当译吁宋阵亡，立即“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避免重蹈赵国之覆辙。当时采取的战法，有些类似今日之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秦军先锋进入兴安，无法前进，遂筑秦城固守待援。西瓯人则化整为零，以山林为掩护，日夜用小队四出骚扰，使秦军日不甘饮，夜不安眠，三年之久甲不离身，弩不松弦。待疲惫不安，西瓯军大兵合击，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统帅也阵亡了。秦军“宿兵无用之地”，“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见《史记·主父偃传》），只好龟缩于由几千米周长的内大营、小营组成的有围墙战壕的秦城里，以待秦始皇竭全国之力，“丁男披甲，丁女转输”，通过灵渠增兵增粮。面对如此实力雄厚的侵略者，西瓯人料不能抵御，自动退往西边，让出桂林、梧州、番禺通道。这场保土保乡的防御战，是对壮族兵法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标志其兵制兵法已初具规模。

还可以往前看一点，楚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见《左传·昭公十二年》)。五传至熊渠，有勇力，遂从荆山发展到江汉平原，败三苗，据扬越，进而南下，步步向壮族先民分布的长江以南逼近。到楚悼王（公元前401一公元前381年），以吴起为相，“南平百粤”(见《史记·吴起列传》)。这是壮族祖先面临的一场比较大的侵略战争。从桂北平乐银山岭的战国墓出土的北方铜器等战利品及铜质武器来看，说明吴起是兵锋及此，即《战国策· 楚策》所说的“南有洞庭苍梧”。但没有史料说明楚军长驻，大概打个平手，又退回去了。这场保卫战，壮族的兵法经受了一次较大的考验。虽“南有洞庭苍梧”，但由于楚人不放心，还是把洞庭、苍梧越人部分首领及其家属掳走做了人质，安置到荆睢以西三峡一带。

隋、唐、宋这些朝代，壮族产生了一批名将，标志着壮族的兵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6世纪历梁、陈、隋三朝的壮族先民俚人冼夫人，“幼贤明，多筹略”(见《隋书》卷18《列女·谯国夫人传》。)，“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见《北史》卷91《谯国夫人冼氏传》)。其孙冯盎在越人中长大，被《唐书》列为“诸夷蕃将”，隋时拜左武卫大将军，卒后唐赠左晓卫大将军。唐至德元年（756年）壮族先民黄乾耀在左、右江合众20万起义，攻下桂管18州，其子孙黄少卿、黄昌沔、黄昌欢继其业，直到太和年间（827-835年）才告失败，历时近100年。其指挥之法“黑蟠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服。彩巾缠肆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令“官军自杀容州搓”(见李贺诗)。到宋代，壮族民族英雄侬智高起义是壮族兵法发展史上一次耀眼的火花，虽然侬智高的反宋义战以失败告终，但侬智高在兵法上的造诣不可低估。首先，他有战略的眼光，为抗交趾王李德政纵兵掠我土地财物，他要求王朝收回国家的领土广源州未果（宋昏君频于应付北方民族，打算放弃广源州），愤而建立地方政权保境自守，以便在日后还璧归宋。为此，他忍辱负重，积聚力量，先在安德州（今靖西境）建南天国，称仁惠皇帝，号景瑞，几年里多次上书求宋支持，保土卫国，未得到理睬。在内外夹攻下，《宋史》卷495《广源州传》载：（他）只好破釜沉舟，“平生积聚，今为天火所焚，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1052年破邕州，建大南国，改年号启历。后东下围广州57日，不下。后被狄青败于邕。他有严密的组织，仿中原封王，各司其职，“师宓亦以下皆称中国官名”。智高知兵不厌诈，攻邕州前，“数出敝衣易谷食，绐言洞中饥，部落离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设备也”。即使败归仁铺，也在阵亡将士中设“衣金龙衣者”以惑追兵。又在特磨道保卫战中，利用一峡谷中的半山腰设营盘扼守，半山有一隆起小山头，守望山下及峡谷东方，一望无余。营盘背靠大山，前临小河，位置极佳。至今残痕犹存，当地壮人每年六月过节纪念。《武溪集》卷19《宋故狄命公墓并序》称：“智高晓勇而善用兵”。起义军有水陆两师，水军有壮族历史上最大的战船队，故能“十余月间连破十二郡，所向无前”（见《武溪集》卷50）。其阵“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竟使“青阵少却，先锋孙节死之”。如非“青起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其后交击”（见《宋史》卷495《广源州传》）的话，“昆仑关一战”战事难料，因智高亦谙“各张两翼，以相包裹”（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之法，只是未能展开而已。

