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锻炼阴茎能二次生长吗`:被政治浪漫主义裹挟的晚清政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3 20:04:53
政治浪漫主义的危害恰恰在于，它剧烈地瓦解着改革所迫切需要的权威
适逢辛亥百年，相关书籍铺天盖地，其中，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论文笔、论故事皆算不上生动，我却以为是同类研究里最好的。诚如本书副题“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所示，本书探讨了何以“激进主义”会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又缘何迅速溃败？自从二十多年前港台学者余英时提出这个问题，知识界广泛讨论，至今影响未绝。萧功秦先生则直指要害：“它（激进主义）的最基本涵义，是从根基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其心理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
接着，萧功秦先生论述了政治浪漫主义的传统根源。在西方，世俗政权提供政治秩序、宗教机构提供道德秩序，两者相辅相成；但中国缺乏宗教传统，为此，官学化的儒家不得不一身兼两任，同时掌管这两项功能。问题来了。传统秩序的合法性及“神圣性”，需要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来论证和巩固，对外来异质文明的判识，则依赖于“客观求实的世俗化的认识功能”。然而，士大夫无法区分这两种功能，很容易把来自异质文明的挑战，视作关乎本民族道德文化存亡的生死关头，用泛道德化或曰“反世俗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
这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顽固派，理学名臣倭仁曾以“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由，强烈抵制同文馆的设立，几乎将此等同于“亡天下”。二是走向激进派，其特质，即前述萧功秦先生给出的基本涵义和心理基础。
政治浪漫主义进入操作层面，后果是灾难性的。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正在改革的专制政权最危险。这是因为，改革需要权威，否则社会失序，势必导向革命；但改革又意味着旧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要转变，期间权威资源的流失在所难免，一旦有重大失误，改革的马车很可能倾覆。针对这一两难局面，萧功秦先生做了精到的表述：“一方面，改革精英集团迫于外部慎重的未危机，不得不加大变革的速度和幅度；另一方面，就传统体制所能容纳的有效变革的程度而言，就改革所受到的限制条件而言，又必须采取渐进的较为平缓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内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和冲突的激化，使改革得以成功。”
甲午战前，李鸿章等洋务派反对开战，终架不住满朝“清流”一波更甚一波的高调，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遭毁灭性打击。萧功秦先生认为，洋务运动是“世俗理性”在中国政治精英中萌发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经甲午战争而名誉扫地，表明该阶段夭折，传统体制已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朝廷不得不引入将目光投向“体制外人才”。他们有新视野、有强烈的变革冲动，但缺少实际的政治经验。“急剧变动的多事之秋的时代”随即来临，日益激进化成为其典型表征。
由甲午战争直接刺激发的戊戌变法，就充分体现出政治浪漫主义的激进色彩。甲午后，朝野上下形成了改革的政治共识，所谓“后党”也非顽固派，“慈禧太后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变法派如能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又不明显损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变法是可行的。然而诚如萧功秦先生剖析的，变法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着“类宗教人格”，“极度缺乏讲求实效的世俗理性”。康有为持“全变论”，认定须“大变”，而非局部小变，且速度要快。他改造孔子，硬塞进去符合变法内容的东西，还把变革和保守对立起来。这些言行，造成了“新旧水火不容”。
在康有为的撺掇下，尤其是了解到波兰“亡国灭种”的教训后，光绪帝的情绪也明显被政治浪漫主义所左右，于是，一幅令人惊异的激进变革图景出现了——百余天内，光绪帝发布了数十道新政诏令，举凡体制、教育、工业、农业、军事均在改革之列，和帝国的官僚集团对着干，逼使他们转向“后党”，以对抗“帝党”。“新旧之争”呈冰炭之势，最终变法派异想天开地谋划兵变，被一网打尽。慈禧重新掌权，六君子血染法场。
戊戌变法的失败，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政治威信，促使改良派纷纷转而革命。对此，萧功秦先生援引了严复的评论：“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如今回望，严复是少数几位经得起淘洗的先知。另一个副作用是，宫廷斗争扭曲了当政者的心态，陷入疑惧中的慈禧政治判断力急剧下降，贸然向列强宣战。经“庚子奇变”，拱卫京畿的近代化部队武卫军折损大半，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到扩充，掌控了清廷北方的新军力量。而地方督抚运作的“东南互保”，进一步表明了地方与中央的疏离。
从太平军到甲午再到庚子年，接二连三的惨败虽由不同的政治势力主导，但每一次都削弱了权威。中央的掌控力日薄西山，改革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更需要审时度势。
然潮头已盛，再也慢不下来，1902年清廷发布诏书，4年后宣布“预备立宪”，新政开锣。萧功秦先生指出，按当时的情况，取德国和日本的“伪立宪绝对主义”（开明专制）较合适，“它的基本特点是，以国家权威来整合社会资源，并抑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诉求的'超前扩张’，以此来形成变革初期阶段的政治稳定。”但在弥漫整个时代的气氛中，开明专制派输了，主张立宪应缓行的也输了，胜出的是激进的立宪主张。几年后，随着政治女强人慈禧去世，改革的权威资源损耗殆尽，终至无法收拾的辛亥革命……
以上只是经我简化的逻辑链条。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萧功秦先生更展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及运用能力，超越了简单的“讲故事”层面，透析历史本质。这才是把握晚清大变局的钥匙。
