腋下痒痒好多小疙瘩:伟大思想的消弭

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诺曼·利尔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他最近的著作是《沃尔特·迪斯尼：美国想象力的胜利》。本译文参考了《新华国际》的节译。

美国《大西洋月刊》7/8月合刊推出了“年度十四大思想”。请深吸一口气。这些思想包括：《玩家主导游戏》（第十二名），《华尔街：一如既往》(第六名)，《纸包不住火》(第二名)，和年度最大思想：《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过不是我们的》，谈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日益强盛。

现在请呼气。你或许会觉得，这些思想看起来无一能令人屏息惊叹。实际上，这些连思想都算不上，更像是观察。但的确不能怪罪《大西洋月刊》错把老生常谈的东西当成真知灼见。思想已今非昔比。从前，思想可以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触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思想能够渗入大众文化，让思想家名扬世界——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等。其思想本身就可以闻名于世：比如“意识形态的终结”、“媒介即讯息”、“女性的神秘感”、“大爆炸理论”、“历史的终结”等。

伟大的思想可以登上《时代》封面——“上帝死了？”——像诺曼·梅勒（美国作家，曾两度获普利策奖）、小威廉·F·巴克利（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和戈尔·维达尔（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偶尔还能被邀请参加晚间脱口秀节目。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如果当今我们的思想看起来渺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在乎思想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后思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引人深思的重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转化为金钱，其内在价值就微不足道，即便是在现在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下，产生这样思想的人和传播这样思想的出口也越来越少。大胆的思想几乎已经过时。

我们生活在“后启蒙”时代，尤其是在美国，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这个时代里理性、科学、证据、逻辑论证和辩论已经在许多领域，或许甚至在整个社会里，都输给了迷信、信仰、观点和正统。在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或许是走向倒退的第一代人——在认知上从高级的思考模式退回到过去的信仰模式。但“后启蒙”和“后思想”尽管关联，也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后启蒙”指的是一种不再采用理性思考技巧的思考方式。而“后思想”则是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无论是何种形式的。

“后思想”世界由来已久，很多因素都参与其中。（知识分子）从真实世界隐退到大学（可以参考《科学在美国的衰败》)，和对最狭小领域的专业化而不是对勇气的鼓励和奖赏都在其列——这好比倾向于培育盆栽而不是种植森林。

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被那些用无知无畏哗众取宠的“专家学者”所取代了，大众杂志上的评论文章也随之衰落。不断变得视觉化的文化，尤其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思想在这种文化形式中更难于表达。

但这些问题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它们更可能是正在迫近的“后思想”世界的先兆而非真正导致它的主因。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这看起来似乎有违直觉，在一个我们了解的信息超过我们以往所知的一切的时代，我们反而思考得更少了。

我们生活在受到大肆吹捧的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我们似乎能瞬间获取任何人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我们肯定是有史以来获得信息最多的一代人，至少在数量上如此。苍穹中有着万亿的万亿次方数量级的比特信息——多到令人无法搜集和想象。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只是开始。我们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将其转化成比事实更大，最终也更有用的东西——变成让信息有意义的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伟大的思想为我们解读世界和相互解读。

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已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更近的时代，麦克卢汉理论化了现代传播学和其对现代生活影响的本质。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生畏的大问题。

信息对思想来说曾经是有用的材料，然而过去十年以来信息已成为思想的竞争者。我们就像有太多的麦子需要加工成面粉的农夫，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

这些信息的集合本身就令人精疲力尽：我们的每个朋友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在做些什么，下个时间呢，下下个呢；詹妮弗·安妮斯顿在和谁约会；YouTube上哪个视频正火爆流行；今天西班牙王妃莱蒂齐亚或者英国王妃凯特·米德尔顿穿什么。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信息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勒善法则光环里，微不足道的信息把重要的信息驱逐了出去，而那些不管是否重要的信息，也同样把思想驱逐了出去。