壮人之所以铙勇善战，与壮乡民间防御性的准军事组织结合团有关。所谓结合团，是由相邻的若干村寨（扩大了就是整个部落，以至全族）共同商定组成的互助防御团体，定有互助的乡约，凡一村有火灾、匪患，邻村听到钟鼓声马上出动支援。表面看是乌合之众，其实是全民皆兵。因此，结合团是历代壮族汹涌澎湃的各种起义的社会基础，后来为土官所用，和土兵制度结合为一体。有匪患时互助，有出征时出征，到了明代，渐渐形成了《岑氏兵法》。

    壮族兵制兵法到了明清时代，在民间与官方（土官、朝廷）相结合、实战与条理化相结合的层面上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条理化以明代的《岑家兵法》为代表，标志着经过漫长的岁月，壮人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军事理论。在实用上，无论是明代的古田壮族农民起义、府江两岸壮瑶起义、刬马军、八寨起义及清代太平天国起义，还是官方征调俍兵抗倭、南陲戍边守土，抑或奉旨到他省效命弹压，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兵法。明代，两万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倭寇猖撅至极，甚嚣尘上”，“东南之民，焚劫殆尽”。但朝政腐败，“各卫军卒兵甲朽钝，遇敌则弃”(见《明世宗嘉靖实灵》卷422)。山东李逢时率山东大汉往苏淞御敌，战败溃逃，获罪身首异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深知俍兵“鸷悍天下称最”（见清陆次云：《峒溪纤志》）的兵部尚书张经奏请俍兵出征。年已58岁的瓦氏夫人毅然率七千壮族子弟远征剿寇，历经30多次战斗，除拓林一战，均取得胜利。其中以俍兵为主力的王江径之战，歼寇1900多人，溺死无数，为抗倭以来首次大胜，瓦氏因功“诏封二品夫人，并赏银币”(见《广西土官岑氏莫氏族谱》)。瓦氏夫人所率俍兵之所以“每与贼遇，贼辄披糜”(见《江南经略》)，光靠鸷悍是不够的，瓦氏得力于娴熟的武艺和岑家兵法，如每令官兵溃散的倭寇“蝴蝶阵”，便为瓦氏夫人的“鸳鸯阵”所破。

    1851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村北上，壮族名将西王肖朝贵、翼王石达开、北征军统帅林凤祥等一直冲锋在前。他们率先锋义军，用兵如神，所向披靡，败向荣，占永安，重创乌兰泰，攻长沙。西王阵亡后，石达开、林凤祥带领先锋军直捣武昌，一举攻克。而后石达开率领水师，林凤祥陆路并进，势如破竹，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直扑南京，率先轰开城门，一举占领南京。天王定都南京后，派林凤祥为北伐军统帅，与李开芳、吉文元一起麾军北上，历经六省，转战千里，直抵天津附近，咸丰震恐。惜孤军深人，又遇寒冬，不幸失败牺牲。这些名闻九州的壮族统帅、将领，在打仗中熔汉壮兵法于一炉，指挥若定，连连获胜。其勇猛的战斗精神，严密的组织系统，灵活的战略战术，把壮族兵法提高到经天纬地的高度。这个传统，一直传到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左右江革命。

