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体激素:李宗仁

01章 耕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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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始终与政局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伐战争、蒋桂之战、中原大战等，几乎每一次动荡，都牵动着那里的军政要人，李宗仁作为桂系首领，尤其引人注目。

李宗仁，字德邻，189年8月13日出生在广西桂林县西乡村（Lang）头村的耕读家庭。

父亲李培英是当地的塾师，母亲务农。他们生有子女11人，3人早夭，剩下的5男3女中，李宗仁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父亲做塾师的收入和母亲克勤克俭的劳动，维持生计。西乡方圆几十里，土地肥腴，然清吏的贪婪苛政，外族的侵凌，使百姓难以聊生。耳闻目睹的事实，在他还未启蒙时，幼小的心灵中使滋长了抗暴的心理。

父亲知书达理，希望在自己的后代中，出个饱学之上，于是李宗仁6岁那年，便进入私塾，塾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私塾一呆就是3年，第四年转入另一私塾，随龙均时先生就读。两年后，父亲受李宗仁外婆之聘，到古定村设馆，他便随父读书。不久，父亲应募去南洋，母亲望子成龙，不愿他辍学，又安排他跟随一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短短的几年学业，他数易师门，先后受了几个先生的教诲。但最后一次的换学，对他日后的前途，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跟随李先生不久，李先生要到桂林新办的法政学堂教书。在征得母亲允许后，1905年，李宗仁随老师上了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二等小学。这是一所新学堂，所教课程，除国文之外，还有数学、博物、美学等新式学科。李宗仁对新式学科一无所知，刚入学又将插入高年级班，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国此尽管日日夜夜得益于李先生的指导，仍然学得稀里糊涂。学期终了，在榜上坐了红椅子。所谓“红椅子”，就是在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名字下划一红线。因为考试不及格的只有他一人，特别引人注目，加之他又是个初来的乡村孩子，农着不甚人时，举止言行一派乡上气，城里的同学都笑他是个“乡下傻瓜”。不幸的是，第二学期李宗仁又坐了红椅子。自尊心极强的李宗仁，坐了两次红椅后，感到分外难堪，所以读了两学期后，便辍学回乡。

辍学后的李宗仁，已是一个15岁的壮健孩子了，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他开始觅寻正当职业谋生。那时各省正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设立纺织习艺厂，需招 200名学徒学习纺织。在刚从南洋归来的父亲支持下，李宗仁进了这家厂当学徒。经过半年的学习，他了解了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的操作过翟。第二年，即16岁那年，他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家。他的姑丈是个殷实富户，对织布有浓厚兴趣，在栓林买了部木机，要他教表妹织布。年轻人的自负，使他欣然接受姑丈的请求，岂知他学到的那些织布技术，尽属皮毛，轮到他自己独立操作时，竟大出洋相。后来他又应聘到别村教授织布，又遭失败。两次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感从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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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从高材生到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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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李宗仁18岁那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他能进入这所小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来他父亲的朋友李植甫先生，是一名武术师，他看李宗仁生性好动，很是喜欢，经常教他一些拳脚；但看他在家无所事事，又非常可惜，于是就劝他父亲让他投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对于投考这类学校，母亲并不热心，但在父亲的作主下，这件事就算定了。至于李宗仁本人，知道要进陆军小学心里非常高兴。陆小是官办学堂，待遇优厚，除供学生膳食、服装、靴鞋、书籍外，每月还有津贴以供零用。而且这学校的学生今后升学都有保障。因此，尽管录取名额有限，只100人，但报名者却有千余人。1907年冬，李宗仁赶往桂林应考。凭着私塾的底子，李宗仁一举金榜题名，考得备取第一名，取得入学资格。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李宗仁按报到日期，辞别父母亲友，前往桂林陆小。然而事出意外，校方拒绝他报到，理由是迟到十来分钟，报到时间已过。那时陆小主要负责人都是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顶真，任凭李宗仁好说歹解，均无作用。10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资格，满怀热心的他，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懊丧之极。但校方负责人勉励他下期再来投考，并告诉他，像他这样体格强健的青年凤毛磷角，录取的希望很大。虽说校方鼓励一番，但毕竟要再等一年，他怅然归乡。好在父亲没有责怪他什么。让他继续随自己读书，准备来年再考。1908年冬，陆小第三期招生，他再度投考，在3000余名的竞争者中，被录正取。吸取上次的教训，此次他早早报到，从此成了陆小的学生。陆小的教育，完全仿日本那一套，十分严格，教程分学、术两种。学科除国文、史地外，有各门科学和外语，术科是每天１小时的训练，有器械、体操、劈杀等活动。李宗仁由于跟着父亲学过几年，又在桂林上过新学堂，多少有些基础，因此学科对他来说负担不算重，尤其国文，成绩在斑内算是佼佼者。至于术科，他不但喜欢，而且学起来轻松自如，那些被同学们视为有风险的单杠、双杠、木马等项目，他都能作精彩表演，一般同学与之相比，实在逊色多了。尤其是劈刺，因他跟李先生学过几手拳脚，更是他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高大结实的同学与他交锋，都败在他的手下。由于他劈刺出色，在学校中得了个“李猛仔”的浑名。李宗仁学业突出，深得同学的尊重和老师们的喜欢。

在他入学1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密谋起事。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陆军小学就成立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军事指针社”，并积极吸收成绩优异而血气方刚的青年，无疑李宗仁成了这个组织积极争取的对象。 1910年秋，李宗仁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参加同盟会，随时有杀身之祸，为了表示死而无悔的决心，入会那天，他献血为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起义的枪声。消息传到陆小，人心振奋，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成立了地方革命政府，并开庆祝光复大会。岂料大会期间，发生了部分巡防营；日军叛变事件。陆小负责人恐旧军攻打学校，便在校总值日官的指挥下，当晚组织100多名学生，成立了自卫队，出发进剿叛军。夜深人静，行军必须搜索前进，于是在同学们的吁请下，李宗仁当上了搜索组长，向李家村进发。到达目的地时，正碰上混成协新军，他们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于是陆小总值日官宣布，愿意随混成协新军北进的归队，不愿意的可暂时回家。

李宗仁有些想家，决定回乡探望父母。就在这次回家的路上，经历了惊险的一幕。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他家的乡村在桂林之西，两头相距百余里，靠步行要一整天时间。为了防止不测，他带了一杆六八式步枪独自离队伍，一路边走边问。半天行军，再背着一杆大枪，早已饥肠辘辘了。于是，在经过一个村庄时，他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一小茶店内遇上几个壮年人，他们答应帮忙弄些食物。他等了一阵，只见一些人交头接耳，神色异常。混乱的世道，立即使他警惕起来。他忘记了饥饿，立即提起枪，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头几十米，他忽然发现有几个人从后面急匆勿赶来，他们子中有的拿着鸟枪，有的拿着刀棒，吆喝着让他站住。情势险恶，李宗仁急忙子弹上膛，刺刀上梢；他年少气盛，又有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军事训练，面对这帮人，竟无丝毫惧怯之情，大声喝责。这帮人有点怕，但又不甘心，继续向前逼进。李宗仁立即警告他们不许前进，否则就要开枪。真是一帮乌合之众，被他吓得都退了回去。这些人一散，李宗仁急忙赶路，第二天才回到乡里。

父母看到儿子归来，欢天喜地。在家小住半月后，因城内兵变平息，李又赶回桂林。回到陆小后，同学中正在组织学生军，准备随军北伐，于是他立即报名参加。因经费和弹械有限，只能组织100人，他的要求被谢绝了。北伐军离桂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是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的长子。学校300余名学员，分为两个科目教练，一半人为炮科，一半人为步科，李宗仁被分配到步科。该校课程以术科为主，更使李宗仁有大显身手之余地，每次校内师生比赛，他总是名列前茅，尤其马术一项，表现得格外出众，当马疾驰时，他可据鞍跃上跃下，往复十余次，师生均叹为观止，他自己也引以为自豪。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正当李宗仁在陆小春风得意之时，父母积极为这个20岁出头的爱子操办起婚事。女方名叫李秀文，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半自耕农家。她为人忠厚，遇事稳重，还有一手好女红。对于这样一位妻子，李宗仁颇觉称心，婚后两人感情笃厚，季宗仁还耐心地教她认字。对于李宗仁，李秀文也很是满意。

1913年秋，李宗仁学成毕业。按事先的计划，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训练两年后全部毕业，学堂也改办为“将校讲习所”，归陆荣廷管辖，为他的部队训练和培养具有现代化军事知识的军官；所长由林秉彝充任，教员则从速成学堂的优秀生中挑选。这样。李宗仁刚毕业，便为林氏网罗，当上了讲习所的准尉见习教官，月薪14元。

由于林氏赏识，他很快就升任少尉队副，月薪32元。不久又晋升中尉。中尉官衔并不大，却是他平生第一个正式军职。做一名教官，对年轻的李宗仁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学生，都是带过兵的中下级官员）年龄上有50余岁的人，官阶上有位居上校、少将的，人品上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院的腐朽分子。这些人长期来指挥别人，训斥部下，又享有高官厚禄，当然不会将李宗仁这样的“毛孩子”放在眼中。因此要教管他们，就犹如骑一头高大的野马一般，很难驾驭。李宗仁采取能迁就则迁就的态度，并对他们不随意提出批评。他这样做得到了这些学员的好感，又由于李宗仁动作表演精彩，而这些纠纠武夫特别看重这一点，感到他的本领特别大，因此慢慢地对他尊重起来，待到1年后毕业，这些特殊学生还联合起来送了他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

1914年，讲习所在全体教员的努力下，试办一年很有起色，于是省方决定继续试办并扩大规模，派所长林秉彝携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秉彝一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很快就陷入了声色犬马的深潭，大肆挥霍，仅仅数月，所携公款竟被花空。于是，他又打电报回省，谎称携款不足，要求补汇。省政府不愿再汇巨款给林，便明令停办讲习所。讲习所停办，李宗仁成了无职军官，必须听候上峰另派差使，而旧军中，系统林立，门户洞深，他不愿置身其问，遂于是年秋季回到临桂县祖籍。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回家种地本无不可，却招来了很多人诧异的目光，絮絮闲语，不绝于耳，以为他在外混不下去，才回到乡里。然而，他在桂林的一些朋友，都为他惋惜，帮他在桂林谋业，这样，他在朋友的协助下，于 1915年春到桂林模范学校任教。桂林有许多新式学堂，所需师资远远不足，尤其是体育教员，更是奇缺。教学生体育课所需要的那些本领，对李宗仁来说易如反掌，他上的课很受同学的好评。特别是他那近乎马戏班的项目表演人使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教学不久，他便声誉雀起，以致全桂林都知道他的大名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聘书，要他去兼课，他答应了。桂山中学的聘请，使模范学校更加重视他了。两个学校都视其为“瑰宝”，优礼相加，总共的薪金，比他做上尉官俸还多40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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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章 在战火中加官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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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桂林教书，虽然薪金不少，也颇暇豫，但教书并非他的永久志向，他毕竟是个职业军人。因此，身在学校，心在军营。享有凑巧，1916年4月下旬，他的教书生涯刚满1 年时，曾在讲习所的洗伯平的朋友要求他重返军界。洗氏在滇军张开儒部第三师当营长，对李很熟悉，极为器重。时值护国军兴师讨袁，扩充队伍，缺乏干部，劝李去他营内当连长。洗氏的相邀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辞去学校教师职，走入护国军的行列。

暮春时节，凤和日丽，李宗仁怀着兴奋的心情乘船沿漓江而下梧州。船靠码头后，他设法寻找旅店，忽然在人群中看见陆小的一期同学朱良棋等人。旧友邂逅，惊喜交加；叙情之后，知朱在滇军四师中任三十四团一营营长。当朱知道李去南宁担任连长职后，决意要他在本营当连长。＝容不得李的解释，在朱的招呼下，勤务兵将他的行李搬到四师招待所，并立刻呈请委派李宗仁为第三连连长。李身不由己，只得写信给洗伯平，陈述不能自己的难处。 10多天后，委任状批了下来，只准当个排长。得罪人情，还低一级使用，李宗仁内心感到窝囊，但已生米成熟饭，无法挽回，只得屈就。很快，李随军开抵肇庆。不意洗伯平的第三师也开抵肇庆。当李碰上洗后，便遭到洗的责怪。原来，戎马倥偬，在梧州寄出的信没有收到，于是当面解释清楚一切。洗君甚表不满，认为放着连长职不干，却去“炒排骨”（当排长），要他回三师去。李万般为难，吱吱唔唔。洗十分气愤，为李宗仁事，还与朱闹翻了脸。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提起李宗仁的事，洗就责备朱不该中途将李拉过去，并讥笑他无能，只给他请了个排长。朱觉得这话丢了自己的面子，因此与洗吵了起来，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竟拔出手枪。此时，李也在，窘得不知所措。为维持朋友间情感，他决意辞职。

在动乱的年代，像李宗仁这样的军人，是到处可以觅到军职的。辞职不久，他遇上了陆小同学李其昭。他们是同乡，以前曾过从甚密，此时他在护国军林虎部任七旅十三团二营连长职。经李其昭的介绍，李宗仁面见二营营长黄勉。黄氏系广西人，毕业于广西干部学堂，一见李宗仁，便翘起拇指夸他是“大大有名的”，表示非常欢迎。第二天，李宗仁在林虎部当上了一名中尉排长。

