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糖能吃哪些水果:谈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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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升官“诀窍”
http://www.hnol.net 2004-07-07 08:38:06 三湘都市报
◇卓正昌
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在酒宴上谆谆教导下级: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的确算得上是一句经典之言,耐人回味。
已经做了官,还想升官,就想方设法搞出点政绩来作为资本,这很正常。但必须搞清楚,真正的政绩,肯定是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并非只有领导才能看见。你当官,为民造了福作了主,老百姓怎么会感受不到呢?就算上智下愚,也不至于愚到连好坏是非都分不清吧!
既然是政绩,为何又不需给百姓看呢?因为,百姓没有资格给有政绩者加官晋爵,只有给领导看,才有可能飞黄腾达,步步高升。那么,只给领导看而不给百姓看的“政绩”,或者说百姓看不到的“政绩”又是什么样的政绩呢?只要我们从王怀忠的累累“政绩”硕果中随便拣两个出来看看,便可明明白白地发现,他所谓的卓越“政绩”,不过是他处处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杰作而已。然而,正是有了这些“政绩”作支撑,王怀忠的官运就更加亨通———从当上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算起,两年内升任书记,3年成为副省长。这种一日千里的升迁速度,着实惊人。但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政绩”如此之大,能力如此之强,某些能够任人唯贤的上级领导哪有不青睐不提拔的道理?
看官千万不要被一叶障目。国人都懂得凡事得有个明暗才能构成对立协调的统一的道理。不难想象,能够赏识王怀忠之流的个别领导,除了看上他惊世骇俗的“政绩”外,恐怕更相中的是他敢作敢为出手阔绰的胆量。殊不知王怀忠还有另一个“王大胆”的美称么?据报道说,有位省领导的儿子结婚,别人送五万、十万,“王大胆”则是二十万。这阴阳明暗一配合,效果就出奇的好。你看当他升某地委副专员时,因民意测验未能通过,上级领导立马赶来发出指示:“看一个人要看全面嘛———”王怀忠能够总结出如此的升官诀窍,并按此办理不失手,还真得益于他的苦心研究。有人就夸他“比很多从事干部研究的人研究得还要深”。正是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窥出了一条最基本最明了而又最简单的原理———好坏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于是,他就暗暗地在心里面将周围那些关键的领导和实权人物排上了号,作为走动勤疏的重点对象;于是,他也就有了前面那句经典之言。
王怀忠到底还是彻底地输了,但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既然王怀忠之流能够研究出现代的升官诀窍并大行其道,难道我们就不能研究出一个从源头上扼制其生长蔓延的对策来?
大学生村官谈升官之道:需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2011年04月08日 07: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
《女大学生村官质疑声中回村修路》、《4名大学生村官入股开超市,村民质疑不务正业》、《大学生村官工作半年当选人大代表遭质疑》……网络上,不乏对大学生村官个案的质疑。而在现实中,有一大批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村官走上了村、镇领导岗位。
中组部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各地共选聘15.9万名大学生村官,加上此前部分省区市自行选聘的,目前共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一线工作。其中进入村“两委”班子的占24.1%,担任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人的占12.3%,5916人独立创业,13611人合作创业。
曾有网友在国内某知名网络社区发帖质疑“大学生当村官有多少在暗箱操作”,内容直指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父辈不是富甲一村,便是身兼一长”。而记者日前在江苏农村采访时发现,有这样一批大学生村官,他们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实力强劲的父辈,却凭借“踏实肯干、能吃苦”的作风把事业干得风风火火,走上了村支书、副镇长等领导岗位。
大学生村官之所以能“升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农村处事之道”。
为村民办些实事,哪怕是“通管道”
有时候,具体到某户村民家的某件事儿上,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能改变大学生村官在村民心目中的印象。
刚一走进社区服务中心的大门,宿迁市沭城镇叶庄村村民老李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物业的小伙子”。他放下手中正要办理的手续,直奔那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小伙子,“今天又是你值班啊?怎么样,忙不忙?”
