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吻也飘然之国庆商务:老革命家何载同志情真意切的一封信

老革命家何载同志的一封信

“旗帜网”按：何载同志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今年88岁。他是《向往毛泽东》丛书编委会总顾问之一、“毛泽东旗帜”网站顾问。多年来，他热心组织扶贫工作，做了大量农村调查，向中央写了许多报告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这次写的“几点遗愿”，很有见地，特推荐给同志们阅议。

“旗帜网”负责同志：

您好！寄来的很多材料收到了，谢谢您的情意。

我由于身体欠佳，长期在医院，有些想法，向党写了几点建议，送您留作纪念。

何 载

2007年3月

几 点 遗 愿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在获得伟大胜利的同时，负面因素开始萌生
一、警惕分裂分子
中华民族实质上的统一，并不是唐、元、明、清，而是现在伟大的祖国，尽管台湾问题尚未解决。
中国的崛起， 国外反动派看到用战争的手段己达不到他们罪恶目的，便极力施展敌视、遏制、分化、瓦解的伎俩。
美国智囊布热津斯基抛出臭名昭著的“九国论”日本的反动派、“台独分子”、“东突分子”、“西藏独立分子”以及香港的所谓“精英”，立即群起叫嚣；而内地的一些网站、小报、杂志也不时配合鼓噪。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某些省市领导干部，在取得伟大胜利的面前，忽视国家民族的利益，自觉不自觉的“帮腔”。特别是某些地方，由于地理、历史、政策因素，经济发展较快，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占全国1/10、1/8、1/7，对国家的贡献日益增大，但牢骚遂多，埋怨中央对他们课税太重，分配不公，把他们上交的钱，一古脑儿支援西北、西南的“无底洞”。要求对他们应予不同别省的“特殊政策”。更有甚者，竟提出按“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分开来干”、“各起炉灶”，使他们的发展更好更快。尽管这些言论与分裂分子有本质不同， 但值得警惕。
有些学者，引用原在中国现在美国做排球教练郎平提出的“体育无国界”，要求在经济、法制、文教、政治领域加以推广，全面实施“世界合一论”、“全球史观”。
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有的负责同志对此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认为这是“思想解放”、“自由和民主”的体现，是“初级阶段正常现象”，公然宣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思潮就会自然消失”。
我和一些老同志感到这种宣传，政治上是危险的，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阻挠社会前进的事物没有不经过斗争和变革，就“自然而然消灭”的事情。这些同志：
(一)忽略了一切反动言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先造舆论、后行动”的潜规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教训。
(二)他们忘记了国际反动派早就设定的险恶毒计，要在我们“第三代”身上“下注”，培养他们的“喉舌”，“深喉”和“代办”；向著名高校赠款、捐献、颁发奖学金及助学金，培养“亲美分子”，实行“对冲战术”。
(三)他们不顾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是干百万志士仁人、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无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悲惨苦难的历史，无视台湾问题尚未解决，而数典忘祖，乐而忘忧。如不克服，任其与国际上喧嚣的“小国优越论”纠合，后患无穷，将使我们成为历史罪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二，党建的根本原则千万不能改
坚持改革开放，倡导自主创新，推行国际接轨，都是中央英明决策，全国拥护，世界称道。但一些人以此为借口，提出改变国家和党的某些根本性质。除了“新西山会议”上那些令人不齿的谬论外，仅举近年一些省市报刊上的言论：
把“党管干部的原则”改为“行政委任制”(即美、日、新、台那一套)。
把“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改为“才主导一切”，并规定了百分比，其中“德”仅占20％。
把基层党建的“根本标准”—战斗堡垒和核心领导作用，改为“群众满意不满意”。
把选择任用干部标准简单改为“一听话，二有能耐。”
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诠释为“天人合一”、“仁人社会”、“马、毛、邓、佛融合”。
把政府与人民分割，说什么“政府与人民不能划等号”，“政府不能代表人民”。
把“马列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
当然，这些并不是社会主流，也不足以摇撼基本国策，但我们绝不能忘怀居安思危的教言。设想，这些原则如被改变，“发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何在？假如改变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党管军队”将何以为继？中国受到世界的如此尊重，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色。假如改变了这些特色，不但又受人打压、欺凌，还会把党引向分裂的险境。

