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洗发水治疗脱发:《太平经》中的“和合”意识探讨

推崇和倡导“和合”，是传统中国的重要历史文化表现。“和合”意识所体现的文化倾向、文化理念、文化意境、文化精神，对于形成和完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此，笔者在《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7期上发表拙文——《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今次，笔者从“和合”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汉代社会思想史的背景出发，深入研究东汉时期形成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和合”意识及其相关信息。

    一、“和合阴阳”的自然秩序与“和合同心”的社会理想

    《太平经》中的“和合”意识所表达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天地”与“阴阳”的自然“和合”，并且以此形成了规范万物的自然秩序。庚部卷一一七《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写道：“天地之生凡物也，两为一合。今是上天与是下地为合。”不仅“上天”与“下地”“两为一合”，“天”和“地”“亦自有阴阳，两两相合”。而生命的发生正出自这种“合”。庚部卷一一九《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说：“……夫生者皆反其本，阴阳相与合乃能生。”这里的“合”，“是指互相联结互相依存而言。”[1]

    这里的“阴阳”之“合”，又表述为“和合阴阳”。《太平经》乙部补卷二二《以乐却灾法》写道：“夫乐于道何为者也？乐乃可和合阴阳，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将这段文字与丙部卷四八《三合相通诀》所述“阴阳相得，交而为和”联系起来分析，有学者以为，“保持心情的愉悦”“具有积极意义”[2]。乙部卷二九《行道有优劣法》就认为：“和合夫妇之道，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庚部卷一一五《苦乐断刑罚决》又写道：“元气自然乐则合，共生天地，悦则阴阳和合，风雨调。”“凡物乐，则奇瑞应俱出，生万物之应，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也。三光乐而合，则四时顺行，春乐生，夏乐长，秋乐收，冬乐藏。”“阴阳和合”，可以看是导生“三光”、“四时”、“万物”之秩序的根由。

    宇宙之运行，表现为“天地”、“四时五行”等自然规律，皆基于“阴阳”的“和合”。正如《太平经》壬部卷一四二《五德神人兵马图决》所说：“太平气①，风雨时节，万物生多长。”“天地之行，尚须阴阳相得和合，然后太平，而致四时五行之吏也。”②癸部卷一五四《却不祥法》又写道：“顺用四时五行，外内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悬象而思守，行顺四时气，和合阴阳，罗网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③就是说，所谓的“和合阴阳”，表达了人们企盼自然世界的理想秩序和人文世界的理想秩序。

    《太平经》庚部卷一一五《苦乐断刑罚决》论说理想的人际关系，推崇“阴阳和合同心为一家”的境界：“人莫不悦乐喜，阴阳和合同心为一家，传相生。凡事乐者，无有恶也。凡阴阳乐，则生之始也，万物所受命而起也，皆与人相似。男女乐则同心共生，无不成也。不乐，则不肯相与欢合也，怒不乐而强欢合，后皆有凶。”“阴阳和合”的必要条件，即所谓的“阴阳乐”。

    《太平经》乙部卷一八《合阴阳顺道法》、丙部卷四八《三合相通诀》，也讲了阴阳“共生和”的道理：“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共生和，三事常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有阳而无和，不能传其类，亦绝灭。故有天而无地，凡物无于止；有地而无天，凡物无于生；有天地相连而无和，物无于相容自养也。”“故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扰扰之属，悉当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乃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也，乃天使相须而行，不可无一也。”在这里，“天地中和同心”的说法、“共生和相通”的说法，阴阳天地不可以“无和”的说法，逻辑关系似乎并不十分清晰，但对于“和”的尊崇，则是明确的。

    《太平经》癸部卷一五四至卷一七○专有《和合阴阳法》。其中写道：“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刚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后，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而“上天与是下地为合”，也被解说为“天地和合”。丙部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天地和合，三气俱悦，人君为之增寿益算，百姓尚当复为帝王求奇方殊求，闭藏隐之文莫不为其出，天下向应，皆言咄咄。善哉，未尝有也。”在《太平经》作者的理念中，“天地和合”是“王者”应当遵循的准则。癸部卷一五四《王者无忧法》也写道：“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之有？”④

    将“和合”精神推行至社会政治生活，还有《太平经》庚部卷一一二《七十二色死尸诫》关于“人君”必须“和合神灵”的说法：“天有四维，地有四维，故有日月相传推。星有度数，照察是非，人有贵贱，寿命有长短，各禀命六甲。生有早晚，禄相当直，善恶异处，不失铢分。俗人不知，反谓无真，和合神灵，乃得称人。得神灵腹心，乃可为人君。”乙部补卷一八《合阴阳顺道法》写道：“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详思此意，与道合同。”题曰“合阴阳顺道”，正文又说“一阴一阳，为其用也”，而论说的主题，是强调“王”“治”之成功，要点在于“与道合同”。天地有“四维”，“日月”有常规，社会政治也是同样。明其原理，循其规律，统治才能“长久”，事业才能“日兴”。这种原理、这种规律，就是“道”。执政者应当“与道合同”。

