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男人李准基:海权,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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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0-09-21 11:40:57 来源: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
关键词:李鸿章刘公岛保卫战海防思想反潜作战平壤之战
内容摘要: 1894年9月17日,就在平壤之战爆发的第三天,中国的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海上交锋。1874年底,李鸿章上了一个《筹议海防奏折》,他在这个奏折中呼吁清政府关注海防建设,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设上投入经费。


1894年9月17日,就在平壤之战爆发的第三天,中国的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海上交锋。这是近代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有12艘。战斗由中午12时50分开始,一直激战到下午5时40分结束。海战的结果是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等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5舰亦受重创,但一舰未沉,死伤官兵600余人。黄海海战历时5个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
一百多年来,国内关于甲午海战的争论沸沸扬扬。论者或认为是清军的腐败导致作战失败,或干脆不认为中方战败。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说:“全面地考察这次海战,可知中日双方是各有得失的。仅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评论胜负,都是不适当的。实际上,这是一次未决胜负的海战。”对于虚骄的国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安慰。如果说这场海战的最大失败还不是中方沉没的5艘战舰,那么海战之后,中国海军龟缩在威海和旅顺两基地,彻底丧失了对于渤海和黄海的制海权,并最终导致刘公岛保卫战失利后的全军覆没,便是真正意义的失败了。
海军是保卫国家主权的利器,海军不敢言战,要海军做甚?时至今日,国内仍有许多人没有认清海军所张扬的其实正是一个国家的海权。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来自何方?在19世纪大清的权贵们眼中,这并不是一个认识完全统一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由泰西漂洋过海而来的洋人,用他们手中的枪炮打开了紧闭的中国大门,这些黄发碧眼的异种成了国人眼中的敌人。当时,李鸿章曾经产生了要联合“东洋”,对抗“西洋”的想法。毋庸讳言,在李鸿章的思想深处,仍以天朝大国自居,认定日本乃亚洲小国,可以合纵连横,为我所用。这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在对日外交上的反映。然而不久,他的认识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日本的强大而深感到中国的积贫积弱,对比之下,李鸿章发出感叹。他已经预感到日本的强大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
1874年春,日本以两艘琉球贡船漂到台湾,船员被生番所杀为借口,出动兵船在台湾南端琅峤登陆。经多方交涉,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使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是年底,大学士文祥奏:“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既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在处理侵台事件过程中,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多次谈判,其对日本之印象有很大改观。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奏清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日本近年“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这里李鸿章明确提出了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提到了国策制订者面前,希望引起清廷的充分注意。
对日本来说,出兵台湾不过是初试手段,在吞并琉球之后,它又踏上了朝鲜半岛。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征韩”,据对中国外交史很有研究的蒋廷黻先生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是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便不能图强;二是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是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这些动机构成了强有力的内在冲动,并且是不容易消解的。光绪二年,日本派兵舰强迫朝鲜与之签订了《江华条约》,借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随着日本国势日强,在远东地区多有动作,清政府也渐渐感到日本问题的棘手。1879年5月,恭亲王奕■代表总署上奏,请求朝廷亟办海防,以防备日本。奏曰:“日本密迩东隅,前明倭寇屡为边患,近虽修好通商,而性情反复,又多叵测。前此台湾之役未受惩创,现又阻梗琉球入贡,废为郡县。沈保祯奏称: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诚为确论。”争之让之兵端皆起,左右均无可选择。清廷认识到,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发展到今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主要是由于国力不盛,海防未备,于是加强海防建设的呼声又起。是年7月,李鸿章致函李凤苞:“日本持有新购铁甲肆意妄为……议者恐其持强做大,渐有窥视台湾、高丽之意,中国亟须购铁甲战船,伐谋制敌。”购铁甲、建海军,与日本“战与海上”,以达“伐谋制敌”之目的,在琉球事件之后,已成为李鸿章思想中十分明确的战略方针。李鸿章并明确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到日本是中国的死敌,并预言日本目前的所有动作,是为了在20年后入侵中国。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证实了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和预言。
■深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 刘申宁
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变化格局中采取什么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斗争也和自然界一样,大凡能保留住种群的国家,并不是因为羽毛漂亮和体态丰满,而是那些牙齿和爪子异常锐利的种类。
怎样才能成为亚洲强国?从19世纪到今天,一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其实在李鸿章那个年代,“海防战略”就已经是国家发展的紧要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发展海军。海防需要人才,需要钢铁,需要设备,海防带动的是一系列工业产业和整个国家的近代化发展,并由此走向繁荣和富强。
