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手拉手背单词 [according /?'ko:di?/ prep. 按照，根据 ]历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历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书院与书的血缘亲情

　　书院的本义是用一个院子将很多书围起来，这在宋人就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院者，取名周垣也”，[1]指的就是这种情况。隋唐以前，书籍的制作是用手一字一字地抄写于竹简、木牍或丝帛、纸张之上而完成的，生产速度极慢，而成书往往极为笨重，亦极为昂贵，从“学富五车”这个形容人学识渊博的成语中，我们就能体味到那个时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一个较大的规模，因此人们只需用斋、堂、楼、阁等一些表示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自己的藏书之所或读书之地就可以了。唐宋以来，纸张得以大量生产，随着雕版尤其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纸本书籍得以大批量生产和流传，于是衡量一个人学识的标准也就从“五车”提高到了“万卷”，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高不可及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再用一两个房间斋舍就难以收藏众多的书籍，而必须建造由较多房间斋舍构成的院子或院落来藏书和容纳读书之人了，于是就产生了“书院”。这是从书院的起源，即书院是由民间士大夫的书斋和中央政府的藏书、修书之地演变而来这个层面而言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和书的那种血缘关系，可以说，没有书，确切地讲应该是没有纸本、印刷之书，就不会有书院出现，书院是印刷技术进步亦即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 www.findart.com.cn

　　书院与书的血缘亲情关系还可从有关书院名称由来的讨论中得到验证。关于这个问题，历代都有学者论及。南宋状元汪应辰在《桐源书院记》中直称：“书院者，读书之处也。”[2]元儒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称：“书院与学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东汉以来，士大夫往往作精舍于郊外，晋魏所谓春夏读书，秋冬射猎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洽之，其制遂视学校，故祀事有不容缺者，于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调焉”。[3]其论从书院的起源及其与学校的区别出发，注意的是赐书、积书和就书三者与书院名称的联系，以及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其祭祖事业之必不可少。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时期还有人干脆将自己的藏书之所称为书院，如崇仁县人李幼常所建的成同书院就是“建以储书”的，[4]找不到有关教学授受的记录。 www.findart.com.cn

　　清人黄以周将书院的藏书与教育功能加以区别，其称：“今之书院，在古为天子藏书之所；其士子之所肄业者，在汉谓之讲堂，亦谓之精舍，或谓之精庐。《华阳国志》：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为书院之权舆，而其名实始于唐开元之丽正。丽正本曰修书院，乃乾元之旧殿，后又改为集贤殿书院，其制与汉之东观、兰台等，初非士子肄业之处，此犹今之文渊诸阁也。至宋有白鹿、石鼓、岳麓、应天府四书院（石鼓建于唐元和间，白鹿建于南唐升元中，其初皆不名书院），又别有嵩阳、茅山书院，其地不在朝省，而有天子之赐书，故额之曰书院。沿及南宋，讲学之风幸盛，奉一人以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没，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给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不复加察，遂遵其学馆曰书院。其地乃私居也，其书之有否不可得而知也。其师开馆授徒，不啻汉之立精舍设教也。其学党同伐异，互相标榜，亦不减汉之守家法，而有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之蔽也。”[5]持论强调藏书对于书院的重要性，大有主张将没有藏书而仅有教学的书院逐出书院之列的意味，似有过枉之处。清人戴钧衡也曾论及这个问题，他说：“亦思书院之名身防乎？唐以前无书院，元和中衡州李宽始建之以处生徒。迨宋太宗、真宗之世，书院盛兴，其时凡建书院，有司必表请赐书，如江述之于白鹿洞，李允则之于岳麓皆是。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呼！是不惟无以成夫贫而有志之人，亦岂书院所以称名之意哉？”[6]所持将书院藏书与教学两个功能合而为一，与黄以周之论不同，但其强调藏书对于书院的重要则是一致的。清代河南项城县的士绅则将书籍与师长、膏火并论，视为书院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宣称“书院之设，仿古之党庠州序，所以辅翼学校，其用意至深至远，然无师长则质问无端，无书籍则考订无资，无膏火则奖进无术，三者固缺一不可。”[7]这表明，书院与书籍间固有的血缘之亲已为书院的建设者们所认同，并在实际的操作之中自然地体现出来，藏书已经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事业。 www.findart.com.cn

　　唐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与书院藏书制度的形成

　　在唐代，书院虽外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对藏书却有足够的重视。在《全唐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书阁连僧院，山厨共石泉。雪亭无履迹，龛壁有灯烟。年少今头白，删诗到几篇”[8]。书院建阁藏书，书生坐拥书城，可以经年不出，在其中读书删诗的情形已被诗人描写得栩栩栩如生。其他如赵氏昆季书院之“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9]李群玉书院之“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听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10]田将军书院的“井当深夜泉微上，阁入高秋户尽开。行背曲江谁到此，琴书锁著未朝迴”；[11]李宽中秀才书院的“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12]等等，描述的都是唐代士人在书院读书的情况。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确记载为读书人读书之所的书院，如四川南溪凤翔书院为进士杨发读书处，巴中丹梯书院为状元张曙读书处[13]；福建漳浦梁山书院为进士潘存实读书处；福鼎草堂书院为进士林嵩读书处，[14]山东临朐李公书院为唐他靖读书处[15]等。    既然读书人居院读书，那就意味着书院中必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唐代，书院藏书已经相当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www.findart.com.cn

　　至于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规模。这们也可找到较为确切的文字记载。明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治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表即居左建之，聚书数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宋人徐锴开宝二年（969）所撰《陈氏书堂记》也称：“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员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16]建书楼，藏书数千卷，言之确确，当信实不疑。在唐代，藏书能达到如此规模，已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义门藏书出于实际需要，还于大顺元年（890）制订了有关管理制度，其文载《陈氏家法》第八条：“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斌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17] 拥有数千卷藏书后还在寻求添置书籍，设专人保管并掌其出入，这表明书院藏书已摆脱自发的需要而进入一种自觉的追求，可以视作中国书院藏书制度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www.findart.com.cn

　　唐代中央政府所属丽正、集贤书院的藏书规模比之民间书院还要大得多。据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十月，集贤书院所藏图书为八万零八十卷，包括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18]所藏图书版本既有梁、陈、齐、周及隋代所存“古书”，也有唐代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等历年“奉诏录写”的新书。开元二十三年，侍中裴耀卿到书库中参观后，大为赞叹：“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咱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有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19]集贤书院藏书承续前代之制，其规模又远超乎前代。所有书籍分经史子集四库贮存，各库书以不同的飘带和牙签予以区别。这种“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的方法，到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仍在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院中书籍既富，查阅起来就会不便，依其前身乾元殿曾编有《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古今书录》四十卷等目录一类书籍的贯例推测，应该编有书目，以方便查检图书，可惜今天已无从稽考。 www.findart.com.cn

　　由于“官立”性质和以藏书为主的功能，使得丽正、集贤书院的藏书是否属于书院藏书受到怀疑。三十年代班书阁先生在《书院藏书考》中说：“不知唐之丽正书院乃为藏书而设，非若后世书院之广集生徒，教之读书也。若以集贤、丽正两书院，既与后世之书院不同其制度，故虽藏书，仍未能认为书院藏书所自始。”又称：“书院所以教士，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实，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广搜书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不独书院而已”。[20]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源于清人袁枚，其称：“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21]其特点是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是否是书院的唯一标准，没有注意到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组织其功能之多样性，其结果势必是将一些书院硬性说成不是书院，明明是书院藏书而硬说不是书院藏书，所谓指鹿为马，有悖情理。我们认为，唐代丽正、集贤书院，上承东观、兰台之制，具有国家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但其藏书又确乎是书院藏书，实开后世书院藏书事业之先绪。在书院藏书史上，它起着将千余年国家藏书事业经验传输给新兴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为日后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制度的成熟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www.findart.com.cn

　　五代书院藏书事业的维系

　　唐末五代，中国社会进入了战乱黑暗时期。是期的书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承担着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事业。

　　在北方地区，河南洛阳龙门书院创建于后唐，院中藏书对附近贫士颇有吸引力。据《宋史·张玄华传》载，其父张谊，年轻丧父，随叔父生活，一天因“不亲稿事”而“阅书于树下”，遭来一顿大骂。于是张谊负气出走，“潜诣龙门书院”，到院中专事读书，并于长兴年间（930—933）举为进士。范阳（今河北涿县）窦氏书院，由窦禹钧创建于后周，据范仲淹《窦谏议录》记载：窦禹钧，范阳人，官至左谏议大夫。“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十分明显，窦氏书院及其藏书，成了战乱中贫寒之士得以安身立命传承文化的凭借，禹钧诸子也因此而受益匪浅。 www.findart.com.cn

　　南方书院的藏书事业比之北方更盛。吉州泰和（今属江西）人罗韬，后唐长兴间以文学征辟，授端明殿学士。旋以病归家，建匡山书院教学授徒。院中“圣殿、经阁埒今学宫，明宗嘉而赐额，于烁哉！”如此盛誉，数百年以后之明人曾皋还称为“五季希有事也”。[22]洪州奉新（今属江西）华林书院，南唐胡挡创建，《甘竹胡氏十修族谱》称其“筑室百区，广纳英豪，藏书万卷”，[23]其院藏图书数量之多，冠五代各书院之首。

　　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繁荣 www.findart.com.cn

　　时至宋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开始进入繁荣昌盛阶段。首先是国家最高当局予以关顾，将相当于官方标准读物的国子监印本九经等书籍颁赐给书院。在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九经赐予白鹿洞师生学习，并派车船专程送到洞中。嵩阳书院第一次得书在至道三年（997），亦为宋太宗所赐印本九经。第二次在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皇帝赵恒亦赐九经给书院。按是时书院尚名太室书院，乃改五代周时所建太乙书院而成，到景祐二年（1035），奉敕重修，始改名嵩阳书院。宋人李廌《嵩阳书院诗》曾谈到院中情况，其称“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若云趋”。[24]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咸平四年（1001），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祥符八年（1015），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富有成绩而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任命为国子监主簿，以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对衣鞍马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前后不到十五年时间，就两次行到御赐书籍，故书楼遂改名御书阁，以表其崇。皇帝赐书的主要目的和赐田赐额一样，是为了奖赏书院办学以替代官学为其培养人才，并借机推广官方标准读物，以求统一思想，客观上有利于书院藏书事业的推进。因为赐书不仅表明了皇帝对书院藏书的重视，而且此举本身在封建皇权的国度内对各地书院更能形成一种巨大而持久的激励机制，推动藏书建设向纵深发展。 www.findart.com.cn