    《太平经》壬部卷一五○《两生成一决》认为，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各有、也共有“同欲和合”、“同志和合”：“夫大神不过天与地，大明不过日与月，尚皆两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发生万物。昼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岁。月始生于西，长而东，行至十五日名为阳，过十五日消，名为阴。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故君与臣合心并力，各出半力，区区思同，乃成太平之理。”有了“天地”的“并心同欲和合”，才可以“发生万物”。有了“男女”的“同志和合”，才可以“成一家”。在这里，自然观和社会观也是相互“和合”，“合为一”、“共成一”的。《太平经》的作者说，“天地之道”，“太平之理”，其实正在于此。透过“太平之理”的字面，我们知道《太平经》的理论核心、早期道教的基本教义，就是这种“和合”原则。

    《太平经》丙部卷三九《解师策书诀》写道：“阴阳主和，凡事言阴阳气，当复和合天下而兴之也。”其中，“阴阳主和”的命题值得特别关注。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点，方可以“和合天下而兴之”。丁部卷六三《分别九人决》写道：“圣人者象阴阳，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和合万物”，即是“顺阴阳而行”，正是因为“阴阳主和”的缘故。

    有学者综合考察诸多道家文献之后指出，与“儒家的‘中庸’、‘中和’”相比较，“道家的和合思想具有独到之处”[5-1]。“道家的和合思想追求自然状态和精神境界两个层面上的主客统一、天人合一，是既现世又超越的。”[5-2]这样的议论忽略了《太平经》的相关内容，似乎有所不妥。
    二、《老子》“中气以为和”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在《太平经》与《老子》这两部古代文化经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关联。
     
    《老子》“音声相和”(2章)论说的价值，可以作不同文化体系的比较：对于不同的音调相结合形成和谐的乐曲，西方的哲学家看重的是不同音调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认为“美的和谐”也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而中国哲学家强调的是和合与和谐，认为美的音乐出自不同的“声音相和”[6]。《太平经》内部卷五○《诸乐古文是非诀》已有说法：“故古者圣贤调乐，所以感物类，和阴阳，定四时五行。阴阳调则其声易听，阴阳不和，乘逆错乱，则音声难听。”庚部卷一一六《音声舞曲吉凶》也论述了音乐与“和”、“和合”的关系：“夫心同意合，皆为大乐也。苦心异意，皆为乘错，悉致苦气也。夫乐者何？必歌舞、众声相和也。”“音和者，其方和善。”“音不和者，其方凶恶。”

    《老子》书中关于“道”、“万物”、“阴阳”的关系，有这样的说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①这里指出了宇宙生成和运行的原理。“冲气以为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作“中气以为和”。所谓“中气以为和”，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老子》有关“和合”观念的思路。清儒黄生《义府》卷上“司中”条，即以“中”理解“冲”。其中写道：“《周礼》有‘司中’、‘司命’二神，始不解‘司中’之义。偶读《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乃知‘中’即指此‘冲气’而言。‘冲气以为和’，谓阴阳两相和合，不偏不杂，人得之以生，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意与《老子》合。”《中庸》的说法正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②。

    尽管《中庸》中的“和”、“中和”的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合理度，而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异质“和合”的思想有所不同[8]，但在“中”与“和”的关系方面，《老子》书与儒家学说的文化倾向是相当接近的。

    《老子》又说“天地相合”（32章）。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合’是和合的意思”。《老子》还以这样的形式说到“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3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56章）所谓“音声相和”、“和其光”，都是我们讨论“和合”文化需要注意的命题。《太平经》所谓“上下和合”、“上天与是下地为合”、“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正是《老子》“天地和合”思想的延续。

    《老子》还说：“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精之至”与“和之至”是对应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写作“和曰‘常’，知和曰‘明’”。《老子》还书：“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六亲不和”，是与“大道废”、“国家昏乱”相对应的非理想状况。《老子》书中又见“和大怨，必有余怨”（79章）。王弼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伤不复，故必有‘余怨’也。”可知，“和”应当是及时的、彻底的。

    有研究者认为，老子的和合思想可以从3个方面诠释：一是从守静不争出发的人之和；二是具有整一性与阴阳调和性的道之和；三是体道向天的自然之和[9]。这样的“诠释”，注意到《老子》“和合思想”的文化意义，值得肯定。分析《太平经》中的“和合”意识，可以从《老子》那里找到起初的文化渊源。