李刚挂上排长衔，就遇上了付伐龙济光的战役。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龙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于中央，引起了护国各军的不满；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令地方官不与合作，多方留难；李烈钧屯兵韶关待命，龙下令炮轰。为了取得护国战争的成果，护国军决定讨伐龙军。讨龙战役的战场，在粤中高塘附近石马战地。部队赶到前线时，已临近黄昏，火线上枪声密集。经过半夜的紧张战斗，连长李其昭开始有些胆怯，未及营长批准，假托腹痛，退往后方休息，擅自将连长职权托给李宗仁。也许是战时紧急，顾不上推让，李宗仁当仁不止地行使起连长职权，指挥部队。在指挥这次战役中，李宗仁表现突出。他为了，阻截对方的攻势，保住阵地，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在密集的枪声中，右腮被打穿，血流如注，被救往医院。

讨龙战役结束，部队自石马战地开往仁和圩附近的鸭湖整训，营长派人催李宗仁早日归队。原来李其昭连长临阵畏缩，为士兵瞧不起，停战后回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营长要李宗仁来补这遗缺，希望他早日接任。20多天后，李宗仁随部前往高州驻防。1917年7月，南北政要发生“护法”争端，10月内战再起，段棋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织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李宗仁所在营于1917年秋被抽调参加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入湘后，李宗仁所在团奉命自醴陵北上岳州，作前线右翼军的总预备队。但当部队入湖北境时，吴佩孚率其精锐第三师南下，水陆并进。届州危在旦夕，于是该团又奉命撤退。到达绿田圩预定地点后，一日营长发高烧，病势凶猛，使其不能支持，须回后方治疗。战斗形势紧急，上峰立即命令由李宗仁代理营长职。是日彻夜平静无事。翌晨拂晓，突然枪声骤集，敌人发动进攻。因李宗仁指挥得当，士兵勇敢，对方未能得逞。为了彻底打垮敌人，李宗仁在观察敌我双方伐斗情况后，发觉自己处于不利形势，于是当机立断，令号兵吹冲锋号，自己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冲向敌方。士兵见营长身先士卒，乃蜂拥向前，经这次冲锋，敌人全线攻势被堵。但不料此次战役，李宗仁的胯下被敌机枪射中，血如泉涌，幸得碰上一位高手草药郎中的医治，很快痊愈。李宗仁由于英勇善战，战役结束后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不久，李宗仁奉命开拔，回原防肇庆。

1920年7月，李回肇庆不久，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袭粤军。陈炯明、许崇智以粤人治粤为口号，举兵进攻潮州、梅县，其势汹汹，陆荣廷仓皇发兵阻截，于是爆发了粤桂之战、这次战役，粤军有充分准备，桂军大败。李宗仁所在的林虎部在撤退至清远境内时，和马济、韩彩凤部三四万人会合，向肇庆败逃。部队撤至莲塘口时，遇到伏击的粤军。莲塘口宽二三百米，两侧为高耸的山峰，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粤军在此筑有工事，密布火力，居高临下，且以逸待劳。这里是往肇庆的唯一通道，桂军身处此境，心慌神惊，乱作一团。林虎、马济决定强攻，亲赴隘口前线督战。激战数日，难以奏效。追兵在后，又后退不得，大有全军覆没之势。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自告奋勇，担任打通莲塘口的任务。他认真观察了地形，冷静地对比双方的军事力量，，认为自己带领的这营士兵训练有素，而守隘之敌李福林、魏邦平部，缺乏战斗经验，因此决定用先声夺人之势，向莲塘口作正面攻击。他把这一打算报告了林虎，林面有难色，觉得这个方案部队损失太大，且未必奏效。但林也拿不出更好主意，只得勉强同意。李宗仁立即回营布置任务。当部队逼近莲塘口时，‘李带全营500人就峡口前散开，进入敌机枪射程时，他率全营发动了突如其来的猛冲，并附以号声、嘶喊声助之，一举夺得敌阵地。

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神奇般地使大部队摆脱了危境，名声大震，被奉为广西著名的战将。然而，这次战役死亡达200余人，重伤者40余人，李宗仁的扬名，可合得上古人“一将功名万骨尸”的诗句了。

部队脱险后，在梧州小驻，便奉命开往玉林驻防。可是粤桂战役并未真正结束。1920 年10月，陈炯明统兵分3路入桂，广西陆荣廷只能水来土挡，分3路堵截。在这次战争中，李宗仁固作战有方，表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短短数月，连晋几级，由营长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但由于粤军势猛，节节进逼，桂军最终兵败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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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章 受制于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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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所趋，桂军无法抵御粤军，黄业兴领部开始向横县退却，李宗仁率部殿后，保护大军。在撤退中，李宗仁得知黄业兴要把部队开往广东钦州、廉州、防城一带，受粤军收编。李宗仁考虑，黄本人系钦县人，所部官兵亦多为钦、廉州人，他投靠粤军不失为一条出路，而自己所领均是广西兵，与其受粤军收编，还不如留在广西。他与手下官兵商量，大家主张把部队拉到粤挂交界处的六万大山之中，暂作躲避，待机再说。李宗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悄悄脱离黄业兴，独自领着广西兵匿入六万大山中。后来有几支小部队也陆续上山躲避，均被李宗仁收容。李宗仁就是靠了这些部队作为基础，不断扩大，在广西立住了脚。

上山不久，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和钟景棠先后上山与李宗仁接洽收编本事。自于李深知他们的收编用意在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都被李一一拒绝。可是，李却向粤军当局提出了以下收编条件：1、部队直属粤军总部领导，2．本人要一职兼两省，不直属于任何一省。李宗仁的这些条件，明确地要对方让自己保持独立性。李处境落魄，提这些条件显然是苛刻的，很难想象收编的人会接受。但出人意外的是，陈炯明爽快地答应了。收编后、李宗仁带领的那部分躲在山中的大兵成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本人成了司令。陈之所以这样爽快答应李的条件，那是因为，陈虽是胜利者，但也有自己的困境：桂军败北，除少数接受粤军收编外，大多潜匿各县农村，开展游击战，对抗粤军：而李宗仁向以能战著称，陈恐其将散布的桂军集合起来，对他不利，与其逼他反抗，还不如暂时恩施于他，然后设法消灭他。

陈炯明的假意很快暴露。李宗仁被收编后，陈炯明不发粮饷，仅命李带部往横县，听候点名。陈的命令，苦了李的部队，许多士兵衣履不遮，光脚行军更不足为奇。好生不易到了横县，此时陈在武鸣一役中惨遭失败，陈深恐李与武鸣桂军联合，里外夹击，于是又令李领部开往北流镇驻扎。到了北流，陈仍不解决李宗仁部的军费，只是敷衍地发放些微伙食钱。此时，李宗仁醒悟，强烈地意识到，这是陈炯明耍计谋，企图拖垮这支部队，于是决定自己设法解决，用枪换取军费。他命令在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员交回的枪中，拨出100枝，每枝配以200发子弹，折价以每枝150元卖给当地防匪的团队，获洋1.5万元，终于度过了难关。

陈炯明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令李宗仁将部队中4门山炮交出。这分明是要削弱李宗仁的实力，因此被李顶了回去。陈见李态度坚决，未持己见。但他又召李宗仁去南宁报告部队情况，李的部下为李担心，恐其遭不测，劝他取消此行；但李宗仁考虑，如若不去，反授柄于陈，被其指责·不听命令”，显得理亏，决定铤而走险。临行前，他告诉手下军官： “我去南宁若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见机行事”，千万不要“为我投鼠局器”。李宗仁话中有话，交待完毕，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而上赴南宁。

其实，陈炯明此时还不敢加害于李宗仁，他让李赴南宁，一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二是试探李宗仁的动静。因此李宗仁到南宁后，仅三言两语，遂无下文，连缴炮的事也未提及。李宗仁在南宁，除拜访时任广西省长的马君武外，无所事事，住了10多天，便折回北流。

陈炯明如此对待李宗仁，不但李不满，李的部下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21年12月 10日，驻防玉林的胡汉卿撤至高州，李奉命率部接防玉林。翌年4月，粤军自广西仓促撤退，而玉林地处粤、桂交通中枢，陈炯明恐有事端，电令李宗仁驻防贵县，将玉林移交陈炯光接防。为表示欢迎陈炯光的接防，李宗仁率部赴郊外迎接。陈炯光对他只是应酬了三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玉林驻扎，嘱他稍候，以便接洽，而自己则随大队人马自北流而去。陈炯光的举动引起了李宗仁的怀疑，恐粤军设圈套，围缴所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他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的到来。然而，李宗仁又想，命令中是陈炯光接防，而既已和陈见了面，何必再等候罗统领呢？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上道。不料走了10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10余人气喘吁吁地奔跑而来，说罗统领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返回玉林。李宗仁有些为难，感到既已开拔这些路程，就算了，但也有些犹豫，何事急急匆匆，若有要事，陈炯光早就会说了，于是对那两位军官说：“我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与罗统领见面了。”谁知那两名军官苦苦哀求，李宗仁看到他们这般情状，越发怀疑，更加坚定地表示不回玉林。那两位军官无奈，只得转身口去了。途中，李宗仁对刚才发生的事百思不得其解：如若要加害于他，用刚才那样的办法不是太简单了吗？如真有要事，那又会有什么事情呢？正在思疑中，忽得当地百姓报告，才真相大白：原来是他的部下为报复粤军而惹出的是非。这次换防，大部队先行，一营长俞作柏估计李宗仁不会在玉林逗留长久，便在离兴业县城30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时罗统领亲率官佐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心慌意乱，手足无情，遗弃轿子，落荒而逃，粤军后尾乱作一团。俞营长不但出了气，还缴获许多械弹辎重。罗统领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财物，但很快从枪声中辨出，这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于是怀疑是李宗仁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人让他回玉林说个明白。俞营长忽出此举，使李宗仁被动异常，也几乎险遭不测，幸好没有回玉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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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章 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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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无暇顾及广西，遂命粤军撤出桂境。粤军离桂后，桂人纷纷打起自治旗帜、成立了名目繁多的“自治军”。其中不少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权，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广西局势混乱，、李宗仁的部下官长，见粤军离桂，。部队与陈炯明无形中断关系，一致建议他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称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李宗仁亦有独树一帜、日后统一广西之意，听了部下的劝告，深以为是。5月下旬，他通电就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职。

李宗仁就职后，立即领兵移驻玉林。在那个年代，武装军事力量，有着神圣的权威，加之李的军队较之广西其他部队要纪律严明，因此他的通电不但受到百姓的欢迎，而且他无形中也成了玉林七县的军政首脑。但这位30岁的年轻人清楚，要独树一帜，站稳脚跟，日后统一广西，投有一支素质良好的队伍不行。为了清除军中严重的陈旧积习，增强战斗力，他决定整饬军纪，在玉林创办了一所“玉林干部教练所”，让下级军官轮流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生中的有志青年入学，结业后任下级军官。教练所还附设“教导大队”，调班长和士兵中较优良分子前来受训。李宗仁的这种训练很有成效，使部队的风气面貌一新，不但战斗力有了很快提高，而且七县人民对李宗仁的士兵不再心存顾虑了。治军之外，李宗仁还兼管七县的民政、税收等。期间，在他的主持和整顿下，贪污减少，土匪敛迹，这对安定七县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从此，李宗仁在广西的名声更高了。

尽管李宗仁的名声与日俱增，但他所控制的地盘不多。为了实现统一广西的愿望，打败力量强大的陆荣廷，李宗仁决定联合黄绍弘、白崇禧，寻找时机，扩大地盘。粤桂战争爆发后，黄绍弘、白崇禧处境不佳；白崇禧腿部跌伤赴广州治疗。黄绍弘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得知此消息后，李宗仁立即派黄天泽与黄绍弘联系，劝他与自己合作。黄天泽是黄的四哥，此事一说即合，黄在此境况中求之不得，便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李宗仁防区。

1923年春，在李宗仁的支持下，黄攻占梧州。梧州不仅是富庶之区，而且是战略要地。它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占领它，一则易驾驭全省，二则可伺机进攻广州。是年秋，李宗仁与黄绍弘分别从梧州、玉林发兵，夹击陆荣廷的陆云高部，占领了贵县。发兵前，李改部队称号为“定桂军”，表示占领贵县是统一广西的第一步。贵县战役期间，李宗仁曾在李济深、陈铭枢的介绍下，加入了正在改组的国民党。

陆荣廷失梧州，丢贵县，旦隐约感觉李和黄暗中有往来，决心对李、黄用兵。陆老好巨猾，知对李、黄同时用兵很困难，因此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企图以李消灭黄，然后再收拾李。1924年春，陆派他的代表陈毅伯来桂和李谈判，要李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弘，“收复”梧州。此时，李觉得还不便与陆对抗公开，遂巧于周旋。李向陈毅伯表示：从战略上考虑，陆帅用兵重点在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黄。对于李的意见，陆只字听不进，力促他赶快接受委任。李宗仁见陆已铁心，没有回旋余地，干脆致电陆荣廷，表示自己率部撤出玉林，让开正面，请他另觅高明充任。

