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孕妇能用的隔离霜牌子:谈卖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5:01:44
贪官李铁成谈卖官:一对一二人转三人不作案
（2004-01-04 10:44:29）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经审理查明，李铁成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２年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直至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期间，频繁利用干部提拔、重用、调动、推荐、返城任职和安排子女就业等机会，伙同其妻收受全县１６２名各方面、各层面领导干部的礼金和贿赂款计人民币１４３万多元。情节恶劣的是，向李铁成行贿的人，包括县直所有单位的领 导干部，几乎没有空白。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山区的靖宇县，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也仍未脱贫。然而，就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出了一个大贪官——原县委书记李铁成。
“批发”、“零售”干部
监狱中的李铁成是这样描述他的腐败历程：“我的蜕变是从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１９９３年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本来不想大操大办，因为儿子儿媳都在长春工作。当时我就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搞了个简单的婚礼仪式。尽管这样，在靖宇这个小县城里，消息却传得很快，还是有许多人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并都为我送了数额不等的礼金，从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开始时我也有不收钱的想法，收了也感到很不自然，但我住的平房特殊，我在屋里不收，他们就放在窗台上，也有通过我熟悉的第三者送来的，迫使我不得不收。就这样，我开始从‘不自然’到‘自然’”。
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李铁成“抓住机遇”把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通过一次次“批发”（大范围调整干部）和长时间地“零售”（个别提拔干部），来获取丰厚的“回报”。
下属官员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行贿，对于李铁成来说，已经不单纯是金钱的概念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观上认为大家给我送钱送物，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肆收受下级送来的钱物，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甚至心安理得了”。就这样，李铁成的全部家财，在短短的１０年间就由３万元猛增到２７０多万元，按１４０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金额计算，平均每月有１万多元的贿赂款进账。
在外人看来，李铁成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理论政策水平的领导。检察机关在他的办公室看到的是成套的马列著作、毛泽东、邓小平选集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汇编。李铁成自己承认，学习的目的不是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为了包装自己，更加娴熟地操纵权力。仅以１９９９年为例，李铁成就先后主持制定实施了《靖宇县县级领导干部践行宗旨联系群众“十个一”工程实施方案》、《关于深入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在乡镇开展评选“人民好公仆”和“人民好代表”的意见》、《县总工会关于开展“企业发展年”活动实施方案》等等，给人以他就是全县“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和最清政廉洁的领导干部的形象。
“三人在场不作案”
李铁成有一套自作聪明的逻辑，作案具有隐蔽性也使他心存侥幸。他认为，“这钱是送给县委书记的，不是送给我李铁成的，换成孙铁成，他们也照样送。”他认为只要自己还是“县委书记”，就是这个地方的“天”，就不会“出事”。他的预料果然应验，在他案发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始终没有人到有关部门告发他大肆受贿的罪行。即使有，也不是反映他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他受贿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比如１９９９年，靖宇县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后，才达到１９２０万元，城镇人口每月人均收入只有２３０元，城镇低保人员每月的生活保障金仅有９０元且还不能按时发放。然而就是这一年，李铁成却疯狂受贿高达近４４万元。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证明自己受贿行为的“合理性”。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天抽一两盒中华牌香烟，每盒价格都挺贵，照此下来，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抽烟的，一年得抽掉多少钱？