    三、“和合”：自然主义的文化原则

    《太平经》所提炼的“和合”意识，具有农耕社会自然主义观念的背景。

    有学者认为，《周易》阐说的“阴阳和合”思想，其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和合天地自然”[10]。王弼注《周易》所谓“和合相润，以成其文”（《周易注疏》卷四）。如果将其中的“文”作延伸性理解，扩展到今天的“文化”范畴，也许是适宜的。

    古来“和合”意识的发生，原本有自然主义的文化基础。关于“和合”的早期观念，往往表述为“阴阳和合”，体现出对宇宙运行、自然发展、世界构造的朴素认识。“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易传·说卦传》，说明“阴阳”的关系被看作是世界秩序的基本架构。理解“阴阳”的关系，是追寻宇宙真理的主要路径。《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有学者指出，作为《周易》生命哲学的基础，“阴阳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矛盾概念，阴阳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在一个系统中，二者各有自己的趋向和性态。“在大多数情况下，阴阳彼此是和谐共处的。”[11]“阴阳和合”，因此成为“阴阳彼此是和谐共处的”观念的一种表述。

    在这里，可以梳理历代学者研究《周易》有关“和合”问题所提出的、有较大文化影响的解说：“天地和合，万物萌动”（《周易集解》卷一七引荀爽曰）；“夫雨者阴阳和合之所致也”（《周易口义》卷七）；“阴阳二气相感相应而和合，是相与也”（〔宋〕程子《伊川易传》卷三）；“水由地中行，地能容而下之，故地得润泽，而水得安流。地上有水，和合亲比之象也”（〔宋〕沈该《易小传》卷一下）；“庄氏云：天地絪缊，和合二气，共生万物。然万物之体，有感于天气偏多者，有感于地气偏多者。故《周礼·大宗伯》有‘天产’‘地产’。《大司徒》云：动物、植物，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含灵之属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也。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无识之属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也。则各从其类者。言天地之间共相感应，各从其气类”（〔宋〕魏了翁《周易要义》）；“彼此之和合，如阴阳畅而成雨”（〔元〕胡震《周易衍义》卷九）；“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柔感则刚应，和合大同，不相拂戾，此造化所感之正也”（〔清〕傅以渐、曹本荣《易经通注》卷四）。在这些《易》学家眼中，“和合”是自然规律，是宇宙秩序。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有序的世界，正是以“和合”为特征的。《焦氏易林》卷一《师·解》说：“王德五材，和合四时，阴阳顺序，国无咎灾。”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国度，将“和合”看作是自然秩序至上的原则。如果背弃这一原则，将会受到“咎灾”的惩罚。清代学者李光地的《榕树语录》卷一四《三礼》写道：“夫五行播于四时，是天地阴阳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阴精阳气会于太虚而成象，生之谓也。”这里解说的“五行”、“四时”与“天地阴阳之和合”的关系，有助于理解《焦氏易林》提到的“五材”、“四时”与“阴阳”、“和合”的关系。

    “和合”提供了生命创造、生命发育和生命衍化的环境条件。这是古代哲人的智慧，也是古代社会的人们所共有的朴素自然主义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成为“‘和合’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追求”[12]。有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13]

    在汉代的民间观念中，与“阴阳和合”不同的气候环境，被称作“不和”①。忧虑“不和”、“未和”，与农耕生产需求日照、气温、降水等基本条件有关。于是，“和合”的愿望便很自然地成为一种影响较为普遍的思想定式和文化传统。《太平经》己部卷九六《六极六竟孝顺忠诀》：“万物者，随四时五行而衰兴，而生长自养，是其弟子也。不能尽力随其时气而生长实老，终为不顺之弟子。其年物伤人，反共罪过其时气不和，为时气得重过。”按照这样的观念，抱怨“时气不和”，也是不允许的。

    四、民间“和合”意识与道家“和合”理念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意识中，“和合”与“和谐”的意义是相近的。《急就篇》卷二：“乐欣谐。”颜师古注：“欣谐，喜于和合也。”儒学力求以“礼乐”维护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既讲究区别等级层次，又讲究模糊等级差异。“礼”和“乐”因此而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史记·乐书》阐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其中，“乐统同、礼别异”说明，“礼乐”之文化品质和社会作用，具有经典的意义。对于“乐统同”，张守节《正义》有这样的解释：“统，领也。同，和合之情者也。”又裴骃《集解》引录汉代学者郑玄的解说：“统同，同和合也。”其“和合”的意义，得以鲜明的显现。对于“礼”和“乐”的文化职能，张守节《正义》又有进一步说明：“礼出于地，尊卑有序，是见地之情也。乐出于天，远近和合，是见天之情也。”在这里，“远近和合”被理解为“天”的意向。