　　第二是藏书的规模扩大。由于印刷技术的推广，书籍得以大批量生产，宋代书院的藏书规模扩大了。历史文献中比较确切地记载数目的书院不多，笔者辑录到了如下几所。最早的是名列襟初天下四大书院的应天府（睢阳）书院， 《玉海》称其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文献通考》、《宋史·戚同文传》则记作聚书数千卷。睢阳藏书乃曹诚一人之力所致，其数虽有出入，但只是一千和数千之别，相距不是甚远，其规模与唐、五代之时相当，也与宋初之社会背景相合。藏书上万卷的书院有四所，它们是福建漳浦的梁山书堂、浙江东阳的南园书院、江西贵溪的石林书院、四川邛崃的鹤山书院。康熙《漳浦县志》载，梁山书堂宋人吴与创建，藏书二万卷。[25]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八载，南园书院，南宋初年蒋友松创建，“聚书三万卷，宾硕儒以教其族党子弟”。宋曾留远《石林书院记》称：“先生（指叶梦得）奉祠，即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为业，遂构石林书院攀桂楼于东边藏修焉。其规划大略视昔之岳麓、嵩阳，今之紫阳、槐堂之制，缭以周垣，荫以嘉树，聚古今图书数万卷，中列文宣、四配之像，从以周、程、张、朱与象山、琴山诸儒。复买田以奉四时祠祭，增廪饩以给学者之不足。由是东南之士至无虚日矣！”[26]宋代书院所追求的藏书、祭祖、学田等三大事业，于此皆有所反映。鹤山书院藏书见鹤山先生魏了翁《书鹤山书院始末》中，其称“（讲）堂之后为阁，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取《六经阁记》中语，榜以尊经，则阳安刘公为之记”。[27]鹤山书藏由魏家故有藏书和了翁传录、访录所得两部分构成，总数在十万卷以上，其规模之宏富实为宋代各书院之首，亦使当年国家藏书瞠乎其后。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宋代承平之时，国家三馆藏书“不满十万卷，《崇文书目》所载是也”。一所书院所藏图书之数即敌朝廷秘府典籍之事，足可以说明，时至宋代，书院藏书已与国家藏书势均力敌，形成鼎足之势。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即成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中最为年轻最具活力而且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ww.findart.com.cn

　　第三、书院藏书的品种呈多样化，书籍即有手抄本、和当时己大量流通的雕版或活字“印本”。白鹿洞书院就藏有手抄本，其事载朱熹《跋白鹿洞所藏汉书》中，其称：“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时读书此洞，后仕本朝有名，太祖时，其孙敞、放皆为闻人。今子和弟子征之家，尚藏其手录孟子、管子书，云是洞中日课也。”[28]前述邛崃鹤山书院所藏“传录”秘书副本，也是手抄本。手抄本或为前代旧物，或为手录秘籍，其版本价值甚高，是院中图书精品。但要得此物，实属不易，总的来讲是可遇而不可求，宋代院藏大量图书仍是当时即已盛行的“印本”。无论是在天下四大书院，还是其他书院，“公私板行”之书因为其大量刊行，成本较低，反映学术信息较快等等优点，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成为各院首选目标。除了书籍之外，名人手槁、遗书、石刻拓本等也成了宋代书楼所追求的目标。据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中记载，而泽书院就谋求过收藏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的手稿，其称：“前为一堂，扁以丽泽书院，以存公之旧，且为后来讲习之地，后为遗书阁，以庋平日所著书，如《大事记》、《读诗记》、《阃范》、《近思录》、《春秋》、《尚书》讲义、《家法》、《祭礼》及他书之未成者，皆可以传远垂后。”[29]其时在嘉定元年（1208）。值得注意的是，遗书阁只收藏吕祖谦一个人的著作及手稿，实开现代图书馆名人专有藏书之先声。南丰曾纵、曾悟父子所建溪山精舍有崇文阁，广储经史子集各书及其先世文集、石刻，又礼聘良师，集曾氏子弟及游学者“游艺其中”。[30]白鹿洞书院也曾收藏过《和靖帖》，并将其刻石传后，其事在淳熙七年（1180）五月，见朱熹《跋所刻和靖帖》中。而孝宗皇帝所赐御书石经《易》、《诗》、《书》、《左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中的《学记》、《经解》、《儒行》、《中庸》、《大学》五篇，皆为石刻拓本，它们成为白鹿云章阁中的镇阁之宝。[31] www.findart.com.cn

　　第四，创建了一批著名的藏书楼。宋代书院所藏图书数量、品种既多，自然就要修建专门的建筑来收藏了，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书院藏书楼，除了上述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精舍崇文阁以外，还有如下一些值得记述。

　　白鹿洞书院云章阁。云章出典《诗经.大雅》：“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其笺注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后世因称天子笔迹为云章。白鹿洞书院，因在淳熙年间请得孝宗皇帝所赐之高宗皇帝御书石经拓本，故书阁取名“云章”，以志其崇。其创建由朱熹度地规划，二十余年后即开禧元年（1205）才由山长李中主（一作学官李琪之）创建。宝庆三年（1227），知军王  重建。书阁原来“总高深之数，为丈者不满二，其广特加一焉”。重建之后，“所增或以丈记，或以尺数，蔑有不满之虑，书院伟矣，阁崇且广矣”。[32]这是难得的宋代书院藏书楼的具体描述。 www.findart.com.cn

　　札溪书院明经阁。宋人程珌《札溪书院记》称：院中“斋上为阁，左曰明经，经史子集之书藏焉，右曰见贤，古先贤哲之像例焉。”[33]书院藏书、祭祀两大事业皆备于此。

　　龙光书院六经楼。龙光书院在江西丰城，宋绍兴年间，邑人陈自  创建，高宗皇帝赐额。其规制宏敞，“前立头门，中设大殿，祀先师像，后建六经楼、仰止堂，左为讲堂，右为规戒堂，四方就学者三百余人，悉廪之”。[34] www.findart.com.cn

　　明道书院御书阁。明道书院在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为纪念明道先生程颢而建，原本有书阁藏书。淳祐九年（1249），阁毁于雷电之灾。因得以重建，并请得理宗皇帝御书“明道书院”四字为门额，书阁遂改名御书阁以“奉宸翰”。阁广八丈，深四丈，共五间，内中“环列经籍”，[35]以供师生研习。

　　白鹭洲书院云章阁。白鹭洲书院在吉安，清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一《建置》载，宋淳祐元年（1241）创建，理宗皇帝赐额，建有云章阁、道心堂、风月楼等。 www.findart.com.cn

　　杜洲书院书库。杜洲书院在慈溪，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称：院中“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毕备”。[36]

　　范文正公书院藏书楼。范文正公书院在河南归德府（今商丘西南），宋代创建，祀范仲淹，建有藏书楼收藏图书。[37]

　　南阳书院尊经阁。南阳书院在武昌，淳祐年间为逃难的襄阳人士创建，建有尊经阁藏书，以为多士研习之资。[38]

　　秀溪书院藏书阁。秀溪书院在安福县（今属江西），宋嘉泰年间，邑人周 www.findart.com.cn

　　奕创建。杨万里《秀溪书院记》称其“讲经有堂，诸生有舍，丛书于阁”。[39]

　　道源书院云章阁。道源书院原名周程书院，在南安军（今江西大庾），淳祐二年（1242）漕臣江万里属知军林寿公创建。宝祐年间改名道源书院，景定四年(1263)，理宗皇帝赐书“道源书院”额，因建云章阁藏之,并罗置图书于其中。[40]

　　南轩书院藏书阁。南轩书院在袁州宜春（今属江西），端平三年（1236） www.findart.com.cn

　　郡守彭方创建，祀张栻，七年之后，即淳祐三年（1243）始成，建有书阁藏书，直至元代中期被毁于水。[41]

　　临汝书院尊经阁。临汝书院在抚州（今属江西临川）。宋淳祐八年（1248）提举江西常平茶盐事冯去疾创建，祀其先师朱熹，其“位置分画率仿太学，故其屋室规制非他书院比，左个之左竖危楼，贮诸经及群书于其间，扁曰尊经阁”。[42]

　　书院藏书楼的建立，说明藏书已成为书院的一种事业而被肯定、固化。它和讲堂、祠宇一起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的标志，若再加上学田建设，四者即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一般来讲，在书院建筑布局中，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位居讲堂之后，而且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之一，甚或是唯一的楼阁，显示出其地位的重要。如上述明道书院是纪念程颢创建的，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重建后，即形成由悬挂御书匾额的大门、供奉程颢塑像的祠堂、会讲的春风堂、藏书的御书阁、会食会茶的主敬堂、供奉孔子及先贤神位的燕居堂等先后相接的一条中轴线，在其左右分布着山长位、堂长位、堂录位、讲书位、职事位，及尚志、明善、敏行、成德四斋，公厨、米廒 、钱库、道房、后土祠等，所有建筑中只有御书阁为楼房，其余都是平房。www.findart.com.cn

　　手拉手背单词 [greet /gri:t/ v. 欢迎，迎接 ]宋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之所以昌盛发达，有两个先决性的条件：一是印刷技术的提高，使书籍得以快速大量生产，流向社会，这为院藏图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二是书院自身开始较大批量地出版发行图书，此举促进了院藏图书的增加。这是一般论者所强调的。确实，如果没有这两点，宋代书院的藏书也就难成大势。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如下两个因素。