适逢辛亥百年，相关书籍铺天盖地，其中，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论文笔、论故事皆算不上生动，我却以为是同类研究里最好的。诚如本书副题“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所示，本书探讨了何以“激进主义”会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又缘何迅速溃败？自从二十多年前港台学者余英时提出这个问题，知识界广泛讨论，至今影响未绝。萧功秦先生则直指要害：“它（激进主义）的最基本涵义，是从根基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其心理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
接着，萧功秦先生论述了政治浪漫主义的传统根源。在西方，世俗政权提供政治秩序、宗教机构提供道德秩序，两者相辅相成；但中国缺乏宗教传统，为此，官学化的儒家不得不一身兼两任，同时掌管这两项功能。问题来了。传统秩序的合法性及“神圣性”，需要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来论证和巩固，对外来异质文明的判识，则依赖于“客观求实的世俗化的认识功能”。然而，士大夫无法区分这两种功能，很容易把来自异质文明的挑战，视作关乎本民族道德文化存亡的生死关头，用泛道德化或曰“反世俗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
这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顽固派，理学名臣倭仁曾以“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由，强烈抵制同文馆的设立，几乎将此等同于“亡天下”。二是走向激进派，其特质，即前述萧功秦先生给出的基本涵义和心理基础。
政治浪漫主义进入操作层面，后果是灾难性的。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正在改革的专制政权最危险。这是因为，改革需要权威，否则社会失序，势必导向革命；但改革又意味着旧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要转变，期间权威资源的流失在所难免，一旦有重大失误，改革的马车很可能倾覆。针对这一两难局面，萧功秦先生做了精到的表述：“一方面，改革精英集团迫于外部慎重的未危机，不得不加大变革的速度和幅度；另一方面，就传统体制所能容纳的有效变革的程度而言，就改革所受到的限制条件而言，又必须采取渐进的较为平缓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内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和冲突的激化，使改革得以成功。”
甲午战前，李鸿章等洋务派反对开战，终架不住满朝“清流”一波更甚一波的高调，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遭毁灭性打击。萧功秦先生认为，洋务运动是“世俗理性”在中国政治精英中萌发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经甲午战争而名誉扫地，表明该阶段夭折，传统体制已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朝廷不得不引入将目光投向“体制外人才”。他们有新视野、有强烈的变革冲动，但缺少实际的政治经验。“急剧变动的多事之秋的时代”随即来临，日益激进化成为其典型表征。
由甲午战争直接刺激发的戊戌变法，就充分体现出政治浪漫主义的激进色彩。甲午后，朝野上下形成了改革的政治共识，所谓“后党”也非顽固派，“慈禧太后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变法派如能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又不明显损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变法是可行的。然而诚如萧功秦先生剖析的，变法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着“类宗教人格”，“极度缺乏讲求实效的世俗理性”。康有为持“全变论”，认定须“大变”，而非局部小变，且速度要快。他改造孔子，硬塞进去符合变法内容的东西，还把变革和保守对立起来。这些言行，造成了“新旧水火不容”。
在康有为的撺掇下，尤其是了解到波兰“亡国灭种”的教训后，光绪帝的情绪也明显被政治浪漫主义所左右，于是，一幅令人惊异的激进变革图景出现了——百余天内，光绪帝发布了数十道新政诏令，举凡体制、教育、工业、农业、军事均在改革之列，和帝国的官僚集团对着干，逼使他们转向“后党”，以对抗“帝党”。“新旧之争”呈冰炭之势，最终变法派异想天开地谋划兵变，被一网打尽。慈禧重新掌权，六君子血染法场。
戊戌变法的失败，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政治威信，促使改良派纷纷转而革命。对此，萧功秦先生援引了严复的评论：“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如今回望，严复是少数几位经得起淘洗的先知。另一个副作用是，宫廷斗争扭曲了当政者的心态，陷入疑惧中的慈禧政治判断力急剧下降，贸然向列强宣战。经“庚子奇变”，拱卫京畿的近代化部队武卫军折损大半，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到扩充，掌控了清廷北方的新军力量。而地方督抚运作的“东南互保”，进一步表明了地方与中央的疏离。
从太平军到甲午再到庚子年，接二连三的惨败虽由不同的政治势力主导，但每一次都削弱了权威。中央的掌控力日薄西山，改革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更需要审时度势。
然潮头已盛，再也慢不下来，1902年清廷发布诏书，4年后宣布“预备立宪”，新政开锣。萧功秦先生指出，按当时的情况，取德国和日本的“伪立宪绝对主义”（开明专制）较合适，“它的基本特点是，以国家权威来整合社会资源，并抑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诉求的'超前扩张’，以此来形成变革初期阶段的政治稳定。”但在弥漫整个时代的气氛中，开明专制派输了，主张立宪应缓行的也输了，胜出的是激进的立宪主张。几年后，随着政治女强人慈禧去世，改革的权威资源损耗殆尽，终至无法收拾的辛亥革命……
以上只是经我简化的逻辑链条。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萧功秦先生更展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及运用能力，超越了简单的“讲故事”层面，透析历史本质。这才是把握晚清大变局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