1874年底,李鸿章上了一个《筹议海防奏折》,他在这个奏折中呼吁清政府关注海防建设,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设上投入经费。这里李鸿章所提的“海防”是个大海防,是国防的总概念。为此,李鸿章曾三次进京,亲自和慈禧当面谈此事。他提出了三个主张:一建海军。不仅要建舰队,而且还要在沿海的重要口岸修筑炮台,以防止中国东南沿海口岸被洋人入侵。二裁绿营。当时清军绿营有120万人,这些军队在对付太平天国时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主张将其撤销,重新组建一支使用洋枪洋炮武装的现代化新式军队。三设海军衙门。海军衙门统管所有海防事宜,包括组建海军、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建邮局、建铁路、开矿山等等。另外李鸿章说,建海防需要人才,要派人出去留学。科举取士不能改,他希望开个特例,让搞洋务的人也可以走科举之路。他主张的核心是“变法”。
恰好李鸿章提出海防战略的那个19世纪70年代,又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俄国又卷入了俄土战争,已经很难同时在远东地区扩展其势力。其次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失去了在亚洲地区与英国争霸的能力。再是随着德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英德军备竞赛和在北非、中东一带的争夺日趋激烈,相对转移了其对远东地区的注意力。当时,李鸿章也看清了这一国际局势。
但是,当李鸿章将这个筹备海防的奏折上报给清政府时,朝廷出现重大分歧。左宗棠也上奏章,要求收复新疆。当时新疆西部地区被俄国人支持的阿古柏部落占领,左宗棠认为新疆是祖宗曾经收复过的土地,不能在我们的手里丢掉。李左相争,最后是由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一票支持了左宗棠。他认为土地是疆土,海洋不是国土,与其把钱扔进海里,不如把钱用在版图上。
由于清政府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建议,海防之事终成空议。在黄海海战前夕,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缌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体仰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因此,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李鸿章明白:海战惟持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早年的战争经历,使他懂得在战场上略逊一筹的厉害。李鸿章似乎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但却无力改变这早已筑成的既定局面。
其实,即便以今天的视角看,李鸿章海防思想仍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不做定性分析,仅仅算一笔经济账。清政府当时一年的总税收是白银7000万两,左宗棠西征大约用了7700万两银子,是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因为绝大部分的钱不是用在作战,而是用在了转运上。在没有铁路的中国,要把粮草、军饷、军火从东南沿海一直转运到新疆,沿途大概要消耗掉三分之二的物资,这么大的转运量由谁来承办?左宗棠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胡雪岩,等于他一个人承揽了政府数年间举国关注的重大工程,他能不发财吗?他办了票号,建了大量的转运机构,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红顶商人。
而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建海防所用的全部经费是2130万两。他用这笔钱建立了一支北洋舰队,并维持到甲午战争。那时中国有两条最大的军舰“定远舰”和“镇远舰”,排水量7400吨。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的时候,是世界排第六位的海军力量,几乎和美国并列。当时,美国海军的建设仅比我们早了两年。美国国会从1886开始海军拨款,当年拨款1700万美元,到1893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拨款增加到每年3000万美元。而1888年中国建成了北洋舰队后,清政府再也没有为海军拨款,再也没有扩大舰队,更新装备,这使中国海军由当时亚洲最强的海军实力很快衰落下去,甚至不敌日本。当时,户部尚书翁同■不同意给李鸿章拨款,理由是要节约经费开支以供朝廷使用,也暗含着想用钱来限制李鸿章势力的发展。
李鸿章组建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仅花了2000多万两银子!假设把左宗棠西征的7700万两银子全部拨到海防上,清廷可以再建三支这样的舰队,就能实现李鸿章当年设想的,拥有战舰60艘。那样,中国可以有北海舰队、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还可以有一支机动舰队,巡游中国的海疆。如果有这四支舰队驻守沿海,中国就是当时世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军事力量巨大悬殊的情况下,未必有哪个国家敢轻启事端。这样,也许中法战争不会爆发,也许日本不敢打甲午战争,也许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也得掂量一下实力。如果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海上强国,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将重新改写,也许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也许……历史已没有也许!
近代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然而清廷却不在东南沿海设防,把大量的经费用到了西北边陲。清廷坚持这样的国防战略,中国的海疆能不被洋人打破吗?靠大刀长矛武装的旧式军队能挡住洋枪洋炮的进攻吗?海疆是近代列强进入中国的最大门户,是最大的危险之地,近代的几次侵略战争都发生在海上: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因为中国没有守住东南沿海,国土不断被洋人侵入,接连失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慈禧赶到了西安。清廷一次次地战败投降,一次次地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渊。近代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总数共12亿两白银!12亿两白银,等于西征和海防全部经费总和的12倍!清廷拿不出1亿两白银去建海防,却能拿出12个亿去支付战争赔款!
国歌里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再说,光是发出吼声有什么用?本来我们可以有措施去解决危险,但是清政府不关注,慈禧不关注,朝野皆不关注!李鸿章提出的海防战略,清廷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军的建设也远远比不上陆军。今天,懂不懂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割让台湾,赔款2.3亿两白银,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国人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可以预防这些灾难的重要措施?
