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乱的故事:香港的盲点

香港的盲点NICHOLAS FRISCH

政府毫无顾忌地销毁文件；政府安全部门建议公务员粉碎官方文件；寻求公正的民众发现相关政府文件神秘失踪。这显然听起来并不像是香港，这个半自治的中国行政区以精明强干的公务员、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和世界级的政府服务而知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公共档案没有给予其他公共财产、公共基金和公务员所享受的保护，它是发达世界中唯一没有这样做。香港智库思汇(Civic Exchange)本周公布了一份题为《记忆的空洞：香港为何需要档案法》(The Memory Hole: Why Hong Kong Needs an Archives Law)的新报告，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给疏忽大意的档案管理的后果提出了警示。

今年9月，香港政府高层决策部门在迁入新办公室时，未依照程序请专家进行评估即销毁了1,000多米厚的文件。近年来，警方记录、移民档案和医院病例失踪的事情一再发生，极大影响了寻求公正、提高效率、甚至是确定基本事实的工作。

这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技术或人员。香港领导人只是不愿采用一种经过事实检验的政策机制，这种政策机制早已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澳门、新加坡、台湾、韩国、菲律宾，甚至中国内地颁布实施了，这就是档案法。

档案法可以保证政府保存足够的业务记录，同时为后代保存历史文件。当通过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司法部门加以实施时，档案法既可以为政府的问责提供基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正如审计长和检察长拥有职业独立性和政府权力来发挥各自的作用一样，官方档案员也是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政府文件的处置和保存有着最终的决定权。

这无论是在复杂程度还是成本上都比不上研制火箭。以立法为基础的档案体系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得到了改进，香港常常参考这些国家的政策。毫无生气的香港政府档案处(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已经有了为此目的设立的设施、预算和人员。只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

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很久之前就得出结论说，档案法……不会涉及到很大的财务费用。然而，随着滥用文件的现象不断增多、历史逐渐流逝，目前为止还未采取任何行动。

除凸显出香港政府档案处的无能以及档案管理“要求”和“方针”的不连贯与杂乱无章外，思汇的这份报告还指出了存在严重缺陷的两个具体地方。首先，虽然世界已经步入数字化时代，但香港的档案政策仍被定格在过去，在建立和维护可信赖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方面，不愿意或不能利用广大全球专业队伍的技术。政府工作人员被建议对重要文件进行“打印和存档”，这是个既繁琐又浪费的解决办法，并不适合香港这样胸怀大志的高科技城市。

其次，香港约束乏力的档案规定不适用于法定机构以及有很多公共职能属于普通法管辖权的私营机构。在这一点上，香港再次有别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比如，就连法定机构澳大利亚蛋品公司(Australian Egg Corporation)也要受制于澳洲1983年颁布的《档案法》(Archives Act of 1983)，但香港机场管理局(Airport Authority)、医院管理局(Hospital Authority)、房屋委员会(Housing Authority)和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等却都不在政府规定的管辖范围内。

其它不足也随处可见。虽然保护遗产和文化是香港打造“亚洲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的努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政府政策没有体现出这个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环节。公正可靠的研究机构也是香港树立全球品牌的核心所在，但官员渎职以及民众不满的案例(档案失踪使问题的严重程度进一步恶化)正在玷污这一形象。

就在公共财产和遗产没有得到妥善管理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事情进展。与图书馆、诊所、监狱和电子废弃物回收中心不同，香港政府档案处不会为方便市民获取档案信息而延长工作时间或在周末办公。这种方式是对纳税人资金的不尊重。

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文化“界面”，香港应当把自己闻名的良好治理实践与信息科技整合到一起并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会为香港实现地区领导力创造出其它机遇：新加坡前不久刚刚退休的国家档案馆馆长(National Archives Director)做了全球巡回演讲，内容就是在最大程度做好遗产保护工作的同时展开将法律责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档案保护实践。

相比之下，香港政府档案处目前的负责人则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职业公务员，在“空降”这里之前曾在监狱机构就职。尽管香港的学术成就和自由度都相当高，但没有人到香港政府档案处这里来了解地区历史，而新加坡的前档案馆馆长则在很多书中被作者感谢。

香港应当珍惜自己作为地区榜样的地位，巩固成就，弥补不足。通过一项档案法是将香港带入21世纪的简单、有效且非常必要的一步。

编者注：作者在香港公共政策智库思汇(Civic Exchange)与他人合写了题为《记忆的空洞：香港为何需要档案法》(The Memory Hole: Why Hong Kong Needs an Archives Law)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