他自认为生活上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小姐包二奶，只不过是把下属送的抽烟喝酒钱攒起来而已。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事后感谢的，也没有向谁索要过，事办不成的，他都把钱退了回去，不会翻什么船，因此坚信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再一个原因是，他总觉得自己作案手段高明巧妙，奉行“一对一”、“二人转”、“三人在场不作案”的信条，自己不说别人不讲，就能蒙混过组织的监督，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李铁成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收”的受贿原则：事没办成的不收，关系太密切的不收，几个人同时送的不收。“论钱行赏”尽管是露骨的权钱交易，但李铁成似乎是一个绝不“任意胡来”的人，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时候，他善用“暗渡陈仓”之计，使权钱交易的手段具有较深的隐蔽性。有时候，李铁成也象征性地给送礼者还礼，使行贿受贿行为披上了合理的“人情往来”的面纱，也使他的犯罪行为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李铁成小儿子２０００年结婚，举行婚礼那天，李铁成只在自家摆了４桌酒席招待亲家的人，如果不是放了一串庆贺的鞭炮，连邻居们都不知道，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铁成却在暗地里收受的贿赂，创造了利用３个子女结婚之机受贿的最高记录。
李铁成的官吏观
在查办李铁成受贿案件过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李铁成忘形地与办案人员侃起了他的为官之道。他说：“你我都是县处级干部，但是实际权力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质意义上，你在省直机关，只能称作‘吏’，我是靖宇县委书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官’与‘吏’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管人的，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后者是管事的，所以即使级别再高，也没有当家做主的‘官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铁腕人物”的位置上，所以人送他绰号：“黑老铁”。为了搞个人说了算，李铁成牢牢地控制着干部选拔任用大权，不准别人插手。他的权威达到了一言九鼎的程度并认为：我是县委“一把手”，县委管干部就是我管干部，只能由我说了算。向上级推荐干部，他想推荐谁就推荐谁，从不召开常委会讨论。为了躲避和拒绝监督，班子成员提出不同意见他不予理睬，对群众的反映置若罔闻。李铁成调整干部，表面上看是按正常程序办，但实际上是他大权独揽，往往他的“拍板”便是党委的决议，把个人的意图“正常”地变成了集体的决定，别人没有说“不”字的，也不敢说个“不”字。常委会基本上由他一个人布置，大家执行。
李铁成一直认为为他人谋取政治利益都是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理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人们的感情上、感觉上似乎都说得过去。其表现方式大体是以下七种情况：一是副职晋正职。李铁成对正职把得比较严，同等条件看感情。二是新提拔副局级干部。在县城就是副科级在晋升之前当然是一般干部靠不上李铁成的边一旦靠上了肯定得照顾。三是平级调整干部。同等级别位置有轻重，权力有大小。四是保官位不动。有人官居好位不想动有人干顺了不想动也有人想在某个位置靠到退休。五是推荐副处以上的干部。作为县委书记李铁成的推荐意见非常重要。六是表扬和奖励干部。对一般人来说表彰、奖励及李铁成对某人工作的肯定都是政治资本。七是在乡镇工作想回城的也存在同等条件下讲“关系”的问题。可以说，同等条件看“感情”也好，讲“关系”也好，其实质还是“论钱行赏”，给钱多的自然关照的力度也大。看似严密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在实际中却变成了“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样子”的状况。
“贤内助”为何“闲不住”
李铁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十足的腐败分子，与一直被李铁成称为“贤内助”的妻子徐向东不能说没有关系。身为党员干部的徐向东，把丈夫利用职权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丈夫长达１０年间、多达上千次的受贿事实，她绝大部分都能记忆犹新。李铁成每收一笔贿赂，都交给她保管记账，并经常嘱咐她“记住人家送的钱”，以便“论钱行赏”。有很多行贿人把贿金送给李铁成“不方便”，就直接送给她代为收下。由于行贿者络绎不绝，她记账和到银行存款的“业务”也紧紧张张。这样一来，她就由“贤内助”变成了“闲不住”。
作为一般干部，徐向东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但因她是靖宇县“第一夫人”是能左右李铁成很多事情的“徐大哥”，于是便成为一些与李铁成接触少、不太熟悉的人攀龙附凤、大肆行贿的目标。与徐向东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吴某，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想当个“一把手”的决心却从未动摇。因李铁成不认识他，他就把行贿目标瞄准了徐向东。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他每次一送就是５０００元，而崇尚“夫贵妻荣”观念的徐向东，面对这些不义之财，脑子也发了昏，便来者不拒，６年间连续替丈夫收受了吴某的１３万元贿金。尽管后来吴某得了股骨头坏死病，但被巨额贿金“感动”的李铁成，终于打出了“人尽其才”的招牌，让吴某当上了县残联理事长。