经过2000多年的血的浇灌，火的锻烧，战争的洗礼，壮族产生了一批能“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见《孙子兵法·计篇》）的统帅和“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见《孙子兵法·势篇》）的出奇制胜的将军。他们中主要有秦汉时的译吁宋、桀将、西于王、都稽、毕取、黄同、亡波；隋唐时的冼夫人、冯盎、莫崇解、李光略、宁长真、宁暄、韦敬办、黄乾耀；宋元的侬智高、石鉴、岑世兴、岑从毅、莫保；明清的瓦氏夫人、韦银豹、岑瑛、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谭绍光、林凤祥、蒙得恩、李文彩、吴亚忠、黄鼎凤、李锦贵、岑毓英、岑春煊、岑毓宝、黄守忠、吴凤典；辛亥革命至民国的黄和顺、黄明堂、陆荣廷、谭浩明、卢焘；我党领导下产生的杰出将领韦拔群、黄治峰、韦国清、韦杰、覃健、朱鹤云、覃士冕、覃国翰、吴西、冼恒汉、韦祖珍、欧致富、卢绍武、黄惠良、黄新友以及不同时期加人革命队伍的陆榕树、覃异之等。

    岑家兵法又称岑家兵略、岑氏家法、岑州家法，是明代集大成的壮族兵法。《赤雅》、《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娇南琐记》、《古今图书集成》及《续文献通考》诸书皆有记载。岑家兵法以岑氏军旅生涯为主要来源。据《宋史·理宗本纪》载：宋景定三年（1262年）“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为王臣”，曾“纵兵杀掠，迫死知州李显祖”(《元史·本纪》)。从此，岑氏家族驰骋粤西，直至清末均为壮人望族。如1276年，岑世兴官至怀远大将军，佩双珠虎符。元末岑伯颜乃来安田州路总管岑也先之子，为田州首任知府。明代瓦氏夫人亦姓岑，归顺州土官岑璋之女，因名花（壮话答瓦），受封二品夫人，遂称瓦氏夫人。至清末，岑毓英官至云贵总督，楚粤各军统归调度节制总兵，封太子少保。子春煊先后任工部主事、光禄寺少卿、太傅寺少卿、大理寺正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讨袁大元帅。这些，都是给岑家兵法做过贡献的人。岑家兵法以岑家军事实践为主，也包含了整个壮族的军事思想。

    岑家兵法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首先，它具有防御性质，即所谓“推其长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离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其酋皆世袭”（见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壮族作为稻作民族，居而求安，不喜攻伐。但壮乡实际处于十字路口上，须北防官军，南防外患，东防番禺“以兵威边”(见《史记）卷113《南越尉陀传》)，西防南诏大理，故而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思想。当然，内部也需防备，如明“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民遭盗贼，不逞守处”，知县遂“召壮之驯者，立寨耕守”（见清宋锦：《德庆州志》）。壮民族的民防系统，历代王朝也顺其势利用，若“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遇捕盗，则官给器械。”宋“绍兴四年（1134年），广东宣谕明橐言：‘岂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趾，比年差点赴桂州防托，其峒官及亲属及本户丁夫，未尝被差……乞行下经略司，应峒丁、土丁各仰本处防守，无得诏发。’诏依”（见元人马瑞临：《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郡国兵乡兵》）。

    防御性决定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宋时对农奴“给田使耕，都以武伎”，“强壮可教勒者，