　　第一，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书院与书有着血缘之亲，虽然宋初各帝颁赐图书提倡藏书风气，但如果没有书院建设者们的努力，书是不会从天上掉到院中书楼的。前述鹤山书院藏籍十万卷，总数超过国家三府秘籍之数，这是鹤山主人魏了翁艰辛努力的结果。没有他日夜“传录”秘书的辛劳，没有他长期“访寻”公私版本的苦心，也就不会有十万卷这一巨数。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从史志记载中可以找到很多不辞艰辛困苦追求藏书的事例。如南宋淳祐年间，潮洲一城建有韩山、元公两所书院，纪念唐代韩愈、宋代周敦颐。知州陈圭到院“讲明四书及濂洛诸老议论，以示正学之标的”。又“捐金市朱文公所著书，实于书庄，与士友共切劘之”。元公书院由周敦颐裔孙知州周梅叟创建，除聚徒教学外，“市书藏于书院，司书职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广其传”。[43]又如岳麓书院，其前身是唐末五代麓山寺僧智濬等人创建的教学场所，当时山中“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使得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44]宋初，知州朱洞等人在其基础上因袭增拓扩建为书院，于是这批僧徒购进的图书就成了岳麓最早的院藏之物了。朱洞离任后，主持不得其人，于是“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李允则知潭州时，“询问黄发，尽获故书”，旧藏之数才得以恢复。为确保其不再散失，他又创建书楼，专予收藏，并配合着敞门屋、开讲堂、序客次、请水田、供先师贤哲之像，最终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基本格局。其后历经两次颁赐御书，书楼始改名御书阁[45]，岳麓书院的藏书建设，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吴与梁山书堂所藏二万卷书，得来也不容易，志称其“历官七任，悉以俸余收书”，这说明他节衣缩食，薪俸多用于购书，其心也良，其行也苦。而其宦迹各地也使他见多识广，能收到珍贵之物，如所藏《古文尚书音全集》、《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宫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等，都是国家“三馆四库所无”的珍本孤籍，正是因为这一点，吴与才得以被人称为宋代海内四大藏书家之一。[46]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谋求藏书的事迹更为感人。先是，他将替人撰写传记所获的谢礼手抄《汉书》四十四通捐给洞中。同时还向各官府求援，为白鹿征集图书，事见朱熹《与黄商伯书》中，其称：“白鹿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此前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至重复。若已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力为之。已有者不别致，则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遍干诸使者也”。其求书若渴之心态，以及办法考虑之周祥妥当，皆显示出朱熹已纯然将藏书当成了一种崇高的事业追求。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规划创建书楼以收藏图书，此事虽未亲成，但二十余年之后其志得遂，白鹿洞终于建起了云章阁。就是离任之后，他还悠悠以白鹿书藏为念，向朝廷打报告，请得高宗皇帝御书石经拓本一套与国子监印本九经一部。真可谓倾心其事，孜孜不倦。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外化成书院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才直接推动了书院藏书事业的不断发展。 www.findart.com.cn

　　第二，书院所肩负的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宋代书院，尤其是南宋书院有着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各家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在南宋，不论是营造“乾淳之盛”的前朝学者，还是最终将程朱理学抬到官方哲学地位的后朝学者，他们都以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传播思想，培养传人，奠定学派，使书院与学术之间形成了互为表理，互为倚势，隐显同时，荣辱与共，融为一体的特殊关系。书院重学术的倾向，决定了它对书籍的重视，因为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多重性。积累知识、研究学问、创造新说、传播理论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它。无论在那个环节工作的学者都需要它。因此，不要说强调“道问学”的闽中诸学派、湖湘学派、浙学各派的书院都十分注意藏书事业，就是主张“六经皆我注脚”，不大提倡读书的陆学中心基地象山精舍（书院），在陆九渊逝世之后，也由其创始人彭兴宗下山到出版事业十分发达的福建一带采购图书，以设法弥补其“书院颇少书籍”的缺憾。此事见《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中，其称庆元二年（1196），彭兴宗“访朱子家，问其何故而来，先生以书院颇少书籍，因购书故至此”。朱熹则称“紧要书亦不须几卷，某向来爱如此。其后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他还作诗相赠：“象山闻说是君开，云水参天瀑响雷。好去山头且坚坐，带闲莫要下山来。”论者大多以为朱熹此说乃迎合象山之意，并视作朱熹晚年归于陆学的证据之一。笔者认为，解释此时的朱熹与重建白鹿的朱熹之所以判若两人的原因时，我们应注意到庆元党禁之祸已经发生的事实。此时构架乾淳盛世的大儒大多仙逝，硕果仅存的朱熹遭“伪学”之禁，被迫家居考亭讲学，而且禁学之风日趋紧张，随时都会发生不测之祸。面对如此形势，负有集诸学之大成大责任的朱熹，为了保护素来有别于朱学的陆学基地，劝说彭兴宗不要与其接近，以免引来禁毁之灾。其用心之良苦，唯天地可鉴。试想朱子不违心地表白自己趋同九渊之说，主张少购图书，兴宗能很快返回象山坚坐，不再轻易下山来吗？唯其如此，才能尽量地保持学术种子、学术基地，只是朱熹用说假话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为可惜。诚然，我们的观点或许一时还难于被人接受，但无论怎样去解释朱熹前后矛盾的原因，都不能否定过去不甚经意藏书的象山书院已改变做法，追求藏书的事实。不仅象山书院如此，陆门大弟子杨简的遗书在绍定三年（1230）也被其乐平的门人汇集到一起，建遗书阁珍藏，到元代，书阁终被扩建为慈湖书院。[47]陆门另一位大弟子袁燮任江西提举常平盐茶权知隆兴府时，创建东湖书院于南昌，并征求江南西路十一军州图书充入院中。[48]陆门各书院对藏书的重视，正支持我们南宋各个学派的书院皆重视藏书事业的观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各书院的建设者们的努力是推动宋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话，那么各书院的学术需求则是推动其发展的原动力，它从更深层次影响、规范着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方向、时代特色，乃至规模形式等方方面面，成为支持其事业发展、繁荣的一种更为持久的力量所在。www.findart.com.cn

　　元代书院藏书的继续发展

　　元代虽为弯弓射雕的蒙古贵族政权，但对书院持积极的保护、鼓励政策，不仅书院之设“几遍天下”。书院的藏书事业也得到继续发展。

　　首先，元代书院藏书规模继续扩大，远远超过宋代。目前，能找到具体藏书数目的元代书院有如下几所。一是燕京（后改大都，今北京）的太极书院，其藏书全是进攻南宋从江淮一带北运而来的，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只称“贮江淮书”，没有具体数目，《元史·赵复传》则明指“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太极书院建于元政权创建之前，此时南宋政权仍在，战争仍在继续，其8000余卷之数已是难能可贵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太极之建是为了传播理学于北方，是想作为“天下标准”而推广的。因此，其藏书是从大量的“江淮书”中“选取”的有关周、程、张、杨、游、朱等理学大师的“遗书”，故太极书藏可以视作理学专题书库。二是浙江余杭的集虚书院，大德三年（1299）时，院中“蓄书数千卷”。[49]三是安仁（今属江西余干）锦江书院，该院虽为倪氏家塾，但规模较大，建有大成殿、敬仪堂、云章阁、同理序、带经堂、世美祠等，藏书万卷。[50]四是渤海东庵书院，“藏书万数干卷”，程文海在《东庵书院记冲称：“书院在居第之东偏，中树高堂为群书之府，翼以东西序为师友讲习之地，亢以重门为内外之别，中庭荫以松柏，冬夏青青。”[51]由此可见，藏书在该院占有重要的支配性位置。五是鄄城历山书院，是院为蒙古族退休官员干奴创建，程文海《历山书院记》只称“聚书割田，继以谋粟”，聘范秀为师，以教子弟及乡邻愿学者[52]，创元史·和尚传》所附《千奴传》则确指“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四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据程文海记称该院还藏有当时称作“方书”的医学类图书，以支持有关医学教学与临床实践。六是许昌颖昌书院。郑元祐《颖昌书院记》载，该院为冯梦周所建，梦周“平日捐金以购买之书，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至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亦归之书院，师生有欲借之者，则具姓名列书目，而以时谨其出纳”。[53]于此可知，该院不仅藏书数量达数万卷之多，经史子集稗官杂说皆有，品种齐全，而且已形成专门的借阅制度。七是成都草堂书院，该院为蒙古族太监达可所建，其藏书达二十七万卷之多。为元代各书院藏书之最，亦超过宋代藏书最多的鹤山书院一点七倍。李祁《草堂书院藏书铭》对其藏书来源，征购运输过程等都有纪述，其称：“惟兹达可，有恻斯念；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颓，车递牛汗；厥数惟何，甘有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护呵，翼其帆樯。爰至爰止，邦人悦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无者有，昔旧者新；畀此士子，怀君之仁。”[54] www.findart.com.cn

　　第二是藏书楼建设继续得到重视。前述宋代书院一些著名的藏书楼阁或重修，或重建，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岳麓书院御阁，虽因没有得到皇帝的赐书，在元代改名为尊经阁，但仍处在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是这样记述其形制的；“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调，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事日极高明。”[55]再如袁州南轩书院的藏书阁在元代一直沿用宋代旧建筑，中期被毁于水，后至元三年（1337）即应山长之请，在前后两任太守支持下，由幕府之长严仲毅主持重建。所用经费由仲毅“出月俸为之先，而上下应之”，即告由众人捐筹。费时一年多，“复藏书之旧观，阁凡三层，皆出飞檐以远风雨，奉宣公之像于阁下以为祠，又作东西庞以属话讲堂”。[56]又如武昌南阳书院尊经阁，到元大德五年（1301）重修时，“乃葺旧阁，谋藏书也。会宪使历山公俾提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学者，汇经史子集为八架，有壁而加扃焉”。[57]其他书院的情况就不再—一列举了。总之，因承宋制，旧楼新修，藏书如故，这是一种情形。 www.findart.com.cn

