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壮的男人:绝不虚无的知识分子

为创伤而写作的人——知识分子的“流亡”与“虚无”

　　一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曾说过这样一则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自家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路过时问：

　　哟，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思考？

　　被问者答：不，只是坐着。

　　为什么老人只是坐着，而他的邻居却觉得他正坐着思考呢？米勒说，这是陌生化的结果。以此为例，这位罗马尼亚女作家试图讲述极权制度对人类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会把理所当然的事物看得不那么理所当然，把它们变得十分陌生，甚至怪异。也许有些人不一定能理解这样的笑话，但曾经经历过极权社会的人们定会对此有切身体会：在那里，最甜蜜的爱情会变质，最真挚的友谊将蒙上阴影，最坚不可摧的亲情也可能在瞬间土崩瓦解。

　　米勒们肯定没把“陌生化”当作是前卫文学的一个时髦词汇。与之相反，它是某种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它背后的沉重与痛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对于这些好不容易回到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来的人们，怎么会觉得“陌生化”有魅力呢？

　　最令赫塔·米勒们痛心疾首的是，在这种喜新厌旧、追新逐异的时代氛围中，在这个试图将一切都变得“陌生化”的时代中，似乎没有任何事物是理所当然的了，即便是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即便是对极权主义，似乎也不再有理所当然的共识了。

　　尤其对于那些身处自由却不觉自由价值的人来说，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这样的作品，被看成无非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他们不会对苏联作家当时身处的废墟般荒芜的思想环境感同身受，也不再会对当时文人们的奴颜卑膝、尊严扫地而备感愤慨，他们常有的感情反倒是一种冷漠甚至莫名的嫉妒：若是不存在斯大林的暴政，帕斯捷尔纳克们、曼德尔斯塔姆们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他们无非是因为受到迫害与打压，才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并且风光无限。不过，若要让他们交换一下历史位置，恐怕打死他们都不干。

　　这种把一切都看成是“炒作”的思维方式，也日渐盛行于今日学者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陆建德先生针对赫塔·米勒获奖感言所写的滔滔宏文《受害者与沉默的被告》。他认为赫塔·米勒无非是借助了“受害者的荣耀与优势”，才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赢得了文学奖评委们的同情与青睐。

　　不少人现在并不相信“日光底下无新事”这样的古谚，硬是折腾出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来。像“受害者”这样的角色一跃从弱者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强者，所谓“被剥夺与被侮辱者”的话语霸权也被提及，并开始得到文人骚客的重视；犹太受难题材的电影开始被影评家批为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自由知识分子为抗争极权政府而深陷牢狱之灾，也被轻描淡写为有预谋的政治投机而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声援。这样矫情的观点从何而来，这种糟糕的状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二

　　这样的问题或许跟两种知识分子的心态有关。其一是萨义德式的，其二是昆德拉式的。先说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叱咤风云的当代后殖民理论家，在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中，曾提出“流亡”的概念。他所谓的“流亡”，特定指向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中的立场。“流亡”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可以不站在任何确定的基点上，这将确保他做到对一切权力的批判。“流亡”才能保证批判的公正，才能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

　　萨义德以1991年美伊之间的海湾战争为例：由于“这是两大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知识分子站在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知识分子不单单需要批评萨达姆的独裁与暴政，同时也不能放松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警惕。知识分子不该站在权力的任何一边，他是一切权力的批判者，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流亡的代价。

　　此言初读起来跟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宣扬的批判使命异曲同工。班达认为，无论在怎样的条件和环境中，知识分子都应该站在普遍正义和客观的立场上。然而，听其言，观其行，萨义德终究与班达截然不同。

　　尽管老萨本人一再鼓吹向一切权力说不，但他本人只是倾向于向某些权力说不。从其著书立说之日起，他就没有遵循好自己所立的原则。《东方学》吹响了批判后殖民主义的号角，《文学与帝国主义》则是一部借文学评论来痛骂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报道伊斯兰》中，他的伊斯兰情结显露无疑，《最后的天空之后》中他几乎就成了哈马斯的代言人，而新近出版的《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其路线图》更是一部极其情绪化的作品。从始至终，萨义德除了攻击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说，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到认真地反省伊斯兰教及恐怖主义的问题。因此，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流亡”过，真正令他感到“格格不入”的只是他的身份与认同，而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与“格格不入”的理念其实相去甚远。

　　或许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能提出言之凿凿的理论，摆出正人君子的腔调，实际上却做着有损正义的勾当。他们打着的往往是匡扶正义、经世济民的大招牌，其实捍卫的仍然是局部的小利益。这样的现象在当代被称为“学术左派”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尤其明显。

　　如果说萨义德代表的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伪善，那么昆德拉代表的则是另一种虚无主义的心态。过去人们经常习惯于把昆德拉视为政治作家，这个结论恐怕今天未必有很多人支持了。昆德拉不是什么反极权主义者，他似乎也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痛恨任何形式上的集体，因为集体代表着趣味上的媚俗。昆德拉厌恶一切形式的信念，一切形式的确定性。若是将萨义德的例子抛给他，他一定不会做任何选择，并冠以老萨一顶媚俗的帽子。他以他的超脱与反讽为荣，并为自己文字中的虚无感沾沾自喜。

