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盛宴电影韦口舔脚:王明的这一生-历史军事-小说在线阅读|TXTjar电子书下载

第八部分 1.大河东流（1）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对教条宗派发起新一轮更猛烈的抨击。王明路线被上纲上线，成为众矢之的。

    毛泽东一面把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的代言人王明，一面继续维护莫斯科的权威，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不同点。毛泽东的威望空前上升，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在中共历史上，高层人事变动都要得到莫斯科首肯。毛泽东打破陈规，逆势而行。就在毛泽东得心应手，王明焦虑不安之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延安。

    延安整风，仍在进行，中央领导核心也在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在与王明的较量中，刘少奇脱颖而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协助毛泽东开创华北新局；武汉沦陷不久，他又挑起中原局的重任，开辟长江流域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他奉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队伍蓬勃发展。毛泽东在理论上同王明交锋，谁是谁非，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给予了回答。

    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陈云指出刘少奇是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要正名，要正位。毛泽东感到让刘少奇成为左臂右膀的条件成熟，说道：“刘少奇同志之见解所以成为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所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已为他证明了。”

    在党的领导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际，毛泽东如此评价一个人，当时绝无仅有。

    九月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电告刘少奇返回延安。

    刘少奇准备动身起程，毛泽东去电要他路过山东，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为保证刘少奇沿途安全，中央派人调查了解由华中到华北路上敌人的封锁情形。毛泽东还多次去电叮嘱刘少奇，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后，毛泽东又电告该根据地负责人，指示他们派人接送刘少奇时要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要谨慎敏捷。

    刘少奇安全抵达一二九师机关驻地山西涉县，毛泽东又去电慰问，并要刘少奇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对刘少奇的安全保障作周密布置。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安全到达延安，毛泽东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刘少奇在路上走了十个月，毛泽东无时不在挂念，他授权刘少奇代表中央，一路考察各根据地，处置各地存在的问题，其意不言而喻。

    等待刘少奇的，将是更加重大的责任。

    自1941年九月会议以来，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王明一直患病，不参加任何工作；

    张闻天感到不适应，主动到基层调查研究；

    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主管《解放日报》；

    王稼祥对整风有一些看法，受到严厉批评；

    周恩来常在重庆，难于参加中央全面领导。

    这种状态如不改变，势必影响党的事业。刘少奇到达延安后便向中央提议：“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要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①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新明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责和权限：政治局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第八部分 2.大河东流（2）    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名正言顺了。刘少奇擢升为党内二把手，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如虎添翼，备感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在中共历史上，高层人事变动都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事先都是共产国际安排的。即使在与莫斯科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后也专门派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变动王明等人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事先并没有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王明通过苏联在延安的联络小组，接连不断地向莫斯科发密电，希望莫斯科对毛泽东施加压力和影响，干预正在日益深入的整风运动，挽救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危机。

    令王明不解的是，莫斯科竟然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决定苏联命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激战犹酣，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正全力对付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季米特洛夫不相信毛泽东会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是他的既定方针，况且，自毛泽东“当家”以来，中共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壮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在毛泽东得心应手，王明焦虑不安之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延安。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共产国际将于22日宣布解散。当翻译师哲将来电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①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斯大林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和支持，在欧洲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为消除英、美与希特勒作战的政治疑虑，斯大林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是不能忘记的。它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声援了1927年至1937年处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它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反对侵略战争，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不可能会有今天。

    然而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尽管中共日益成熟起来，但作为其下级支部，仍旧难以摆脱其权威的制约。双方的关系常使毛泽东感到束缚和不快，他甚至还不能不为自己与王明的关系而感到担心。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他的双手可以放开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没有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①

    既然共产国际不复存在，毛泽东再也不用担心对王明的严厉批评，会引起莫斯科不高兴。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解散，他越来越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其一是对党的历史，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二是必须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全党才能巩固团结，才能攻而不破，战无不胜。