　　另一种情形是院承宋旧，新辟书楼。如镇江淮海书院是宋代旧院，元代因仍继续办学，建有“书樯二间，在明伦堂后”。[58] 河南伊皋书院也是宋代旧院，元大德九年（1305）总兵克烈士希重修，建有藏书楼，与礼殿、讲书堂、九贤祠等并立。[59]元代新建书院对藏书事业，都比较重视，如地处西北奉元路三原县（今属陕西）的士民李子敬暨弟子。“以己线五万缗筑宝储书”，创建了学古书院。[60]偏处湘西山区的慈利，创建天门书院时，“益市经书”贮院，[61]以为师生研习之具。又如云南都元帅舒嗜多尔济建成都石室书院，即“割傣购书”，使“经史百氏无外求者”。[62]此种事例很多，不胜枚举。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书院的起源与书密不可分，所谓“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63]所有这些都说明，元代的书院建设者们对其藏书事业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普遍的重视。正因为这样，新建的书院藏书楼就比较多。如湘潭主一书院的藏书阁，与礼殿、问仁堂、厚德堂、两庑、仪门、棂星门、两先生祠等建筑并立。[64]杭州西湖书院乃改南宋太学而成，藏书甚富，设有尊经阁、藏书库两处藏书之所，收藏印本书籍、书板、石刻本等，据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记载，讲堂之后“为尊经阁，阁之北为书库，收拾宋学旧籍，设司书者掌之，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咸在焉”。[65]南阳城之南阳书院“凡堂序门庑庖湢庾，肄业之斋，庋书之阁，官守之舍咸备”，“阁所以崇群书也，宜曰崇文之阁”。[66] www.findart.com.cn

　　第三是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设置专人管理图书，如杭州西湖书院，但这还不是元代的创举，南宋时期潮州的元公书院就曾设有司书。二是形成借阅制度。前述颍昌书院“师生有欲借之者，则具姓名列书目，而以时谨其出纳”，就是明证。颖昌书院因创建于冯梦周，故又名冯氏书堂，许有壬在《冯氏书堂记》中对其藏书及借阅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称：“许下冯梦周士可，买书千卷，构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书者。为之约曰，凡假者恣所取，记其名著书目，读觉则归，而销其籍。损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与之以激其后，缺者随补之。”[67]从登记读者姓名及所借书目，到以时出纳，还书销号，都说明借阅制度已比较完善且具条理。三是编制院藏图书目录。院藏书目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方便阅读，为读者提供检索工具，而其原始的动因则在于保管的需要。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卷图书，要有效地保管好，必须使其处于有序状态，有序的结果势必是书目的编制，而使众多图书进入有序状态的指导原则即是目录学思想的体现了。这是一个“势有不得不然者”的过程，按常规而论，宋代书院的藏书品种、数量之多，足以促成院藏书目的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书目，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有关元代书院的文献中，我们则找到一个书目和两篇书院藏书目录序，即《杜洲书院书板书籍目录》、《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西湖书院书目序》，它们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书院的藏书目录和目录序。杜洲书院在浙江慈溪，元至大二年（1309）邑人童金创建，其院藏书目则载元至正年间所修《四明续志》杜洲书院名下，原作“书板书籍”，分书名、板数或册数两项内容，著录《袁氏蒙斋孝经》、《耕织图》二书书板，共计三十四片，《四书》、《六经》、《通鉴》、《史记》、《韩文》、《柳文》、《黄氏日钞》、《慈湖文集》等八种书，共计一百八十册。虽登载书数较少，著录内容亦嫌简单，但编排有序，四部之法隐然可见，不失中国书院藏书史上第一目之风范。共山书院在辉州（今河南辉县）共城苏门百泉之上，创建情况不详，其藏书、编目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则概见于柳贯所作的《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中，这是现存最早的藏书序作，颇具历史价值，兹全文抄录如下、以资参考： www.findart.com.cn

　　汲郡张公自始仕。好蓄书，洎通显矣，益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苏门百泉之上，而类决其目录如右。延祐三年，公参议中书省之明年，贯来京师，实客投其家，门乃得其所谓目录者而观之。盖其所储自五三载籍外，群圣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哜其腴泽，而极其大者用之天下国家，其绪余则以敷遗后人，若公之心可谓无累于书者矣。

　　然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上下数千年宇宙之运，古今之会，相寻于无穷者至总总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书，而秦之偎烬，秦自偎烬之；汉之表章，汉自表章之，书无毫发损益也。自时厥后，执谶纬以谈经而经始离，党私门以议史而史始诬，传注纪述之家盖蜂起蝟兴，十百古人，人啻，虽以向、歆父子之录略，班固、苟勖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目，仅止于一时中秘之藏而已。况夫世变不济，文字日滋，吾而持数寸之楮，欲以弹穷其名类，吁亦狭矣。今公所聚之书，浩穰若是，则谱而稽之，固其势有不得不然者，而岂腹之云乎。抑圣贤之精神心术寓诸书，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仪章于今尚幸可考，莫详于礼乐，夫既载之之详，而又原于人心为易入，则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万世而一日也。然五礼六礼之殊伦，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进退俯仰高下清浊之数，一切给更贸乱之用，绵□以易，三朝之仪因同室而紊，都宫之制、上齿之俗微于乡饮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礼之不讲。至论钟律，则铢黍既差，均节何有，五量三统已因之无所适主，虽奉常所肄，亦且弊弊于龟兹之部，梨园之伎，而郑卫不足淫矣。呜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之说。其流进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跂道礼乐之兴，而庶几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铺猷叙伦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议顾必有及于稽古和文之事者。圣贤远矣，精神心术所寓，条在书纲在录，可概举而将之也，非公之望奚望    哉！贯之浅学，何足以知之，辄因序术而窃有献于公焉。[68] www.findart.com.cn

　　《西湖书院书目序》成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时当元末，比共山之目晚了半个多世纪，目之所纪为院中所刻经史书板，而不是院筹典籍，其情况当在书院的出版事业一章中叙述。虽然，藏板藏籍有着区别，但类编成书目，以便查阅的情况侧一，皆可反映元代书院藏书事业的正规化。

　　元代书院的藏书事业之所以继续向前发展，除了汉族士人为保存固有文化的刻意追求、不懈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于藏书建设的重视。前述总兵克烈士希建伊皋书院藏书楼、元帅舒噜多尔济为石室书院“割俸购书”等，以现职军事长官的身分，关顾院中的藏书建设。历山的千奴，姓巴约特氏，名齐诺，人称历山公，官至嘉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但他“聚书割田”，“复藏方书”，致力于书院的藏书建设时，则是以一个致仕在家的旧官吏，即一个“笃于学问，博通古今，有经济之具”的学人来追求其已从内心崇信的儒家文化了。秘书太监达可为蒙古人，生长于蜀中，告老还乡后，以私财为成都石室、草堂、墨池三书院购书，可谓竭尽全力。其义行善举，深得时人盛赞，刘岳申《西蜀石室书院记》称：“贤哉秘书！古之人不羁縻于君臣之恩，不推挽于妻子之计，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遇子孙，能以赐金日燕饮自虞乐又罕矣；不私宝剑遗所爱子弟，以一经遗之长安佚殆绝未有闻者。贤哉秘书，辞荣蚤退，不田宅于家而书院于其乡，不书籍于家而于书院，盖将以遗乡人子孙孙子于无穷，谓非贤者可乎？谓不贤而能之乎？贤者有不能者矣，故曰贤哉秘书。”[69] 达可以残缺之躯，老而有为，致力于家乡的藏书事业，其情感人，其举甚伟，因而世人有将其与汉代文翁建学相比，其称：“昔在文翁，肇兹戎功。建学立师，惠于蜀邦。维兹达可，宜世作配。惠作蜀邦，罔有内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负于君，惟千万年。”[70]正是这些处于各个不同阶层的蒙古族士人的努力，化解了游牧民族的野蛮、落后，使得金戈铁马渐至乎郁郁乎文明之境。 www.findart.com.cn

　　明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概略及特点

　　明代书院，前期不受重视，后期则遭到几次禁毁。其发展历程颇为艰辛。缘此之故，书院的藏书事业亦减宋元以来的旺盛之势，进入一个相对的低平时期，再也见不到那样多矻矻以求的收藏之人，皇皇数十万卷的院藏之数亦不见于文献记载。然而，这并不是说有明一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就停滞不前了。事实上，尽管它无盛势，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在向前推进。