三，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
我们党空前壮大，全国平均19人中就有一名党员；如果加上团员，则平均9个人中就有一名党团员。今后最迫切的任务，是适当控制数量，狠抓提高质量。
党在各条战线上喜事连连，人们满心欢庆，但希望关注滋生的问题：
(一)大多数市县领导未能或不能够坚持政治理论学习，除了工作忙，会议多以外，主要是把很多精力用于招待、宴请和“赶场子”，有的还掉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染缸”。不少领导把招商引资、争项目、跑部委，：作为首要的政绩。他们不但荒芜了自己的“正业”，更严重的是，把党的核心领导降为公关的“小伙计”。
（二）迷恋于讲形式、求表面，陶醉于讲空话、套话、假话。在城市建设上,追求形象,大拆大建.讲究排场；在新农村建设中,肆意侵占农民耕地,追求阔气。热衷于劳命伤财的“政绩工程”,有个县的广场自诩比天安门广场“大一倍”，有两个市争建世界上最高的楼房,12个城市己建和正建“超级大剧院”。不愿扎扎实实地做基础工作,忘记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教训。
(三) 厌恶艰苦奋斗的精神，浮躁心态膨胀，“不务实于事,不求实于思”，一味地贪大求洋。言必美国,学必西欧。过多的自己宣传“世界第一”、“亚洲第一”,既不符合13亿人口的实际，也给反动派抑制中国提供了借口,还会引起第三世界怀疑我们要“挤进”第一世界,忘记者朋友。在执行政策上，盲目”一哄而起。”
1、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人就宣扬“市场万能论”、“市场是法律”、“市场是道德”，“市场统领一切”。匆忙把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尚未市场化的公交、医疗、廉租房等公益事业扔向市场,引发许多矛盾，最终又重新收回。
2、中央提出推行“股份制”，一些人就认为“神丹妙药”，“一股就灵”，强行推行股份制改造,迫使条件不成熟的企业不适当的转让或破产,把许多国企廉价卖掉、改掉,留下许多隐患。
3、中央提出发展民营企业，一下子把民营企业当成“造福的菩萨”，以至新加坡有正义感的评论家讥笑我们是“教科书的经济学”，“为民营而民营”“为市场而市场”，是”市场经济崇拜者”，“股份制的迷信者”，“股份制的虔诚信徒”。
一些老同志感到，这种“学费”我们交的太多了，苦果吃的不少了。违反客观规律，到头来，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我们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己占党员总数的29％,在各条战线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干部己6达万多人。希望在此基础上,领导挂帅,全党动手,培植一支善于与中国实际结合,忠于党和党性原则,勇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军。以利于端正党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四，两个积极性不可缺一
当前围绕着提高工效、反腐倡廉，党内外出现了两种呼声，一是要求中央更加集权；一是给地方上更多权利。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和经常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拨天平”，把调动“条块”的积极性作为治国理政的大略。80年代中央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向地方政府放权，出现了某些“凌空现象”，以至于中央向地方财政“借钱”。
近年来有效地发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使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可淡化地方的积极性。
一些同志为了强调监控力度，提出多增设垂直机构。我们感到这是本末倒置，超越现实。他们忽略了：
(一)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心任务，以及种种应急工作归根结蒂，最终都要地方积极贯彻，认真落实。“上面干条线。下面一根针”,过多增设垂直机构并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二)我们的中央政府比任何国家的管理机构多，计：27个省区，4个直辖市，2个行政特区，4个经济特区，104个部委办，还有军委四总部和武警总部。至于垂直机构，过去有公、检、法八大系统，近年增加了16个。随着经济发展，又增设了一些局、委、办，加上，因紧急任务，临时派出的各种检查、巡视、考察、调研等小组。有的省市在同一时间要接待几批上级来人，使下面同志感到应接不暇，陷入“愈精简机构，人员愈多”的怪圈，有位老同志按旧方法统计说，我们的官民比例己达1：28。
(三)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拉大。如再过多增设垂直系统，不仅淡化了地方党政职能，弱化了民主建设，势必引发正在蓬勃发展的改革工程“走过场”、“一刀切”、“条块”矛盾。
(四)过分强化垂直系统，还会造成一些地方政权变成“转办”和“传达”机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干部中的消极情绪势必增长。近年来流行的“保官哲学”、“模糊哲学”、“中
庸之道”、“不作为”思想，以及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等，以致有的地方贪污腐败转为更多样更诡谲的形式。把赌博搬到跨国边界；买官卖官潜进军内。
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深入基层、听取党内外意见、组织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树立了崇高形象。许多老同志在敬仰之中，盼望汲取国际经验，着手有计划、有步骤、持之有序地培养中央的接班人，使中国革命的宏伟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以上仅是我和一些老同志看到、听到的一些想法和情况，秉笔直书，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区区之心，殷殷之情，祈能谅察和指教。

何载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