就在一星期前的周六,这个小伙子还提着一支大号的马桶吸子和一套管道疏通工具到他家干过活儿。“又脏又臭的,小伙子人不错,不嫌弃。”老李忙不迭地向身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推荐这个小伙子,以期“领导”能给他的工作加些分,“服务态度特别好,我家那天全靠他。”
“任镇长,有个件要你看一下。”有人给小伙子递上一份文件,小伙子抱歉地冲老李笑笑。这回老李傻眼了,眼前这个身穿工作服、皮肤黝黑、操着外地口音的小伙子难道是“镇长”?
在这个拥有2.6万常住人口的苏北村庄,大多数村民都像老李一样,很少见到村支书,甚至有人根本连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名字都叫不全。但很有可能有一天,村民中有人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通管道、收垃圾之类的上门服务,就是由沭城镇副镇长、叶庄村村党支部副书记、美好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杰亲自提供。
任杰,贵州遵义人,2007年到叶庄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工作3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待着。这也是他给每一名后来的大学生村官的忠告,“不要以为你不在村里,村民们会不知道。你能给村民办多少事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在村里待多少时间。”
只是几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东台市梁垛镇梁南村的大学生村官王袁,从原本村民心目中“普通话很标准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办事的”村官。如今,他的头衔是东台市弶港镇副镇长。
与任杰一样,王袁也不是苏北本地人。在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他又是凭借什么走上领导岗位的呢?答案依旧是“为村民办些实事”。
这个从小在城市优越环境下长大的苏南小伙子,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到村民家里“蹭吃”、“蹭住”,村民关心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村民家里农忙缺人手他就去当小工帮个忙。
有户村民的儿子到南京打工,失去联系大半年了,是王袁通过手机号、QQ号等线索联系到南京当地派出所,最后在南京某居民小区找到了人;有个老汉的孙子得了白血病,缺钱医治,是王袁找到了北京某基金会,申请到3万元救助金,“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会说普通话的村官,而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村官。”
勿以“琐碎”而不为,老村支书看在眼里
经常有大学生村官向记者抱怨,村领导不重视自己,村民不信任自己,自己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在办公室里打字、写文件、做录入。
实际上,那些目前看来“混得不错”的大学生村官也都是从琐碎的小事儿开始做起的,很少有人一进村子就受到领导重视被委以重任。在类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抓住机遇向前走,而有些人却只能抱怨着原地踏步?
一次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可言的农家书屋图书书目录入工作,改变了兴化市临城镇十里村大学生村官王永明在村支书王永生心目中的印象。如今的王永明,已经是宣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了。
那天晚上7时许,王永生去村部拿些材料,见到了正在那里埋头抄写图书信息的“小村官”。这原本不是王永明的分内事儿,他只是见到办公室主任“抄得太慢”,帮个忙而已,没想到这一帮就把自己的一顿晚餐也搭了进去。
“还没回啊?”王永生站在全情投入的“小村官”身后打了声招呼,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取走材料,啥也没说,倒了杯水给“小村官”,转身就走了。他平时话不多,很少主动跟王永明讨论什么事儿,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什么也没多问,权当这是小王的分内事儿。
如果换做其他人,也许心里会受不了,自己辛辛苦苦帮别人做了那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领导还见不着好。有人可能会放下工作出门吃饭,也有人可能心中忿忿打道回府,还有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或许就此对大学生村官这份职业失去信心。
可王永明还是“傻傻地”在那儿抄书目,“反正就这点事儿,一下子做完就好了。”
半小时后,平时看上去有些严肃、对人有些冷淡的王永生打来电话,邀请王永明去自己家吃晚饭。那天以后,村里的一些“大项目”、“实事工程”陆续被交到了“小村官”手里。
“我们村的小王可是兴化大学生村官团总支的书记,45个村官里的小队长。”王永生很少当面表扬“小村官”,背地里却总是在人前夸赞他。
采访中,记者发现,给村支书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学生村官事迹,并非都是那些宏大的工程项目,而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他每天都在村里,早上7点开始就在社区里溜达督察保洁、保安,晚上六七点还经常看见他办公室灯亮着。”宿迁市叶庄村党支部书记黄怀林能一口气说出大学生村官任杰干过的很多“大事”,带动创业、致富、处理矛盾等,但最让他感动、让他产生信任感的却反倒是一些小事。
