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87-1988年，常去南开，认识了我现在笔下的这些人物。那时北京到天津的火车没这么快，是玩儿拱猪的快乐时光。过去他们以南开为荣，现在南开以他们为荣。这好像是大学迎新生时常说的话，只不过，那是预言和希望，这是被验证了的。因为老交情，访谈中有亲切和怀旧。难得的是，他们还保持友谊。
 　　“《腾飞的构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
 　　《经济日报》社社长安岗先生写下这句话时67岁。这是他为1985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以下简称第二届中青年会），获奖论文选集所写序言的第一句话。这样美好的表达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虽不富裕却热血沸腾的年代。《腾飞的构想》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
 　　半年前，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是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从会前天下招贤、以文选人；会上自由讨论、唇枪舌剑；会后献计献策、备受瞩目，青年人漂亮登场。而它的成功，也给人意犹未尽之感。这为半年后的第二届中青年会埋下了伏笔。
 　　在莫干山上，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及其主角，还有一支活跃力量，就是对外开放组的“天津人”。虽说组长朱嘉明是北京的，主要成员则是南开大学的常修泽、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天津社科院的郝一生。天津有开放传统，此时正在起飞，他们和团市委书记，后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张炜是同龄人和朋友，参加了开发区建设规划论证，1984年，参与写作了《对天津滨海经济开放区建设的一些设想和建议》（蓝皮书），和《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常修泽提交会议的论文是《蛇口工业区开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起初，他们被分散在各组。他们商量要集中优势兵力，否则天津的力量就被淹没了，提出都到对外开放组，但是不准。这晚，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先进来三个1米八大个儿，打头儿的杜厦，接着李罗力、郝一生，金岩石在后。他们向会议组织者重提要求。有一说，从这晚，有了四条汉子的名声；另一说是南大周报头版头条报导他们参加莫干山会，四条汉子由此得名。
 　　他们早就聚在一起搞读书会了，取名“南世中”，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与中国读书会，每次读一本书，写一篇书评，比如，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评福格特的《生存之路》、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经研所领导谷书堂、熊性美都喜欢和支持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这是南开传统。半个多世纪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何廉受张伯苓校长之邀，来南开创办经研所，那时留洋归来的教员都是三十岁年纪。“青年总是可爱的”，是何先生的名言。金岩石说，“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世界与中国应该联在一起，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而且能够成为主角。”李罗力（37岁）、金岩石（29岁）下过煤矿，79级研究生；杜厦（36岁）内蒙插队，78年考学，第一个计量经济学研究生；郝一生（31岁）当过兵，78级；常修泽（39岁）79年进南开做研究兼谷书堂学术助手。
 　　杜厦说，“在莫干山上，我嗅到了一种味道，最优秀的中青年都在为政府服务，这不应该是经济研究的主要部分。我想开一个有所不同的会。”他把这个想法跟参与主办了莫干山会的《经济日报》社常务副主编丁望说了。丁望时年58岁，三十岁时，他就担任《中国青年报》副主编了。这个一生创业不止的人，当然无条件地支持年青人。有人说，“他的创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人，而他永远是年青人最大的后台老板。”这话说得好!丁望串联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宣部理论局、《红旗》杂志社联合主办。所以，杜厦一再说，把这个会从组织上变成现实的人是丁望。
 　　莫干山会后一个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守派有“计划经济”，改革者有“商品经济”，各有所依。第一次在中央文件里明确“商品经济”，给改革者很大鼓舞，也给第二届中青年会的筹备者很大鼓舞。常修泽说，虽然两届会相隔半年，因为隔了三中全会，其背景泾渭分明。
 　　青年义气，有“北京人”不买“天津人”账，觉得他们狂妄。而如果没了北京支持，没有来自社科院、农发中心几家中青年，这个会就意味着失败。一介书生，地处天津一隅，没有资源，没有地位，却要“号令全国中青年”。杜厦通过中学同学黄江南引见，去北京见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岐山，赢得他的支持。丁望还带着杜厦找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寻求帮助。