　　首先，藏书楼建设仍在继续进行。湖南如岳麓书院，弘治年间重修时，即“增公田，储经书”，重建尊经阁。至嘉靖初，孙存又请得赐书和御书《敬一箴》。[71]益阳龙经书院的尊经阁处在院中建筑的中轴线上，院中布局见蒋信《龙洲书院记》，其称：“前为大门四楹，内为讲堂六楹，东西为号舍相对，各若干楹格，堂背为尊经阁，凡三层，高可五丈，深广各以其度，最后为五贤祠，名宦、乡贤祠附焉。”[72]辰州府崇正书院，以宝经堂为藏书之所，“其制前为重门，中为文会堂，左右为斋舍，各三十余槛，后为祠十六棵，以祀濂溪、二程、横渠、晦庵、南轩诸贤，后又为宝经堂”。[73]以上是湖南地区情况。在广东，正德十二年（1517）所建西樵山石泉书院，有沛然堂、紫云楼、御书楼、天湖亭等；合浦尚志书院，嘉靖二十四年（1545）创建，有崇正门、克复堂、尊经阁、号舍、射圃、环翠阁等。[74]藏书楼阁皆巍然于院舍建筑的中轴线上。浙江慈溪慈湖书院，为宋元旧院，嘉靖年间重修，建有横经阁藏书。[75]杭州虎林书院有藏书楼，与明贤堂、友仁堂、博士孝廉厅、会馔延宾所等建筑并峙。[76]绍兴府稽山书院建尊经阁，请王守仁作记训士。王则以当时学术界的领袖身分，批评了当时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提出了充满浓厚心学色彩的尊经主张。其“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有明一代书院的藏书建设，此点我们当在下面详说。在河南有范文正公书院藏书楼，万历三十八年（1610）创建，凡三楹，与讲堂、文昌楼、文正公祠并峙；永城县太邱书院藏书楼，隆庆二年（1568）创建，有三间，位于讲堂之后。[77]江西安福复真书院（因避雍正皇帝名讳，清代改名复贞）为江右三门的会讲之所，嘉靖年间创建，“前后有楼，中堂有庑，栋及四层，层各五间，左右翼以厢房”。院成，刘阳复疏告：既有书院，遵古训，“当有藏书之阁，有诸经、诸子、诸史，俾学者探讨”。于是创建藏书阁，时“先生长者，暨诸同游各以书至，越数月，书数千卷本矣”。[78]泰和静斋书院为御史大夫陈文鸣改笑庵而建，有万卷楼，其建筑布局、藏书情况、依靠藏书撰写著作等皆见于罗钦顺《静斋书院记》中：嘉靖六年撤庵建院，“鼎建绿野堂三间，堂左右为夹室，后为重屋，庋书其上，扁曰万卷楼”。文鸣“偶感微恙，辄腾疏乞休，欣然语人曰‘吾聚书万卷，尝恨无由遍读，今之归，可以足吾之所好矣’。家居垂十稔，往来书院之日岁常大半，卷不停披，笔不停挥，集解五经，多至百卷，次第皆脱稿，旁搜约取，率有定见，而不为苟同，明道之功于是乎在，君子是以知书院之非虚器也”。[79]其他如无锡东林书院建东西楼分藏经籍、祭器、古乐器，[80]甘肃徽山书院建尊经阁藏书，以“资多识”[81]等等，兹不赘述。凡此种种，皆可说明书院的藏书事业仍在继续，藏书楼建设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www.findart.com.cn

　　第二，院藏书目增多，编目则适应情势而求变通，力求反映明代书院的藏书特色。明代书院的藏书目录尚不见于地方志，明人文集中笔者也未见院藏书目，但明修书院志则屡载院藏图书目录。如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成于正德六年（1511），分沿革、形胜、建造、石劖、山田地塘、姓氏、文、书籍、器皿各志，凡八卷。郑廷鹄《白鹿洞志》，刊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分山川、沿革、名贤、洞祠、洞规、洞牒、文翰、经籍（附器皿）、洞学田、外志等各志，凡十九卷。甘雨《白鹭洲书院志》成于万历年间，分沿革、建置、教职、祀典、储赡、名宦、人物、公移、贤劳、义助、纪述、书籍、生祠记等十三门，凡二卷。马书林等《百泉书院志》，成于嘉靖年间，分沿革、建造、古迹、田、祀典、名贤、学约、文、诗、人材、书籍、器皿各志，凡四卷。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成于明万历晚年，分地胜、古迹、建置、先贤、祀典、宗像、院规、文移、官师、书籍、什器、树艺、院田、会语、艺文诸志，凡十卷。以上这些书籍志、经籍志、书籍门，都是各院院藏图书目录。这类书目的编制颇具特色，如李梦阳《白鹿洞书院书籍志》，分经部、子部、史部、集部四类目，著录院藏图书八十三部。其中经书十一部、子书二十五部、史书三十一部、集部书十六部，每书皆著录书名、本数或部数、存残情况等三项内容，间或记录版本。此目的特点在于将子部书提到史部之前，这种排列顺序，一反传统的四部分类之例，说明白鹿对于子部书的重视。二十五部子书中《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张子语录》、《经学理窟》、《朱子三书》、《朱子语略》、《晦庵文集》、《象山文集》、《大学衍义》等皆是理学著作，故其对于子部书的重视无异于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又如孙慎行、张鼎的《虞山书院书籍志》，分圣制、典故、经部、子部、史部、理学部、文部、诗部、经济部、杂部、类书部等十一个类目，著录图书二百六十五部。其中圣制类十一部，皆明代皇帝御制或钦定之书；典故类八部，有《六部职掌》、《大明诸司职掌》、《昭代典则》等，实皆国体政要之书；经部书三十八部；子部书二十一部，有《太玄经》、《元经》等不常见之书；史部书三十六部；理学书五十四部，多为程朱陆王各派理学家文集；文部类书二十部，多为文章选本及文学名家文集，而《阳明全集》亦人其列；诗部类书十三部，为诗歌选本及名诗人全集；经济类书二十八部，涉及盐铁、天文、边舆、海防、水利、荒政、赋税等经世济用各门类；杂部类二十部，有《素问》、《医统》、《本草》、《脉经》等医学著作；类书类十四部。著录内容仅书名一项。此目也是将子部提到史部之前，而其最大的特点还是突破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增设其他七类与之平行，以帅院藏诸书。虞山书院与东林书院关系密切，顾宪成等曾讲学其中，其学术旨趣与政治主张都相当接近，故可视为东林之外围组织。政治上，虞山追随东林主持清廉的同时，更主张经世致用，力图培养济国救民之材，所以它对明代的典章制度、国体政要以至盐铁、边舆、海防、水利、荒政、赋税等极为重视，收藏大量的这类书籍以供诸生研习，这此反映在书目中，就是增设典故、经济两大类目。而理学部所列宋明理学各派著作50余部，占全院藏书总数的1/5强，亦反过来折射出虞山对于学术的重视。若《阳明则言》、《阳明年谱》、《王文成文录》虽与周、程、张、邵、杨、朱等宋代理学家著作并入理学部，而《阳明全集》则入文部，又透出虞山从王学返归程朱的学术趋向。至于诗、文二类目的设置，则表明虞山师生对于文学的重视与追求。总之，不受成规约束，依据藏书情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适情求变，因类设目，是虞山院藏书目所表现的一种时代精神。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曾谓：“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此言诚是，虞山书目编于万历末年，时距四部分类法发明已阅数百年，时代变迁，学术纷繁，趋求各异，书籍增多，岂能沿用四部旧法规矩一切书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再加圣制、典故、理学、文、诗、经济、杂部、类书七部，实则情势使然。适情势而求变通，正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向前发展的原因所在，《虞山书院书籍志》正为这种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www.findart.com.cn

　　第三，藏书制度趋向成熟，出现正规的管理条例。兹以白鹿洞书院为例。正德年间，李梦阳《白鹿洞书院书籍志》前有小序，其称：“凡各部书籍见存残失数目，蔡宗兖俱已查对明白，装造四册，申解提学道，讨取针印，一留本道，一发本府，一发本学，一给本洞库子。”[82]按蔡宗兖时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白鹿洞已建立山长清点藏书，装造目录登载存失，钤印备查，设置库子进行管理等项制度，藏书建设已相当正规化。其后邵锐订立《白鹿洞书院禁约》九条，第二、三条即涉及院藏图书，其称： www.findart.com.cn

　　一、本洞储书，专以教迪士类，近年江西科场必取洞书应用，及至领回，缺者不敢言缺，失者不敢言失，洞书残落，大半由此。今后，江西科场书籍布政司自备，该府毋得辄取鹿洞书籍送用，以致遗失。

　　一、院中书籍，考旧志所载，残缺遗亡者十已五六，近经兵乱，全无册籍查据。今后，仰府设立一样册籍四本，明开书籍、什器，解起本道钤印印过，一留本道存照，一留本府存照，一发本府学存照，一发付书院库子收管，本洞教授每月朔查取门库损失有无执结，岁终仍申本道查考。[83] www.findart.com.cn

　　条文的内容涉及编目、钤印、查核、借阅、管理等，总的原则虽与正德规定大体相同，但它是以正规的条款表述的，其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它意味着相关的规定已经被正式确认，上升为制度而固化了。此则实乃明代书院藏书制度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纵观历史，这是宋元时期所不曾有的现象，及至清代，则因承其例，扩充增拓，形成专门的图书管理条规、制度，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又正是明代书院对于中国古代藏书建设的一大贡献。 www.findart.com.cn

　　诚然，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回避明代书院藏书数量不多的事实，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中，确记院藏书数的不多，除了上述复真书院数千卷、静斋书院万余卷、白鹿洞书院八十三部、虞山书院二百六十五部以外，《明史·李敏传》载紫云书院“聚书数千卷”，《明史·郑善夫传》载鳌峰书院藏书至数万卷。这中间鳌峰是最多的，但与宋代鹤山书院的十万卷、元代草堂书院的二十七万卷相比，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何以明代书院曾经辉煌，其藏书事业却始终不成盛势呢？究其原因，问题主要在于那些创造辉煌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藏书的态度上。我们知道，明代前期书院不受重视，嘉靖、万历、天启间又历遭禁毁，只是由于有王阳明、湛若水等大师及其后学的苦心经营，书院才终成大势，再创辉煌的。而这一代的书院建设者们，是以发挥心学为己任的，他们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其知识结构不同于宋元“道问学”的一代，重悟性而轻积累，对图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以湛若水为例，王门高弟邹守益创建广德州（今安徽广德县）儒学尊经阁，“居六经于其上，而习诸生于其下，凡为阁三间六楹，而列二翼于前为燕居，会之以门为复初书院”，因请湛若水作记，记曰： www.findart.com.cn

　　甘泉子曰：“夫经也者径也，所由以入圣人之径也。或曰警也，以警觉乎我也。传说曰‘学于古训’。夫学觉也，警觉之谓也。是故六经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觉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时也，《书》以注吾心之中也，《诗》以注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注吾心之是非也，《礼》、《乐》以注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则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学于《易》而心之时以觉，是能尊《易》矣；学于《书》而心之中以觉，是能尊《书》矣；学于《诗》而    心之性情以觉，是能尊《诗》矣；学于《春秋》、《礼》、《乐》而心之是非和序以党，是能尊《春秋》、《礼》、《乐》矣。觉斯存之矣，是故能开聪明，扩良知。非六经能外益之聪明、良知也，我自有之，彼但能开之、扩之而且也。如梦者、醉者，呼而觉之，非呼者外与之觉也，知觉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觉之而已也。故曰六经觉我者也。”[84] www.findart.com.cn