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党员,想找村部帮忙宣传他家祖传的治疗风湿秘方。诸如此类听着“不太靠谱的”事儿,任杰都愿意花上一两个小时跟村民慢慢聊,顺带做思想工作。“你知道吗,现在有的村民,尤其是老人家,有事儿都不来找我,直接找任镇长去了,他有耐心。”说这话时,黄怀林语气中透着几分“青出于蓝”的成就感。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要害怕“得罪人”
如果你以为当好大学生村官只要处处都做“老好人”,本着“吃亏是福”的理念一直“熬”下去就行的话,那你就错了。在农村复杂的环境下,要寻求村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有知识、懂经济的大学生村官必须站在“改革”的最前沿,拿出魄力,触碰基层那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大学生村官王永明曾做过一个令村部工作人员颇有微词的“改革”:他制定了一个上班按时按点签到制度,要求村部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准时上下班。
这在农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几十年了,工作人员上下班全凭自觉,农忙时,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多,村部却没人。”
其实,在一些村民的心目中,“村官小王”还是挺“厉害”的。有一次,镇上要收回一块土地,但很多村民都在那块地上种了油菜。这是一块原本就属于镇政府的土地,村民们未经任何形式的许可便自行耕种,“按规定,镇政府有权不给予任何赔偿直接收回。”
村民们不干了,有个老太太甚至躺在推土机前,“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王永明在镇政府和村民之间斡旋,争取到了一晚上的时间。这天夜里,他带着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谈心,做完工作他还“留了一手”,要求村民签下“不闹事”保证书:“一家一家谈的时候都挺好说话、挺明事理的,第二天几户人家凑一块儿就又会乱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村民们果然又挡在了推土机跟前,但在自己签下的保证书面前,就只能“不好意思地”回家了。
从今年开始,宿迁市叶庄村村卫生室除了要做农民医疗救助工作外,还要负责防止疫情。这是大学生村官任杰的主意。他给村民家里通过管道、在村里打扫过卫生,待人耐心亲切,但同时,他也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村委会、村卫生室“两张皮”,“我在镇上分管医疗,想从制度上做好设计,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任杰对自己的要求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说,目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触碰的话是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工作的不负责任,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去想解决办法。
高调做事的同时,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任杰向来“低调低调,再低调”。午餐时间,他经常给老同志夹菜、添饭,要在某项工作上尝试一些创新做法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找上、下级干部商量。“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年龄都比我大,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对工作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不会让对方觉得你当上领导就骄傲自大。”记者 王烨捷
买官靠山邪道:看官规则谈升官之道
字号:小 大 2011-06-08 14:31 作者:刘涛 来源: 人民网
核心提示:有人说,不会摇尾巴的狗在这个世界是无法生存的,除非你不当狗。这话过分点。应该说,在“主人”面前不会摇尾巴的“狗”,是无法生存的,但,这句话用在“潜规则”的“跑官”、“买官”中是很合适的。
近来看了某报纸刊登的新闻“大学团干之死”——合肥某工业大学34岁团委副书记陈刚因“升迁”绝望而跳楼自杀,此则新闻令笔者唏嘘、摇头叹息:看来“官本位”的意识以深入了官场“混”的人的心,并主宰了他们的思想世界。看来陈刚没有看过《官规则——千年官场中的升迁厚黑学》这本书,不知道官场生存的文化。《官规则——千年官场中的升迁厚黑学》(晨末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7版),讲述了“官场中的升迁厚黑学的46条规则”。笔者看完《官规则》后,觉得这“46条规则”入木三分,道出了千年官场中的升迁规则——“搞定上司”是官场的“第一潜规则”,也是当今官场“升迁”的“法宝”。在此说说笔者的所闻所思。
“买官”:话题敏感又忌讳