徐向东还经常参与丈夫的政事，对于一般干部的变动，她竟能做到直接找相关领导安排，有时对个别局长的进退，她也敢说话定音。例如１９９６年４月，某局局长从外地开会回来，风言风语说县里准备让他退二线，就与老伴怀揣５０００元钱来到李铁成家，徐向东接过钱后随口就说：“干得挺好的，年龄也没到，就接着干吧。”（瞭望周刊记者 成征）
闲谈卖官
——阿国
“卖官”这两个字，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深恶痛绝的，而时下，“卖官”的现象却处处发生。
然而，虽说是“卖官”，却不是公开地卖，
有当“官”条件的人都想当“官”，如果不需要买就能当上“官”自然是最好。如果一定要买，明码标价地能公开买到手，也行。大不了花点钱，价格多少自己可以量力而行，钱多买位子好点的，钱少买次一点的，反正公开竞价，买卖公平。
最令有条件当“官”但还没有当到“官”的人头痛的是，那些掌握了“官位”的人在卖“官”的时候，却是私下交易，暗箱操作。没有熟人带去的话，你有钱人家也不卖。有时即便是付了款，也要等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能发“货”， “官位”不能及时到手，搞得“顾客”不得不焦急地等。
这些“商家”们是有绝对的“霸王”地位的，也不需要发布“霸王”条款。他们对手中的“官位”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有不由你分说的解释权。只要是有人出价更高他就可以不把你想要的“位子”卖给你，或拿一个最次的“位子”打发你。他们知道，只要你有了这种“购物”需求，你就是他们无条件的“会员顾客”，你就不会轻易与他们叫板，况且他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对你予以制裁，你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
“商家”们都知道大环境是不允许“卖官”的，对自己的私下“卖官”行为要想方设法加以遮掩。比如像模像样地组织开展评选、推荐、考察、公示等程序后，经“研究”才能最终决定。于是便常常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官位”“销售”活动结束后，找不到任何“卖”的迹象。
“官位”的品种繁多，且无处不在。如：村长、乡长、镇长、所长、科长、局长、处长、站长、院长、校长、主任等等不同名称，且统一名称中又兼有正副，真是不计其数，琳琅满目。这些“官位”还都属于消费性“商品”，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要废弃一批，更新一批。“商家”们深谙销售之道，不会等上一批“官位”到期完全废弃以后才开始运作下一批，而必定是要赶在作废之前，先放出“即将有些官位”的小道消息，起广告促销效应，以抬高“物价”。因此，这些“卖官”者尝尽甜头，干劲十足，大肆进行。
“官”只能是“买”才能当得上，没有去“买”的人只能是靠边站。有些认为不需要“买”也能当官的人，自己没有当上“官”，则认为不公平，找“商家”要说法，自然是不识时务，不自量力，无功而返。
“官”的意义原本是指古代事君的官吏，确实值过很多钱。但现时是不应再有当“官”的叫法，而应该叫做“公仆”或者“负责人”。公仆就是做公众的服务者，应该比其他的人员付出更多，责任更大，不应该以金钱来衡量。但人们都已习惯，只要是有了职务的人就把他叫做当了“官”。因为很多有了职务的人的所作所为与公仆身份相差甚远。他们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可谓风光无限，衣食无忧，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俨然一个“官”，无论哪一个职务都具有不少的含金量。。
因此，即使是“官位”的货源充足，却常常显得供不应求。
虽然不准“买官”“卖官”！但没有“卖官”的，哪有“买官”的？
私下“卖官”，对“商家”来说，有太多的好处，钱进了腰包，又不需纳税，并且似乎无人知道。
可我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地球人都知道！
在“卖官”得以彻底消灭之前，我只得假设：如果能公开地“卖官”，好处肯定不少，只有公开才能公平、公正吗！同时也能增加财政收入，何乐而不为？
但愿，“卖官”现象能够早日消除！“官”不再是官，是公仆，是责任人。
谈谈卖官鬻爵（读史偶得）
(2008-05-28 23:01:32) 每到政府机关、人大换届，面临权力再分配期间，总要有人挤破头皮往前钻，买官卖官早已成了国人皆知的秘密。上级有关纪检、组织部门一再发文，严查严禁。但是合了当年武则天的话，什么时候都“有杀不退的官瘾”。倒下一批，又上了一批，前仆后继，颇为悲壮。
这种现象古人称为卖官鬻（yu）爵。
细考之，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蝗灾大疫，准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让大地主、巨商拿出钱、粮，赈济关中饥民。一举几得，度过难关。
东汉安帝、桓帝时，官阶已有了定价。汉灵帝时，灵帝和母亲董太后合伙做卖官生意。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人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卖官机构西邸的长官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张让、赵忠。也有花钱少的，我在有关葡萄酒博文中提到，扶风人孟陀以一斛（汉代一斛10斗，约27斤）葡萄酒，买了个凉州刺史官职。
汉代以后，卖官鬻爵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有的是钱太多了，买官为了风光、显摆。当然更多的人是为了捞回成本，扩大积累。所以民间就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古代卖官明码实价，透明度高。汉朝以后，还交入国库，纳入政府预算。多多少少还能用在老百姓身上一些。如今不同了，都是暗箱操作，双方都不敢声张，只好从这个腰包进入那个腰包。至于动辄几万、几十万从哪里来的，只有东窗事发后，再说清说不清了。