　　既然聪明、良知我心固有，六经所起的作用仅在于唤醒那固有的聪明、良知，使其党之、开之、扩之而已，那么其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就是，当聪明、良知“觉之”以后，六经就将变得无用，而被搁置起来。更何况在甘泉先生看来，还有一部分人“不必外求诸经”，是“不必呼而能觉之类也”，对于他们来说，经书更没有任何意义，而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六经皆注我心”，即便是尊经，皆可在心中完成，也可不必去体会那些经书，这是文中所反复强调的，其结果也必然是不重视书籍。 www.findart.com.cn

　　我们再看营造明代书院辉煌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王守仁，他曾撰写《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其称：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平和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www.findart.com.cn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急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主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匄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竟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85] www.findart.com.cn

　　在记文的最后，王守仁殷殷有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通观文意，无外乎强调其六经为“吾心之常道”，为“吾心之记籍”的主张，提倡“求之吾心”即可通经的治学方法。这和湛若水的理论不谋而合，二者之间，除了表述的不同之外，其精神实质并无二致。因此，其结果也势必是倾情于“吾心”，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则不甚重视。

　　王、湛为一代大师，他们对书籍不甚重视的态度，使书院的藏书事业未能与书院一起昌盛于明代中叶、但他们还不至于反对藏书，还都曾为书院的藏书楼阁撰写碑记。而其弟子如刘阳、刘邦采等也能遵古训，在书院聚积图书，只是势单数少，不足以复兴藏书之业而已。到后来。王、湛之学滑入末流，空谈心性，束书不读竟成为时尚，藏书建设终于滑入低谷。晚明之世，东林书院等思有以振起，提倡读书经世，但由于很快卷入政治斗争，讽汉朝政取代空谈心性成为主题，书院藏书最终失去了在明代形成盛势的机www.findart.com.cn

　　手拉手背单词 [downstairs /'daun'st/?z/ ad. 在楼下；a. 楼下的 ]清代书院藏书业事业的辉煌

　　及至清代，书院的藏书事业终于摆脱长期徘徊的局面，得到长足发展，形成浩然盛大之势。

　　首先，藏书建设受到普遍重视，大小书院多藏有图书。藏书和讲学、祭祀一起，曾号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也有人将图书和师长、膏火一起视作书院“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总之，凡建书院即谋藏书，这在当时已成共识。因此，各地书院创建了诸如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小琅環精舍、云章阁、稽古阁、书廨、藏书馆、牣斋馆、博文馆等名目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兹将各地藏书确有数目可考的书院胪列于下，从中我们即可看到当年藏书事业发达的概况。 www.findart.com.cn

　　顺德府巨鹿县（今属河北）广泽书院，知县赵映辰与邑绅徐成德等捐资购书三十六部，计一百四十二函，九百八十余帙。

　　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敬胜书院，同治年间，藏书六十五种，计六十七部，五百六十一函，凡四千七百七十三本。

　　乐亭县遵道书院，同治年间，知县王霖购置图书二十七种，凡二千九百七十九卷，一作三千余卷。

　　保定莲池书院万卷楼，所藏图书三聚三散，至光绪年间黄彭年主院，又筹集资金，广购书籍，其数凡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卷，而残缺者则不在其数。 www.findart.com.cn

　　遵化州玉田县（今属河北）经州书院，光绪八年（1882），邑绅丁维捐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佩文韵府》等四部书，凡数千卷。

　　遵化州（今河北遵化）燕山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知州绥彝捐置图书十五种，皆传统典籍。

　　平山县天柱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石昆山购置经史子集各书，共四十一种。

　　霸州（今河北霸县）益律书院，光绪年间，邑绅崔秦以院无经籍以供研讨，无书史以供考证，终不能成就人才，捐资购经史书籍二百六十册存院。 www.findart.com.cn

　　河间府宁津县（今属山东）临津书院，光绪年间藏书六十七种，内有《代数术》、《新译几何原本》等新学之书。

　　奉天府（今辽宁沈阳）萃升书院，藏经史子集四部书一百三十二种，凡一万零九百二十卷。

　　江宁府上元（今属江苏南京）钟山书院，藏书颇多，咸丰年间历经兵火之后，还存三十二种。

　　江宁府城（今江苏南京）惜阴书院借书局，同治年间，取湖北、浙江、苏州、江宁官书局所刊图书一百一十六种，每种书皆备四部，合计四百六十四部，存于院中书楼，以作“劝学官书”，供江苏一省士子无书者借读。 www.findart.com.cn

　　江苏睢宁县昭义书院，光绪十年（1884），由侯绍瀛购理学、经学、举业三类图书二十九种藏院中，以供师生阅读。

　　江苏句容县华阳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藏书三十二种，内有《各国时事统编》、《重学》、《几何》等“新学”之书。

　　江苏太仓安道（尊道）书院，同治初年，知州蒯德模捐购经史子集图书，凡十五种。同治十二年（1873），知州吴承潞将安道诸生移至尊道书院中肄业，书籍亦随之过户。 www.findart.com.cn

　　江苏江阴顾山镇锦带书院，光绪末年集捐资购置经史百家及时务西学书籍，凡一千五百卷，备士子就院阅览。

　　江苏如皋县安定书院，由黄兴祚捐赠图书三百六十四部，计七千一百九十九卷。其书与县学尊经阁共享。

　　江苏上海县（今上海市）龙门书院，同治年间藏书一百六十六种，皆传统典籍。光绪年间续置图书一百七十一种，内中一百一十余种为“新学”、“西学”之书。

　　江苏上海（今上海市）求志书院，光绪初年，藏书二百六十八种，其中经书十六种、史书二十六种、掌故书三十八种、舆地书十七种、算学书三十一种、词章书一百三十一种、丛书九种。光绪十年（1885），所有书籍移龙门书院收藏。 www.findart.com.cn

　　上海敬业书院，乾隆三十五年（1770），巡抚陈宏谋颁发书籍十八种。

　　江苏娄县（今属上海松江）云间书院，乾隆年间，知县谢庭薰捐购书籍五十余种，凡五千余卷。

　　江苏金山县（今属上海）柘湖书院，同治八年（1869），知县温世京捐置《十三经注疏》、《通鉴纲目》、《钦定七经》、《子史精华》等四种书。

　　浙江杭州诂经精舍，同治五年（1866），布政使购置四部书一千三百余册。 www.findart.com.cn

　　安徽安庆敬敷书院，光绪元年（1875），布政使孙依言捐图书四百七十四部，丛书五十四种。

　　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庐阴书院，藏书三十二种，凡四十六部，其中经书三十余种。

　　福建福州鳌峰书院，康熙年间，巡抚张伯行置古今经籍四百六十余种，凡数万卷。嘉庆年间，院藏图书八百六十三部，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九卷，其中经部二百七十部四千一百七十五卷，史部六十二部六千九百四十二卷，子部一百八十二部四千一百五十三卷，集部二百一十九部五千六百六十六卷。道光年间续增藏书一百零六种六千八百五十卷。 www.findart.com.cn

　　福州凤池书院，道光六年（1826），布政使吴荣光捐置书籍二千余卷。

　　福建仙游金石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巡抚陈宏谋颁发书籍五十二种，凡四十四部一百五十六本。

　　福建浦城南浦书院，光绪年间，知县吕渭英倡率士绅捐置书籍八十五种，内有《西洋兵书》、《西政丛书》、《富强丛书》等“新学”之书。

　　福建台湾府彰化（今属台湾鹿港）文开书院，藏书二万余部，共三十余万册。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康熙年间，藏书九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六本。历经水火兵灾，散失甚多，至同治九年（187），残存四十五种，凡五百二十七本。 www.findart.com.cn

　　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康熙、雍正年间，藏书一百五十余种。到乾隆年间仅存三十四种，凡二百二十二本。咸丰年间毁于兵火。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凤巘书院，同治年间，藏书四十五种，凡四十四部又五集。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培元书院，同治年间，藏书六十三种。

　　江西上犹永清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邑绅钟峨购置书籍数千卷。

　　江西袁州府（今宜春）昌黎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巡抚刘坤一颁发书籍十三种，三百一十七卷。 www.findart.com.cn

　　江西瑞州府（今高安）凤仪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巡抚刘坤一颁发书籍十三种，三百一十七卷。

　　江西瑞州府（今高安）宪阳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巡抚刘坤一颁发图书三十六种，凡三千四百七十四卷。

　　江西赣州府（今赣州市）阳明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巡抚刘坤一颁发图书八种，凡一千零六十九册。

　　江西广信府（今上饶）信江书院，同治年间藏书十七种，凡一千七百五十六本。 www.findart.com.cn

　　江西万载县龙河书院，道光六年（1826），知县武穆淳捐置《十三经注疏》一部凡四百一十六卷存院，傅诸生童诵复讲贯。

　　山东高密通德书院，同治年间，藏书五种，计七十二函。

　　山东寿张县（今属阳谷）寿张书院，光绪年间，藏经史图籍十五种，九百二十余本。

　　山东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河道总督姚立德购置图书二十五种，计二百二十函又二本二部。

　　山东济南跨源书院，道光年间，藏书一百零六种，计九百五十七本又四百八十五封二十九套二部。 www.findart.com.cn

　　河南开封大梁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藏书二千二百九十九部，计四万二千一百五十一卷，其中经部六百六十七部八千五百六十卷，史部一百五十部一万一千二百零四卷，子部一百六十一部一万四千一百零四卷，集部二百五十九部四千五百五十八卷，丛书（计子目）一千零六十二部三千七百四十五卷，皆为传统典籍。三十年（1904），续增藏书五百三十三部六千一百七十七卷又八十二册又一百一十六章，其中算学类书八十七部、时务类书一百四十部。河南开封彝山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院长史致昌捐书九十种，共一百零一函又四本，内有河南各府，州、县志八十四种。 www.findart.com.cn