    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迅速升级。

    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陆续有中央领导人来探望。当着毛泽东、任弼时的面，他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恳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甚至刘少奇，他总是大吐苦水；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一有机会就打听莫斯科有无新的指示。②

    王明对王稼祥说：毛泽东这人太厉害，睚眦必报，你过去反对过他，你是跑不了的。

    在周恩来面前，王明说：现在整风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到时一定会整到你头上来的。

    见到博古时，王明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边就有文章。

    1943年初，张闻天被通知返回延安，听说王明身体不好，和夫人刘英去看望。王明见到张闻天，又发泄一通：“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共产国际说你是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了。你的教条比我多，我嘛，只是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讳。”第八部分 3.大河东流（3）    起初，毛泽东对这些不怎么了解。当他知道王明背地里串连的情况后，渐渐意识到不把王明搞臭，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①

    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写下批判笔记，与九个文件相对应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又可独立成篇，也称九篇文章。只不过，他的矛头当时是对准博古的，情绪也较为平和。这个时候，毛泽东带着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大大地修改了原来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左”倾路线的元凶。

    第一篇是评论王明1931年9月2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一改以往的估计，否定六届四中全会，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博古、张闻天等人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这个笔记是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深恶痛绝的激愤心情：①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内闹得乌烟瘴气，……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

    毛泽东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愤的批判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发动批判王明时，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给予理解和支持。他曾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另两位书记刘少奇、任弼时过目。

    关于批判九个历史文件的九篇文章，一直没有公开过。1964年春，中央档案馆找出原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当时没有发表……甚至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毛泽东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过，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给他读过一遍。①

    毛泽东修改完九篇文章后不久，又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他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异常尖锐地说：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国民党的进攻，对大后方党员被屠杀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假马列主义。第八部分 4.大河东流（4）    毛泽东对王明左右开弓了。

    毛泽东坦率地道出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要求把党斗好，而不是斗翻。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成为整风的主要检讨者和批评对象。

    1943年9月，又是一次九月会议，再度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成员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缺席，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等19人列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坦率地道出了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一是他的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后，延安实际上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说怪话，批评中央。

    毛泽东认为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六人，只有他和刘少奇是受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欺骗了党十多年。①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央路线。

    毛泽东讲话之后，王明宗派的主要追随者博古，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他当时参加了长江局的领导工作，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王明因病未能到会，博古主动首先表态。

    没有沾染王明路线的人，讲起来比较随便。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大家便在毛泽东讲话的范围内对王明的错误作不同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叶剑英在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说：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同国民党应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

    朱德在总结了党领导下革命近20年的经历，批判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时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

    朱德也认为王明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相同点是都不要革命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都是空想；看不起自己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看得很强大；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怕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怕打烂家当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朱德认为，王明有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外衣，把人吓住了，陈独秀则是****产国际的。

    9月13日，康生首先发言，他不满意前三天的会议，认为要好好地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小册子，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他说自己最近花了两天时间看这本书，发现这是一大骗局。王明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而是反立三路线的右，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

    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造成的恶果来检讨。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更多地揭发。他批评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称自己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起草《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康生说，《新华日报》完全是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言论，时时、事事、处处帮助国民党，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第八部分 5.大河东流（5）    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检讨。他认为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是不行的。

    康生要求别人自我批评，自己却一再辩解。他说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自己要篡位，他当时岂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王明在组织上有阴谋，想抓军队，自己是知道的。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再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抗战以来，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有执行王明投降路线，真是一个幸福。假如换一个环境，遇上的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常想的一个问题。

    有人对康生把《新华日报》说成是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持不同看法，但也不好直说，因为毛泽东对《新华日报》也批评过，但经康生发挥，性质就变了。

    前三天的会议，毛泽东认真听取大家发言。这次会议，他认为该讲话了。他说，四中全会后，就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

    毛泽东认为，对教条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犯个别错误的；有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这个宗派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地改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长征途中，王稼祥、张闻天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撤了博古，书记换为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在活动。