与思考相比我们更偏好“知道”，因为“知道”有更即时的价值。它把我们留在圈子里，让我们跟朋友和同侪保持联系。思想太飘渺，太不实用，需要付出太多而回报太少。没什么人谈思想，大家都在谈信息，而且往往是个人信息。你到哪儿去啊？你在干什么啊？你最近在跟谁好啊？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

这个思想式微的“后思想”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尽管有一些专注于思想的网站和博客，但是Twitter，Facebook，Myspace，Flickr等等这些最流行的网站基本上是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饥渴，然而这基本上不是能产生思想的那类信息。除了让获取信息的人觉得充分了解了情况之外，这种信息基本上没有价值。当然，人们会说这些网站跟“交谈”对于前几代人而言并没什么分别，这些交谈也一样几乎不能产生重大的思想，但却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类比并不恰当。一方面，社交网站是年轻人交流的主要形式，它们正在取代印刷的方式——思想通常诞生的地方。另一方面，社交网站形成的的思维方式和能孕育思想的深思熟虑的谈话并不相容。我们发一条140字的瞬时微博来谈吃了一个三明治或者看了一档电视节目，而不是谈理论，假设和宏大的论证。虽然社交网络可以扩大你的社交圈子，甚至介绍陌生人给你认识，但这和拓宽你的认知领域不是一码事。实际上，社交网络上的水聊倾向于让你的认知领域缩小到你自己和你朋友的范围，而网上或是书本上的那些词语组织起来的想法，才真正拓宽了你的关注。

用尤吉·贝拉（美国著名棒球选手和教练）的名言来说，你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思考和击球，你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思考和发微博。并不是说不可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而是微博基本上是简短而未经证实的想法的迸发，或者是你散乱活动状态的简短描述，是一种令人分心或者反思考的形式。

一个不再有重大思想的社会的影响将是惊人的。

思想不是智力的玩物，它们是实践的结果。

我的一个搞艺术的朋友最近感叹说，他觉得艺术界很茫然，因为不再有哈罗德·罗森堡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那样的批评家，他们贡献出艺术理论，为艺术提供养料和能量。另一个朋友也对政治提出过类似看法。在民主与共和两党就削减预算问题争论不休之际，他想知道能够提升我们政治水准的约翰·罗尔斯们和罗伯特·诺齐克们在哪里?

对于经济，人们肯定也会有同样的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理论将近80年了，如今他仍然是争论的中心。这并不是说罗森堡、罗尔斯和凯恩斯后继无人，只是说即使后继有人，在一个不需要思想尤其是令人激动的、危险的大思想的文化中，他们也不可能受到重视，无论这些思想是来自学术界，还是来自精英组织之外、挑战传统智慧的其他地方。所有的思想家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而当今思想家的思想也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

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思想家而言尤其如此，比如把从语言的源头到遗传学在人类天性中所起的作用的一切理论化的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或者在从自私到上帝等很多事物上有引起争议的重大思想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又或者是分析不同的道德体系和对道德和政治理想的关系提出迷人结论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但因为是科学家和经验主义者，而非通常能让思想流行起来的人文领域通才，他们遭受了双重打击：总体上说不仅是对思想的打击，而且是对科学的打击，因为科学很大程度上被媒体认为是高深难解的。一代人以前，这些人本可以登上流行杂志和电视荧幕。现在他们却被乌烟瘴气的信息挤出去了。

毫无疑问会有人说其实重大的思想迁移到了市场领域。但是创造利润的发明和挑战智力的想法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创业者们有很多的想法，一些人，像Apple的史蒂夫·乔布斯，在发明的方向上已经有了一些聪明的思想。

但是即使这些思想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也很少能转变我们思考的方式。它们是物质的，而非思想的。真正短缺的是思考的人，这样的状况恐怕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我们已经在信息中的自我陶醉了，对我们自身和我们朋友圈之外的任何事情或任何无法与朋友分享的新闻都漠不关心，即使是一个马克思或尼采般的人突然现身，高声宣讲自己的思想，人们也提不起丝毫兴趣，更不用说已经学会为我们的自我陶醉服务的大众媒体了。

未来预示着信息会越来越多——非常之多。我们将无所不知，但没有人思考了。

想想这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