李宗仁的这一手，使陆大为恼火。不久陆亲率精锐部队数千人北上“出巡”，驻进桂林，以此威胁李宗仁。不料，此时沈鸿英却疑陆出巡有与自己的夙敌马洛联合将他消灭之意，于是引起了沈陆之战，双方廖战激烈，持续3个月之久。后经北京政府派人调停，于5 月上旬陆、沈议和休战。这样，广西就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沈陆激战中，坐山观虎斗的李宗仁，看到这种结局。十分不安，便急电请黄绍弘来玉林商讨广西时局。经过3天的详细讨论和周密计划，李宗仁决定先发兵付伐筋疲力尽的陆荣廷，然后再回师扫击沈鸿英部。

计划已定，李宗仁便立即部署行动。经与黄绍弘、白崇禧讨论，李决定分兵两路讨伐陆军。此时，陆荣廷部虽兵力不算少，有1万多人，但分据数十县，平时各自为政，各不相顾。这样，便于李宗仁各个击破。1924年5月，李集中主力于桂平、贵阳附近。两路大军，一路由李石愚、任廷扬、夏威、蔡振云部组成，由李宗仁亲自指挥，乘船朔江而上，直逼南宁；一路由何武、钟祖培、俞作柏组成，由自崇禧指挥，自贵阳出宾阳、上林一带，转自陆荣廷的家乡武鸣，然后与李宗仁会师南宁，黄绍弘则统其余各部，留守梧州，随时准备策应。部署停当，师在即行，黄绍弘立即在梧州封船，专供军运。李宗仁的这次军事行动，在广西可算是兴师动众了。因此他的举动南宁方面即有所闻，部队还未起程，驻南宁的留守部队督办林俊廷即发电李宗仁：凤闻左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林不相信有此事，他认为李宗仁不会乘人之危，在陆荣廷危难时发动攻击，因此在电报中还提出要到贵县与李宗仁一叙。林的这一招，弄得李十分为难，但为、了稳住对方，李宗仁复电，欢迎他来贵县，林到后，李宗仁待之若宾。此时黄绍弘来电，要李把林扣押起来。在李看来，林是位忠厚长者，不忍心照黄电办理，于第二天送他上船回邕。临行前，林还对李说：外面都说你要攻打南宁，我看你不会，今天我来了就证明那些全是谣言。林说得很真切，但李宗仁却不动声色，骗过了林。

林走后，李宗仁的水陆各路大军随即出动，向邕宁地区合击。5月23日，他领衔发出通电，呼请陆荣廷下野；指责陆在广西统治期间涂炭人民的罪恶：“我省人心厌乱，而陆、沈又起交哄，桂林一带被兵之地，死亡枕藉，饿碎载道。”6月25日，李宗仁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在扫荡滨阳、迁江、上林的抵抗之敌后，即锋转武鸣，在那里未遇激烈抵抗，遂向南宁会师。李宗仁进兵神速，势不可挡；陆荣廷见大势所趋，只身遁湘。不久，陆通电下野，赴居沪上。

李宗仁的胜利，结束了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这不但震动了广西各界，赢得了他们的好评，而且受到各省的关注，使他们刮目相视。从此李宗仁的声誉更高，名扬全国。但胜利滋长了他部下的骄傲情绪，演出了几乎导致这支部队分裂的惊人一幕。原来，黄绍弘部自脱离李部自树一帜后，发展迅速，单独成为一个系统并挂起了“广西讨贼军”的称号，黄为司令，白崇禧为参谋长，而黄的部下俞作柏，野心勃勃，想让黄在广西黄袍加身，于是向黄绍弘献计，将李宗仁的定桂军全部缴械。此讯漏出后，李宗仁手下的各将领愤怒异常，第二纵队司令何武力主和黄部决一雌雄。李竭力劝说部下，解说黄不会做出此事。任凭李苦口婆心，但两军嫌隙，互相戒备，情势非常紧张。时黄在梧州，李遂发电催他克日来邕，共商善后之策。黄接电后也感到事态严重，迅往南宁。

为了平息两部的对立，黄到南宁后，在其指挥部内设宴招待各军将官。席间，他声明，他原是李宗仁的部将，前去梧州自成一军，是有计划的权宜之策，今天归还建制，重新服从李的指挥。并宣誓，今后众将一心一意，服从李宗仁的领导，如有口是心非，如当此杯。说毕，将酒杯摔于地上，跌得粉碎，全场肃静。由于黄绍弘深明事理，使部队避免了一场内哄，也使李宗仁免遭一次灾难。宴毕第二天，在李宗仁的主持下，在南宁旧督署正式宣布，李的定桂军和黄的讨贼军合并，成立了“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任联军总指挥，黄绍弘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

黄绍弘设宴安军心，李宗仁心头喜悦。讨沈拒唐统一广西，开始制订统一全广西的战略。不料此时陆荣廷的残部韩彩凤屯兵柳州、肇庆一带，伺图报复，蒙仁潜、陆福祥存入枪二千，盘据部安、那马一带，窥伺南宁，龙州的李绍英、谭浩澄、谭浩清共有人枪三千，也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这些残余势力，本来就是李宗仁肃清的对象，在此情况下，李决定提前行动。先扫除这些势力，以解后顾之忧。

1924年8月初，李宗仁分兵3路进剿。右路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进击韩彩凤；中路军由俞作柏和蔡振云指挥，向武呜进发，肃清那马、都安的敌军；左路军由胡宗泽指挥，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3股残余势力中，韩彩凤一股最为顽强，不但人多枪多，武器配备和训练较好，且韩系本地人，士兵均为子弟兵，能攻善战，交战中，李宗仁指挥的阵地曾多次被韩兵突破，但由于李宗仁和白崇禧认真对待，指挥得当，在上蕃决战中，经过月余的惨烈激战，终于击溃了韩部。右路韩部被击溃的同时，中路军、左路军也进展顺利，取得胜利。至此，陆荣廷在广西的势力，连根铲除了，广西境内只有李宗仁和沈鸿英两支部队，形成两雄对峙的局面。只要消灭沈鸿英，李宗仁就可统一广西，成为桂系之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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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章 统一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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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北方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冯玉祥攻占北京，电邀孙中山北上。孙决定于1924年11月起程。行前电约李宗仁和黄绍弘赴广州一行，同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李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黄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任督办公署总参谋长。孙中山离粤后不久，便传来孙患肝癌的噩耗，本来就潜伏危机的广东政情，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但因是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威望所及，国人爱戴；在北方军阀的威胁下，南方军阀也依靠孙中山的威望，利用他的名义来反对北洋政府，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聚集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但他们骨子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所以当孙中山病笃之时，迟迟不接受广州政府副元帅之职的唐继尧，此时忽然通电就职，并决定亲率大军，分三路进发广州“视事”。

唐继尧可说是个封建怪物，他凭借手中的军队，在云南作威作福，还处处表现出一副至高无上的仪容。如在接见部属和外宾时，在司令部内还排出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唐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在正厅正中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从如林。这等军阀人物，一旦进入充满革命气氛的广州，后果将难以设想。唐率三路大军入粤，必须假道广西，恰恰这条咽喉孔道在李宗仁的控制之下。不过要依靠李宗仁的力量对抗唐继尧，无异是以卯击石，这一点唐看得也很清楚，他料定李不敢作难。但为了能够使李宗仁就范，唐采取利诱的手法，派代表文俊逸前往南宁，与李宗仁接洽。按唐继尧的嘱咐，文向李表示，唐赴广州就任副元帅后，当和西南各省军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委李宗仁为军长之职。说着就从袋中将委任状拿了出来。文还表示，如同意，唐允送云南烟上400万两（约值7万元），作为酬谢，一旦烟土运到，必须通电就职，以昭信守。李宗仁明白，这分明是让自己跟在唐的后面造孙中山的反，因此听了文的一番话后，感到唐用心险恶，绝不能让其得逞，他正色辞严地告诉文：“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火，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何昔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北伐未成，内哄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苛同。”文俊逸仗着唐继尧的势力，对西南其他省人讲话总是居高临下，如今见李辞色俱厉，特别是未了那一句话，话中有话，有不惜一切与唐作难的含意，知道李是个不好惹的汉子，不敢多言，唯诺表示：“当遵督办之意，拍电唐继尧，俟有回音，再来谒见。” 说毕即告辞。

李宗仁说话虽硬，但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形势很快会严重起来、因此文某一走，李宗仁即飞电梧州黄绍弘，请其速赴南宁会商大计。不料第四天，唐继尧的那位文代表又来要求见李宗仁，说已奉到联帅复电。当着李宗仁的面，他大声朗读电文，“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弘知照。”电报行文，仿佛李宗仁已是唐继尧的囊中之物一般。狗仗人势，文代表此时也神气活现，读起电文来抑扬顿挫，与上次离开李宗仁处时那副可怜相相比，判若二人。他不容李宗仁思考，读后气扬声长地立即要李表态，并一面威胁他说，赶快拿主意，以免引起干戈，一面又以400万两烟土正在运桂途中，进行引诱，要李宗仁依从。

头可断，志不可辱，李宗仁再也忍受不了，决心摊牌，不再敷衍，因此当文还在言语得意之时，李宗仁猛地把桌于一拍，骂道：“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李宗仁喝令副官把这文某拘押起来。李宗仁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和凌厉的责骂，使文俊逸先是惊得目瞪口呆，后听到李的“发落”，又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竟跪倒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还请督办饶恕我罢。”对于文某的请求，李明确表示不加罪于他；但作为唐继尧的代表，今后在南宁不能有行动自由，因此只得看管起来，李宗仁这一果断的行为，使南宁各界人士大为震惊。文某初来时，气派十足，如今忽为阶下囚，引来了街头巷尾的议论纷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某被扣的当天下午，广州胡汉民代元帅派代表求见李宗仁。代表名叫董福开，携有胡汉民的亲笔信。其实董来邕已有多日，只是文某也在，而且门庭若市，还以为李在压力下有接受唐继尧委任的可能，因此未敢暴露身份。是日晨突然见文某门前站有卫兵，知其被看管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来见李，对他的行动表示了真诚的赞许。原来胡汉民初欲派林森来桂向李游说，让其不要受唐的诱惑，然怕李兵力远不如唐，劝说等于给李为难，况且广州政府一时筹不到一枪一弹支持李，故林不愿担任此命，胡不得已才派了董来。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弘从梧州赶到南宁，一见面便以势急难收的口吻对李宗仁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李遂将事情的本末详细地向黄作了介绍。黄表示：“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李宗仁此时似乎也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于当日晚和黄绍弘、白崇禧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讨论了当时形势和今后的军事部署问题。李宗仁认为，唐继尧要进攻广西，形势固然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广西境内的沈鸿英则有可能乘唐军攻打南宁之际、帮助唐进攻李。李宗仁决定利用唐军到达南宁之前的一段时间，全力讨沈，解除后顾之患，以便能全力抵抗唐军。事情正如李宗仁所估计的那样，当文某被拘一星期后，唐军还未正式宣布行动。沈鸿英忽然在桂林发出通电，以“建国桂军司令”的名义，“出巡视察各地民情”。醉翁之意不在酒。沈以出巡为借口，指挥大军南下，向李宗仁打来。沈自以为其军剽悍，可以在唐军入桂前消耗李军，使其疲惫不堪，最后与唐夹击，一气消灭李宗仁。由于沈雄心勃勃，此次采取倾巢而出的方针。岂知他这一着正中李宗仁下怀，李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使沈“倾家荡产”。形势明朗化，黄绍弘、白崇禧立即返回梧州，并和江西李济深取得联系，计划分兵合击沈。南宁方面，李作了周密考虑，令伍廷扬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一旦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并设法拖住唐军，等大军击败沈军后，再合击唐军。部署既定，1925年1 月，李宗仁率大部移住桂平。1月29日，黄绍弘、自崇禧两人乘轮到桂平向李宗仁报告战略准备工作。

1月30日中午，白崇禧部与沈军在武宣展开了激战，白崇禧几至被俘，仓皇逃迸城内，闭门坚守。白崇禧不愧人称“小诸葛”，在这危难时刻争取主动，施展小计，在沈军用膳时，组织百余名敢死队，鸣枪呐喊，杀向敌营，竟使敌人后退10余里，正当白崇禧在武宣和敌军周旋时，李宗仁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是日下午5时到达离定武约30里的拦马村岸，未等上岸，李已见岸上十数人招手呼唤。在人群中，李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乃询问上游军事情况。根据李澜拄的介绍，李宗仁知道定武城仍在白崇禧的掌握之中。他估计，钟祖培等率领的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的先头部队，1月3工日中午定可到达离定武不远的东乡，便决心上岸向新圩进发。新圩离武宣城40里地。第二天拂晓，李得报钟祖培率部如期到达，敌人已从武宣退至二塘，构筑防御工事，于是派人和白崇禧取得联系后决定是日下午2时，向敌人发动总进攻。李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企图将沈部压迫至柳江左岸而歼灭。沈军不甘示弱，竟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展开肉搏，杀声震天：双方屡进屡退，形似拉锯。李宗仁清楚，值此激烈时刻如一旦垮下，将兵败如山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亲临前线，冒着炮火，指挥作战。正值双方酣战难解难分之际，李宗仁部的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沈军右翼。敌人见李的援军赶到，顿时军心虚慌，阵线动摇。李军乘势发动猛攻，沈军全线崩溃，仓皇窜逃，退守柳州。