（2008.5.28.22:28）
（2004-01-04 10:44:29）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经审理查明，李铁成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２年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直至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期间，频繁利用干部提拔、重用、调动、推荐、返城任职和安排子女就业等机会，伙同其妻收受全县１６２名各方面、各层面领导干部的礼金和贿赂款计人民币１４３万多元。情节恶劣的是，向李铁成行贿的人，包括县直所有单位的领 导干部，几乎没有空白。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山区的靖宇县，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也仍未脱贫。然而，就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出了一个大贪官——原县委书记李铁成。
“批发”、“零售”干部
监狱中的李铁成是这样描述他的腐败历程：“我的蜕变是从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１９９３年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本来不想大操大办，因为儿子儿媳都在长春工作。当时我就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搞了个简单的婚礼仪式。尽管这样，在靖宇这个小县城里，消息却传得很快，还是有许多人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并都为我送了数额不等的礼金，从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开始时我也有不收钱的想法，收了也感到很不自然，但我住的平房特殊，我在屋里不收，他们就放在窗台上，也有通过我熟悉的第三者送来的，迫使我不得不收。就这样，我开始从‘不自然’到‘自然’”。
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李铁成“抓住机遇”把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通过一次次“批发”（大范围调整干部）和长时间地“零售”（个别提拔干部），来获取丰厚的“回报”。
下属官员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行贿，对于李铁成来说，已经不单纯是金钱的概念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观上认为大家给我送钱送物，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肆收受下级送来的钱物，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甚至心安理得了”。就这样，李铁成的全部家财，在短短的１０年间就由３万元猛增到２７０多万元，按１４０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金额计算，平均每月有１万多元的贿赂款进账。
在外人看来，李铁成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理论政策水平的领导。检察机关在他的办公室看到的是成套的马列著作、毛泽东、邓小平选集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汇编。李铁成自己承认，学习的目的不是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为了包装自己，更加娴熟地操纵权力。仅以１９９９年为例，李铁成就先后主持制定实施了《靖宇县县级领导干部践行宗旨联系群众“十个一”工程实施方案》、《关于深入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在乡镇开展评选“人民好公仆”和“人民好代表”的意见》、《县总工会关于开展“企业发展年”活动实施方案》等等，给人以他就是全县“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和最清政廉洁的领导干部的形象。
“三人在场不作案”
李铁成有一套自作聪明的逻辑，作案具有隐蔽性也使他心存侥幸。他认为，“这钱是送给县委书记的，不是送给我李铁成的，换成孙铁成，他们也照样送。”他认为只要自己还是“县委书记”，就是这个地方的“天”，就不会“出事”。他的预料果然应验，在他案发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始终没有人到有关部门告发他大肆受贿的罪行。即使有，也不是反映他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他受贿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比如１９９９年，靖宇县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后，才达到１９２０万元，城镇人口每月人均收入只有２３０元，城镇低保人员每月的生活保障金仅有９０元且还不能按时发放。然而就是这一年，李铁成却疯狂受贿高达近４４万元。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证明自己受贿行为的“合理性”。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天抽一两盒中华牌香烟，每盒价格都挺贵，照此下来，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抽烟的，一年得抽掉多少钱？他自认为生活上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小姐包二奶，只不过是把下属送的抽烟喝酒钱攒起来而已。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事后感谢的，也没有向谁索要过，事办不成的，他都把钱退了回去，不会翻什么船，因此坚信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