    清人黄生《字诂》解释“好”之字义：“《说文》‘好’字训云，‘爱而不释也’。女子之性柔而滞，有所好则爱而不释，故于文‘女’‘子’为‘好’。若如所，训则文中‘子’字为赘设矣。余谓‘好’从‘女’从‘子’，盖和合二姓，以成配偶，所谓‘好’也。《诗》：‘君子好逑’，‘妻子好合’，乃其本义。借为凡相睦之称。《孟子》‘言归于好’，《左传》‘修旧好’，言和好如婚姻也。‘好’为美德，故借为‘恶’之对。”“好”字来自于“和合”。有学者指出，“和合”一语常“特指男女之间的结合”。例如，《管子·入国》云：“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15]《焦氏易林》多处说到“和合”——卷一《履·益》：“衔命上车，和合两家。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卷二《噬嗑·家人》：“析薪炽酒，使媒求妇。和合齐宋，姜子悦喜”；卷三《家人·渐》：“执斧破薪，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亲御斯酒。召彼邻里，公姑悦喜。”可见，《焦氏易林》这部文献遗存能够比较真切地体现汉代的民间意识[16]。其中，“和合”多言“和合两家”、“和合二姓”。“和合齐宋”则是“和合”二国。前引“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可以联系起来理解。当时的社会民众将“和合”的意义理解为“言和好如婚姻”，值得注意。因为，婚姻从来都是最基本的社会组合形式。由婚姻产生家庭、家族、宗族，构成传统社会的最初基础。于是，“和合”便成为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民众凝聚力的原理，成为古代中国广泛的民间社会意识倾向。

    “和合”意识在道教文化显象特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于《太平经》之后有所演进的道家理论，强调“和合凝集”之说。《慧命经》引《宝积经》：“和合凝集，决定成就。”注文有全面的解说。宋人张伯端《金丹四百字序》有“和合四象”的说法。元人萧廷芝《金丹大成集》答问“和合四象”。《性命圭旨》的“和合四象图”和“和合四象说”中的“四象”，指水、火、金、木或“四象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

     唐代已经有神异僧人“万回”的传说（《太平广记》卷九二引《谈宾录》等）。据说，“万回貌若愚痴”而原本菩萨之身，以言事往往有验，为帝王敬重。宋代“万回”又有了“和合之神”的名号，“其像蓬头笑面”。“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钱塘遗事》卷一“万回哥哥”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风火院田元帅”条后附，亦有“万回圣僧”、“和事老人”、“都和合潘元帅”、“天和合梓元帅”、“地和合柳元帅”等说法。有学者以为，“诸元帅冠以和合之名，当亦取吉祥和睦之意”，而以“万回圣僧”领先。清雍正十一年（1733），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于是，有了“和合二圣”，又称“和合二仙”。自此，一神衍化为二神[17]，成为团圆之神、喜庆之神、吉祥之神[18]。“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共同心理所推崇的文化意境，最终走向神化是很自然的。而具有极大亲和力的“和合二圣”、“和合二仙”，其崇拜源自“万回圣僧”传说。由一而二之后，所借取的寒山、拾得形象，也成为唐代著名诗僧。这一情形，不会与佛教极力推崇“和合”精神，营造“和合”气氛的文化风格没有关系。其相关的“神”、“仙”、“圣”、“元帅”诸称号，同样显示出《太平经》与道教信仰的内在关系。

    长期以来，“和合”经历长久的文化凝练，成为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许多文化迹象表明，“和合”作为一种意识，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普及面和十分深入的社会渗透力。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人情化的世界，人情已经纳入了社会公认的和合的交往渠道和交往公式。人情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为目的”。社会风习的细微之处，往往透露出“和合”精神[19]。“和合”的风格，表现着中华文化的内质和外貌。有学者指出，“和合”可以“概括中华文化的主流特征”[20]，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传统。“中国的‘和合’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合’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概括。”[21]“和合”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表现出持久的文化惯性。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显然不应当忽略《太平经》这样的历史文献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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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俞理明注：“此疑脱：至。”[3-1]
      ② “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是祈祝气候正常。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释：“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时有节，则谷损民饥也。”[4]
③ 王明《太平经合校》题“以自防却不祥法”。俞理明注：“‘却不祥’上原有‘以自防’三字，是上篇篇末误入。”[3-2]
      ④ 俞理明列为“太平经钞癸部（补甲部卷九）”[3-3]。
      ① 高明先生指出，“楼古与范应元二本，‘冲’字作‘盅’，谓‘盅气以为和’。”[7]
② 与《老子》之说相对应，《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也明确讲述了“阴阳”“交通成和”由是演生万物的道理。
① 在汉代文书中又称作“不调”、“不时”、“不节”[14]。