    关于经验宗派，毛泽东说：他们大多是正派人，也有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如张国焘，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宗派。王明对张闻天说：“整风是整你和我的”，这话既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是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对有错误的同志还是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人都按这个思路检讨，其他人也按这个思路展开批评。①

    10月6日，毛泽东对上一个月的整风学习进行总结，认为收获很大，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重视。他要求参加学习的人扩大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的隐私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有成效。

    这天的会上，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他认为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只有遵义会议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好的，缺点是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党内斗争方法，刘少奇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展开。②

    毛泽东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团结问题，他认为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言论一概自由。二是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

    此后，政治局整风会议暂停一个月，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学习和思考相关问题。

    11月13日政治局复会，领导层的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在严厉批判王明宗派后，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是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①

    毛泽东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能光明。第八部分 6.大河东流（6）    听了毛泽东最后几句话，博古的心情极为复杂。康生上次批评他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他认为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又作第二次检讨。

    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在苏维埃后期，在国内也是第一；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他接着回顾了教条宗派形成的一段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认为教条宗派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回国后掌握着党的重大权利，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管对错，一律照办，有的还有发挥。

    博古的检查，比起第一次来，应该说深刻多了。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也没作任何解释，他在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别人的理解和原谅。

    出乎博古的预料，好几个人对他的发言并不满意，又把历史旧账翻出来大谈一通。有人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有什么资格在中央负总责？也有人说，博古参加革命后没搞过工运，没搞过农运，更没搞过武装斗争，读了几本马列著作来领导中国革命，还有不失败的……

    批评博古检查不深刻的人，用语相当尖锐，几近刻薄。博古在一阵重炮轰击之下，几乎抬不起头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对妻子说：“一次、两次检讨都不深刻，不知要怎样才算深刻，自己一直勤奋工作，现在明明要算老账了。”

    “王明不到会，你当然是批评的重点对象！”妻子安慰道。

    “他倒好，安心养病，听不到那些难听的话。”

    博古心情不好，感到压力很大，心情颇为沉闷。

    博古自我检讨及大家讨论提意见，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张闻天见博古在会上的检查又被批了一通，深感不安。按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条主义排名，第一王明，第二博古，第三是自己。他认为博古检查还是比较认真的，态度也是端正的。但就是这样，博古都难以通过，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呢？

    细心的张闻天利用会后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整风笔记，实际上是一份反省笔记。他对自己参与所有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的表现，作了无情剖析，一一诉诸于笔端。

    政治局整风并未因博古思想不通而暂停，会议仍按计划进行。博古检查之后，李维汉与其他几个人也分别作了检讨。

    11月21日，轮到张闻天了，他根据尚未写完的反省笔记，扼要谈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关系及分歧，回国后又写了一些带错误倾向的文章，为王明路线张目。长征途中，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思想开始变化。遵义会议不但未受打击，反而被大家抬出来代替博古。由于处在这个特殊顺利的环境，长期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以至教条主义思想未能根除，一有气候和土壤，就会又冒出来……

    与会者对张闻天的检查也不满意，提了许多意见，有的意见也相当尖锐。张闻天一一记录下来，准备在他未写完的《反省笔记》里再认识。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整风检查，仅准备检查的发言提纲就有两万多字。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他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历最老，了解情况最多。

    周恩来的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个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五大讲起，一直讲到当时，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整整讲了五天时间。

    按照两个宗派的思想，周恩来把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十二月会议、武汉时期的种种错误，实事求是、毫不留情地端了出来。

    抗战初期，毛泽东提出游击战的方针，周恩来一度倾向同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在山西时曾与刘少奇、杨尚昆一度发生过意见分歧。王明回国后，周恩来在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对他是有看法的。如把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对王明错误路线抵制不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王明错误，故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也牵涉到周恩来。第八部分 7.大河东流（7）    在讲到王明错误时，周恩来认为：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上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中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把党作为私人工具，与延安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