为彻底消灭沈鸿英主力，李宗仁和自崇禧商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命李石愚部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白象山、修仁瑶山边，越三排、四排，循崎岖山遁，直奔桂林南乡。与此同时，沈鸿英的一部被第一路军的陈济棠部击败，贺县丢失，蒙山也彼俞作柏部攻占。噩耗频传，沈鸿英正不知所措，又忽闻李宗仁部迫近桂林，慌忙北遁。沈鸿英逃跑的当晚，即2月23日，李宗仁占领桂林。

此时，胡汉民派驻粤的滇军范石生部自广东开抵桂平，支援李宗仁，准备抵抗唐继尧。范部有万余人，原属顾品珍部，1920年顾驻防川南，四川实力派以川人抬川为由，逐顾回云南。顾返滇后驱逐唐继尧，自称云南王。翌年，为响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也为减轻云南的军费负担，顾拨两军东下附义，前往广东，范为其中一军。1922年春，唐继尧东山再起，顾品珍战死，从此范坚定反唐的决心。李宗仁闻范部支援甚喜，便和白崇禧联袂南旋和范晤面，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不料，沈鸿英得知李宗仁离开桂林，便派兵三四千人，袭击桂林，而吕又疏于防范，竟让沈军得手，桂林陷落。经过浴血奋战而得的桂林，竟轻而易举为沈军袭取，李宗仁既懊丧，又恼怒，闻报后立即派自崇禧从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兜剿沈军。沈见李的主力回击，不敢恋战，4月10日弃桂林而逃。

桂林的攻陷再失落，更使李宗仁清醒地认识到，不消灭残余之敌，将后患无穷。于是再次攻下桂林后，即令白崇禧以桂林为据点，跟踪追击。自分三路进击，巧设计谋，于4月 24日将沈军全歼。沈鸿英最后逃往香港。

正当李宗仁、黄绍弘、白崇禧与沈鸿英激战时，唐继尧率领由滇、黔二省组成的“建国军”6万余人挥戈东下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唐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自贵州东部边境入三江、融县，以柳州为进攻目标，第二路由龙云任总指挥，自滇东广南入百色东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第三路由胡若愚任总指挥，由滇南的富州侵入镇边、靖西，经养利、同正，会攻南宁。与唐军相比，李宗仁势单力薄，兵力只有万余，枪八千，炮数门，加上增援的范石生部也不过2万余人。唐部的兵力数倍于李宗仁部，来势凶猛，大有吞日月、撼山河之势。

面对严重的形势，刚结束与沈鸿英作战的李宗仁非常冷静。他认为，滇军虽众，但滇、桂、黔3省边区，多属丛山峻岭，道路崎岖，数万大军俱发并进，是不可能的。三路军中，第二路军龙云部首先人桂，并在李部有计划地退出南宁时，占领了南宁，但后继之军不到，龙部反成了孤军。这样，李宗仁等可以从容部署作战计划，各个击破来犯的滇军。

龙云占领南宁后，前锋于3月底又越过昆仑关，占领高田，进逼宾阳，企图消灭伍廷扬部。龙云部驻扎昆仑关，守攻自如，十分有利，李宗仁强烈意识到，对龙云一战。关系重大，只能胜不能败，胜了是给唐继尧一个下马威,使他不敢轻易前进，败了则滇军蜂拥入桂，桂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与白崇禧、黄绍弘反复讨论战略战术，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5月16日，李宗仁命部队向昆仑夫进攻。为了保证昆仑失一战的胜利，一开始李宗仁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将帅临阵，士兵精伸百倍，作战时奋不顾身。但昆仑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众莫入之势。李宗仁指挥部队，血战一昼夜，损兵折将，不能奏效。这时，李宗仁发现负责左翼进攻的范石生部还未参加战斗，于是，他从阵地调两个纵队向左翼延伸，攻打滇军。全军将士拼力冲杀，使龙部不能支持，死伤2000余人，终于攻下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但李宗仁毫不放松，命令部队跟踪追击，龙云军复于八塘凭险顽抗。李宗仁率部队与滇军奋战一昼夜，再度出破八塘的防守。八塘一破，李宗仁以破竹之势，相继攻下七塘、五塘，龙云部躲进南宁。

南宁城墙坚实，李宗仁部没有重炮，一时难以攻克，李遂下令先将南宁围个水泄不通，打算以断粮断水来逼迫龙云就范。正值此时，范石生方乘着四人绿呢大轿跚跚而至。原来他的部队个个都是“烟腔”，行动太慢。范部到达不久，黄绍弘部也自梧州赶到南宁。李宗仁正为这良好的形势有些得意时，忽接柳州告急电：唐继尧的滇军第一路由贵州入广西，已兵临柳州城下。柳州是南宁的第一道门户，柳州一失，则立呈唇亡齿寒之势；南宁被困之敌不但可减轻压力，而李部违将处于被滇军前后夹击歼灭的危险。这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形势的骤变，反使李宗仁头脑冷静，他立即调兵遣将，重新布署，将围城之责交给范石生，自己率大队人马星夜赶往柳州增援。精明的龙云，见李宗仁调大队人马撤围，知军情有变，判断唐继尧军已进入广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他悬重赏组织敢死队，打算出城突击，创造奇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下子有千余人报名参加。龙云见敢死队士气高昂，当晚便实行突围。围城的范石生军措手不及，被龙部冲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仓皇后退几十里。

刚出南宁城不远的李宗仁闻讯，速调俞作柏领兵折回救援，给敢死队以重创，吓得滇军蜷缩在城内，不敢轻举妄动。为彻底消灭龙军，李宗仁决定在八塘扎营，一面指挥围困南宁战事，一面策划援柳部署。李宗仁为吸引龙军出城野战，将围城的东北方部队撤去，惑他出瓮，无奈龙云上次吃了亏，学起乖来，干脆闭守不出，一则等待唐继尧的增援，二则蓄力以收内外夹击之效。其实此时柳州的战事已十分激烈，唐继尧军步步逼近，柳州守将李石愚在前线阵亡，形势岌岌可危，幸黄绍弘、白崇禧率部分别从梧州、桂林赶往柳州前线，血战一日，打死打伤滇军2000余人，才使柳州得以解救。柳州一役，唐继尧主力受到致命打击，胆战心寒，率余部退至庆远。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捷报，兴奋异常，命大部追击，唐部溃不成军，于6月退回云南。

为使南宁城龙云部早日投降，李宗仁将唐部俘虏数百人送入南宁城，告知滇军在柳州的惨败。龙不信，李又命将俘虏中的两名旅长送入城中，龙才相信。此时，南宁城也已粮绝弹尽，且疫病流行，龙知道继续孤守。意味着灭亡，于1925年7月7日夜间，渡河向左江逃窜。李宗仁派俞作柏率部追击。只因俞行动迟缓，耽搁时日，让龙云安然逃回云南。

经过讨沈拒唐两次险恶的战役，李宗仁以少击众，全歼沈鸿英部，挫败唐继尧东进之师，终于1925年7月统一了广西。还在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时，广西遂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因李宗仁统一广西有功，受到政府的赞赏，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按广东政府的要求，广西的军、政、财、教等诸方面在李宗仁的积极整顿下，走上了轨道，与陆荣廷统治广西时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北伐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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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章 赴粤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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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提议下，两广军政统一。统一后，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弘任党代表，广西成为国民政府直辖省。两广统一，李宗仁异常兴奋，他作为有资产阶级理想的青年军人，抱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方针，积极向广卅革命政府提出立即北伐的主张。

此时，正值湖南赵恒惕与唐生智的矛盾日益尖锐。赵想驱唐出湖南。唐则想独占湖南，但又恐力不从心，更怕吴佩孚乘机出兵帮赵消灭自己，因此先利用与蒋百里的关系，与握有重兵的吴佩孚联络。吴也想占湖南，然后以此为跳板消灭广东国民政府。但难以对付唐、赵两股力量，因此对唐要讨伐赵，心中暗自高兴，表面上则表示不偏袒。唐摸到吴佩孪的态度后，又打电报给李宗仁，请他出兵讨赵、“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李宗仁对唐的处境看得清楚，知道吴佩孚采取鹬蚌争夺，渔翁得利之法，等唐驱赵后，再大兵南下驱唐出湘。李答应了唐的要求，认为到时唐向广东求援，再拉唐入国民政府，以唐为先锋，借机北伐。

主意既定，李宗仁立即复电唐生智，同意一切照办。同时，李命一旅之众，开往黄沙河，其余大部向桂林集中，作为入湘作战的准备。李宗仁自作主张，事后才把行动计划电告广州政府。时广州政府政情复杂，无暇认真考虑立即北伐问题，以实力不够，难以取胜为由，否定了李宗仁的做法，主张推迟北伐。李宗仁对广州政府的意见不满，来个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3月初，唐生智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形势复杂，不是对手，未战即通电辞去省长职。3月17日，唐占领长沙，30日占领岳州。4月，吴佩孚见时机成熟，便调兵南下，向唐生智出击。吴军训练有素，唐军远非其对手，一经交战，立即溃败。4月底，从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逃，并急电向李宗仁求援。李早有准备，接电后立即发兵进击，在衡阳与吴军交手。李的部队，在统一广西的岁月中，已经磨练得善战骁勇，几个回合，便将吴军赶出衡阳。唐生智见衡阳被李军掌握，遂收残兵返会，与李部合力追击吴军。吴佩孚毕竟兵力雄厚，不易攻垮，双方在衡山、衡阳间相持。

湖南局势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因此他对立即北伐充满了信心。5月初，他亲赴广州游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然而当时的广州政府，笼罩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不安定的政治气氛中：“三二○”事件，蒋介石公开反对共产党，并排斥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初，又酝酿拟订了“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企图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据说李宗仁对此中内情一无所知，现既已出兵湖南，成骑虎难下之势，于是把希望寄托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身上。

5月11日，他拜访了蒋介石，向蒋陈述了立即北伐的3条理由：1．直系经第二次直奉战争，已一撅不振，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近来吴佩孚乘张作霖、冯玉祥互战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部队，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张，北上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倘冯军瓦解，吴的势力复振，重新坐大，北伐时机将失，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2．趁两广统一，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容易取胜。否则在广东富庶之区待久了，容易偷安腐化，不利事业。3．如今七军已成骑虎之势；唐生智目的在于做主湖南，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络，一旦成功，日后将困难重重，不如趁现在的形势，以授唐为由，大兵北上，且出师有名，李宗仁滔滔不绝他讲，蒋介石心猿意马，根本不打算北伐，他态度明朗地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北伐呢？”蒋介石的回答，完全出乎李宗仁的意料之外。他原先总以为，军人所见略同，至此他犹如头浇了一盆凉水。但李宗仁心里不服，便与蒋介石辩论，然而毫无结果。李宗仁在广州连日访张杰、谭延恺、程潜等中央要人。这些人虽不反对北伐，但鉴于当时广州形势，对李宗仁所提立即北伐之事兴趣不大。无奈，李找到国民政府俄国顾问鲍罗廷，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主张。岂知鲍罗廷也正为解决因“三二○”中山舰事件而引起的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矛盾，无暇讨论北伐事。这使李宗仁大为失望。

李宗仁到广州，寓居于设在新广西会馆的第四军军部，同四军军长李济深朝夕过从，谈及出师北伐事。李济深对李宗仁的建议甚表热情，并告诉他，这几天内要齐中央政治会议，到时将这个建议提出来。这样，李宗仁在失望中又有了希望。果然，李宗仁接到了开会通知。会上，李宗仁提出广州政府应立即北伐，并反复陈述了理由。李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然而，李济深的发言效果，使李宗仁吃惊。李济深说：“今日北伐是千载一时之机会，第七军在前方节节推进，形势大好，中央断不能坐失良机，更不可坐视第七军孤军作战……。”说者诚切，慷慨陈词，听者动容，一时陷于徒然肃穆气氛之中。李宗仁算是头脑灵活，看到这种场面，在一旁插话：只要同意出师，定能旗开得胜。两人一唱一和，终使中央政府同意立即北伐，并据李宗仁的坚决推荐，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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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章 为北伐创建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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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前敌总指挥一职人选问题，在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由李宗仁担任前敌总指挥，认为李资历老，投入北伐的队伍最多，且部队作战能力强，李当之无愧。但李宗仁考虑到湖南战场第八军的重要性，争取唐为广州政府效犬马之劳，所以推唐担任，但与会者不以为然，一致反对，认为唐资历太浅，原只一区区师长，不堪胜任。尤其是程潜，竟大动感情地对李宗仁说：难道要我回湖南听唐生智指挥吗？以此逼李上任。但李坚持己见，会议才通过了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的任命。为此，唐后来对李表示万分的感谢。

