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圈地运动的输家

燕郊，公交站牌上、路灯杆上、墙上、楼顶上扑面而来的房地产广告甚至比街上的行人还多。

很多人错以为这个河北省三河市下属的地方是北京市的，也许房地产商倒是乐意人们这么想。在这个与北京一河之隔的地方，经常流传着不同版本的一个故事——北京要把燕郊收过去了。不过，迄今为止，这里与北京最大程度上的统一也就是区号相同而已，燕郊还是属于三河市、廊坊市以及河北省，与北京的行政区划清晰明确。

但是，人们还是纷纷选择在这里买房，不是燕郊就是香河、大厂。

在北京房价节节攀升的同时，紧邻北京东部的廊坊北三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的土地也在不断增值，南边的廊坊市区和固安县也是如此。

在北京工作的人们选择在紧邻北京的廊坊买房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而这个城市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系也由来已久。

廊坊希望与北京更亲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心态昭然。衔接京津的廊坊被冠以“京津后花园”的名号，经济学家连连称赞其区位优势之独特，处于两个超大型城市之间，廊坊应该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当地人认为廊坊反而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在这样特殊的区位下，在某些扭曲的发展思路主导下，廊坊这些年的发展经历着诸多困境，只能在京津夹缝中生存。

香河圈地风波

在北京提出“CBD东扩”和“南城计划”时，环绕北京东、南的廊坊早已成为房地产商的投资乐土。从北京到廊坊各地都有公交车，从国贸出发，半个多小时可以到燕郊、大厂，一个小时能到香河，到廊坊市区还有高铁、动车，二三十分钟就能到。

便利的交通使得承受不了北京高房价的人们选择在廊坊买房。从东北来的赵大姐本来想留在北京，但最终还是在大厂买了房，那里的房价每平米五千多元，而这在北京连想都不敢想。

在燕郊靠近北京的地区，道路两旁都是大量的楼盘，有的楼盘已经开发了四五期。在香河，新华大街西口往西路两旁都是新建的住宅和商铺，在靠近王止务村附近，有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还有围墙圈起来的土地，剩下长庄

稼的土地已经不多了。

不过，火热的房地产导致了令人担忧的势头，廊坊各地违法违规圈地事件不断。就在今年5月，香河一场圈地风波导致香河县长和香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落马，一名副县长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其他6名责任人遭党纪政纪处分或免职处理。时任香河县常务副县长的凌少奎承认，香河县违规、违法占用土地4000多亩。

记者在香河县淑阳镇宋止务村采访时，当地一位老人透露，本村人均9分地，但现在土地都已经卖光了。根据以租代征的卖地协议，土地租赁期为70年，但是拿到手的只有头20年的钱，每亩地卖13万元，而政府转手卖给开发商起码要一百多万元，这位村民对此颇为不忿。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按照每亩地13万元征收价格和100万元转手价格计算，香河县官方承认的4000亩违法违规占用土地中间的差价就是39.87亿元。而2010年香河县的财政收入为13.06亿元，这个差价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

而今年的香河圈地风波在廊坊非法圈地事件中还不算最震撼的，早在2004年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廊坊市东方大学城项目非法圈占北京市和廊坊市5个行政村的农民集体土地10636亩，其中基本农田874亩，其他耕地8622亩。这些租用土地的6640亩被用于违规建设拥有5个标准场地的东方大学城高尔夫球场，此外这些教育用地还被用于建设商品房。

当地一位分析人士认为，东方大学城事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大大的伤害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和对政府办事能力的信心，对于廊坊的长远进步和开拓加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即便如此，廊坊市对于房地产的热情依然不减。2009年两会期间，廊坊市长王爱民更是语出惊人——“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

然而，香河圈地风波最终不仅使得开发商赔了，很多开发项目不得不停工甚至拆掉，当地政府也赔了，从县长往下9名官员被处理。当然，最大的输家是土地被占的当地百姓。对于廊坊的城市发展来说，盲目的圈地卖地毫无疑问带来的只有惨痛的教训。然而，关于房地产开发带动经济发展这种模式，至今还有诸多争议。

又一个“睡城”？

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使得廊坊的土地资源随着北京的房价高涨而升值，而房地产投资自然成为廊坊各地发展的最大动力。就在河北省关于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中，房地产开发仍是环首都地区的一大定位，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把环首都地区打造成为舒适宜人的宜居生活圈。