“升迁”,一般人称为“进步”或“提拔”。即是在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由平民升职为领导者以及由小官提拔为高一级的官。希望得到“升迁”是每一个在官场中“混”人的一种常规想法,说一个人(自己)如何高尚,一点都不在乎升迁,那是假话。中国人一般都习惯以升官论英雄,如果你干得很好,群众的口碑也不错,但是你没能被提拔,那社会(人们)的议论都会认为你不算成功(或失败)的。但“升迁”是官场中一个非常敏感而又忌讳“公开谈论”的话题。
“买”即用钱换东西,“买官”就是用钱换取官职。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盛行)名正言顺的“买官卖官”现象,秦始皇时期,已有“栗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规定;汉武帝时期,便设卖官制;清朝“捐”官更加盛行。“买官卖官”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几千年不衰。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交换规则”也流入不少地方的官场但已经成为“潜规则”了,诸多的人在实践这个“潜规则”且屡屡得手。有人说,“跑官”、“买官”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也有“营养”,也很“实惠”。
潜规则是一种规则,以隐蔽形式存在的行为规则。虽然“隐蔽”但如遵循了“它”,则容易办成事。“跑官、买官、卖官”等“潜规则”是非正义的,但现在诸多“混”官场的人都“自愿加入”这个行列。河南省西华县原书记栾蔚东,任职期间涉嫌受贿330多万。“在送礼者中,不仅包括全县19个乡镇的几乎所有一、二把手,而且包括县监察局、信访局、司法局、审计局等十多个局、委、办的主要领导”,“送礼者的理由基本上都是为了取得栾蔚东对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的关心和支持”(《广州文摘报》2007.1)。
靠山:没有关系,步步难行?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以为“只要能力强,就可以被提拔重用”,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孟宪利.《对机关的十大误解》;《杂文月刊》2008.7)。依笔者多年的所见所闻,一般的领导在“做工”时喜欢用能力强的人,但到了“提拔”是则不一定了。工作中能提拔重用的,除了“能力”的这一条件外,还有一个必备的决定性的条件——“关系”。这个“关系”,尽管你不是“皇亲国戚”,你没有靠山,但不怕——它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曾经在副厅级的职位上干了8年,为此他感到自己很不得志。他对人说,“自己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别人差,文凭还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却已是副省级干部了……工作干得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邵道生.《“趣”谈“三个一点点”》;《杂文月刊》2010.1)。马德觉悟后,给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送去80万元钱,如意当上了绥化市委书记(正厅级)。
现在一个人能否“进步”,有三个因素:你行,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行。其中“说你行的人行”是决定的因素。毋庸讳言,“时下某些官员能否升迁,学历、工作经历、职业素养等有时并非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没有人关照’”(雷辉.汤凯锋.《开年两月又5官员“非正常死亡”》)。现在如果一个人的“入仕升迁”,没有与“跑”、“钱”有关系,也不是“皇亲国戚”、“权力之人”、“关系之人”,完全是凭自己的真本事而上去的,那你真的遇到了“贵人”,真的遇上了“公平正义”,那你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了。看了“大学团干之死”一文,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的秋天,笔者回家乡走了一趟。得知以前的同事已升了“官”,笔者便电话向其道贺。笔者说,论德、能、勤、绩,你无悔当这个“官”,只是太迟了。同事一听叹息道:夏先生啊!当今已不重这“四个字”了,以前就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正规”的通病,结果仕途碰壁吃亏,幸好还会“觉悟”。同事叹道“不知为何,官场变成这样,看惯了也看透了,只是无可奈何,只能随波逐流,否则被淘汰”。多年的经历,笔者也感到,官场的升迁,只有输赢,没有对错,而输赢并不在于工作能力的强弱,而在于对官场潜规则的把握和运用。
现在“在干部任免的实际操作中,主要领导人的意图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干部考察部门往往以主要领导人的态度为转移,有倾向、有选择地搜集、反映情况,导致干部评价上的主观随意性很大。在'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群众意见的'征求’、组织部门的'考察’、领导班子的'集体讨论’、人大会议的'表决通过’,都成为表面化、形式化的'手续’和'过场’。正是由于在干部的使用上存在着'领导说了算、下面跟着办’的实际运作机制,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的行为获得了实施的蔓延的条件”(陈烽.《失衡的政治生态》;《改革内参》.2007.5)。
邪道:“买官”成必然成趋势?