正当广州组织北伐机构时，6月中旬，湘中七军捷报频传，屡挫吴军进攻。七军急于北上，电催李宗仁赴前线指挥。6月18日，李辞别广州赴前线。临行前，各县举行盛大欢送会，李宗仁兴奋异常，对北伐胜利充满了信心。李宗仁此行湘中，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七军向长沙挺进。长沙对吴佩孚来说是能否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关健地盘，长沙一失，吴佩孚的南下劳师之功可谓前功尽弃。吴清楚李宗仁的七军比较凶猛，于是派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增援长沙，协助长沙守将叶开鑫，派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洋、常德一带防务，令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担任右翼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两旅兵力担任总预备队，贺耀祖、刘铡部进入湘西，见机而动。大兵云集；吴佩孚摆出一副与李宗仁决斗的架势。李宗仁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场恶战，沉着冷静，采取了相应措施，让第二路军总指挥胡宗泽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开往永丰集中；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于7月初开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左右两翼部署停当，李宗仁亲自指挥正面进攻，7月4日，李下令三路同时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扣”得吴佩孚军措手不及，仅一个星期即7月11日，就光复长沙，吴军退守汩罗江北岸待援。

北伐军首战告捷，国人震动，尤其是广州政府要员，惊喜交加。原来广州囚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虽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北伐但从心底里还存有畏缩情绪，对能否取胜，忐忑不安。长沙之战，北伐军一举成名，他们多少感到有点突然。然前长沙之战，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是胜利信心，蒋介石也在这胜利声中举行了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仪式，正式出师北伐。7月27 日，蒋介石率第一军一、二两师由广州北上。

长沙之役虽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但毕竟是第一仗，对北伐军来说，日后的征途还很艰难：吴佩孚虽在长沙败于李宗仁之手，但他还握有号称20万的军队驻扎在京汉铁路沿线，他不甘心长沙之败，积极准备反攻；长江下游的孙传芳也有号称20万的部认，盘踞在苏、浙、皖、闽、赣五省。部队兵强马壮，粮饷充足，奉军张作霖则有号称30万的大军，部队的战斗力比吴、孙军还强。军阀的兵力10倍于北伐军。为了迅速地向北推进，消灭军阀势力，8月12日晚，在蒋介石的召集下，于长沙前藩台衙门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了第二期战略计划。会上，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主张将主力转移，攻取江西、以巩固广州根据地。李宗仁则竭力主张首先乘吴佩孚军疲于南北奔命之时，用速决战的方针，将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在武汉站稳脚跟，这样北可进攻中原，东可进长江，包围孙传芳，底定东南，则易如反掌。否则将两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对究竟如何周旋于军阀的千军万马之中，有效地攻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和加仑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听了李宗仁意见，都表示同意。但他们对李宗仁先攻武汉的主张不免有些担心，会后李宗仁与加仑之间还有一段有趣的争论。散会后闲聊时，加仑问李宗仁：“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李宗仁略加思索地回答，“我看有14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奥！”加仑惊讶他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14天呢？”李说：“我以我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行50里。汩罗江距武昌、约700华里，所以我估计要14天。” 加仑见李宗仁那副自信的态度就说，咱们打个赌，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出于对这次行动的担心，加仑的打赌仅是为了提醒李宗仁慎重行事罢了，而李宗仁却显得特别认真，还蹩足了劲。

8月下旬，李宗仁领兵进发武汉，只用了12天的时间，经过汩罗江、汀泅桥、贺胜桥诸战役，即打到武汉。兵临城下，围攻武昌城。吴佩孚军已风声鹤唳，纷纷北撤，拿下武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武昌城下，李宗仁笑着向加仑要白兰地，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不过加仑对当时有李宗仁这样的军事将领感到高兴。

正当李宗仁领兵自泪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檄请孙传芳前往湘、鄂助一臂之力，以夹击李军。孰知孙氏却打着如意算盘，坐山观虎斗，企待两军俱伤，他来收拾残局。北伐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侥幸心理，长驱北进，如疾风扫落叶。一举攻下武汉；并按原定计划，迅即挥师东进，锋转江西。东进之师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右翼，由蒋介石指挥，以夺取南昌为目的，第二路为中路军，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趋德安，以断南浔铁路，李宗仁率第七军2万余人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取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

9月10日，蒋介石命李宗仁入赣作战，将武昌围城之任交第四军接替。李宗仁接到命令后，随即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4比李宗仁领兵进驻阳新。按李估计，程潜部应已占领武宁，遂驻扎阳新，派人往武宁侦探，以便联络。正值此时，李又奉武汉急电：孙传芳部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攻占大冶，进而解围武昌，望克日回师阻敌于大冶。其实李宗仁接电后，孙军已攻打大冶，而回师非三五日不能到达。远水救不了近火，李宗仁盘算还不如乘士气旺盛攻打孙传芳的司令部所在地九江，如占领九江，江西形势必急转直下，孙军也不敢攻打武汉。在征得武汉方面同意后，9月下旬，李即下令全军开拔，向九江挺进。途中李探知武宁为孙军占领，程潜去向不明，甚是吃惊，暗暗叫苦不迭，如今自己闯入了前、左、右三面受敌的困局，欲退不能，欲进不得，大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处此情状，军心至为重要，李不露声色，急在心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根据现状，李当机立断，改变战略，舍夺九江，领兵向右翼靠拢，翻越羊肠山，寻找程潜部，如程部被围，则可解救，如无恙，则可合拢另作打算，这对保存实力有百利而无一害。李部翻越羊肠山后，9月29日攻下箬溪，为解救南昌前线的困境，10月2日，李率部自箬溪东进，在德安、王家铺与敌展开异常激烈的遭遇战，皆获大捷。10月中旬，与程潜部取得联系，正准备联合向南浔路推进，策应正在攻打南昌的蒋介石部。忽接蒋的电、报，“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原来，蒋介石在硬攻南昌而失败后，拟订了“肃清江西计划”，分左右两军向敌进攻，李担伍左路任务。一路上，李宗仁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1月2日攻下德安，3日克复马回岭；4日占领九江；6日下午率部与右翼军会师南昌郊外，不日南昌被克。至此，江西之敌基本肃清。

打下南昌不久，北伐军立即组织东征，计划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北上，统一全国。东征军共分东路军、中路军、西路军。从战略态势看，北伐军对北取守势，对东南取攻势。李宗仁任中路军总指挥。按计划，此次东征分两期作战，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吸引沪、杭、宁三角地带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待战事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中路军发动第二期攻势。1927年1月中旬，东路军入浙不久，李宗仁领兵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东路军白崇禧部攻势凶猛，于2月28日进占杭州，3月21日进驻上海；22 日，何应钦部占领镇江。正当东路军节节取胜时，李宗仁也于3月18日，在北京政府安徽省长陈调元的配合下，平定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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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章 帮助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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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蒋介石自九江到达安庆。26日，李宗仁随蒋由安庆赴沪。此时的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命形势很好。李宗仁对这种形势却感到担心，认为“工会气焰熏天”，是共产党要取代国民党的表现，特别是工会拥有武器，认为这是心腹大患，如不加抑止，国民党前途不堪设想，因此在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会晤后，立即往见蒋介石，谈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对共产党妒恨如仇，看到上海的革命形势似乎有些绝望，见李宗仁的想法正合己意，便问李宗仁：“你看怎么办？”李立即向蒋献谋：“我看只有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介石听了心头一阵喜悦，连忙问：“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辞职了，我无法掌握第一军了。”蒋介石诡计多端，他是想让李宗仁帮助他做这件事。而李却立即表示：”那么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妄功，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顿就绪，调往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李宗仁的这番活，蒋听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正当李宗仁积极帮助蒋介石清党时，4月2日，汪精卫秘密抵沪，井与蒋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蒋介石希望汪立即回武汉政府，与他共同实行分共。汪虽赞同蒋的意见，但他在名义上还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不愿一回国就丢掉作为自己政治资本的旗帜；另外，蒋介石胡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时也摸不准，因此采取观望态度。4月5日，汪精卫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与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声称国共两党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不听信任何谣言。不论这个宣言”对蒋介石的清党行动起不到实际的阻止作用，但却惹怒了李宗仁，他颇为恼火地向蒋介石建议，如汪不同意分共。将他软禁起来，不能放虎归山让他回武汉。蒋介石虽没有采取李宗仁的建议，知道汪精卫最终会起而反共，倒向他这边，但对李的态度很欣赏。

蒋介石在得到李宗仁的军事上支持外，又得到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经济上的支持，于 4月12日，发动了政变。一个星期后，4月16日在南京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成立后，1927年4月，蒋介石着手他的第二期北伐。此时，李宗仁虽挂衔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但由于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都加入北伐队伍，使北伐力量大增，因此这阶段的北伐，他个人的作用，已远不如第一期北伐那样突出。然而，南京政权与武汉政府的对峙，却使他在政治上的作用显得比较突出了。

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孙传芳残部据守苏北，与南京政权对峙，伺机兴兵南犯，武汉政府反蒋由过去的唇枪舌战，开始变为兵刃相见。4月，武汉军分兵两路，东征讨蒋，一路以唐生智为主力，沿长江以北向南京进发，一路以张发奎为主，沿长江以南进发。李宗仁奉命率第七军溯江而上，过芜湖向江西进发，作西讨准备。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刚败北的孙传芳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南京进攻。南京危急，李宗仁立即回师，并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武汉游说，要武汉方面以北伐为重。武汉方面接受李宗仁的建议，表示先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后再和平解决宁、汉纠纷。于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宁汉之战，竟消弥于李宗仁的一番苦心之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武汉方面虽暂时息事，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却掀起反蒋热浪。他衔蒋甚深，积忿日久，在致何应钦的长信中，力数蒋的偏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罪状。李宗仁担心朱培德的反蒋情绪会引起武汉政府大员的连锁反应，后果难以设想，为蒋介石政权计，他决定亲自赴赣面晤朱培德，以他的面子求得朱对蒋的谅解。5月8日，李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一见面，朱培德便诋责蒋介石，李遂乘话题劝说：“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拼。”并强调说：如果真的动干戈，两军相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双方俱伤，岂不为北方军阀造机会？” 李宗仁的一番话，说得朱培德初衷动摇，消除了原先的打算。

事实上，宁汉暂缓冲突，并非全靠李宗仁的如簧之舌，更主要的是双方此时各为利益所迫。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达成了“互相理解”的协议，5月21日，武汉汪精卫发动反共事变。武汉行动，南京立即表示支持，李宗仁也于8月18日通电，表示对武汉以前“容共”表示谅解，并称武汉分共后，“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欢迎汉方重要人物赴宁柄权。”李宗仁通电不久，汪精卫立刻作出反应，也致电李宗仁，表示“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至深内疚”。不难看出，此时的李宗仁是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军人，他的政治活动和态度，对稳定初建的蒋介石政权起到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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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 与蒋介石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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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虽全力支持蒋介石，但蒋不愿李宗仁手握重权，因此定都南京后，蒋千方百计要削弱李的军权，从此两人交恶，演出了一出助蒋又反蒋的闹剧。

1929年1月，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这个会议的矛头是对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而主要是李宗仁。混乱岁月，李视军队如命根，要他削减军队显然办不到。会议遭到了李宗仁的强烈反对。这使蒋很恼火，对李耿耿于怀。政治手段解决不了，蒋决心以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一期北伐胜利后，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大增，白崇禧部驻扎华北；张定潘控制上海，黄绍弘占据广西，李宗仁亲率第四集团军驻防武汉。此外，与李宗仁过往甚密的李济深控制广东。桂系控制这些地盘，使蒋介石心怀不安。蒋曾与冯玉祥在汤山洗澡时的一席话，颇能说明他的这种心理：“常话说，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

李宗仁势力的庞大和发展，对独裁的蒋介石有着严重的威胁。于是，蒋决心首先除掉他。

1929年2月初，蒋派人秘密运送大批弹药，取道江西，接济湘南的鲁涤平及其第二军，以便对武汉的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取两面夹攻之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秘密被李部将领夏威、胡宗泽、陶钧发觉，夏、胡、陶年轻气盛，又仗着部队战斗力强的优势，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武汉政治分会会议的名义罢免了鲁涤平的职务，以何键取而代之，并对湖南用兵。夏、胡的行动，在南京的李宗仁还蒙在鼓里。21日凌晨，海军署长陈经宽忽来南京成贤街李宗仁邸宅，说他接到长沙海军电台告急，武汉用兵长沙，武装解决了鲁涤平手下的于部，原因不详。李宗仁听了大为惊诧，知道部下闯下了弥天大祸，后果不堪设想。李当即化装，偕侍从副官季光潜潜往下关，连夜搭乘火车赴沪，住迸法租界海格路陈光甫的“融园”。亏得李当机立断走得快，他出走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先后往李宅探询李的踪迹。李的妻子郭德洁是位聪明人，她估计李已到了上海住下，才于第二天晚上告诉他们李已赴沪。

武汉的军事行动，使李遭到了舆论界的诋责，李无奈，遂于3月1日，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拥蒋，“促进统一”。然而蒋介石却把胡、夏、陶在武汉的举动看作借口消灭李宗仁势力的好机会，因此不肯罢休，从而演出了蒋桂战争的独幕剧。

