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是身处盛世，然而我总是忧心忡忡，我总担心是中国的发展还有多大活力问题。每年大约10%的增长膨胀了经济规模，也模糊了中国人的视线，以为中国进入了“康乾盛世”。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记录，1776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这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引爆了后来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同一年7月4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主张人人平等，美国由此而诞生；而同年4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 的理论为整个西方200年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之源；其时，西方世界勃发生机与活力，而“十全老人”乾隆统治下的中国虽然GDP占据全球第一位，这一年还收复了大小金川，文治武功胜于一时，天下赞颂，实际上却是思想禁锢、死气沉沉，无一点活力。这年11月16日乾隆发布的销毁图书谕示，使得70万卷图书毁之一矩，仅浙江一省就毁掉图书538种。所谓“盛世”，其实是回光返照的虚幻梦境。仅仅过去60年，天朝上邦就衰败了，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
我是以满心的忧患来看中国目前所谓的盛世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信贷风险的出现，使我清醒的看到，中国的种种落后一下子集中在这一个阶段，像喷泉一样喷发出来。所以，当“富士康”事件出现时，我以学者身份猛然抨击所谓的“代工经济”及其背后的“深圳模式”。中国人为之骄傲二十多年、曾经充满活力的深圳有45万人集中在一个企业为海外打工，每个人基本工资只有950元，深圳在停滞不前，就像停在深圳湾边的“明斯克”航空母舰，已成为一个历史展览品。经济上依赖投资刺激，受制于西方的代工模式，政府债务高达八万亿，而垄断与计划经济的复辟在很多地方蔓延而渐成大势，有些人则把这种缺乏活力的过分的政府干预的市场规模视为“中国模式”而借机吹捧。中国30年为之奋斗的改革开放经验似乎在不自觉间被在本质上篡改，邓小平所强调的一个“放”字被置于脑后。1993年后，奉行的一个“收”字，使得财权越来越集中，改革越来越变为少数人主导的行为，变成英雄创造历史，而基层的活力则越来越显衰竭。在经济上高度集权与政治上的腐败日益严重，这两种现象像赛跑似的表现着。
我认为中国社会形态转型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谁都讲十字路口，又有几个人解得其中味？中国种种变化要素聚集，正在由量变向质变转化，面临一次新的大转折。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期望能够坚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并且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当前最为重要的两项改革，是财权改革与干部制度改革，这两项改革，决定根本，弄好了则天下活气四溢，弄不好，则天下板结而致天下动摇。历史处在一个异常期，需要睿智与慎重，然而首先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陈腐。目前的中国既需要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以维护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安全，又需要权力与财富的分散，以维护创造的活力。这是个两难选择，这正是智慧大显身手的时期，任何一种极端化都会窒息生命或者摧毁生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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