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畅议：中国可能会这样解决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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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现在出来上千万都不稀罕，最近起诉许宗衡3000多万，上亿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他儿子后来追一个女孩儿，钱被人家全部卷走了，他又变成穷人了。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最近被枪毙掉的湖南某市的纪委书记讲，钱是一把刀，杀了我，我拿这么多钱也不敢用，都藏家里了。在人们心中都知道这种收入差距，但又不能度量。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

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

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疗、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金，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成100、150万亿，可能遗产税也有50、60万亿。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但是太早也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

还有一种解决收入纵向公平的方法是用政治运动，我们过去五千年是用农民起义的方法，最近一百年用革命的方法。当一代人刚刚挣点儿钱，就闹革命了，抄家、斗地主、没收，这样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曾经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家里是地主，斗地主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收了，他们家就变成贫一代，改革开放这几年做生意，他又赚钱了，又变成富一代，他的小孩儿变成富二代。朋友跟他小孩儿说，你别高兴太早，富二代过两天可能还是贫一代，因为咱们国家老动荡，过两天没准儿又革命了。

社会不断通过政治运动、革命方式来解决纵向的不公平问题，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代人的心里都结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东西抢走，总是不快乐的事情。抢的人是当下快乐，但是因为你是抢的，不善于管理，这东西很快也没有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法制、税收、公务员考试，通过一些理性的能够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应该用一些暴力的激进的革命的方法试图一夜解决纵向不公平的问题。

我到台湾见到一个老兵，他们家以前是地主，很有钱，藏到罐子里埋着。1945年土改把他们家产全分给了农民，结果他们家的长工、佃农都有地了，把他们家人吊着打，有的给整死了，他跑到台湾当了国军。他说我们家祖上好几代人辛苦，现在积累都没有了。

我们一个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说1949年军代表找他们签字，把他们家在大陆的东西都没收了，分给广大的人民，他觉得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招商，把他们家原来在外滩的一栋楼要卖给他们，很贵。他觉得当时是我们家的，你拿走了，最后又卖给我还是不公平。所以公平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一部分人认为的公平，对另一部分人不公平。追求公平的过程往往导致更多的不公平，这种历史的循环和悖论经常看到，令人悲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