3月15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有人认为两湖事件是局部问题，此乃错误认识。地方军人，目无中央，骄恣成习，积而有此重大违法之举。蒋的话实际上宣布了李宗仁的罪状，也表明了他对桂系用兵的决心。21日，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李济深被软禁，李宗仁感到上海不是栖身之地，继续呆下去极为危险，决定避回广西。3月22日，李在上海市长张定潘的安排下，带着副官乘专车去中国饭店。正如张定潘预料的那样，李的汽车一出门，蒋介石特务的汽车就紧跟不舍。李进饭店上楼后，立即又从后面工杂人员专用的搂梯下去，坐上已经准备好的另一辆汽车，飞驰黄埔江边市政府专用码头，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吴淞口外，搭乘邮船转往香港。蒋介石见李宗仁避匿香港，非常恼火。27日，在他的指使下，中央委员会开除了李的党籍。同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付伐李宗仁。蒋在讨伐令中说：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力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着即免其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令前方各军对李宗仁的部队”痛加讨伐”。

3月28日，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第三、五两军，从九江、南昌攻打武长路，以截桂军退路；刘峙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第一、三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第六、七军回南阳、信阳，南袭武汉。

对于蒋介石的军事讨伐，李宗仁早有所料，他在逃离上海前，已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命何键为第一路司令，守湘东；叶琪为第二路司令，守武长路；夏威为第三路司令，守黄陂、祁家湾一线；胡宗泽为第四路司令，守阳罗；陶钧为第五路司令，守三、四两路军的中间地带。双方的军事部署，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由于蒋介石军队人多势众，加之李宗仁手下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被蒋介石收买，4月4日，蒋军占领武汉。4月15日，胡宗泽、陶钧、夏威在蒋军的追击下，通过孔庚向蒋投降，通电下野，部队全为蒋收编。李宗仁在北伐后期统领的第四集团军在短短3个月中就化为烟云。

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桂系部队的同时，又通过重新起用的唐生智，领兵向平、津白崇禧部进攻。大兵压境，且唐部绝非孤军作战，白知处境不妙，即弃部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往香港，与李宗仁“作伴”。

为了彻底打垮李宗仁的势力，蒋介石在4月19日发布“以根本铲除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命令。李宗仁到香港后，并未耽搁，即与白崇禧入广州。5 月初又由广州返回广西梧州。蒋得悉李宗仁、白崇禧入广西，即密电黄绍弘将他两人扣押。黄、李、白，是广西的首领，曾经患难与共，重大事情总是三人抱着一团，因此蒋介石的密令无济于事，但蒋的紧逼，促使李下决心对蒋孤注一掷。5月5日，李宗仁组织了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发出反蒋通电，命白崇禧、黄绍弘领兵分两路进兵广东。但李宗仁兵力有限，经不起蒋介石部的反击，于6月初败回梧州。6月下旬，粤军在蒋介石的军事配合下，先后攻占桂林、梧州。李宗仁在广西无立足之地，再次逃亡香港。至此蒋桂战争结束。

李宗仁逃到香港后，住在罗便臣道92号，这是一座位于半山之中的3层楼洋房，原系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来港避难时的栖身之地，如今成了李宗仁的匿身之所了。李虽说败逃香港，但毕竟是一位风云人物，到港后不久，来访者便络绎不绝。

不过蒋的轻动干戈，引起了连锁反应。蒋桂战争未了，冯玉祥预感到蒋在打败李宗仁后，将会锋转西北，对准自己。为了“自我保护”，冯于5月15日，在郑州扯起了“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的旗帜从平汉、陇海两线发动反蒋战争，于是蒋冯大战迫在眉睫。蒋恐李宗仁、白崇禧在香港与冯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李出境。李、白无奈，10月初离港，不久到达越南的海防。他们刚到海防不久，广西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俞作柏、李明瑞脱离桂系。李宗仁决心东山再起，在黄绍弘的精心安排下，顺利回桂，重主广西。不久李又率八桂兵再度入湘作战，参加倒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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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 苦撑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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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反映了蒋介石急于消灭异己的思想。为防止被蒋各个击破，1930 年初，阎冯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4月，阎锡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积极响应，并与冯玉祥、张学良一起，就任副总司令。5月1日，蒋介石命部队做好一切作战准备。11日下达攻击令。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张发奎在南宁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李考虑兵寡不能相顾，决定放弃广西，倾巢而出，攻取武汉，与阎、冯部会师中原。计划既定，5月中旬，李领部出发。为了迷惑蒋介石军队，出发前，李故意派小部兵力骚扰平南。蒋部果然中计，陈济棠、朱绍良出动主力向桂平大举进攻，李宗仁速将集中在桂东主力分三路入湘，出衡阳，攻长沙，何键军望风而逃，遁入湘西境内。6月8 日，李宗仁的一、二路军占领岳州，前锋进入湖北境内。此时黄绍弘的后续部队和辎重已向衡阳跟进，李宗仁很振奋，感到重新夺回武汉，实现与冯，阎会师指日可待，于是他本人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孰知6月10日，衡阳竟为粤军蒋光鼐夺占，顿时李宗仁部处于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之势。情势危急，李当即挥师南归，打算攻克衡阳后再北进。然而部队给养中断，军心不稳，加以缺乏重武器，衡阳久攻不克，而蒋军援兵云集，李宗仁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遂率军撤回广西，狼狈不堪。

李宗仁退回广西后，蒋介石企图一锅端掉李宗仁的势力，命湘、粤诸部不断入侵桂境；令云南的龙云部东下包围南宁。桂军已无甚战斗力，又处此危险境地，人心涣散，连黄绍弘也开始心灰意冷。李宗仁意识到，南宁不稳，今后将没有东山再起的基础，于是与白崇禧积极开展军事活动，对来自湘、粤蒋军采取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桂境，至10月中旬，解脱了南宁之危。西线平定之后，李宗仁正待回师迸击入桂境的粤军，广东与南京的蒋介石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固此与桂军通款言和，不但从广西撇兵，而且还派代表到南宁与李宗仁商议合作反蒋。

原来，7个月中原之战，蒋介石以为异己力量已不能东山再起，遂主张召开国会，制订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从法律上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他的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内元老派的反对，其中胡汉民最为激烈。蒋为了达到目的，竟把胡汉民囚禁于汤山脚下，企图镇一儆百。蒋的行为在国民党内掀起了巨大的反蒋波澜，中央要员纷纷南下，以示抗议，并要蒋下野。至此广西形势峰回路转，变得平静了。5月28日，广州政府成立，两广军队恢复国民革命军编制，李宗仁归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广州组府后，宁粤对峙的局面相持约四五个月。1931年秋，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 “九一八”事变。这一震惊世界的侵略行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之情，各界纷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还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南北之间。粤方坚持以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迫于形势，蒋于12月下野，由孙科组阁。蒋下野后，仍操纵着政府军政大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虽宣布取消，却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南京政府对峙。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辞职后，蒋介石在汪精卫势力的支持下，于1932年1月重新执政。蒋上台后，对日本采取忍辱的态度，对内继续搞独裁统治。5月13日，蒋介石对陈济棠表示，将对桂用兵，广东维持现状。陈济棠知道这是蒋对他暗示，要他不要站在李宗仁一边，但陈更清楚，粤、桂相依为命，一旦广西被征服，广东则唇亡齿寒，危在旦夕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与桂联合，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对陈济棠的打算，李宗仁开始有些疑虑，劝陈慎重些，但经不起陈的鼓动，最后表示同意。经商量，6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联合致电蒋介石，公开了自己的态度。两广联合行动，蒋介石不敢贸然下令讨伐，便用收买分化的手段，使陈济棠在广东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7月13日，南京军委会明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

为了稳住李宗仁，在对陈的明令之后，附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李宗仁和白崇禧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李宗仁接到电令后，感到诧异，知蒋在玩弄花招，遂复电表示：前令“墨迹未干，自毁信誉”，“殊难遵令”。7月25日，南京政府又明令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仍不服从。通电责诉蒋介石“遇事不以国脉民命力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掸阎，予取予求”的独裁统治，表示绝不服从蒋介石，断不让“蒋家势力开入广西”。

李宗仁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大为恼怒。7月底蒋命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自高州一带逼进桂南，何键则取道湖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四五十万大军从四面遥逼广西，大有扫尽荡平之势。对李宗仁来说，此时只有一条路，就是全力抵抗。于是李宗仁与白崇禧商定，一方面约请息影梧州的李济深来邕，研究抵御之法，一方面动员全省力量，扩建部队，由原来的14个团增加到44个团，号称10万大军，拟与蒋介石军决一雌雄。另外，在李宗仁的动员下，全省军民情绪异常激动，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几乎人人勒缰以待号令。

士可杀不可欺，广西的高昂士气，南京方面了解得一清二楚，感到广西不可轻取，遂放弃武力解决的途径。适此时，冯玉样由南京上庐山，乘机向蒋介石迸言，劝毋斫丧国家之气。蒋介石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交锋，将不可收拾，决定取和平解决方针。8月28 日，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代表赴南宁申明谋和诚意。李惟恐蒋介石反复无常，说了不算，仍积极备战反蒋。24日，李宗仁和白崇禧邀请李济深、刘芦隐、彭泽湘等十多人举行会议，商讨成立抗日政府，并以“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询张学良，以便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意图，8月30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致电李宗仁和白崇禧，表示将赴一行。李宗仁与白崇禧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此时，李济深提醒李宗仁： “蒋介石言而无信，不要上他的当。”但李宗仁表示，“如果他能用事实来表示其谋和诚意，那我就不好拒绝。”9月2日，居、程、朱由广州飞邕，他们带来蒋给李、白的亲笔信，渴望和议成功。程潜还说，如果和议能成，要表磕18个头我也愿意。经过双方交谈，达成8项和议。

9月5日，蒋介石在程潜寓所会见赴邕三代表后，指示陈诚撤兵，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6日南京政府发出任命令。当天李即电蒋，定于16日就新职。

9月中旬，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白接电后，疑虑重重，踟躇不决，且白夫人坚持不让白去。李决定自己亲赴穗一趟。9月17日，李只身飞赴广州，当晚下榻东山陈维周的“继园”。李原定于18日去黄埔见蒋，那知蒋一破惯例，于18日上午 9时到“继园”拜访李宗仁。这是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李第一次与蒋会面。双方寒暄一番后，未及其他。这次会晤，标志着李与蒋7年来的敌对消失，李宗仁的政治生活步人了一个稳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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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 台儿庄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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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脆弱的社会重新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时刻，1937年7月7日，河北宛平卢沟桥畔的上空，响起了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枪声。民族灾难的信号，惊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四万万中国同胞，掀起了救亡热潮。李宗仁在民族灾难的呼唤和催促下，履行了炎黄子孙的匹夫之责，出色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抗战史上，在爱国主义者的行列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篇章。

7月30日，平、津失陷，日军又以40万兵力，分四路全面举兵南侵，一路由平绥路、同蒲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一路由津浦路、胶济路进攻山东；一路沿平绥路进攻绥远，同时在华东挑起战端，进攻上海；蒋介石一开始便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长驱直入。11月，上海也陷入日军之手。上海是南京的内门户，上海被占，南京政府所在地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下。11月底，日军兵临南京城下，12月1日正式发起进攻。两个星期后，南京在一片混乱中陷入敌手。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受命后，即选派徐祖贻任战区参谋长，组织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初，李宗仁奔赴徐州前线。投入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有数十万人，但部队战斗力强弱差异较大。李宗仁调乓遣将，按其所长，作了细致部署。第三十一军军长刘毅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三八师，军中班排长以上干部，均系李宗仁亲自从广西征调而来，颇有作战经验，指挥也得心应手，因此李宗仁将其部署在海州，以防敌人在该处登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的十二军、五十五军，训练、装备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李遂让其驻扎山东境内，五十七军军长缨潋流，辖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该部装备尚可，但战斗力不强，李便命其部驻防苏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一一三师、一一四师，战斗力较强，李命其在临沂方面堵截日军前进。部署就绪、李宗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

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

南端敌军指挥官（火田）俊六大将，于12月中旬，指挥8个师约8万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循津浦路正面北进至盱眙、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企图直趋蚌埠。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孰料行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火田）俊六所料，十分恼怒。于是（火田）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及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敌人汹汹而来，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李品仙将三十一军于1月18日自明光全线西撤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是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捕捉到李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遵李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忽彼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迅将三十一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遂命部队采用敌迸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淤沪会战的二十一集团军北调合肥，日军有后顾之忧不敢随意北进，一时津浦路南端战事，形成敌我双方胶着对峙局面。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保卫战，原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鲁境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归仁镇后，韩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迂袭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人日军北方军第二军矾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有些着急，屡屡严电韩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对李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二十二师负责攻取济宁，于二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 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竟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伤亡极大，17日晚撒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十二军八十一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五十五军阵地。 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 “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泵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虽说庞氏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氏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热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庞部的成功据守，是不可一世的日军所始料不及的。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9月11日，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接到李的命令后，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竭，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坂垣反击，坂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坂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90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合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坂垣败绩累累，矾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置就绪，3月15日，矾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 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腾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撇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矾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进。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战争中，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的作用，因此，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城内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里却养兵于山区，无动于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军情危急，李宗仁无可奈何之下，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殆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力日军占据，他们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听得出，孙连仲讲这番话时，语调几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孙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着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说完，李怕孙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以前虽和李宗仁只一面之缘，但听人说过，李在战区司令官中，属较通情的一位，此时此刻李下这样的命令，深知台儿庄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价值，以及李宗仁对此次战役胜利的信心。于是孙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绝对顺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尽放心，于是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一支的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4 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经旬的敌军，也筋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竞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未，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这次战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