谓之田子甲，亦日马前牌，皆青布巾，跣足，总谓之洞丁”（见《桂海虞衡志》）。明代，每个儿童出生，本身就是未来的兵丁，故《赤雅》炼刀条载：“儿时选精铁如儿重，渍以药水。及长，咒时炼日，刺熊冲坚，服以终老。”这块与新生儿一样重的炼刀铁，以有毒药水浸泡。长大了举行成丁礼，将铁打成防身刀，随终身。试此刀时必以牛，“仰刃牛项下，以肩负刀，一负即殊者，良刀也”（见元马瑞临《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郡国兵乡兵》）。俍壮如此，受制于土官的瑶人也不例外。炼刀成了峒丁的标志。明代俍兵还经常被征调布防，《广东通志》载：“俍壮者，高州府所属州县，先年节议招取广西耕守俍兵共一百三十一村，僚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壮九寨兵二百一十名；化州共二十村，招二名，领兵一百九十四名；茂名俍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领兵八百三十九名。壮七寨，招主二名，领兵八十五名；信宜俍四十七寨，招主六名，领兵约一千三百十七名；电白壮二寨，壮目三名……”（见阮元《广东通志》卷33）。这些俍兵壮丁皆举家前往殿压驻地，屯田耕守，照顾到了传统的兵民一家之俗。类似耕守俍兵，德庆、连山一带也为数不少。此为壮族主要兵制。

    壮族古代的兵种主要是水军和步军，少有骑兵，故侬智高在归仁铺为藩落骑所败。越人素谙舟船，若有战事，必先“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所以习于水斗、山斗的壮人不积粮草而备粮船。侬智高靠其战舰，沿西江东下势如破竹，后从广州后退，也是因其战舰被番禺县令肖注募兵焚毁。从军旅结构上看，可分为常备军和后备军，常备军指的是土司衙门团总所辖的常备峒丁，如南丹土官的兵房武装亲兵，通常有十一二棚，少的几棚，每棚10人，设十长领班。十长之上为百长。亲兵主要保卫衙门及土官安宁，维持社会秩序。地方各哨，还有一棚或多棚兵丁。有的还设大小团总。至于国家派驻地方的军队，不属土官指挥范围，归国家各级军事长官指挥。明代壮族地区各州县普遍设的土巡检，则为“以夷治夷”之产物，专负弹压之责。后备峒丁以全民皆兵为基础，其结构不同时期稍异。如宋“治平二年（1065年），广西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予旗号。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其籍”。到大观二年（1108年），“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见元马瑞临《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郡国兵乡兵》）。这种源于民间“全民皆兵”的制度，实际已由原来的结合团演变为半官方军事组织，基础雄厚，一呼百应，甚为严密。

    明代，出于殿粤之需，官兵、峒兵、俍兵统一部置，统一调度，相当严密。万历二十七年杨芳任广西巡抚，命人助纂《殿粤要纂》，以贯彻其“疆场寄重而形势、士马、储备、甲兵诸务为最先”(见明杨芳《殿粤要纂》，范宏贵点校，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的思想。全书连总图、府图、州图、县图、巡检司图共129幅，每幅配有图说、置校、岁饷、戎器四方面文字说明。总图载：“广西通省官军、哨队、目兵、民款、打手、耕兵六万二百七十八员名。”点明了军队的结构为6个层次，上为专管殿压的官军，下为不脱产的耕兵，把官军与俍民耕兵连为一体，一直到各巡检，形成统一的编制。小小的古零（今广西马山县古零乡）巡检司土目覃氏，“司辖四城头，畸零十八村”，因“向逞狂悍”，又“未见其革心也”，因设巡检，以镇“兵民纳粮听调”，“该司额调征兵四百名，戌省目兵三十八名”(见《殿粤要纂》)，调额可观。当时古零司人口稀少，400名囊括了所有可应征之男子，他们有事出征，无事归农。