对于这种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专家们存在争议。

“环京津地区搞城市化，基础设施得建设起来，可这钱从哪来呢？要通过土地的低成本来吸引外部资本进来以后再搞加工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认为，土地的低成本要利用房地产去买单，政府用来优化投资环境欠下的债就需要房地产来补，否则地方政府出不了这个力。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颜廷标告诉记者，依赖土地财政不见得是这一地区独有的东西，全国都有这问题。“只要是吸引投资的地方基本都是这种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不可取，但是高等要素往发展较慢的地方流动也就是靠提供土地成本低来吸引，而且这是环首都的优势，不靠这个还能靠什么。”

诚然，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不只是存在于廊坊，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要出政绩就得提高GDP，这就得不断招商引资，引进尽可能多的项目，但是投资环境的改善需要财政投入，为了吸引资金项目不得不压低土地成本，而为了弥补财政上的投入和亏空，政府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

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这些投入的力度越大才能吸引来投资，尤其是处于北京、天津两座超大城市夹缝中的廊坊，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竞争力。不发达的地区，无疑房地产将是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由此地方经济发展陷入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发展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拉动投资的手段，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关键要看能不能运营好通过发展房地产筹集的资金，从而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上，最终吸引产业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房地产蓝皮书》副主编李恩平向本报记者表示，单纯靠房地产拉动北京周边这些卫星城的发展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成功。地方政府不把土地财政收入用于提高产业培育和产业吸引的条件而是挥霍掉，城市的发展永远不会有前途。

而在廊坊的燕郊、香河发展房地产开发的问题上，有一种现象也颇受诟病，那就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在这些地方买房更多的是把这里当做晚上回来休息的“睡城”，即使是在北京市内，比如通州这样的地方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

不过，牛凤瑞表示，只有先有人，才有服务业的发展，不可能先把商业建起来，再等着人进来。只有先成为“睡城”，将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通州的“睡城”现象已经不严重了。

耀眼光环下的“灯下黑”

廊坊显然不满足于当北京的睡城，更不满足于仅向北京提供服务。在河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把以廊坊为主的环首都地区优势真正挖掘出来。

但是，环首都发展战略早已谈了二十几年，京津冀一体化也谈了很久，至今都没有实质的进展，这让外界对此颇为困惑，而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河北与北京的历史渊源看，很多河北人认为北京和天津本属于河北省，清朝时期都是直隶省辖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认为，北京、天津从河北区域内挖出去成为两个特大城市后，把河北割裂得支离破碎，从石家庄到承德、张家口还得路过北京，如果辽宁把沈阳、大连，山东把青岛、济南，广东把广州、深圳挖出去，这些地方肯定不如河北，不管是GDP还是财政收入都会减少一半左右。

随着北京城市的扩张，不断吞并河

北省很多地方，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在燕郊经常流传北京会把这块地方要过去的传言。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河北省政府参事、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武义青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北京周边的一些县过去是河北的，但是北京发展空间不够大，都划给北京了。”

1949年，河北省设立通县专区，辖通县、蓟县、三河、香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13县，这是一个后来被北京逐渐吞掉的地区。到1958年，不足十年的时间里，通县专区下辖的县不断并入北京，最终撤销建制，只有蓟县、三河、香河和后来成立的大厂县以及并入的固安县重新被划归河北。

更让河北人耿耿于怀的是，北京、天津不断把河北的资金、项目、人才吸走，在自己壮大的同时导致周边河北各地发展的缓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说人们管这种现象叫“灯下黑”，从区域经济学上讲也就是“虹吸效应”。

对于这种现象，河北人有个形象的比喻叫双黄蛋，一个蛋里两个黄，蛋黄要成为鸡就要吸收蛋清的营养，等这两只小鸡孵出来之后，蛋也就成了空壳，而河北就是这个双黄蛋。

“有些专家说河北靠着京津发展还这么落后，我认为正因为河北靠着京津才发展落后。比如一个跨国公司来投资，考察过后当然会首先投资北京、天津，不会投资河北。什么时候京津到了扩散辐射阶段，河北才能发展起来。”杨连云对记者表示。

就在河北制定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上，似乎也出现了北京的影子。有专家告诉记者，当初河北省提出的是环首都经济圈概念，而北京市的领导知道后，与河北省领导通了电话，建议加上“绿色”二字，于是就成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不过，河北省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纪平对此予以否认，“这是我们自己加的，并非有外来因素”。

