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中情局特工的神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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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阳台上，一支烟，两只烟……虽然我的视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楼房，楼房，以及楼房尽头绿意葱茏的小山，但我握烟的手仍止不住一阵阵微微颤抖，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刚才见到的一切，我宁愿什么都没看到，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已打开了它，也已逐字逐句读完，并立即产生了一种被大当量导弹击中的窒息感——我确信，一个重大的事件，也许足以震惊世界的事件，正在意外降临我的生活。
一刻钟前，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电邮，这封来自美国东部的中文电邮，有着难以置信的内容，发信人是曾与我朝夕相处、后又发誓此生不再去提起的迈格尔，一个号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旅游者。2002年6月，我曾作为历史专家，陪同翻译和他走了大半个中国。
和所有“国际型”美国佬一样，迈格尔看上去热情，健谈，不拘小节，喜欢争论、装酷。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在新疆、广东游玩期间，我发现他还有着另外一些捉摸不透的性格，比如突然变得阴冷，或焦躁，有几次居然把我们扔在宾馆，自己独自出去“游山玩水”，几天不见人影。这些奇怪的，事后也没有得到额外解释的举动，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有着更神秘的身份。
但是，他是老板特别关照要礼貌招待的客人，所以我和翻译虽然有些狐疑，也装着视而不见，倒是他自己最后忍不住——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我们几个月相处，确实结下了让他感动的友谊——用一种无法作为证据的方式显露自己其实有着另外的特殊身份。
某天，确切地说是2002年10月中旬，在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那个傍晚，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做告别聚餐的时候，他不由分说、以命令的口气要我和翻译尽快离开广州。翻译本来就是北京人，当然会回去，彼时，也恰好有朋友邀请我去北方发展，我已为这个提议犹豫了好几个月，于是也鬼使神差地听从了他的劝告，去了北方。
半个月后，是的，仅仅只是半个月后，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足以让人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广州蔓延。（注释：2002年11月开始，广州附近市镇出现一种通过空气快速传播的致命新病毒，该病毒在侵入人体后，可自己进行复制，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直接损伤免疫系统特别是淋巴细胞，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11%，广州、北京很快成为这种那个病毒的重灾区，感染人数迅速上升，该病毒还通过香港、澳门，被传向了台湾、新加坡、欧洲、北美等地……）
记得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刚在新单位办完入职手续，完全惊呆了，迈格尔那番明显充满话外音的话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这段话实在太特别了，乃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有些事情，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而是，它必须发生！卡（注：为方便旅途交流我特意取的英文名），相信我，你和罗斯（翻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的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非常的糟糕。我与你们相处这几个月，我已在心里把你们当做了我很好的朋友了，它迫使我离开前必须对你们说这些话。相信我，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朋友，我的劝告没有恶意”。
迈格尔说这番话时，脸上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严肃，也许，还有隐约的内疚，乃至惶恐，这让他本来英俊的脸看上去有些古怪，让人本能地感到这番话不同寻常。至少，我脊背当时就突然变得凉飕飕的。
在证实广州确实发生了疫情，并正在扩大之后，我本能地觉得：“热爱中国文化的游客”迈格尔，一定与这次突然发生的疫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真是一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感觉，没想到，7年之后，他竟会再次主动给我来信，不但坦承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甚至还围绕这一身份爆出了一系列可能震撼世界的惊天秘闻。从行文看，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很跳跃，在急促中一次挥就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与迈格尔文中所述的处境吻合——因为与CIA分道扬镳，他最近这些年一直处境微妙，不得不东躲西藏：
“卡，还记得我这个朋友吗？
亲爱的卡：
我的喜欢忧郁和怀疑的朋友，你还好吗？
我确信您还记得我，也许在你眼里我很特别，很可疑，我一直记得七年前，你偶尔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我想我知道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看上去象一个特工？对吗？
你的猜测其实完全正确，当时，我确实在为CIA服务，但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也许是他们最急于忘记的人之一，我确信，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有天我会像威廉·班尼特那样意外死亡。
知道威廉·班尼特（注释：美国退役陆军中校，情报专家，北约78天空袭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负责为北约在地图上标出轰炸目标，并导致了中国大使馆被误炸，2009年3月22日清晨，他与55岁妻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郡兰斯当的河畔公园散步时，离奇遇害）吗？那个退役的陆军中校，他是在作战地图上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画圈的情报专家，最近几天他成了名人，整个世界都在议论他的死亡。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依然处在无比的恐惧中，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恐惧，因为那天我恰好在谋杀现场——威廉·班尼特是在赶来和我见面的途中遭遇不幸的。
被谋杀，也许对威廉·班尼特，或者我而言，并不算是意外，但因为赴我的约而搭上他妻子的命，给我带来了新的内疚。
我急着从纽约赶去弗吉尼亚的劳登郡与处于隐居状态的威廉·班尼特见面，在于新年过后，我们都听到过去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个传说，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以前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为了忘记的需要，那些曾参与针对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特别行动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消失，这些人中，威廉·班尼特、小史迪威和我据说上了被要求“定点清除”的黑名单，原因是我们仨都拒绝与CIA继续合作：威廉·班尼特已决意金盆洗手，远走他乡，不再听命于组织，小史迪威和我更严重，虽然我们至今都对以前执行过的任务守口如瓶，但却先后背离了组织，成了“真相调查委员会”的骨干成员。如果你看过那卷关于“911真相”的录像，或者成打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伊拉克虐俘照片，你就该对我们的工作有印象。我急着赶去和威廉·班尼特见面，是希望劝说他从隐居的地方站出来，说出他经历的真相，这是我们”拯救美国”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善良的美国国民都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是谁在欺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欺骗他们，以及为什么欺骗他们。可是，也许这是上帝导演的一部电影，我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该死的通用），被人抢先了一步。……
因为我的姐姐在“911”中不幸遇难，我本人曾对本·拉登怀有刻骨仇恨，发誓复仇，这一经历和态度，使我获得信任，并得到了我视为荣誉之战的“中国之行”。完成任务归国不久，我的同事兼好友，同时也是我姐姐生前恋人的小史迪威从阿富汗归来，他带给我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在阿富汗一个偏僻的、专门供美国驻外高级军官疗养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共同仇人——本·拉登！在那里，他不是价值5000万美金的通缉犯，竟是一个可以在病后享受到高级待遇的客人。
我的上帝！是小史迪威疯了？还是本·拉登疯了？我俩仔细推演了他见到本·拉登，包括在疗养院期间的所有细节，最后一致同意：不是小史迪威疯了，更不是本·拉登疯了，而可能是美国疯了。小史迪威甚至认为，我视为骄傲的“中国之行”，其实可能是美国牵制中国，为武力进攻伊拉克减小阻力和障碍所耍的一个手腕。而被我一路暗中跟踪、受到中国情报部门同情的疑似“基地组织”的成员，可能并不是我的敌人，反而是我的“伙伴”！
随后发生的事实，让我不得不相信小史迪威的判断很有道理：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疫情，自顾不暇之际，盟军攻击伊拉克的战斗打响了，日本（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情报机构派员暗中参与了我的“中国之行”）如愿以偿得到了被许诺的果实——合法出兵海外。
在盟军战斗打响伊拉克战争头一天，小史迪威和我也同时离开了CIA，开始主动接近由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亨特教授领导的“真相调查团”。
“911”废墟前，与他领导下的几个执着的、向过路人举着“我们要真相”、“美国被阴谋击中”等牌子的自愿者。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偏执狂、阴谋论嗜好者、躲在阴暗角落里撕咬美国墙角的臭虫，不值得被人权尊重！
亨特教授因为针对“911”所作的不合时宜的演讲，已处于半退休状态，好在他并不在乎，而是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继续那在旁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拯救美国”的事业。在放弃了偏见之后，我和小史迪威都惊异地发现，“911”是一个阴谋的痕迹实在太过明显了！亨特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很多证据，且不说双子楼下地下室化成钢水的钢筋和奇怪的爆炸声，也不去讨论五角大楼那个看不到巨大的机翼痕迹的洞，单是双子楼倒塌的速度（这是无法作假，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个速度几乎是一种自由落体速度——“911”事件的真相就完全值得追究。
如果“911”真相真如亨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阴谋策划者究竟要干什么？如果“911”是一个阴谋，那么，很显然，这些邪恶的策划者，在实质领导着这个国家，美国将被他们带向何方？他们究竟想从诸如此类的阴谋中得到什么？
当我完全站在了亨特教授一边。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美国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不能理解、也无法走进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块无法消化的牛排。没有媒体愿意刊载亨特教授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那些“公正”、“客观”的编辑、记者先生，往往在我话还没说完，就极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先生，很抱歉，我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人向我谈起过类似的观点，而我只想告诉你，回家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想这个建议对你很有用。”