　　或许，所有经历过极权政治生活的人们都能够理解昆德拉身上那种对政治的厌恶。他自以为超越了政治，高高在上，一览无余，却迄今都未曾发现自己依然是极权政治的牺牲品。后者的可怕在于，它既可能扭曲人类的生活感，使之陌生化；同时也可能摧毁人类的政治感，使之冷漠化。昆德拉自以为的高明之处，也许正中了极权主义的下怀。跟另一位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不同的是，其实昆德拉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以一种对政治的厌恶来表现他的政治兴趣。现在的昆德拉，洁身自好，不愿意为了这个世界而伤害到自身的一片羽毛。幽默的笔调背后常常显露出他的短视。写作还在继续，但思想却原地踏步。他不会尝试着去读读索尔仁尼琴，去感受一下不同气质的灵魂；即便是在评价他所喜爱的托马斯·曼时，也大失水准。他只能看到曼的幽默，却读不出曼的深沉。

　　昆德拉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做到卓尔不群；而萨义德关注的是如何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当然，这并不是这两位作家的全部，但的确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心态。

　　三

　　知识分子的“流亡”与“虚无”，其实是在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试错中前进，正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是多么痛心地说出这个事实来。加缪希望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舍斯托夫希望头能够撞出墙洞来。存在主义者并非认为虚无有什么好，只是因为它是那样的真。也许，真正对虚无感到欢欣雀跃的，也只有当代这帮后现代文人了。

　　在去年出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中，钱理群先生以极其真挚的笔触袒露了近年来自我内心的挣扎与困惑。他对很多事件的批评，是本着一种基于生命本位的立场。比如，面对伊拉克战争，他不但严厉地批评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也绝不因此而袒护伊斯兰世界。真诚的人文立场，使他难以放弃对任何一方的批判，这才使他陷入到萨义德式的“流亡”之中。但问题是，做永远的批判者是否就心安理得，知识分子的流亡性是否就是终极的归宿？

　　然而，对一切权力的批判，往往不一定能换来正义的降临。常常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结果，不但未能实现匡扶正义的效果，反倒给了意识形态论以可乘之机。对一切权力加以批判其实是容易的，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区分轻重，有的放矢。对世间的一切事物报以虚无的态度其实是轻松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勇敢地介入其中。

　　昆德拉赞扬过的托马斯·曼，就是一个坚强地要把自己从虚无中拯救出来的作家。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以一种颇令人信服的叙述，向人们讲述了托马斯·曼如何从一种纷乱的情境中突围而走向坚定抉择的故事。作为小说家，托马斯·曼跟昆德拉一样，也是一个希望同政治保持距离，并最终与其绝缘的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他更自觉地感知到脱离政治的不可能性以及作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

　　以赛亚·伯林的笔下，是欧洲另一边的苏联。斯大林几乎将整个文艺界摧毁得只剩废墟。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自然是被消灭了，肖斯塔科维奇是极其屈辱地臣服了，独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得以幸免。他们的幸免不在于“老大哥”的仁慈，而在于有尊重文学传统的苏联人民。在这样严酷的时代，他们却还如此热爱他们的作家，如此地敬重知识与文化。这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然而，托马斯·曼确是真正孤独的，整个德意志从上到下早已陷入到疯狂的荒蛮境地。那里也不是捷克，可以让他像昆德拉那样做起“第三种人”。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他来说，继续从事一种小说写作的高雅游戏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浪潮将彻底摧毁供其自由写作的多元化秩序，而“当多元化的秩序不存在，正常生活的规则和尺度也随之毁灭”。为此，他奋起反击，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开骂了。

　　四

　　在极权的阴影下写作，“反讽”恐怕是一种最佳选择。多数作家喜欢采纳这一方式，一来这种怀疑主义的写作可使得他们始终在求真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二来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既安全又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然而，不难看到的是，喜剧既是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它以笑的方式让权力的宝座摇摇欲坠；但同时，它可能会成为邪恶制度的合谋者。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成熟的专制主义已经不是拉伯雷笔下的中世纪，也不再是哈谢克书中的奥匈帝国。施莱格尔早就提出过警告：喜剧常常不是在教会人什么，而是在迎合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在一篇颇具政治反讽意味的小说中，人们并不太在意其中的严肃话题，而是更看重话题周围的边角笑料。即便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在阅读托马斯·曼的小说时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更何况是一般的普通读者。消费时代的娱乐在对权力无视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

　　这种反讽式心态其实是复杂的，它既可能是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做派，也可能是一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态。在这个时代，那种义无反顾的作家恐怕将越来越少了。从性别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男作家都选择了反讽的姿态。他们能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能对任何一种思考提出质疑，对反思进行反思，对批判进行批判。正是在力图做到无懈可击、万无一失、左思右想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失去了穿透力，也失去了对现实的干预力。

　　与之相反，多数女性作家却能更直接、更尖锐，也更执着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从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女性获奖者身上（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和赫塔·米勒），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火焰般的激情和寒冷刺骨的批判。也许，作为母亲的女性，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在暴政之下，她们不习惯于玩弄智性，她们只能为创伤而写作。由此才能理解赫塔·米勒，她为什么永远都忘不了她在罗马尼亚的创伤记忆，永远都忘不了这块人生的“苦”面包。即便身处德国，她都无法入乡随俗。她关心的只是如何用自己的笔去跟这种人类的邪恶对抗，如何用文字来抚慰这些曾经受苦受难的人们，却不会去关心她的主题是否“陈旧”或是“媚俗”，更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偏执或有失公允。她尊重自己的感受，她把它真实地写出来。因为她离不开独裁专制操纵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卖鞋”。

　　范昀为文艺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