    壮族兵法既以防为主，攻防兼顾，就很讲究防御体系。以上林县图为例，县衙所在地有四方城墙，四个城门。因曾有八寨起义，故其东建有城墙二门的南丹卫，有三里参将镇守，其南有标营兵，西有咘咳右营，东南有龙蛤左营，东北有龙蛤后营及外调来的湖营，正北有协守南丹目兵及三里营。县衙四周有东营、南营、北营，西为昆仑关。再就是环绕着思吉镇、独山堡、利抱堡、爱敬堡、白崖堡、通真堡、禄毛堡、禄西堡、二畔镇等一系列的镇和堡守护守护，边界又有古参隘、童逞隘、古龙隘、古槐隘等若干易守难攻的山隘口守护，以及环布的壮民村寨，往往各寨重要山口还砌有扼守要冲的石墙，通高3米左右，留城门出人，门边设有炮楼。入寨，则寨门设望楼（大户家也有望楼）。望楼上悬挂铜鼓或皮鼓，以作发令传讯之用。与县城四门钟鼓及衙门鼓楼之铜鼓形成一个传达信息的网络。这样，官方的防卫体系和民间的防卫体系便连为一体。各山隘口的防卫，多在两侧山腰以土块或石块垫高如桌子大小的石头，一旦有入侵骚扰者，即从山上放滚石，以大带小，形成石流，烟尘弥漫，声如雷鸣，震天动地，令敌胆寒，一旦淹没石海，鲜有完尸。日本鬼子就曾吃过这种苦头，在壮乡不敢久留。守城之法，擂木滚石与内地无异，惟有粪战独出心裁。其法以水兑粪，放在大锅中煮沸熬粘，以瓢从墙头往登云梯的敌人头上、脸上浇下去，登者辄坠云梯，甚有奇效。总之，土司制建立之后，实现了朝廷“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上下相维，有臂指之势”（见元马瑞临《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南》第2册）的构想。

     壮族峒丁戎器甚多，《文献通考》说“其械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山弩、竹箭、桃榔箭之属”。弓箭以南丹为佳，上等弓为加木，次为石木，又次之为黄速櫑，较差为燕脂木。总之是“以劲木为弩，聚毒傅矢，中人立死”（见明邝露《赤雅》）。“毒槊无刃，状如朽铁，著人无血而死”，类似“《列子》所称霄练”（见齐治平《桂海虞衡志校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唐段氏《酉阳杂姐·物异》说得更玄：“毒槊：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而下，人入地丈余，祭地方撅得之。”《学津》说“蛮中人呼为铎刀”。关于毒矢，《赤雅》说：“射鵍捕蛇，以合百草。炼时日，作毒矢。仰射飞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传宋建炎（1127-1130年）年间，南丹有凌、罗二将，“贼曹成入广西，建大旗，购二人。二人遣健兵侏儒者数十辈，截发为牧童，候成兵过，自牛背张弩以毒矢射之，中者立死，成惊惧遁去。时盗满四方，广西独晏然者，二将之力也”（见《桂海虞衡志校补》）。

    岑氏兵法的军旅指挥系统上下分明，“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见《桂海虞衡志校补》)，上下相属，统一指挥。瓦氏夫人赴苏淞前，向所部申明“四不”、“五斩”，即“一不许骚扰百姓；二不许奸淫掳掠；三不许马踏禾田；四不许违犯军令”。“五斩者：临阵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言惑者斩；敌人冲袭而乱者斩；敌以金帛遗地，拾者斩” （见谢杰《虔台倭纂》卷下《倭议二》），可见纪律严明。据《粤西丛载》：“广西女土官瓦氏率万人来援，泊胥关月余。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军门下檄辄亲视。居亭民诉部属夺酒脯者，立捕杀之，食尚在咽下。”有此法度，指挥系统才灵便。