我，一个接受了这个国家最严格的心理训练，有过良好职业记录的人，竟被那些成天坐在办公室吹冷风、可能只会摸键盘的混球说成是一个心理异样者、一个因为抑郁而需要治疗的病人，这是谁的悲哀？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依然正常的“美国”所做出的“正常判断”。于是我们只好尽可能地把手里的一些资料录制成录像，放到网上。
威廉·班尼特的突然暴亡，使我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大增，这促使我必须去做一件事，记录下以前发生的一切，并把它交给一个妥当的人，卡，这个人只能是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曾洋洋得意地在你的国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必须以一种方式来忏悔，我恳求你能尽快把这些向外公布。我会抓紧时间把7年前我的中国之行的内幕写出来，因为现实因素，我的写作可能是间断的，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如果这种间断超过了10天，我想这最大的可能是意味着，我已经被作为社会病毒清除，这没什么，还记得我说的“有些事，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的，而是，它必须发生”吗？今天它同样适用于我，对于此生，我只有意外，没有遗言，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这些记录当做我的遗言。
你的朋友
迈克尔
X月 / XX日/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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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危地马拉对平民进行的梅毒试验
在1930年，美国有一个很要命的流传病，就是梅毒这种性病。因此当时的医学界就想试一下可不可以用青霉素来治疗这个病。
想法好得很吧？于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医生们派出了一个医疗队到了中美洲的穷国危地马拉，说是要开一个治疗梅毒的诊所，来援助贫穷和苦难，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的当地人民。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部和泛美卫生局的支持下，当时的危地马拉政府也同意，就把这个医疗诊所给开起来了。这个诊所干什么呢？就是用美国政府的钱，请了一帮妓女，然后检查一下看这些妓女有没有性病。如果有，好极了，如果没有，就帮她们种上去。然后就让这些妓女去服务军队的士兵和监狱里的囚犯，把这些性病传染出去。
据这些记录记载，大概超过1600人被美国“有良心”的医生们有意的传染上了性病，其中696个被染上了梅毒，772个被染上了淋病。当然这些做法，都是瞒着所有当事人的。
结果就是用青霉素去试验一下，看有没有效。如果没效的话，你就自求多福了，反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能算是人吗？
大概有三分之一被美国政府传染的病人，没有得到合适的医治。而这些人又结婚，生孩子，把性病就一直传播了出去。
这个试验进行了2年。然后差不多类似的试验，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Tuskegee进行。
大概在40年的时间里面，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曝光.这个试验选择了超过400个黑人男人被染上了梅毒之后，打着扶贫、医疗下乡之类的政府计划的幌子，然后谎称给人家免费医治，但是其实什么药都没有给。
这个研究是看一下如果不治疗的话，梅毒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和如何传染给家庭其他成员。这些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但却以为被政府治疗的黑人，当然就不乏把性病传染给了妻子，甚至是新生儿身上。
是否与日本731的资料送给美国有关系，还是和日本一脉相承呢？
美将投资6000万美元建中亚最大病毒实验室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理查德·霍乌格兰德日前在阿拉木图表示，美国将投资6000万美元支持哈萨克斯坦建造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病毒实验室，那里将保存目前发现的最危险的病毒样本。有人怀疑，美国企图借助哈国所保存的病毒资料研发生物武器，从而获得新的军事优势。
复兴岛上的死光
报道称，新实验室将于2013年在阿拉木图建成，预计有250名科研人员从事人类及动物病毒的分析研究。哈卫生部表示，实验室将有两个功能：科研功能和保存极度危险病毒的功能。
霍乌格兰德说，该项目是美哈政府间合作的一部分，旨在降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同时，新实验室将提升哈国现存病毒样本的安全性以及整个中亚地区的科研能力。哈媒体称，美国斥资新建的实验室将用于取代哈国原设在咸海深处的复兴岛农业研究所，那里早年实际上是苏联一个秘密生物武器实验靶场。
苏联时期，该所下属19个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对付生物武器袭击的方法和研制防病毒疫苗，曾试验过西伯利亚瘟疫、鼠疫、兔死病等生物武器，所内还设有病毒博物馆，保存有220种微生物菌株，其中40种具有高危性。
1991年苏联解体后，哈国将研究所原班人马接收下来，并将原来的19个实验室减到11个，目的是集中精华，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但由于哈国没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其正常运作，研究所仍是使用苏联时代的旧仪器。更要命的是，随着全球干旱的加剧，咸海水位持续下降，复兴岛与附近大陆融为一体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岛上的危险物质将严重威胁周围居民的生命安全。此前，哈国防化兵曾用清除病菌的氯来清理复兴岛，非但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让有害物质渗入地下，破坏了里面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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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恩-卢格尔计划”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颇为慷慨地向独联体国家提供拆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资金，以确保危险物资不外流。
早在1991年秋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感到因“8·19事件”而元气大伤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而也存在着中央政权对核武器失去控制的危险，尤其是在苏联境内分布广泛的战术核武器。于是，美国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尔提出的一项立法草案被通过，它后来被称之为“纳恩-卢格尔计划”。这项立法规定，从美国国防部预算中拨出特别经费来资助新独立的原苏联国家销毁核武器和加强防止核扩散计划。
到1995年3月中旬，独联体国家里的核武器大户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计1300枚核弹头从弹体上拆除，其中1000枚运到俄罗斯。到1996年末，原苏联境内各国中，俄罗斯成了唯一核国家。
据印度亚洲新闻社披露，“纳恩-卢格尔计划”并未因核武器转移工作的结束而终结，出于对散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角落里的生化武器的担忧，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认为那些经济凋敝的独联体国家所继承的“苏联科研遗产”具有非常大的潜在威胁，因为缺乏监管的苏联科研成果可能会被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窃取，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美国将更多经历放在雇佣原苏联科学家以及重新规划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监控设施。除了前面提到的哈萨克斯坦的三个“病毒武器监测站”外，美国还在阿塞拜疆（1），格鲁吉亚（5个），乌克兰（1）和乌兹别克斯坦（8）建有类似设施，以便为那些危险的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筑起第一道防线。
［也许很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
1.非典是一次“政治事件”，美国肯定是参与其中。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是企图帮助中国来平衡美国的。
2.“非典”如果确实是人为投放的，那么中国政府肯定会有所察觉。在病毒溯源时，政府为什么短时间内就公开下结论是一种大家都不熟悉的动物果子狸，并不允许再公开讨论病源？我相信政府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没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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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记得，在CIA供职期间，我共换了多少部手机，但是，我的每一部手机里，一定都保留着同一段录音。它是集训结束后总教官切尼发表的一段演说，虽然简短，但足以让我血脉喷张、无比骄傲，感觉自己就是不戴面罩的蜘蛛侠，在为令我骄傲的祖国从事着重要而伟大的工作……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因此失去了姐姐，陷入一连串让我目瞪口呆的阴谋——虽然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谁是911的幕后主使，谁害死了我姐姐，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一定与我们这样的机构密切相关。
在小史迪威和我离开CIA的当晚，我和他曾有到安葬姐姐的公墓拜望姐姐，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下，冰凉的墓碑上，姐姐脸上挂着我异常熟悉的微笑，我甚至能在心里听到她的笑声，包括她的呼吸……可我们却阴阳两隔，生死相对，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姐姐的墓前，我曾带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播放了这段录音，把它作为一种仪式，一种对我、切尼、劳伦斯、贝尔和小史迪威进行惩罚的仪式。那一刻，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脱掉华丽的外衣后，自己是如此潦倒，几乎一无所有，只能以这样苍白无力到可笑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听听吧，听听这些我曾经崇拜的声音！听听这些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听听这些我工作闲暇，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贝尔格莱德、维尔纽斯、布加勒斯特、马尼拉、东京、雅加达、曼谷、北京、乌鲁木齐、广州反复给自己播放的精神交响乐！虽然我现在已经与此无关，但我知道这样的故事在继续，这个世界依然屈从在这样的声音和逻辑之下。
小伙子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允许我从此以后把你们称作美利坚最有使命的人。强大的美利坚，会因为你们的战斗继续强大，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也许从1620年开始，美利坚就注定会在这个世界诞生，并注定要承担这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老欧洲创造了自由、民主，而新欧洲全面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制度和文化，缔造了公认的人类奇迹，我相信，未来，你们无论在亚洲、欧洲，还是澳洲、非洲，都会听到那里的人们，那里成功、体面、富有教养的人们对这种文明、制度的称颂和膜拜，这种足以让我们骄傲的称颂和膜拜，就是我们继续为美利坚战斗的理由。