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办了宣传周，印制了著名作家老舍写的大鼓词《抗战将领李宗仁》，颂扬了他领导的台儿庄大捷。功高震主，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社会对李宗仁的赞扬。使蒋介石不高兴，他让陈诚把有关这方面的宣传品收掉；蒋本人在武昌官邸得知街上欢闹、放爆竹庆祝台儿庄胜利时，对左右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

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名声大振，社会把他看作是国民党内杭战的象征。而且这次会战，李宗仁与五战区的参战部队的感情很融洽，李本人深受部下的爱戴。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深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因此有意识地压他一下，在徐州会战结束后的武汉会战中，李宗仁名义上是这次会战的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是个有名无实的敲边鼓的角色了。但蒋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李宗仁调离部队。1943年9月，李宗仁被蒋介石用明升暗降的手法，从五战区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职。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一、五两战区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战区军事行动，实则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军权。对于蒋的用心，李宗仁洞若观火，但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自我安慰。他在自传中曾这样说：多年戎马倥偬，案胺峡掌，如今这样倒不如乘机休息。这样想，李宗仁反觉得一阵轻松，命令一下，他即着手交卸，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是刘峙。

李宗仁在汉中行营任上还不足两年，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战胜利消息一出，国民党中央便令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表面上权力很大，负有华北安危之责，同仁们都为李宗仁的这一调任高兴。而李却不然。他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深知蒋的为人，猜测此次任命，一则一时无合适人选，另则是想捧他一下，但不会给他实权，固此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9月12日，他带着不悦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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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 置身副总统竞选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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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北平行营任上两年余，命运之神便把他抛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激烈竞选漩涡之中。1946年12月25日，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开始酝酿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1948年3月29 日，国民大会开幕。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但谁来当副总统，对蒋介石来说，确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听从于他摆布的副总统，事不顺其愿，他最为忌厌的李宗仁也出来参加竞选。李宗仁之所以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完全是因为得到了美驻华大使司徒霄登的支持。1947年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转守为攻，打进了国民党统治区，南京政府面临着一个非常暗淡的前景；国民党内普遍存在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不满情绪。作为国民党政府后台的美国政府，也开始不满蒋介石政权，1947年8月24日，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邱举行的茶话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中国的复兴，惟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到北平作了一次调查，指出蒋介石的“资望已日趋式微”，“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李摸到了美国人的气候，决定参加竞选副总统。1947年10月12 日，李宗仁电召程思远由上海飞往北平，商讨1958年春副总统的选举事宜，让他在南京部署一切。5天后，程飞往上海转回南京，带回李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写明了准备参加副总统的竞选。3月22日，李宗仁乘飞机从北平到达上海，翌日坐火车到达南京。

李宗仁参加竞选，蒋介石非常担忧。他心中明白，李一旦参加竞选，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为了把李压下去，蒋在周围策士的密议下，想出以党提名候选人的方法，企图把李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剔除。与此同时让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等人，以谈心会的形式，劝李宗仁接受党提名的方式。李知蒋耍花招，没有接受，据理驳斥了他们的做法，并与吴稚晖等人争吵起来，最后不了了之。“谈心会”不成，蒋又单独召见李宗仁，明确要他放弃竞选，还威胁他不要给党造成分裂。

李见蒋不讲道理，立即反唇相讥：“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蒋介石无理，但硬着头皮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见蒋蛮横，不愿多说，只回答：“很难办。”蒋暴跳起来，大声嚷道：“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这话刺痛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他恼火了，也大声嚷道：“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与蒋介石并坐在一张沙发上，蒋听李顶他的话，满面怒容，气得一下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口中连连说：“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毕竟是军人出身，在这种场合，不自觉地表现出军人的刚性，也蹦了起来说：“我一定选得到！”李宗仁与蒋介石为竞选副总统事争吵，很快传了出去，许多人为此愤愤不平。

蒋介石逼李宗仁自动退出竞选不可能，使用支持孙科的竞选来击败李宗仁。在蒋介石看来，孙科是孙中山的哲嗣，有影响，定可击败李宗仁。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后，果然声势浩大，在蒋的指使下，各种宣传机器拼命为孙造舆论。蒋想方设法不让李当选副总统，李宗仁也千方百计到处活动，黄绍弘是李竟选组织的参谋主任，由他出面同另外两候选人于右任、程潜成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无论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都要以所有得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这一着后来对李宗仁的当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4月23日，在蒋介石当选总统 5天之后，国民大会开始了选举副总统。候选人共6人。投票结果，李宗仁以754票领先，孙科559票，程潜522票，其余更少。李宗仁虽独占鳌头，但不足法定半数以上的选票，于是依选举法规定，第二天投票在前3名中进行，选举当天，《救国日报》为支持李宗仁当选，在头版地位刊登了孙科的一则丑闻，给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蒋介石见孙可能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便召见袁守谦等，嘱其为程潜助选，并拨竞选活动费100亿元法币，企图以程击败李。24日，国民大会进行第二次竞选，李宗仁得1163票，孙得945票，程得616票。李虽远胜孙、程，但仍不足法定选票，于是决定25日进行第三次选举。蒋介石原以为孙不行，第二次选举结果见程只有孙的三分之二票数，于是又召见程潜等人，劝程退出竟选，答应补偿他的竟选费用，设法把投他的票全部改投孙科。与此同时，有人在大街上发传单，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是有逼宫夺取最高权力的打算，舆论能杀人，李宗仁深谙其中道理，于是24日晚召开助选团的人开会，黄绍弘以为形势目前对李宗仁有利，但这件事弄得不好，会弄出血案来，建议李宗仁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李宗仁豁然开朗，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于25日登报发表声明，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力由，退出竞选。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孙科见舆论压力巨大，又见程潜、李宗仁先后退出竞选，自己没有竞选对手了，十分尴尬，也声明“为肃清外间流言，消除误会”，放弃竞选。三人都放弃竞选，使国民大会陷于瘫痪状态。25日宣布大会休会。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不得已召开国民党中常会，派人劝请候选人参加竞选，但毫无结果。27日，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找白崇禧去劝说李宗仁参加竞选。4月28 日，国大恢复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依法，李宗仁与孙科再由大会决选，以多数取胜。自从李退出竞选之后，反使竞选能力加强，凡对蒋不满的人，不论哪一派，都站到李宗仁一边来。29日投票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 票。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李宗仁的当选，气得蒋介石发疯一般，不但把收音机踢翻，而且命司机开车载着他无目的地在外兜转。当选是日，李偕妻子郭德洁至蒋介石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中枯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蒋介石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很不自然。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他亲自接见军统特务，布置暗杀。蒋的这一阴谋，为黄绍弘察觉，他于12月24日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赴沪。临行时他对李宗仁的秘书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关系异常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渡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不要掉以轻心。”不久，因淮海战场杜聿明失利，蒋介石才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中止对李宗仁的暗杀。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事实上只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大权蒋介石一手独揽，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不通知李参加，外事活动，也不邀请李出场，因此在他副总统任内的头几个月，清闲得很。李宗仁也自得其乐，日常无事，便在京、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就在这当儿，李宗仁的长兄过世，手足之情，李想返乡吊丧，便向蒋介石请假，但蒋介石深恐李宗仁暗中与广西有联络，对他不利，未于批准，在李宗仁的一再坚持下，蒋才笑着说：“嫂夫人能干，就让她去料理好了。”此时的李宗仁，虽然当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亲手足去世，连吊丧的权利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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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 代蒋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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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10月底解放军获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歼灭蒋军约50 万人，白此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初，解放军又发动了淮海战役，12 月战役接近尾声，蒋的军队败局已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一切权力。”这8条是对蒋介石在政治方面的一个致命打击。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连连失利，经济上、外交上也遭受严重的挫折：物价飞涨，人心恐慌；美国杜鲁门当选总统，表示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但却表现出对李宗仁有兴趣。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过渡一下。1949年1月，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透露了准备下野的意向。1月21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在官邸召开文武百官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告退位，由李宗仁“继任”总统，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下野文告，由张群转到了李宗仁之手。文告不满500字，李宗仁细读之后，觉得有不妥之处，不但原先的“继任”变成“代行”，而且连蒋介石引退下野的字眼也没有了。李立即把总统府的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责问，要求改动。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不理李宗仁，让吴忠信将这文告刊登各报。李宗仁认为蒋欺人太甚，把吴忠信叫去，声称名不正，言不顺，决不就职。吴忠信见李强硬，便威胁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来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情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听了这话，李宗仁更是生气。但一时又无法。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众多国大代表和立宪委员也为李宗仁不平。是日深夜，白崇禧从汉口打来长途电话，以十分激动的情绪说：“蒋介石下野文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全文没有 ‘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德公怎么能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应绘设法补救。”李此时已经晕头转向，也许是知己者的关系，听了白的话，丝毫无顾虑，竟升起无名之火，大声责斥自：“算了吧，你这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挂断电话。这件事成了李、白感情破裂的开端。可是事情并非了结，20日一早，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迳波匆匆拜访李宗仁，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李宗仁说，“司徒雷登大使要我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活，蒋介石下野文告中原有的‘引退’字句，后来在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 分子的反对，忽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至此，李宗仁感到问题严重，有些焦虑不安，于是让张群、吴忠情到杭州同蒋介石商量。结果蒋同意文告恢复原样。20日晚9时，中央社重新播放蒋的下野文告，加入“引退”字眼。

“引退”风波暂息，1月22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文告。用李自己话说，他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阻止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而上台执政的，因此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声称要为“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饬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大和平措施。①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暑”；②取消全国戒严令，③）裁撤“戡乱建国总队”，④释放政治犯，⑤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章杂志，⑥）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⑦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又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弘、彭昭贤为和谈代表人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蒋介石不愿李宗仁与共产党谈判，因此为孤立李宗仁，在溪口的蒋介石指示行政院长孙科采取不合作态度，于是出现了孙科内阁悄然离京赴沪的惊人一幕。内阁全体离开首都，只留总统一人，李感到非常难堪。但也无可奈何，为了挽回僵局，李宗仁于2月1日上午坐专机赴沪。下午3时许，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行政院内阁成员会谈，讲了些团结负重、共支危局的勉励话。孙科等不但不听李的劝告，在蒋的怂恿支持下，在李宗仁离沪后，于2月4日将内阁迁往广州，总统劝内阁的驾，这已属怪事，但更奇怪的是，内阁不但不听劝，反而更远走高飞，使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李宗仁立刻陷身于困境。这还不算，2月9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发表了“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的谈话；13日，因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表示“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19日，蒋介石公开指责李宗仁“以毛泽东8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蒋介石的一系列动作，使李宗仁处于战不得，和不成的境地。

李宗仁原以为，蒋介石下台后，可平息国内舆论；争取依靠美国的支持，与共产党平分天下，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如今蒋引退后仍控制着政局。这样，李宗仁只有“背水一战。了。为了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李一改对蒋的软弱姿态，采取各种办法，逼蒋出国。他请求美国协助他阻止蒋介石：“干涉政府和军队的事务”，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财”移交给他，亲自致函蒋介石，指出蒋如不停止幕后活动，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给蒋施加压力；他派吴铁城、张治中联袂赴溪口劝蒋出洋。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蒋采取了无动于衷的态度。与此同时，李宗仁还利用立法院、监察院对他的支持，并拉拢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广东实力派向孙科施加压力。孙没有蒋的表态，对各方的劝说来取不予理睬的态度。2月14日，李宗仁电令内阁回京，孙竟称病不起。孙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东实力派人物的恼怒，要求罢免他，改组行政院。全国各主要报刊也大造舆论，要求行政院返京办公。蒋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不利，邀阎锡山赴溪口一谈，想让阎锡山从中斡旋，缓和一下蒋李的关系。李宗仁对蒋介石的这一招是很熟悉的，于是他乘着舆论对自己有利，于2月 20日坐飞机赴粤，向孙科伸出合作之手。这是蒋和孙事先所预料不及的。这样，孙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示同意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李宗仁离广州的第三天，2月28 日，孙科带着内阁大员回到南京，蒋介石企图把内阁一直留在广州的企图未能实现。