　　河南扶沟大程书院，藏书十九种，计二十三部。

　　河南偃师县二程书院，乾隆四十八年（1783），藏书二十七种，共三十九部，内有《庄子》、《南华经》、《道德经》三种非儒家类书。

　　河南封丘正义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知县黄庭芝购置图书一千二百二十四本三千七百三十八卷，其中经书三百八十七本九百九十四卷，史书二百九十八本九百零五卷，诸子书四十一本三百一十八卷，专集九十三本一百一十七卷，掌故书九十九本六百七十八卷，实业书二本，算学书三十二本六十二卷，舆地书六十本二百五十卷，理学书三十五本四十八卷，教育书十九本，报刊五种，词章一百三十一本三百六十六卷，杂著十七本，地图五张。 www.findart.com.cn

　　河南南阳崇正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知县潘守廉置书三万五千余卷。

　　湖北大冶金湖书院，光绪八年（1882），购置湖北官书局所刊书十三种，计六百五十七本，皆经史要籍。

　　湖北麻城万松书院，光绪八年（1882），知县陆佑勤购置官书局新刊各书七十三种。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康熙年间，皇帝赐月讲经史请书，因改藏书之所尊经阁为御书楼。康乾之世，所藏御书有十八种，凡四十函。嘉庆二十五年（182），巡抚李尧栋购置官书三百八十七部，计三千二百七十一本，凡一万零五十四卷，装成三百三十函。 www.findart.com.cn

　　咸丰年间，尽毁于战火。同治年间，全省官绅及院中师生捐置图书二百二十余部，计五千七百二十余册，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熊希龄等购置“西学”之书存院，计一百二十种四百余本。

　　湖南长沙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巡抚左辅购置图书四百零三部，凡三千七百一十四本，一万零五百五十五卷，分装成三百六十九函。

　　湖南长沙校经书院，光绪年间，学政江标捐俸购置洋务、时务图书不下七千种。 www.findart.com.cn

　　湖南宁乡云山书院，同治年间，捐置图书数千卷，庋于藏书阁中。

　　湖南益阳箴言书院，咸丰、同治年间，胡林翼等购置图书一千三百三十七种，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一卷（有二百七十四种来计卷数），其中经书四百四十四种七千零四十八卷，史书二百三十二种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卷，子书一百九十五种六千零四十六卷，集部书一百九十八种六千七百三十卷，碑帖一百九十五种一百一十七卷。

　　湖南岳州府（今岳阳市）岳阳、慎修二书院，光绪年间合藏图书三百七十余种。 www.findart.com.cn

　　湖南永明濂溪书院，康熙二十二年（1683），藏书二十三部，凡数百卷。

　　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光绪年间，邑人侍郎陈士杰捐置图书一百五十六种，计二百一十三部，作为师生“读书稽古之原”。

　　广东广州粤秀书院，藏书三百八十六部，计一千五百七十四册，六千二百二十四卷。

　　广东广州广雅书院，藏书分自置、广雅书局发存、总督府拨存原康有为万木草堂之书三个部分，合计五万余册。自置书分经、史、子、集、杂著、丛书六类，二千六百七十二部，凡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五册。广雅发存书二千余册，万木草堂书五千余册。 www.findart.com.cn

　　广东广州越华书院，藏书二十七部。

　　广东惠州丰湖书院，光绪年间，藏书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七册，凡五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崇实书院，藏书九部，计六百七十册。

　　广东连山桂阳书院，藏书六部，计六十五册七百余卷。

　　广东肇庆端溪书院，藏书分经、史、子、集、典志、类书六类，五百六十三部，计九千四百八十二册。

　　广东四会绥江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置书三十种五百余册。 www.findart.com.cn

　　广东开平凤山书院，藏书四千余卷。

　　广东雷州（今海康）雷阳书院，藏书五千余卷。

　　广东琼州府（今海南海口）琼台书院，藏书二万余卷。

　　广东澄迈（今属海南）天池书院，藏书二百三十册。

　　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光绪年间，学政张之洞购置图书数千卷。

　　四川威远县青峰书院，藏经史书籍十三种，计二百九十六本，皆“奉颁”之物。同治年间，马佩玫创建镜塘书院，共用青峰典籍。 www.findart.com.cn

　　四川黔江墨香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知县张九章从成都尊经、锦江二书院及武昌官书局购置图书六十六种，计四千二百一十六卷，凡一千二百三十五本。

　　四川大竹县凤鸣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知县杨锡澎筹资派人从上海购置图书二百种，其中经书二十二种，史书五十五种，子书二十三种，集部书十八种，掌故书十六种，考据书六种，数理书二十三种，杂著书三十七种。

　　四川温江万春书院，乾隆十年（1745），贮存“钦定”经书数十套。 www.findart.com.cn

　　四川井研来凤书院，同治年间，总督吴棠檄发各书，光绪年间，历经院长吴克昌、陈萧、廖平筹置，藏书达到万余卷。

　　贵州贵阳贵山书院，从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

　　云南昆明五华书院，康熙年间，藏御赐书六千一百零九本，一万卷，巡抚甘国壁置书九种。雍正年间，总督鄂尔泰置书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乾隆年间，增置图书四十一种，七百余本。嘉庆至道光年间，又增置图书三十四种，计五百二十五本。

　　云南昆明育材书院，乾隆二十八年（1763），盐法道罗源浩置书十一种。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长杨桂森购书八种。道光六年（1826），总督阮元增置图书八种。 www.findart.com.cn

　　云南昆明经正书院，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购书数十万卷。

　　云南腾越厅（今腾冲县）来凤书院，光绪八年（1882），藏书四十部，计一千五百一十一本。

　　云南顺宁府（今凤庆县）凤山书院，光绪年间，藏书一百零六种，计三千一百三十一本。

　　云南建水崇正书院，雍正年间，藏书十三种。乾隆五十八年（1793），知府张玉树又购置图书十三种。

　　陕西泾阳正谊书院，光绪年间，藏书数千卷。 www.findart.com.cn

　　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光绪年间，藏书一万五千零一十二卷。

　　陕西兴安府（今安康）关南书院，嘉庆十二年（1807），知府叶世体捐购图书三十二种，八百八十一册，内有《蚕桑须知》、《树桑百益》、《小儿语》等为他院少见。

　　甘肃山丹仙堤书院，道光十二年（1832），知县黄璟贮存图书十六种，凡十八套一百本。

　　以上九十所书院，从地域上看，最东的为今台湾鹿港文开书院，最南的为今海南澄迈天池书院，最西的为今云南腾冲来凤书院，西北角上的为甘肃山丹仙堤书院，最北的为辽宁沈阳奉升书院，其分布范围极为辽阔，是前所未有的。藏书数量，最多的是台湾鹿港的文开书院，有图书二万余部，三十余万册，若以一般书院每册（本）三卷左右的概率计算，将接近一百万卷，其藏量之巨，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比前清时期藏书最多的元代成都草堂书院的二十七万卷之数要多三倍多。藏书最少的是江西万载龙河书院，只一部书，虽与多者比较相差甚巨，但也有四百余卷。除去最多的和最少的，一般书院的藏书量当在千卷左右。如此众多书院，拥有不算少的图书，这就构成了清代书院藏书事业的辉煌。时至今日，这些藏书或因天灾，或因人祸，大部分没有留存下来，但在各地大中型图书馆的书库中仍可觅见其踪影，笔者所见湖南图书馆藏乾隆元年（1736）刊本《陕甘通志》一套三十六册（书号294．2／1484），即为益阳箴言书院所藏，每册首页皆铃有“箴言书院藏书”长方形朱红印记，印文分三行，每行二字，为阳刻铁线篆。那刚柔相济的朱红篆文所衬出的热烈和红火，正是清代书院藏书事业发达的见证。[86] www.findart.com.cn

　　第二，制定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书院的藏书建设，元代的制度化水平是比较高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将所有的工作程序规范化、程式化的程度。清代则不然，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涉及资金筹措、图书征集、登记、编目、借阅、赔偿、保管等各个环节的专门的图书管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或悬于藏书楼壁间，或刻为碑记，或载藏书目录之前，或见于书院志章程门，总计有数十个，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节详述，兹将我们已掌握的简要介绍如下，于此即可见藏书建设制度化之一斑。 www.findart.com.cn

　　奉天府（今辽宁沈阳）萃升书院《藏书规条》，载清无名氏辑《萃升书院藏书目录》后，记图书保管，借阅细则及支持院中教学事项。

　　江宁（今江苏南京）惜阴书院《借书局章程》，载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上，制订于同治十年（1871），凡四条，涉及人员设置、图书保管、借阅规则等。规定除文武官员之外，江苏“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借书局实为全省读书人之公共图书馆。

　　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观书约》，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该院编《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前，凡十条，多为借阅细则，涉及设阅览室及开放时间等。 www.findart.com.cn

　　江苏句容县《华阳书院储书规条》，载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十二下，制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凡四条，三条为借阅规定，一条为保管措施。

　　厦门博闻书院条规，光绪元年（1875）驻厦门外国仕商制订。书院实为图书馆，内藏当时中外报刊及“译成华文泰西格致各学书籍”，供人阅览。条规对读者对象、所藏内容、开放时间、注意事项作出规定。后附“博闻书院执照”，实即读者证。

　　开封大梁书院《购书略例》，载清顾璜《大梁书院藏书总目》前，制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凡七条，内容为选购图书原则及注意事项，筹资扩充藏书等。内有不得购备“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的规定，说明其学术趋于保守，但不到十年即大量采购新学西书，时势使然，其规定不改而废。 www.findart.com.cn

　　开封大梁书院《编次目录略例》，出处及制订时间同上，凡九条，内容为编辑藏书目录的操作规则，于类目设置、图书归类、书名著录之间皆可见其目录学思想。

　　开封大梁书院《藏书阅书规则》，出处及制订时间同上，凡十二条，内容关于管理人员编制、阅书簿的设置、借阅细则、保管办法等。

　　长沙《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载嘉庆《湖南通志》卷末及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之终，制订于嘉庆末年，分购求宜广、收发宜清、交待宜严、藏贮宜谨、看守宜严五条，涉及到藏书建设的各个环节。 www.findart.com.cn