今天，无论神学界、学术界，还是纯粹的世俗生活，再没人怀疑，美利坚的诞生、统一、强大，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智慧的先辈们对美利坚的诞生做出了这样令人自豪的解释，上帝要用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安排人类的秩序，他选中了美利坚。
我们有幸生于此间，更有责任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以此确立我们的现实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实现这些目标。上帝已经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足以摧毁一切试图阻挡我们前行的或明或暗的势力。
你们的战斗，将富有个性，但绝不孤独，我们有着庞大的网络，每一个任务背后，都有旁人难以想象的后援团队的存在，这也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一部分。
小伙子们，去战斗吧，用战斗把你和我们的团队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美利坚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上帝神秘的意旨连在一起，它会让你拥有充沛的精力，获得快乐的体验，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只要研究美国越深入，越觉得这个国家非常邪恶。
美国攻击中国是邪恶轴心，其实他自己才是超级邪恶轴心。从美国逐渐公开的历史文件看，这个国家的邪恶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虚有其表，心够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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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史迪威认为：欧盟的成立，所显示的是老欧洲试图与新欧洲（即北美）重新抗衡的战略意图，这是任何外交辞令和姿态都无法遮掩的目的。解体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并让这些新诞生的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但可以拉长欧盟的统一进程，加重欧盟的负担，也会使组成它的成员更复杂、达成共识的成本更高。此外，这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在增强美国向欧盟的渗透和控制——所有这些新生的国家，可都与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对于欧盟而言，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利好局面，实际则使它由此陷入与现在的独联体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中，这是一场美国可以控制节奏和走向的巨大消耗”。
随后几年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同意小史迪威的这一分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声有色的欧盟统一进程，被这些不断新生出来的国家不断打乱。南斯拉夫彻底解体后，带给了一些欧盟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新生国家的问题。基于新的战略格局，欧元很快失去了与美元争霸的锐气，财经杂志上从此很难再见到“欧元取代美元”这类让美国人不安的论调了。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这个论调是资本界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欧盟看起来越来越象是一堆大杂碎，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体，它诞生之初那股意欲脱离美国控制的野心被不断削弱，甚至可以说，它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这从后来他们争先恐后参加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那种顶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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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耳熏目染，我才总算大体弄清了这场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它正如同克劳特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场不可多见的、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大战役，这场前后持续了近两年战役，参与博弈的势力之多，使用的手腕之繁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研究之透彻，对市场投机心理洞察之准确，铺设陷阱之巧妙，让我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投地。
它起源于导致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理念——让马哈蒂尔在危机过程经常诅咒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一趋势所启动的产业转移，让这些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市场接轨的机会，迅速形成了出口型经济，并引导了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由于这种高增长收益不均衡，以及对西方市场机制的绝对依赖，使该地区经济逐渐从出口型过渡到出口—投资拉动型，并因良好的预期和发展的不均衡，在本国诱导出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形成了资产价格远远高于社会能承受能力这一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被理解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这一风险潜在的巨大利益，在被反复评估后，终于吸引了至少四路人马的猎杀。这四路人马，一路是各路跨国投机资本，包括隶属于他们的专家队伍，他们参与猎杀行动的造势和具体操作；一路是美联储和世界银行，它通过升息和降息影响市场和舆论，客观上对投机资本起到了发出出击或潜伏暗示的作用；一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负责为危机原因和解困之道提供官方解释和意见；一路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评估机构，其在危机中的行为，有力狙击了东南亚各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寻求帮助的资金通道。
危机爆发以来，几路大军同声共气，有张有弛，除8、9月份在香港市场和泰国黄金市场上稍有闪失外，几如摧枯拉朽般席卷了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对抗之下纷纷败下阵来的原因，除了他们处于市场下方，没有掌握到资本市场的决定力量和资源外，本身还存在死穴，这个死穴就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所说的”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年，产生了它自身既难以消化，也无法承受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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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受政府制约，却又制约着整个国家，乃至通过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制约着整个世界的怪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那一刻起，正式诞生了——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美元尽管不再承诺对等兑换黄金，但还是遇到了一个困难：保值的困难。
如何让美元既继续分享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好处，又能相对保值？这首先需要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比值——超过它实际能力的比值，为了维持这一比值，美国出现了提倡超前消费的潮流，同时积极改革金融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向全世界发行债务，人为扩大对美元的需求，以此来稳定美元的市场价格。这种畸形的刺激导致美国第三产业的比值一度接近70%。在过渡消费的诱导下，美国国民和国家透支了自己的未来，欠下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债务，从一个确实值得骄傲的民族，逐渐堕落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债务国。
这个带有明显欺骗性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当有国家看破这个秘密，准备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它会立即遭到从美元的发行分享利益的势力的打击。
于是我们看到，当欧洲决定发行欧元，东南亚决定发行亚元的时候，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危机。甚至肯尼迪遇害，也与他决定改变这个现状有着某种难以说清的联系。
“因为美元的发行人知道，一旦有人挑战这个模式，导致美元不能继续从世界经济交往中分享利益，它就会崩盘，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直勾勾地朝他们头上掉下去，因为他们已经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中拿走了他们根本无法偿还的信用”，鲁考斯很平静地陈述着，“迈可，现在你是否明白？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热衷制造和参与亚洲金融危机？很简单，一是阻止它们成为拥有单独区域货币的经济体，二是为美元制造更多机会——当这些国家的金融崩溃后，它们别无它策，只有对美元屈服，更多的资产，资源，乃至涉及到国家命脉的公共资源，都会被美国的资本收购，而你我，不过就是这些并不体面的战略中的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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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人人所见的斯蒂格利茨的遭遇，也许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没错，或许正是媒体，喜欢化身为“社会正义守护神”的媒体，在似乎给予了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易获得的透明、公正、力量、繁荣和希望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随之陷入了相对主义、折中主义、享乐、盲从、贪欲和谎言的泥潭之中。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用“资讯的海洋”来概括可能才最为恰当，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承认了另外一个事实：那些左右了我们生活的资讯的掌舵人、评论家、内幕调查者、热点话题和流行趋势的制造者——媒体，实际控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有关生活的观念。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谁在控制媒体？其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许他们知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天下，但未必知道，看上去彼此竞争得热火朝天、敢于揭露内幕、丑闻、密谋，以戏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为乐的报纸、电视，包括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也大多在犹太人，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大财团的掌控中。