    周恩来归纳王明的错误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本质上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这样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能引人深入思考。①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康生要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戴到王明头上，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并说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乱整。

    王明因病缺席政治局会议，但没能逃避整风检查。

    11月29日，政治局就王明错误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委托李富春与在养病之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供政治局讨论。②

    李富春走进王明的窑洞，转告了中央的意见。

    王明送走李富春后，对妻子孟庆树说：“看来，这回老毛是下决心整我了，怎么办？”

    “你应该有个态度啊，李富春来的意思是什么？还不是叫你送个检查，不然，如何能过这一关？”

    王明只好让妻子代笔，自己签名，于12月1日向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全盘放弃过去提出的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他在信中说，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他的主要是哪些问题，他还不知道，等得到中央正式通知后，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①

    王明这次主要检查了两个问题：

    1．1941年9月底10月初，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能把这些政策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

    2．1941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谈过，指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许多缺点。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出我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王明这时尚不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反党活动，王明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中央文件对王明问题的表述是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了解到中共中央的结论，感到颇难接受。第二天给周恩来写信，表面上感谢周恩来的帮助，但又不服气地提出了一些问题：①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的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和缺点，而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第八部分 8.大河东流（8）    （二）关于在莫斯科作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十二月会议及武汉时期的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显然，王明对中央的决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就在延安把斗争矛头尖锐地指向王明之际，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道出他对中国党内状况引起的不安。

    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改任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主任。他认为自己不应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但从私人友好感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实有必要。

    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建议：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洗办法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是在为国民党效劳。①

    应该说，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但不是****产国际，更不是反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把握整风航向，严格防止有人把批评王明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挂起钩来，特别是防止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联系起来，避免给人提供“不尊重斯大林”、“不尊重苏联”、“不尊重共产国际”的口实。

    毛泽东知道王明错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内在关系，但他的思想主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尊重的。在谈到王明的两次错误时，都回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的错误，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一面把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的代言人王明，一面继续维护莫斯科的权威，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不同点。后来他说得很明白，当时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一字未提。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是尊重的，特别是对季米特洛夫还有一种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如果当初不是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是站在王明一边，那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驻延安联络员孙平那里看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当即挥笔写了复电稿：

    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和慎重的。

    我向你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对王明和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他明确告诉孙平，这份电报不要对任何人讲，包括康生本人。当孙平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第八部分 9.大河东流（9）    电报发出去后，毛泽东似乎有些不安。第二天，他又来到苏联红军联络处的窑洞，询问复电是否发出。他告诉孙平，那份复电可能不妥当，担心季米特洛夫不满意。在谈到王明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再没有提到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①

    毛泽东对王明的定性十分慎重，一直在考虑是否再给季米特洛夫补发一份电报。7日上午9点，毛泽东再次走进孙平的窑洞，又起草了一份复电，以挽回第一份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在电报中真诚地感谢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并表示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在谈到党内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将采取团结的方针，当然也包括王明。可惜，季米特洛夫关于康生的劝告，毛泽东还是没有听进去。

    康生本是王明的追随者，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又成为王明的忠实助手。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后，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康生带头举杯，带领与会人员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宴会后，他又借机提议，拥护王明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并精心组织了一场签名活动，串连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

    康生随王明回国后，见地位日益巩固的毛泽东要批判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王明路线的受害者，并通过种种手段，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利用职权，在肃反审干中大搞逼供信，任意罗织罪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更有甚者，康生见王明大势已去，为显示自己与王明势不两立，竟然要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戴到王明头上。对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对康生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乱整。①

    讨论党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坚持宁留缺点，不留错误。王明说自己既起过消极作用，也起过积极作用。他认为决议说过了些，把共产国际的错误说成了他的错误。

    陕北高原的严寒，悄然而去；春姑娘披着春风，翩翩来临。1944年初春，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对重大历史功过作出客观评价：

    一、党内党外问题。在整风期间，有人怀疑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毛泽东肯定是党内错误。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毛泽东说，有人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是合法的，但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毛泽东说，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适当。过去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要弄清思想。