    瓦氏夫人对抗倭寇的俍兵，武术要求甚严，众术颇精，皆得力于平时训练。为随时应调，壮族兵丁每年农闲都要操练。如宋熙宁（1068-1077年）年间，根据王安石建议“训练二广峒丁，以利禄劝奖，使勤于阅习”，熙宁十年（1077年）枢密院又“委经略司行下训练，第为三等功。武艺出众为上，捐其徭役。人材矫健为中，捐其可配。余为下”（见《虔台倭纂》）。官方如此，民间当然还要加练，练到“儿能骑犬，引弓射雉兔”的程度，“少长习甲骑，募为俍兵”（见覃彩銮、黄明标《瓦氏夫人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故《岭外代答》云：“邕州溪峒之民，无不习战。刀弩枪牌，用之颇精。”瓦氏夫人年青时“见拳师授徒，心羡而但立良久，父呼始觉。归制长矛，重十斤，昏旦雨晴，于月下草坪或灯前空地，悉仿操练，虽困不缀。拳师知之，亲临点授，并晓以兵法。越数年，造诣精湛，青壮威佩”（见覃彩銮、黄明标《瓦氏夫人论集》）。嫁岑猛后，与夫学艺，善舞双刀如轮，人莫敢近，她颇得岑家兵法真传。其战斗组合和战术，“岑氏兵法，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见明邝露《赤雅》)。又《筹海图编》卷11载：“东兰、那地、南丹州之俍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凡一人赴敌，则左右人呼而夹击，而一伍皆争救之；否则一人战殁，而左右不夹击者，临阵即斩。其一伍之众，必论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而一队皆争救之；否则一伍战段，而左右不夹击者，临阵即斩。其一队之众，以论罪者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言惑众者斩；敌人冲而乱者斩；敌既败走，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而不追摄者斩。”“所谓论功行赏之法，战殁受上赏；当临阵跃马前斗，因而摧敌破阵，虽不获级，而能夺敌之气者受上赏；斩级者论首虏以差，斩级而能冠所同伍者，辄以其人领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败。”这表明岑氏兵法，不仅阵上战斗组织严谨有序，易于克敌制胜，而且赏罚分明，激励将士，故能十出而九胜。瓦氏夫人在运用这种战法时，相当灵活。据《怀远县志》载：“临战时，鸡叫天三声而作，各贯铁甲胄。胄饰鸟羽，甲外有毯衫，衫外有绵被，用蔽足，而木牌则用以蔽身。先用大弩竹箭，稍近用铁箭，再近用三镖，镖尽继之以枪，又继之以刀。每一铁牌在前遮十人无甲者，有甲者坐战，无甲者为飞将，顷刻间分胜负。”瓦氏夫人还擅长鸳鸯阵法，其法将俍兵编为哨、队、甲，“凡每甲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者，八人俱斩。一甲被围，二甲不救；一队被围，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围，别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依法斩其哨、队、甲长”(见谢承仁《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此阵法后来为戚继光所重，并加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阵法，即以队作为作战单位，队长在前，二人一持长牌一持藤牌继后，以长牌拦敌之长枪重矢，掩护后续兵丁前进。藤牌手有标枪两支，腰刀一把，低头交锋，敌近以标枪刺杀。继其后，二人拿粮筅（竹帚）护牌手，抵御刀枪。其后四人持长枪，二护牌，二护筅。再往后，二人用叉、枪、棍等兵器，与长枪相救应，长枪不中，短武器击之。最后，还有一名火兵(见《瓦氏夫人论集》)。据《筹海图编》卷11载：名将俞大猷也吸收瓦氏夫人的岑家战法，他从招募士兵中“择其最晓勇者，各照俍兵、土兵法，编为队伍，结为营阵，象其良甲，演其技艺，习其劲捷，随其动止饮食”，用以制敌， 使瓦氏阵法得到推广。

综上所述，以《岑家兵法》为代表的壮族兵法，有较为完备的内涵，包括防御性的军事思想、亦兵亦民的耕兵制度、严谨灵活的指挥系统、赏罚分明的军规军纪、训练有素的常备和后备、结构独特的战斗队形、灵活果敢的战斗方法以及克敌制胜的阵法等，这是壮族文化中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土司制瓦解，结合团形式在民间依然存在，并且也利用了《岑氏兵法》的一些要素，但与官方不发生关系，变为纯粹的民间防御组织。（以上资料，系壮族学者、中国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先生提供）

本文编者：韦炯隆，壮族，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