基于传媒在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个行业的垄断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行业：1982年，美国传媒业控制在50家财团手中；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家，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整个美国的传媒娱乐业，被5家大财团所垄断，它们分别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通用电器集团、新闻集团、Viacom(维亚康)集团。这五大公司中，有三家——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集团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此外，一些独立于这些大财团之外、对社会舆论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的精英传媒，也实际为犹太人家族把控，如《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为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收购。《华盛顿邮报》也早在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被以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为首的犹太人小圈子收入囊中。
这些传媒的所有权分布，非常直白地显示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虽然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已有63%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经常是大错特错的——而言，至今可能都没思考明白甚至完全没意识到的可怕事实：财团不但掌握了美国社会的财富，控制了财富产生方式和分配大权，而且通过控制舆论掌握了社会注意力和社会正义的裁判权，并成功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谎言和幻觉里。
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让我们来回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有哪家大企业是在媒体揭露其“滥用信用欺骗公众，其实早已资不抵债”后，才不得不宣布破产的？
没有，没有任何一家破产的大财团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破产的大企业，都是在消耗完自己的信用，欠了社会巨额贷款，实在难以为继，自己主动宣布破产后，公众才知晓它们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的。
……
“对了，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个叫李光耀的人了吗”？
“实际上，我很关注这个新加坡人，他似乎很活跃，在这个地区也挺有影响力”。
“呵呵，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整个东南亚，不，也许是整个亚洲最可笑的人，一个弹丸之地的暴发户，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喜欢喋喋不休，老喜欢以这个地区掌舵人的方式发表‘高见’。但是我想说，他可能连新加坡为什么会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的原因都没搞明白，或者不愿意去搞明白……那里之所以能成为金融中心，完全不在于它是什么交通枢纽经济发达，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些，而是它最无能”。
“最无能”？
“是的，要说对东南亚的辐射方便，吉隆坡、马尼拉、甚至雅加达的位置，都强过新加坡，为什么金融机构在这个地区选择的却是新加坡，而不是上述这些城市？原因就在于，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它最没有反抗能力，它必须妥协，也只有妥协这唯一的一条路，并按这个路子来安排完全能满足各大金融机构需要的一竿子政策……这些机构甚至不会为这些优厚的政策支付任何成本”。
“这么说来，香港，也属于这种情况”？
“呵呵，你有见过这两个地方，出台过什么与西方国家过不去的政策了吗”？克劳特端过茶几上的茶杯，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一脸微笑。
“还真有些道理……可是，克哥，除了金融之外，这两个地方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影响力呀”。
“没错，也许，它们都还有其它一些影响力，是那种西方国家需要的影响力”，克劳特揶揄地注视着杯子里黑红色的茶水，微微抿了一口，“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吗？它们没有能力抗衡西方，又想分享西方通往亚洲的好处，你觉得它们会拿什么来作为回报，或者说作为筹码？你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以华人为主，他们不傻，实际上，他们很聪明，知道我们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也明白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才能满足这些国家潜在的战略需求，说得更赤裸一点，就是‘才不会被西方抛弃’。所以我们都看到了，新加坡最喜欢评头品足的国家，不是与它相邻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印度，而是中国——没人喜欢中国插手这个地区的事务，那么这个地区的舆论就需要保持一种气氛，拉开它们与中国的距离的气氛，让它们对这个与自己存在了上千年联系的国家保持敌意和警惕，这一点，新加坡做的很成功”。
……
消息是这样的：
为了给中国添乱，最大限度扰乱中国国内局势，以削弱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和行动能力，阻扰印尼和中国结盟的势头，中情局在中国内地启动了一个代号叫“Z计划”的行动。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诱导中国的一个气功组织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并实施温和而态度明确的反政府行动。
看到我不以为然的神色，克劳特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奥妙。
这一行动，就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在系统研究二战期间的间谍战后，提出的“软战争”这一概念的重要措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通过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达到制约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是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投入的成本很小，但收益非常高……将这种矛盾放大为一种不可调节的冲突，使其成为社会的一道裂痕或伤口，导致对手必须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为此裂痕或伤口买单，由此给对手构成一种事实上的战略消耗。
“可是，克哥，您是说，北京方面的消息就是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会因为一些理由向政府抗议”？
“迈可，你可别小看了这类行动，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会构成一道很大的杀伤力，听说他们为了这事没少下功夫，至少4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天哪，难以想象，就为了这个”？
“是的，就为了这个，这可不只是个只有老头老太太的组织，而是在《时代周刊》对它进行报道后，有很多海外消息灵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中了，某种意义上，它是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原来，早在3年前，也就是1995年，《时代》周刊就对这个气功爱好者作个一个高规格的专访，而对话的主题居然是“世界秩序与人类未来”这个比对一般国家领导人的专访还高端的话题，显然，他们对他的定位，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气功爱好者，而象是一个先知，或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这个采访，以及美国方面诸如此类的活动安排，让这位气功爱好者声名大振，不但在一般民众的影响急剧扩大，也让一些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加入到了这位气功爱好者的组织中。
“一个采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真有些难以置信！为什么你要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安排，而且，为什么一定就能知道他，或者他们，会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洞悉这些，需要你熟悉历史、文化、政治、现实、社会学，嗯，尤其是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克劳特微微一笑，“亲爱的迈克尔，你去过东欧，参与和目睹过那里的一些事，你能否告诉我，你对那里的什么东西印象最深”？
“噢……让我想想，我想，我想是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记起了贝雷帽酒吧，里面那些人对自己的政府肆意嘲弄，以此为乐，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形。
“是的，中国也这样，这就是他们会下功夫做这类安排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机会和成功，”克劳特把茶几上的两个茶缸和一个烟灰缸并在一起，指着那一堆东西说，“你看，任何社会的结构，从文化方面看，大体而言，都是由传统、制度和现实文化这三个部分构成……而我们看到的是，东欧、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并不是太融洽……或者通俗地说，在这些国家，现实文化总处在一种‘起义状态’，这种起义状态的文化，会放大几乎所有社会不良事件，并始终把矛头指向制度、政府，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不动声色地制造事端的办法，并会因为这种文化和警察粗野的行事风格——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差不多——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从而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
克劳特侃侃而谈，我似懂非懂，除了觉得高深，我对他这一席话的感性认识，依然只局限在自己在贝雷帽酒吧的所见所闻。
看着滔滔不绝的克劳特，我脊背渐渐有了种凉飕飕的感觉，感到那些曾让汤姆惶恐了半生的“人”，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这是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我想尽快把话题引开，没想到竟象中了邪，一开口依然是这个话题：
“克哥，在你看来，你如何评价那个被他们选中的气功组织”？
“不用说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就算是在宗教构成了最主要、最悠久的传统的西方国家，它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教，”克劳特把烟灰缸往自己的身边挪了挪，掏出一盒香烟，向我示意了一下，“你知道他在宣扬什么吗？在接受《时代》周刊的专访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唯一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和真相的人，而这个未来和真相非常恐怖，就是外星人将要取代人类。他还认为外星人已经给人类设置了一层细胞膜，以此来完成对人类心灵和感觉的控制。他甚至已经开始了与外星人的交流，说外星人开始以为他和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发现他是去消灭他们的……”
“上帝呀，这都是些什么话，这不太象一个正常人说的，这样毫无根据的话也有人信”？