　　长沙《城南书院新置官书条款目录》，湖南巡抚左辅制订，刊于道光三年（1823），条款凡六条，涉及借阅、保管、交代清点、夹板套护、置于亮橱、造册稽查等。

　　岳州府（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慎修两书院新定藏书章程》，载清曹广棋《岳阳慎修两书院合志》，制订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l），共六条，涉及分类编目，借阅登记、保管细则，其设置书目簿、借书簿、借书时出具领条等规定，皆具特色。

　　长沙府浏阳县《洞溪书院领借藏书章程》，载清罗汝廉《浏东洞溪书院志》卷上，制订于光绪年间，共十条，对经管人员、书目册簿、领书条式、领书日期、保管措施、损书赔补、借阅手续等都有具体规定。 www.findart.com.cn

　　宁乡云山书院《藏书章程》，同治末年制订，载清周瑞松《宁乡云山书院志》卷一。

　　广州学海堂《藏书规条》，载清林伯桐《学海堂志·藏书》，制订于道光年间，共六条，内容涉及编目、钤印、借阅、赔偿等，其中设藏书册二本著录书目，设借书册九本登记借阅，八学长共同管理藏书等，颇具特色。

　　惠州丰湖书院《丰湖书藏四约》，制订并刊行于光绪年间，分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部分，计五十六条，是清代藏书规章中条目最多、规定最为详备的，很多内容已具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型。 www.findart.com.cn

　　肇庆端溪书院《收借书籍规条》，光绪年间制订，共六条，包括设员管理、借阅期限、限借册数、污损着赔等内容。

　　第三，编辑了大量的藏书目录。院藏书目在元代就已出现，而且元明两代都有院目传至今日，但其数也少，我们不能据以而称其盛。唯有到了清代，藏书目录才被大量编辑、刊印，广传于世，虽历经水火兵乱之劫，所能辑录到的还有六十六个之多，这还不包括载于《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而笔者未曾亲见的六个单行本院藏书目：王志伊编《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目录》、安徽于湖中江书院编《中江书院尊经阁藏书目》、江师韩编《莲花书院书目》四卷、格致书院编《格致书院藏书目录》六卷、马征□编《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八卷《续编》四卷、郑亦邹编《白麓藏书目》一卷。估计有清一代，院藏书目之数不下于一百，与元明比较，相差之远，自不待言。而其数之巨，实即表明了清代藏书事业的昌盛。各个院藏书目的内容当集中于下节介绍，此不赘言，唯有两点要在这里预先交代。其一，绝大部分院藏书目原载各地之府、州、县志，这些目录一来因为院藏书数较少，二来更主要的是因为编目的目的在于记数备查，防止遗失，因而著录都很简单，除了书名、卷数（或部、函、套、册、本数）这两项最基本的内容之外，其他诸如作者姓氏及朝代、书籍版本、刊刻年代等就很少顾及了。但有一点它是特别注意的，那就是捐资购书关心书院藏书事业的人，其姓名，甚至出身、官爵、籍贯等都会记载得明白详细，意在鼓励，以使书籍绵长有续。其二，少部分登载于书院志或单行本的院藏目录，编目者着眼于推究学术源流，为读者指示读书路径，因而从类目的区分到著录的内容都很用心，一般前有凡例以明编辑体例，书籍著录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院藏数目等几项基本内容，间有案语指示版本优劣、内容好坏等。这部分书目最能体现书院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贡献，也最能反映书院的学术追求与趋向，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www.findart.com.cn

　　第四，书院内部形成了相对独立运行的由监院或学长、董事主持，向山长或官府、董事会负责，委派专人操办的图书管理体制，它忠实地执行上述图书管理制度，推动清代书院的藏书走向辉煌。这个体系的组合与运作情况，亦将在下面作专门的介绍。

　　第五，开始近代化进程，成为联系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桥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再加以外国教会书院所带来的影响，同治以降，尤其是光绪年间，清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其近代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藏书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变而为传统典籍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如开封大梁书院光绪年间由拒收“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到收藏包括数学、地理、外国军政、商务、铁路、工程、化学、物理、煤矿、天文、植物、英语、法语、日语等书，这是内容的变化。形式上，书库中除以线装订等传统技法装订的书之外，还有以金属类订书针装订即所谓“洋装”的书籍。并有引进的“铅板”书与木刻、石印之书并存。上海龙门书院还藏有《女子理科矿物及化学》第二十五种“东文书籍”，这表明已开收藏外语言原版图书之例。所有这些院藏图书从内容到形式所发生的变化，都是中国书院藏书历史进入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www.findart.com.cn

　　第二个方面，所藏著作的作者发生了变化，除了中国士人及传统的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安南人之外，还出现了很多西方人。如开封《大染书院藏书续目·时务部》中就著录有美国人谢卫楼著《万国通鉴》、英国人麦丁富得力编《列国岁计政要》、布国（普鲁士）人希理哈撰《防海新论》、比国人伯里牙芒著《营垒图说》、德国人瑞乃尔译《德国武备操学》等数十种外国人所撰著的图书。西方作者及其所叙述的西方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使古老的书院藏书楼散发着浓烈的近代化气息。第三个方面，读者范围扩大。一般书院所藏图书，以本院师生为读者对象，而南京惜阴书院借书局向江苏“士子无书者”开放，类似今天的公共图书馆。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则更为开放，对读者对象未作任何限制，人人皆可阅看。第四个方面，书楼之中开设阅览之所。惠州丰湖书院《藏书约》中有“每楼一层，置长木桌四张，为检书晒书之用”的规定其下有双行小字注曰：“有椅可坐，便于看书”，此可视为非正规的阅览室。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楼上藏书，楼下藏报章，各设阅览室，读者填写借书联单即可入内阅看、摘抄。此由现代意义上的正规阅览室了。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清代书院的藏书带着古代的辉煌和自信，扩张其固有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已经迈着比较坚实的步伐，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并成为连接现代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桥梁。事实上，在这些图书馆中，今天我们还时常可以看到盖有书院鲟印鉴的图书，此则正是支持我们的论点与实证。推究清代书院藏书兴盛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书院师生及社会人士的捐助；三是书院出版事业的发达；四是书院文教事业的要求。 www.findart.com.cn

　　政府的支持首先来自中央最高当局，康熙、乾隆二帝文韬武略，皆对书院的藏书极为关注。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七月曾赐书给白鹿洞书院，二十五年十一月又钦赐经史诸书给白鹿、岳麓两书院，这在《清文献通考》、《九朝东华录》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是人所共知的。乾隆帝十六年（1751）三月初一发布上谕，赐给钟山、紫阳、敷文等书院经史之书，强调正学根柢的事迹已备记于前，不再赘引。皇帝赐书虽少，但意在鼓励提倡，具有很大的推动整个事业发展的社会效应。其次是中央政府的提倡。如乾隆元年（1736）三月十日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省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读讲贯。”乾隆九年又议复：“各省学官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87] 其三令五申所推荐的书名，还可经常在现存的书目中见到，行政命令对于藏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再次是地方政府官员对藏书的关顾。像康熙年间张伯行在福州鳌峰书院及庐山白鹿洞；雍正年间鄂尔泰在昆明五华书院；乾隆年间陈宏谋在江西白鹿洞、鹅湖、豫章三书院、上海申江书院、仙游金石书院，以及在陕西、两广各书院；嘉庆年间李尧栋在长沙岳麓书院；同治年间刘坤一在江西各府属书院的藏书之举，皆以政府大吏的身份主持，这种支持自不待言。来自官府各个层次的支持，是元明两代所不曾有的，它既是清代书院藏书发展的保障，又直接推动了该事业的发展。 www.findart.com.cn

　　书院师生及社会人士的捐赠，使得清代的书院藏书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政府官吏以个人身份和地方士绅、书院师生捐助藏书的情况，我们从前述清代各地书院的藏书统计中可以窥见大概，很多书院的藏书差不多都是捐置的。兹再举两例：一是湖南桂阳州人陈士杰，咸丰同治之际，与兄长游学省会长沙，“贫无赍粮，族人醵千钱，送之入岳麓书院”，受到院长丁善订的器重，从此踏入仕途，官至侍郎。到光绪年间，为改变家乡“僻远无书籍，人文未盛”之落后面貌，士杰捐钱二万贯创建龙潭书院于州城，又捐置图书200余种，以为师生读书稽古之源。[88] 这是一种对以往所受恩惠的回报，泽被州人，遗于后世。另一个例子是书院诸生相互激励购置藏书，前述刘文淇与薛传均在扬州梅花书院慕其师藏书之富而相约购书，有无互借，积书万余卷的事迹就很感人，由自惭闻见弇陋到藏书求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其力持久。 www.findart.com.cn

　　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强化，刊刻图书成为大规模的经常性的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设出版机构。所出之书不仅入藏本院藏书楼阁，惠及师生，而且为其他各书院的藏书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图书，促进了整个藏书事业的发展。[89]

　　清代书院所倡导的学术发展的需要，是藏书发达的内在原因。清初书院承明末东林之绪，归返程朱之学，其“道问学”的方式方法与明代的心学相比，要求有更多的藏书以供院中师生研习。乾嘉以后，学术由“程朱”转而为“汉学”，它是一种讲究根柢的学问，无论考据还是词章，对知识的积累要求都更高，因而藏书更受到重视，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利用了院中的藏书，有很多人成就了事业功名。比如德化人何登木秉著《石渠从览》，“始取材于豫章书院之官书，其后官宗学教习，益得尊藏赐书而遍读之，标新立异，起例发凡”，功在书院。[90]。至于诂经精舍、学海堂中师生利用院藏之书搜讨条对，终于养成一大学派之事，就更不待言了。总之，学术与藏书互为需要，互相促进，最终造就了各自的发达。 www.findart.com.cn

　　作者： 邓洪波

　　文献出处：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关键词： 历代书院 藏书事业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邓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