    四、关于“六大”方针。整风学习中多数人要否定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五、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对的，也应当承认它。

    六、宗派问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经验宗派也没有了，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历史上的东西已经不是主要东西了。①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党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后来又增加博古。任弼时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决议的起草和日常工作。第八部分 10.大河东流（10）    这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作好进一步准备。

    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讨论。1945年3至4月，讨论加紧进行，各个小组连续开会，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中全会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开始，从草案起草到铅印稿，都说这次全会在清算党内“左”倾错误上不但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认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王明错误路线充分形成开始的。

    对四中全会的评价，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从1941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起，特别是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央反复地考虑研究，一直没有做出正式结论。1945年4月5日铅印稿中，对这一点作了重大修改，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开始。

    有人还提出，决议草案中应写上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要求写上王明“左”倾路线使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不同意四中全会与临时中央是合法的。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解释。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没有说品质问题，也没有说非法问题，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①

    决议起草期间，王明正在家中养病。中央先后把三次草案都送给他看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一起两次看望王明，帮助他指出缺点错误，毛泽东后来也去过一次。

    在4月1日至2日的第一次谈话中，王明承认1937年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后来在武汉工作时“组织上对中央不尊重，这是不对的，但主观上不知有何原则错误”；他主管的《新华日报》不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恐发表后有不同意见，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面对毛尊重不够”。

    4月13日，第二次谈话时，王明说他最近看了毛泽东的一些旧著，才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用现在的观点与毛的思想去看，是有错的，它不仅起过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说过了些，把共产国际的错误说成他的错误，如以小册子为代表，他可接受。①

    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记录。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当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后转毛泽东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在信中表示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错误。对武汉时期的问题，他认为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反省，表示今后按决议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学习和研究，以改造思想、纠正错误。

    王明在信中表示，按照决议精神作出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他都服从接受，并愿意在党安排的任何下层岗位上，从头学起，重新做起，以补偿自己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中央承认错误，系统检查，并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比较深刻，与决议精神基本一致，对当时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顺利召开，有积极的意义。

    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当时毛泽东与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声明书，交待他自己的错误，他不同意。他认为苏联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为期不远，毛泽东未必敢开除他的党籍。第八部分 11.大河东流（11）    可一些同志来看他时，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一、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地方申诉自己的意见了。按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体力阐明自己的意见。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毛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拒绝七中全会的决议，七大也能通过，如果再不服从，就会开除出党，再进行斗争就很困难了。①

    1945年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占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

    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准备。从1928年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就提出要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由于国民党军连续大规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因条件不成熟，七大继续延期。

    历经十数载磨难，其间艰难曲折，是是非非，中国共产党经历痛苦而沉重的总结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室内屋顶为大跨度穹窿式，主厅采用传统的石拱结构。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浑然天成。礼堂正门上方“中央大礼堂”五个大字，为康生所题。

    这一天，宝塔生辉，延水欢笑。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里。大礼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与“同心同德”的主题词交相辉映，融汇成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

    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开幕这天，警卫员用担架将他抬进会场，参加完开幕式后，他就再也没有到会。这是王明第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①

    酝酿选举中央委员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选举的标准是什么？有错误的人要不要选？针对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5月24日，毛泽东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议程时，有针对性地作了一次讲话。

    在整风运动中，除毛泽东与刘少奇外，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差不多都受到批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七大选举纯而又纯，尽善尽美，这项工作难以进行。

    毛泽东说，犯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理想。一个人在世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过去图简单，就方便，不愿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还相当地存在。六大没有选举陈独秀，四中全会没有选举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党不犯错误，反而犯了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没有解决。

    毛泽东强调，犯过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的人，可以选，包括王明同志这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要选。

    6月9日，会议正式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44人当选，王明、博古、张闻天名列其中。王明得票321张，排倒数第二位，居博古之前。第二天，王稼祥全票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更多地表明了全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