 　　1985年1月29-30日，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里在开第二届中青年会的筹备会。到会的有：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丁望、社科院工经所黄江南、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朱嘉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中国社会科学》王小鲁、中国体改所张维迎、《自然辩证法通讯》金观涛、内蒙党委政策研究室郭凡生、浙江省体改办章荣高、厦门大学张维平、河南省社科院巫继学、陕西省社科院张宝通、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邢元敏等。负责会务的贾增玉保留的工作笔记，记录了杜厦的讲话：“莫干山会是全国中青年第一次精英荟萃，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就使这次会议的难度加大。我们的愿望是要超过莫干山会议。借着改革的东风，充分利用当前改革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舞台，承担起时代赋予中青年的历史使命。”杜厦雄心勃勃，“天津的同志还有一个想法，使中青年加强团结，形成一种单干所不能及的浩大力量，这个力量足以左右经济局势，影响理论家和企业家，基本上结束过去那种关门读书做学问的局面，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从自在到自为。”这些受邀的津外人，都是支持和宣传第二届中青年会的主力。
 　　以文选人。收到了两千六百一十五篇论文，先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看，初选出一千份左右，装在几个麻袋里运往北京。论文评审组组长常修泽、金岩石、姚林（34岁，南开经济系讲师）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地下室一个星期。姚林说：“没白没黑的”，岩石说：“很多人记得我的功劳，名字盖上，闭卷，避免走后门。”最终选出125篇。此外，还有回避制度，天津作者的论文，由北京人评审。
 　　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是要创办《中青年经济论坛》，并且要给人们一个惊喜，开会时就要让代表拿到创刊号。两家主办单位《经济日报》和天津团市委鼎力相助，一些新兴企业家，像鲁冠球等，还有天津青年实业联合公司都出了些钱。岩石说，那时就显示了杜厦的商业才能。
 　　紧锣密鼓地准备，大幕终于拉开。1985年4月14日在天津宾馆，天津市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第一把手全来了；南大校长藤维藻（1917-2008）、经济学院院长谷书堂（1925--）、经济研究所所长熊性美（1926--）也在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有二百五十人。大会秘书长杜厦宣读薛暮桥先生头一天写的贺词，四句十六字，可是临上场，突然发现忘带词儿了。他赶紧让常修泽回忆，常凭记忆默写出了后三句“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怎么也想不起头一句“济济”之后是什么，情急之中写下“济济一堂”。白纸黑字，杜厦上台朗读，“全场热烈鼓掌，气氛造得很好。感谢老经济学家提携支持”，常修泽边笑边讲。应为“济济英才”，错了二字。忙中出乱，也才有趣儿。
 　　会，开了六天。十九号闭幕。田源代表征文获奖者发言：“几天时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许多人是从地头、车间、军营乃至各个社会岗位闯入神圣的经济学殿堂的。….我们不仅承担着现在，而且承担着未来；不仅要参加并推动经济改革，而且要为200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奠基……在经济领域里大胆创新、开拓前进，去设计、去创造、去拥抱一个新的更加令人神往的时代。”
 　　李瑞环市长和30多位中青年开了个见面会。姚林说，“第一次近距离听瑞环讲话，他讲得很开，给大家很大信心。”没有像莫干山会后，写报告上报中央，而是发表在自己的《中青年经济论坛》上，还在两个月后以《腾飞的构想》为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内容分八类：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计划体制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所有制关系调整与企业活力、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第三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理论。从书后获奖论文作者名单上，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马凯、马建堂、田源、冯仑、刘伟、何小锋、朱民、朱嘉明、华生、李克穆、李罗力、李剑阁、杜厦、何家成、陈琦伟、吴晓求、宋国清、季晓南、周其仁、张少杰、高梁、张学军、张维迎、金岩石、金立佐、吴稼祥、郑洪庆、郑海航、杨鲁军、姚林、洪银兴、郭凡生、郭树清、徐景安、曹思源、常修泽、贝多广、楼继伟、周小川、蔡重直……。9月另一本论文选《改革时代的探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逄锦聚（38岁，南开经研所）执笔的“征文述评”写道：“论文作者有农民、工人、厂长、经理、高校师生、研究人员，也有中央、地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青年最少保守，富有勇气。”
 　　搭台的几位南开兄弟，在80年代后期各走各的路去了：常修泽治学，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罗力做官，曾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杜厦经商，是天津家世界集团创始人；金岩石留洋，是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四个人四条路，正是时代缩影。
 　　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天津？”，问杜厦，杜答：“因为有我！”问常修泽，常答：“杜厦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一是地缘，天津既独立于北京，又贴近北京，相对超脱；二是人脉，与团市委、天津市委协调；三是老经济学家开明，南开小气候好；四是几人互补，各有优长。
 　　先后采访了金岩石、贾增玉、常修泽、杜厦、姚林，错过了在海外的李罗力和郝一生。他们还是那些我在二十多年前认识的人，有过血色浪漫、有过沉浮成败；争强好胜，谈笑风生，友谊常在。祝他们健康、不老！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