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具有新兴的资本主义向落后的封建帝国进攻的性质,而沙俄在西北的争夺,更多的则是对土地的侵掠。海上的进攻是关系到国家独立、民族存亡和发展的方向问题,而陆上的侵掠影响的只是国家版图的大小。联想到40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民族存亡问题的重要性就立刻呈现在眼前。当时,清政府在海防议之后虽然作出了两者并重的抉择,但实际上则是缓东急西。海防问题自1874年提出讨论,在1879年琉球事件时再议,到1884年中法战争后又重新讨论,方才确定了建立海军衙门和组建北洋海军的方针。清政府战略重点选择的错误,表面上看失去的是10年的时间和足够再组建三支北洋海军的经费,实际上丢失的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机遇和逾12亿的战争赔款。钱损失了尚可积蓄,历史机遇的错过却永远难以弥补。今天探讨甲午海战和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已经不能简单地总结和评价历史教训,它带给我们的应该是对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深思和对于海权的向往。

世界步入“海权”时代
19世纪是一个海权产生的时代,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近代科技进步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观念:地球正在日益变小,变成一个狭小的村庄。过去地理造成的阻隔,今日已不复存在。世界各国正以海洋为纽带结成一体,海洋日益成为所有近代国家发展的生命线。诚然,拥有强大海军并不意味一定拥有海权,但是,没有强大海军肯定不会拥有海权。
“海权”概念是美国著名的海军战略家马汉创立的,他认为,海洋对濒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在马汉眼中,“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
中国拥有18400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海域,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和沿海岛屿,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几千年来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却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民族。尤其是满清入关以来,游牧民族由马背得天下,更醉心于以马蹄去辟疆拓土。康、雍、乾三代,西北用兵不断。满清统治者历来把国防战略的重心放在西北,这正是左宗棠西征能得到众多人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
但是19世纪的情况不同了,一个个古老的帝国告别了中世纪走向近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陆地走向海洋。先是俄国,再是普鲁士,最后是日本。简单的现象告诉人们,近代新兴的强国几乎全是海洋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等等,而衰弱的则多是内陆国家和那些在海上没有活力的民族。1890年,就在清廷户部奏请停拨海防经费的前一年,马汉出版了他的名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提出:“只有在海上拥有支配力量才能把敌舰赶走,使其国家免受其害……这个支配力量依靠对公海的控制,关闭出入敌岸的商业通道。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伟大的海军。”马汉的惊世之言震撼了世界,惊醒了美国,美国在他指引的道路上:先发展海军、获得海权、控制海上要道、控制世界贸易、获得世界财富、夺取世界霸权,可谓是一路凯歌。1898年又发动美西战争,击败西班牙,牢牢控制了加勒比海,并在远东夺取了菲律宾,顺势占领了关岛,吞并了夏威夷。一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二战结束时,太平洋成了美国的内湖;冷战结束,美国在海外拥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母战斗群……美国用事实告诉世界:海权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脉,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日本海军也走过了一条迅速发展的轨迹。20世纪初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日本海军达到鼎盛时期:与美英之间达到3∶5∶5的力量对比。二战期间,日本派海军陆战队从上海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北攻南阻两面夹击之势,导致中国军队的全面溃退。战后日本汲取经验教训,积极重建海军。由于《和平宪法》的制定,日本放弃了武力,在安全防卫上实行日美同盟,但它在技术上的发展从未中断,所以战后海军实力并未衰落,仍呈上升趋势。现在的日本海军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装备、现有的50艘驱逐舰全部装备“阿斯洛克”反潜火箭,就其数量而言,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并且装备有8000吨的宙斯盾系统“金刚”级导弹巡洋舰和“大隅”级准航母,还拥有50架世界上最优良的P-3C反潜巡逻机。另外,还拥有专门的反潜作战支援部队。日本海军人员的素质和训练水平也是世界一流的。加上优越的地理条件,今天日本仍是亚洲海军大国。从战略上讲,日本正逐渐放弃专守防卫,走向与美国同步的先发制人策略,海军越走越远。
就在马汉提出他的海权理论的6年之后,胡鹬芬在《上变法自强条陈疏》中也大声疾呼:“就今日之情事以观,凡地球近海之邦,苟非海军强盛,万无立国之理。”这一极为可贵的认识,只可惜产生于北洋海军覆亡之后。
在19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滨海的内陆国家,此时面临的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像日本那样主动地走向海洋,加入世界大家庭,成为一个近代的主权国家,要么如同印度一般,消极地等待西方列强前来蚕食改造,而沦为殖民地。
中国很晚才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军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但是由于受防御战略的制约以及经济的原因,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70年代的西沙之战,虽然凭着海军战士的勇敢和机智,最终收复了西沙的大部分岛屿,但海战中依然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场面。在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很多时候是由海军上将担任的。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谈到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其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一个强劲对手打上门来,并找到你的软肋的时候。”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有海军。
在今天,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凸显了中国海权问题。地球实质是个水球,在陆地开拓完成、太空开发任重道远的今天,海洋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拓展的主要领域,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中国本应是个海洋大国,其发展前景能否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海洋空间的开拓和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世界明白海军才是现代战争的主角。全球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对海权的渴求,要维护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相信,中国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将是重新拥有自己的海权。这既是甲午海战以来中国人的不舍追求,也是600年前郑和对今天的民族后人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