现在一些真正品德好、作风正、工作踏实、有能力,得到老百姓认可并在实践得到证实的好人被提拔重用了(即正道)。但毋庸讳言,也有不少的人是通过关系,跑官买官卖官的邪道(“潜规则”)上去的。笔者认为,如果通向“升迁”的目标路径有“不公平”的机会的话,“有心”的人必然去走“邪道(潜规则)”,如果“邪道”成功率高,那“邪道”必然成趋势。
在“官本位”,“跑官”、“买官”的官场“酱缸”的浸泡下,官场之人不染者难,清者也难生存。看到那些能力不及你的人,通过“跑要”、“买卖”,而成了“官”成了你的领导,而你的经济也不差,你“服”吗?你看得“破”吗?看到那些德、能、勤、绩都不及你的人,但平步青云升职升级,你真能安之若素平静如水吗?既然放不下“做官”这个“荣誉感”,社会上也存在“买官卖官”这个“潜规则”,而且诸多的还成功,你自己又有经济能力,为何不去“赌一把”呢?现在“民间流传的'三十不跑无望,四十不买无救,五十只等退养回家’。因此,处在这个年龄边缘期的很多人为了使自己的官位获得再提升往往内动心机而'背水一战’”(王志光.《“腐败诱因”例说》;求是理论网.2010.4)——呜呼!
笔者问一同事:“在'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中,怨(怪)谁?”其答:“这问题像'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关系’难以讲明,也不敢讲明”。是啊大道理大家都明白,只不过“不说”“不能说”罢了,只是“悄悄地去做”罢了。“安徽省阜阳市这些年查处的几个腐败案件,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八九百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这些人既有行贿者,也有受贿者”。“不行贿就无法'进步’,靠行贿升了官,官照样算数,如此对比鲜明的用人导向,无异于在鼓励公仆往不干净的路上走”(文静.《“干净”的易与难》;《党政干部文摘》2008.5)有人说,不会摇尾巴的狗在这个世界是无法生存的,除非你不当狗。这话过分点。应该说,在“主人”面前不会摇尾巴的“狗”,是无法生存的,但,这句话用在“潜规则”的“跑官”、“买官”中是很合适的。
南通市委书记谈升官与否方论英雄? 2010-01-18 01:26:17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
55岁的罗一民,在中共南通市委书记的位子上已经干了七年,是当下江苏任期最长、资历最老的市委书记。七年间,南通由一个长三角的边缘城市,崛起为明星城市。中央党校专门以“南通现象”为关键词,成立了课题组。
如果“南通现象”是一幕正剧,那么罗一民就是这幕正剧的“男主角”。2006年那次副省长的选举,则给他凭添了斑斓驳杂的色彩,留下了坊间感叹不已的“罗一民现象”。
1 “你们说是形象广告,我也不反对”
“南通现象”不是一个单纯经济增长的故事,而是一个社会矛盾、生态矛盾相对平缓的故事。
记者:听说中央党校等智囊机构概括总结了“南通现象”,作为主政南通的“一把手”,你怎样理解“南通现象”?
罗一民:过去南通落后得很,在本世纪初,GDP增长速度等方面在江苏省十三个地市中居于末位。2002年,我们大喊“要奋起直追”,到了2005年,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外向型经济、GDP增长速度之类主要经济指标,一跃而上,坐上江苏省第一把交椅。随后三年,我们的GDP增长速度一直是第一。2009年,我们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GDP增长速度排名第一。我想,中央党校的研究者们说的“南通现象”,可能就是一个南通崛起的故事吧。遇到外面来访的客人问,我们解释说,南通现象,就是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持续跨越、全面赶超的现象。
记者:进入南通的高速公路和国道两旁,都可以看到一堆醒目的城市形象广告牌,像墙一样站在那,新华社一位高级记者说,那是他见过的“史上最牛的政府形象广告”。这个与“南通现象”有关系吗?
罗一民:你看到的那一堆广告牌,是我们获得的国家级荣誉称号,是“南通现象”的符号化展示。比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你们说是形象广告,我也不反对。一方面,我们要给南通人自信,过去,全国环境评比,我们倒数前三名,现在是正数前三名。另一方面,欢迎社会各界,包括你们新闻媒体,请大家监督,看看我们是不是吹牛。
记者:听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也来过你们南通,他是怎么评价南通现象的?
罗一民:他没想到南通会这么好。他说愿意来南通,因为南通有一增一减,他很欣赏。增,说的是土地在增长,减,人口在减少,而且男女性别比,多年保持在104∶100,是江苏最好的,全国也很罕见。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南通现象”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社会矛盾、生态矛盾相对平缓的故事。
2
“'罗一民现象’非我所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记者:坊间流传着所谓的“罗一民现象”,具体是说,你干得很好,老百姓的口碑也不错,但是,提拔得很慢。作为当事人,你怎么看这个民间议论?