有专家认为，河北省急于推进环首都战略，是因为北京方面一直对首都经济圈的概念不冷不淡。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告诉记者，虽然河北省急着改变环首都地区的面貌，但是北京却是任凭风浪起，因为它在这一区域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对此牛凤瑞深有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还在河北省做研究的他为了做市场规划而去北京搞调研，“北京人说了，我需要什么产品就打开城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城门，一种居高临下天子脚下的风范。”而当时规划的内容就是河北省的农业产品能不能满足天津和北京的供给，要建多少个基地才能满足供给。

廊坊没有共识

2004年，京津冀有关城市的负责人在廊坊市召开第一次碰头会，在京津冀一体化事项上达成了“廊坊共识”。然而，这个共识并没有掩盖各方的分歧。

就拿京津冀合作最顺畅的公共设施建设来说，也难免存在龃龉。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廊坊，对于三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感受最深。京津城际铁路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北京、天津不顾河北一再要求，最终没有在廊坊设站。河北人对此很不满意，质疑这规划为什么不征求河北意见，在廊坊设一站停两分钟有什么关系。

而最近传出消息被暂时搁置的首都第二机场项目，其背后也有着北京和河北方面的角力。原计划于今年年底动工修建的这个新机场将建在北京大兴区和廊坊固安县的交界处，一期工程设计旅客吞吐量约4000万人次。

有专家告诉记者，河北对这个方案有意见，因为规划将航站楼都放在大兴一侧，留给固安的只是飞机跑道。虽然这对固安发展空港工业是一个利好，但是，航站楼放在大兴意味着所有商业活动都在北京一边，这涉及到地方税收利益问题。

其实这个机场的选址过程一直牵动着京津冀三方的利益，规划本来选定三个地方北京大兴、河北固安、天津武清，后来排除了天津，但是遭遇暂时搁置又给这个项目增加了变数。

就在7年前达成“廊坊共识”之后，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开始研究编制，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规划还没面世。河北省一位专家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本来国家发改委要在‘十一五’期间拿出都市圈发展规划，结果到‘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也就不提了。”

上述专家认为，这个规划最大的阻力在于功能定位和项目分配上，“北京、天津、河北各自的定位是什么、搞哪些项目，这牵涉到利益问题，因为功能定位确定以后一些事情能办一些事情就不能办了。”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天津是高端制造业，河北是能源、原材料。但是河北不同意，河北百姓和干部认为这就好比是一家人，老大老老实实种地，供老二、老三上大学成才，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所以这个定位不行。

这个规划更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落实到项目上，国家发改委作为规划部门应该在规划中确定五年内都上什么项目，哪些项目放在哪里，而离开项目，这样的规划就和专家理论上的论证没有什么区别。

河北社科院财贸经济所所长颜廷标认为，这说到底还是大区域下多个利益主体如何协调的事。在当前行政分割的情况下，存在阻碍一体化的因素，企业不能像在市场条件下来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更高层来规划协调。

“国外大城市周边都是有发展潜力的，比如首尔、洛杉矶等。”颜廷标感慨道，这件事不是一个省能左右的。

廊坊的机会

虽然在与北京的接触、合作中往往因为利益问题而发生冲突，但是廊坊作为环首都的前沿地区，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与北京对接，甚至是主动融入北京。

随着北京城市不断膨胀，城市扩张给廊坊带来了机会。

北京提出的CBD东扩和南城发展计划，拉近了廊坊与北京之间的距离。在东边，廊坊的北三县三河市、大厂县、香河县成为CBD东扩的受益者，而南扩的脚步也给正南方的固安县带来机会。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认为，北京受城区面积的限制，面积不到1.7万平方公里，而且一半是山区，平原的土地越来越紧张，迟早要向外扩散。2002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为了向世界展示新形象，提出绿色奥运的口号，主动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企业项目开始向外扩散。

随着北京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开始向外分散城市功能。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早已达到1972万人，提前10年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

北京的人口密度过大，特别是二、三环内居住人口太密集，功能区也太密集，导致大城市病加剧。很多专家都提出，要解决大城市病问题，解决交通成本和环境成本制约，出路就是把二三环内的功能转移出去。而前些年北京修四环、五环，但是交通问题没解决，越往外“摊大饼”交通越堵，因为大家在路上的时间都增加了。

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北京实施“退二进三”、“退三进四”、“退四进五”等战略将工业项目迁到远郊，但是商业中心、机关都还在市区，城市功能没有转出去。而从CBD东扩、南城计划开始，城市建设的思路转向疏散二环以内过于密集的功能区。