孙科回到南京后不久，立法院要在3月8日的院会中，让孙科答复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的行为，孙见情况不妙，向李宗仁提出辞职，孙辞职后，李宗仁邀请何应钦组阁，何组阁后，李宗仁立即抓紧与中共的“和平谈判”事宜，重新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6人谈判团，于4月1日赴北平重开谈判。对于谈判，李宗仁抱定宗旨：共产党军队不得过江，停止一切战斗，各守原防。他的隔江而治的思想，与共产党“无论和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谈判最终破裂。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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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章 应付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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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形势紧张，22日，李宗仁采纳白崇禧的建议，飞往杭州，与蒋介石摊牌：中共大军，一旦过江，蒋介石与李宗仁只能有一人当家作主，一人出洋。蒋没有正面回答李的问题，突然提出成立”非常委员会”的功议，企图从幕后复出。李宗仁此时才算彻底心灰意冷。深思熟虑之下，似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形势下，只有引退一途。23日，国民党行政院逃迁广州的当天，李宗仁决定飞往他的发样之地桂林，他以为西南还是一个完整的局面，或许在那里可重整旗鼓。主意既定，他派人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周至柔，要周把原定派给他的 “中美号”总统专机与何应钦的“追云号”专机互相对调，因为前一种飞机是四引擎大机身，桂林机场的跑道不能降落，在那种形势下，李宗仁不去广州去桂林的打算，无论对何应钦或周至柔，都是必须保密的。24日凌晨，李宗仁坐着南京公安局长的汽车到达明故宫机场。他自己那辆卡迪勒克座车和从武汉白崇禧那里派来的卫队，已先一日撤往华南。总统离京，政府的重要官员照例前往欢送，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李宗仁的去向。7时许，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李宗仁随着“追云号”升向天空。一小时后，李宗仁命令驾驶员改变航程，向桂林方向飞去。上午11时，“追云号”飞临桂林上空，因机场工人领不到工资闹怠工，与地面联络不上，盘旋了一会儿，就飞往柳州。下午1时，“追云号”又飞返桂林，下榻文明路130号私宅。李宗仁赴桂，蒋介石得知后很不安，因为蒋“引退”时，已有一个完整计划：到时逼李宗仁辞总统职，自己复出任职，以台湾作为他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互照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全力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势力以除心头之患。如今李宗仁留在桂林，那就无法实现心愿。于是蒋致函何应钦，表示“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谒诚以答”，要他劝李“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在蒋的花言巧语之下，在桂林呆了3个星期的李宗仁于5月8日飞抵广州。当天，李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表示“戡乱”到底的决心。李宗仁的讲话发表不久，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长江流域形势告急。李宗仁得报后大为吃惊，急忙同何应钦、自崇禧商量如何应付危局，决定将西北、鄂北、湘南、赣南、粤东、闽西寺军事力量重新布署，全力保卫华南，以华南为军事中心，企图长期顽抗，阻止解放军前进。然而艰难的困境，使他好生不易鼓起的劲头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原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唯蒋介石命令是从；通货膨胀无法阻遏，军费难以保证，李宗仁希望动用一些已存入台湾的美钞与黄金，蒋介石也不答应。

万般无奈之下，李派甘介侯赴美求援，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拒绝，此时，李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但算盘还是打在蒋介石身上。他要何应钦出面，让蒋介石实践他所提出的“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揭诚以阶”的诺言，从台湾运些黄金和白银来，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此时蒋介石偕其儿子蒋经国“巡游”普陀、舟山、定海等地，对李宗仁主持的广州政府“不闻不问”。广州政府难以维持局面，5月20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由阎锡山接任。何应钦是国民党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人，他的去职，使李宗仁更加烦躁焦虑。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事失利消息接踵而至：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程潜、陈明仁等通电易帜……

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草山飞抵广州，为解救广东岌岌可危之势，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调换行政院长人选，认为阎锡山年迈体弱，不能任事，他推荐精力充沛的白崇禧担任，但蒋没有表态；李又请求蒋把沿海兵团调到大庚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部队紧密配合，蒋又十分冷淡地表示：以后再考虑。李宗仁力促使蒋介石能答应自己提出的要求，又于 7月28日乘专机去见刚离广州赴台的蒋介石。此行李宗仁仍一无所获。

1949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广州城下。13日，李宗仁乘飞机离开广州，当晚停宿桂林，14日继飞重庆，躲进了西南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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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章 赴美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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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残余势力自广州逃往重庆后，蒋介石凭着他的嫡系部队控制着重庆城以及川东的防务，为所欲为。此时，李宗仁只身雾城，一举一动都在蒋氏的监视之下，如堕瓮中，任其摆布。他强烈地感到蒋介石又要出山了，蒋介石想复出，但又要借李宗仁之口，企图把自己扮成“非己莫属”的残局收拾者。这快李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异常气愤，对游说者大发脾气。对此李本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他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 “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当天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在幕后掣时，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李宗仁态度坚决，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感到无趣，遂再也不敢勉强他了。但事情并没在李宗仁的一怒之下就此了结。在张群的策动下，台北的《中央日报》于11月1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川康渝人民谒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文章。报纸为蒋介石制造复出的舆论，强奸民意，李宗仁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己可能会落到身不由主、被迫签署“劝进书”的可悲境地。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出巡为名去昆明。11月2日，李宗仁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昆明环境虽好，李只小住几日便离去。那是因为，李宗仁到昆明后，云南省主席卢汉郑重向李建议：蒋介石要复职，可由我两人发电报给蒋，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等蒋一到昆明，便把他扣起来，李宗仁听了卢的话，心想卢已动摇，蒋一旦来昆，卢可能会将自己连同蒋介石一同扣押起来。李宗仁想到此处，毛发悚然，但依然强作镇静，劝说卢明人不要做暗事，心里己决定赶快离开昆明。另外，李刚到昆明，张群便衔蒋介石之命，跟踪追迹，让李回重庆。既不能在昆明久呆，但也绝个能回渝，一旦回去必然是 “劝进书”的第一签名人，实是奇耻大辱。为摆脱险境和纠缠，李宗仁突然决定11日下午乘“天雄号”专机离开昆明往桂林。

12日上午，李宗仁在文明路官邸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徐启明等会谈，着重研讨 “和”与“战”、“进”与“退”的问题，此时的桂林也已是风声鹤唳。解放军的前锋逼进了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不但攻下南宁指日可待，就是整个西南的解放也是时间问题了。对此，李、夏、徐等人看得很清楚，但李宗仁不死心，还以为孤悬海隅的海南岛可作为顽抗的最后立足之地，故于11月16日坐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然而海南岛的兵力不足1万人，防务极为单薄，兵力都让蒋介石撤到台湾去了。至此，李宗仁才感到国民党统治己到了无以挽救的地步，心情坏到了极点；加以近期来，连日奔波，过度疲劳，致使胃病大发，便血不止。胃出血病，是李家的夙疾，他的长辈们多死于这种病魔之下，今李宗仁亦患斯疾，不免心悸，为了保住一命，同时也可摆脱困境，于是他决定赴美就医。白崇禧、夏威、李品仙也深以为然。

11月19日晚，李宗仁派手下先到香港，通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告知李宗仁总统将经港赴美就医，请其转告港英当局。

11月20日上午8时，李宗仁离邕飞港。临行前，他发表了书面声明：

余……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验……。日前局势严重，不敢自逸，余决以最经济之时间，致力于体力恢复，俾今后得以全部精力与我军共同战斗。在治疗期间，六中枢军政事宜，己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到达香港后，李宗仁立即住进一家医院，作止血的初步治疗。蒋介石对李经港赴美就医之举感到突然，当天夜里派人去香港挽李回重庆，但无结果。22日，朱家骅等人带着蒋的亲笔信赴港，劝李带同医生及所需药品返渝，但李仍未应允。李知道蒋不会罢休，于是想早日离港赴美，井征求了顾孟余意见。顾认为，要摆脱蒋介石的种种阻挠，必须以代总统的名义前往，因为“国家元首”进入美国，不需办理签证手续，不会受到任何阻挠”。

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电李宗仁：美国务院通知，同意代总统来美就医。盼将随员名单电告。李一意孤行招惹了蒋介石的嫉恨，28日，在他的指使下，重庆国民党常委会向李宗仁摊牌：决定让蒋介石复行总统职。蒋向李摊牌，李宗仁一改过去对蒋不敢对抗的做法，于29日会见朱家哗、洪友兰，告以“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所约制”。12月2日，李宗仁又指示黄旭初从广西财政厅取出一笔外汇。12月5日上午8时许，李宗仁谐其夫人郭德洁、长于李幼邻、次于李志圣，以及李汉魂、私人医生、秘书等人，从香港启德机场坐机赴美。李宗仁到达纽约后，即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就医。这家医院，是世界著名医院之一，在那里聚集着许多名医高手，李宗仁在那里不但手术成功，而且很快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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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章 看到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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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李宗仁的健康不断恢复的同时，1950年1月间，李宗仁接到国内报告，大陆已解放，蒋介石逃往台湾。

李宗仁虽然估计到国民党最终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但他心里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因此，当他得到大陆解放的消息，思绪万千，为了复兴国民党，重振旗鼓，很想去台湾再干一番，以“作恢复大陆的准备”。只是不久，蒋介石在台湾自行“复正大位”的消息，使他心灰意冷，未能如愿。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回到台湾，便会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张学良第二。但作为国民党的拥护者，他又不甘寂寞，在美施展外交活动，企图借美国政府的力量，给蒋施加压力，以蒋介石是否离台作为援助台湾的条件。不料美国国内政界掀起了“谁丢失中国”的争论，李宗仁的“如意算盘”，又成了泡影。

李宗仁在美国的活动，使蒋介石忍无可忍。1954年1月9日，在蒋的安排下，台湾当局监察院提出“弹劾李代总统案”，通过立法院交到“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友兰手里，转请 “国民大会”处理。13日，洪友兰电促李宗仁回台，对弹劾案作出答辩。李致电台湾当局，指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2月5日，李宗仁又致函蒋介石，批判他“毁法弄权”。对于李的责难，蒋介石装聋作哑，不予理睬。3月10日，在蒋的指使下，台北召开了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对监察院提出的“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举行投票表决，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至此，李宗仁已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希望，打消了返台“执政”念头，决定留在美国长期居住。

在美国纽约城郊，李宗仁一住就是10年。因不谙英语，平时他很少与当地的居民往还，日常只是以阅读些书报杂志来消磨时间。闲极无聊之余，在妻子郭德洁女士的劝说下，开始对自己所经历的政治、军事生活，进行了系统的回忆，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的要求下，在唐德刚博士的协助下，完成了《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受到了中外史学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就在他撰写回忆录的几度春秋里，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各行各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国际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李宗仁，看到这一变化，反省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力纤弱，民不聊生的状况，感到高兴和自豪。1954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声明，李宗仁感奋异常，认为“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途径。1955年，经过认真思考后，李宗仁发表了“建议书”，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对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指出这是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点；对蒋介石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的所作所为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呼吁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李宗仁的“建议书”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应，它不啻是对企图搞“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人的有力打击，同时也表明了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从反共的国民党营垒里分化出来，开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但是，李宗仁的这份“建议书”，却遭到了“亲蒋” 派的大肆攻击，纷纷指责他的主张荒谬绝伦，狂妄之极。李宗仁这名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品大官，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荒唐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错，因此对来自各方面的责骂和攻击，置之不理，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渐渐的感到自己有责任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岁月的流逝，使他越来越密切注视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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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章 归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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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总是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的，何况那是经过更新的大好河山，正以迷人的魅力召唤着这个海外赤于。1957年秋，李宗仁见到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后，使他泛起无限的思乡之情，立即写信给程思远：“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静。”不久，程思远又得到女儿捎来的口信：“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祖国。”时隔不久，李宗仁又通过程思远，要求把自己保存的一批文物贡献给祖国。李宗仁这一系列的举动，受到人民政府的赞扬和重视，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通过程思远，代荣祖国和人民，殷切地慰问了李宗仁，向他表示，欢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回来后也可以再去美国。总理真挚的关心，诚意的感情，使李宗仁激动不已，他感叹地表示：“如今的中国，民族团结，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衷心拥护的。”“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至此，李宗仁已决心回归祖国，甚至他作好了只身回国的准备。

李宗仁毕竟是有过影响的政坛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受到台湾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且还受到美国当局的控制，稍有不慎，就有永远失去人身白由，以致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他回归祖国的安排，都在秘密中进行。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约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约3个月。早在1963年，他去过欧洲度假，并准时归来，因此对李宗仁的要求，美国当局没有发生怀疑，6天后签证就送到了他的手中。6月13日，李宗仁只身飞欧，开始返回大陆的第一步。这次行动，除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女士和吴尚鹰外，没有别人知道。李宗仁动身后1个星期，按照预先的计划，21日，郭德洁女士通过一名新泽西州的律师，把自房卖给了一位美国人。23日，她飞抵瑞士，与丈夫会面了。依李宗仁的意思，此行还要将吴尚鹰和次子带回国内，不料等了两个星期，吉无音讯。李宗仁正打算偕夫人去洛桑一游，以便再等一些日于，忽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在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原来李宗仁的行动意图已彼台湾当局察觉。在李宗仁所乘的瑞航班机离开弗雪加登机场才1小时左右，就有“两名不速之客，声称台湾要人有一份重要电报转交给李宗仁，与此同时，有一位自称李宗仁亲戚的女子，带着一笔巨款到香港向李宗仁的好友打听李在苏黎世的住所。为防止万一，李宗仁与夫人在中东住了几天后，于7月18日上午7时许，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排除险阻，远渡关山重洋，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回到祖国，李宗仁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真诚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回国后的新生活，使李宗仁感到十分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宗仁回国以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和接待”，“是我过去所未有的光荣”。然天不顺人愿，欢乐的新生活仅1 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郭德洁女士因癌症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 60岁。此时李宗仁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伤怀不己，从此精神不振。 1968年4月，他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他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更为不幸的是：1969年1月23日，他患了严重肺炎，治疗中因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于深夜12时去逝，终年78岁。临终前，李宗仁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思来总理写下了心中的话语，对党和国家给予的关怀表示感激；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周思来总理在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中，称李宗仁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这个评价是对李宗仁的爱国思想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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