罗一民:我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调侃的说法而已。我分析,一部分南通基层干部群众说“罗一民现象”,可能与南通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你们不知道,南通改革开放三十来年了,就没有出过一任省领导,他们觉得,过去南通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确实在全省比较靠后,没人升官,也就算了。最近这些年呢,南通可谓政通人和,大家觉得该有南通的干部当省领导了,就问我为什么升不上去。我想,他们是为南通的历史抱不平,而不是替我个人发牢骚。
另外,说“罗一民现象”的,可能是研究党内民主的一些同志,我不过是他们讨论问题的一个方便法门,他们爱怎么说,我也管不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总之,罗一民现象,非我所愿,说“罗一民现象”的人,也都是在借我的事,说他们的想法。我就懒得掺和。偶尔,我听到了,就打哈哈,一笑了之。
记者:2006年,原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而本来不是副省长候选人的你,由于与会代表的联合提名,意外地成了副省长候选人。有人说,这也是“罗一民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吗?
罗一民: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一个干部的升迁取决于多种因素。省人大代表联名推举副省长候选人,你不能说是什么错。因此,我不相信这件事影响了我的“进步”。
3
“我将南通看作自己的作品了”
老百姓真正喜欢的是做事有方,升官却不一定有术的人。
记者:网上有人发帖子,拿你和同僚比,说十年前,你当市长的时候,江苏其他地市的市长们,哪些人都高升了,对比之下,似乎你格外黯淡。你怎样看待你的沉浮?
罗一民:说自己如何高尚,一点儿都不在乎升迁,那是假话。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对升迁已经日渐看淡了。这几年,社会上有些议论,似乎我非常失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升迁,不过是我们这些仕途中人的一种常规想法,跟人生价值的实现,没什么必然关系。关心我的人可能觉得我老是待在南通,很倒霉,我自己却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我的前任市委书记们渴望的南通崛起,跨海大桥啊,大港、大学、大城市啊,那些他们想做没有做成的事,那些他们想做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些老百姓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我都做成了。因此,又有很多人说我是福将,南通人有福气。我深信,老百姓真正喜欢的是做事有方,升官却不一定有术的人。
那些以升官论英雄的人,未必理解我的感受,他们甚至会奇怪,我为什么没有破罐子破摔,为什么没有跑到组织那里讨说法,为什么没有走极端搞以权谋私。他们不明白,我将南通看作自己的作品了,我不能留下败笔,我在这里默默地苦干,既是成南通之美,也是成我之美。从价值实现来看,我也是为自己做事。正如前几年,一位不知名的老者给我写信说:今天你成就了南通,将来南通一定会成就你!
所以我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记者:听说,你刚当市长的时候,曾经向选举你的代表们承诺,你要让选举你的代表们日后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选对了人。今天,回头看当初的承诺,你认为你兑现了吗?
罗一民:2001年,我在人代会上当选南通市市长,脱掉了代市长的帽子。我担心大家不信任我,认为我这样的高干子弟,镀镀金,就走了。我放下原先的讲稿,跟代表们说: “大家已经完成了法律形式上的选举,但是,内心深处的选举还远未完成。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将来,我卸去市长职务的时候,在座的各位,能够庆幸地说:'当初,我们没有投错票,选错人。’”
记者:家庭背景和大学教师背景,对你从政有什么影响吗?
罗一民:我的父亲虽然是多年前的江苏省委领导,但他对我今天的升迁并没有什么意义。真要说影响,那就是从政风格,父亲那一代人,土八路,朴实,务实。
其实说到影响,倒是我的大学生涯,对我影响很大。1977年我进了南京大学,一直到1988年离开,我在南京大学浸泡了十一年。南京大学对我从政的影响,有两点是挥之不去的:
一个是,总想把领导工作当作学问来做,一味探究死理,一味追求实效,往往有悖于官场潜规则;
另一个是,总有点“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情结,老想用自身的卓越成就来报答党组织的信任,赢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记者:从政这么多年,概括而言,有什么样的心得?
罗一民:作为执政党在地方的代表,地方官一定要让老百姓真心说你好,从而为党赢民心,得民意,聚民力。而若要老百姓真心说你好,一要真心为民,二要有能力为民,三要听命于民。当然,这既要靠个人修炼,更要靠制度的促成。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