李铁成心存侥幸的再一个原因是，他总觉得自己作案手段高明巧妙，奉行“一对一”、“二人转”、“三人在场不作案”的信条，自己不说别人不讲，就能蒙混过组织的监督，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李铁成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收”的受贿原则：事没办成的不收，关系太密切的不收，几个人同时送的不收。“论钱行赏”尽管是露骨的权钱交易，但李铁成似乎是一个绝不“任意胡来”的人，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时候，他善用“暗渡陈仓”之计，使权钱交易的手段具有较深的隐蔽性。有时候，李铁成也象征性地给送礼者还礼，使行贿受贿行为披上了合理的“人情往来”的面纱，也使他的犯罪行为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李铁成小儿子２０００年结婚，举行婚礼那天，李铁成只在自家摆了４桌酒席招待亲家的人，如果不是放了一串庆贺的鞭炮，连邻居们都不知道，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铁成却在暗地里收受的贿赂，创造了利用３个子女结婚之机受贿的最高记录。
李铁成的官吏观
在查办李铁成受贿案件过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李铁成忘形地与办案人员侃起了他的为官之道。他说：“你我都是县处级干部，但是实际权力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质意义上，你在省直机关，只能称作‘吏’，我是靖宇县委书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官’与‘吏’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管人的，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后者是管事的，所以即使级别再高，也没有当家做主的‘官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铁腕人物”的位置上，所以人送他绰号：“黑老铁”。为了搞个人说了算，李铁成牢牢地控制着干部选拔任用大权，不准别人插手。他的权威达到了一言九鼎的程度并认为：我是县委“一把手”，县委管干部就是我管干部，只能由我说了算。向上级推荐干部，他想推荐谁就推荐谁，从不召开常委会讨论。为了躲避和拒绝监督，班子成员提出不同意见他不予理睬，对群众的反映置若罔闻。李铁成调整干部，表面上看是按正常程序办，但实际上是他大权独揽，往往他的“拍板”便是党委的决议，把个人的意图“正常”地变成了集体的决定，别人没有说“不”字的，也不敢说个“不”字。常委会基本上由他一个人布置，大家执行。
李铁成一直认为为他人谋取政治利益都是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理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人们的感情上、感觉上似乎都说得过去。其表现方式大体是以下七种情况：一是副职晋正职。李铁成对正职把得比较严，同等条件看感情。二是新提拔副局级干部。在县城就是副科级在晋升之前当然是一般干部靠不上李铁成的边一旦靠上了肯定得照顾。三是平级调整干部。同等级别位置有轻重，权力有大小。四是保官位不动。有人官居好位不想动有人干顺了不想动也有人想在某个位置靠到退休。五是推荐副处以上的干部。作为县委书记李铁成的推荐意见非常重要。六是表扬和奖励干部。对一般人来说表彰、奖励及李铁成对某人工作的肯定都是政治资本。七是在乡镇工作想回城的也存在同等条件下讲“关系”的问题。可以说，同等条件看“感情”也好，讲“关系”也好，其实质还是“论钱行赏”，给钱多的自然关照的力度也大。看似严密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在实际中却变成了“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样子”的状况。
“贤内助”为何“闲不住”
李铁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十足的腐败分子，与一直被李铁成称为“贤内助”的妻子徐向东不能说没有关系。身为党员干部的徐向东，把丈夫利用职权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丈夫长达１０年间、多达上千次的受贿事实，她绝大部分都能记忆犹新。李铁成每收一笔贿赂，都交给她保管记账，并经常嘱咐她“记住人家送的钱”，以便“论钱行赏”。有很多行贿人把贿金送给李铁成“不方便”，就直接送给她代为收下。由于行贿者络绎不绝，她记账和到银行存款的“业务”也紧紧张张。这样一来，她就由“贤内助”变成了“闲不住”。
作为一般干部，徐向东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但因她是靖宇县“第一夫人”是能左右李铁成很多事情的“徐大哥”，于是便成为一些与李铁成接触少、不太熟悉的人攀龙附凤、大肆行贿的目标。与徐向东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吴某，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想当个“一把手”的决心却从未动摇。因李铁成不认识他，他就把行贿目标瞄准了徐向东。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他每次一送就是５０００元，而崇尚“夫贵妻荣”观念的徐向东，面对这些不义之财，脑子也发了昏，便来者不拒，６年间连续替丈夫收受了吴某的１３万元贿金。尽管后来吴某得了股骨头坏死病，但被巨额贿金“感动”的李铁成，终于打出了“人尽其才”的招牌，让吴某当上了县残联理事长。