在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之后，这样的发展思路更为明确，而世界上公认的三座世界城市伦敦、纽约、东京，都是卫星城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廊坊的机会到了。

“所以环首都经济圈就适应了北京要向外扩散功能的机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告诉记者，从筹办奥运会开始，北京已经逐渐步入扩散辐射的阶段，而廊坊等环首都地区提出的对接北京战略也将发挥功效。

河北省环首都办常务副主任王纪平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现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已经进入向外扩散辐射的阶段了。“单纯靠北京难以解决很多问题，道路交通、空间、人口压力很大，而一些科技成果的转化都需要一些低成本的地区来帮助实现。”

在北京功能向外扩散的过程中，廊坊具有“北京的区位、河北的成本”，而且随着交通设施不断对接、完善，北京与廊坊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从北京到燕郊，坐公交车只需半个小时就能到，而且除了之前开通的930线路，还有从811到818八条不同线路的公交车，乘车非常方便。而到廊坊市区除了公交车还有动车、高铁，尤其是京沪高铁线路开通之后，从北京南站到廊坊只需要二十几分钟就能到，可以说廊坊市已经处于北京的半小时经济圈内。

在廊坊市2011年工作重点中，围绕首都新机场和京沪高铁带来的机遇将开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其中就包括建设廊北新区以对接北京的设想。

困境依然

虽然北京城市向东、南的扩张以及发展卫星城的思路给廊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要对接北京、融入北京，廊坊以及其他环北京地区都得承受更多的代价，不得不在资源、产业等方面做出让步和妥协。

北京的虹吸效应不仅将资金、项目、人才都吸走了，就连环首都地区的很多资源也都因为要服务首都的关系而拱手让于北京。

原本流经廊坊市的永定河早已断流多年，原先的河滩现在都成了开发区。河北省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北京水资源供应而修建官厅水库，永定河的水都被截住了，清朝时最担心永定河，因为发大水就会淹了北京城，现在还嫌水不够。修了水库之后，廊坊这边就主要靠地下水了，地表水很少。

因为超采地下水，华北平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在廊坊，由于地表水水资源匮乏，这座城市几乎全靠开采地下水来满足水资源供给，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00立方米，占全国的9.3%。由于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在廊坊市区和大城县形成了两个深层地下水漏斗区。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对本报记者表示，廊坊市的发展首先将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虽然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廊坊差不多，但是北京市可以从河北省调水，而且南水北调工程竣工后也可以解决北京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也对此颇为忧虑，“廊坊将来发展水是一个大问题，工业用水太大，靠地下水不行。”

不过，比起上游来说，廊坊已算幸运的。在张家口、承德这些北京水源涵养地，农业发展受到限制，一些地方不得不进行水改旱，由种水稻改种玉米，就是为了节水。而工业项目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好多工业项目都不能上，尤其是污染企业都不能上。北京奥运会前张家口下马了几百家企业，宣化造纸厂、化肥厂以及怀来农药厂等规模较大的工厂也纷纷下马。

北京市和环保部到河北搞联合调查，污染水资源的工业项目就得下马，河北省就只能执行。对此，河北省一位专家颇为愤愤不平，他认为河北一直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话语权比不了北京、天津，北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不动就打中央的旗号，中央机关在北京，你把水资源污染了还了得。

无疑，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也是从现实出发，虽然“绿色”二字会使得环首都地区在产业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但这样的定位既符合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又能保障首都生态安全，同时也可以发展河北。这对廊坊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缺水就不能上马高耗水、高耗能的项目。而在投资环境较好的燕郊，已经不愁项目，而是对引进的企业设置门槛，将土地更多地留给高端项目。

虽然北京市已经向外辐射扩散，但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廊坊还是处处受制。“北京市要是迁出一个厂得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办公会研究通过，市长签字后才能迁走。”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认为，这是财税体制改革后分灶吃饭造成的，谁的税源多谁就留成多。这虽然调动了地方官员抓项目、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但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这也是廊坊各地卖地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土地财政收入主要归地方支配，因此地方政府对此非常积极。根据有关专家推断，香河、固安等地的土地财政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位专家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对于地方来说，特别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得有钱干实事，比如修一盏路灯、一条马路、一个养老院，或者小区改造都需要公共财政，钱从哪来，只能靠卖地。而真正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房地产开发建设好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廊坊悲情何时不再？

廊坊的自我救赎：希望，并渺茫着

国务院参事施祖麟：廊坊不要再当“京津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