“这是那位气功爱好者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话会有人信，但事实恰好相反，他的信徒在中国也许已经超过50万……我之所以认为他是邪教，一是在于他是以一种对未来的恐惧的方式，对一般听众进行了胁迫……这实际是种精神控制，是使他人失去灵魂自由的精神暗示，这是连基督教也早已否定和不认同的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能限制人的心灵自由，因为限制人心灵自由的做法，与上帝存在的目的相悖。但是，这位气功爱好者显然把自己当做了比上帝还高明的人物，公然声称自己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灵，这当然是典型的邪教。”
“这太有趣，也太不可思议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会出现这样的组织！”
“事实上它已经出现了，而且规模发展得相当大，”克劳特微笑着把吸了一小半的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抖了抖，“而正因为他这套说辞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依据相去甚远，所以它必然与政府产生冲突”。
“然后，‘他们’就因势利导”？我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那段时间，小史迪威对我的教诲。
……
但是，克劳特和我都失算了，在“Z计划”还没在中国看到什么动静的时候，印尼方面传出了一个让我俩大吃一惊的消息——雅加达出事了！
也许是从5月13日早晨或上午开始，一群来历不明、穿着军靴的人，从城郊乘坐军用卡车进了城，他们在街上点着了随车携带的胶合板、轮胎等易燃物后，高喊着“宰了中国人，烧死中国狗”等口号……现场惨不忍睹，虽然有警察闻讯后赶了过来，但他们居然仿佛一群看热闹的闲人，对暴徒的行为袖手旁观，而一些被强奸的华人妇女被暴徒扔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
金百合组织是由日本亲王直接统帅的秘密组织，旗下云集了大量的建筑、历史、珠宝等方面的专家，专门负责对占领国的财富搜刮和秘密转运、储藏。日本投降后，由于金百合组织无偿献给了占领军数量惊人的“金百合藏宝”，麦克阿瑟于是转而游说华盛顿政府改变初衷，不对日本实行彻底分裂和打碎天皇统治传统的计划，而应实施保留天皇、维护日本统一和稳定的全面晋绥政策、以使日本成为美国对峙苏联和可能“赤化”的中国的桥头堡。
……
卡，在写上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被悲哀笼罩，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它已经伴随了我很多年。鲁考斯、克劳特、小史迪威、菲利德、黛米、亨特教授……这些名字和人，是树立在这个漫长的疼痛中的一个个醒目的标记，我想，从2003年3月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的那一刻起，这种痛苦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它变得不可自拔的原因在于，在亨特教授的一再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导致这个世界总有一部分人在肆无忌惮地作恶的原因，不在于这些人一出生就有多么的坏，或者他们受到了什么邪恶的幽灵的蛊惑，而在于，他们是目前我们人类传播和遵从的文化的优胜者，或者说，他们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那套价值塑造出来的当之无愧的楷模。
如果你发现，我们现在信奉的文化本身，我们彼此鼓励“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功者”的背后，潜伏着的是一个会导致我们想去千方百计作恶的价值体系，它才是真正的罪恶之源，你会因此而绝望吗？
我不愿去猜测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这个世界多一个如鲁考斯、小史迪威、亨特教授和我这样绝望的人，当然，也许，用“绝望”来形容亨特教授不那么准确，事实上，虽然他时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怒不可遏，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清醒和乐观的人，常把“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挂在嘴边，甚至，虽然一直备受同行们的排挤，他也没觉得自己孤独，除了我们这些追随者外，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精神上的同盟，他们都是自己处身的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分布在社会各界，比如历史学界的汤因比，哲学界的罗素、卡谬、萨特，文学界的黑塞、卡夫卡。他认为，他不过是在洞悉了这些天才人物对人类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缺陷的洞察后，在自觉传承和继续思考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而已。
在他看来，罗素，对，就是那位提出过“理发师悖论”、写作了至今影响甚大的“西方哲学史”的罗素，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就在于他们认识到自“新教改革”以来，整个西方文化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箱子”，让整个世界充满了由激情和私欲控制的罪恶，对利益的没有限度的追逐，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的全部秘密。“金钱与利益”，这对在经典时代被认为会让人迷失高贵本性的邪恶之物，在被新教首肯为了是来自“上帝的赏赐”后，它就不但成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成为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最核心的价值，也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目的——从最贫穷的人，到富可敌国的人，都在为它们操劳一生，因为那里面有几乎全部的人的价值：成功、尊严、高贵、显赫……所以，汤因比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造成了地球固有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或消失，并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认，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想，我之所以在思考再三后，决定把我所知道的内幕写出来交给您，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也许就有来自这位睿智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因为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反复思考的话：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这些年来，困于西方文化已经带给人类的愈来愈明显的末日景象，我一直在努力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并曾虚心地向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求教。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在向这些学者请教时，常常遇到的让我感慨不已的事，这些人，这些有着气派的名头的学者，在我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后，常常会这样回答我，“这是您在猎奇吗？亲爱的迈可，您可知道，您处身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以最合符人性的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您会反而赞美我们的文化？老实说，几乎从100年前开始，中国知识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并将它们视为耻辱，这也是我来到您所在的这个国家学习的最大原因”。
我知道，每当这个时候，请教就不得不变成一次交锋。
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们，“非常感谢您这样赞美我的国家，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既然西方文化如此杰出，并实际——如您所说——领导着这个世界，那么请问，为什么它会如此快速地把整个人类带入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危险处境中，我相信，如果你熟悉当前人类的资源消耗现状和它可预测的前景，您也会同意目前的地球处境已经相当危险”。
这些学者在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往往一阵愕然，然后讪笑着走开了。
我把这个场景，视作人类的另一场文化悲剧——西方文化用私欲和对私欲的激情，成功引诱了整个世界，让那些本来有着宝贵传统的国家最有智慧的群体，也甘愿拜服在了它的脚下。
不过，尽管我认真研究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人的言论和经历，以及从古到今一些中国人对他们的思想的注释，但老实说，我对这些东方思想家的思想精髓，还缺乏深刻领悟。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完全理解汤因比这句话的内在奥妙，对我而言，更真实的感觉，是绝望、愤怒和恐惧，那是一种精神失去依托和参照后的躁动和不安。
这种复杂的情绪，也许让我此生再难静下心来，象康德或亨特教授那样去思考和发现。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有些可能牵扯到骇人听闻的内幕写下来，交给您，愿它能给您和您所在国家的其他人，带来某些触动和参考，您和所有见到它们的人，可以把它看着是一个西方人的梦想。如果最后，它竟真的能或多或少地达到这个心愿，相信我，我会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无论那时我已身在天堂，或地狱。
很抱歉，我似乎跑题了，还是继续前面的话题吧——
尽管理解不了汤因比等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上的奥妙所在，但我想，我对“这个世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在竞相行恶”的说法，还是深有感触，它最初甚至不来自亨特教授，而是来自我的工作伙伴和人生导师克劳特，在前面的记录里，我曾回忆过97年泰国股票中小投资者在街上愤怒焚烧索罗斯股票的事，我至今依然十分赞同克劳特在这件事上的观点，他们——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失败者，还是成功者，信奉的其实都是相同的价值。
那些在街上焚烧索罗斯画像和大声诅咒索罗斯的人，尽管嘴里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道德，但实际，都不过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利益损失而已，他们真的想过他们的行为，在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他们的交易对这个世界的公平——这是道德最为基础的部分——带来了什么帮助？我认为，他们甚至拿不出哪怕一件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确比索罗斯更有道德。
也就是说，索罗斯固然可恶，但和索罗斯比，他们一点也不更高尚，实际上，他们是同路人，都挤在同一个价值模子里，在这套价值面前，索罗斯是一个和他们拥有一样权利和机会的参与者，他既没参与规则的制定，也没试图去修改规则，他们是在相同的规则下玩着相同的游戏，只不过索罗斯成功了，而他们失败了，如果在他们眼里，索罗斯代表了贪婪、倾轧、嗜血和残忍，那么，很显然，相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或天天站在流水线前的产业工人，他们也是。
…… 在这份关于地球变暖、北极将在近年融化的报道中，媒体、专家更有兴趣讨论的话题是西北航道（东起巴芬岛以北，由东向西，经加拿大北极群岛间一系列深海峡，至阿拉斯加北面的波弗特海，全长约1450公里，可大大缩短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同行距离）—— 一条可以大大缩短北美和欧洲的“黄金水道”的商业价值和归属权。并充满嫉妒地感叹，在未来的某天，他们去美洲洲和日本，再也不用经过令人讨厌和烦闷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了。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宣布科学界对此的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当气温升高后，英国、法国可以出产种类更多的蔬菜、水果，而北欧的降雨量将“增加40%”，这会使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更高，农田的收成更好，河流水量更加充沛，生产出更多的电能。