徐向东还经常参与丈夫的政事，对于一般干部的变动，她竟能做到直接找相关领导安排，有时对个别局长的进退，她也敢说话定音。例如１９９６年４月，某局局长从外地开会回来，风言风语说县里准备让他退二线，就与老伴怀揣５０００元钱来到李铁成家，徐向东接过钱后随口就说：“干得挺好的，年龄也没到，就接着干吧。”（瞭望周刊记者 成征）
闲谈卖官
——阿国
“卖官”这两个字，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深恶痛绝的，而时下，“卖官”的现象却处处发生。
然而，虽说是“卖官”，却不是公开地卖，
有当“官”条件的人都想当“官”，如果不需要买就能当上“官”自然是最好。如果一定要买，明码标价地能公开买到手，也行。大不了花点钱，价格多少自己可以量力而行，钱多买位子好点的，钱少买次一点的，反正公开竞价，买卖公平。
最令有条件当“官”但还没有当到“官”的人头痛的是，那些掌握了“官位”的人在卖“官”的时候，却是私下交易，暗箱操作。没有熟人带去的话，你有钱人家也不卖。有时即便是付了款，也要等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能发“货”， “官位”不能及时到手，搞得“顾客”不得不焦急地等。
这些“商家”们是有绝对的“霸王”地位的，也不需要发布“霸王”条款。他们对手中的“官位”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有不由你分说的解释权。只要是有人出价更高他就可以不把你想要的“位子”卖给你，或拿一个最次的“位子”打发你。他们知道，只要你有了这种“购物”需求，你就是他们无条件的“会员顾客”，你就不会轻易与他们叫板，况且他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对你予以制裁，你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
“商家”们都知道大环境是不允许“卖官”的，对自己的私下“卖官”行为要想方设法加以遮掩。比如像模像样地组织开展评选、推荐、考察、公示等程序后，经“研究”才能最终决定。于是便常常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官位”“销售”活动结束后，找不到任何“卖”的迹象。
“官位”的品种繁多，且无处不在。如：村长、乡长、镇长、所长、科长、局长、处长、站长、院长、校长、主任等等不同名称，且统一名称中又兼有正副，真是不计其数，琳琅满目。这些“官位”还都属于消费性“商品”，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要废弃一批，更新一批。“商家”们深谙销售之道，不会等上一批“官位”到期完全废弃以后才开始运作下一批，而必定是要赶在作废之前，先放出“即将有些官位”的小道消息，起广告促销效应，以抬高“物价”。因此，这些“卖官”者尝尽甜头，干劲十足，大肆进行。
“官”只能是“买”才能当得上，没有去“买”的人只能是靠边站。有些认为不需要“买”也能当官的人，自己没有当上“官”，则认为不公平，找“商家”要说法，自然是不识时务，不自量力，无功而返。
“官”的意义原本是指古代事君的官吏，确实值过很多钱。但现时是不应再有当“官”的叫法，而应该叫做“公仆”或者“负责人”。公仆就是做公众的服务者，应该比其他的人员付出更多，责任更大，不应该以金钱来衡量。但人们都已习惯，只要是有了职务的人就把他叫做当了“官”。因为很多有了职务的人的所作所为与公仆身份相差甚远。他们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可谓风光无限，衣食无忧，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俨然一个“官”，无论哪一个职务都具有不少的含金量。。
因此，即使是“官位”的货源充足，却常常显得供不应求。
虽然不准“买官”“卖官”！但没有“卖官”的，哪有“买官”的？
私下“卖官”，对“商家”来说，有太多的好处，钱进了腰包，又不需纳税，并且似乎无人知道。
可我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地球人都知道！
在“卖官”得以彻底消灭之前，我只得假设：如果能公开地“卖官”，好处肯定不少，只有公开才能公平、公正吗！同时也能增加财政收入，何乐而不为？
但愿，“卖官”现象能够早日消除！“官”不再是官，是公仆，是责任人。
谈谈卖官鬻爵（读史偶得）
(2008-05-28 23:01:32) 每到政府机关、人大换届，面临权力再分配期间，总要有人挤破头皮往前钻，买官卖官早已成了国人皆知的秘密。上级有关纪检、组织部门一再发文，严查严禁。但是合了当年武则天的话，什么时候都“有杀不退的官瘾”。倒下一批，又上了一批，前仆后继，颇为悲壮。
这种现象古人称为卖官鬻（yu）爵。
细考之，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蝗灾大疫，准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让大地主、巨商拿出钱、粮，赈济关中饥民。一举几得，度过难关。
东汉安帝、桓帝时，官阶已有了定价。汉灵帝时，灵帝和母亲董太后合伙做卖官生意。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人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卖官机构西邸的长官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张让、赵忠。也有花钱少的，我在有关葡萄酒博文中提到，扶风人孟陀以一斛（汉代一斛10斗，约27斤）葡萄酒，买了个凉州刺史官职。
汉代以后，卖官鬻爵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有的是钱太多了，买官为了风光、显摆。当然更多的人是为了捞回成本，扩大积累。所以民间就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古代卖官明码实价，透明度高。汉朝以后，还交入国库，纳入政府预算。多多少少还能用在老百姓身上一些。如今不同了，都是暗箱操作，双方都不敢声张，只好从这个腰包进入那个腰包。至于动辄几万、几十万从哪里来的，只有东窗事发后，再说清说不清了。
（2008.5.28.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