在亨特教授看来，这种津津有味的谈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让人瞠目结舌的疯狂。因为，当北极的冰融化到足可以同航的时候，南极也同样会加速融化，伴随着这种趋势的，不仅仅只有洋流变化和海平面抬升，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高速自转的地球形状也会随之变化，南北极的融化的冰水，将被地球自转的力量“拉向”赤道附近。这种变化反过来会引起地球偏转角度发生改变，使南北磁极发生偏移，并由此不但极大改变地球的气候，也将改变地球各板块此前固有的力学关系，从而在地表诱导出大量难以预测的地质灾难，比如火山、地震、地沉、地裂。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人类踏上了自我毁灭的末世。
当地球变暖的危害已被少数觉醒的科学家四处传播，变得广为人知后，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俄罗斯依然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对北冰洋的资源争夺。因为据勘测，那里蕴藏着“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1000多亿吨油气资源”。这种争夺通过加拿大武装力量在北极地区举办了代号为”独角鲸”的”反恐演习”、主张了对北极的主权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达到了高峰。
亨特教授说，当他在2008年8月底，看到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加拿大北极小城伊努维克，在他的主要内阁成员面前得意洋洋地说出“这一地区的巨大财富将使国家代代繁荣”这句话时，他突然为人类的愚蠢、贪婪、浅见和邪恶，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
……
根据玛雅历法记载，2012年是第五个“太阳纪”结束的年份，该年12月21日，对整个世界而言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根据玛雅文明研究者的研究，玛雅文明使用的是长年历，它如同中国文化的“甲子”，中国的“甲子”是每60年一个小轮回，每3600年是一个大轮回，玛雅文明的长年历，是每5125.37年为一个轮回，也就是说，2012年在玛雅文明历法记事中，代表的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以及下一个轮回的开始，与“世界末日”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为什么美国主流社会，会对这个来自玛雅文明的名词，发出如此大范围的回响、惊恐和无休止的讨论？抛开近年来环境危机给予人们的忧虑，这种恐惧，其实与一直深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对印第安人的内疚和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有关……这种不安与恐惧几乎成为整个西方世界——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士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共有的一种隐秘心理。
迄今为止，被公认在塑造新美国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机智幽默等形象方面最为成功的数百上千部西部片，要么完全忽视了印第安人的存在，如《双枪》、《赏金杀手》、《正午》、《快枪手》，要么印第安人是一种连语言也没有，只有邪恶的眼神和呜呜哇哇怪叫的恶魔，是白人勇敢开拓新家园的破坏者……印第安人依然是手握毒箭和标枪，隐藏在密林里的麻烦制造者，一个遍体鳞伤的白人，隆重出场向唐森和他的同伴讲述了一个“印第安人抢劫了牛群、把牛群主人钉死在车轮上”的悲惨故事。
在这部丑化印第安人的大场面影片中，少不了大量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肢解尸体、用带人发的头皮编织毯子”等能生动显示印第安人野蛮、落后、疯狂、不可理喻的镜头……意在不断向整个世界强调“落后的印第安人被具有更高文明的白人所征服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主题。
这种通过影视手段对印第安人进行形象丑化，文化敌视的行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甚至有些变本加厉，比如1993年的《晨星之子》……这个举动，在今天完全应该被视为一种让人吃惊和感到可耻的文化行为。
……
曾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克劳特很偶然地和我提过这座他童年时见过的纪念碑，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是个很著名海滨休闲广场，他说，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对飓风的记忆和恐惧，已经产生了不少类似于民间传说那样的神话故事，他们那里的不少人甚至知道一个印第安酋长所说的、类似于谶言的一句话，“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他和他家乡的不少人都相信，这句话与每年就会悍然出现、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飓风或龙卷风，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这句有着诗一般的韵律的语言，象先知发布的一道神秘的咒语，告诉早已习惯把美洲当做了家园的白人不要忘记，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他们永远是从远方流浪而来的异乡人，那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印第安人。
2005年8-10月，三场超级飓风相继从墨西哥湾登陆，产生的巨大破坏和随之发生的社会混乱，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正如有评论家说的那样——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这几场巨大的热带风暴，再次向世界显示了大自然的威力，证实了人类的渺小，也严重挫败了最近一百多年来根植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和骄傲，它象一把天神挥出的利剑一样，轻松而毫不留情地斩断了这些所谓的传统信仰，显示它不过是来自最愚昧的心灵的呓语和狂妄，“卡特里娜”、 “丽塔”、“维尔玛”所到之处，摧毁的不仅仅是房屋、城市、巨大的建筑、成片的工厂或挤满奶牛的农场，而是让我们盲目骄傲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也乐于向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推销的“美国精神”，象块破抹布那样无力而可笑地在狂风中摇曳，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它们带给我们的灾难，也正在嘲笑我们的这种愚蠢和精神癫狂。
因为担心克劳特夫人和她两个儿子的安慰，我从头到尾关注过那几次灾难，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开车赶往了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把他们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几场接踵而至的灾难堪比《完美风暴》（注：《完美风暴》是由沃尔夫冈·彼得森在1999年执导的一部灾难片）再现，不，也许产生的破坏和出现的灾难景象完全是“完美风暴”、”龙卷风”所不可比拟的，有记者通过新闻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场灾难——
5级风暴，美国历史有飓风记录以来最强烈的风暴之一的“卡特里娜”，在美国创下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自然灾难。
8月29日晚，“卡特里娜”从墨西哥湾登陆，横扫了从佛罗里达到德克萨斯上千公里的城市、村庄、工业区、矿区和牧场……新奥尔良市内到处都是遇难者尸体，有的死在阁楼上，有的泡在大街上，还有的被遗弃在了公路的两侧。当救援人员冲入被洪水毁坏的房子时，许多男人、妇女和孩子肿胀的尸体开始从房子中漂浮出来。一些尸体因为饥饿难耐的老鼠和其它动物的啃噬而残缺不全……高速公路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车流，他们神色疲惫，肮脏不堪……去附近的水沟里找水喝，一些在野外搭起临时帐篷的人苦笑着形容，他们已经无法使用任何电器，如电视、冰箱、微波炉、水壶、手机甚至刮胡刀，仿佛进入了石器时代。
我想正是这场灾难，以及关于它的种种说法，让我有了彻底了解下这个几乎年年在美国横扫一切的“恐怖之神”的冲动……我只查到了有关飓风形成的科学方面的解释，它是来自海上热带低气压形成的高速气旋……但始终查不到飓风究竟是哪一年，从哪里开始成为了美国人年年为之恐惧的噩梦。
后来，我还是从一篇不起眼的，由英国一家报纸刊出的有关“卡特里娜”的综述新闻中，偶然发现美国最早出现记录飓风的年代是1851年。1851年，那时的美国，刚好处在狂热的西进运动和对擅自跑出政府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进行灭绝性围剿的历史阶段。
当从网上查看到加尔维斯顿市海岸广场那尊飓风灾难纪念雕像的时候，我有些意料之中的震惊：它果然不是一个一般的雕塑，尽管它的规模像一个不起眼的小型街景雕塑，但显示出来的意义却让人吃惊——非常明显地象征了白人移民对游荡在天空的印第安人祖先的忏悔与祈求……我久久地看着空荡荡的广场上的那尊雕像，感到自己差不多已经掌握了“飓风”内涵的文化密码。
……
当然，在美国主流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对印第安人的不安和恐惧，远不只隐秘地藏匿在飓风、龙卷风这类自然灾难的背后。实际上，从19世纪前期开始，令人胆寒的印第安人的咒语，就公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政治生活最高领袖——美国总统，并早已广为人知。
“特科抹人诅咒”是印第安人遗留在美国白人社会里一道最著名的咒语。直到2000年小布什当选为总统，这个已经在北美大地流传了近两百年的传说，依然是一个美国人乃至媒体热衷谈论的神秘话题。
“特科抹人诅咒”也被称作“零年份诅咒”。诞生于19世纪初，1811年，美国将军威廉·亨利·哈里森在蒂皮卡诺大战中击溃了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军队，并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屠杀。特科抹人为此施加了咒语。诅咒说：我告诉你，哈里森将死。继他之后每隔20年，每个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的总统都必须在任上死去。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会让美国人记起我们的人民。
美国每4年一任总统，每隔20年就有一任是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
这道咒语似乎真的因为那些游荡在北美大地不肯离去的印第安人祖先的亡灵，而具有了穿透历史、藐视众生的非凡魔力，事实上，它已经创造了让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历史——从1840年到1980年，7位在零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无一例外被其“咒死”：
1840年，29年前击败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果然如预言那样当选为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那天，因为天气非常冷，他因此感冒。一月后，这个被诅咒的人，死于肺炎。
20年后的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不久，被莫名其妙在剧院遭到枪杀。
同样，1880年大选获胜的詹姆斯·加弗兰克，上任四个月后遭枪杀。
1900年当选总统的威廉·麦金莱，一年半后被枪杀。
1920年沃伦·G·哈定当选总统，死于突发心脏病。
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但在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因病不治身亡。
1960年，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于1963年遭枪杀。
因为对“特科抹人诅咒”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深信不疑，所以，当1980年当选为总统的里根在1981年3月30日遇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并因此立即引起了白宫混乱，各路势力连里根总统在医院的手术情况究竟如何也没兴趣“且听下回分解”，就纷纷站出来接管政府。2001年4月，前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专文，披露了里根遇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阁大员和白宫高级幕僚乱成一锅粥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大胆的想像：国务卿黑格越俎代庖，“抢班夺权”，接管开启核战大门的钥匙，非法宣布“依照宪法”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国防部长温伯格眼前草木皆兵，先斩后奏，擅自下令美国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据艾伦的文章透露，就在里根躺在手术台上人事不醒时，因通讯线路无法接通正乘坐空军二号专机飞行在德克萨斯上空的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赶紧下令在白宫地下情况室召开紧急内阁成员会议，以宣布由谁来代行国家职责。
在地下情况室，不等其他内阁成员开口，国防部长温伯格抢先发话说：“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之前，国家指挥权应该在我这儿……”而国务卿黑格毫不客气地打断温伯格的话说：“国防部长先生，看来你得先学学宪法喽！请大家不要慌张，舵手在此！我的意思是：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代行总统职务前，按宪法将由我来行使总统的职责！” 在宣布由自己代行总统职责后，黑格迫不及待地冲向由层层电控铁门把关、秘密特工把关的地下情况室深处一个隐秘所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快告诉我，我们这儿有‘足球’（注：总统的“核提箱”）吗？我们的‘足球’在哪里”？莽撞的黑格在拿到总统“核提箱”后，甚至还差点打开了它……所幸里根总统在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后，身体并无大碍，很快恢复了健康。
同样，由于“特科抹人诅咒”因素，里根的“大难不死”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新闻，一些东方国家的高僧甚至针对此事，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断言，之所以里根出现了这个“奇迹”，在于他“怀有天命，这个天命无形中保佑了他，以让他留下来配合无形的救劫”。
不过，尽管被东方高僧认为带有天命，第一夫人南希也是个狂热的星相和占星术爱好者，此后还组织过很多人，包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丈夫祈祷，但里根最后还是死于了因外伤造成的阿尔兹海默氏症。
……
1851年，也就是美国历史第一次出现飓风灾难记录的那一年，在美国西部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美国政府用15万美元购买了200万英亩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这些土地内的印第安人立即迁出，他们的首领——德高望重的西雅图酋长为此发表了一篇甚至感动了当地殖民政府的演说。
正如亨特教授所说，我立即被这篇流淌着浓烈的自然情怀、充满对生命和旷野的敬畏的演说感染得手足无措，同时意外发现，流传在克劳特家乡那句“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原来竟也出自这篇演讲。
演讲手稿中那些坦诚、温和的语言，有着诗一样优美的旋律，圣歌一般的精神光亮，让白人视为神圣的利益和围绕利益展开的一切——历史、文化、艺术、传统、理想、光荣，显得自私、琐碎、贪婪、无趣、斤斤计较、猥琐不堪。它无情地粉碎了印第安人是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的说法，尤其是在今天，在备受自然灾难困扰的、地球生态日渐失衡的环境下，印第安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视大地为生命之源、养育之母的文化态度，更显得珍贵和具有神一般的先见之明。里面那些态度温和的困惑、劝诫、告白和质疑，确实蕴含了对白人文明的控诉和其前景的担忧。
……
尽管《2012》在某些场景延续了好莱坞丑化中国人的传统，但它的整个结构设计，尤其是影片中美国政界实权人物卡尔.安霍伊泽站在诺亚方舟里那画龙点睛的一句，“把它交给中国人是对的，这样的工程，只有中国人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也未尝不可以说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一个此前不断被西方世界——从哲学家，到历史学家，到神秘的通灵者——不断重复的一个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
首先，也许我们依然需要追问一个问题，谁在毁灭地球？
地球要毁灭了，或者说地球正在毁灭，是《2012》围绕的一个核心事件，所有的人物、场景，包括萨沙和富豪尤里共同的女朋友时时抱在手里的那条狗，或非著名作家柯蒂斯小女儿莉莉的纸尿布，都围绕这个核心的事件展开。
尽管《2012》给出的假设，是地球毁灭来自天体变化引起的磁极颠倒，导致地球内部温度迅速升高，从而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地质灾难：地裂、飓风、地震、海啸……但这仅仅是制造地球毁灭事实的假设性道具，它甚至与最基础的科学常识冲突——磁极颠倒的情况下飞机根本不可能顺利飞行，因为这种物理特性变化会使地球所有地方都变成百慕大，导致飞机信号随时失灵（注，此同样适用于高度先进的诺亚方舟，在那样物理条件下，只有纯木质的船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它之所以没被追究，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宽容和认可，在于它追求的不是科学上的准确性，而是在暗示今天我们已共同面临的危机。今天的地球处境正在恶化，正在濒临失衡，并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破坏规模巨大的灾难。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它实际已经被这个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家、科研机构乃至试图负担起一些责任的政治家，比如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基金会、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英国查尔斯王子乃至形形色色的媒体呼吁了很多年。且已传播得几乎人人皆知。2009年，查尔斯王子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耸人听闻的警告，“人类可能只剩下少过100个月的时间来改变被破坏的环境，否则将面对灾难性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世界自然基金会两年一度对外公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则用严谨的数据和模型告诉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的严峻事实：我们正在过度消费地球，这种消费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力，并逐渐在引起地球整体环境发生变化。而《2012》不过是在用艺术的形式给出这一趋势下的一个结果，或一个现场。
那么，谁带来了这种毁灭？
这是个主流社会至今都在集体回避的问题，即使象戈尔这样被视为在不遗余力地为拯救地球而呐喊的先锋性人物，也在他那部著名的作品——《失衡的地球》中，用“采用更环保技术将带来竞争优势，获得更高经济效益”这样言不由衷的话语继续欺骗这个世界。
这种集体回避的态度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正是这种危险趋势或毁灭结果的主导者和维护了这种趋势的秩序的胜利者。要把这中间的逻辑关系说清楚，我们甚至不得不返还到那个至今让很多人崇敬的“启蒙时代”。
14-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人从神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并逐渐塑造成型了这样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秩序：人是自由的、世俗的、社会需要通过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机制，保障这种自由秩序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这种自由是天赋人权，而财富则是上帝赐给蒙恩者的现实奖赏。
简单而言，启蒙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在过去数百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乃至“神”的名义，创造了一套以“对利益的占有、创造和分享”为核心的世俗价值体系。物质利益，这个在从前名义上由神所主导的世界受到质疑和蔑视的事物，成为新的、被启蒙了的世界的价值基础，在这套话语体系下，“人皆熙熙，皆为利来；人皆攘攘，皆为利往”作为一种为人所本来应有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在了社会价值、文化和习俗的每一个方面。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意味他是值得社会尊重和效仿的成功人士；一个社会之所以更先进，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更快、更低成本地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和技术。而同样，优雅、尊贵、高尚、舒适……等代表着生命追求和人生价值的词汇，无不首先、甚至只与丰富的物质占有和享受发生关系，这些价值被大张旗鼓推广到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之后，人类加速了资源消耗，并很快对地球环境形成了致命性影响。
对于这套价值给予人类今天的处境和几乎已经看得见的毁灭危险，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相信人有原罪，这种原罪不是说人先天带有什么邪恶本性，而是他按照所接受的这套文化观念，努力的最终结果竟是在快速毁灭地球，也即人类本身。
即便是普通的芸芸众生，也无法从这种原罪中脱身而去，因为置身在这样的话语下，这些普通人、如尘埃一样分布在世界角角落落的普通人的理想，也无外是在幻想着通过所谓的努力，有朝一日也如巨富们那样拥有高楼大厦、香车美人。故而，这就是《贫民窟里的百万富豪》受到全世界各个阶层追捧和称道的原因。日常生活中，他们抱怨、游行的目的不过是发泄所谓的他们遭到的不公，而不是在抗议世界、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必然把世界快速带向毁灭的罪恶。
人的原罪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们的文化；末日审判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世界的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沉醉其中的生活的全部道德含义。
所以，在我看来，为了突出对这个世界的讥讽、嘲弄效果，艾默里奇在影片里刻意安排了一系列场景，来显示即使自认为受压迫、被抛弃一族的芸芸众生们应该在末日里受到的惩罚：大难来临时，很多人，在街上绝望奔走的人，被他们所向往的高楼大厦活生生吞没了，而美国总统，看似保持了高贵品格，却实际参与了权贵出逃阴谋、并对公众保持了缄默的美国总统，则被视为美国军事象征的航空母舰无情地砸在身下……看到些场景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多年前克劳特关于泰国人在泰铢狂跌后，走上街头愤怒地焚烧索罗斯画像的评述——如果他们所说的那种交易是罪恶，那么，他们都是罪恶的制造者、参与者，受谴责的绝不仅仅只该是索罗斯。
它们之间，何其相似！
艾默·里奇甚至安排了一个场景，来含蓄表现这种毁灭是人类的自作孽——在世界最高的寺庙外，当小喇嘛焦急地向他所敬重的老喇嘛求教关于世界要毁灭的传闻和原因后，老喇嘛不动声色地向他跟前的碗里倒酥油茶，直到面前的酥油茶碗满了还不停止，继续向碗中注入酥油茶，以至于酥油茶在木桌上溢出得到处都是。
这是整个影片中，唯一关于灾难深层原因探讨的一个场景，艾默里奇故意用这个带有宗教不可说的“禅意”的桥段，来直观显示世界毁灭于人类不知满足的欲望，老喇嘛看透了世界毁灭的原因，也看透了那些在为逃生作准备的权贵并没有从人类的灭顶灾难中有丝毫醒悟，反而在变本加厉地用一种罪恶的方式为“人类的新生活”作准备。所以他哪里也不肯去，因为他没有看到希望，但他也没放弃希望——在微微一笑后，他甚至以一个多少显得有点调皮的动作，把“车钥匙”抛给了焦急的小喇嘛。在从印度洋漫过来的大浪就快要扑上山顶的那一刻，他神态自若地站起来，按住木槌，撞响了寺庙里那口巨大的吊脚大钟……表面看，他是整部影片中看上去最超然安详的人，但实际上，也许，把他视为整部影片中最绝望的人更为恰当。
这个世界，包括芸芸众生都背负最原罪的另一个证据，是影片所显示的先知的命运。
整部影片先后出现了3位先知，他们都无一例外与自己的世界格格不入，被所处身的世界抛弃，或沦落为丐，或疯疯癫癫，或超然世外。
第一个是老喇嘛，他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不喜不悲，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寺庙安度余生；第二个是柯蒂斯开车带着两个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时，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一角，从镜头一闪而过的那位肮脏的乞丐，摆在他面前那块同样肮脏的乞讨牌子上，写的不是“我饿了”、 “如果您有助人为乐的嗜好，我能让你得到满足”、“您能以举手之劳，让我的肚子停止唱歌”之类的乞讨之语，而是赫然写着——“忏悔吧，地球即将毁灭”！影片着力刻画的是第三位“先知”，疯狂的查理，有着火红的胡子、狂乱的眼神、摇滚歌手的嗓子和姿势的查理。
他几乎知道关于地球即将毁灭的整个秘密，甚至办了一个电台向他忠实的听众随时传播这些秘密，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陷入疯狂的边缘人，这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予一个先知的命运——甚至很多观众在明明知道了查理所预言的灾难是真相后，在评论的时候也没给予他起码的尊重，而依然把他称为不可理喻的疯子。这就是庸众的丑陋，他们对那些伟大的灵魂缺乏起码敬畏，在习惯于人云亦云、追名逐利的生活中，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崇高的向往和对自我的警醒的能力。
实际上，有关先知必受苦难的命运，我们甚至异常熟悉，历史中如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尽管都讲出了伟大的思想，但都为他们所处身的时代不容，当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消息在雅典传播开来之后，雅典那些家里有年轻子弟的家长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再不用担心有人会带坏自己的后代子弟了；当布鲁诺在鲜花广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他周围站满向他吐唾沫的家庭妇女，甚至有一些年老妇女，带着发自内心的神圣愤怒，往他的身下添柴。
这样的悲剧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当迈克尔·赫德森在一份政府委托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机制设计将把美国拖入深渊”的结论后，他被主流社会抛弃了；当斯蒂格利茨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大搞阴谋后，他失去了职位、圈子，并遭到了一群“昔日同事”的围攻，而他几乎是孤军作战；当亨特教授用大量的证据论证出911是人为阴谋后，他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讨伐，甚至——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连我这个活跃在全球、自认为见多识广、也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也曾和他的几个支持者在大街上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熟知整件事过程和种种肮脏内幕的查理，显然也如老喇嘛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所以他也拒绝逃开，并在灾难已从黄石公园迅速蔓延到他站立的大角山的山下，他即将被大火和翻滚的岩浆吞没前夕，喊出了“无论是谁、不分种族、国家、信仰，不论你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拉斯特法里教，明天我们都没有区别”这句让当下浮躁纷乱、充满私利算计和争斗的世界无地自容的经典独白。
我们的主人翁，写出过艰深的《告别亚特兰蒂斯》的非著名作家斯科蒂，为了家人安危一路狂奔、舍身忘死，他高尚吗？不，不能说他高尚，如果他的行为可以称作高尚，那么，那个自私得赤裸裸的尤里，也高尚。因为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的家人一路狂奔、舍身忘死，甚至为此在最后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斯科蒂是否高尚，他不过是一直在以本能的冲动，带着一家大小逃命，如此而已。
《2012》向我们坦然公开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本来，世界的灭顶之灾，首当其冲的罪魁是占据了这个世界最大份额的资源、主导着这个为私利而奋斗的社会秩序的达官显贵，但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反而最有资格逃命，不，应该说，他们在不择手段地保证自己能安全逃命，并居然好像成功了。当看到杰克逊解决完故障……终于从水中冒出来，方舟的所有人，激动相拥时，我忍不住象查理那样在心里哀号了一声：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所谓的满场感动，难道不该被形容为一种虚伪到极致、难以容忍的伪善？！
……
关于《2012》的故事完了吗？不，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似乎也没几个人看出一件围绕在《2012》背后的一个最大的密谋——操控哥本哈根气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它是《2012》突然提前上演的直接原因。
本来，《2012》的导演和制片方，原打算在2010年上演这部大片……但最终，在某个闻讯而至的大人物看完样片、“灵机一动”之后，一切被迅速改变了……要赶在2009年12月上旬在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大会”前开始全球同步上映，这样，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前后，整个世界正好沉浸在由《2012》制造出来的对“世界末日”的惊悚和担忧中。
美国要利用这种惊悚和担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的核心内容就是倡议在全球范围，对排放不达标的出口贸易商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
事实上，这盘棋早在奥巴马尚未正式上任的时候，就开始了密谋。
这显然是对那些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但在今天这个世界，这套逻辑似乎又无可辩驳。就象直到今天，美国主流社会依然坚持“15－19世纪的印第安社会被更文明的白人移民取代，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是文明的胜利”一样，它们实际是相同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应该为自己的落后付出代价！而不是此前世界各国达成的气候协议框架所说的，发达国家应该负担起更多义务，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奥巴马、希拉里、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马不停蹄地全球出击，态度强硬地在所到之处演讲、推销其碳关税计划。
11月11日，在经过几个月重金铺垫，被反复包装、反复宣传的《2012》，终于在全球隆重登场，首映当天全球票房就达到了让人惊异的两亿美元。《2012》迅速成为全球热点，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论坛……为了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美国宇航局的专家甚至出面，以“辟谣”的方式为“有关世界末日的讨论”推波助澜。
这种势不可挡的担忧、恐慌氛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在不断强化着美国决定征收碳关税的紧迫性、正当性……地球都要完蛋了，你们发展中国家还在讲什么价钱？谈什么条件？我们现在最大的正义是拯救地球！谁排放不达到标准就是……在受到“末日危机”感染的群情激奋下，谁能反对这样正气凛然的声音？谁敢坚持说自己有我行我素、自由排放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2009年12月7日，在6万余名警察的护卫下，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弥漫着冷湿的雾气的哥本哈根隆重拉开了序幕。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大会上，美国并没有端出“碳关税”这盘他们已经炒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大菜……另一个明显反常，也让我没看懂的事情则是，大会组织方居然连续3天阻止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入场”。
“教授，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吗”？我困惑地拨通了同样在关注这些事的亨特教授的电话。
“哦，迈可，我想，这确实不正常，美国人似乎好像突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我想这也许与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对这个计划具有致命一击的‘武器’有关，”亨特教授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在气候大会的会场外竖立起一组两米多高的绿色CHINA充气英文字体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论坛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有关碳货币的文章......”
“教授，别急，我现在有大量的时间洗耳恭听，您是说您的学生在中国论坛发现了一篇文章”？我忙安慰。
“是的，这篇文章针对碳关税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观点，就是‘谁消费，谁担责’，称这符合美国人的税收观念与纳税机制……很不寻常，可以说它完全具有颠覆掉美国碳关税举措的能量……这篇‘恰巧’在12月7日才出现的文章，也许显示了中国是有备而来，所以美国才会出现那样的临时变化，并出现了阻止中国代表团团长进入会场这样没有风度、出人意料的举动……更要命的是，这篇文章还声称，不用担心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贸易战，如果中国完全切断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国经济虽然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有足够多的空间和手段转移这种损失，但美国经济，如果完全离开了中国产品，却会在1－2年内崩溃……在举国云集、场面浩大的国际大会上提出，在这样的大会上提出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无疑更有说服力，这也等于在帮中国提供一个绝好的活动舞台，获得一个可以迅速把发展中国家重新空前团结起来，一举成为77国集团领头羊的机会，由此形成一个对西方国家而言的可怕现实……”
是的，我想谁也没想到，美国耗费巨大精力推动的碳关税，得到的竟是如此惨淡的结局，它甚至没有被美国方面正式摆到哥本哈根的议事日程上。
……
亲爱的卡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封让人意外到难以置信的信，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世界真小，或者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神奇，那篇文章居然出自您的手笔。这听上去完全象个杜撰的传说，而不是现实中应该出现的事，对于这种近乎奇迹般的巧合，除了无以复加的惊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种巧合甚至让我有些相信，之所以冥冥之中，我最终选中您来得到这些电邮，是上天的安排，是的，在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之后，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这个神为人类——印度人、中国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印第安人所共有，就像1851年西雅图酋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确信白人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是同一个神”。愿他保佑我们，保佑这个世界一切心怀善意的生灵！
另外，我得向你表示歉意，我不能把您的问候传达给亨特教授和小史迪威，因为我的这些电邮是完全秘密的，我不希望自己身边有第二个人知道自己在从事这项工作，万望理解。
您仍处在惊讶和难以置信中的朋友 迈克尔
6月X日/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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